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 · 有土斯有財
以上所陳之事，雖皆針對新疆而言，實為閻敬銘整理財政的原則，對於鞏固中央政權，貫徹政令的關係極大。咸同以後督撫權重的主要原因是，平洪楊、平捻軍，不但要靠督撫打仗，而且要靠地方自行籌餉，有土斯有財，所以抱的是地盤主義。左、李不和，是為了地盤，左宗棠對郭嵩燾恩將仇報，亦是為了地盤。
不過，餉雖自籌，仍是公款，在用兵之時，需款孔亟，不管哪裡的錢，拿來用了再說，朝廷極少查問。及至軍務告終，總要報一筆賬，曾國藩當時最擔心的，就是這件事。同治元、二年，李鴻章克蘇州，左宗棠克杭州，曾國荃進圍金陵，大功告成，遲早間事。兵部、戶部的書辦，曾集資兩萬兩銀子，雇書手、購紙筆，預備包辦平定洪楊軍事的報銷，預備搞它幾百萬銀子的好處。
這個報銷要一辦起來，不但揮霍冒餉有名的將領不得了，即令比較清廉的帶兵大員，如丁寶楨等，也會頭痛。用兵十餘年，牽涉七八省的一筆爛賬，不是三兩年可以查得清楚的，到時候羽書絡繹，往來奏駁，無非斤斤計較。就算查清楚了，將領有冒濫情事，是要他賠，還是治罪？說起來都是功臣，辦一個便足以影響全盤士氣，到得軍心渙散，悔之晚矣。這種於朝廷並無好處，徒然為胥吏製造敲詐勒索的事，絕不能做，所以保守派的領袖倭仁上一奏摺，主張免辦報銷。恭王表示同意，兩宮亦無話說。當時曾國藩曾向人說：都中氣象甚惡，唯免辦報銷一事，看來氣數未盡，差可安慰（大意如此）。
這幾句話中隱含著一個非常嚴重，幸而未發的禍機。如果真要辦報銷，而湘、淮軍將領無法交賬，極可能發生全面的兵變，傾覆了剛由漢人扶住的滿洲皇朝。
不過，這件德政留下了一個後遺症，即督撫自行籌款，不但事前易於邀准，事後稽核，亦每流於寬大。因為如此，督撫不管用兵，或者舉辦其他事業，只要有辦法，儘管去籌，事後的報銷，不必過慮。存此想法者，尤以左宗棠為然。
左宗棠西征，納胡雪岩之策，借用洋債，得成大功，但付出的代價亦不小。借洋債不比向百姓征斂，有借有還，連日子都錯不得，還款來源是各省協餉及洋關（海關）收入，也是國家的支出。在左宗棠用兵時，不能不讓他借，因為要打仗就得「足兵」，要打勝仗更得「足食」，為了這個理由，朝廷無法駁他。閻敬銘看出問題的癥結，兵多兵少，對防務的影響並不大。以新疆地區的遼闊，說要多養幾萬兵，可以舉得出幾十個理由。所以首從「定額餉」著手，每年給你四百萬，不准借債，亦不得額外請定款。首先要設下此一限制，才能著手整頓。
以下兩事，才是整頓的具體辦法。「定兵額」的主旨在精簡機構，裁汰冗濫，取消包括於「行程」中的作戰加給。所謂「力分於將多，財匱於兵眾」，真是洞悉時弊、鞭辟入裡的名言。而平時支領作戰加給的行糧，戰時又何以激勵士氣？所謂「若有事之時，加餉則款越難籌，不加則何以示勸」，亦確是出於經驗的老謀深算。
「一事權」為剔除中飽最有效的手段。關於這一層，劉錦棠以統籌全局，務使勇有確數、餉有的款為言。閻敬銘後來另有一疏，所論更為透徹：
臣部前奏，請留兵勇四萬，計應裁去一萬餘人。論者必以散勇無業為慮。豈知正供有限，斷不能舉天下無業之輩，成仰給於度支。況勇營半系空名，多非實數；總在該大臣確查勇數，核實歸併，自無棄人，即勇無浮冒，遣散亦不為無法。夫汰弱留強，合全疆滿蒙漢兵勇以四萬人為額，不准將弁空名冒領，則有確數矣；舊餉悉停，新定額餉以三百數十萬兩為斷，俾各省關專顧新餉，則有的款矣。
疏中對將領營官「吃空」的情形，不好意思多說。當時貪冒的手法分兩種，除吃空以外，另有打折扣的辦法。一年十二個月，能發到「九關」已是很體恤的長官了。所謂「九關」者，發餉謂之「關餉」，九個月，亦即打了個七五折。
話再說回來，閻敬銘當時之所以能入樞，除了借重他的度支長才以外，更有一因是他那種裁抑驕兵悍將的態度與手法，令人激賞。翁同龢很佩服閻敬銘，也從他那裡學了些東西。可惜本性不是掌度支的人，才具又不足，以後限制李鴻章擴張北洋勢力，即用閻敬銘對付劉錦棠「空餉額」的辦法，奏準不準再添一槍一炮，後來為同情北洋者，資以為甲午戰敗的口實。又，翁同龢深恨張之洞揮霍，一味用閻敬銘的「駁」字訣。張之洞的花樣最多，奏請舉辦一事業，往往開頭准了，到中途，看他花得太多，於是不論請部款，或是借外債，一律不准。為德不卒，就會變成「半吊子」，張之洞自道翁同龢傾陷其置於死地，由此過激之語，可以想見他有所興作，而經費不繼，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的痛苦。
我們現在談節約、談整飭風氣，閻敬銘的軼事，很可以提出來談談。翁同龢日記，光緒十一年正月初二：
今年新例：戶部出貲，京兆送信，約定九卿翰詹同集安徽會館團拜，彼此不再投刺，以省繁文，主之者閻公也。
又十二年九月十六：
祝閻相七十賜壽，客皆不見，余亦未送禮，從其儉素之志也。
閻敬銘的「儉素」是有名的，因此，他最欣賞的「二李」，亦以儉聞名。二李者，李嘉樂，河南光州人，同治二年癸亥進士，官至江西藩司；李用清，字澄齋，號菊圃，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乙丑進士，官至陝西藩司，同時於光緒十四年三月為巡撫所劾而去職。
閻敬銘其時方在假中，上疏謂陝贛兩撫劾二李皆妄，奉旨申斥。二李被劾的真正原因，可以想像得之。其時頤和園將成，翌年大婚，宮中有所需索，二李管藩庫，力持不可。巡撫自然只有劾之去職，才能動用庫帑報銷。
二李之儉，號稱「天下儉」「一國儉」。清人筆記載：
「天下儉」者為李公用清，相傳其自原籍起復入京時，徒步三千餘里，未雇一車騎。都下聞者成大驚怪。
官雲南巡撫時，日坐堂上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將產時不雇接生媼，既產遂斃，公之仆憐之，為市棺稍美，公以為費，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啟夫人棺納之雲。
「一國儉」者為李公嘉樂，其為江西布政使也，常呼剃髮者，剃畢與以二十文，已而忽問其仆曰：吾與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間剃髮一次亦須四十文，今為大人剃頭乃才二十文，殊不滿所望，已墊付數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髮才須十二文，今與二十文已大過，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後吾不須彼矣。蓋公夫人亦能供待詔之役，不假他人手也。
後某公將入都，群謀贐之，公獨曰：某公京朝官，吾輩何宜如是？事遂已。後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銀票一紙，凡千金，遍覓其取銀之肆不得，托人詢之，人視之乃不著名之小銀號也。人問所從來，曰李某所贈也。人始知李雖陽卻，陰實贈之，且厚於他人云。
如所記，則李嘉樂的人品不足道，而李用清雖為李慈銘所輕，而實有大可敬重者在，敬為表揚。
翁同龢日記，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四：
見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當貴，筆下亦佳。
按：李用清為翰林。李慈銘謂其「文字拙陋，一無才能」。今觀翁記，殊不然。又十一年三月五日記：
李菊圃來，談讀書之法，實體之於身乃為有用，徒讀經濟書者以為有用者，末也。菊圃近來篤志理學，甚有識力，不得僅以文士目之矣。
是則李用清本有「文士」之目。至於才能，此時未顯，亦非李慈銘所能知。《清史稿》卷四百五十二本傳：
李用清，字澄齋，山西平定州人。同治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出大學士倭仁門。散館授編修，安貧厲節，日研四子書、朱子、小學。旁稽掌故，於物力豐瘠，尤所留意。大婚禮成，加侍讀銜。十二年，丁父憂，徒步扶櫬返葬。服闋入都，仍課生徒自給。
其時倭仁以大學士掌院，李用清為其門生。倭仁的門生大多為真道學，徐桐的門生則多為假道學，介乎倭、徐之間為崇綺。
光緒三年，記名御史。會山西奇荒，巡撫曾國荃，欽差大臣閻敬銘，奏調用清襄賑務，騎一驢周曆全境，無間寒暑。一仆荷裝從。凡災情輕重，食糧轉輸要道，悉紀之冊。深窮病源，以為晉省罌粟花田，彌望無際，必改花田而種五穀，然後生聚有期，元氣可復。上書國荃詳論之。國荃疑晉新荒，禁菸效緩，且全國未禁，徒斂怨，說竟不行。賑竣，卻保獎。
由此可見，山西辦賑，成效特著，李用清實有大功。請禁罌粟，「說竟不行」，傳有誤。光緒四年三月，閻敬銘與曾國荃會奏，「申明栽種罌粟舊禁」，其說已行。
還京，傳補御史，引見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張樹聲以廣西邊防奏調。樹聲督兩廣，復調廣東，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職。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盜，喜博喜私鬥，用清推誠化之，俗乃稍革。
八年，遷貴州貴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撫。實倉儲、興農利，裁冗員、劾缺額之提鎮、擒粵軍莫夢弼等寬諸法。巡閱所至，召士子講說經傳，將吏環聽，相與動容。黔地土瘠，多種罌粟，暢行湘鄂贛粵諸省。用清奏陳禁種之法，分區限年，時自出巡，刈鏟煙苗。言者疑其操之過急，十一年秋，有旨來京候簡，召對，猶痛陳罌粟疚國殃民狀，冀可挽回萬一。
李用清於光緒十二年三月署理巡撫，其間因禁種罌粟，幾致激起民變，李慈銘頗致譏評。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記：
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己丑翰林。文字拙陋，一無才能，惟耐苦，惡衣食，捷足善走，蓋生長僻縣，世為農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如李鴻藻、崇綺、張之洞等，皆力延譽之，以為聖人復出，其實尺八餒、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遺事》中亦為劣駟，本非聖門所尚也。張樹聲素附名士為捷徑，及任桂撫，遂奏請差委。用清實熱中，日望得朝官清要，不樂赴廣西。
既奉旨發往，過天津，乞合肥為疏留，合肥不許，乃赴桂；而樹聲已移撫廣東，旋督兩廣，皆攜之幕府，薦刈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驟至廣州布政使，署巡撫。所至惟禁酒食宴會，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種罌粟，操之過急，吏掾為奸，激成民變，用清大懼，急告諭乃准種煙。時先已下檄，將出閱兵，竟不敢往，再改期。布政使曾紀澤強之，不得已而行，復出示言此行惟閱伍，非查辦民變事，黔人大嘩。御史汪鑒列款糾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猶之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為笑柄。旋諭令開缺來京。
按：曾紀澤之「澤」為筆誤，當作曾紀鳳。此人是湖南的一個秀才，在駱秉章和劉長佑營中司筆札，以軍功起家，久在貴州，地方情形極熟。李用清當藩司時，他是臬司，亦是理學中人。
其時李用清署理貴州巡撫已一年有餘，本可真除，只以汪鑒一奏，竟而開缺。李慈銘述汪鑒之言，幸災樂禍之情，溢於詞表，試問居官「清操不足取」，何者可取？是則立論不但褊狹，而且乖謬。
旋命署陝西布政使，荒燹之後，休養生息，仍嚴煙禁。十四年復命來京候簡，遂以疾歸，主講晉陽書院，凡十年。
李用清能堅持原則，不以禁菸曾招致宦途蹉跌而遂改初衷，這便是真理學。雖嚴煙禁，而休養生息，以裕民生，這便是真能了事的好官。李用清的政績及品格，本傳有扼要的記錄：
用清嚴於自治，勇於奉公，藩黔時，庫儲六萬，年餘存十六萬，陝庫三十萬，再期六十萬餘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織組，嘗浚三源縣龍渠，溉田千餘畝。俸入不以自潤，於黔以購粟六千石，於陝購萬石，備不虞。鄭州河決，捐工需二萬兩。
按：各省藩庫，皆有最低的現銀儲備額，庶幾一遇緊急情況，可以立即動用。貴州為最小最貧之行省，故庫儲只得六萬；陝西亦為瘠省，額存三十萬，兩年積至六十餘萬，多出一倍有奇。則慈禧有所需索，不必攤派，即可滿足要求。在巡撫看，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大概李用清執意不可，巡撫乃不得不劾而去之。否則，藩庫的鑰匙在李用清手裡，巡撫總不能派中軍帶撫標去「劫」藩庫。李用清、李嘉樂必是都以此故去職。翁同龢日記謂：「兩李皆賢者，而不容於時，何也？」此自問之詞，實寓有無限感慨。
藩庫能積銀六十餘萬，足以反映陝西當時的民生，較前為裕，稅收增加。三源即三原；措意棉桑、開渠溉田，以此二事責牧令，自是根本。俸入不以自潤，購糧備荒，則其清廉可知；而非刻苦不足以廉，則李用清的「天下儉」雅號，不當解釋為天下第一儉人，實是其儉可為天下官員法。又，山西唯一晉陽書院，李用清主講至十年之久，足征學有根底，非李慈銘所能輕詆。
李用清歿於光緒二十四年，本傳謂：「子貴陽，扶柩歸，以歿殤。」則足有孝子。以李之刻苦，惡衣惡食，乃能養成孝子，視徐承煜之於徐桐，不啻人畜之分。故可確信李用清為真道學。凡真道學，其人格必能化人，而感受最真切者，即為家人。遠如東林諸賢，其「孤兒」皆卓然有成；近則康熙朝的理學名臣湯斌、陸隴其，子孫皆能不墮家聲。
閻敬銘初奉召長戶部時，恩遇一時無兩，慈禧由極端欣賞至極端厭惡，此一過程，可視之為清祚不永的預告。易言之，就是說明了清祚何以不永的原因。茲就《春冰室野乘》所記，加以注釋，以明始末：
辛巳冬，與南皮張文達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癸未春，奏結雲南報銷案，公與樞臣同入見，奏對三時許。太后以某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問彼。」後顧公亦曰：「丹翁以為何如？」公聞命，皇悚萬狀，亟免冠叩首，眾皆不喻其故。後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為異數。
按：清朝奏對的禮制極嚴，臣下在御前稱他人，不管名位如何，皆直呼其名，或者上加銜名。所以恭王對慈禧的奏對，應是「此事閻敬銘知之最悉」。稱「丹翁」者，閻敬銘字丹初，私下的稱謂，在御前隨便出口，正見得恭王以懿親執政，對慈禧久已忘其為臣之道。此亦緣兩宮初垂簾，一則未諳體制，再則為示籠絡，對恭王雖在殿庭，亦每用家人之禮。相傳恭王入見時，慈禧每謂太監：「給六爺茶！」茶碗即置於御案，恭王旁立奏對，間或飲用。一次，慈禧偶忘作此語，恭王亦忘其所以，語久口渴，舉碗欲飲時，發現茶碗是御用的明黃色，方始眢悟，急又置回原處，慈禧已有慍色。寵臣重臣，驕蹇疏慢，每為取敗之由，恭王之被逐，由此漫雲「丹翁」可見徵兆。
至於君上稱臣下，除非授讀的師傅，一般亦多直呼其名。順治朝方玄成入侍講幄，世祖稱其別號「樓岡」而不名，一時以為異數。如慈禧之亦稱閻敬銘為「丹翁」，雖為偶爾失檢，實為奇事，無怪閻敬銘震慄失次。
「雲南報銷案」為南北之爭中一大公案，王文韶因此罷官。
光緒三年九月，李鴻藻丁憂，應補軍機大臣一員，以南北各一之例，應補一北人，閻敬銘即為理想的人選。但沈桂芬於次年二月，援引其在浙江鄉試主考取中的門生王文韶入樞，由此至光緒六年除夕，沈桂芬病歿，南派勢力大張，沈桂芬好攬權而氣量小，頗為北派所不滿。於是集矢於王文韶，乃有所謂「雲南報銷案」，發難者御史洪良品，湖北黃岡人。繼之者陳啟泰，湖南長沙人，皆洪鈞一榜的翰林，閻敬銘之子閻乃兟亦此一榜。
閻敬銘是年五月未到任前，由王文韶署理戶部尚書。閻既到任，大肆整頓，司官已外放而在部有劣跡者，亦不放過。則王文韶之被劾，由閻乃兟的同年來發動，其間蛛絲馬跡，頗可玩味。或者閻敬銘欲藉此整飭戶部風氣，而北派正要打擊南派，彼此合作，乃掀起此一巨案。《清史列傳》卷六十四《王文韶傳》：
御史洪良品上疏言，樞臣舞弊，請旨罷斥，以弭天變。略謂雲南報銷，戶部索賄十三萬，嗣以八萬了事。景廉、王文韶均受巨萬。
奉旨：「覽奏殊深詫異。事為朝廷體制，重臣名節所關，諒洪良品不敢以無據之詞，率行入奏。著派惇親王、翁同龢飭傳該御史，詳加詢問，務得確實憑據，即行覆奏。」
惇親王等奏：「據該御史稱，此等詭秘之事，豈有令御史聞知之理？士大夫商賈，萬口一詞，不能指定何人。」得旨：「仍著麟書、潘祖蔭將此案徹底根究，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
給事中鄧承修奏，略謂「樞臣被劾無據，事實有因，被參之王文韶未解樞柄，應請先行罷斥，使朋比者失其護符，訊辦者無所顧忌」。
尋麟書等奏：「查明大員接受外官私信，請敕呈錄，並將疏縱案犯之司員，請旨先行交部議處。仍令沿途催要證，迅即赴案。」
奉上諭：「麟書、潘祖蔭奏：雲南報銷一案，現經據戶部書吏張瀛供稱，潘英章來京找伊辦理報銷，並許給銀兩，伊等各得受筆墨費多寡不等。崔尊彝、潘英章來京辦理報銷，是否系該督撫所委？該員等所齎銀兩究系支用何款？是否庫款？抑系軍餉盈餘？請飭查明等語。著劉長佑、岑毓英、杜典聯將以上各節，迅速確實覆奏，不得稍涉諱飾。」
鄧承修，廣東人，有名的清流，素與張佩綸等接近，他之參與，即為北派展開攻擊的信號。翁同龢光緒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記：
王文韶以雲南報銷被劾，再請開缺養親，不准，已陳謝折矣，而張佩綸連劾之，並有前席之對，遂優旨准其告養。
此攻擊之跡，殊為明顯。慈禧對王文韶的印象並不壞，而且賄款總數亦不過八萬，即使王文韶一個人獨吞，在她看來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所以先派惇親王及翁同龢徹查，原意惇王疏略，翁同龢亦為南派首腦之一，此事可以由大化小，由小化無。哪知惇王執意主嚴辦，自然是有了先入之言。翁同龢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記：
召見詢問雲南報銷案，惇邸意在從重，龢曰：「臣等依律擬定，豈能畸輕畸重，若再從重，將殺二人乎？此不足惜，特不枉法？如此枉法，將何以處之？」慈諭曰：「我亦無意加重，但須按律耳。」又吏部奏雲南報銷處，諭曰：「此案別人無可惜，惟景廉當差無誤。」
遂定如吏議，而景廉仍留軍機，王文韶等實降二級。
王文韶於光緒八年十一月退出軍機，此時如果以閻敬銘接補，則南北之爭，當可告一段落，不意工部尚書翁同龢、刑部尚書潘祖蔭，聯翩入樞。南派去一來二，北派自然不能甘服。而翁、潘得值軍機，則無疑出於恭親王的支持。恭王與寶鋆為可以脫略形跡，彼此戲侮的密友，而寶鋆又一向親南派。至於景廉與王文韶同案被劾，自然亦站在南派這一面，因此李鴻藻在軍機成了孤立之勢。於是而有光緒十年三月，全樞盡罷的大政潮，註定了愛新覺羅皇朝必亡的命運。
我在想，當時恭王如果在翁、潘二人中只用其一，北派也還咽得下那口氣。去一用二，南袒的痕跡太顯。恰好惇王與恭王因王文韶案，手足參商。而惇王寂處太久，適有用世之志，於是恭王在宮中亦成孤立，乃造成孫毓汶得以盡翻全局的機會。政治上分派系，各不相下之害如此！可不懼哉？
《春冰室野乘》又記：
光緒甲申，法越事亟，北寧失守；慈聖下手詔，責樞臣襄贊無力，盡退恭忠親王以下諸公，而以禮親王世鐸，及文介、張文達、額勒和布諸公代之。時高陽李文正以協辦大學士降調侍郎，協揆一缺，應由吏部具題請旨。先一日召樞臣面議，文介力保文達及徐蔭軒相國。慈聖猶豫久之曰：「用他們不如用你！」文介亟頓首謝，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
按：協辦大學士照例以吏部尚書推升。李鴻藻於光緒八年正月，由兵尚改吏尚，即因前一年六月由兵尚升協辦，於規制微有不合之故。此時降為侍郎，漢缺協辦，閻敬銘、張之萬、徐桐等三人，皆有資格升補。閻保張、徐，而慈禧仍用閻敬銘，確是不次拔擢，因為閻敬銘除科名較早（閻道光二十五年、張二十七年、徐三十年）以外，資歷不逮張、徐遠甚。閻於光緒十年五月補協辦後，次年七月左宗棠病歿，漢缺漢補，順理成章地升任為東閣大學士，自復起至大拜，不過三年而已。
《春冰室野乘》又記：
文介既得政，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秘密之關係。論者舉謂慈聖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而文介靳不與款，以此惡而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文介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歡文介。文介遂力請以某上公為滿尚書，冀收和衷共濟之益。某上公既為尚書，則又進福文慎錕於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為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傾文介，所以齮齕者備至。文介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
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下皆駭然莫喻其故。然此時文介雖筅部，而權力已大遜，為尚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
按：「某上公」指崇綺，蒙古人。此人一生的經歷甚奇，波折極大。少為貴公子，其父為文華殿大學士賽尚阿，洪楊起事，文宗命賽尚阿為欽差大臣，往廣西督師。臨行賜「遏必隆刀」，並發庫帑二百萬兩。在此以前，清朝凡有大征伐，軍費皆出自庫帑，這是最後一筆。在此以後，軍費皆由帶兵大員在地方自籌，或由未受兵災省分濟助，名為「協餉」。因此統兵必兼督撫，以「有土斯有財」之故而養兵自重，把持地盤的藩鎮觀念復起。此為近代軍閥的起源，特識一筆於此。
遏必隆是開國功臣額爾都的兒子，順治十八年與鰲拜等同受末命為輔政大臣。他的孫子叫訥親，乾隆初年襲封一等果毅公，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受命征金川時，乾隆賜以其祖遏必隆的寶刀，後以治軍乖張退縮，老師糜餉，即用遏必隆刀斬於軍前。咸豐以遏必隆刀賜賽尚阿，是警告他勿步訥親的後塵，結果還是喪師失律，不過不曾像訥親那樣，授首於遏必隆刀下，逮至京師，定死罪改輕為充軍。
這時的崇綺，已是工部主事，也連帶革了職，日子很難過。哪知到了同治四年，居然中了狀元。數年以後，他的女兒又被立為皇后。家聲復振，崇綺以狀元而為後父，成了身份非常特殊的貴人。
及至同治「出天花」而崩，皇后吞金以殉，崇綺便又倒霉了。光緒四年由吏部侍郎外放為吉林將軍，後來調熱河，調盛京，等於充軍在關外，所以到光緒九年，以病乞休，閒廢在家。此時以閻敬銘的力保，得以復起為戶部尚書。
為崇綺所援引的福錕是宗室，康熙的太子胤礽之後，咸豐九年的翰林。此人後來在慈禧面前很紅，而實得力於由內務府而交通宮禁。此時慈禧為了修頤和園，已頗厭閻敬銘固執不受商量，所謂「某上公與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傾文介」，乃是內務府在慈禧指使之下所策動。崇綺唯恐不當後意，福錕庸弱無用，攻去閻敬銘，對戶部就易於操縱了。
閻敬銘於光緒十二年九月二十七，自請罷直軍機，以大學士專管戶部。此時戶部滿漢兩尚書，已是福錕與翁同龢。福錕還有內務府的差使，不常到部，由翁同龢當家，所以翁與閻常打交道。其日記中所記閻敬銘謝疾以歸前兩年的情事，頗可玩昧，錄數則如下：
閻公為洋藥稅厘又與合肥大齟齬也。（光，一二，十，五。）
訪閻相，面目瘦，自雲血枯，其實談次尚有精神，殆稱疾也。又函詢病，則稱肝痛幾死，籌款束手莫展云云，意蓋不足於我也。（光，一三，八，一六。）
閻公論河務，以為汴西古有河道，不知今日淮水非古淮矣，何憒憒也。（光，一三，八，二四。）
致函閻相，勸其強起，復書稱病，其志堅矣，可憾也。（光，一三，一二，一二。）
訪閻相長談，彼真讀書談道君子人也。（光，一三，一二，二九。）
邀閻成叔（乃兟）來，力勸乃翁毋遽退，支此難局。（光，一四，三，四。）
訪閻相，談三大願不遂，激昂殊甚。三願者，內庫積銀千萬，京師盡換制錢，天下錢糧征足也。又談山東陳團事，娓娓可聽。陳團者，略如苗練，彼以數語釋其兵權，今其人署川北鎮矣。（光，一四，四，四。）
太和門災。訪閻相，此老獨居深念，談時事涕泗橫流，吾滋愧矣。（光，一四，一二，一八。）
閻成叔辭行，雲丹相已赴新居，余曰：「相公一騾去，余能匹馬追。」乃告尚未行，遂約野服一訪，長談一時猶未暢，惜談過即忘耳。賢人去國，余心怏怏。（光，一五，四，二。）
所謂「洋藥」即鴉片；「稅」者關稅；「厘」者轉口分銷內地的厘金，為當時國家歲入的大宗款項。李鴻章既要辦海軍，又要修頤和園，對這筆款子，爭得很厲害。
慈禧提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官方檔案，不載其事；私人筆記、函札，又皆諱言。因此，不僅用費若干並無確考，其經過情形，亦多不明了。如《春冰室野乘》算是相當不錯的一部野史，作者李岳瑞，光緒九年翰林，散館改授工部主事，閻敬銘由紅而黑的一段經歷，正在由庶吉士改部曹之時，見聞應較真切，而談祟綺與福錕合力傾陷閻敬銘一節，竟不知此為內務府與李蓮英等承慈禧之旨，有意排斥。
閻敬銘之自願解軍機之任，而專管戶部，此在有清一代為絕無僅有之事。因為大學士值軍機，始為真宰相，權要之地，巴結還來不及，何竟有如此淡泊之人？須知閻敬銘的本意，在以超然的地位，監督部款的用途。
光緒十二年這一年，關於海軍的建設，已有了一個初步的基礎，在慈禧及其左右佞幸看，公事已可交代，此後就該大興土木，以備皇太后下年撤簾歸政後，頤養天年。此故閻敬銘的用心，在慈禧的想法，竟是有意作對。
清朝的家法，是太后一過五十，大致都要替她修個園子，算作她私人的別墅，作為皇帝孝親酬恩的表示。以慈禧之有功於社稷，宜有此舉，平心而論，實非過分。但大修頤和園，則是始料不及此，最初的計議，只是修西苑三海。西苑之西的蠶池口，有一座康熙年間所修的大教堂，鐘樓高聳，俯瞰禁苑，慈禧非常討厭，責成李鴻章與法國公使交涉。當時各國對華外交的態度與手腕，各具特色，英國陰柔，美國熱心，日本奸巧，俄國翻覆，而法國是蠻橫。所以李鴻章這個移教堂的交涉辦得很傷腦筋。
後來有個洋人毛遂自薦，說這個交涉不必跟法國辦，要到羅馬跟教廷去商量，只要教皇批准，可以不理法國政府。李鴻章採納此議，派他到羅馬去接洽。中國政府開出來的條件，不但合理，而且優厚，撥地，負擔遷地費用，遷建工作儘量予以方便。教廷欣然同意，於是蠶池口的教堂，遷到了西什庫。慈禧對李鴻章的這個交涉，深為滿意，此亦為以後益見信任的一大原因。
此時，來當貓腳爪的崇綺，氣走閻敬銘，「功成身退」；福錕則早於光緒十年夏天，即由戶部侍郎升調工部尚書，與翁同龢做伴。閻敬銘、崇綺雙雙遷改，翁同龢、福錕原封不動由工部移戶部。這是光緒十一年十一月間之事。
福錕不必說，用翁同龢的原因是：第一，身為帝師，在慈禧看是「自己人」，凡事好商量；第二，君子可欺其以方；第三，性情比較平和；第四，多少也有些用他對付李鴻章、張之洞的意思。我相信調翁長戶部，必出於醇王的保薦；醇王對翁同龢的態度，猶如民間望子成龍的富翁，必然敬禮西席。而翁同龢先恃恭王，恭王失勢，必更靠緊醇王，亦是必然之理。
其時清流雖已風流雲散，但老一輩的翰林中，猶有諍臣。兵部侍郎黃體芳看出醇王辦海軍別有用心，而李鴻章遲早會被利用，所以光緒十一年年底，奏請開去李鴻章會辦海軍差使。慈禧大怒，以跡近亂政，交部議處，結果是降二級調用。正二品的兵部侍郎，變成正三品的通政使。這個缺在明朝是機要之地，因為總司章奏出納，只要稍微動點手腳，就可以使政策改觀。趙文華就是盤踞此地，以為嚴嵩的羽翼而大見親信。但到了清朝，政柄由內閣移向軍機，這個衙門就成了贅疣了。
閻敬銘之不能安於位，醇王的關係亦很大。醇王以武略自命，而所管神機營腐敗不堪，猶一味以籠絡為駕馭，閻敬銘幾次想裁神機營的餉，自然為醇王所惡。同時，閻敬銘理財主保守，即除弊重於興利。觀《清史列傳》本傳所記可知：
時朝議整頓錢法，擬先令直隸、江蘇各督撫，添購機器，製造制錢。（光緒十二年）十一月，敬銘奏言：機器製造錢文，工本過巨，京局開爐，恐滋市廛疑慮，請於濱臨江海各省，應解京餉內酌易制錢，解在天津備用。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該堂官不能仰體朝廷裕國便民之意，飾詞延宕，著交部嚴加議處。
尋議上，欽奉懿旨加恩，改為革職留任。敬銘自任戶部尚書後，凡議覆陝西、甘肅、關內外，伊犁、烏魯木齊、古城收支軍餉俸餉，及防勇口糧雜支章程，與各省製造善後等局經費，有裁減者、有刪除者、有歸併者、有酌定額數者、有停止部墊者、有復額餉而符舊制者，無不力求撙節，以裕餉源。或各省藩司督催交代不力，委解餉項遲延，均請旨議處，以為通用徇隱者戒。
由上引的論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閻敬銘理財的長處與缺點，在裁汰浮冒的節流工作上，斤斤較量，真是實心為國，但對開創性的改革，持高度懷疑的態度，過於保守，是其所短。《清史稿·食貨志》論錢法：
光緒九年，復減為二錢六分。時孝欽顯皇后銳意複製，下廷臣議；以滇銅運不如額，姑市注銅交機器局試鑄。戶部奏稱機器局鑄錢並京局開爐之不便，懿旨罪其委卸。
此即指閻敬銘反對機器鑄錢一事。而議處的上諭中，特為標明奉懿旨，即因慈禧「銳意複製」之故。慈禧聽政，除了有關其私人利益之事以外，大致皆能虛衷以聽，擇善而從，如康熙的作風，較之胡亂出主意，反覺高明。因此，在同光中興時期，有好善政及改革，卻很難指出某一制度或措施出於慈禧的主張，唯獨整頓制錢，是慈禧「銳意」要做的一件事。所謂「複製」是復何制度？要明白這一點，筆者先介紹一段文章，對清朝複雜多變的錢法，有簡要敘述，讀者易於得一概念：
我國自來以銅錢為本位貨幣，清初命戶部設寶泉局，工部設寶源局，各直省設鑄錢之局，劃一其輕重大小。自官吏之俸給，以迄納稅與其他買賣，皆以此為使用，通行全國，此蓋我國惟一之貨幣也。
案戶部則例：寶錢局專鑄樣錢，為各省鑄錢之模範，儲諸國庫，以備有事之用，故日常流通，鮮有得見。工部暨各直省所鑄者，是謂「制錢」，為日常所通用者。計樣錢百個，重一斤；制錢之重量，當樣錢四分之三，是制錢每千之重量，當有七斤半。其鑄合成分，為紅銅百分之五十二，白鉛百分之四十八，大小色澤，極為勻整。迨至乾嘉之時，所鑄之錢，已不及康熙雍正，成分色澤雖較遜，然品質尚不甚壞。
自洪楊以後，制度大亂。中央及地方籌錢，漸劣漸少。且生銅之值，時有貴賤，值昂則私毀，值賤則私鑄，以故制錢日少，私錢日多，遂有大錢、小錢、砂殼、灰板等名。百錢之中，攙用小錢若干，因地不同，致有淨錢、市錢、二八錢、三七錢、四六錢、對開等名，商民交困。
按：千枚制錢重七斤半，則每一文錢重一錢二分，此為「順治通寶」以來的定製。至咸豐初年，洪楊亂起，一方面軍需支出浩繁，一方面來自雲南的銅，道梗難達，因而改鑄大錢，計分五等，當千，當五百，當一百，當五十，當十。這是惡性的通貨膨脹，行之有害而無利，是可想而知的。因此，當千、當五百首先廢止，當百、當三十亦逐漸收回，最後只剩下當十的大錢，但亦只通行於京師。當十大錢，實際上只是當二，即一枚大錢，值兩枚小錢，名為「京錢」，是故「京錢一吊」，即京錢一千，實際上僅值兩百。北平市井小民口中的所謂「一大枚」，即指當十大錢一個。
大錢的分量自然較重，原定為四錢四分；同治初年所鑄，較前為輕，猶重三錢二分；光緒九年復減為二錢六分，但一文只當兩文用，則每文錢即重一錢三分，較定製猶高，反而增加鑄錢的成本，於國庫並無益處。既然如此，何苦容此畸形的幣制存在？所以慈禧的「務規復舊制」，即取消當十錢，一律用制錢，說起來絲毫不錯。
但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慈禧是在理論上著眼，閻敬銘從實際上考慮，認為一動不如一靜，因為鑄錢由工部寶源局負責，非他所能控制，而工部與內務府的關係密切，旗人最多，藉此為名，買機器，設廠房，又會大開花賬。不過這話不便陳諸奏議，只能以「工本過巨」一語，含糊概括，另以「京局開爐，恐滋市廛疑慮」為言。這是說不過去的一件事，在慈禧看，不免有欺她不懂之理，因而大為震怒。
原來慈禧自其父惠徵病故，扶柩回京，住在方家園時，生活極苦，其時正當惡性通貨膨脹之時，小民所受之害，作為長女而主持家務的慈禧，皆曾親歷。至辛酉政變後，如何穩定幣制，更是親自參與，熟知癥結，閻敬銘豈能欺她？
按：咸豐初年錢法之所以混亂，通貨之所以膨脹，根本的原因，即在沒有足夠的銅來鑄制錢，所以只要有成色准足的漂亮新錢出現，立即可收穩定市面之效。肅順一直當戶部尚書，深知其理，故而咸豐一崩，第一件事就是鑄樣錢，以便設法大量發行新通貨。
但咸豐已崩，不能復鑄「咸豐通寶」，必得先為嗣君定年號，故而未即位即定年號為「祺祥」，鑄「祺祥通寶」樣錢。即位改元，本是一定的程序，未即位先改元，自是情理不通之事，因而為李慈銘備至譏評。後世學者，亦多以為李說甚是，殊不知肅順雖不讀書，「八顧命」中，穆蔭、匡源、杜翰，皆是兩榜出身，豈能不知此禮？只是為了能儘快推出新錢，以期穩定市面，不能不作權宜之計。此正為不拘牽於文法，解決實際問題的高明做法。李慈銘不解其作用，猶有可說，後世學者竟從而附和，則是根本昧於當時的情勢了。
在閻敬銘漸失慈眷之際，亦即內務府積極催促粵海關籌解三海工程銀一百萬兩，以便工程積極進行之時。至於提用海軍經費，此時為數尚不算多。及至修頤和園議起，方始大用特用，此事應由醇王負主要責任。醇王臨死前兩三年，心情極為抑鬱，此人才智稍弱，但秉性卻與宋神宗相近，一心想爭氣，一心想將國家搞好，上了慈禧的圈套，身不由己，自知「將昆明湖換了渤海」，誤國之罪不輕，此為其死前心情抑鬱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光緒親政後處處受制於慈禧，以及帝後不和。
慈禧的圈套，無非名韁利鎖。醇王好權勢，讓他當「太上軍機大臣」；醇王好講武，讓他管神機營以外，更辦海軍。除此以外，修三海時更以懿旨賞醇親王及福晉坐杏黃轎，醇王當然不敢坐，但深恩須報，於是而有光緒十二年四月間，醇王「巡海」之舉。
所謂「巡海」，是醇王由李鴻章陪著，先視察旅順炮台，看南北洋水陸營操練，繼至威海衛、煙臺、大沽口校閱，乘艦破浪，來去七天。隨員中有一特殊人物，即是李蓮英。
提起李蓮英，大家就會聯想到洪波為李蓮英造的型，滿口「喳、喳」，說話常用喉聲鼻聲的那副油腔滑調。這一型，如果說是隆裕的小德張還差不多，擬之於實際的李蓮英，相去甚遠。
那一次李蓮英奉懿旨隨醇王去巡海，言官大嘩，以為將如唐朝、明朝，開宦官監軍之漸，所以李蓮英亦格外小心，陪在醇王身邊，曲盡其禮。
醇王見客，他站在旁邊替醇王裝煙；醇王退歸私室，他亦深藏不出，不見客，不問外事。醇王回京覆命，大讚李蓮英。慈禧亦很高興，因為李蓮英替她爭了氣。倘有任何招搖的舉動，為言官所劾，連帶慈禧亦失面子。李蓮英後來之益見寵信，此行的表現，不無關係。
這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八月里，山東黃河鬧水災，情況之嚴重，大致如《老殘遊記》中的描寫。山東巡撫張曜，到任未幾，即逢此巨災，極力堵遏。但這年雨水特多，河北、山西、四川、福建，都有水災，搶修黃河在壽張的漫口，亦以水大，久久不能合龍。
於是御史朱一新一奏摺，借遇災修省的題目，抨擊李蓮英。朱一新是浙江義烏人，與李慈銘為同治九年鄉榜同年，皆為李文田所識拔。朱一新很淵博，亦是講理學的，屬於程朱一派，對正邪之辨，極其注重，著有《無邪堂答問》，但性情微嫌偏激，因而一度神經不正常，回家休養了一年，方又進京。他的奏稿，事先曾拿了給李慈銘看，可說投其所好，許之為「一鳴驚人」。原疏詞鋒確甚犀利，但不能令身受者甘服。
近人羅爾綱，有一篇《清海軍移築頤和園考》，文中有一段說：
時人段祺瑞追懷李鴻章詠詩，亦有句云：「已籌三千萬，意在添艨艟，不圖柄政者，偏作園林供。」而光緒帝太監王世龢，於宣統三年六月胡侍御上敬瀝陳新政之弊折，「如前史所載，秦始皇作阿房，隋煬帝營西苑，要不過傾竭府庫」句下所注之言，尤為詳明；其言曰：「近年來，醇賢親王輔政之設立海軍衙門，武備學堂，名謂海軍，實未辦絲毫海軍事，惟著司重修清漪園大工事。自光緒九年內廷翊坤宮，體和殿，儲秀宮，麗泉軒四處落地重修改為一所，彼時獲重利者惟內務府各司匠掌役等，均得數萬金。相繼修西苑，歸奉宸苑司其事，動用二千萬餘金，奉宸苑堂司各得百餘萬金，謀營修清漪園，動款三千餘萬，而海軍各堂司，較奉宸苑魚肉尤甚。」（見王氏所著《造陶廬日錄》稿本）
段祺瑞所記數目，比較可信，王世龢所談，則不免誇張失實。修西苑絕無二千萬之數，大致三次工程，總計費用約三千萬兩。
所謂「清漪園」，即頤和園的前身。至謂「海軍各堂司，較奉宸苑魚肉尤甚」，此語亦不甚可解。海軍衙門由醇王主持，李鴻章會辦；內務府堂官兼任海軍衙門差使，無非便於取攜。真正海軍人員，只能在購艦購炮中揩油，不能染指內府大工。又奉宸苑亦隸內務府，非兩衙門，凡此皆足以證明王世龢的話，無非道聽途說，未足為據。
海軍經費初定南北洋各二百萬，海軍衙門成立後，閻敬銘奏請將南北洋經費移歸海軍衙門管理，意在劃清界限。三海工程興工，在各處派定款項未到以前，即先提用兩洋經費。兩洋請款，復又命戶部設法，戶部既不能額外再撥，唯有設法搪塞。南洋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荃，曾有致陝甘總督譚鍾麟一函，略可窺知當時情事。譚函云：
自設海軍衙門以後，南洋海防經費。一切提歸內用，涓滴無從取資，其勢萬難束手以待，不得已呼籲于海署，請其指款付用。乃所指者為蘇、浙兩省厘金，皆系歷年不解者。兩省將窘情和盤托出，則追呼之力立窮。來日大難，誠不知如何著手。
此即戶部搪塞之法。至三海工程告竣後，復修頤和園，備慈禧六旬慶典之用。當時系由李鴻章以「疆臣領袖」的身份，出面函各省派款，可考者有：
兩江七十萬兩。
兩廣一百萬兩。
直隸二十萬兩。
四川二十萬兩。
以上合計二百一十萬兩。兩江包括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兩廣包括廣東、廣西兩省，加上直隸、四川，共為七省。估計山東、山西、浙江、湖北、湖南，大致亦為每省二十萬兩，合計一百二十萬兩；河南、福建、雲南，每省十二萬兩，合計三十六萬兩；陝西、貴州兩省各六萬兩，合計十二萬兩。各省報銷總數，約估為四百八十八萬兩。
這是光緒十五年春天的事，頤和園工程已動工多時。每年四百萬的兩洋經費，自光緒十一年下半年起，至十五年上半年止，共一千六百萬，其中半數用於修三海，則頤和園工程亦已花掉八百萬。如今復又征斂各省，自然過分，因而御史林紹年特上封奏：
臣聞近日督撫均有報效，兩廣總督一百萬兩，兩江總督七十萬兩，直隸、四川各二十萬兩，江西十萬兩，存之北洋生息，以備宮廷之需，中外傳聞，紛紛嘆異，臣竊以為此舉有關國家政體民生甚巨，不敢不敬為皇太后皇上陳之。……
夫朝廷一號一令，實關天下之安危。同治七年，御史德泰請修圓明園，有旨以該御史所陳，剝削小民，動搖邦本，立予革職，天下臣民，同深欽感。維朝廷有前日之兢業，所以有今日之安全，今如不慎，後將如何？大抵事之所起甚微，而患之所伏甚大，臣固不能不偲偲過慮也。要之籌款必歸戶部，方為正大之經，外庫各有儲藏，方備緩急之用。應請特降諭旨，飭下各督撫及北洋大臣將報效一款未解者停解，已解者立即發還，庶天下臣民共曉然於朝廷愛民求治之心，則所保存者甚大。
此奏持論侃侃，有不避斧鉞之概；「籌款必歸戶部，方為正大之經；外庫各有儲藏，方備緩急之用」，尤為不刊之論。按：林紹年，字贊虞，福州人，同治十三年翰林。李慈銘光緒庚辰會試中式，即出林紹年房，而李慈銘很輕視他的這個房師。《清史稿》列傳二百二十五，以林紹年與閻敬銘、張之萬、鹿傳霖合一傳，殊為不倫。此四人性行迥不相侔，閻敬銘當立專傳，而以李用清、李嘉樂相附；張之萬是標準的「磕頭蟲」，可傳可不傳；鹿傳霖則當置於列傳二百五十九之首，與陸潤庠、世績、伊克坦為伍，皆可有可無的人物。林紹年早年風節，晚年吏治，頗有可稱之處，自當別自位置。
諫奏停辦頤和園工者，除林紹年以外，別無所聞。只有閻敬銘，以行動表示抗議，堅決求去，翁同龢日記所謂：「相公一騾去，吾能匹馬追。」而終未能挽回；「長談一時猶未暢」句下，「惜談過即忘耳」六字，非當日所記；翁同龢被逐回鄉，恐文字賈禍，曾將日記作一檢查，刪去礙語。當時「長談一時許」，自然是痛斥園工之足以召亡國之禍。
我這句話自覺好像是老生常談，需要說出一個道理來，才能令人心服。
園工不過花了三千萬，三千萬銀子的靡費，莫非足以亡國？當然不會。圓明園兩朝經營，乾隆六十年中，幾於無時不在為圓明園踵事增華，但史家皆知乾隆導積弱之因者，在六次南巡，及「十全武功」中有幾次並無必要的勞師動眾，圓明園的工程，影響不大。然則，何以慈禧一修頤和園遂成亡國之因？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一半是知道的，昆明湖換了渤海，海軍經費不足，故有甲午之敗。其實，就這一半的答案，也並不完全正確。北洋海軍，根本上就有個極大的矛盾，作戰人員是由「福州船政局」肇始的一系，而統馭及後勤作業掌握在淮軍手裡。李鴻章的嫡系，人人發大財，叫軍艦上的官兵去賣命，當然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所以黃海熸師，基本上不是敗於日本，而是內部極大的矛盾，遭受外來的刺激，發生了彼此抵消衝突的瓦解作用，以致一敗塗地，潰不成軍。
甲午之敗，歸咎於園工、歸咎於翁同龢之奏定，不添一槍一炮，固然責有攸歸，但過分強調，不是不明實情，就是誤信了北洋的宣傳。
現在談另一半的答案。修頤和園之足以召亡國之禍，問題不在三千萬銀子，而是籌此三千萬的方式。
這三千萬銀子，大部分出自「海防新例」，或稱「海防新捐」。海防捐起自光緒十年，本為甲申之役籌防台灣而特開的捐例，未幾告一段落。光緒十三年鄭州黃河漫口，搶修需款，乃開鄭工捐，接著就是海防新捐。此捐一開，亘續數年之久，各省幾無吏治可言。清亡之速，其因在此！
捐官之例起於康熙十三年對三藩用兵時，此後凡有拯荒、河工、軍需三者，需款較巨時，特開捐例，事畢即停。不特不足以為害，且為搜羅異途人才之一法。
官有各種班次，區分補缺的先後，所以除了捐職銜以外，另外還要加捐班次，稱為「花樣」，或者官非捐納，希望班次超前，亦可加捐「花樣」。最初只有知縣可捐「先用班」「即用班」兩個「花樣」；乾隆年間亦不過加銓選不論單月、雙月即用這種並不算優異的班次。而且乾隆五十八年特降上諭：
前因軍需河工，支用浩繁，暫開事例，原屬一時權宜。迄今二十餘年，府庫充盈，並不因停捐稍形支絀，可見捐例竟當不必舉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士林。我子孫當永以為法，倘有以開捐請者，即為言利之臣，當斥而勿用。
真是「大哉王言」，竟可與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賦」之詔，同為有清一代的莫大善政。不道嘉慶三年，乾隆還在當太上皇時，因為川楚教匪，大舉用兵，不能不從戶部之請，又開捐例。道光、咸豐即位之初，皆首停捐例，一時傳為美談，但往往不旋踵間，迫於現實，不能不復此敝政。同時由道光年間開始，花樣加多，至咸豐年間，竟可謂之花樣百出。大致「花樣」必是新勝於舊，但捐者一多，補缺機會即相對減少，故又須另出花樣，始足以「招攬主顧」。如咸豐初年奏設「新班」，不久便有「新班儘先」，又不久有「新班儘先前」。至此，新班已不許，索性來個「不論班」，不管是本班還是新班，只要捐了這個花樣，就能儘先補缺，但人人爭先亦即人人落後，因而又有「盡遇缺選補班」。
到此地步，花樣實在想不出了，有人別出蹊徑，另訂加成的新章程。原來湘、淮兩軍，有時餉源不繼，只發餉票，這種餉票跟北洋政府發的公債差不多，民間流通，並不值錢，但用給政府，十足計算。所以捐官多用餉票，大致較輸納現銀，可打一個六折。加成即是補足這個折扣，與交現銀無異，因而稱為「銀捐新班」。
「銀捐新班」又分兩種，一是儘先，一是遇缺。這是同治三年，洪楊亂平之時，到了同治八年，捐班官所占的缺，大部分為銀班，於是吏部又出一個花樣，設十足繳納現銀一班，稱為「銀捐新班遇缺先」，即是《官場現形記》中所稱的「大八成花樣」。這個班次一出，所有各班，不管是正途、勞績、國家應該升補的官員，統被壓倒。當時的規定是，以五缺為一周，先用「銀捐新班遇缺先」三員，再用「銀捐新班遇缺」一員，餘一缺，由輪補各班去爭。譬如某省知縣缺出，前三缺都由「遇缺先」補，到第四個缺出，歸「遇缺」補，第五個缺出，就不知有多少班、多少人在候補。
知縣補缺，至於京官缺少，想補更難。所以李慈銘「納貲為郎」後，同治末年寓宣外保安寺街時，在春聯上大發牢騷：「保安寺街藏書三萬卷，戶部員外補缺一千年。」光緒六年會試中式，殿試本可點翰林，自請歸本班補用，方得補實。
以前各捐班，大致一時急需，事過即停，而且勸捐大致在本省及少數通商大碼頭，所以問題還不嚴重。及光緒十三年開鄭工捐，不久「海防新例」接踵而行，亘續數年，遍勸全國，很快形成了做官等於做生意的風氣。於是除明的捐納以外，還有暗的賣官鬻爵。慈禧以外，珍妃亦不無染指之嫌，傳聞后妃不和，此亦為原因之一。如清人筆記載玉銘事：
玉銘者都下木商，隸籍內務府，入貲捐同知職銜。清光緒年間忽放四川鹽茶道，其謝恩召見時，光緒帝詢爾向在何署當差？對曰：「奴才向在某某。」帝不解，又問之，則曰：「皇上不知某某乎？某某者西城第一大木廠也。奴才向充管事。」帝哂曰：「然則木廠掌柜耳！木廠生意甚好，何忽棄而做官？」對曰：「因聞四川鹽茶道之出息，比木廠更多倍耳。」
帝是時已怒甚，然猶隱忍未發，復問：「爾能國語乎？」曰：「不能。」「能書漢文乎？」囁囁良久，始對曰：「能。」帝乃以紙筆擲地，令一太監引之出，於乾清宮階上，默寫履歷。待之良久，始復命繳卷，僅有「奴才玉銘某旗人」數字，字大如茶杯，而脫落顛倒不可辨識，甚至「玉銘」兩字亦復錯訛不能成書。帝始震怒，立命以同知歸部候選。
玉銘既失官，復歸木廠，承辦醇賢親王祠大工；以乾沒巨款，並勾通內監盜邸中物售諸西人使館事覺，詔提督衙門逮捕；乃披剃為僧，遁入西山佛寺。
光緒之失歡於慈禧，此為一端。與玉銘無獨有偶者，又有魯伯陽事：
清光緒朝滬道聶緝規升某省臬司，次日樞臣入見，袖關道記名單以進，請德宗簡員補授。帝閱之無言，忽出白紙條寸許，署「魯伯陽」三字，蹙額授樞臣，俾詳查其籍貫履歷。諸臣奉旨，退至軍機處遍檢各種道府存記名單，並無其人，即持以復命。帝猶欲召吏戶兩部堂官查詢出其處，諸臣徐悟其故，乃頓首曰：「上果知此人可用，即徑行簡放可也。必欲確查出處，恐吏戶兩部亦無籍可稽耳。」
上凝思良久，乃太息而授之。魯奉旨南下，時劉坤一方督兩江，知其所由來，固靳之終不令赴任，數月後借事劾去之，奉旨開缺，聞魯於此缺先後運動費，耗去七十餘萬，竟未得一日履任，因憤而入，著道士服不復出。後有知其事者，謂魯所納之賄，系攝政王之母某福晉所得，蓋福晉與慈禧太后最契合，故敢作此狡獪雲。
其實聶緝規的上海道，亦是花錢買來的。聶為曾國藩的女婿。左宗棠督兩江時，推故人情誼派聶在上海製造局當差，因而起家。據文廷式自言，聶放上海道後，文向他道賀，說「足下可謂扶搖直上」，以「扶搖直上九萬里」詩句，譏其以九萬銀子得上海道。這當然不會是珍妃的好處，因為光緒的用人之權，而為慈禧所不能奪者，只有學政與考官兩項。
其時鄉試主考，亦可花錢買到。主考下了本錢，便賣關節，由琉璃廠書鋪經手，所確知者有江西金溪人所開的「二酉堂」。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即因賄買關節下獄。光緒中期以後風氣敗壞，政以賄成，恬不為怪，亡國之象畢現，推原論始，實起於「海防新例」之徹底摧毀了吏治。
《春冰室野乘》又記：
然其歸也，猶溫旨慰諭，俾馳驛歸里，食全俸。且戒以國有大事，宜隨時以所見入奏。及其薨也，乃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故事：「輔臣身後，必晉三公，即不能亦當贈太子太師。」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後飾終之典，乃以二品銜予之，國朝二百年間，蓋公一人而已。是時幾並予諡而靳之，賴南海張樵野侍郎力爭，始得請。內閣原擬清、勤、愨、介四字，朱筆獨點用第四字，亦不滿之意也。
按：《清史稿》本傳：
遺疏入，諭曰：「致仕大學士閻敬銘，清勤直亮，練達老成，由部屬於咸豐年間調赴湖北軍營辦理糧台。洊升藩臬，蒙穆宗毅皇帝特達之知，擢任山東巡撫。因病乞退，旋補授工部右侍郎，以舊疾未痊，辭不赴職。朕御極後，宣召來京，簡授正卿，參預機務，晉贊綸扉，宣力有年，克勤廚職，嗣因患病開缺回籍。茲聞溘逝，軫惜殊深，著加恩追贈太子少保銜，照大學士例賜恤；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衙門察例具奏，用示篤念耆臣至意。尋賜祭葬，予賜文介。」
「三公三孤」在清朝為加官及贈官，大學士歿後贈官，如資格較深，並著有功勳者，多追贈太傅或太保，至少亦應是太子太保。閻敬銘生前已是正一品的大學士，不意身後贈官，反而為正二品的太子少保，為「宮銜」中最起碼的一等，與體制完全相悖。所蘊含的意義是：閻敬銘對於宮廷一無貢獻，亦可謂是對宮廷不忠不義。
至於諡文介之「介」，雖列入內閣諡所資的《鴻稱通用》下冊中，但有清二百餘載，大臣得諡，從無用「介」者，可知此為惡諡。但依我說，此為殊榮。清朝八「文正」，而只得一「文介」，物稀為貴，京師所謂「獨一份」，最為名貴。《鴻稱通用》下冊，為臣諡所用，每一字有兩種或四種解釋，即如「直」字，亦有兩義：「敏行不撓，率行無邪曰直。」唯有「介」字只有一個解釋：「執一不遷。」此四字亦道出了閻敬銘性格中最珍貴的部分，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大丈夫為之大丈夫，亦無非執一不遷，始終不改其節而已。是故曹振鏞可諡文正，張之洞可諡文襄，則閻敬銘之易名為文介，正為美諡。
又可注意的是，閻敬銘於光緒十五年回籍時，猶溫詔慰諭，而兩年多以後下世，慈禧竟吝於恤典，似乎閻敬銘死有餘辜，可知在這兩年中，小人媒櫱中傷之甚。他們說些什麼壞話，雖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可以想像得知的：光緒十五年戶部年盤庫，存銀一千零二十七萬餘，庫有如許巨款，而吝於一園之修，是何居心？我在想，凡人心理上有大不足之意，欲求補償，則往往過當，形成心理上的反動。如果閻敬銘能近如曾國藩，遠如王陽明，對小人委曲綢繆，務期保全大局。當時能開誠布公說明白，籌三百萬或五百萬，供太后頤養之需，不過修西苑也好，修清漪園也好，絕不能額外多用一文，或者不會如以後那樣「敞開來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