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皆非 · 卷三 徵象
強權篇第十四
——此篇舉美國論戰後世界新書數種證明強權思想之未泯滅
此後我們將撇開亞洲前程的問題，專談戰後世界。或許我們撇不開亞洲，因為世界是一個，到處都避不掉亞洲。我們將先在表面上探究人家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漸漸深入人類思想的爛瘡，直到發現內部精神的潰爛為止，看見當代人心何以如此頹喪不振、蒙蔽聰明，然後如用愛克司光透視一般，察看破毀這時代精神相貌的癩菌。
說到底，和平的問題原是人類本性的問題。戰爭與和平的關鍵，全在下面這二個人道問題上：（一）借用霍金教授的話，人類已把人類如何改變？（二）人類可以如何改進人類？1
容我先解釋一番，否則人家要說我憑空捏造，與流行此時的戰後思想沒有關係。
實證之多，見了令人心慌。克拉斯·斯屈脫和諾門·安琪爾輩，與其說他們擁護世界合作政策，倒不如說他們反對美國孤立。安全、合作、自由等漂亮名詞，都被拖進來作英美霸權的幌子。萊諾·格爾貝（Lionel Gelbers）和史蒂芬·金霍爾（Stephen King-Hall）更明目張胆，或則公開稱道此次戰爭乃「奪取權力之戰爭」，或則主張國際警察必須由「英美和平軍」組成，其中第三國籍之警士，必須向司令宣誓效忠，換句話說，即須向英皇和美總統宣誓效忠。伊黎·古爾柏森（Ely Culbertson）大事發揮國際打勃立治牌戲的數學。史蒂芬·金霍爾步其後塵，拿數學應用到「英美和平軍」上。大家都在惋惜承認英美必須為非英語民族留些餘地，以符合「國際」秩序之名，但是其中施恩扶濟、無可奈何的口吻，都昭然若揭，掩遮不住。
我佩服哈佛系關於戰後的意見，佩服霍金教授、貝來教授和康諾校長的高見讜論。我仰慕華萊土副總統和威爾基的深謀遠慮、高瞻遠矚。但是真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個人建議以真正世界大同、四海一家的精神建造戰後世界，至少有兩人出而提倡強權政治，發揮英美武力，統治全球之必然性。
此時正有一個關於和平的戰事在進行。美國及其盟友正站在兩條交叉路口：一條通至安全穩固的世界秩序，以各國平等合作為基礎；另一條通至英美以武力統治世界的局面。這兩種趨勢是基本的，互不相容，但是在表面上統治世界的政策，必張著世界合作或世界聯邦的旗幟，所以兩者勢必會合，為人類謀福利。
只有難得一次，有一個萊諾·格爾貝出來乾脆地擁護「奪取權力的戰爭」：「論事實，這次戰爭乃是奪取權力的戰爭——為民主強國奪取權力為第一義，為民主主義奪取權力才是第二義。」2格爾貝先生擁護凡爾賽條約——「不要新凡爾賽嗎？先要問是哪一方勝利後定的新凡爾賽？」他贊成維持現狀，認為威爾斯【前外交次長】也不滿現狀，實是憾事。他甚至贊成世界人類全部之將來隸屬於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人類前程的問題，乃是它隸屬於誰，受到何種待遇的問題。在西方手中，即使偶有差錯，權力之使用，自成一格；在德國手中，則另成一格。」這個比較把他自己也說得太得意忘形了，所以他又道：「……只有一般浮薄的人，才仍在懷疑這次戰爭是什麼一回事。」最後格爾貝先生假裝不懂那個「啞謎」，他認為非常「怪誕」，這謎就是「今日友敵皆共同默認，稱此次戰爭為帝國主義之競爭，即藐視盟國之作戰主義……全看你所說的是哪一個的帝國主義」，他大叫，同時又溫和地提醒他的讀者，義大利帝國主義「令人憎惡，但是加強美國的帝國主義……必為各地頭腦清楚的自由人所嘉許」。我以為「頭腦清楚」這四個字，就足以推薦他的觀點；再添上「自由人」三字，便有畫蛇添足之弊，因為根據定義，「各地的自由人」一定是嘉許帝國主義的！
格爾貝先生，我想，年事尚輕，不然必是觸動什麼靈機；其他閱歷較深的人，說話謹慎多了。在世界政府的組織，除了英美之外，他們給別國也留下了餘地——但是總脫不了那委屈俯就的口氣。史蒂芬·金霍爾先生解釋英美「和平軍」，語調緩和多了：
英美政府不欲拒絕任何懷有友意的國家分享驅逐侵略者的權利。他們全部希望，即自己負責建立一支軍力，須在任何情形下，不論有無他人之助，應付重任。3
談及英美的領袖地位，史班克孟教授在措詞上，如不在思想上，頗有學者風度：
在英美兩國內，今日已有人談起一種世界聯邦，以英美當領袖為基礎，建議多起，所提方式不同，如斯突來脫先生主英美聯邦，他人則擁護組織較松之同盟協約。主張英美聯邦者，認為英美聯邦，乃建立世界聯邦之初步，至於其他各國，如行為經證明確實可嘉，日後自可參加。然在此時，英美聯邦須居領袖地位，是為事實。4
史班克孟教授並不是第一個開明的摩登人，想出這「借聯邦之名，行獨霸之實」的妙計；希臘王波里克里斯統治下的德里聯邦兩千年前就實行，結果促成希臘滅亡。
這些話都是不著邊際的辯論，頭腦清楚的人不歡喜。來一些奇妙的數字罷。數字能澄清我們的頭腦，因為據說數字能使我們的思想數學化、正確，這也就是大學教育之用。聞名的金霍爾「新聞紀事」編輯不憚煩勞，替我們算出了一些明晰嚴正的數字。據他看來，美總統和英皇鬚髮表《英美告世界人類書》，其第三款謂：
美大總統與英皇決定建立英美聯合海空軍。海軍之實力，自各方面視之，須較不論何時何地最大之艦隊超出三倍，須較任何三國海軍之總力超出兩倍。
第四款謂：
空軍之實力，自各方視之，須超出全球最大之空軍四倍，超出任何兩國空軍之總力兩倍。
第七款謂：
英美聯合海空軍之人員，其80%須由英美籍之人民充任。外籍志士，有權入伍……其總數不得超出各軍總數之20%。志願服役和平軍者，須各向其所服役之和平軍總司令宣誓效忠。5
又是波里克里斯的靈魂！
如果今日的斯巴達不答應呢？金霍爾先生早想好答案，其簡單有如希特勒之數字。
如果英美政府明白昭告世人，不論別國作何打算，英語民族決定：「倍加他人所想到的數字。」我懷疑他國有否勇氣應戰，發動終必失敗的軍火生產競賽。
去說給美國國會聽；去說給鬼聽？
將世界分割成「英語民族」和「非英語民族」，現在再清楚沒有了。上帝每借兩種相反的力量工作，電子與質子便是一例。不將世界分成兩個大軍營，怎能把世界人類完全消滅？可是不巧，德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瑞典人、捷克人、俄國人、中國人、印度人、土耳其人，都不說英語。這是什麼話！多麼下流的頭腦！
我們逃不出歷史，也學不會歷史的教訓。
不爭篇第十五
——此篇申明老子不爭哲理以破強權思想
衣冠齊楚、知書識理的大人，出此幼稚的謬論，實在令人驚奇。或許上帝限短動植物的生命，原要永遠保持這世界萬物的青春；產育不過是上帝實施新陳代謝的方法。我年紀雖已不小，赤子之心未忘——誰能替我解答這個疑題：一包干火藥，一根接妥的導火線，同一盒正在燃燒的火柴放在一起，怎會不爆炸？其實是一個人頭獅身（Sphinx）的妖精在問話，如有人回答，她便跳下大海。我情願替他做保證人……
我們必須以新的不爭哲學來一次徹底解決這不能不解決的問題：武力足恃嗎？天下男女都應該想一想這個問題。武力如果用得徹底，那麼被逼的人，必懷怨望，因此使用武力的人，必得變本加厲，欲罷不能，終必殘酷虐暴而後止。納粹德國便是一例。武力如用得不徹底，那麼根據武力原理，豈不馬上露出弱點，而產生綏撫、欺哄、屈服、妥協、貪安等政策，收買討好中立國——換句話說，那不是說產生不剛不柔的政策？但是用這個政策扶養戰敗國家，也同樣危險，凡爾賽後德國之東山再起，便是一例。你凶到底，是自殺，不凶到底，也是自殺。德日之敗，敗於第一種武力政策，國聯和古希臘的滅亡，乃亡於第二種武力政策。
誰能給世人解釋歷史興亡之跡，說明暴力必生強迫，壓迫必生恐懼，恐懼必生仇恨，其必然性及反動作用，正如兩牙球在球床上相撞，第二球必順勢滾到某向某距離，毫釐不爽？誰肯寫一篇文章專論武力哲學及其心理，闡明其反響及特徵？誰肯做一個道地的命運論者，用簡潔有力的字句說給世人聽，行動產生感情，感情又產生行動，武力之結果是畏懼仇恨，徹底的武力產生畏懼仇恨，不徹底的武力只產生仇恨而無畏懼？誰肯學物理教員那麼說，武力愈大，仇恨亦愈深，最大的武力引起最大的憎恨？誰肯學氣象學家說，正如雷鳴之後，必起風雨一般，武力之後，必起畏恨，畏恨之後，必起報仇？因仇恨必生分裂，而權力之結構，遲早必崩潰瓦解。
因為不明這些淺易明晰的道德因果律，波里克里斯對待其他希臘諸國，時用武力威嚇，時用甘言哄騙。波氏之後，皮商克里翁（Cleon）、繩販歐克萊衣斯（Eucrates）、燈匠海波波拉司（Hyperbolus），先後粉墨登場。他們都不失為好民主領袖，克利翁還是一個好將軍。到了驕橫一時，恣意妄動的阿羅司皮帝斯（Alcibiades）手中，就完成希臘之自殺。
但是這種道理乃是天理，在樸實的平民看來，昭然若揭，無待證明。所以若要內心強固，須戒用權力，這樣則內可不弊，外可不挫。不弊不挫，方能永久堅強。老子說得好，「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所以他說：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殺人之眾，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愛護英美，願他們永遠昌盛的人，須三讀老子，因為在《道德經》內，他們能學到內不弊外不挫力量的秘密。美國應當成就其偉大，正如江河川流不息的偉大：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持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
是以聖人慾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國不成為世界第一軍權國家，倒不足慮；可慮的是她變成世界第一軍權國家。我願見美國成為世界的道德領袖，以謙和先，為各國所愛戴推讓。如同「萬物恃之而生」的河流，她的豐富燦爛的生命，將造福人群。她將居眾人之上，但是人家不會覺得她的壓力；她走在眾人之前，人家不會去陷害她。因為她將以仁義克己為天下勸，而運用韜光養晦的玄秘力量，開闢世界大同的新紀元。因為她有力量行善，所以能不傾覆；因為她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所以不敗。因為她不爭，所以天下莫能與爭；因為她不居功，所以其功不可奪。這是我夢想中的美國。可能實現嗎？
有人曾做到這步。林肯做到過，華盛頓做到過。在亂世時代，曾有偉人挺身而出，以正心誠意昭告世人謂善能克惡，並親自以身作則立功證明。歷史中有正氣盛行之時，有邪氣逞凶之時。有時正氣在空中蕩漾，人民咸殺自私之心，並覺新天地已露曙光；那時信心充實了他們的憧憬，給他們添上溫暖之氣和新的力量，黃金色的天邊便顯現了。於是人類的善性乃光揚一時。有時也有混亂頹廢沮喪的時期，奸刁驕橫之邪氣蔽天欲黑，信心消失，理想主義生不逢時，低頭含羞退出。這就是某政朝某文化將傾覆的先兆。人的道德素養為膚淺之頹喪論說所侵襲，於是精神渙散、意志消沉。無力發奮自強，不敢作勝過先人的努力，於是黑暗降臨。這兩種時代之別，即在信念與絕望之分。
這時代的人的頭腦，都是生鋼模型中打出來的，所以非用精神熔爐軟化它不可。我們必須熔其硬質，清其雜淀，而煉成成熟之思想理智。「山頂傳道」之感化力，柔和了基督教社會之生活，無論在城市在農村，有柔化尚武人類的力量，成為西方社會的綱維。有時候一本《聖經》，仍能制服一個兇手。但是基督教的力量，不足以影響世界政治。基督教是像一團麵粉，雖加上耶穌的酵素，調拌了二千年之久，仍有硬塊在內，沒有調勻，一個好管家婆必加些老子的調和粉進去，以期速成。
須知今日的人，神經緊張到達極點，血管硬結症已起。世界時局的邁進，引起強權之鬥爭，其力若蒸氣爆發之可怕。熔爐怒吼，金色熱白，燦爛的鋼液潺潺滾流，機聲軋軋，鐵鉗叮噹，大鐵桶在半空中懸行往返，左右的人，一不留神，便有斷臂折足或生命之虞。鋼鐵，鋼鐵，鋼鐵——液流的，閃爍的，凝固的，變黑的鋼鐵。在吼聲隆隆的熔爐前，人們體溫增高、火氣盛旺，雖想用腦思索，但是思想已染有鋼鐵色彩；不禁又怕自己，又怕自己所發展的威力。念一念《老子》，會對他有益，可以清散他胸中的肝火，涼退他慌張的神色。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簿書篇第十六
——此篇論古爾柏森的世界聯邦計劃藉以證明數學之不能避開心理及數學機械方法之不足恃
現在我們來討論數字怪物伊黎·古爾柏森（Ely Culbertson）的建議。或許歐幾里得（Euclid）和拜柴果拉斯（Pythagoras）也能助我們一臂之力，以數字指示我們建立和平的方法。古爾柏森計劃勝人之處，乃是他的精確的數字推論，和應付大問題的明晰頭腦。問題乃是純粹的數學，「分配和平的制度」，有多大用處。
為示公道起見，先得請讀者別把古爾柏森先生同強權政治家混在一起看待。他曾研究大眾心理，但是他不是心理學教授，也不是政治家；他是像你我一樣的平平實實肯用腦子的人。其次，他稟賦不凡，思路清明。如果歐幾里得和拜柴果拉斯能救我們，古爾柏森也能。不寧唯是，古爾柏森還富於常識。他看得出，國際警察之存在，有如一陣煙幕，只掩護住操縱局勢的行為——這是國際警察組織最大的危險——必引起國際間的壓迫和讎隙。而且他打定主意，盡力要消除這種危險。我們覺得他的用意實在可嘉。他評解今日的問題和補救方法，說得頭頭是道，條理不紊，我認為是看來最有意思的世界合作建議。其次，玩一場國際勃立治牌戲也很有趣，可以操練腦子。
我們不擬在此詳細檢討「世界聯邦計劃」。這計劃包括一個「世界軍備董事會」、一個「世界主席」「世界董事會」「世界法官」，以及「世界議員」。此外，有「世界憲法」和「三個時期」：「戰爭時期」「停戰時期」和「戰後時期」，第一、二兩時期歸於「臨時政府」之下。其他尚有「世界領土表」，把地球劃成十一「地方聯邦」，包括「獨立兩通國」（如瑞士、但澤），以及「自治地方聯邦」（如印度及馬來亞）。
但是古氏建議最特殊的一點，乃「軍力分配原則」，這是數學。按照古氏建議，每個地方聯邦可設「國防軍」，此外尚須定立「集團分配軍」，設「活動部隊」，由地方聯邦之全體會員指揮，仿佛撲克戲中一張「聽用牌」（Joker）一樣，更可說仿佛撲克戲中之「寡婦」，大家可以認取召用。
古爾柏森氏想解決的難題是，如何使「世界警團」，不妨害各國國家的主權。他的辦法，是在戰爭時期各國國防軍參加「世界警團」共同作戰，而在和平時期，則各守自己門戶，外國軍隊不能開入一步。其次，各國「國防軍」合力則成「國際警團」，分散則力足以守土，而不足以攻入。
世界警團分配原則表
軍力分配原則之例表
牌已經發出，我們且坐下玩這場國際橋戲。據古氏說來，這個數學化分配軍力的利益如下：
這個分配方法，不僅能消除軍事獨裁及三兩國間的戰爭，並能消除集團戰爭。根據軍力分配原則，沒有一個在政治上可能的集團，能向其他世界聯邦國家發動侵略戰而不歸敗北。
假使——雖然最不可能——世界聯邦組織後數年，產生了一個最強大的集團，英美德決定推翻世界聯邦而征服世界。若不定軍力分配原則，這個集團必能逞凶得志。根據軍力分配原則，這三國的分配總額，不過總數39%。反看對方，飛機坦克戰艦達總分配額之61%，其中22%系流動部隊，充任衝鋒軍，在英德兩國（19%）尚未將工業生產機構轉成軍火生產機構時，優勢早已為人占去，美國之20%額量，也獨木難撐大廈了。
反過情形來說，假使為共產黨操縱的歐亞，企圖推翻世界聯邦以及英美國家，若不立世界聯邦，那末共產化的日本、中國、波蘭、蘇聯、德國、法國，聯合對抗英美，勢必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若立世界聯邦，反叛國之分額比率，則僅達33%，對方實力，計流動部隊、英美本國軍隊，及世界警團之其他部隊，總共達67%。
換句話說，沒有人能「吃通盤」。老實說，這手牌分配方法，叫沒人敢開盤。如果數字能給我們和平，這個計劃一定也能。如果系鈴有術，如果蘇聯肯接受人家發給他的牌，如果玩牌的人都不打盹，如果大家技術一樣高明，或玩法一樣魯莽，或一樣小心，或一樣老實，或作弊通風的手段一樣高明；最後，如果玩牌的人彼此間都友愛信任，大家都不開口，那麼牌也玩不成了【即無大戰】。如果沒有旁的條件，沒有各國民族心不同，沒有國際野心不同，沒有文化傳統不同；如果能夠大家始終警惕；如果「世界政府」能當機立斷，遇事即刻調動「流動部隊」；如果不再組織一個李頓爵士考察團去花一年功夫交一個報告備案參考；如果「侵略」與「防守」的意義容易規限；如果沒有工業生產力改變軍事生產力的問題；如果沒有民航事業問題；如果大家同樣的尚武或同樣滿足現狀；如果無人秘密擴充軍備或公開否認軍力分配製度；如果沒有重洋海陸運輸問題；如果各「國防軍」及「流動部隊」距離衝突地點的遠近相等；如果各軍隊於頃刻之間都能集中作戰；如果到緊張關頭責任臨身，無人猶豫不決或保持中立；如果，比方蘇聯或德國叛抗時，捷克內部能一致，或捷克和波蘭能一致；如果，最重要的，沒有一個國家操縱「世界政府」；如果「世界法官」不為大國所左右；如果「世界議會」無法指揮；如果大國不操縱「世界政府」，不再把它當做國際聯盟般的私人機關；如果諸大國不致忘記道義，熱誠消散，彼此分裂，改變初衷，推翻原議；如果「流動部隊」不致為私人之利害奔波勞役；如果重要作戰物資，不致為人暗中操縱；如果化學工業沒有新的進步；如果沒有秘密武器發明；如果有人能保證各國民意不致改變；如果沒有自私和孤立政策；如果經濟霸道不致在任何一國崛興；如果天下真有公道可言，無種族歧視——那麼這個計劃還可能給我們和平。換句話說，如果這真是一場橋戲，紙牌實是紙牌，而非三心兩意、性好爭吵、隨時變動的人類，那麼，謝謝蒼天，無人玩牌，紙牌維持初發出時的原狀，我們便可避免戰爭了！
我們不妨研究一下這分配表，察看簡單的數字背後，隱伏著多少複雜的心理因素。美國海陸軍專家自然樂於接受古氏建議，英國專家也不致反對。但是幅員較大，人口較多的蘇聯為什麼要接受較美國更低的分配，尤其是鑒於英美素來攜手一致，印度聯邦及馬來亞聯邦又歸英美分別管轄？誰敢冒險去系鈴在蘇聯這隻貓的身上？
很明顯的，增加國際「流動部隊」的公共「集團分配軍」，而減少「大國」的國防軍，便能實現古爾柏森先生的一切願望。較之減低「集團分配軍」，增加若干國家的分配比率，而形成顯明的強弱之分，總要高明百倍。平均地方聯邦分配率均等，而提高公共集團分配率，似乎即能代表國際公道安全之原則，而引起人民的信仰，很簡單的，若是公共集團軍為50%，那麼不論「反叛」之「國防軍」聲勢如何，其實力總不及順服「世界政府」的軍隊，除非整個世界群起而反叛世界政府——那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公共集團分配率定於32%或34%，亦可比較容易受各國接納，方式如下：
（甲）集團分配軍 34%
十一國防軍（平均各單位得6%）66%
（乙）集團分配軍 32%
中蘇英美（各單位10%）40%
國防軍（各單位4%）28%
依照（乙）項方式，美英聯軍或中蘇聯軍的軍力，只達20%，而集團分配軍力則達32%，國際警團全部更達80%。
為什麼不如此建議呢？這裡就是根本癥結所在了。其性質是心理方面的。這個原則，對英美須征其同意，對蘇聯則可強迫使其接受。「也許再減低英美的比率，較為妥當，但如此，英國議院便難予以通過，而美國也不致有三分之二議員投票贊成這個危險的方案。」但是有什麼「危險」呢？何況把集團分配軍提高，更無危險。但由蘇聯看法的危險，如何辦理呢？
蘇聯有鑒於戰前周旋資本國家之經驗，而懷疑資本國家在戰後之存心，可能採取絕對孤立之政策，等到他覺察世界聯邦確是為了蘇聯以及大家的利害而設……如果世界聯邦為維持軍力分配比例計，蘇聯軍力增加多少，聯邦也增加多少，蘇聯當不致反對。
說來說去還是回到軍備上的競爭，這已夠危險，兼又回到政治上的壓迫，豈非更加危險？
這裡安琪兒爵士給了我們一個清楚肯定的提示：英美在戰時及戰後將採取「單獨行動」。斯屈來脫先生及其他贊成英美聯邦統治世界的一般人，意思也完全一致。其他諸國，隨他們贊成與否，世界政府決不以全球之同意為基礎。安琪兒爵士在1943年3月11日紐約市廳發表演說詞謂：
記住，美國前輩的政治家採取門羅主義時，並未先草擬完美的《泛美洲憲法》。他們連拉丁美洲諸共和國，都未與磋商。宣言是單獨發表的，在我看來，這足以為今日吾人作參考。
安琪兒爵士的火氣，真愈來愈大了。
但是大國的分配率為什麼高，小國的分配率為什麼低？我們看見一番顛倒乾坤的理論，因為，古爾柏森先生說，小國會聯合起來攻打大國？歷史中何曾有小國聯合起來防衛國土的事，更不要說聯合進攻大國了。歷史的事跡，豈不正恰相反？威脅世界和平的，可是挪威瑞士丹麥？且聽他的話：
分配世界警察最理想的方法，似乎是給十一地方聯邦平均之軍力。但是這就是脫離現實了。計算分配率時，我們不僅須記住領土與生產力等因素，並須記住政治心理因素。如果各地方聯邦皆得相等的武裝軍隊分配率，較為貧窮的聯邦（占大多數）必起而進攻少數富裕的聯邦。
這又是芬蘭威脅蘇聯安全的舊調。為什麼不建議較大的「集團分配軍」而求安全，或多信託「世界政府」一點，依我看來，若研究政治心理的因素，倒不能為歷史上侵伐人國孽跡昭彰的大國說話，反而應替愛好和平的小國說話。
拿中國的例子來說，此說之不合理，更為明顯。我知道古爾柏森氏對中國的感情不壞，他所應用的逆情悖理邏輯——加於中國的是一套，加於英美的又是一套——全非出於故意，也人情所難免。英美蘇三國需要縱橫大陸的生存空間，所以必須予以較高的分配率；為了同一的理由中國卻不可得高分配率。為什麼？因為中國要「威脅」其他國家，且看：
論將來的局勢，為世界和平計，最好由美英蘇三國分得最大的分配率，各得一縱橫大陸之生存空間。這三國的經濟生命向內而非向外發展。（原文如此，不必懷疑！）此三國各遇有強大競爭國的威脅——如缺少生存空間之剩餘大國德意志威脅他們，或工業落後在胚胎形中的大國中國威脅他們。
原來如此，工業（即軍火工業）落後的中國，在威脅工業已發達的蘇聯或美國！
古爾柏森先生說得很清楚，中國因為人口甚多，領土易守，民族純粹，所以只能得4%的分配率，而根據同那些理由，卻須給蘇聯美國15%及20%之比率。古爾柏森先生也承認這「表面上的不公道」，而作如下「解釋」：
論中國，這擁有五萬萬人口的英雄國家應得的分配率，似乎該在4%以上。其實她人口之眾多，就是分配率較低的緣故。中國不僅工業生產力低弱，領土比較易守，並且她的人口也眾多，種族也純粹。她可能訓練多於美國四倍的軍隊巡防內部。這巡防警隊雖然缺乏重兵器，在事實上，可成助戰的步兵。所以她的分配率，只有4%。6
古爾柏森先生，我不懂你的話。
心理方面的理由，還不止於此。古爾柏森其實不要中國被人猜疑為帝國主義國家，不要中國激起全球的猜忌。後來論到不立「軍力分配原則」的世界時，我們方看出其中真正的原因。
此外，世界聯邦能給中國機會發展工業，而不招引其他國家的疑懼。若無世界聯邦，強權政治可能促使其他各國進攻中國，不讓她五萬萬人口因振興工業而招兵買馬到太強盛的田地。
但是即使在世界聯邦之內，同一的難題仍然存在：要勒緊中國的工業頸喉呢？抑或聽她發展，直到她要求與人平等，重訂軍力分配率為止，那時候再用槍尖把她壓倒，或操縱「世界政府」把她鎮住呢？這必成變相的「5:5：3」舊戲——此次日本挑戰的根源。這種複雜問題之產生，全因為我們太重「事實」，而忘卻平等原則。
中國或不得已而接受此分配原則，或拒絕不納，是另一回事。如果她接受4%的分配率，那不是出於被迫無法，而是出於老子的大智若愚、以柔勝剛、居下不跌、不願招人疑忌的哲學。我對這點確信不疑。我所怕的，乃是歷史未久之國，睥睨古人智慧，不肯戒驕戒滿而弭猜懼、仇恨、傾覆於未萌。「裝做傻瓜」是一句道地的中國成語，有時候我竟忘記to pretend to be a damn fool並非英文成語。除了一個中國學者誰會稱他自己「守愚」「抱拙」？但是我知道，世界合作最後必因白種人的驕橫而致失敗。
不，和平問題，並不是數字問題，而是強國的心理問題。世界和平問題，不只是數字問題，正如率師作戰，不只是布兵立陣，察看地理兩件事一般；往往軍隊坦克俱全，問題全在率師將領之人格、頭腦、勇氣、機智、應付下屬軍官的方法，及對待長官、同事及敵人的態度。
喪師折兵有時因為主將在想念俘在敵營中的情婦。和平破產，固為賴伐爾輩迭次往來柏林羅馬之間。如強權政治之觀念不變，大政治家仍沾沾自喜、昏迷不醒，既不知戰事因何發生，更不知戰爭目的何在——除了保守屬地、維持原狀——和平永遠要成泡影，而我們的子子孫孫，還得流血。
可否容我建議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可否容我證明和平是可能的事？可否容我借歷史說明在世界上若干地帶和平不是空中樓閣，而是有案可查的歷史事實？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既無條約，又無分配原則，都相處甚安。可否容我再說一聲，白種人未到亞洲前，亞洲已過了數百年國泰民安的日子？大溪第、巴利、沙摩亞【太平洋島名】也曾度過太平日子，格林蘭、冰島也曾經見過和平。
可否容我說出其中理由？南美及加利比海得以安享太平，因為西班牙、葡萄牙帝國業已崩潰。南美內戰是有的，但是我們不是談內戰，我們談的是世界史中的大波動，今日世界若要和平，英、法、荷帝國必須拆散。這次戰爭，我知道還不足以引起反動，破壞這些帝國，我只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戰能竟其功。如果帝國政府不為菲律賓、爪哇、印度、緬甸等人民的「自治能力」過分擔心，那麼菲律賓、爪哇、印度、緬甸便有和平可言了。如果他們繼續為各屬地的「自治能力」過分擔心，戰爭將永遠在他們自己國內繼續下去。
國內若無平衡，就必須內戰。侵略者若不退出，就必須反抗帝國主義。世界唯一穩固的平衡，乃是平等。平衡立穩，方可望和平。小國家或許為了邊境爭執問題，有權利作戰；大國家不論如何，無權利作戰，因為大國作戰，勢必牽累全球。小國作戰，總是為了他們自己的事；大國作戰，多半因為他們要干涉人家的事。小國安寧，因為他們有足用的領土；大國作戰，因為他們永遠不能滿足——他們需要「生存空間」。最後，國不論大小，並非因知足而作戰；國不論大小，不知足便作戰。老子說得好：「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這樣看來，古爾柏森先生置數學於心理學之前，不啻西人所謂拴馬於事後。在全球五六十個國家中，推翻世界和平者，只有三四個強國。這些強國驕橫傲慢，縱橫全球，踢倒人家的籬牆，割奪人家的自由主權，攫取人家的財產——最後為了分贓不勻而互拚死活。他們先自己相打，後來還叫世界各國幫他們打在一起。這已經不像話。但是說和平之道，僅在解除小國的軍備，增強大國之權力，以防小國聯合起來進攻大國，那豈非更不像話？
奉告大國，你們至少也得裝個並不害怕的模樣罷！但是我們突然聽見說須來巡防世界了。仿佛格林蘭人、沙摩亞人、台灣人、緬甸人，都在威脅世界的治安，而諸大國卻全副警服，雄赳赳地高視闊步，手持木棍，小國一不聽話，隨時準備棒擊小國的頭額。其實我們應該輪換一下，叫小國來巡防制止大國擾亂治安，而任憑沙摩亞人、巴利人、愛斯基摩人，自由自在。可是不，我們不能解除大國的武裝，因為他們英勇作戰取得勝利後，不肯讓人解除武裝。好，那末，讓戰爭永遠繼續下去。頭一樣，你就要看見警察先生們先自開槍，互相對打起來，把我們這些可憐的弱小鄰居嚇得魂飛魄散。
血地篇第十七
——此篇專攻「地略政治家」而推究此類自然主義戰爭哲學所由來以明自然主義之深入西方學界
不戰爭的根源，還在深一層。我們不能把古爾柏森先生同強權政治家相提並論。他是站在我們一面的。站在對面的人數目眾多，他們瘡口的感覺極靈。醫生，落手輕一些，因為病人怕痛；請施出最精巧的開刀手術來。俗語道：「諱疾忌醫。」麻風症象業已蔓延周身，因為強權政治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沉疴。診治方法，唯在施行手術，割除分泌毒汁之自然主義、定數論，以及失望論諸毒瘤。
討論地略政治這一門假科學時，我們須記住，地略政治把國家稱做「有機體」，其實疾病也是一個有機體。病菌之為生存奮鬥，與生命無異。它吸食病人脂血，奮力衛護自己的地盤。它埋伏在人體中，建造一個堡壘，然後反攻。強權政治的疾病也同樣建造了一所莊麗的大廈，名曰「地略政治學院」。門口放了一座由自然博物院偷來的裸體石像，名科學夫人。檐下邊沿四周冒刻培根（Bacon）、李奈斯（Linnaeus）、萊布尼茲（Leibnitz）、赫姆波脫（Humboldt）、黑格爾（Hegel）、華格納（Wagner）、達爾文（Darwin）名字。裡面有堂皇的走廊、明亮的圖書室；編排分號的文件案宗，堆積如山；更有一間整潔的白磁磚廁所。原來凡是夠得上稱為科學的機關，都有整潔白磁磚廁所。達爾文、李奈斯、赫姆波脫等，如何能不備這種廁所而能作科學上的發明，仍是近代科學史中沒法解決的大謎。
現在可以略過美大英國協的贊助人不談，因為要找此種材料，到處都是。一片沙漠，只要看到一角，便可知其全部。我們倒應該加緊腳步專心一致的檢查今日人心道術的根本癥結，直到發現毒源之所在為止。我們可以把地略政治當做人心道術一個病症，而反覆細察，現代人何以有這種思想。
因為地略政治到底還是一種哲學，德人所謂Weltanschauung是一種思想的產物。在地略政治境內，納粹學者和反納粹學者都在揖手行禮，互相敬慕。由這種頭腦、這種學術態度，才產生了近代的強權政治，使其滋長暢茂。史班克孟教授是今日美國的最享盛名的地略政治家，所以他雖不能代表一切學人的思想，卻能代表一部分學人的思想。在他心中，學術不近人情之趨勢已到極點，而科學與良心是非，已經分家，背道而行。
史班克孟教授可算是強權政治的發言人。《世界政治中之美國戰略》一書的副名是《美國及武力均衡》。他深信強權政治，並表現出來強權政治的各種徵象。他說：
在基本上，新秩序與舊秩序將無大分別，國際社會仍將隨權力為轉移中心。新世界必為強權政治之世界，美國為本身利害計，仍須堅持歐亞武力均衡。7
所以他贊成美英日三國聯合統霸世界，他反對歐洲統一，不管是在聯邦組織下或由一大國統領，因為：
歐洲聯邦可能成為一團結的軍力，把我們【美國】在大西洋的權威全部改變，並削弱我們在西歐的地位。美國的和平目的，如系建設統一的歐洲，我們便已挑錯了敵人。出動全力幫助希特勒，乃是建設統一的大西洋區最簡便的方法。
換句話說，我們作戰，原來是要維持歐洲分歧的局面。我們現在的立場不錯，因為我們在毀滅歐洲的統一聯合；我們幫助英國人，原因不過是要置歐洲於水深火熱之中，俾使美國成為一個重要的大西洋權威。所以史班克孟教授主張美國須把持歐美亞三洲的領袖地位。為達到此目的計，美國在擊敗德日之後，仍須繼續奮鬥，直到消滅中蘇軍力為止。8欲達到此最大目的，必須恢復德日的軍力，以對付中蘇。「華盛頓也許將信服英國的論調，要求強盛的德國繼續存在。」「如欲維持遠東勢力之均衡，美國須對日本【如對英國一般】採取同樣的保護政策。」「幅員自烏拉山（Ural）至北海之蘇聯，與幅員自北海至烏拉之德國，難分軒輊。」「一個前進昌盛，軍備充實，人口達四萬萬五千萬的中國，不僅將威脅日本，並將威脅西方諸強在亞洲地中海【南洋】的地位。」
史班克孟教授這本書最後十五頁內所蘊含的國際毒液，比希特勒《我的奮鬥》全書更劇烈。史班克孟教授真的神經錯亂了嗎？沒有，他所講的是科學，與人生價值無關的科學。他保持完全超脫的客觀態度，頭腦用消毒密封方法封住，人類感情已全部肅清。如果有人說得出史班克孟教授與霍斯何弗【Haushofer，德國地略政治第一大家，見下】或希特勒在宇宙觀上有什麼分別，我倒願意聽聽。史班克孟的頭腦實是納粹頭腦，但是科學化的標籤，在科學界內，當然不能算是侮辱。對一頭臭鼬與對一頭松鼠的分別好惡，完全是我們俗人的偏見。除非我們能學到自然科學的嚴肅客觀境界【不復分別好惡美醜】，我們不能懂得史班克孟教授。
去年美國人搓眼醒來，發現「地略政治」（Geopolitics）這個新名詞，即德人所謂Geopolitik。與此名詞相聯的，有霍斯何弗教授【Prof.Doktor Karl Haushofer，生於1869年】，地略政治的大師；傳說他對希特勒，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如拉斯布丁（Rasputin）影響最後一個俄國皇帝一般。不論傳說如何，《我的奮鬥》第二卷十四章，人家說是由霍斯何弗代筆，不然便是根據霍氏的意思而作。他對世界二次大戰的關係，頗似突來茨基（Treitschke）對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
美國人民遲遲開眼，才當覺在霍斯何弗之前，還有一個英國人名麥肯德（Sir Harold Mackinder）早在1904年，便發表地略政治的中心理論，倡歐亞「中心地」之說；1918年著書名《民主理想與現實》，原已為人遺忘，1942年又再版復活。我們更發覺整個背離人道的生物概念——倡論「國家有機體」及「有機欲望」之說，申言國家在「生存空間」之爭奪中，如植物般生長死滅——原來早已為一個瑞典教授吉倫（Rudolf Kjellen，死於1922年），立下梗概，而吉倫氏則在1890年間宗德人拉塞爾（Friedrich Ratzel，1844—1904）的師說。這門歐洲科學的國際共同的來源的重要性，在下面還要談到。
地略政治之所以危險，因為它是一門「科學」，而假借科學之名，已有過多少孽跡。須知道，德國地略政治與政治地理之不同，乃在地略政治實是「政治行為的引導」。政治地理，根本上是地理，目的在描述與分析，而地略政治，根本上是政治，就是征服世界的政治，至少是世界爭鬥的政治，以戰略的地理概念為基礎。德國地略政治家毛爾（Otto Maull）說得很清楚：
地略政治所研究的國家，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一個有生命的機體。地略政治與其母家科學政治地理不同，並不研究自然之現象——如地勢、領土、外形、疆界等等。地略政治……佐衡某一地勢，然後以其結論引導實際政治。9
由此看來，地略政治是具有應用科學的性質了。此科學的唯一應用方式，乃是為操縱世界，爭取地球面積作國際鬥爭，所以地略政治就不僅是一種毫無害處，專論國家機體與「地面」之關係的政治科學，而必然是「血」與「地」合一的科學了。並不是地略政治家計較到人類的流血。那是在這項「精確的科學」的「範圍」以外。但是每聽他們講起「地球」或「世界島」，我就覺得它已為人血染紅。地略政治並不是研究「土地」「地片」（Land-Mass）、「核心地」（Heartland）「邊沿地」（Rimland）、生存空間，以及伸張空間的科學，而是「血地的科學」。它與政治科學之分別，有如溶化的雪漿與白雪的分別。它唯一的科學面目，乃是日積月累的實際材料，對「政治空間有機體」的純生物化觀念——把國家當做一棵得土即生，失土即死的大樹——以及對人道天理的神鬼不怕的漠視睥睨態度——這態度我們稱為完全的「客觀」科學。人口可以如蘿蔔般移植他地，「世界島」可以如破瓜般任意割裂，作最利於強國的分配。為了此事，要炸斃幾十個兒童，或消滅百萬生靈，不值得麻煩這些世界屠夫的心事。地略政治之所以成為科學，就是由於這種漠視人類價值的態度，認為物質勢力決定人類歷史的機械觀念，以及把世界當作深山荒林野獸世界的「自然」觀念。
不幸得很，地略政治不僅僭取自然科學之形式及術語，並被人認為是德國科學。我不敢說美國人遇到德國科學，便生「自卑錯綜」。美國照相機，大約與德國照相機難分軒輊，美國轟炸機的瞄準器，高明許多。雖然如此，德國科學總居至尊地位，美國學界也萬分景仰。在美國大學內，某幾門學科，譬如說文學，德國影響實堪惋惜，而其惡勢力猶把持住高等研究院。地略政治既稱為一門德國科學，立即為若干美國教授所重視，信徒源源而至。
《生活》雜誌在1942年底載文云：「本年內美國各大學開設地略政治課程，不下一千五百餘。一般教地理的冬烘學究，都搖身一變而為新進的地略政治學家。」但是美國也有第一流的地略政治家，如霍普金斯大學的鮑門校長（Isaiah Bowman）、喬治城的華緒神父（Father Walsh）、耶魯的史班克孟、哈佛的威德時（Derwent Whittlesey）、普林斯登的雅爾（Edward Mead Earle）及史普老（Harold Sprout）。他們把地略政治稱為「科學」，所以它就要保存為一門科學了。美國人民的常識理性將如何改正霍斯何弗主義，還得等著看，但是美國教授不會捨棄其科學銜頭。我們不能一笑了之，把它當做一種一旦深入美國土地，便能自解其毒的德國毒藥。
這個德國的宇宙觀以及達爾文自然物競之說，影響美國地略政治家到何程度，且看史班克孟教授便可知道。他的著作最能完全反射出這「強權政治之自然科學」的德國風味，絲毫不容人道觀念插足其間。這種話讀者看後作何感想？
決定外交政策的政治家，考慮正義、公道、寬容的價值，只能在有益於權力目標的範圍下進行，不可使它有礙權力目標。正義、公道、寬容可以利用作為攫取權力的藉口託辭，但是實行時若可致弱，便須即刻放棄。攫取權力之目的，不在建立道德公理，道德公理之用途，乃便利權力之攫取。
讀者中十九必以為這是希特勒《我的奮鬥》中的話。不，這是史班克孟教授所著《世界政治與美國戰略》第十八頁上的話。霍普金斯大學校長浦門氏稱此書道：「這本書至少須在一百萬個美國家庭中為人閱讀。每個政府負責人在此後二十年中至少須每年讀一遍。」
學人的這種寡廉喪恥，還有實證可舉。威格博士（Dr.Hans W.Weigert）著新書論地略政治，書名《將軍與地理學家》。在最後一章內，威氏痛心疾首向世人呼籲，請求恢復人道的觀念。《紐約時報》刊一書評說：「此書最後十五頁論『地略政治與人道』，作者不應該寫。」寫書評的人說此書：「結尾的論說……與霍斯何弗之著作同樣晦澀混亂。」其所以「晦澀混亂」，據我看來，全因為作者把人類的是非判斷，引進了客觀科學的森嚴境界。想起美國學界對威格博士的呼籲，竟毫無反響，就不寒而慄。
反之，最近史突老斯胡伯（Strausz-Hupé）、威德時（Derwent Whittlesey）、陶柏倫（Andreas Dorpalen）等所著論地略政治的書，10以及威格那本著作，11對霍斯何弗主義都有正確的批判。德國的地略政治思想，值得仔細研究，正如《我的奮鬥》值得仔細研究一般。（陶柏倫之《霍斯何弗將軍之世界》一書所備載的資料，多半非美國讀者所能搜得者。）
可是在我看來，地略政治，不論是霍斯何弗派或其他派，50%是集合而成的客觀材料，30%是冒牌科學，20%是德國玄學，或可說是「浮士德的懸望」。地略政治定義太多，有的故意戴上客觀科學的高帽子，看了反令人糊塗，不如聽霍斯何弗自己的話：「地略政治，乃是國家機體在爭取生存空間的生死戰中所採取的政治行動的科學基礎。」試刪去「生死戰」「國家機體」。「生存空間」這種殺氣騰騰的名詞，地略政治便不能引導政治行動了。刪去以亞洲「核心地」為基礎，建立歐亞大陸大集團這種動力的意念，地略政治便成為連霍斯何弗都不屑看它一眼的東西了。
很明顯的，地略政治也有它的貢獻。第一，它告訴我們，不論為世界戰爭或世界和平作政治計劃，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地理，正如草擬戰略需用精確的地圖一般。華萊士副總統建議空中航道，顧及北極地帶，便顯出優良的地略政治頭腦。其實，不論是誰，凡考慮到巴拿馬運河或蘇彝士運河的政治重要，都是在運用地略政治思想。第二點，地略政治教人戰爭與和平的世界觀，最為中肯。德日兩國精悉此中道理，而西方民主國家則落後得可嘆。納粹戰爭「罪狀」最好的證據，如果需要證據的話，乃是他們的充分準備，以及民主國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一年後對亞洲政策之糊塗。德國人和日本人計劃世界政治戰略，實在頭頭是道，詳盡無遺，而英美人應付亞洲問題，昔日今日，始終如在混水中摸魚。此處順便可以提起，繪地圖、看地圖的藝術，也可從地略政治中學得不少進益。霍斯何弗創辦慕尼黑學院時，最大的不滿便是說德國軍官不知道如何閱讀地圖。
我們都同意，羅森柏（Rosenberg）的亞利安（Aryan）優秀民族之說，乃是冒牌科學。這種問題大家心中明白，無須多費口舌去排斥。地略政治之為冒牌科學，就不怎樣明顯了，因為地略政治家口上總掛著「地片」（Land Mass）和「世界島」這種名詞。然地略政治之為冒牌科學，實因其中心對象是世界政治，而世界政治，因其性質關係，決不能像礦學般以純客觀的眼光來研究。人事關係中根本無客觀可言，有時我們因某事必須作一選擇，在選擇的時候，主觀的成分便滲透入內。主觀成分一入，地略政治便缺乏客觀性，不亞於亞利安民族之怪論。在這種地方，道德觀念之顛倒，一般見解之不可靠，即時可以看得出來。
李南教授（Prof.George T.Renner，哥倫比亞地理教授）的建議，便是一個有趣的例。他說，由地略政治的觀點看來，瑞士民國應該消滅。這建議非但有欠公允，簡直是倒行逆施，因為瑞士民國憑靠李南教授目力所看不到的民主精神，並違反地略政治學的「伸張空間公例」，在七百年來，竟能異族雜處，國泰民安。又如史班克孟教授對英日在地勢上的酷似點，甚感興趣，於是主張美國應以同樣的方式，與英日兩國合作。然而英國國民性根本上非惡戰，而日本國民性根本上好戰，這條不同，便置之不理。我所反對的乃是這種荒誕的論說，對世界政治現實茫茫無睹的見解，都要借科學的名義做幌子。須知逆情悖理，並不一定便是科學。
地略政治之為冒牌科學，不易察覺，因為它的根源較深，且與十九世紀自然主義的論調吻合，這自然主義就是將達爾文物競論移來適用於人事。這自然主義乃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思想的一個特徵。前面已經說過地略政治在歐洲的國際共同的來源。拉塞爾先倡「國家有機體」，把國家當做一個為生存競爭的有機體，克介倫繼倡「國家是活物」【書名】之說。自然主義，明明發端於達爾文物競原理，並頂了科學的冠冕，要把這自然物競公例應用到人類的關係上去。在《生存空間生物地理之研究》（1901年）這篇論文內，拉塞爾借用達爾文應用於動物世界的名詞術語，光明坦白，毫不隱諱。
危險性乃在除非你否認人類意志的自由，專談物質勢力、「伸張空間律」「有機體」，把地理當做決定國家生死之天神，否則你不能排出「科學家」的身分。此外，科學要預言未來，而只有定數論，方能幫我們預言。在地略政治的思想上，史本格勒（Oswald Spengler）是霍斯何弗所絕對信仰稱引的一個人。他最清楚代表一種看法，把植物學應用及人類文化，當它是根生在「土」中，生由土死亦由土的東西。他的悲觀主義完全出於定數論，而定數論又出於自然主義。因為地略政治已在歐洲思想界及歐洲權力政治圈中根深蒂固，所以我們不能再把霍斯何弗的論說當做德國一地獨出的畸形怪物。
因此，我們也不能說地略政治毫無道理；它自有一套自然主義的道理——強權政治或深山荒林野獸相殘的道理。如果我們接受自然主義，結果必陷於史本格勒式的悲觀主義中，無法掙脫。除非我們情願與強權政治和此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一刀兩斷，根絕關係，史本格勒的悲觀主義是不無理由的了，或許西方文明將永遠陷於戰爭中。
自然主義的毛病，乃在自然的東西太多了。深山野林，弱肉強食，在我們學者看來是很自然的。屠殺已成為科學上自然的事。轟炸小學生也成為自然的事。我們的自然主義已夠了罷。不近人情，裝出科學的面孔，已不為我們所不許了。
我們必須懸崖勒馬。除非我們對於許多人事起立信心，拆下假充科學的招牌，這個時代的文明必陷於不可收拾的田地。除非我們排斥造成1914年及1939年洪禍的意識標準，把自然科學與人的範圍分別清楚，自然科學歸自然科學，人歸人，否則我看不出西方文明如何能免滅亡。有許多許多事情我們無法「科學的」處置，因為我們絕對無法「證明」它，甚至於連衝量都不能。人類的平等就不能證明。世界合作的可能性也不能證明。我們只能信而行之。我們必須樹立人道信義，來替代自然主義的觀念。我們的真理觀真理標準都須改變。孔子的標準並不太錯：「道不遠人。人以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這是孔教給自然主義的回答。
地略政治家自稱為「現實家」，這就是說他們不耐煩理想主義，他們當代許多人屬於頹喪派的時代，而慕尼黑好漢和其他妥協大家卻被認為「現實家」。替印度自由運動說話的人被人譏笑。呼籲肅清強權政治的人，被人譏笑。誰相信如果我們心正意誠，大家出力，蘇聯與西方民主國間一定能友誼合作，也被人譏笑，但是教導世人走上互相猜疑，均沖武力的血路的人，卻自稱為「現實家」。
歸根結底，這不過是自由意志與定數論問題，以及善意友誼能否改造我們人類世界的問題。人間和平，容我再說一次，只能由信而行之。信心消失，我們便無法自拔。說到最後不過是這句話：耶穌「和平之主」，是不是一個大撒謊家，我們必須打定主意。
亡道篇第十八
——此篇歸結上篇所引證指出科學客觀不加好惡的態度施於人事關係必發生危險及論人事研究上客觀之不可能
我們似乎承繼了近代思想的頹喪，末世的傳統，這些地略政治學的大教授們墮入其中，不能自拔。我們只見地略政治及其信徒表示出來的根深蒂固的冷酷態度，愚信強力與爭鬥的必然性，全然忽略道德觀點，最後，以驕威嚇人，主張為世界利益計，以龐大海空軍巡防天下各地。
如果教授的主張壓倒平民的主張而被採用——在西方民主國中，若干有權勢的社會及官場內，的確大有如此傾向的證象——那麼千萬美國男兒，又要在下次戰爭中流血。地略政治家自己也不敢說，劃一統霸世界後，世界便可和平。不過是說，英美必須磨利尖刀，永遠在世人頭上揮舞，以期鎮壓反叛。換句話說，在希特勒手中，武力不能成功，在英美手中，卻可成功。如果這便是引導人類政治動作的明燈，前途正是黑暗，因為這就是說，戰後英美必以五萬架飛機二十萬飛行員來威嚇全球。可是如果中國人不怕，蘇聯不怕，整個世界不怕，那怎麼辦？出動飛機去轟炸他們？說得容易！
要流了多少美國男兒的血，才能壓倒中國和蘇聯，這問題從未躦入飽覽群書的教授的頭腦中。如果他們曾考慮過這問題的話，他們便不會再裝做科學家，而將不顧尊嚴，發泄明辨是非、深惡屠殺的感情。史班克孟教授已忘記上帝。他的回答是他所研究的純粹的地略政治，而地略政治與上帝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我的回答是地略政治與上帝不應該風馬牛不相及，否則我們便是借了科學的名辱貶人類的心知。我知道我是一個異教徒，史班克孟教授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是一個異教徒仍能相信上帝。我願意同這位基督教教授辯論此點。【按史班克孟教授於此書出版前三星期逝世。】
這難題到處發生，須迅速予以解決。近代學界的啞謎——說若要「科學的」，必須排斥道德判斷，並且無法較量人情——換句話說，實行廢道忘義的學院式的觀點——這個啞謎，西方思想界須趕緊設法解決，否則影響所及，國際間大家亦必廢道忘義。天良喪沒，並不自下層開始，卻肇端於上層；並非源於不學無術的低級社會，而是源於教育有素的知識階級。由此說來，我們如果希望有個太平天下，必須依靠紐約汽車夫的看法，而不可妄信這位耶魯大學的國際問題教授。
因為我們已漸漸迫近近代知識界的怪病。我責難西方學界廢道忘義。在自然科學中這種客觀評察，不加好惡的態度的確可嘉，但是應用於人文的研究上，便是簡直頹喪污邪的態度。我說這種背離憐愍蒼生之感的學府觀點，如在大學課室中提倡，必生危險。我說這個近代思想趨勢，已產生了一個希特勒，而凡此種青樓道德傳播之處，將產生更多的希特勒。不但此也，我說這純粹的客觀態度，在自然科學範圍中很有價值，但在人文科學中，卻危險難靠。我說在人類的關係中，客觀的思想決不可能，而且根本沒有此事。因此，我說，除了生理學以及相聯的醫學人種學以外，如依真正自然科學的狹義講，人文科學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在所謂人文科學中，科學的技術應用有限，須輔之以慧心靈眼，否則我們必遇大禍。世界問題，尤是如此。此點下面【說見化物篇二十】還要解釋清楚。
我說這些話的原因是：第一，事實匯集到手，在最後較量結論時，其取決去舍，是一種主觀的程序，須將種種非數字事實所能形容的心理精神因素估計起來，比爾德（Charles A.Beard）【美國有名經濟史觀的權威】的孤立政策，便是客觀方法失敗的一個證明。在最後衝量五花八門的事實時，決定你要採取孤立政策或反軸心立場，不但可以，而且必須放入感情好惡，否則我們便是污辱了上帝賜給我們的心智天良。
第二，在人事的圈圈內，心理的因素，決不能像電流或音波那麼用科學的儀器作準確的測量。蘇聯和中國的民氣，便是一個明證。如果有人收集事實不辭煩勞的話，德國當然是其中的一個。日本也是。當時形勢似乎對他們絕對有利；現在則不同了。德國人能弄錯的話，我們也能。
第三，我們對世事的估計，隨人而異，所以客觀決不可能。日本之為好戰民族，英國之為愛好和平的民族，在我看來非常有意義，但是在史班克孟教授看來，卻毫無意義。日本民族窮兵黷武，性好侵伐，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和民主精神，這點分別，就應該作為我們在戰後抉擇友敵的憑準；但是史班克孟教授不以為然，他只打開地圖，察看地勢，注意英日兩國在地形上的酷似之點，而引起精神上的莫大興趣。誰是真正的客觀，誰敢說惟有他一人是不會錯的——而且惟有他一人高明？
第四，誰自稱能排脫偏見，便是自欺。私人的好惡，不能避免，史班克孟教授說中國與亞洲地中海（南洋一帶）的關係，仿佛美國與美洲地中海（加利比海）的關係。雖然如此，他覺察有建立強大的日本以制止中國的需要，卻絕對不會提議建立強大的墨西哥以制止美國。這最後決定完全是感情上的偏見。
第五，這種法西斯蒂思想背後，潛伏著近代摩登學界的定數論。定數論時常產生不負責任的態度，似乎建立新世界，我們絕對無能為力，無須白費心思。汽車夫有勇氣說：「這個世界永遠戰爭真不好，讓我們改它一下。」定數論的信徒沒有勇氣說這種話，只能說：「世界不好，將來還是不好。」這種邪氣的預言，含蘊著知識階級的風味，但是於改造世界，並無裨益。西方學術與排斥是非良心，已經過分了。
第六，這個世界並不如冒牌科學家想得那麼簡單。英美如以龐大的軍力霸治世界，將產生什麼結果，最優秀的地略政治家也說不出。只有一點我們可以說得肯定：最大的壓力，產生最大的仇恨。人民反抗武力的威脅，權力產生腐敗【西方名言「All power corrupts」，「凡有權力必腐化」】；腐敗產生良心的責備；莫明其妙遣送美國男兒到新德里、加爾各塔去協助英軍鎮壓叛變，中印蘇誓言願為炸彈炸成灰燼而必繼續抵抗；以非武力政策應付武力（這該把基督教國的臉頰羞紅，但是在事實上並不）；人民因繳納戰稅而不勝負擔，痛苦呻吟；甘薩斯省一個農民最後顯示出靈敏的直覺，說道：「什麼鬼道理，我為什麼要替人家去巡防世界。」——這一切都是英美統霸世界後的必然現象，匯合而產生前次凡爾賽條約後的反動局面。
倡導武力統霸政策的人，連這些道理因緣都看不出。不論怎樣，擴充軍備以壓制中蘇，美國必受良心的譴責，而精神上自覺理曲的弱勢，必遠在種族戰鬥的烽火燒及全世界之前肇其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