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 · 「八表經營」張廣雅
張之洞「工於宦術」，已成定評，而知者不多。知者之所以不多，即因張之洞工於宦術。此話怎講？我一說就明白了，凡為張之洞所識拔，所庇護者，皆如張之洞之工於宦術，拆穿張之洞，就是拆穿自己，故皆曲為之諱，亦即為己掩飾。舉個例說，盛宣懷為李鴻章所用而起家，人盡皆知，殊不知盛宣懷本為一「空心大老倌」（見《徐愚齋自敘年譜》。按：徐愚齋名潤，字雨之，此人於中國之得以發展對外貿易，接觸西洋文明，促成上海之繁榮，有極大的貢獻。其年譜本收入世界版《洋務運動文獻類編》，食貨出版社刊入《中國經濟史料叢編》，印有單行本），後之得成巨富，實由於與張之洞的一筆「交易」，盛為張收拾「漢陽鐵廠」這個爛攤子，而張則保盛總辦鐵路所致。此中內幕，在盛宣懷自不肯宣洩於人，張之洞之工於宦術，亦就不易為人所知了。
張之洞的宦術，可用兩句話概括：一是巧於趨避，二是疏密互用。先說巧於趨避，如前引黃秋岳所記，張以曾保康梁，至戊戌政變一作，亟印《勸學篇》並再三非難王安石，表示自己仍是「元祐正人」，即為避禍之道。避者避為慈禧所惡，趨者亦趨慈禧所喜，掌握住這個不二法門，乃能逢凶化吉。故如張佩綸、陳寶琛皆因「誤保唐炯、徐延旭」獲嚴譴，而張之洞亦曾力保唐炯，不僅無事，反得由晉撫升調鄂督。李慈銘光緒八年五月初八日記：
聞張香濤近日疏薦中外官五十九員，居首者張佩綸、李若師、吳大澂、陳寶琛、朱肯夫五人。又有侍郎游百川、巡撫卞寶第、布政使唐炯及總兵方耀等數人，余皆乳臭翰林。其考語皆百餘字，於張佩綸謂有一無二之才，於唐炯謂封疆第一人物，內舉不避親（自註：唐炯，其妻兄也）。
按：張之洞第三娶唐夫人，年譜記為「湖北按察使遵義唐威恪公樹義女」，而《清史稿·唐炯傳》謂其為「訓方子」。唐訓方字義渠，湖南常寧人，則唐炯為張之洞妻兄之說，似有不符。細審知為《清史稿》之誤。唐樹義別有傳，繫於四百一卷《徐豐玉傳》之下。咸豐三年冬，湖廣總督吳文鎔為湖北巡撫崇綸所凌逼，帥師七千人東攻黃州，另飭臬司唐樹義扼守上游，四年元宵，黃州城內太平軍趁大雪全師出擊，鄂軍大潰，吳文鎔死亂軍中。唐樹義水師由武昌之東的灄口，退至武昌之西的金口。太平軍攻漢陽得手，隨分軍攻武昌，崇綸閉城而守，唐樹義禦敵金口，船破溺死。
其時唐炯前一日方至金口省親，倉皇奉遺疏走湖南，迎謁曾國藩。曾於二月初于衡山舟次，拜摺奏報東征起程日期，附片代奏唐樹義遺疏。武昌克復，唐炯覓父遺骸歸葬，服闋，以舉人捐知縣，分發四川，署南溪縣，治績卓異，尤善治盜，號稱「唐青天」。張佩綸定出屯馬尾之計，福建巡撫張兆棟撥備省防之兩營歸張節制。張致李鴻藻函，謂「其將黃超群……曾在胡文忠守黔時充練勇，而隨南溪先生轉戰行間」云云，南溪即指唐炯。
胡文忠為胡林翼，在貴州任知府，善捕盜，為雲貴總督吳文鎔所激賞。吳督湖廣，奉旨檄調胡林翼赴援，時胡已升任貴東道，率黔勇千人會曾國藩東征，甫至湖南，吳文鎔已殉節。咸豐四年秋，湘軍克武昌，胡林翼即補唐樹義的遺缺，升任湖北臬司，所統黔勇，編入湘軍，中以朱洪章為最知名，隸曾國荃軍。
金陵克復，以文宗在日曾有諾言，能平洪楊者封王，而清朝自削藩後，異姓不王，已成定製，因析一王爵為侯伯子男四爵，曾國藩封侯；曾國荃封伯；而以「先登九將」的李臣典封一等子；蕭孚泗封一等男。
其實先登首功屬朱洪章。李臣典為曾國荃心腹，金陵城破後，奉命守「天王府」，至第二日黎明，天王府忽然失火，於是曾國藩奏報，「歷年以來，中外紛傳逆賊之富，金銀如海，乃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意料之外」，呈繳者唯純金偽璽一方。李臣典即以此「功」得膺上賞，但富貴不永，十幾日即病歿，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云：「公夜戰過勞，明日病熱。或曰：公恃年壯氣盛，不謹，疾之由也。」則「夜戰」者當為「枕席行師」，其疾則夾陰傷寒。黃超群亦為黔軍宿將，張佩綸因其本為胡林翼部下，而又曾隨唐炯作戰，故特加看重。
唐炯確為封疆中第一流人物，張之洞「內舉不避親」，無足為病，但他人保唐炯則以為罪，張之洞「內舉」則置不問，信其宦術之工，有不可及者。
當然，唐炯後來之出事，為張之洞始料所不及，否則，他亦不會貿然力保。張之洞保舉人才，絕不會「逢君之惡」，此則另有例可證。《花隨人聖庵摭憶》曾錄陳寶琛致張之洞一函云：
達公前輩執事：匆匆出都，遂闊音問。晉陽新政，四海所瞻，公之勤勞，亦已至矣！……去國半年，時局略異，少農罷政，庶子掌台，舉措如斯。方惜公與丹公不即炳用，更生乃忽自污，以快讒慝，令人憤懣欲死。譴責固所應得，然其數年來忠讜之言，隱裨朝局，亦中外所知也，當不為一眚所掩。既不蒙曲宥，若久於廢棄，恐亦難饜人心。侍與之同年，蹤跡又密，欲論其事，則涉阿好黨護之嫌，望微言輕，亦恐難回天聽。閱抄後，彷徨數晝夜矣！公能為大局一言乎？在渠疏野之性，棄官如屣，方且愎而不悔也……手此敬問興居，不盡百一。侍寶琛頓首，二月十二日，袁州試院。
黃秋岳注此函，言之未詳，試為更釋之。按：此函當作於光緒十年二月，陳寶琛任江西學政時。張之洞於光緒七年十一月放山西巡撫，到任兩年有餘，大舉更張，故有「晉陽新政」之語。「庶子掌台」者，指延煦於光緒九年夏任左都御史，延煦為宗室，故稱庶子。「少農罷政」語似不可解，少農為戶部侍郎，光緒九年六月，六部人事有一番大調整，孫詒經本為戶部右侍郎，轉左則無所謂「罷政」。按：孫詒經本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出督順天學政，本不在部；光緒九年六月，調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仍留順天學政任，則所謂兼管戶部三庫，乃徒擁虛名。
戶部三庫者，銀庫、緞匹庫、顏料庫，此差之重要，遠過於管理錢法堂。今以孫詒經調任而不令到職，等於「罷政」，三庫之管理權自必落於滿左侍郎福錕之手。觀此兩語，可知延煦、福錕皆未饜人望。此兩人與翁同龢皆頗接近，延煦與翁異姓昆季，關係尤深，則陳寶琛此函，所寓南北相爭之意，殊為顯然。
「丹公」指閻敬銘，時為戶部尚書，而陳寶琛猶惜其與張之洞不即入軍機，是則可知閻與張此時聲望正隆；後之恭王出樞，全班罷直；禮王世鐸掌樞，用閻敬銘及張之洞族兄張之萬為軍機大臣，皆所以敷衍北派，彌補李鴻藻被黜之憾。即用額勒和布，亦有深意。光緒九年九月，陝撫馮譽驥被劾，朝命戶部尚書額勒和布、署左副都御史張佩綸為欽差，馳驛查辦。事由張佩綸一手主持，劾罷多人。張佩綸自謂「往還數千里，咒罵十三家」，即指此事。額勒和布庸碌無所長，拱手受成而已，但虛名在外，故用其為軍機大臣以代景廉，亦隱然有尊重北派及張佩綸之意，而實利其如世鐸之毫無主張，易於駕馭。孫毓汶對此「新閣」的「架構」之設計，實不愧為大政客的手腕，一方面利用南派的盛昱，另一方面又暗示尊重北派，使北派對慈禧、醇王一無所怨，而種毒於南派，益成水火。然後繼以「三江會辦」，置張佩綸、陳寶琛等於積薪之上，一舉而廓清清流。唐朝牛李、宋朝新舊、明末東林與閹黨之爭，糾纏轇轕，連年不絕，皆為孫毓汶所竊笑了。
回頭再談陳寶琛的信。「更生」指寶廷；黃秋岳以為「此箋蓋為竹坡自劾而發，竹坡既革職，意求南皮疏為之復官也。更生者，劉向之字，以比同竹坡，言同姓之直臣也」，甚是。此函並無下文，但非張之洞不念舊誼，亦以宦術使然。
在陳寶琛之意，張之洞簾眷正隆，既可一疏保中外官員五十九員，則寶廷自劾閒廢已一年有餘，慈禧怒亦稍解；得其一保，更以軍機的斡旋，復起非不可能。但張之洞權衡朋友的交情與個人的前途，畢竟後者為重，故陳寶琛一函，如石沉大海，亦意料中事。
但張之洞亦非不講交情，早在前一年即曾有所辯白。劉鳳翰輯《李鴻藻年譜》，於光緒九年下，附中法事起後，張之洞自山西致李鴻藻函五通，其四云：
近日中朝舉動，滇事付唐，桂事付徐，可謂得人。惟粵東尚未可恃。振翁非不佳，特安攘事體亦恐不勝，當世人才，惟有稚老近之耳。此時若暫以稚老作督辦，俟到彼部署稍定，即與振老互易，豈不兩美。此時蜀事已定，不慮更張，且全局勝負所關，豈得專顧一角耶？更生廢棄，群情鬱郁，力今京朝仕途疏通，悶冗無聊者接踵而進，棄瑕錄用者聯翩而來。豈忠讜卓卓，名聞海內者，獨不在棄瑕之列耶？本欲上陳，竊以為恩出自上為盛美，且恐愈激愈遲，特至今竊竊不能不急悶耳。
此函不著月日，但以「滇事付唐、桂事付徐」而言，當在任唐炯為滇撫、徐延旭為桂撫以後，計時應為光緒九年九月間。「振翁」指粵督張樹聲（字振軒），「稚老」則指四川總督丁寶楨（字稚璜）。張之洞的建議，以丁寶楨督辦兩廣軍務，部署稍定，即以丁張對調。以下「更生廢棄」，即言寶廷。「以為恩出自上為盛美」是門面語，「恐越激越遲」亦只一半真話，歸根結底，即恐慈禧遷怒。當初「附子一味」尚不敢「入藥」，如今位高自危，更當巧於趨避。
再如陳寶琛，向為張之洞所重，但慈禧在日，始終不敢保陳，因恐慈禧記起「庚辰午門案」，一翻陳年老賬，有不測之禍。直至宣統元年二月，始有特旨，「命前禮部侍郎朱祖謀、前內閣學士陳寶琛來京預備召見」，即出張之洞所保。昔日不保，易代始保，正以此日保陳，不虞得禍，可張羽翼，何樂不為？此又張之洞巧於趨避之一證。
張之洞的第二套宦術是疏密互用。平居讀史，每感慨於君子與小人之爭，常落下風者，君子疏、小人密。這話也許有語病，正確的說法是，任何爭執，細密必勝疏略。明末東林與閹黨爭，後者密而前者疏，故東林慘敗。政壇如此，戰場亦如此，以曾胡之密對洪楊之疏，故能扭轉頹勢。戰場如此，個人亦如此，張之洞神而明之，疏密互用，較一味細針密縷，益發高明了。
張之洞之密，首見於奏疏，凡論一事，首尾畢具，顧慮周詳。偶立新論，未必可行而言之成理，令人覺得他居官真肯用心賣力，故王壬秋譏之為「口舌為官」，但猶不失為正道。
至於另一種密，則近乎妾婦之道，為君子所不屑。《花隨人聖庵摭憶》有一條云：
南皮手稿有一箋是疏中之附片原稿，今錄全文如下：
「竊查鄂省每年冬間，督撫向有貢品，此次自當循舊備辦。惟例貢品物，只系相沿舊式，竊念關中地氣高寒，兩宮宵旰憂勞，服御所需，或有未備，茲謹於例貢之外，齎呈天生野術兩種，以備宮庭頤養葆和益壽之需。歷代史鑑名臣奏議文集，以及有關治道之書十二種，以供萬幾餘暇，考覽古今之用。並服食所需，陝省罕有各物十四種，藉申芹曝之忱。派湖北候補知州英勛，齎赴行在呈進，仰懇俯賜賞收，除例貢另行具折恭進外，臣等謹合詞奏陳，伏祈云云。」
考《廣雅堂詩集》紀恩詩十五首中，第三首：「敢道滹沱麥飯香，臣慚倉卒帝難忘。」下有自注，述西幸在陝時湖北貢品，「豐足濟用」，此詩與附片所述，即系一事。附片系庚子所上，紀恩詩則癸卯入覲作。意南皮當時必選那拉後喜御之日用物品進貢，故大博歡心，事隔四五年，尚於召見時述之。當時所云，陝省罕有之物十四種，不知原單為何物，度必漢口、上海採辦者，故曰豐足濟用也。
茲更於《李鴻藻年譜》中，選錄張之洞致李數函：
一，西聖病體未愈，尚醫萬不可恃，可否商之諸邸，馳召良醫數人來都，以備參酌，輪舶迅疾，旬余可到，及今調理，尚易為力，秋深更費手矣。重臣切近，此舉似亦當措意也。
費伯熊、馬佩芝，均常州人，江南人人知名，翁叔平稔知。
程春藻，安徽人，現官湖北候補道，署湖北鹽道，醫素有名，去冬李相太夫人病重，服其藥而愈，此外奏效甚多。姑舉數人，此外如有知名者，無妨多召數人，乾隆間徐靈胎兩次應召入京，診宮闈之疾，洄溪醫案載之甚詳。此故事也。
二，此事實出非常，奈何之，百官齊集行禮，應在何處？早集須何時到？殮奠是否明日？均乞示。翰林院向系派人輪班前往，至今未見知會，亦不聞派有何人，不審宜靜候乎？抑徑往乎？即使未派，當亦無礙否？並希示及為感。敬上蘭孫前輩大人。
名心叩 十一日
三，長春起居，日來更臻安善否？伏望賜示。
四，明日駕出祈雨系何服色？晚進內碰頭應何服色？或雲上御青褂，道旁碰頭者亦當著青褂（似覺不妥），然否？乞示。晚再啟。
五，數日來，長春起居如何？敬希示及。
名心叩
「西聖」「長春」皆指慈禧太后。慈禧先住「西六宮」的長春宮，故別於慈安而稱西太后，其時方攖骨蒸重症，有詔令中外大臣薦醫。這五封信可以看出張之洞窺探宮禁的情況，太后得病，何與文學侍從之臣之事？則張之洞的本心何在，不難揣測。函中又商榷見駕服色，可見於此種小節，亦不放過，手段甚密。
另一方面則又甚疏，清人筆記中有一則云：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宴於江亭。先旬日發柬，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為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各興高采烈，飛辨元黃，雕龍炙輠，聯吟對弈，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飢色。文勤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眾已憊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為笑談。
張之洞不但工於章奏，亦長於事務，《李鴻藻年譜》中，收有他跟李商榷「畿輔先哲祠」陳設、祭典等書札多通，用心甚細。是則豈有本人請客，竟忘設饌之理？此當是故作疏忽，示其名士派頭。
又徐又錚有致友人一書，談張之洞與袁世凱相晤情形：
自合肥李公逝後，柱國世臣，資望無逾公，幹略無逾項城。公於項城，爵齒德俱尊，而輩行又先，項城功名中人，仰公如神，其時公果涵以道氣，馭以情真，兩美訴合，共憂國是。項城不憤親貴之齮齕，盡其材畫，戮力中朝，公雖前卒，而武昌之變至今不作，可也。兩公與相遇，殊形落寞，項城執禮愈恭，則愈自偃蹇以作老態。壬寅之春，公過保定，某脅權直隸總督，請閱兵，既罷，張宴節府，樹錚躬侍陪席，親見項城率將吏以百數，飭儀肅裝，萬態竦約，滿坐屏息，無敢稍解，而公欹案垂首，若寐殊寤，呼吸之際，似儘儘然而隱勃矣。蓋公去後數月，項城每與僚佐憶之，猶為耿耿也。
黃秋岳考證其事，以為「壬寅」是誤記。徐又錚所記，是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入覲，到保定後由袁世凱招待的情形。《張之洞年譜》記：
（四月）十七日，乘火車行，至保定；十八日，觀兵操；十九日，觀學堂。（袁督部所約也。為備行館，供張甚具。）
徐又錚所記，即為四月十八日閱兵以後，設盛宴款待時所見。至於壬寅則為前一年，袁、張亦有一次聚晤，情況相類，不過主客異位，那時是張之洞做主人，款待袁世凱。《張之洞年譜》記：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九日，接署兩江總督篆務）……二十八日，直隸總督袁督部來。（督部回籍營葬，事畢，由汴過漢，赴滬北上，道出下關，登岸；公請稍留，不得，設筵款待，不終席而行，至江干挽留不及。）
許同莘所編的《張文襄公年譜》，有好些為尊者諱的地方，此亦為史例所許，但如上述記載，似乎袁世凱架子太大，無後輩之禮，此則顛倒是非，自損其書的價值。據黃秋岳記，聞諸人言，確有其事，顛末如此：
袁當時先至漢口，端午橋督鄂，袁藐之，晤鄭蘇戡，極口贊南皮在湖北規劃之弘大，因言當今惟吾與南皮兩人，差能擔當大事。《南亭筆記》謂，袁襲魏武帝「使君與操」之言，此語意誠有之，而非對南皮所談也。
南京之行，袁意在結張歡，故談宴絕洽，宴後，屏退從者，密談二小時許，而南皮忽隱几入寐，袁悄然竟出，屬僕從勿驚動張大帥。清制，總督出入轅門皆鳴炮，袁以現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蒞兩江，督轅於其行，自如儀送之，南皮聞炮，驚寤，急追至下關，相見各致歉忱，申約後期而別。
按：丁未政潮之前，瞿鴻禨當政。袁世凱雖為疆臣領袖，並已結納慶王，但羽毛未豐，即其靠山慶王，亦在瞿鴻禨、岑春煊夾攻之下，可能是座冰山，所以對翰苑前輩，名士領袖，足當大老之稱的張之洞傾心結納。而張之洞以疏密並用的手段，偃蹇作態，殊不知此種手段用之於他人，或可增人高不可攀的印象，而愈增敬畏之心，施之於一代梟雄的袁世凱，卻是大錯特錯。徐又錚致友人函，談前事既畢，有一段議論，頗為深刻：
一色息之細，不能稍自結束，以籠絡雄奇權重之方面吏。徒使其心目中，更無可畏可愛可敬之人，生與並世，漸滋其驕譎之萌，致力於拒納之術，以遺後世憂。當日袞袞諸公，何人足以語此。此亦清室興廢一大關鍵，而《春秋》責備之義，所不容不獨嚴於公也。
以後張、袁同入軍機，袁世凱陽示推重，其實視張之洞如無物，即因已勘透張之洞的伎倆，不過如此。反之，張之洞在軍機，反極折服袁世凱，一時號為廉、藺，又比之於房、杜——張之洞作詩鐘之會，一次「蛟斷」四唱，蔡乃煌作一聯云：「射虎除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心同。」上聯指丁未政潮，排擠瞿、岑；下聯即以房玄齡、杜如晦擬張之洞、袁世凱。據說，蔡乃煌之得放上海道，頗得力於此聯。
張之洞歿於宣統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平心而論，張之洞之死，多少和憂傷「國事」有關。他之所以忠於慈禧，始終不替，除了宦術以外，亦不無知遇之感，因為殿試後，讀卷大臣本定其名次為二甲第一，慈禧於進呈前十本時，改張卷為第三本，遂得鼎甲為探花，故每好以宣仁太后與東坡的故事自擬，又自擬為「調停頭白范純仁」，思於彌補兩宮母子感情間有所盡力，但實未能為力。及至慈禧、光緒隔一日相繼崩殂，載灃攝政，隆裕干預，親貴大用，載澤掌度支，載洵、載濤領海陸軍，皆少不更事，且昧於「民為貴」之義，思以高壓手段對付漢人。張之洞知道大清的氣數到了，「南人不相宋家傳」一絕，明道清朝雖對漢人猜忌，而真能忠於清者，卻是漢人。其絕筆詩「末世君民自乖離」，或作「君臣」，此不通之輩所擅改，「君臣乖離」，一時之事；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唯「君民乖離」，乃成末世。其致死之由，據《年譜》所記如此：
自遭國恤，樞臣以恭儉恤下輔導王躬。明旨崇節儉，戒浮華，核名實，停各督撫鹽政織造關差等一應貢獻，飭懿親宗族毋得越禮犯分、變更典章、淆亂國是，海內喁喁望治。既而親貴聯翩進用，公憂形於色。陝甘總督升允奏陳立憲利害，自請開缺。公謂所言雖過當，在滿員中究屬正派一流，所請宜不允。慶邸素嫉其人，監國是慶邸言，竟如所請。公意頗抑鬱。
五月中，忽右肋作痛，數日寖甚。醫曰，此肝病也，不治，將入胃。服藥不效，且轉劇。然猶強起入直。
會設立軍咨處。諭旨有「依憲法大綱朕為大清帝國統率海陸軍大元帥暫由監國攝政王代理」之語。公固爭。又陸軍部奏，各省設局制械，新舊錯雜，請簡派大員督辦。內定加朱恩紱三品京堂，督辦各局。公言其不可，乃改為加三品卿銜，前往各省製造軍械各局切實考查。又給事中高潤生劾津浦鐵路總辦道員李德順營私舞弊，並及督辦大臣呂海寰，親貴舉才堪繼任者，公謂輿情不屬。監國曰，此直隸紳士語耳。公曰，不然，輿情不屬，且激變。曰，有兵在。公退而嘆曰，不意聞亡國之言，咯血而出，脅痛益甚。不入直者三日，是日具折請假。
「有兵在」三字，即為「末世君民自乖離」一語的由來，其實為君乖民非民乖君，此所以張之洞詩成絕筆。張之洞歿後，恤典甚優，而出人意表者為諡「文襄」。清朝對易名之典，極其慎重，因為這是蓋棺論定，而又出於上意。換句話說，是皇帝對一個大臣的最後評價，亦就是最權威的論定。此則不僅關乎死者的榮辱，亦與子孫的前程有關。
依諡法，最難得的是「文正」，此為特諡，照例不準擬呈。其次則漢人重文忠，旗人重文靖，寶鋆生前曾希望得此諡，死後竟如其願。但最難得的是諡「文襄」，非有大武功不能得此諡，咸豐朝更有特旨，有大武功而未竟成者，亦不得諡「文襄」。清朝宰輔諡文襄者，由洪承疇始，計得十三人，自福康安以後，勤保平川楚教匪，明亮平大小金川，長齡定張格爾，左宗棠定西域，而雜以一張之洞，毋乃不倫？
照我的看法，「文襄」之諡，必是張之洞自己在生前所安排。張之洞的名心極重，人所皆知，好名者必關心身後之名，事實上大臣關心「易名」，亦是習見之事，張之洞何能漠然？
其次，從張之洞的性情來說，對於文字最講究。他居官時，有八個字的考語：「起居無節，號令不時。」公認為定評。傳說他當四川學政時，偶游浣花草堂，集杜詩二語為楹帖，還想系以短跋，坐而構思，稿凡十數易方始愜意，而時已三日夜，侍者更番輪直，困頓不堪。又《年譜》記其臨終之日的情事：
酉刻，忽起坐，下床更衣畢，就臥，汗出加枕。戌刻汗止，進諸子，戒以勿負國恩，勿墮家學，必明君子小人義利之辨；勿爭財產，勿入下流。人各二語。言訖，令一一覆誦，有誤者改正之。又命讀遺疏及邸抄數則。
諸子哽咽不能成聲。公慰之，謂吾無甚痛苦也。又曰，吾生平學術、政術所行只十之四五，心術則大中至正。已復改政術二字為治術。
以上是他本人對文字的講究，至於他人對他的頌讚，亦極重視。清人筆記載：
張文襄七十生辰，樊樊山撰駢文二千餘言為壽，中敘述文襄外任數十餘年，凡所興作，輒遭部臣齮齕，有警句云：「不嘉其某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數語直抉出文襄心事。相傳此文系交電局分日拍發，文襄閱至此段，掀髯笑曰：「雲門的是可兒。」又文中敘述文襄禁學界沿用東洋名詞，又云：「如有佳話，不含雞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為知味。」措辭亦殊佳妙。
由此可以斷定，張之洞在自知不起前，一定會想到將來得哪一個字的諡。「文正」自不必想；「文忠」則李鴻章、榮祿皆得此諡，相形之下，他對慈禧個人的忠誠，殊有未及，亦難望諡「忠」。如果平心而論，他應該諡「敏」、諡「勤」，而此又非所願。此外的美諡，有一「成」字，倘諡「文成」，上同陽明，亦是佳話。但清朝諡「文成」者，獨一無二的只有一個乾隆朝的名相阿桂，「文成」之諡，較之「文正」尤為難得，不必存此妄想。
至於想到「文襄」，一方面有在兩廣總督任內，調兵遣將，供應糧糈之功，援于敏中之例，可以說得過去；另一方面則左宗棠諡「文襄」，堪與李鴻章的「文忠」匹敵，則得「文襄」諡，亦可顯示其為與李鴻章同一層次的人物。我猜測他的用心如此，自信大致不會錯的。
按：擬諡為內閣職權，《清會典》定例：「諡妃嬪及王大臣賜諡者，皆由大學士酌擬，奏請鈞定。」當時的內閣，以孫家鼐居首，其次為世績、那桐、榮慶、鹿傳霖。鹿為至親，如果由他提議諡張之洞為文襄，世績、那桐必有意見。孫家鼐亦已去日無多，要想到自己的身後之名，樂得有張之洞開個先例。榮慶雖在議學制時，與張之洞不甚融洽，但一個人反對不掉，又何必不做個順水人情？
我在想，如果慈禧在世，張之洞諡文襄，很可能通不過。載灃當政，哪裡會講究這些名器？只看兩個月後，孫家鼐去世，竟「贈太保予祭葬，諡文正，入祀賢良祠」，恤典與李鴻章、榮祿相似，而以曾值毓慶宮，援杜受田、李鴻藻之例，以帝師諡文正，實可與道光朝曹振鏞之諡文正等量齊觀。
按：杜受田授咸豐讀，有擁立之大功；李鴻藻援例得諡文正，已覺過分，但畢竟獎進人才，勤勞王事，主持一時風會，猶有可說；孫家鼐雖居首輔，毫無相業，《清史稿》本傳僅得七百餘字，除敘履歷，談其為人以外，生平事業，三四行可盡。此伴食宰相亦得諡文正，可見宣統朝名器之濫，此亦末世之一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