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 · 殺賊書生紙上兵
另一張的張佩綸，為李鴻藻的門生，論到人品，比張之洞高出很多。我讀近代史，發現了許多極有趣的課題。其中最堪玩味的是，如果馬江之役不是一敗塗地，張佩綸即有挫折，不如是之甚，恐怕以後的政局，又是一番光景。至少李鴻章個人，定不至於「晚節不終」。
有一個鐵樣的事實，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談過（不敢肯定，讀者中倘知有人談過，千乞見告），此即李鴻章早就選定了張佩綸為衣缽傳人。這一個念頭，甚至在張佩綸獲嚴譴後，亦未放棄。
曾國藩有一句名言：「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如曾國藩這種節制五省軍務，督撫中從未有過這種大權的人，「大事」或者非一人一生之力所能辦了，所以接手之初，便當有長遠的計劃。替手有人，則不必求急功，亦不憂失初志，乃能為長治久安之計。曾國藩本人在金陵克復之前，至少已找好兩個替手，一是助李鴻章建淮軍來替湘軍，二是將長江上下游以外的東南地區交給左宗棠。大致說來，這兩個替手都找得不錯，應該歸之於曾國藩的「相業」。
李鴻章的北洋軍系，矛盾甚多，而且劉銘傳、潘鼎新、郭松林等，都不是肯安分的人。李鴻章為避「合而謀我」之厄，猶須在此數人之中，製造矛盾，相互牽制，其操縱之道甚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絕不可能於淮軍將領中，選出一個能籠罩全局，為他代掌北洋的人物。
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非科甲出身，絕不能大用。舉人出身的左宗棠，封侯拜相，膺專閫之寄，可一而不可再。淮軍將領中，最有資格的只有劉秉璋，但已獨樹一幟，在光緒初元，與淮軍的關係已相當疏遠了。李鴻章數年物色，才找到了張佩綸。
張佩綸的父親叫張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後來死在浙江。李鴻章與張印塘有舊，曾資助張佩綸盤籍回靈。一個有心結納，一個亦以種種關係，樂於傾從。當時李鴻章看中張佩綸的，第一是才氣；第二是與北派的關係；第三是清流魁首，台諫講官中的佼佼者亦都不敢惹他，將來接掌北洋，麻煩會比自己少得多。
《孽海花》中說張佩綸贖罪進關後，去看李鴻章，發現李小姐的兩首七律，頓生知遇之感，因而求婚，事實不盡如此。張佩綸不是那樣冒昧的人，李鴻章亦不會視愛女的終身大事如兒戲。托以姻婭，即有傳授衣缽之意。
張佩綸早在甲申年已為南派，亦即為傾向於翁同龢一系者所不滿。《花隨人聖庵摭憶》記：
晚清同光以來，則漢大臣互相齮齕，而滿大臣驕奢宴樂，騃不知事，宮闈亦相厄，以速其亡。蓋宦途未有不相擠者，特視為何如人。愚者，譬如擔夫爭道，智者則擊轂償車矣。試以晚清言，曾文正見扼於祁文端，微肅順左右之，幾不能成功，是一例。曾氏兄弟，與左文襄、沈文肅交惡，雖無大影響，亦是一例。
光緒初葉，帝後兩黨交鬨，而李高陽與翁常熟交惡，其終也，促成中日甲午之戰，所關於國運者甚大。
當時高陽、常熟陰相扼，而合肥李文忠居外。其時有言文忠有異心者，旨令常熟密查，復奏「李鴻章心實無他」。事見宋芸子詩自注。其後翁力主戰，李欲格之，不能。不可戰而戰，所失倍甚。
前錄陳伯潛感春詩，即可見高陽一系之微詞。當時朝中名士，前一輩清流，若張孝達、張繩庵等，皆與高陽善。而稍後進者，若張季直、沈子培，則與常熟善。其分野，可於《越縵堂日記》等書見之。而南皮受常熟之扼，為最甚。
《廣雅堂詩集》中《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一首，下有文襄自註：「藥房先生在詔獄時，余兩次入獄省視之，錄此詩，以見余與翁氏分誼不淺。後來叔平相國，一意傾陷，僅免於死，不亞奇章之於贊皇，此等孽緣，不可解也。」五十九字，敘述昭晰。
常熟之扼南皮，予所聞，南皮在光緒中葉，已有入軍機議，翁持不可，其後廣東報銷一案，亦翁核駁，此外，則不能知。此自注五十九字，乃南皮晚年自加，幕府有勸其刪去，南皮執不可。此事居張幕者，若王司直、許溯伊皆深知之。其後又有《過張繩庵宅》四詩，末詩二句「知有衛公精爽在，可能示夢儆令狐」，令狐，亦指常熟也。然至宣統初，南皮入軍機，年七十餘，則亦躬遘黨爭，而化為調停者。集中有《新舊》一絕句云：「門戶都忘薪膽事，調停頭白范純仁。」是其證也。
記中「孝達」為張之洞，「繩庵」即張佩綸。我引錄此文的目的是請讀者注意兩點：
第一，自沈桂芬歿後，南派繼起無人；北派勢力大張，但後起名士，漸與翁同龢親，自然而然造成了翁復成南派領袖的地位。
第二，宋芸子即為宋育仁，為王壬秋得意高足，亦翁同龢門下之一。宋出身張之洞所創建的成都尊經書院，故與張之洞亦有淵源。詩注中謂翁奉旨密查，言「李鴻章心實無他」語，事屬可信。於此可知，翁與李鴻章雖有私憾，但為國事，未始不可同心合作，主戰主和之所以分歧者，有各種因素激盪使然。不過，欲在政策上求得一致，首須在見解上取得協調。當時李鴻章認為想影響清議，取得支持，張佩綸是最夠資格的一個人。我以為李鴻章之所以打算以張佩綸為替手，除了認為他內有李鴻藻、外有張之洞的支援呼應，足以在北洋站得住腳外，同時亦因為他與翁同龢未始不能以對等地位取得諒解。只要張與翁能攜手合作，親翁的南士，對張的觀感自然亦會改變。
這是李鴻章在光緒親政前後的想法。李鴻章結納張佩綸甚早，但思重用張佩綸，則在回任直督以後。照我玩索當時政局，他所忌者仍是「自己人」，即是張樹聲。
李鴻章「用滬平吳」，同治元年由安慶帶到上海的淮軍只七千人，嫡系部將為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吳長慶，另有曾軍而為皖人的程學啟、湘軍的郭松林，以及鮑超的霆軍部將楊鼎勛等。另奏調舉人潘鼎新、編修劉秉璋同行，以其弟鶴章總營務處。程學啟功最大，早死，其餘諸人自然也都得意了，但劉銘傳、張樹聲、劉秉璋都不是肯久居人下的，所以李鴻章到北洋後，淮軍形成分裂，「二劉一張」皆各樹一幟。就較廣泛的觀點看，則是淮軍的擴張，亦為李鴻章勢力的膨脹，但自以遙尊李鴻章為先決條件，否則即會形成威脅，自必招李之忌。
李鴻章於同治八年三月丁憂，直隸總督以粵督張樹聲署理，此一安排是李找張來為他「看家」。誰知張甫接事，朝鮮發生因大院君與王妃閔氏爭權而起的兵變，牽涉到對日衝突。派吳長慶率師渡海至朝鮮平亂，雖由李鴻章與朝中定策，但張樹聲的調兵遣將，後勤支援，亦頗有功。張樹聲本人可能並無取李鴻章而代之的野心，但直督為疆臣領袖，近在畿輔，向來不能不敷衍朝士，而張樹聲之子全力周旋清流，有「清流腿」的外號。
張樹聲之子名華奎，字藹卿，以舉人捐班為侍郎，與李慈銘未中進士前的情形相似。所不同者，李慈銘藉此獲微薪及「印結費」資生以待時，張華奎則藉此得以留京，為其父作「公共關係」，而以巴結清流為主。
清流方盛時，朝野觸目，《孽海花》第五回記張佩綸的氣焰，大致可想。時人以「青牛」諧音為「清流」，有牛頭、牛角、牛肚、牛尾之說，各綴以人，牛頭自為李鴻藻，而張佩綸無疑為牛角。張華奎不在「青牛」之列，月以供清流奔走為事，雲食伺奉，所取悅於清流者，無微不至，謂之為「清流腿」者，意輕其專為清流跑腿而已。
在張華奎心目中，第一個要取悅的，自是張佩綸，豈意操之過急，反而得罪了張佩綸。李慈銘日記，光緒八年四月十五日條：
張樹聲奏請派翰林侍講張佩綸赴津幫辦水師，諭毋庸議。張佩綸與樹聲之子貲郎某交甚狎，故有此請。佩綸遂不與考差以待旨，而不意其不行也。次日陳寶琛劾張樹聲擅調近臣，諭交議處。陳與佩綸日相唱和，此疏以掩外人耳目也，然太難為樹聲父子矣。
所謂「某貲郎」即張華奎。道是「遮人耳目」，猶是皮相的看法，實際上張華奎此舉孟浪，大損張佩綸的清譽，深怨其多事，因有陳寶琛奏參署直督張樹聲，擅自請調近臣。張樹聲交部議處。
張樹聲父子本為好意，不想結果如此，認為張佩綸恩將仇報，太不近人情，自此結怨。李鴻章對此自亦有警惕，暗喜張佩綸之能助己，越相結納。張華奎的目的，完全落空，自此態度改變，雖仍以結納清流為事，但傾向於南派，而與張佩綸之仇不可解，乃有甲申三月，全樞盡罷，朝野震驚之大事，而清流亦遂盡於甲申，政局大變。明朝亡於甲申，清朝之亡，則伏機於甲申，此一近代史上的大關鍵，真相因果，猶大有探索的餘地。
光緒十年三月十三日有一道上諭，為《實錄》所不載，逐恭王以下全班出軍機的處分如此：
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寶鋆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茲保錄其前勞，全其末路，奕訢著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並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寶鋆著原品休致；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內廷當差有年，只為囿於才識，遂致辦事竭蹶；兵部尚書景廉，只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均著開去一切差使，降二級調用；工部尚書翁同龢，甫直樞廷，適當多事，惟既別無建白，亦不無應得之咎，著加恩革職留任，退出軍機處，仍在毓慶宮行走，以示區別。
甲申三月的大政潮，都知為盛伯熙所發難，殊不知最早為張華奎所策動，而張的目標是張佩綸。以「張」攻「張」，本為「同宗相殘」，豈意恭去醇來，竟成兄弟鬩牆！此事與黃膺白的「首都革命」，即是當時如有諸葛孔明亦想不到的變局。盛伯熙的輕率與黃膺白同，結果非始料所及亦與黃膺白同，則是兩人的感想亦此，黃膺白引首都革命為平生最得意之事，而盛伯熙悔恨一生。張之洞《題郁華閣遺集》詩云「不知有意還無意，遺稿曾無奏一篇」，即言盛伯熙不欲留此疏於後世，而又不便於奏議中特刪此篇，故全部奏稿皆不入集。（作者按：《郁華閣遺集》有兩本，一為家刻本，一為其表弟漢軍楊鍾羲即《雪橋詩話》作者，在江寧所刻，其中《意園文略》收雜文、奏議各一卷。盛伯熙任講官後，章疏凡四十餘上，楊刻《意園文略》收十三篇，中有「醇親王不可入軍機處」一疏，為劾恭王發生嚴重後果，內心不自安，亟謀補救而發；至劾恭王原奏是否在內，待覓原書查考。）
茲先略述盛伯熙生平。伯熙名盛昱，其祖敬徵為肅親王永錫第四子。照玉牒排比昭穆之次，盛昱與「載」字輩同，故為同治、光緒的堂兄，稱恭王「六叔」。肅親王善耆則應為盛昱之侄。
敬徵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積產頗豐，自署意園、郁華閣，皆實有此園林，非一般自署之空中樓閣。盛昱之父名恆恩，官至左副都御史，卒於同治五年，時盛昱年十七歲。其母出於蒙古博爾濟吉特氏，此族為滿清國戚第一家。盛昱之母與同治之後阿魯特氏一樣，皆為蒙古巨族中少有的通漢文的「才女」，著有《芸香館遺詩》二卷。盛昱自謂其詩，得於母教者居多。
他是同治九年庚午科順天鄉試的舉人。座主為倭仁，此人為辛酉政變後的保守派領袖，但為真道學，與徐桐的人品，有雲泥之判。盛昱雖為名士，卻多少受倭仁的薰陶，故於死生關頭能勘得透。他歿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死前六天，漫作六言口號：「怕死作為已死，有生本是無生；縱然百有餘歲，不過多得餘生。」死時極為從容。
盛昱歿後的第二年，便有八國聯軍之禍。與盛昱同為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城破殉難，追贈侍郎，諡文敏。此外有寶廷兩子雙雙殉國。盛昱如果不死，亦必為死節之臣，殆可斷言。
王懿榮為光緒六年庚辰翰林，盛昱則早一科，此科狀元即王仁堪，同榜名士尚有樊增祥。樊因張之洞的關係，與北派較為接近。此外除王懿榮，皆親翁同龢，自然而然地漸復南派的勢力。而親翁的原因，大都由於反對張佩綸，此亦不涉於政見主張，只是感情用事。
原來當翰林四諫意氣風發之時，正當王仁堪、盛昱等一班少年名士初起之時。張之洞喜騖聲氣，常有招邀名士的雅集，故後進少年，對他尚無惡感；張佩綸則眼高於頂，草茅新進，不值一顧；但白簡搏擊亦非疾惡如仇，一視同仁，愛憎好惡之間，亦有去取。譬如李鴻章，可劾之道，何止一端？而張佩綸從未一動彈章，加以李、張交親，形跡甚顯，予人反感極深。及至張華奎為父營謀，求榮反辱，欲圖報復，並傾心結交新進名士，一方面全力為翁同龢拉攏，一方面則在等待機會。
甲申開歲，中法為越南啟釁，前方軍事不利，論者以為咎在雲南巡撫唐炯、廣西巡撫徐延旭，此兩人為清流所保，於是張華奎要求盛昱特參張佩綸。據《李鴻藻年譜》李宗侗按語：
甲申易樞之舉，始自甚久，醇王久已預備上諭，據家表兄祁君言，甲申所下上諭出自醇王之門客趙某，只候機會方下耳。盛昱之折由於張樹聲之子張華奎所要求，張本要求張佩綸而盛昱不欲，說不如參軍機大臣，軍機倒則張佩綸必無辦法。盛以為軍機不易倒，彼實在不知醇王已與慈禧商定只候機會耳。至醇王掌實權亦出盛之意外，乃有第二折之上。
茲先言第一折。其時唐炯、徐延旭已經拿問，盛昱以唐、徐「坐誤事機，其罪固無可逭，而樞臣之蒙蔽諉卸，罪實浮於唐炯、徐延旭」，為立言立旨。以下一層逼進一層，由張佩綸而及於李鴻藻：
張佩綸論資淺分疏，遽登薦牘，猶可言也；李鴻藻內參進退之權，外顧安危之局，義當博訪，務極真知，乃以輕信濫保，使越事敗壞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僨事，何說之辭？
以下由李鴻藻再牽連到恭王及寶鋆：
恭親王、寶鋆久直樞廷，更事不少，非無知人之明，與景廉、翁同龢之才識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觀成敗，其咎實與李鴻藻同科。然此猶其咎共見共聞者也。奴才所深慮者，一在目前之蒙蔽，一在將來之諉卸。北寧等處敗報紛來，我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將唐炯、徐延旭等拿問，自宜渙大號以勵軍威，庶幾敵愾同讎，力圖雪恨，乃該大臣等猶欲巧為粉飾，不明發諭旨，不知照內閣吏部，夫一月之內更調四巡撫，一日之內逮治兩巡撫，而欲使天下不知，此豈情理所有？在該大臣等必託言恐法夷詰問，於和局有關，不知都下喧傳，申報刊布，其跡早不可掩，該大臣等惟冀苟安旦夕，遂置朝綱於不問，試思我大清二百餘年有此體制歟？抑我中國數千餘年有此政令歟？
景廉早在光緒二年文祥衰病恐將不起時，即已入軍機；翁同龢則是光緒八年十一月，王文韶因雲南報銷案被參去職，接王入樞。為盛昱指為「才識凡下」，雖是極度輕蔑之詞，但亦有開脫之意。總之，盛昱此奏，雖劾全樞，而歸罪重輕，頗為分明。首為李鴻藻，應負「越事敗壞」的主要責任，咎在「失人僨事」，明指已拿問的唐炯、徐延旭，而暗中突出張佩綸，希望譴李、張二人；對恭王、寶鋆，科以「俯仰徘徊、坐觀成敗」之罪，雖謂咎與李鴻藻同，但衡以議親議貴，及任事多年，不無勞績可念的推想，獲咎必較李鴻藻為輕。
至於景廉、翁同龢，不過「才識凡下」，實無罪可科，自應免議。這是盛昱隱然為慈禧指出處置的原則，亦即他所希望見到的結果。
以下指陳罪狀兩端：一為蒙蔽，一為諉卸，而著落在李鴻藻身上。其言如此：
現在各國駐京公署及沿海各國兵船紛紛升旗，為我法夷致賀，外邦騰笑，朝士寒心，奴才竊料該大臣等視若尋常，未必奏聞也。該大臣等以為可免法夷詰問，而法夷在總署已索兵費至六百萬鎊，奴才又料該大臣等狃於所託未必奏聞也，甘辱靦克，孰不可忍，是蒙蔽之罪也。唐炯、徐延旭既拏問，即當另簡賢員，乃就近於湖南用一潘鼎新，復就近於貴州用一張凱嵩，該二員一則粗庸，一則畏葸，該大臣等豈不深知？以奴才愚見揆之，恭親王等鑒於李鴻藻而不敢言，李鴻藻亦自鑒於前而不敢言，以為就地取材，用之而當固不為功，用之而非亦不為過，濫譽之咎，猶可解免。如此存心，殆不可問，是諉卸之罪也！
最後則更追溯溺職情形於越事之前，全盤否定了辛酉政變以來恭王的功績，適足為慈禧製造機會：
該大臣等參贊樞機，我皇太后皇上付之以用人行政之柄，言聽計從，遠者二十餘年，近亦十數年，乃餉源何以日絀，兵力何以日單，人才何以日乏？即無越南之事，且應重處，況已敗坏於前，而更蒙蔽諉卸於後乎？有臣如此，皇太后皇上不加顯責，何以對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請明降諭旨，將軍機大臣及濫保匪人之張佩綸，均交部嚴加議處，責令戴罪圖功，認真改過，諱飾素習，悉數湔除。
此折上於三月初八，經兩日之醞釀。三月初十慈禧召見醇王，終於有三月十三的懿旨：
欽奉懿旨，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巨，政多叢脞，民未敉安，內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為內外用人行政之樞紐，恭親王奕訢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於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雍蔽，或劾其委靡，或謂昧於知人。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數端，貽誤已非淺鮮，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偉昭貽謀？將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即不能複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為哉！言念及此，良用惻然。
以上全班逐出軍機，各人的「考語」，已見前引。照懿旨上看，「若竟照彈章一一宜示，即不能複議親貴」，意思為猶為寬大的處置，否則即須治罪。
同日上諭：命禮親王世鐸，戶部尚書額勒和布，閻敬銘，刑部尚書張之萬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工部侍郎孫毓汶，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下一日復有旨：
軍機處遇有緊急要件，著會同醇親王商辦。
禮親王世鐸是傀儡，額勒和布、張之萬，伴食而已；閻敬銘頗思有所作為，但志不得酬，軍機處此時的要角，乃一孫毓汶。
孫毓汶是愛新覺羅皇朝覆亡的罪魁禍首之一。所謂「同光中興」之局，結於此人之手。以醇代恭，出於他的一手策劃。李宗侗所謂醇王幕客趙某，不知何許人，度有其人，亦必為孫毓汶的代表。至於孫毓汶密謀掀起此一大變局，其動機有二：一是藉此為晉身之階，得以大用；二是報復恭王。後一動機為孫私下結納醇王的由來，因報復恭王，除卻利用醇王以外，別無他途，這是情勢上非常明顯的一件事。
孫毓汶生平，見《清史稿》本傳：
孫毓汶，字萊山，山東濟寧州人，尚書瑞珍子。咸豐六年，以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八年，丁父憂。十年，以在籍辦團抗捐被劾，革職遣戍。恭親王以毓汶世受國恩，首抗捐餉，深惡之。
同治元年，以輸餉復原官。五年，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先後典四川鄉試，督福建學政。光緒元年，丁母憂。服闋，起故官。尋遷詹事，視學安徽，擢內閣學士，授工部左侍郎。
十年，命偕侍郎烏拉布赴江南等省按事。時法越事起，毓汶以習於醇親王，漸與聞機要。適奉朱諭盡罷軍機五大臣，毓汶還，遂命入直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
時當國益言路紛囂，出張佩綸等會辦南北洋閩海軍務，余亦因事先後去之，風氣為之一變。
初，恭親王與醇親王共去肅順，相睦。及德宗入承大統，醇親王遂漸有爭權之勢。恭親王自咸豐以來，久當外交折衝之任，洞悉中外之強弱。對外則力避啟釁，對內辦洋務以求自強。醇親王不察，以恭親王為懦弱，時讒於太后。太后亦因恭親王之諫修園囿、抑中官，不滿。至是，遂借言官一疏而罷恭親王及軍機諸臣。
醇親王既當政，始漸悟恭親王政策之不誤，於是中法戰事不得不和。且請建海軍、修鐵路以圖自強。然諫阻裁抑，恭親王所能為者，醇親王皆不能為也。李蓮英且隨王巡閱海軍，言者比之唐之宦官監軍。而賄賂公行，輦金者常至數萬兩，為清代中官所僅有。故醇親王之爭權，為清季政治一大變局。其重要僅次於帝後之爭，亦興亡一大關鍵也。
翁同龢日記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記：
僧邸參孫毓汶不遵調遣，請革職枷示、發新疆。奉旨：免其枷號，革職發新疆。詞臣居鄉，乃被斯議，奇矣哉！
金梁輯《近世人物誌》於此條下按云：
孫之獲咎，實因恭邸惡其抗捐。詳見本傳，故旋即以輸餉開復。
按：僧邸指僧格林沁，其時方率黑龍江騎兵，在山東剿捻，駐濟寧。僧軍騎兵，確甚剽悍，但捻軍飄忽無常，僧軍日夜追逐，每每撲空，終以疲於奔命而為捻軍所乘，大敗於金鄉。乃嚴劾孫毓汶，藉以泄憤，而適有抗捐之事為恭王所惡，乃獲嚴譴。
翁同龢日記光緒十年三月十一日記：
盛昱封事，四日未下，疑必有故。濟寧電線皆斷，杳無消息，悶悶。
時孫毓汶往江南按事，歸途順道回鄉。所謂「濟寧電線皆斷」，則知在此以前，孫毓汶固與醇王有密電往還，為醇王的謀主。在京大僚，關於政局變化須向濟寧打聽，可知孫毓汶此時的分量，而所謂「電線皆斷」自是有意為之，藉以保密。孫毓汶與醇王通信，固有輾轉遞交的電路，可達北洋。其時盛宣懷方署津海關道，與馬眉叔同為李鴻章朝夕相處的親密幕僚，以醇代恭，盛宣懷亦極可能參與密謀。當光緒初年醇王曾主張以左宗棠代李鴻章，後知其不可，遂與李結納，信任益專。李鴻章其時方以張華奎結納清流，感到張樹聲對他已形成威脅，因為通過盛宣懷的關係，助孫完成倒恭扶醇的密謀，就其個人利益而言，固為上策。電報局為盛宣懷一手所創辦，各地電報局的技術人員，尤其是從事譯電的「電報生」，皆負有為盛宣懷探聽政情、傳遞消息的任務。孫毓汶人在江南，而能遙為策劃，倘無盛宣懷之助，是件不可能之事。
李鴻章之致憾於張樹聲父子，有一事可證。劉體智《異辭錄》記：
張靄青觀察，南城謂之清流靴子，譏其比之於腿，猶隔一層也。又謂為捐班清流，而乃翁靖達為誥封清流，以善與諸名士交，而有是稱。觀察才識，文忠固所夙知。先文莊以姻婭故，益加青睞。需次入蜀，立予鹽差，旋補建昌道缺。致書文忠，薦為按察使。文忠復書曰：「朝廷黜陟，從不與聞。」再請則曰：「道員升臬，鯉魚躍龍門，談何容易？」
以李鴻章的分量，保一督撫亦尋常之事，遑論監司？舉個明顯的例子，光緒四年，李鴻章薦吳大澂可任監司，即以編修用為道員，發往山西交曾國荃差遣，旋授河北道。按：編檢京察一等者，不過外簡知府，丁丑狀元王仁堪以修撰值南書房，頗受眷遇，後有人言，南書房翰林清苦，皆思外放，因命開單進呈。王仁堪家本豐饒，而軍機開單仍以王列第一，藉以排斥，乃特旨不過簡放江蘇鎮江府知府。今吳大澂以李鴻章論薦，謂其堪任監司，竟七品編修一躍而為三品道員；光緒十二年，得簡廣東巡撫，亦李鴻章之力為多。今以本省督撫有意擢道員為臬司，如得李鴻章一薦，絕無不允之理，何況張華奎為故人之子，重以劉秉璋的交情，而始則不報，繼則推諉，出乎恆情，故知必有所憾。
李鴻章亦深惡清流，但亦深知清流不可侮，且亦不妨利用，手段自是高人一等。其籠絡清流之道，不外以利祿羈縻，除了張佩綸之外，為李所「收買」者得兩人，一為李慈銘，試以《越縵堂日記》證之。同治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馬榖山中丞聘為浙江書局總校勘。
馬榖山即馬新貽，與李鴻章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會試同年。此科為名榜，沈葆楨、沈桂芬、郭嵩燾、鮑深源、徐樹銘、黃彭年、劉郇膏、龐鍾璐，都在這年中進士。狀元即張之萬，會元許彭壽是筆者的叔曾祖，殿試二甲一名傳臚。馬新貽與李鴻章的交情極厚，由皖藩擢浙撫督兩江，皆由李鴻章言於曾國藩，力保而來。李慈銘受馬之聘，出於李鴻章之薦。
光緒八年四月六日：
撰合肥相國李太夫人輓聯云：「槐鼎熊茵，甲第雙迎武韓國；鞠衣蜜印，養堂專祭定夫人。」上語用《舊唐書·李光弼傳》語，李母韓國太夫人，李氏與今事適合。合肥本許氏，父育於李，遂冒李姓，故娶李不以同姓為諱也。
按：李鴻章對李慈銘三節必有厚饋，光緒十年更延其主講天津學海堂，致束脩甚豐。是年三月十三日記：
謁合肥督相，坐談一時許。合肥受北洋之寄，極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動效夷法，廣作機器，久糜巨資，又委任非人，誠亦無解人議。然身處危疑，事囂責備，力分勢掣，財匱兵驕，局外之言，不中事會。近法夷和約五事……無傷國體，速定盟言，自來款議，此舉差優，平情論之，功不可沒。
論李多作開脫原情之語，在李慈銘是很難得之事。但前一日亦即出京謁李之前，致書甘願認以為師的翁同龢，卻又是一派主戰的論調：
昨作書致翁叔平師，言時局可危，門戶漸啟，規以堅持戰議，力矯眾達，抑朋黨以張主威、誅失律以振國法。……
一日之隔，口吻頓變，可知李鴻章籠絡之術甚工。李慈銘於同治二年報捐郎中，分戶部，九年中舉，庚辰六年成進士，會試四總裁為景廉、翁同龢、麟書、許應騤。闈中由翁同龢一手主持，先取第十九名，後改第一百名，因欲以其卷「束榜」，並特選其三場文字入闈墨，故李於翁，不無知遇之感。本來房考不薦，主考除了搜遺，無取中之理，所以主考稱「座師」而房考反稱「恩師」。李慈銘於其恩師林紹年殊無恩，雖不廢門生之禮，意頗輕之，行徑與龔定庵相似。
李慈銘殿試二甲，本可有點翰林之望，但以年老家貧，當不起窮翰林，而賣文為活，聲名早在，亦不必借翰林頭銜，所以「乞翰林院陳情，還郎中本班」，得旨「以厚資敘用」。但直至光緒十三年始補實。
前一年他請人刻一印，文曰：「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所謂「明經」者，指出學的貢生；生員出學，可以不應歲試。其謝恩詩起句「各場冊載號寵眉，身是宣皇老秀才」，即言道光庚戌入學，難得四朝逢庚，故刻此閒章自娛。
李慈銘自補授郎中後，兩與考差，以為孫毓汶所惡，「兩試兩取第一」而皆落空，於是黃漱蘭、黃仲弢父子與王仁堪等，集貲「謀為余捐試俸為考御史地」，光緒十五年赴考，以翁同龢之力得第二，下一年即補山西道御史，巡視北城。但既有言責，反而緘默，則以年逾花甲，銳氣已消，而大官大罵，小官小罵，本亦為李慈銘之「術」。其術既售，不罵也罷。
另一為李鴻章所收買的清流，即是吳大澂。吳頗熱中，先為其同鄉前輩潘祖蔭的門客，其後又巴納醇王。李鴻章是早就看穿此人底蘊的，所以早在光緒初元，即頗假以辭色。當孫毓汶定計掃蕩清流時，所用的辦法，即是扶此輩上虎背，使其顛蹶而下。張佩綸到馬江，地最危；陳寶琛到南洋，為曾國荃的會辦，人最難纏；唯獨吳大澂為李鴻章的會辦，得其所哉，這自是吳事先安排的。
最倒霉的自然是張佩綸。或謂：如你所說，李鴻章既有培植張佩綸為繼承人之意，且又知孫毓汶對清流有借刀殺人之心，則又何能坐視張佩綸身蹈險地而不預為之計？我的回答是：張佩綸既到福建，方知身蹈險地。或者更明確地說，在觀音橋之戰，亦即是年閏五月初一之前，馬尾根本就不是險地，而張佩綸奉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根本就不是去指揮作戰的。
原來李鴻章其時對和局已有把握。張佩綸之所以被派到福建，真正的目的是接收沈葆楨所創辦的「船政」，加以切實整頓，進而控制南洋的全部兵艦，與北洋構成整個系統，完全置於李鴻章的控制之下。這一南北洋軍事指揮權的統一，由張佩綸幫助李鴻章完成，然後由李鴻章轉移給張佩綸，張即成為李的衣缽傳人。這一套設計，與當初曾國藩助李鴻章建立淮軍，俾以淮代湘，乃得急流勇退，身名俱泰的做法，完全相同。
我這個說法絕對是有根據的。研究近代史者，對中法之戰中的觀音橋一役之影響，每多忽略，殊不知此役為整個局勢變化的關鍵。茲引郭廷以所編《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數條，因果自見：
光緒十年四月十二日（農曆，下同），李鴻章與（法水師總兵）福祿諾會談，議定中法簡明條約五款：一、法國保全助護中國南界毗連北圻，不受侵犯。二、中國將駐北圻防營，即行調回邊界，並於法、越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概置不問。三、法國不向中國索償戰費，中國允許法國在毗連北圻邊界通商，日後另定商約規則。四、法允與越議改條約之內不插入傷礙中國體面字樣，並將以前與越南所立各約，盡行銷廢。五、中法另派全權大臣於三個月內悉照以上所定各節會議詳細條款（明日李函告總署）。
四月十四日，命通政使吳大澂會辦北洋事宜；內閣學士陳寶琛會辦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會辦福建海疆事宜。（作者按：張佩綸此時早已署左副都御史，為「卿貳」的身份。）
法政府授福祿諾以簽約全權。
四月十五日，總署進呈李鴻章與福祿諾所議簡約，得旨允行。
如上可知，李福簡約已為兩國政府所同意，和議實際上已成立。是故張佩綸的「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絕不是讓他去指揮作戰，而是和議成立後，如何整頓「福建海疆事宜」，其事甚明。至於反對談和的輿論，在李鴻章看皆是浮議，好在有三個月的時間，只要慷慨陳詞的熱潮一過，最後終能訂立正式條約。當然，醇王主戰，左宗棠復入軍機，並管理神機營，對李鴻章媾和的努力構成障礙，但只要法國方面堅持簡約，不生變化，他是有辦法應付醇王與左宗棠的。因此，好整以暇地做了一次「巡邊」。據郭廷以《日誌》：
五月二十九日 李鴻章偕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出洋巡閱旅順、登州、威海衛一帶。
此行歷時凡五日，隨行人員中尚有原為左宗棠辦糧台而中道決裂的袁保齡。至閏五月初四，「二張」自煙臺南下至滬，一赴廣東、一赴福建，分別上任。不意廣西邊疆的戰事起了變化，是即觀音橋一役。據《日誌》：
閏五月初一，法將杜森尼率軍強行前進，限三日交出諒山。駐守觀音橋之提督王德榜、萬重暄等卻之，法軍死傷近百人，華軍死傷共三百餘人。
閏五月初二，王德榜、方友升、萬重暄再敗法軍於觀音橋，法軍死十一人，傷三十五人。
閏五月初四，以法使將到天津，命錫珍、廖壽恆、陳寶琛、吳大瀓會同李鴻章預為籌商開議（時尚不知觀音橋事件）。
法外部照會曾紀澤，法軍依約往收諒山，被華軍攻擊，中國應負釁責。
法以孤拔總統東方艦隊，利士比副之。
閏五月初七，總署覆謝滿祿，天津簡約於界務商務均未議定，亦未議有華軍應撤日期，法軍巡邊應待詳約定後。今法兵率往攻打，釁咎由法負。
以法軍攻撲觀音橋，我軍接仗獲勝，傳旨嘉獎，並命岑毓英、潘鼎新合力進兵，規復北寧。
命鮑超統兵自川赴滇，為岑毓英後繼之師。
閏五月初八，法水師副提督利士比代表日格密晤李鴻章，對觀音橋事件要求懲官賠款。李不允。
閏五月初九，命李鴻章力籌天津山海關一帶防務。
閏五月十日，嚴諭李鴻章力籌北洋防務，如狃於和議，敷衍疏懈，定當懲辦。
閏五月十一日，李鳳苞晤法總理兼外長茹斐禮，茹允暫不派兵船北擾。會辦福建海防張佩綸到福州。
閏五月十二日，法總理茹斐理（禮）照會李鳳苞，謂中國顯背簡約，須另議賠補，俟中國告明是否仍照約撤兵，巴德諾方能北上。
奕劻與醇親王商法事，力主保全和局（醇王怫然而起）。
閏五月十三日，法水師提督孤拔自香港到上海（尋赴福建）。
如上可知，情勢的演變，出於意外。對李鴻章來說，種種不利的因素，偏偏都會湊在一起。王德榜是左宗棠麾下的大將，觀音橋打了一個勝仗，增強了左宗棠發言的地位。左、李之有歧見，由來已非一日，清議大致右左而左李，關於陸防、海防之爭，李鴻章好不容易爭得上風，左宗棠不服氣已久，如今抓住這個題目，豈有不大做文章之理。
其次恭去醇來，為的是朝廷及清議嫌恭王太軟弱。醇王所標榜的就是「大張天威」，此時當然主張「乘勝追擊」，此所以有閏五月十二與奕劻的衝突。雖然後來仍由醇王主持和局，但在彼時，眼中只有一個神機營的醇王，對於軍務確是懵懂無知。相傳醇王曾擬親領師干赴西南，與法軍作戰。人人皆知神機營一無用處，苦於不能說實話。先恭慎公乃婉轉進言，道是：「西南多瘴癘，北人南征，水土不服；倘因此失機，豈不大損殿下神威？」醇王心悟而止。恭、醇兩王對先恭慎公皆頗敬禮，即以其能力持大體，勿為媕婀取容之態之故。
李鴻章處境最難，必須兩面作戰，即一方面要應付醇王、左宗棠及清議，一方面又須承受來自法國的壓力。為了保全和局，暗中不能不對法國讓步，而為了應付主戰派，調子也不能定得太低。此時李鴻章所寄望為助者，主要的是兩個人：一是新入總署的奕劻，能為和議說話；一是馬江的張佩綸，期望能對法國讓步，甚至必要時吃個敗仗，只要和局不致決裂，張佩綸所犧牲者，可以徐圖彌補。
茲引張佩綸致李鴻藻兩函，以明真相：
抵閩三日，略得大凡。炮台苦卑，船局苦敝，槍炮苦雜，子藥苦少，而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積弊。就福建論，既有將軍會辦矣，就台灣論，又有省三督辦矣，鄙人來此，豈非贅疣？
初意將船政、台事及各處防務查明復奏，靜聽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設辭乞病，所見頗決。及抵上海，聞和局已敗，法釁復開，閩海不知何時撤防，復志遂初，正無把握，深悔都門投劾之不決也。
法初以埃及之事誘我言和，以折英焰；今復挑釁責言，意在多獲利益。但合肥必大為言路攻詆，格靖從而和之，必受奇窘。然朝局紛紛，至樞譯二十人發言盈廷，政出多門，殆不可戰，戰則必敗也。以此深憂過計，恐釀成大患，又不僅一人之出處進退矣。閩軍殆不能戰，廈門尤不能守；然閩止一隅耳，勝負得失，猶第二義也。
此函作於閏五月十三，觀「及抵上海，聞和局已敗，法釁復開」，可知李鴻章原以為和局必成，以故逍遙海上。曹孟德橫槊賦詩，意氣風發，豈意有赤壁之敗？千古真可同慨。
閏五月二十七夜，另有一函：
佩綸定出屯馬尾之計。所撥兩營，乃友山留備省防者。其將黃超群，前解鳳翔之圍，與友山患難交，為展雲所厄來此。佩綸在陝西文牘中見其姓氏，又觀其履歷，曾在胡文忠守黔時充練勇，而隨南溪先生轉戰行間。訪聞省城各營惟此軍尚隊伍整齊，是以特調用之。
二十七午，合肥忽來電，稱林椿雲「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惟先讓法為救急計；鴻不敢許」等語。鄙見法特恫喝，然特告督撫必大擾，遂以是夜潛出；侵曉，敵舟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行營距敵舟一里許。日來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濤聲，猶勝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法入內港，但我船多於彼，彼必氣沮而去。然僅粵應兩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無船轉可省費。二十八夜，戰定可勝。今局勢又改趨重長門，不知知名宿將正復如何？（春岩與論相得，瑣細他日面談）兵機止爭呼吸，若事事遙制，戰必敗，和必損，況閩防本弛耶？譯署以辦團為指授方略（漳泉人較勇，然亦無紀，本地水勇知府送來二十人，皆里正捉來水手，未入水即戰慄）。抑何可笑？
筱棠傳醇邸語，屬勿蹈險。正恐安坐省垣，又劾公昧於知人耳。
上函可注意者兩點：第一，李鴻章二十七日午間的電報，林椿為法國駐天津領事，曾告李鴻章：「最後通牒期滿，即攻馬尾；若以船廠作抵，可免動兵。」以「船廠作抵」，自非李鴻章所敢許，但他確信通牒期滿的閏五月二十八，法國會攻馬尾，且必被占，所以同日又有一電致張佩綸：「勿阻法船進口，調華船離馬屏，免為敵所制。」此明明相告，任令法軍占馬尾，但須保全船艦。至於馬尾失守，張佩綸會得何處分，此時固未暇計及，但可想而知的是，只要能保全船艦，李鴻章一定會開脫張佩綸，甚至敘其保艦之功。
果如所計，即法軍占領馬尾，李鴻章就容易談和了。在一般人看「失地」較「喪師」更為嚴重，李鴻章則寧願「失地」，不願「喪師」，因為他有把握所失之地，可借談和而索還，朝廷為了收復失地勢必非許其全權談和不可。對於高高在上、一心嚮往乾隆十大武功的深宮與藩邸，以及動輒講「張國威」的清議，李鴻章認為最有效的應付辦法是：讓洋人先給點顏色看看，才會氣餒就範，知道「和為貴」的道理。老實說，如果李鴻章早肯出頭，北方不致糜爛，他必在受命之後，左推右拖，訪香港、到上海，緩緩其行，就是要將慈禧逼急了，逼她說出「只要洋人退兵，什麼都好辦」這麼一句話，方好辦事。
第二，所謂「定出屯馬尾之計」，證明張佩綸最初並不聽李鴻章的話，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讓我先找出張佩綸的「出屯馬尾之計」是什麼。
這要看閏五月二十三，張佩綸寫給李鴻藻的另一函：
法人注意福州，形見事露。此間防務廢弛，張凱臣得勝為營官所制，紀律不嚴。佩綸以勁敵在前，姑事含容，以免嘩潰，先劾營官，喻意捐督部之因循，統領之選懦可知。閩事欲整頓，須易帥，但亦非尋常人所能勝此任。以天險之閩，使人可排闥直入，真可惜也。
敵船麇集馬尾，佩綸現調黃超群兩營出護船廠，有死無退，以報聖恩。彼欲取地為質，地可作汶陽歸魯人，不必作文姬返漢身。
孤拔（法海軍司令）昨使人說佩綸，欲一見。告以戰則下書，和則別覓人，慕隙未弭亦不答拜，一切以倔強行之而已。
原來張佩綸調黃超群出護馬尾船廠，是預備孤拔的部隊登陸後，聚而殲之，即所謂「有死無退」，以報聖恩。有趣的是「彼亦取地為質，地可作汶陽歸魯人，不必作文姬返漢身」這三句話。
第一句即指李鴻章電文中「若以船廠作抵，可免動兵」，以及「惟先讓法為救急計」。馬尾既失，李鴻章談和，自然是以賠償軍費收回，此即等於「文姬返漢」。蔡文姬是曹操拿錢贖回來的，張佩綸認為不必如此。
他不但認為不必賠軍費，打算還要法國賠償損失，方能成和議而收回馬尾。「汶陽歸魯人」指孔子。《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自魯定公十四年去魯，周遊列國，棲棲惶惶十四年，至「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汶陽即曲阜。孔子去魯，猶言馬尾被奪，則歸還馬尾，即如季康子迎孔子歸魯，「以幣迎」自是指法國戰敗，賠償損失。
證以前函，可知此為張佩綸的密計，林椿的警告，早有所知，因而定出密計，及至閏五月二十七日午間，得李鴻章「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乃於「是夜潛赴」馬尾，並不告督撫，因恐其驚惶「大擾」，易於泄密。又雲「二十八夜定可戰勝」，亦指此密計。這條密計是反用《三國演義》中所描寫的空城計。致李鴻藻函中「軍事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濤聲」云云，亦殊有武侯羽扇綸巾之致。我在想，張佩綸的這條密計能夠成功，不特武侯甘拜下風，曲逆侯平生六奇計，亦恐不如。李小姐那句「殺賊書生紙上兵」，洵為定評。
事敗以後，張佩綸上奏自劾，最末一段說：
臣甫到閩，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敵，材不足以治軍，妄意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卒至寇增援斷，久頓兵疲，軍情瞬息萬變，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發以踐言；復加於陸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實屬咎無可辭，惟有仰懇將臣革職交刑部治罪，以明微臣惶悚之忱，以謝士卒死綏之慘。
自道「妄意以少勝多，露廠小船，圖當大敵」，即指他的「出屯馬尾」的密計。下雲「既制于洋例，不能先發以踐言」，此則密計不售，為李鴻章一再電囑，如先發炮，國際公法須負開戰之全責，故一意忍讓。平心而論，張佩綸本非督師而去，事急不能不負指揮軍事之責，恰如俗語所謂「拿鴨子上架」，適為閩督何璟造成卸職的餘地。而照張佩綸的性格，即或密計不成，自閏五月二十八至七月初三這一月有餘的期間中，或當有先發制人之計，毀法艦數艘。戰局或者因此更難收拾，可是張佩綸個人，身敗而不致名裂。因此他的一生功名，多少誤於李鴻章，亦是實情。
甲申、甲午兩役，京中諧聯甚夥，張佩綸自謂「鄙人怨家甚多」，此時譏刺極刻，如「三錢鴉片，死有餘辜；半個豚蹄，別來無恙」。上聯謂張佩綸語人，危急時三錢鴉片殉難；下聯謂張出奔時，猶攜豚蹄為行糧。意中殉難之語，或當有之；豚蹄之說，恐不免有意刻畫。
及至賜環而為李家之婿，則更是絕好的調侃資料。《異辭錄》記：
豐潤赦歸，娶李文忠之女公子。時人又有三聯，一云：「養老女，嫁幼樵，李鴻章未分老幼；辭西席，就東床，張佩綸不是東西。」以豐潤賜環，先就蓮花書院館席，既而入贅也。二云：「後先判若兩人，南海何驕，北洋何諂。督撫平分半子，朱家無婿，張氏無兒。」言豐潤先娶仁和朱修伯京卿女，次娶邊寶泉中丞女，後娶文忠女。三云：「中堂愛婿張豐潤，外國忠臣李合肥。」
當時浮議更遷怒於文忠。然觀文忠尺牘，蓋於豐潤再斷弦後，與有婚約，而不虞其戰敗，受譴之至於斯也。豐潤敗後，自稱「賤子」，乃用杜甫「賤子因陣敗」句也。梁星海有句云：「簣齋學書未學戰，戰敗逍遙走洞房。」抑何可笑？
至於張之洞，《花隨人聖庵摭憶》中所論，大致不謬：
光緒初年之四諫及清流，議論風生，封事劘切，久為西朝所不滿。四諫中，寶竹坡最知幾，故亟以納妓自劾，實求免也。陳弢庵以內閣學士，拜會辦南洋軍務之命，亦宮中強委以兵事，欲入以罪，會陳丁艱歸，其後卒以薦徐延旭、唐炯案降五級。
張繩庵則最不幸，以書生典兵，甲申馬江之敗，聲名俱裂矣。識者謂微中法一役，繩庵亦不能獨免，推西後積憾清流之心，說蓋可信。其得獨免者，南皮一人而已。故稍後梁任公作《清議報》《新民叢報》，詬南皮迎合宦術甚工，其言亦非無所見。
吾讀廣雅詩，亦覺其時有口是心非處。南皮詩最佳者絕句，純學王荊公。其《吊袁爽秋》詩：「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今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其尊荊公甚至。然其集乃再三標言非難臨川，既有《學術》一詩，自注云：「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論講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又《金陵雜詩》「老備瞿聃」一首，又有《非荊公》詩一首，皆顯然不肯認此老法乳者。細求其故，殆由於南皮先曾保康梁，為之延譽甚力，及戊戌變起，乃亟亟印《勸學篇》以自明。任公時著《大政治家王安石》一書，南皮則亟詆之，吟詠之不足，又窮自注釋，以明其宗尚正大。此中矯揉，皆為逢迎西後，正為自全之一念驅使之。今觀其詩，晚年諸絕句，實宗北宋，尤學半山，豈可諱乎？惟《非荊公》一詩，或別有所指，而《雜詩》中「惠卿雖敗惇京壽」句，亦必非正面訶斥，度亦陰指朝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