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大老 · 南北水火
研究歷史，我以為首當注意的是，每一個時代都有其中心勢力，如兩漢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鎮，明朝末年的宦官，清朝最後幾年的親貴，等等。大致中心勢力在宦官、外戚，必然導致亡國之禍；如在藩鎮，則必形成割據。唯有高級知識分子成為中心勢力，始能開統一之盛運，讓老百姓過幾十年太平歲月。
溯諸既往，大致每一朝由力戰經營而開國，如漢、如唐、如明、如清，繼以偃武修文，由高級知識分子領導政府，就會很快地出現昇平盛世，如西漢的文、景，唐朝的貞觀、開元，北宋的太宗末年至神宗朝這百年之間，明朝的宣德、弘治兩朝，清朝自三藩亂平至嘉慶初年，以及洪楊之後所出現的短暫的「同光中興」，都令人不勝嚮往。
但是，文治既久，往往不可避免地會啟門戶之爭。此風起於東漢，至唐朝的「牛李黨爭」，構成一個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見，發展為權勢的衝突，黨同伐異，掀起政局上的極大波瀾，恩怨糾結，終於形成意氣之爭。到了這一程度，國本自然就動搖了。
北宋新舊之爭，是個殘酷的例子；明朝末年東林、閹黨之爭，是另一個更殘酷的例子。東林、閹黨之爭，原是由以地域分的派系發展開來的，最後仍歸於地域派系的對立，即所謂「南北之爭」。
由東林、閹黨之爭，演變為南北之爭，明朝的天下已經不保。因此，南北之爭從清朝一開國便已存在，至順治十年以後，壁壘分明，勢成水火。吳漢槎因而充軍的「丁酉科場案」，即是南北兩派大火併，北派得八旗之助，痛擊南派的結果；接著更有「探花不值一文錢」的「奏銷案」，金聖歎殺頭的「哭廟案」，南士飽受荼毒。但人才南盛於北，北派雖以與八旗接近而得強有力的奧援，但始終不能將南派打得抬不起頭，及至打倒了，清朝也快亡了，此即戊戌政變潛在的興亡真相。
順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新統治階級原有利用南北之爭以操縱駕馭之實，及至天下大定，需要穩定，才能展開建設時，自然要嚴禁黨爭。康、雍、乾三帝，皆為英主，力足以抑制；嘉、道兩朝，政爭漸起；至辛酉政變，失敗的一方漢人皆為北人，匡源、杜翰籍隸山東，焦祐瀛天津人，只「穆門十子」之一的陳孚恩為江西人。勝利的一方則皆為南人，其中關鍵人物約計四人，曹毓瑛江陰，朱學勤仁和，方鼎銳儀征，另一即先恭慎公（即許庚身——編者注）。四人者，分隸江浙兩省。
是故辛酉政變實為重啟南北之爭的一大回合，南派大勝，重新奠定了與北派分庭抗禮之勢。自同治初元至光緒十年，軍機自恭王以下全班被逐為止，南派的領袖為沈桂芬，北派的魁首則是李鴻藻。沈桂芬一死，北派勢力大張，李鴻藻得「兩張」——張佩綸、張之洞之助，盡力壓制南派，以致王文韶因「雲南軍需案」鎩羽，閒廢七年，始得復起，但已磨盡圭角，得了「琉璃蛋」這個雅號，南士沒有人願受他領導，他亦根本不想領導南派了。
沈桂芬的衣缽，是歸翁同龢繼承；北派的傳人，本應是張佩綸，只以馬江一役，一蹶不振，而張之洞夙有「八表經營」的大志，且以開府兩湖，有仿佛可以自辟曹掾的便利，故不願自囿於北派，而想兼收並蓄，一網打盡天下名士。因此，承李鴻藻的餘緒而領導北派者，竟為榮祿。
戊戌政變則是南北之爭的最後一個回合。這一回南派慘敗，但北派則是慘勝。由戊戌政變引發庚子之亂，母子君臣，兩敗俱傷。翁同龢的絕筆詩有句：「淒涼到蓋棺。」其實榮祿亦何嘗不是如此！
翁同龢生平，知者已多，茲先介紹榮祿：他出身於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瓜爾佳氏，隸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武將世家，祖、伯、父三人，皆在洪楊初起時殉難。像他這樣的背景，只要本人的才識夠條件，飛黃騰達，是必然之事。
榮祿於咸豐二年十一月，由蔭生以主事用，分在工部，承辦陵工，以後又調戶部銀庫司官，當的都是闊差使。同治末年轉入神機營。神機營由醇王掌管，頗自矜重，因而在神機營當差，升遷的機會極多。同光年間，京師有兩句口號：「帝師王佐，鬼使神差。」言此四條路子，皆為終南捷徑。「帝師」指為幼帝授讀的師傅，「王佐」言恭、醇兩王的親信，「鬼使」為駐外國使節，「神差」即神機營差使。榮祿以「神差」而為「王佐」，故至同治七年，即已蒙賞頭品頂戴，年紀不過三十出頭。
同治十三年榮祿的官銜是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差使極多，主要的是兩個，一是管理神機營事務，二是總管內務府大臣。
清朝的官制，分缺、差兩種，本缺只有一個，差使可以兼至無數。京官的差使中最貴重的是「內廷差使」，如弘德殿行走、毓慶宮行走的師傅，南書房翰林、總管內務府大臣，都是經常可以見到皇帝的。譬諸世家大族，這三類人便是西席、清客、賬房，在皇帝是當作「自己人」看的。榮祿即因當了內務府大臣，才能在「內廷行走」，為慈禧太后所賞識。
到了光緒四年年底，忽有上諭，榮祿開去工部尚書缺、內務府總管大臣差使，此由與沈桂芬結怨所致。《夢蕉亭雜記》載：
穆宗崩逝，……（榮）文忠時以工部侍郎、步軍統領兼內務府大臣。……文忠負權略，敢於任事。當穆宗上賓時，夜漏三下，……文忠跪奏，謂：「此時尚有宗社大事，須兩宮主持，……請召軍機、御前，並近支親貴入見。」
兩宮命文忠傳旨。……樞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寶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鴻藻繼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恩詔、哀詔，例由軍機恭擬，文定到稍遲，由文文忠祥執筆擬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倉卒忘避嫌疑，擅動樞筆，文定不悅而無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禦尤力，兩端遂成水火。
按：沈桂芬氣量甚狹，「擅動樞筆」，或者猶為小隙；當大事出後，榮祿以總管內務府大臣，在內廷照料，倉促之際，獻議迎立醇王之子，入承大統，為兩宮所接納，此為攖忌的主因。因為自古以來，須迎外藩繼統，皆由太后與宰相定策；榮祿不在軍機，而參相國之大計，成擁立之大功。以榮祿得慈禧的寵信，及其與醇王的關係，則大用為可預見之事。榮祿與李鴻藻接近，對沈自然不利，所以多方抑制，遂成水火，亦是必然的發展。
文正與文定不相能，頗右文忠。黨禍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撫出缺，樞廷請簡，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驚詫，謂：「巡撫系二品官，沈桂芬現任兵部尚書，充軍機大臣，職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遷邊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駭，朝廷體制，四方觀聽，均有關係，臣等不敢承旨。」文靖與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憤激。兩宮知難違廷論，乃命文定照舊當差，黔撫另行簡人。文定謝恩出，惶恐萬狀，私謂：「穴本無風，風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並無影響也。
按：文正指李鴻藻。所敘沈桂芬外放貴州巡撫事，語焉不詳；所謂「某月日」者，當是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的一兩天。茲就現成史料，略微一考。
《清史稿·疆臣年表十四》：
光緒四年戊寅，黎培敬十月癸卯召，林肇元護貴州巡撫。
又《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黎培敬傳》：
光緒改元，擢巡撫。從曾璧光後，益嚴吏治。以上疏請釋前總督賀長齡處分，並予諡建祠，鐫秩罷歸。
此即為黎培敬所以內召的原因。按：疆臣調動，或因案必須革職，例於開缺時奏請簡放繼任人選。光緒十月朔為丁丑，故知癸卯為二十七；黎培敬是日內召，乃是正式見明發上諭，商酌其事，不必一定在這一天；樞臣奉「著沈桂芬去」之懿旨，當為二十五，或二十六。既遭反對，一時又無適當人選，因由林肇元護理。
定製：巡撫出缺，除由藩司擢升外，倘由京官外簡，則以侍郎及內閣學士為優先，因皆二品。沈桂芬其時不獨為兵部尚書、軍機大臣，且早於光緒元年入閣當了協辦，所以翁同龢日記中，稱之為「沈相國」。以相國外放邊省巡撫，此為貶謫。沈桂芬無辜而得此待遇，且為執政之人，則此舉所顯示者，當為沈桂芬所主張的政策將遭廢棄的明證，足以引起政局的不安。寶鋆即不為私交，亦當力爭。
那麼，沈桂芬個人作何表示呢？他不為一己爭，亦當為朝廷體制爭，何竟默無一言？事實上是，沈桂芬根本未入直。翁同龢日記光緒四年十月載：
二十日：問沈相國疾。
二十六日：問沈相國疾。談良久，其右頦下發腫如雞卵，頗作寒熱也。
觀此可知，沈桂芬因病請假，而樞臣中景廉與李鴻藻交深。王文韶雖為沈桂芬所援引，但入樞未幾，「學習」字樣尚未取消，入對時除「打帘子」外，不能發一言，所以榮祿才有機會媒櫱其事。
所謂「談良久」，以意度之，或即談「著沈桂芬去」的懿旨。果有其事，則沈桂芬之必謀報復，勢所必然。《夢蕉亭雜記》續載：
南中某侍郎（後官至尚書）素昵文定，與文忠亦締蘭交，往來甚數。文定囑侍郎偵訪切實消息，侍郎遂詣文忠處種種偵視，文忠虛與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經笙真不是人，……我已與彼絕交。聞彼惎君甚，因外簡黔撫事謂出君謀，常思報復，不可不防。」文忠見其語氣激昂，且醜詆文定，……以為厚我，遂不之疑，將實情詳細述之。侍郎據以告文定，從此結怨愈深。
所謂南中某侍郎，即指翁同龢，其時本為戶部侍郎，但已於光緒四年接徐相為左都御史。關於榮、翁締交的經過，留待後文再談。但庸庵尚書此段所記，系據榮祿面告，而榮祿所言，則恐言過其實。以翁同龢的人品，即令助沈攻榮，亦不致出此卑劣的「倒脫靴」的手段。且「絕交」二字何可輕發，已割席而仍有往還，榮祿相詰，又何詞以對？
以下兩段，所記亦有未諦：
會京師大旱，謠言蠭起，謂某縣某村鎮邪教起事，勾結山東河南教匪，剋期入京，九門遍張揭帖，貝子奕謨據以面奏。兩宮召見醇邸，詢問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開去一切差使，閒居日久，靜極思動，奏請調北洋淮軍駐紮京師，歸其調遣，以備不虞。文忠為步軍統領，方在假中，醇邸所陳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訛言孔多，力疾銷假，出任彈壓。兩宮召見，謂京師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誠恐匪徒生心，擬調北洋淮軍入衛。文忠力陳不可，略謂：「……臣職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設偵探，如果匪徒滋事，詎能一無所知？儻以訛言為實據，遽行調兵入衛，跡涉張皇，務求出以鎮定。」事遂寢。醇邸聞之，怒甚。
文忠後知前議出自醇邸，亟詣邸第，婉陳一切，而醇邸竟以閉門羹待之，交誼幾至不終，內務府大臣一缺，亦遂辭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條陳政治，謂：「京師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給，本欲藉資幹濟，轉致貽誤要公，請嗣後各大臣勤慎趨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趨朝，首先奏言：寶鋆與榮祿兼差甚多，難以兼顧，擬請開去寶鋆國史館總裁、榮祿工部尚書差缺。
時慈禧病未視朝，慈安允之。時論謂國史館與工部尚書，一差一缺，繁簡攸殊，詎能一例？文靖遽以蒙奏，意別有在。然文定意猶未饜，復摭拾文忠承辦廟工裝金草率與崇文門旗軍刁難舉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議。照例咎止失策，僅能科以罰俸，加重亦僅降級留任，公罪准其抵銷。所司擬稿呈堂，文定不謂然。商之滿尚書廣君壽，擬一堂稿繕奏，實降二級調用。文忠遂以提督降為副將，三載閉門。
關於榮祿與寶鋆撤差缺一節，時日顛倒，實為是年十二月二十七之事。先一日，翰林四諫之一的寶廷有封奏論政，糾及二人差使太多。翁同龢日記中記此事，雖多諱言，但自十月二十七至十二月二十七，兩派衝突，業已展開，翁同龢且為被攻目標之一，則情事顯然。摘其日記如下：
十二月初五，曾桂得京察一等，粗慰；蓋伊十餘年來可謂盡職，且有平反巨案之勞。
十二月十三日，張佩綸核奏大員子弟，不應列京察一等，翁曾桂乃非科甲出身，又非秋審處提調坐辦。旨飭該部堂官查平日差使，又飭吏部查捐班是否可列一等。
十二月十八日，退後繕撤銷曾桂一等折，適曾桂來，遂罷議……吏刑二部奏翁曾桂京察合例，奉諭：「張佩綸所奏毋庸議。」夜未寐。
按：翁曾桂為翁同龢之侄，以舉人納貲為郎分刑部；所謂「平反巨案之勞」，指承辦楊乃武、小白菜一案。張佩綸則北派大將，其時方因編檢大考擢侍講，派充日講起居注官，例得專折言事。張佩綸一疏，不能謂非為翁同龢而發，但刑部既保翁曾桂京察一等，自然要維持立場。刑部尚書萬青藜為同龢之父翁心存主試江西的門生，管部大學士為寶鋆，復有沈桂芬、王文韶在軍機，張佩綸此奏「毋庸議」，不卜可知。
但翁同龢十二月十五日記：
見張侍講原折，甚切實，真講官也。
不昧人之長，為翁同龢最可愛處，而「自請撤銷」則猶畏清議。適以翁曾桂來，告知吏刑兩部的復奏，事已無礙，故而作罷。
翁曾桂之事，即或出於偶然，但逐夏同善出毓慶宮，則必為榮祿與內務府大臣進讒慈禧，殆無可疑。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杭州人，為翁同龢同年知交，同值毓慶宮，而光緒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忽然簡放江蘇學政。早在同治初年，夏同善即曾以翰林資格當過此一差使。如今身為帝師而忽有此命，自應視為慈禧對夏同善的嚴重不滿。而夏同善是南士，又與翁同龢交親，則在北派看來，此為打擊南派的一種手段。
夏同善之被疏斥，是因為過於耿直。慈禧及其側近寵信的人物，一方面討厭夏同善，另一方面又怕他「教壞」了年方八歲的光緒，故斷然出此。
學政三年一任，例於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八月初一簡放。江蘇學政林天齡原應於光緒五年己卯差滿，以病歿任上，適以成北派中內務府一系逐夏的機會。而林天齡之放江蘇學政，亦以師傅被逐，遭遇與夏同善相類。
林天齡籍隸福建長樂，先為長書房師傅，授近支親貴子弟讀。恭王長子載澂，聰明絕頂而頑劣特甚，每效林的福建京腔以為戲侮。穆宗就傅，載澂伴讀，林天齡亦轉為弘德殿行走。徐一士《彝齋漫筆》記其事云：
林於同治甲戌三月以弘德殿行走左庶子被命督蘇學。先是，林氏奏陳罷土木等十事，頗忤旨。會太后召見師傅，問皇帝課業。林奏對及貝勒載澂引誘事，亦為恭王奕訢所不喜，因有外簡之事。據聞奕訢初擬出為九江道（江西廣饒九南道），李鴻藻以師傅兼樞臣，力爭之。並謂非體制所宜，以翰詹官至庶子。即以京堂論，例不外簡道府（曾得記名道府者撤銷記名）。且正值弘德殿，地位尤異庶僚也。奕訢謂九江道兼關務，缺分頗優。林氏儒臣清苦有年，得此可資調劑。李曰：「縱必外放，學政尚可說，道員實太不宜。」九江道之議遂罷。未幾江蘇學政馬恩溥因病出缺，乃以林繼任（時李以會試副考官在闈中，不獲與聞）。夏之外簡，觀翁氏所記，其中曾亦有隱情耳。
按：此當為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四月間事。是年會試，李鴻藻為會試四總裁之一。林天齡之入弘德殿，乃因翁同龢於同治十一年丁憂回籍守制之故，在事約兩年余。翁同龢於同治十三年七月服闋進京，弘德殿已別是一番氣象。王慶祺以進春方為穆宗所昵；載澂從而導之微行，為恭王所知，幽載澂於府邸，乃由小太監導帝冶遊。說起來「同治嫖院」，實在可憐，不能與宋徽宗比，也不能與常人比，因為外城八大胡同、內城口袋底等處，豪客泰半屬內務府司官。此輩內廷行走，皆識御容，穆宗不能不避，因而尋芳竟與販夫走卒伍，為崇文門外最不堪聞問之處。「天子出天花」者，以此。
至於夏同善之外放，其情較林天齡尤為難堪。林猶有李鴻藻為之仗義執言，夏則只憑慈禧太后一句話，便即逐出內廷。故事：一簡外官，即不得入乾清門。此即「內廷」與「外廷」的分界。因此，夏同善至毓慶宮書房向八齡的德宗辭行時，猶須先請懿旨，一跪即退。而德宗對夏眷戀亦殊甚，皆見翁同龢日記。夏同善自十一月十八日被任命後，十二月十八日即首途出都，竟不能在京度歲。翁同龢是年是日記：
夜送子松，揮淚而別，世有真摯識大體如此君者乎？
短短兩行，實隱藏多少情事，多少感慨，度必有見嫉於中官、內府，不容其長安一日居者！
光緒六年庚辰七月二十四日，夏同善歿於任，照侍郎例賜恤。夏平生居官清勤直諒，而事母至孝，馭下甚寬，待親友極厚。清末有部筆記，多載朝士行誼，而以勸善為主，名為《池上草堂筆記》，卷九記：
夏子松少宰，名同善，丙辰翰林，仁和人。立朝有風概。性純篤，推誠示人，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坐此常不自給，時議多之。其直毓慶宮，侍今上讀，誘掖獎勵，不以嚴厲為能。庚辰歿於江蘇學政任所。其仆張某憤然言曰：「主人一生厚德，不獲享大年，何必做好人行好事耶？」是夜仆夢少宰來言：「爾旦晝之說大錯。我三十九歲時，病幾殆，惟其做好人，延壽一紀。」語未竟，張仆同房之一仆，忽狂呼。張仆驚醒，問之。此仆云：「適見主人進房。」
此雖近乎齊東野語，亦可窺見夏同善的為人。夏之前任林天齡，林之前任馬恩溥（雲南人，咸豐三年癸丑翰林），皆卒於任，故當時以為毛詩「爰喪其馬，於林之下」，為夏同善必將歿於任上的語讖。
話題再回到榮祿與沈桂芬身上來。光緒四年年底，兩人的明爭暗鬥，告一段落。沈桂芬得寶鋆之助，占了上風，但對榮祿仍不放心，於是而有如前所引庸庵尚書述榮祿無意間得罪醇王之事。
其時正有崇厚使俄辱命之事，沈桂芬主持總署，頗右崇厚，而李鴻藻一系的清流，如張之洞等，無不上疏力攻。此為南北之爭的又一回合。
其時李鴻藻丁生母姚太夫人之憂，將服滿復起，故張之洞大為賣力。早在光緒五年冬，崇厚尚未返國時，即發動攻擊，而幕後則有李鴻藻主持。據李宗侗家藏張之洞致其祖父書札，情事歷歷可考。錄一通如下：
吳江昏謬私曲，既無公事之法，又不實修戰備。調將帥、籌軍火、籌借餉，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敗壞而後已；輔之以嘉定、常熟，禍不可言，事不可為矣！某苦乃言之，欲公燭其奸耳。公此時必不信，他日當知。曹克忠、陳國瑞、岑毓英、鄧張（作者按：當指鄧安邦、張得勝），抵死不用，軍火抵死不買，餉抵死不借。此何心也。
觀此函，南北水火，而北派集矢於「吳江」（沈桂芬），兼惡廖壽恆（嘉定）、翁同龢（常熟），真相豁然。但觀乎「公此時必不信，他日當知」之語，則李鴻藻對派系鬥爭的觀念並不強，只是其門下媒櫱成之。張之洞尤為起勁，蓋非此不足歆動視聽，亦非此不足以為北派張聲勢，為將出的李鴻藻奪先聲。張之洞極會做官，極會在筆底下掀波瀾，「翰林四諫」中，人品最下。李文田有段話批評他：「論張香濤的資質，固下愚不移者，幸而書讀得多。」謂張之洞的資質「下愚不移」，真是入木三分的評論，但不易為人同意。以我看，他是君子中的小人，小人中的君子而已。
張之洞時官詹事府司經局「洗馬」。翰林開坊，得此缺最糟糕，因為升轉之途極窄，故以杜詩「一洗凡馬萬古空」相嘲。張之洞人極熱中，為求速化，自不能不有激進之表現。光緒五年十一月下旬，崇厚回京，被交部嚴議，其所議《伊犁條約》交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時張之洞於十二月初五單銜上奏，論《伊犁條約》十不可許，改議之道四：令左宗棠、李鴻章等準備軍事，以備一戰。次日又上練兵、籌餉、用人之策，主張「先備後講」，即「備戰求和」。因而在十二月二十七，特下上諭，命嗣後王大臣等關於俄事有應行咨商之處，知照洗馬張之洞前往，儼然是平章國事的大臣了。
當然，張之洞個人求速化，至此已有成功的跡象。李鴻藻於十天以後，即光緒六年庚辰正月初八復起，仍值軍機及總署。張之洞於二月間轉翰林院侍講，跳出洗馬的瓶頸，五月升侍讀，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八月轉左，乃有所謂「庚辰午門案」，為張之洞造成另一次機會。
「庚辰午門案」的情節大致如此：
八月十二日，孝欽後命侍閹李三順賚物出宮，致其妹醇王福晉。至午門，以未報敬事房知照門衛放行，護軍照例詰阻。三順不服，遂至爭鬥。三順以被毆失物歸訴。孝欽時在病中，怒甚，言於孝貞後，必殺護軍……讞之上，後以為輕。（見徐一士《一士譚薈》）
其時刑部尚書為潘祖蔭，頗持公論。潘仍兼南書房行走，慈禧以「自己人」視之，據說曾在病榻召見，捶床痛訾，近乎撒潑。潘不得已如其意旨復奏，護軍三人，其二發黑龍江當苦差，其一圈禁五年，而於違禁的太監李三順，不置一詞。據翁同龢日記，慈禧意猶不足，欲置重辟，軍機力爭始罷。
其時陳寶琛官右庶子，擬上疏抗爭。張佩綸知而告知張之洞。張即語陳，願聯名上疏，但恐失簾眷，別有主張。《一士譚薈》記：
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為同聲之應，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門禁，裁抑宦寺立言，祈太后自悟，勿為護軍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無益有損。」
陳疏稿略如其指，而正疏之外，並附一片，則仍爭此案處分之失當。之洞聞之，亟致一箋，謂「附子萬不可服」，以藥名作隱語也。
十二月初四，兩人之疏同上。之洞旋於直廳晤陳，復問曰：「附子入藥否？」曰：「然。」之洞頓足曰：「誤矣！誤矣！」
孝欽覽疏，為之感動，遂於初七日特頒懿旨。此案既結，之洞喜而謂陳曰：「吾輩此次建言，居然獲效矣。請問附片中是如何說法？」陳為誦數語，之洞乃大讚其詞令之妙，示推服焉。斯亦張、陳一出色之舉。陳之膽力及為義之勇，尤過於張也。
按：十二月初七特頒懿旨，護軍罪名皆減輕，李三順責三十板，差得法理之平。至陳寶琛附片中，感動慈禧的警語是：「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兩宮遵祖訓，必宜從輕。出自慈恩，益彰盛德。」
此疏為恭王擊節稱賞。其時適有滿洲御史以瑣事上瀆，一為爭遷安縣落花生的秤規。恭王因以示同僚，表示：「這才真正是奏疏，那些爭秤規的摺子，簡直是笑柄。」
庚辰午門案寬減的恩旨，頒於臘八前夕，在清流中人看，自是歲暮一大快事，但氣量狹隘的沈桂芬是否有觸目驚心之感？今已難考。因為就在這年除夕，沈桂芬溘然而逝，得年六十四，恤典甚優，諡文定，一子賞給舉人，准一體會試；一孫賞給郎中，俟成年後帶領引見。
沈桂芬一死，南派勢力，益成式微。自辛酉政變以來，南派的壁壘，本不如北派鮮明，所以沈桂芬亦無特定的衣缽傳人。翁同龢以帝師的特殊關係，不願亦不敢公然樹立派系。潘祖蔭的情形亦復類似。此外文採風流的名翰林、名士，雖多南人，但興趣在金文碑版、考據訓詁者居多，對政事不甚措意。以資望學養而言，沒有一個人可望成為沈桂芬第二。
以我個人的看法，曾紀澤是一理想的人選，可惜他的經歷為守舊派所惡而又不永年。如果曾紀澤能多活十餘年而又大用，後來的歷史可能又是另一樣寫法。
光緒六年庚辰，是近代史上的關鍵性的一年，南北之爭的又一回合告終。此後至光緒十年甲申，為清流的天下，而以「兩張」的扶搖直上，為清流勢力迅速膨脹的具體表征。張之洞於光緒七年二月由左庶子補翰林院侍講學士，六月升內閣學士，是為非凡的超擢。
按《會典》規定，漢缺內閣學士，以正詹、少詹、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為應升。張之洞甫於六月升侍講學士，資格最淺，以正詹、少詹各一，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三計算，在開列應升內閣學士的名單上，張之洞不是第八，亦是第七，竟得一躍而前，冠於儕列，幾同異數。
翰林當列二品的內閣學士，就絕非池中物了。內升侍郎，外放巡撫，輒以閣學為優先。這年十一月，簡放山西巡撫。事實上升閣學就是為放巡撫做準備。至此，張之洞求速化的美夢，居然很順利地實現了。
張之洞放山西巡撫後，謝恩表中有「八表經營」四字，常為時人談笑之資。其堂兄張之萬入軍機後，一日攜兩表以互校時刻，他人怪而相詢，用表一具即足，何必有二？張之萬笑道：「我只有兩表，遠不逮舍弟的八表！」聞者大笑。
甲申中法戰起，陳寶琛、吳大澂會辦南北洋軍務，張佩綸主閩海軍事。既敗，有人撰一聯嘲清流黨云：「三洋會辦，只落得侯官革職、豐潤充軍；八表經營，也不過山西禁菸、兩廣開賭。」下聯即嘲張之洞。張於光緒十年四月署理粵督，為籌餉將禁之數年的「闈姓票」開放，實亦不是什麼嘉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