同光大老 · 合肥相國紅紫黑
談翁同龢的門生以及甲午時事，有一個人不能不談，即清末民初為大江南北尊稱為「張四先生」而不名的張謇（季直）。翁同龢最得意的門生，共計三人——汪鳴鑾、文廷式、張謇，而對張謇的期愛尤深。
光緒十一年，翁同龢與潘祖蔭同主順天鄉試。北闈雖多南籍子弟的官卷，以及「皿」字號的外省監生卷，但解元照例必取直隸省籍，南省卷子再好亦只能取中第二，所以順天鄉試發榜有兩元，解元為「北元」，南省名次最高者為南元。這年的北元劉若曾，南元即張謇，皆為翁同龢所取中，極其得意。翁同龢光緒十二年九月四日記：
張謇號椒儼，江西知縣，欲捐到省而無資，走京師乞書，求江北漕差，因張季直而得。
此人因與張謇同名，翁同龢為之出八行得江北漕差，真所謂愛屋及烏，師弟情誼之篤，於此可見。
其時張謇已是名士，除翁同龢以外，潘祖蔭亦很想羅致他在門下，但光緒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四科皆落第。十五年潘祖蔭為四總裁之一，十八年翁同龢主會試，都曾於闈中摸索，而皆誤中他人。張孝若撰其父年譜，科舉一章記：
到了光緒十八年四十歲的會試，錯得越發曲折離奇了，當時場闈中的總裁房考，幾乎沒有一個不尋覓我父的卷子。翁公在江蘇卷子上堂的時候，沒有一刻不告訴同考的人，要細心校閱。先得到袁公爽秋所薦的施啟宇的卷子，袁公說：「像是有點像，但是不一定拿得穩。」等到看見內中有「聲氣潛通於宮掖」的句子，更游移起來。
後來四川人施某薦劉可毅的卷子，翁公起初也很懷疑，但是不能確定我父的卷子是哪一本，所以施某竭力說：「這確是張季直的卷子。」翁公也有點相信起來，而且看到策問第四篇中間，有「歷箕子之封」的句子，更證實了這是到過高麗的人的口氣，就立刻問袁公，袁公覺得文氣跳蕩，恐怕有點不對。
填榜的前頭，沈公子封要求看一看卷子，等看到內中的制藝，及詩秦字韻，就竭力說：「決定不是。」但到了這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一到拆封的時候，在紅號內，方才曉得是常州劉可毅的卷子，果然不是我父的。
於是翁公，孫公家鼐，沈公大家都四處找我父的卷子，方才曉得在第三房馮金鑒那裡。第一房是朱桂卿，第二房是袁爽秋。堂薦送江蘇卷子的時候，朱已因病撤任，袁公和馮金鑒住在隔房，常常叮囑他，遇到江蘇的卷子，要格外觀摩，不要大意。哪曉得馮吃鴉片的時候多，我父的卷子，早早因為詞意寬泛，被他斥落了。
翁公本來想中我父，等到曉得錯誤了，急得眼淚往下直滴，孫公和其他的總裁考官，也個個都陪了嘆息。其實劉可毅並沒有到過高麗。後來袁公沈公翁公弢甫，都將這內中的詳情，告訴我父，外間也都傳說遍了。
劉可毅字葆真，常州人。會試發榜前夕，琉璃廠賣「紅錄」，將劉可毅誤為「劉可殺」。劉本精子平之術，自推生造當死於非命，又自相額有惡紋，而復有此「可殺」的凶兆，所以他人皆以掄元為賀，而劉可毅怏怏不樂。結果，八年之後，果然凶死。郭則沄《庚子詩鑒》：
春宮小錄誤書名，
鏡裡頭顱暗自驚。
潞水無情應有悔，
年時吹縐甚干卿。
此詩即詠劉可毅，自注云：
劉葆真太史可毅……尋入翰林，念詞臣無犯刑辟理，惟科場法重。然不考差則賒貸益難，於是每試皆草草，不望得差，亦竟不得。庚子出都，乃於潞河途次被害，惡讖終驗。或云：「劉未第時，館其戚某公家，有庖人私婢，為所見，訐於主人，逐庖人去，庖人深銜之。適為兵匪首領，於途次相遇，遂劫以去，始終無耗。」果爾，則其遇害可無疑矣，足為少年好事者戒。
按：窮翰林必舉「京債」，償還之時，即放考官回京覆命之時。不預考差，則根本便無放考官之望，借貸更難，所以不得不虛應故事。劉可毅某年考差卷，「起講」云：「且自不得已而後有君臣。」張之萬大怒，欲專折劾其無君臣之禮，後經有力者緩頰，始得無事。此即為不望錄取而出的紕漏。
至光緒二十年，張謇已四十二歲。據張孝若記，其父功名之心已極淡，放榜時「也沒有去聽錄」，不意得中第六十名貢士，複試第十。四月二十二日殿試，居然大魁天下。張季直日記中自敘：
二十二日 殿試：第一策河渠，次經籍，次選舉，次鹽鐵。酉正納卷，歸已戌正。……策全引朱子。
二十四日 五更，乾清門外聽宣，以一甲一名引見。先是錢丈令新甫見告，繼又見嘉定（徐郙）於乾清門丹墀上探望，旋鐵珊告以嘉定云云：而南皮（張之萬），長白（志銳），常熟（翁公），高陽（李公），錢塘（汪鳴鑾）八人，立墀上傳宣矣。棲門海鳥，本無鐘鼓之心。伏櫪轅駒，乃倦風塵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類無端矣。
二十五日 卯正，皇上御太和殿傳臚，百官雍雍，禮樂畢備，授翰林院修撰。復考國家受官之禮，無逾於一甲三人者，小臣德薄能淺，據非所任，其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乎？內省悚然，不敢不勉也！翟王二公，為治歸第事。
張謇之得狀元，出於翁同龢的特意安排，事情顯然，但一半亦是張謇的運氣不錯。茲先引錄翁同龢日記：
二十日 晴。丑正即赴朝房聽宣，張相國遣蘇拉來請，知派讀卷，遂入至南書房。群公次第集，擬題八道有引折，圈出四道擬策問。是日上頤和園請安，卯正出，午正回，即於此時繕策，聞上還宮遞上。發下恭捧至內閣堂，閹戶寫題紙，汪、志、唐三君動筆。酉正二刻封前後門，子正三刻刻畢，丑初二印起，寅正印畢，十張一包，十包一總封，竟夜兀坐，未合眼。張之萬、麟書、翁同龢、李鴻藻、薛允升、志銳、汪鳴鑾、唐景崇。南皮八十有五矣，耳目步履如常人，今日南齋尚為余畫扇並小幅。
二十二日 晴熱，午後風。寅正三刻入殿，監試、收掌皆在，諸公亦來，分卷陸續送來，自卯抵酉正始散。閱本分卷畢又轉四桌，力不支矣。得一卷文氣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
二十三日 晨訪高陽，卯初二刻入殿。轉三桌畢，將本桌圈尖點次序先理一過，遂定前十卷。蘭翁、柳門、伯愚皆以余處一卷為最，惟南皮不謂然。已而仍定余處第一，麟二，張三，志四，李五，薛六，唐七，汪八，麟九，唐十，令供事寫黃簽。供事退，余等手粘包好交南皮，退飯。諸公午睡，未初再集，按標識排定，請侍讀令供事來粘簽，余與唐君逐本繕看，將批字撤淨，申正畢。前十本黃紙封好，加夾板油紙，即由南皮交侍讀攜去，今夜遞。余捲入箱，交收掌，各散。
二十四日 晴。寅正，八人集景運門外朝房，起下同到南書房，卯正上御乾清宮西暖閣，臣等捧捲入，上諦觀第一名，問誰所取，張公以臣對。麟公以次拆封，一一奏名訖，又奏數語，臣以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退至南齋寫名單，一面遞上，一面持名單出乾清門，宣呼良久始齊，遂帶引見訖。復至南齋，以朱筆標十本，柳門書之。持卷出，至傳心殿飯，蘭翁作東，飲畢同至內閣標二三甲，觀者如牆，汗流幾暈倒，三刻許畢，遂歸。
八讀卷官中，志銳、汪鳴鑾，自然唯翁之命是聽；麟書與翁交好，薛允升與翁同年，都好商量；唐景崇（唐景崧之弟）後輩，不必理他；只有張之萬、李鴻藻二人，需要疏通。所以，翁同龢二十三日一早訪李鴻藻，可以斷定即是為了張謇為狀元。前一日「得一卷文氣甚古，字亦雅，非常手也」，即指張謇而言。
只看二十三日記「蘭翁（李鴻藻）、柳門（汪鳴鑾）、伯愚（志銳），皆以余處一卷為最」，可窺端倪。雖「南皮（張之萬）不謂然」，但亦無法。張之萬所看中的一本卷子，定為第三，即探花，揭曉乃知為湖南長沙的鄭沅，後在南書房行走，則知名下不虛。若非翁同龢有意成全張謇，則此科的狀元應該就是鄭沅。
張謇中了狀元，恰好中日關係因朝鮮問題而惡化，張謇在這方面的經歷與知識，自然為翁同龢所極端看重，因而成了主戰派的大將，九月間合翰林五十七人，疏請恭王秉政；合翰林三十五人，共劾李鴻章；又以講官資格獨疏嚴劾李鴻章，戰不備，敗和局。正在搞得有聲有色時，接得噩耗，老父病歿，九月十九南歸奔喪，至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方始服闋入都。翁同龢正在「定國是」，張謇亦頗參預，但為時不過一月，翁同龢即被逐還籍。試看張謇自訂年譜：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十六歲。
閏三月：入都銷假，補散館試。
常樂鄉民誤會社倉意，毀倉董許聘三之家。
副都統景祺行間架稅，同時又行中允黃思永奏請之昭信票。
二十六日，見翁尚書，言間架稅之弊甚於昭信票。
二十八日，見申戒昭信票之諭旨。
閏四月：復見尚書言之，尚書立命駕往戶部，曰：「改過不吝，不可以需賊事。」因請電傳九督撫。
請翁尚書停江北米糧捐，為草留已收之昭信票款於各省辦農工商務矣。上翁尚書理財標本急策。
恭親王奕訢卒，度朝局將變。
十八日，保和殿試散館，十事對九，賦「霈澤施蓬蒿」試帖。試時謄至第四韻，四川胡竣越余坐前過觸幾，激墨點污卷如豆，既刮重寫，乃脫一字，臨行知之，復刮三十字重寫，疵類殊甚，列二等三十七名。始用初花眼鏡。
聞近常樂鎮之龔某扇眾毀常樂社倉。
二十二日，見翁尚書所擬變法諭旨。為翁尚書擬大學堂辦法。
二十七日，見翁尚書開缺回籍之旨。見文武一品官及滿漢侍郎補授者，均具折謝太后之旨。
二十八日，徐致靖昨保舉之康有為張元濟召見。
二十九日，乾清宮引見，德宗神采凋索。
詣翁尚書，已治裝謝客，因請見，引朱子答廖子晦語，勸速行。
識宗室伯茀編修壽富，與為友，竹坡侍郎寶廷子也。
再看翁同龢此時日記：
四月初一 張季直殿元服闋來散館晤談，言江北紗布局及鹽灘荒地兩事，皆伊所創也。
四月十八日 看張季直各種說帖，大旨辦江北花布事，欲辨認捐及減稅二端，又欲立農務會，又海門因積穀滋事，欲重懲阻撓者。此君的是霸才。
四月二十二日 晚約張季直小飲，直談至暮，畢竟奇材。
四月二十五日 申初二張季直來，談至暮，蓋無所不談矣。
五月初八 黃仲弢、張季直來，留面長談。
師弟相得，情見乎詞。按：自甲午恭王復起，翁同龢再度入樞，至戊戌四月被逐，這三年半，實際上是翁同龢主政，而恰為張謇回籍守制之時。張去一月而翁入樞，張來一月而翁出樞，師弟進退，如此參商，殆為天意。
翁在生平最重要的這三年半之中，重用了張蔭桓，以後終於受張之累而獲嚴譴。我在想，以張謇的才具，無論外交、財政的見處辦法及手腕，都不會在張蔭桓之下，且品格較勝，資望及對翁的忠誠，更遠過於張蔭桓。如果張謇不是丁憂，則此三年半之中，翁的主要助手必為此張，而非彼張。
其間，關係尤為重大者，翁得張蔭桓之助，並不能制服李鴻章，但翁如得張謇之助，則李鴻章受俄之賄賣國，在對德交涉中多方搗亂，為俄國之介入膠澳事件找藉口、作前驅的陰謀，就很難實現。那一來，歷史可能要改寫，翁同龢亦就不至於「淒涼到蓋棺」，而張謇必將另有一番成就。
於此，我又另有感慨。中國的名教倫理中，最不合理的，就是東漢傳下來的愚孝。三年之喪，必須解職守制，不知道為國家帶來了多少損害！此一根深蒂固的觀念，成為考驗士大夫人品的一個重要指標，清朝以帝皇的權力，不能改變臣下的此一決心。是故李光地的奪情，備受士林譏責，明朝張居正亦因此不為朝士所諒。究其實際，過分看重個人的名聲，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實亦未足以言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