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 · 閻敬銘與黃崖教
甲申前後，一時眾望所歸，與張之洞同時成為紅人者，還有一個閻敬銘。前引陳寶琛致張之洞，為寶廷說項一函中，所謂「恨公與丹公不即柄用」，即言恨張、閻不入軍機。是故孫毓汶設計，以醇代恭，而為了安撫北派，軍機名單除了張之萬以外，有額勒和布，乃因與張佩綸同往陝西查案，拱手聽命，為北派所能容；有閻敬銘，尤以其在北派心目中，為應大用之人。
其後因軍機全班，皆為生手，都堂規制，茫然不悉，因以久在「南屋」的先恭慎公，與孫毓汶同為「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先恭慎公同時奉派值總署。至八月先恭慎公「去上學習行走字樣」，於是軍機班次，孫毓汶居末，俗謂之「打帘子軍機」，因每日奏對時，太監皆須迴避，入殿出殿，由資格最淺的軍機大臣，趨前揭簾，俟諸人皆過，方始後隨。「打帘子軍機」在御前向無發言資格，回值廬亦只聽命而行，不得妄出一議，但孫毓汶當然例外，而且可能是雍正七年設軍機以來，唯一的例外。
閻敬銘字丹初，號荔門，陝西朝邑人，道光二十五年翰林。這一榜遠不如下一榜丁未。論人才，照我看只出得兩個人，政事閻敬銘，文章周壽昌。閻敬銘形容猥瑣，身材矮小，兩目一高一低。起先，連年會試不第，勉就「大挑」。大挑挑中，一等放知縣，二等做學官，常是舉人春闈困頓，而又迫於家計，不得不遷就之計。大挑的辦法是，六年一舉行，三科以上的舉人，始得參加。臨挑時十人一排，由欽派王公大臣挑選，十取其五，一等二人，二等三人。這樣挑選，當然只看外表，不論實學，身材要高大，臉形最好是「同」字的長隆臉，其次是麵團團的「田」字臉，尖頭的「由」字、上豐下銳的「甲」字，以及上下皆尖的「申」字臉，縱能挑中，亦難望一等，所以大挑知縣常是儀表軒昂的。以閻敬銘這副尊容，一站出去，便為某親王大聲喝道：閻某人先站出去！閻敬銘每引此為恨。
及至中了進士，殿試二甲十二名，點了庶吉士，散館用為部曹，分發戶部，至咸豐四年四月始得補實，在福建司當主事。
戶部在洪楊以前，以山東司管鹽、雲南司管漕、廣西司管錢法、貴州司管稅關，稱為「鹽漕錢關」四大司。司官，書辦，無不闊綽。洪楊亂起，漕糧罕至，滇銅久絕，稅關則為洋關，亦即海關所奪，因而四大司中只剩下管鹽的案司，其餘三司俱已降為小司，而福建、陝西兩司，變成大司。
其後漕運稍興，雲南司復受重視，合稱為「山陝雲福」四大司。福建司之所以能成為大司，是因為兼管順天、直隸錢糧之故。這一司的書辦，內外勾結，一向不易駕馭，但閻敬銘，精明而嚴正，公事欺他不得，私下賄求不得，所以福建司的書辦，提起「閻老爺」又敬又怕又恨。
就因為如此，為遠在湖北的巡撫胡林翼所欣賞，奏調赴鄂委用，奏摺中說：「閻敬銘氣貌不颺而心雄萬夫。」到湖北不久，即被委為「總辦湖北前敵後路糧台兼理營務」。大家都知道，曾國藩之所以能成大功，得力於胡林翼在後勤方面的支持，殊不知胡林翼所得力者，是閻敬銘。但胡林翼也很對得起閻敬銘。《清史列傳·閻敬銘傳》：
（咸豐十年）五月，胡林翼疏薦賢才，言敬銘綜核名實，居心正大。十月，與道員邢高魁帶隊赴蘄廣交界之靈東鄉剿辦土匪，擒逆首何致祥等。升郎中，賞戴花翎。十一年二月，以扼剿安徽懷桐，擒賊出力，詔以四品京堂候補，先換頂戴。
三月，胡林翼奏稱：「敬銘公正廉明，實心任事，為湖北通省僅見之才。自接辦糧台以來，刪浮費，核名實，歲可省錢十餘萬緡。然無位無權，僅能於製造工作，節其流，不能督率府廳州縣，以開其源。可否以湖北兩司簡用之處，出自聖明採擇，若異日蒙特恩賞給敬銘頂戴，署理巡撫，臣敢保其理財用人，必無欺偽，湖北歲籌餉項，實已不薄，接辦得人，尚可不盡歸於府廳州縣之中飽，則於國計，誠有裨益。」四月命以按察使候補，七月署按察使，九月實授。
兩年工夫，由部曹不經府、道兩階，只以「四品京堂候補」為過渡，一躍而為監司，是真所謂「不次拔擢」，雖以軍功，亦所罕見。尤可注意的是，原奏「若異日蒙特恩賞給閻敬銘頂戴，署理巡撫」云云，明明為薦賢自代，因其時胡林翼已自知不起，故有此奏，亦即同意曾國藩「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的說法，親身實行。中興名臣中，我個人最佩服胡林翼，即此謀國之忠，便非他人可及。
胡林翼歿於是年九月，閻敬銘甫實授臬司，若如胡林翼所保，署任巡撫，究嫌進之太驟，未饜人心，故以安徽巡撫李續宜調任，因其時曾國藩正以安慶為根窩，由曾老九經營金陵，同時浙江付左宗棠，江蘇付李鴻章，三路規復東南的戰略方針，已經確定。湖北居長江上游，餉源、兵源所託，關係甚重，自以調湘軍領導者之一的李續宜繼任為宜。及至年底，李續宜以丁憂解任，調河南巡撫嚴樹森為繼，則以嚴亦為胡林翼所識拔，久在湖北，老於吏事，可收駕輕就熟之效。
同治元年八月，閻敬銘調署藩司，九月丁憂回山西臨晉寄寓治喪。在此一月中，他辦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清朝野史記：
文介（閻敬銘）之署鄂藩也，胡文忠已薨，官文恭為總督，新繁嚴渭春中丞樹森繼文忠為巡撫。嚴公原籍渭南，盩厔李午山方伯宗壽知武昌府，皆文介鄉人也，故事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
某弁者，文恭之孌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然以大將自居，恃節相之寵，勢張甚，視兩司蔑如也。
一日率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詈不從，以刀環築殺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縣皆莫敢誰何，文介聞之大怒，急上謁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已也，先入督署求救於文恭，文恭匿之，有頃文介已上謁，文恭辭以疾，文介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即臥室就見亦無妨。
閽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即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中以襆被出。曰：「吾即以司道官廳為藩司行署矣。」臥起於官署者三日晚。
文恭囑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嚴、李兩公與文介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浼其為調人，而自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喻百端，文介終不屈，誓不斬某弁不還署。文恭無所為計，乃自出相見，即長跽，文介岸然仰視不為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
文介不得已，則趨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啟行，無許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文介前謝再生恩。
文介忽變色，叱健兒執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畢立發遣以行。事訖，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然文恭由是益憚敬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撫山東。文介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
說官文之「休休有容」，實為溢美之詞，所以「有容」者，另有一段內幕。咸豐末年，由於肅順看不起旗人，天下督撫漢人居十之八九，總督久於任者，只有湖廣的官文。胡林翼善用權術，以其夫人出面，籠絡官文的寵妾，並由胡太夫人認為義女，稱胡為「胡大哥」。
胡林翼有所展布，恐厄於官文，常使其夫人先走內線，是故官文欲有所主張時，其寵妾輒謂：「你懂得什麼？你的才具見識，莫非還能比得上我們胡大哥？算了吧，你不如聽胡大哥的，他怎麼辦就怎麼辦，你享個現成，有什麼不好？」因此，官文拱手以聽，終成大功。此一段官胡交歡的故事膾炙人口，殊不知胡林翼對官文亦曾有極不滿之時。薛福成《庸庵筆記》載：
胡遘太夫人喪，賞假營葬，省中大政歸官文主持。官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左公宗棠。左為胡同學友，胡曾薦其才可大用，既被劾，胡慍不言，貽書曾文公解其獄，且薦左襄辦江南軍務。
官有門丁頗為奸利，無恥者多緣以奔競。胡所欲參劾者至此均荐居要地。府中用財奢侈，不足則提用軍餉，胡積不能平。
會戶部員外郎閻公敬銘時總理糧台，胡以督府事告之。且雲籌餉如此為難，而彼用如泥沙，若不舉實糾參，恐誤大事。閻曰：「公誤矣。為朝二百年來不輕以漢人司兵，今督撫與統兵大臣滿漢並用，固由氣運轉移，亦不分畛域之效也。湖北居天下沖，勁兵良將所萃，朝廷烏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劾一人使去，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而公能自劾之也。倘繼之者不明遠略，專己自是，則掣肘更甚，詎若今用事者中無成見，依人而行。既以使相握兵符，又隸旗籍，為朝廷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請。今彼於事之大者惟公言是聽，其失只在私費豪侈耳，然誠於事有濟，即歲捐十萬金供給之，未為失計。此等共事人求之不可得，公顧欲去之何耶？」
胡拍案大喜曰：「吾子真經世才也，非子言吾幾誤矣。」遂仍與官交歡。官亦敬之終身。迨胡薨，官劾巡撫嚴樹森去之。曾國荃巡撫湖北，又劾官去之。湖北從此多事。
樊燮以永州鎮總兵署理湖南提督時，左宗棠方在駱秉章幕，跋扈異常，外號「左都御史」，因為巡撫不過掛「右副都御史」銜，駱事事聽左主張，仿佛僚屬，故有此外號。有一次樊燮不知怎麼惹惱了左宗棠，竟直批其頰，復以「目不識丁」劾去之。樊燮引為奇辱，回老家湖北恩施後，延名師授子讀，責其子必成進士，否則即不認其為子。其後果得如願，他這個跨灶之子，就是樊增祥。
左宗棠與胡林翼同歲，皆生於嘉慶十七年，但一為陶澍的親家，一為陶澍之婿。陶澍與左宗棠的遇合，已在胡林翼成為陶家女婿之後。胡林翼極推服左宗棠，則陶澍之所以賞識左宗棠，固不僅由於「春殿語從容」一聯，而早由胡林翼口中，得知湘中有此奇才。至於官文劾左一奏，不知出於何人手筆，猜想是刑名好手。「一官兩印」一語，洵為刀筆。解其獄者非曾國藩，乃郭嵩燾及潘祖蔭。以後左以攘奪廣東的地盤，對郭竟不惜恩將仇報，遂成不解的冤家。對潘則敬禮有加，左開府三秦時，知潘好金石，每以關中出土彝器，輦致京師。滂喜齋所藏金石，頗多出於左宗棠所贈。
官文先劾左宗棠，後劾嚴樹森、曾國荃，可知性情亦非庸懦一流，而獨能優容閻敬銘如此，觀上引薛文，可知其來有自。官胡失歡而復言歸於好，閻敬銘調和之功，必為官文所深知，心感其人，不惜降尊紆貴。而閻敬銘之所以敢如此傲悍，亦以自知有德於官文，必不致被禍之故。這都是可想而知之事。
同治二年四月，閻敬銘奪情起用，以山東鹽運使賞加二品銜，署理山東巡撫，出於官文所保。他在山東前後四年，除治績以外，識拔了兩個人，一是丁寶楨，先任山東臬司，後調藩司，最後是閻敬銘舉以自代，乃有殺安德海的快舉，遂成有清一代的名臣之一。
再有一個是張蔭桓。張棄舉業，報捐知縣分發山東，閻敬銘延之入幕，掌文牘。其後轉入丁寶楨幕府，四年之間，由知縣保升至道員，分省湖北，丁寶楨贈以巨資。張蔭桓有詩：「報分兼師友，深恩逮舅甥。」但無閻敬銘的識拔，不能與丁寶楨具此深厚的淵源。
不過閻敬銘在山東，有件事做得魯莽操切，大損清議，即黃崖教案。清人筆記載此案始末云：
黃崖在山東肥城、長清之間，素無居人。咸豐間，江浙人避洪逆之難，流寓山左者甚眾。有張積中字子中者，揚州人，其兄嘗為臨清州，殉難死。積中讀書稍有文學，好誦佛，常以行善勸人，又略能堪輿諸術；聚徒講學，一時從游者甚眾。
張告人言，黃崖地可避寇，即獨先移家住；從之而去者，漸積至八千餘家，築砦購守具，為久居計。張嘗以每月某日為眾人講書，其語不盡純正，外間人已紛紛疑為邪教。
會青州府首縣漢軍某大令，獲異言異服數人，訊之，供言奉張七先生令，招軍買馬。而宜都縣知縣揚州某大令，獲數人，供亦如之。乃各飛稟至省。時某相國為巡撫，得稟大驚，急欲剿辦。丁公寶楨時為按察，白相國云：「張之子實在省為候補知縣，觀其人循謹，其父亦必非謀逆者。請令其速赴砦，招其父至省，而一面令長清縣往查確實，毋遽發兵為也。」
相國良久始許之，允予張子限五日。丁即傳張子，告以將滅門狀，張子伏地叩頭大哭。丁曰：「無懼，可速於五日內招汝父來，則可無事。」
張子即飛馳而往。時長清縣知縣陳伯平大令奉命入砦察視；而宜都縣某大令之父與張有連，往力勸張，亦適在砦中，出陪陳，力言並無反狀。
坐頃，忽外間傳一信至，言訪得長清縣來砦窮探虛實，請速殺以滅口。信為某大令之父所得，大驚，即示陳曰：「本謂其誣，今乃若此。奈何？」陳愕貽出門，則馬夫已被殺矣。
二人乃急以被縋牆而出。是時撫藩在省，待張子七日不至，已大疑，蓋張子至砦哭勸張，張曰：「吾反無據。若往，是實其言也。汝輩若懼，可自往。」妻子環跪請之，不許。而長清飛稟已至省，相國復問丁，丁不能覆。乃令兩司率總兵湖北人王某、記名提督湖南人王某、道員湖南人王某，率大兵往剿。
至則砦中亦閉門嚴守。俄頃間，已破城而入，張舉家自焚死。官兵大肆淫掠，死者萬餘。丁命植旗西門外，使人以令箭約城中曰：「出西門乃免。」從之而生者千餘人。
陳伯平欲救之，無策；適登州府知府豫山至；陳語之故，且教之策。豫乃於眾中大呼曰：「大人命勿淫妄殺，今奈何違令！長清縣知縣何在？」陳即出，半跪請示；豫以令箭予之，使禁兵毋妄動。被難者由是稍得出，陳救得婦孺五六百人。
時殺人已萬餘，而未得謀反實證。相國乃責三王曰：「汝輩皆言謀反是實，今奈何無據？若三日不得，則殺汝。」
三王急，命搜得戲衣一箱，使營中七縫工稍補治之。即以此為據。由是諸在事者皆開保如剿匪例，七縫工後亦被殺以滅口。
談此案之前，先要做個地理上的小小考證。《嘉慶一統志》及《讀史方輿紀要》，皆無黃崖之名，但有青崖山。《嘉慶一統志》記：
在長清縣南四十里，岡巒綿亘，崖谷常青，故名。有南沙河水，與七仙、白石諸泉，合流其下。宋嘉定十三年，金長清令嚴實，聚眾結砦於此。稍西北曰五峰山，岡巒相和，泉石甚勝。
長清與肥城，在明朝均隸濟南府；泰安則為州，轄新泰、萊蕪兩縣。入清至雍正十三年，升格為府，割兗州府東阿、平陰，濟南府肥城等，改隸泰安。長清與肥城一北一南成直線。方誌載：長清南距肥城七十里，肥城北距長清二十里。是即兩縣城之間的距離為九十里。長、肥交界之處，名為五道嶺。《嘉慶一統志》載：
五道嶺在肥城縣北二十里，接濟南府長清縣界，府志：當往來區道，舊置馬驛。
《老殘遊記》附錄中有蔣逸雪所撰「考證」一篇，其中第五目為「太谷教」，即敘黃崖案，謂「黃崖山在山東肥城西北六十里，峰巒環拱，地勢險峻」。長清與肥城的距離為九十里，則肥城西北六十里，即長清縣南五十里。歷來敘方位、距離，多不甚正確，「西北」及「六十里」，皆為隱約之詞，但「峰巒環拱」與「岡巒綿亘」的形容相似，故可確信青崖山即黃崖山，其地在長清縣南三四十里處。至於何以由青轉黃，則猶待考。
黃崖案發生在同治五年秋天，其時洪楊雖平，萑苻未靖，除了捻軍在河南陳留分為兩支，一支東北走為東捻，一支西南走為西捻以外，還有蘭州督標兵變，奉天攻城略地。山東運河所經，曾國藩打捻軍，用明末楊嗣昌「四正六隅」之策，思以靜制動，以逸待勞，沿運河築長圍以防捻軍。閻敬銘的責任極重，對於任何可能發生變亂，招致捻軍反撲的跡象，都寄以高度的警覺，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黃崖案的責任，亦不能全歸諸閻敬銘，張積中實有自取其咎。尤其是所謂「聚徒講學」，另有文章。原來張積中是大成教北派主持人，《老殘遊記》作者劉鶚，則為南派傳人之一。其子大紳曾敘其源流云：
泰州學派即世可傳之大成教、大學教、聖人教、黃崖教等。實則我門中無論何人，均不承認此種種教名，即「泰州學派」四字，我門中人亦不承認。以本無名稱，成外人強加誣枉者也。但在比較上，「泰州學派」四字，雖大小不同，猶為近理，不妨暫假，因陽明之學，傳於泰州，數百年未絕，人名之為泰州學派。我宗不能謂與毫無關係。因清成、同之際，有周太谷先生者，崛起其地，集心學大成，傳張石琴、李龍川兩先生，先君龍川弟子也。
陽明之學入清以梨洲學派為正宗，在明朝則以泰州學派為巨擘。手頭無《明儒學案》及《陽明傳習錄》兩書，姑就《明史》一談泰州學派的源流。
《明史》卷二百八十三《錢德洪傳》：
錢德洪……餘姚人。王守仁自尚書歸里，德洪偕數十人其學焉。四方士踵至，德洪與王畿先為疏通其大旨，而後卒業於守仁。……學者稱「緒山先生」。
同卷《王畿傳》：
王畿山陰人，弱冠舉於鄉，跌宕自喜，後受業王守仁……守仁征思田，留畿、德洪主書院……畿嘗云：「學當致知見性而已，應事有小過不足累。」故在官弗免干請，以「不謹」斥。（按：明朝京察、大計，其目有八：貧、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有一於此，皆當去職。「罷」者「弱不任事」之意，見《荀子》注。）畿既廢，益務講學，足跡遍東南……每講雜以禪機，亦不自諱也。學者稱「龍谿先生」。其後士之浮誕不逞者，率自名「龍谿弟子」。
錢、王二人之比較，時論以為：「德洪徹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於禪，而德洪猶不失儒者矩矱。」援釋入儒，已非陽明本意，乃其另一弟子王艮，更為駁雜不純。《明史》卷二百八十三本傳：
泰州王艮亦受業守仁，門徒之盛，與畿相埒，學者稱「心齋先生」。……艮字汝止，初名銀，王守仁為更名。七歲受書鄉塾，貧不能竟學。父灶丁，冬晨犯寒役於官，艮哭曰：「為人子令父至此，得為人乎？」出代父役，入定省唯謹。
「灶丁」即製鹽工人，極苦，觀王艮行事，自是孝子。此人極穎異，但學問根底不足，而自視極高，遂流為狂士，讀書不多。本傳載：
艮讀書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說中理解；有客聞艮言，詫曰：「何類王中丞語？」艮乃謁守仁江西。
按：王陽明其時任贛南巡撫，以備寧王宸濠，故稱之為「王中丞」。王艮既到江西，與陽明辯論久之，大為佩服，但拜師亦曾有波折，先拜門，既而翻悔，最後才稱弟子。
及至王陽明辭官歸里，王艮相隨至餘姚，有心倡明所學，但作風近乎招搖，王陽明大不高興。王艮謁見時，屏拒不納，長跪謝過，方又列入門牆。話雖如此，作風並沒有改多少。《明史》本傳：
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駕師說上之，持論益高遠，出入於二氏。
「二氏」者釋、道。龍谿不過雜以禪機，心齋則索性引老莊之說入儒，但這亦可能是術。因為嘉靖在西苑修煉，道教走了一步空前絕後的紅運，佛教則從未如嘉靖朝那樣被蔑視過。其時有一風氣，即以小說戲曲諷刺現實。《西遊記》中我最喜歡的一段是唐僧到車遲國，後來才知道車遲國主的寵道滅僧，即是刺的明世宗。
泰州學派確是有的，開山鼻祖為王艮，四傳至周汝登，已在萬曆年間，講學皆不諱禪，「汝登更欲合儒釋而會通之，輯《聖學宗傳》，盡采先儒語類禪者以入。蓋萬曆世，士大夫講學者多類此」。是則泰州學派雖創自為王艮，而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則為周汝登。
泰州學派至末流，竟有因果之說，去陽明之學越遠，在正統派的儒家看，自是離經叛道。於是明朝最後幾位大儒之一的劉宗周頗不滿。《明史》卷二百五十五本傳：
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雜於禪……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作者按：順治二年南明亡，六月潞王降，杭州失守，劉宗周在紹興家居，聞變方食，推案慟淚，自此絕粒，復赴水不死，仍絕食，前後三十六日而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
學者稱劉宗周為「念台先生」。念台臨死對門人之語，意謂：為學不誠，則講陽明之學精義的「良知」，很難不以禪理來解釋。
重建陽明學統，雖由念台發端，而成於黃宗羲。《清史稿》卷四百九十九本傳：
宗羲之學出於蕺山（劉宗周），闡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底，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誌，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
觀乎其言，則知講陽明之學而雜以禪者，根底不厚，摭拾宋、明諸儒語錄，及佛家語，信口游談所致。本來參禪是最難也是最容易之事，而陽明之學，精奧微妙，有時與禪理只去一間，毫芒之辨，非學有根底者不能。如陽明謫龍場驛，窮荒無書，唯以默誦舊書作為功課，乃「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此與佛家「頓悟」之說相似。而一悟之下，「喟然嘆曰：道在是矣！」若問得道何以如是之易？則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說以證之，大半可以接受。凡此，皆黃宗羲之所謂游談。
泰州學派自念台、梨洲師弟以後，不復為人所重。清朝在乾嘉以前，即陽明亦被排斥，因為康熙講道學以程朱為正統。程朱、陸王，門戶之見甚深，比較之下，陸王一派比較客觀虛心，清初大儒黃宗羲、孫奇逢為南北兩宗師，黃著《明儒學案》，不設程朱之學；孫奇逢著《理學宗傳表》，共「十一子」，程朱皆在其內。關中李二曲，其學亦出於陽明，但教人須讀二程朱子之書，躬自踐履。
至於程朱，則無不力攻陸王，賢如陸隴其，亦所不免。學程朱者易流於偽，則更以為能力詆陸王，便促衛道。助康熙講道學的李光地、熊賜履，恰好都是利慾薰心的假道學，堅持門戶為植黨之計。鄉試四書題限用朱注，固早有功余；康熙二十九年更明定二場命題，得用「性理五書」中的《太極圖說》《通書》（按：均周敦頤著），《西銘》《正蒙》（按：均張載撰）。於是天下讀書人，十年寒窗，不但要熟讀朱熹之書，而且還要明了程朱之學的來龍去脈。在這樣的情況下，既無人敢公然發揮陽明之學，自然更談不到泰州學派，而況「出入二氏」，講學近乎傳教，更為朝廷所忌。
自康熙以來，梨洲一派的陽明之學，尚且受到打擊；駁雜不純的泰州學派，自更當在防制之列。到得雍正，他對儒釋道所謂「三教」的態度，正如他的為人一樣，表里不一，現在從各種文獻中，可以考查出他真正的態度：
第一，對外來的宗教，一律採取拒斥的態度，尤以天主教、基督教為然。
第二，表面尊儒，實際佞佛，喜歡用「政治和尚」，但此和尚自己不能搞政治。
第三，表面辟道，實際上對某些道士頗有興趣。道教的派別極多，張天師這一派是符籙派，並不吃香。雍正曾將丹鼎派的道士，秘密養在西苑。他的暴崩，很可能像明朝的「紅丸案」那樣，是由於服食了荷爾蒙成分極高的興奮劑所致。乾隆即位後，有一僧一道被驅逐出京，一僧是文覺，據說他跟雍正的關係，猶如姚廣孝之與明成祖，雍正之殺兄屠弟，皆出於文覺主謀。乾隆對此人深惡痛絕，罰他從北京徒步回南。一道叫王若虛，看《東華錄》乾隆對他的告誡，令人想起導同治冶遊的王慶祺，被假以他項罪名革職的故事，兩者皆有不能認真究治，為先帝諱的難言之隱。
到了乾隆，他什麼教都不相信，但也並無太大的惡感，比較上有些討厭道教，我想多少是因為王若虛的緣故，但卻因此「禍延」張天師。自明朝以來，「太一真人」正一品的品秩，降為正五品，即出於乾隆親裁。
乾隆以尊儒自命，嚴防「異端」，當亦有政治作用在內。至乾隆三十九年有山東壽張王倫，以「清水教」作號召，襲城戕吏，凡一月而平。明年河南鹿邑白蓮教事發，雖暫時壓制，而以吏治不修，導致邪說橫行，終於在嘉慶元年爆發為「三省教匪」的巨案，歷時七年，始得肅清。
所謂太谷教，與白蓮教是否有淵源，不得而知。但既有學術作理論基礎，其遠比白蓮教高明，則是必然的。太谷教的創始者，是安徽池州石埭人周星垣，字太谷，蔣逸雪的《老殘遊記考證》，說他「明陰陽奇賅，能鍊氣辟穀」，道光初年在揚州，從游者甚眾。高弟子兩人：一為李平山，字龍川，其學傳劉鶚；一即張積中，字石琴。張避地入山東，定居黃崖後，泰州學派即分南北兩支，北派即黃崖教。其內幕據蔣逸雪考證是如此：
同治二年，捻軍竄魯，積中率其徒眾，築堡壘，購火器，密事防禦，遠近來者逾千家。
黃崖地本偏僻，荒落少人煙。積中來後，數年成市，群呼「七先生」，且有「聖人」者。置文學房，待賓客。設武備房，講守御。更建祭祀堂，以敬禮神聖。著《指南針》以示規範。五日一開講，聽者袒右臂。年一祭天，夜深參拜，禮節繁重，二甥女素馨、蓉裳（一說素馨為其孫媳）盛裝捧劍左右侍，香霧瀰漫，燭光沖天，數十里外見之，皆曰：「張聖人祭天矣。」積中精符籙術數，占風角雨候多驗，黨徒所布，自肥城之孝里舖，濟南城內外，東阿之滑口，利津之鐵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及安丘濰縣諸處，皆辟市肆，取名泰運、泰通、泰來、泰祥、泰亨等號。千里之外，指揮使令，脈絡貫通。紳民只知有張七先生，而不知有地方官吏，威望竟如此。
語云：「庶人無罪，懷璧其罪。」張積中的威望超過地方官，則其行為非地方官所能節制，這是任何政治體制之下所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況且從他的宗教儀式以及廣設市肆，建立經濟基礎及情報網的情形來看，難保並無異謀，而拒絕到濟南向官方去作解釋，更不無情虛之嫌。是故以當時的情況來說，閻敬銘派兵剿辦，也是必要的。但派出去的兵比土匪還壞，則閻敬銘不能不負責任。
《老殘遊記》第九章，申子平與璵姑論道，轉述黃龍子的話，即為泰州學派宗旨的演義。其言如此：
儒釋道三教，譬如三個鋪子，掛了三個招牌，其實都是賣的雜貨，柴米油鹽都是有的。不過儒家的鋪子大些，佛道的鋪子小些，皆是無所不包的。
凡道總分兩層，一個叫道面子，一個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別了。如和尚剃了頭，道士挽了個髻，使人一望而知，哪是和尚，哪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頭，也挽個髻子，披件鶴氅，道士剃了發，著件袈裟，人又要顛倒呼喚起來了。難道眼耳鼻舌，不是那個用法嗎？所以這道面子有分別，那道里子實是一樣的。
另有六首絕詩，亦就是強調「道面子有分別，道里子是一樣的」。這六首詩是：
曾拜瑤池九品蓮，
希夷授我指玄篇。
光陰荏苒真容易，
回首滄桑五百年。（其一）
紫陽屬和翠虛吟，
傳響空山霹靂琴。
剎那未除人我相，
天花黏滿護身雲。（其二）
情天慾海足風波，
渺渺無邊是愛河。
引作園中功德水，
一齊都種曼陀羅。（其三）
石破天驚一鶴飛，
漫漫黑夜五更雞。
自從三宿空桑後，
下見人間有是非。（其四）
野馬塵埃晝夜馳，
五蟲百卉互相吹。
偷來鷲嶺涅槃樂，
換取壺公杜德機。（其五）
菩提葉老法華新，
南北同傳一點燈。
五百天童齊得乳，
香花供奉小夫人。（其六）
第一首是回憶學道之始。「九品蓮」即九品蓮台。第一句言拜佛，陳希夷著《指玄篇》一卷，見《宋史·藝文志》。第二句忽又言習於道家。末句「回首滄桑五百年」，則在當時回顧，拜佛學道應在明朝，此言淵源於陽明。王陽明先生於明朝成化八年，至此約四百年，「五百」乃舉成數而言。
第二首第一句，「紫陽」指朱熹；「翠虛」典出杜詩《寄劉伯華四十韻》：「翠虛槍魍魎，丹極上鵾鵬。」此詩末言修習長生：「奼女縈新裹，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按：「奼女」即水銀，《參同契》謂「海上奼女，靈而最神」云云。《參同契》這部書，亦為泰州學派必修的典籍之一。所謂「紫陽屬和翠虛吟」，意謂朱子亦非純儒，其語錄中參有道家語。
第二句「傳響空山霹靂琴」就是在弄玄虛了。柳宗元《霹靂琴贊引》：「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余桐為之也。始枯桐生石上，一夕暴震，為火所焚，其餘倒臥道上，超道人取以為琴。」所謂「傳響」即指「暴震」，大概是自道有「掌心雷」等法術，可以為人禍福。
三、四兩句又是釋家語了。「天花黏滿護身雲」即言《維摩經》中天女散花的故事。意謂儒、道亦能為釋所容。
第三首，用了兩個佛經上的典，「功德水」為甘露；「曼陀羅」是梵語的音譯，即白蓮花，《法華經》所謂「佛說法，天雨曼陀羅華」即此。這首詩詞淺而意深，意謂道家的清虛無為，與佛家的戒貪嗔愛痴，原是相通的。
第四首第一句似指周星垣之崛起，所創泰州學派，有如「雞鳴一聲天下白」。三、四兩句極可玩味，釋家戒情緣，故戒定桑三宿，恐未免有情。此獨云：「自從三宿定桑後，不見人間有是非。」蓋只要有情，即可不論是非。就廣處、高處言，是以愛感化世人，合於「泛愛眾」之義；就狹處、卑處言，則不免偏私。
第五首，「野馬塵埃」之典，出於《莊子·逍遙遊》首、二兩句，泛言天道運行，生生不息；末句「壺公」非費長房，乃是列子之師壺丘子林，《莊子》亦載鄭國神巫季咸及壺子之事。「杜德機」即出《莊子》，注曰：「杜，閉也；德機，生意也。」生意既閉，何得不死？但死如涅槃，則擺脫一切苦惱，自是一樂。佛經原有「涅槃樂」之說，糅合雜家玄語，謂「涅槃」與「白日飛升」，如同一事。
第六首言泰州學派的淵源。涅槃則菩提葉落，法華指佛教宗派，即天台宗。首句「菩提葉老法華新」，言王艮雖逝，而有新宗派繼起，指周星垣。第二句明言有南北兩派。末二句不甚可解，「天童」與「小夫人」皆為佛經上的典故，前者乃太白星的化身，「小夫人」則見於《佛國記》，謂恆水上流有一國王，其小夫人生一肉胎，大夫人妒之云云。此小夫人或即指張積中。
蔣逸雪認為《老殘遊記》中的申子平，即劉鶚自擬，劉的老師李晴峰，曾至京師傳道。章士釗《孤桐雜記》曾記其事：
近有人創救世新教會，以儒釋道耶回五教合一為旨，募貲刊報，頗涉張皇。成立之日，愚宴於吳自堂宅，見同人多往磕頭。……光緒年間，有泰州人李晴峰，雲是教主，年八十餘，曾有人迎至京師說教。後李化去，傳者黃信，近亦死矣，而教仍有力江湖間，門戶甚謹，非嚴介不得入。
所謂「傳者黃姓」即指黃葆年。蔣逸雪《考證》云：
平山臨歿，遺囑有「二巳傳道」之語，「二巳」指葆年與鶚也。鶚生於清文宗咸豐七年，其年為丁巳；葆年生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其年為乙巳也。然鶚學務廣博，不以一端名，故語星垣之學者，多不之及雲。
王湘綺日記中，亦有關於黃崖案的記載：
稽伯潤言：閻丹初為山東巡撫，清節冠一時，而誤殺張七，駢戮避亂官名數百家，實為過舉。張七為張歷城令之兄，歷城遷臨清，死於寇，以虧空受誣，七欲訟之，群官醵金為賂，致富數十萬。
當在臨清時，有學某，知天象，先辭去，約三月十五必來，其日臨清破，故七神之，受學焉，頗有妖言。
此記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稽伯潤不知何許人？所談純屬讕言。所謂「張歷城令」即張積功，嘉慶二十三年舉人，乃張積中之兄；咸豐四年殉難，入《清史稿·忠義傳》。
至於剿洗黃崖，主其事者實為淮軍大將之一的潘鼎新。《清史稿》及《中興將帥列傳》潘傳均不提此事。按：此役使閻敬銘得以「賞還二品頂戴」，自然是潘鼎新的功勞，按諸傳記體裁，無不載之理，從而可知，必是諱言。但《清史列傳·閻敬銘傳》記載甚明：
（同治五年）九月，肥城黃崖教匪張積中謀亂，抗不受撫；敬銘令按察使潘鼎新兼顧河防，抽防運各軍親赴肥城圍剿。十日克之。
此所謂「親赴」，乃指潘鼎新受命，在兼顧運河防捻的原則下，抽防軍隊，親赴肥城圍剿。事後，閻敬銘內疚於心，堅決求去，潘鼎新則好官自為。讀書與不讀書，畢竟不同，於此可知。
閻敬銘於同治六年二月開缺，八年召用為工部右侍郎，仍以疾辭。光緒三年，山西大旱，閻敬銘奉旨稽查山西賑務，其時巡撫為曾國荃。憑他的關係，致書各省勸賑，連公款計用銀一千三百萬兩、米二百餘萬石，活人無算，山西為立生祠。這是曾國荃一生之中，除克復江寧外，唯一的政績，但如無閻敬銘為之綜核出入，革除積弊，不能有此效果。
閻敬銘到山西辦賑，實心任事，時人無有不知，但文廷式所撰筆記，說他曾乘機買田地無數。衡諸閻敬銘人品，似不致此，但文廷式在筆記中發誓，所記有不盡，無不實，否則如何如何（手頭無此書，記大意如此），則又似可信。真相如何，唯有存疑。
光緒八年正月，召閻為戶部尚書，先辭後到任，不久即劾罷廣東藩司姚覲元，湖北荊宜施道董翰，候補道楊鴻典，因「前任戶部司官，聲名貪劣」。咎及既往，是極少見的事，但既往尚且可咎，眼前何得不謹？閻敬銘在戶部的權威，就此建立。
戶部有個不為外人所知，而極重要的部門，叫作「北檔房」：國家歲入歲出，到底幾何，只有北檔房知道。從有戶部以來，從無漢司官入北檔房者，亦從無漢堂官能過問者。但至閻敬銘到任，北檔房不能不為他開放。他生平有三大願，第一願是部庫積銀千萬，此願於光緒十五年達成。翁同龢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記：
銀庫今日封閉，共銀一千二十七萬九千四十兩零，各項統在內，惜閻相不及待也。
惜他「不及待」，即已不能親見大願之遂。閻敬銘先長戶部，後以大學士管戶部，先後歷時八年，終於積銀千萬。其理財之法，不外開源節流，而節流尤重於開源。當時財政上一大漏洞，即為各省帶兵大員，侵冒軍餉，所以閻敬銘對此全力以赴。光緒十年二月，針對新疆的情況，疏陳之事，凡研究近代史，特別是經濟史者，不可不知：
一曰定額餉。略言甘肅、新疆抅亂，攻剿之師，另撥月餉；額餉久已停解。今西路漸就肅清，應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調撥的款三百數十萬金，合之本處歲入留抵之款，已在四百萬兩上下。嗣後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請部儲。
一曰定兵額。略言全疆兵勇，數逾五萬，較成平額兵四萬之數，已多一萬有奇，力分於將多，財匱於兵眾。臣等竊以為新疆既改設州縣，時勢變遷，烏魯木齊、巴里坤、古城、庫爾喀喇、烏蘇等處，宜歸併伊犁，即以伊犁將軍專轄旗兵，如內地駐防之例。應令劉錦棠等通盤籌劃，就額餉數目，酌留兵勇，應並者速並，應裁者速裁，合南北路滿蒙漢兵勇，總不復逾舊額四萬之數。
見在防營無事，口分尚給行糧；若有事之時，加餉則款越難籌，不加則何以示勸？臣等擬仿成法量為變通，暫以二萬人為勇，改行糧為坐糧。出征外域，始照行糧支給。再於客勇之願留關外者，選精壯萬數千人，規複製兵，照士勇章程支給。其駐防及台站，卡倫各項官兵口分，有較士勇少者，無庸議增，以節餉項。
一曰事權。略言調撥額餉，今議匯總發給，必須得人，總會其成；俾各營章程劃一，解到之款，專歸一處，分撥各軍。各路差員，盡可裁撤，以裕兵食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