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皆非 · 卷四　治道

當代篇第十九 ——此篇原名《當代之品質》言世事之變起於人性觀念之變並陳敘自由人權觀念之退步及經濟安全觀念之崛起 為什麼這樣沮喪？很明顯的，人類的思想已經變了。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已經變了。人對自己的看法已經變了。我們對人類本性的看法，也變了。這一變，整個世界便陷於紊亂之中。讓我們用歷史來證明。 世界慘劇演在我們眼前，這時候我們似乎應該衡量時代的特徵，估計我們精神貨物價格的貶漲。我們已經覺得不敢再為歐洲文明自鳴得意了。每次想到歐洲，我總想到德人吊死三個波蘭人的相片——一座吊架上，掛了三根繩子，繩子一端縛住了波蘭人的頸上，身體懸空，較平時為細長。我不管是德國人在吊波蘭人，或是波蘭人在吊德國人，我只知道歐洲人在吊歐洲人。那張相片乃是歐洲文明的批評，一個很深刻的批評。 你如果細察今古史開始以來四百多年的經驗，若干名稱為「意念」（即思想上流通之貨幣），價格或漲或貶，一定會使你驚異。不要忘記這次戰爭以前社會經濟的不安——民主觀念之崩潰破產，大家只討個安全，尋覓生計之保障，而促成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以及其他集團主義的興起。我們可立表解釋這歷史的背景。 大致說來，上帝和自由的運氣最壞，教育和工業的運氣最好。此處值得注意，靈魂觀念在德國，一點沒有貶價，反之，還是德國戰爭機構內的一支原動力【即德國浪漫主義及玄秘主義之影響】。「自由」與強迫相對，代表人權，所以與「人權」相同，此處再為人權劃立一行，不過是便於同「經濟權」襯托罷了。我們日甚一日地喜談職業的權利、收入的權利、保障老年失業安全的權利、皮弗利基計劃書內所述的權利、軍士回來工作的權利……而忘記自由之權、國家自主之權、個人之權。「工業財富」代表國家的生產力，而非指財富的分配。有財富而沒有分配的方法，對社會個人並無意義，不能算是進步，只能當做一國的作戰力。老實說，生產力過大，往往引起市場的競爭，結果必因市場糾紛而作戰；所以大生產力對於和平有貢獻，抑或有損害，還是一個大問題。興戰的人，總是工業國家，而非農業國家——日本和中國便是一例。生產力之大小與社會的安全或不安全，不生關係，但是如果生產品分配不均，那便能促成社會的不安。孔子說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這老人家，連經濟學的原理都說得中肯。 上面這張表，並不能代表整個歐洲的進步，因為大多數前進的國家，如，丹麥、荷蘭，都沒有計算在內。在天主教國內，上帝總還有能保持地位的傾向；我不是一個天主教徒，但是也得承認此點。可是大致說來，這是一篇生意不穩固的結賬單，情形不可樂觀。上帝和自由已漸漸失去地位。因為如此，所以德、意的人民都聽任法西斯蒂消滅自由，而連今日美國的通達之士，鼓吹經濟安全主義，遠較鼓吹十八世紀的自由觀念為熱心。 這有什麼意義？人的頭腦自然集中在這時代較急迫的問題上。一個人生了胃潰瘍，腦中只有想到胃；我就從來不想到我自己的胃。十九世紀的問題是經濟的問題，所以十九世紀的人都談經濟，正像十八世紀的人都談理智，十七世紀的人都談神意一般。二十世紀的人只談安全，這豈不是一個惡兆？ 我想，作戰，就是要保護資本社會。此次戰鬥的開端，實在是歐洲社會和經濟的不安，以及民主政治的崩潰；所以戰爭完畢後，我們當然要從那崩潰動盪不安一階段，重複收拾起來，並且現在就得替它計劃——這就是所謂「戰後計劃」，要點是保障職業、社會保險等。這些方案，把我們頭腦全部占住，別的問題我們都想不起來了。我們從國內經濟一步跨到國際經濟，而把國際和平與出入相抵的國際貿易清結單，混為一談，分不清楚。赫爾一派的人似乎以為維持世界和平，不過是重訂關稅表的事，年終結算，如大家賺錢，友誼、公道、自由、大同，都會一併源源而至。 數年來僑居美國，我只遇見一個真正有頭腦的人——至少是只有一個人的和平觀念我完全同意。那人是一個黑人。數月前我在華盛頓聯合車站同一個黑人腳夫講話。他的面目秀慧，且有悲愴之色，他說他在中學內念過三年書。他每月賺一百五十元錢，要養活一家六口。我同他說話，因為他眼中若有所思。我說此際作戰時候，他的收入不能算壞。他說生活艱苦，他的妻和兒女都得出去做事。後來我們講起戰事。他黯然說道：「戰後情形也許可變好一點。但是我所不滿的，倒不是錢，錢少我不計較。我們要人家把我們當做人看待。」這兩句誠懇坦直的話，把我怔住了。你能把一種美國的皮弗利基計劃拿來安慰他嗎？但是社會待黑人的心理態度這一點，是我們所不能用數學解決的，而正是西方思想家在戰後計劃中完全忽略的一點。他們為了他的經濟權絞盡腦汁，而不肯替他做人的權利稍費心思。他們以為經濟權有保障，他便能快樂了。 反之，他們都叫我們放棄更多的自由。這可激起真正民主信徒的怒氣。經濟方策可以醫治經濟病，可是不是萬能藥。經濟進步產出病症的醫法，並非再求經濟進步便罷。人類總要繼續生存，要過合理安樂的生活。如果我們取得了勝利，而失落了靈魂，那怎麼辦？文明到底還須有個內容。 但是問題的究竟，還要深一層，直達我們思想的纖維，且與這時代的精神有關。我敢說這句話：依我們這種思想方式，我們決不能建立或計劃世界和平。今代思想已日趨機械化。容我指出今日所用名詞已經變更。我們怕用「良善」「公道」慈悲」……等簡單的舊名詞。用當然可以用，但是，譬如說，一個人如果用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句話，馬上就有人說他思路不清，說老生常談。這個時代，至少高級社會的人，簡直不相信這套東西。拿法國字Fratenite【博愛】來看：有一個時期【法國革命前後】，這字竟能在知識階級中引起激烈的感情。他們相信這個字；我們今日不相信它。這個時代摒絕了一切老生常談，良善、公道、慈悲，都是像使用過久的小銅元。我們造了悅耳的新名字來頂它們。一個女孩子如仍用維多利亞式的名字若Faith（信念）、Prudence（謹慎）、Patience（忍耐），一定會被同學當做笑柄。教育家、傳教士、演說家往往都避用這些名詞，而代之以摩登名詞，如「精神價值」（「Spiritual Values」），或「社會價值」（「Social Values」）。可是「價值」這兩個字，就用得奇怪，因為它的來源是經濟學。這兩字與賬簿有關，所以聽來悅耳，令人想起主婦買價廉物美的貨物（稱為「好價值」「good values」）。別的名詞的來源是社會科學。教育家稱娼妓為「反社會者」，稱賣淫為「反社會行為」。這些名詞有些怪味在內，似乎已經加過人造工夫把水分吸乾的味，而使我們覺得道德觀念已經剝得乾乾淨淨了。我們不再「感化」一個酒鬼了，我們使他「調整」使合乎社會，正像我們重新調整手錶機器一樣，甚或使他「適合」（「acclimatize」）一個新環境都可以。一個成功或不成功的人，是一個「完整」或「分裂」或「不調合」的人格。今代的名詞真愈來愈機械化了。一個政黨和一部汽車，都可稱為「機器」（machine）。大眾的情緒是「反應」或「反響」，外交往來關係是「壓力」，流行的態度是「習慣的集體形態」。驕傲是「膨脹的自我」，誇張是「自衛機構」，批評是「發泄」，還有什麼【凡泄氣防險作用的】東西是「安全門」，而一個失業的人是一個「脫節」的單位。 以上所舉的都是很普通的名詞，與個人的筆調無關。我故意不舉其他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所用的學院式怪話，如「平均滿足價值的過程」「情感的反應」「意念作用的改造」「聯繫的回憶反應」。事實很簡單：我們不但怕作道德的判斷，並且怕正常的感情。我們的道德倫理已有點像人造化學品，先抽出水分，製成精粉，才拿出來問世。可是如果有人對我說專談「聯繫的回憶反應」的心理學家能教育子弟，或專談「平均滿足價值」的社會學教授能造福人群，我便不相信。《美國學人》【1942—1943冬季份】登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評論這種「教育法」，作者引了許多教員令人捧腹的佳話，而這班教員的任務，據說是教育青年子弟，啟發他們求學興趣。在美國學術研究會的心理學部門，一位先生念了一篇論文，題目是：The Reduction of Data Showing Non-Linear Regression for Correlation by the Ordinary Product-Moment Formula；and the Measurement of Error Due to Curvilinear Regression。一個學童對學習史地的興趣或天才的發展，有科學方法可以得知，只要看「An extension of the Kelley-Wood and the Kondo-Flderton Tables of Abscissae of the Unit Normal Curve for Areas（a）between.4500 and.4999999999」便一切明白了。遇見這種教書先生，我焉得不學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機器已替代了人；只須看這些機械式的名詞，我們便可知道，人類的頭腦已經改變；我們的血管內，已有人造血替代鮮血。我們必須先進科學的殯儀館，把人血取出，用人造血打進血管去，才可以做這時代的大學教授及教師。人的頭腦是一條「軌道」，或「單軌」，或「雙軌」（「single-track mind」，「double-track mind」）。上帝是一個「重心」。只有一塊錢仍是一塊錢，除非它是五毛九分錢。 所以，在未了解我們自己和這個時代之前，必須先了解我們思想的根蒂，並研究我們如何養成了這二十世紀的思想方式。往昔的標準，為什麼變了？我們對人的觀念，為什麼變了？生命為什麼失去了意義？為什麼即使在衛護民主政治的戰爭中，我們仍變成犬儒、悲觀者和硬到底的「現實家」？物質主義的信徒，必作戰到天地末日。物質主義的信徒，既不能結束戰爭，也不能建立和平。他們的頭腦不行。所以要問，我們為什麼變成物質主義者呢？ 讓我們先看自由的基礎如何動搖。我們將看到自由性質的改變，因為人的「權利」的觀念已改變，而自由的基礎即是人權。 但是我得先解釋清楚，四大自由中的兩大自由，並不是自由。其中一項，在我看來根本竟無意義。仔細研究一下，你便可知道，四大自由中有兩項是混在隊里為偽裝自由，出自經濟的鬼戲。「Freedom from fear」不是自由，而是政治安全。「Freedom from want」不是自由，而是經濟安全。要實現這兩種安全，或許要犧牲人類的自由；而我們如果太重視軀體的安全，犧牲人類的自由【人權】，是必然的事了。最能給狗以「Freedom from fear」及「Freedom from want」之感者，乃是一條頸套。它的第二頓飯，是必有著落的了。籠中鳥犧牲了翱翔天空的自由，而避免了遇見老鷹以及雪中挨餓的危險（用英文說是Freedom from preying hawk and freedom from starvation in the show）。但是一頭故意飛入籠中的鳥，【以求安全保障】除非你施出詭辯絕技，不能說它是為自由奮鬥。這都是英國文字的玩意兒【feedom from即指「避免」，或指「消除」，與「自由」原義無關】，「freedom from want」「freedom from fear」都不能譯成法文或中文。用法文說，「liberte de misere」或「liberte de peur」成什麼話？在英語同樣的名詞，還可以多加幾個。健康可以稱為「freedom from disease」，清潔可以稱為「freedom from dirt」，和平與平安可以稱為「freedom from telephone」……印度人或許會加上一個「Freedom from England」——這才是真正合乎人道的政治自由。所以談起自由的時候，我們必須拘守這兩字的原義，不加什麼「of」，也不加「from」——就是簡單單貨真價實的自由——人類的自由。人類可能擁有四大自由的全部——自由言語思想，安全吃飯睡覺——而仍做一個奴隸。 信仰自由對美國人有十七世紀性質的特別意義，同為十三州的人民，都是宗教難民，他們到美國去原是要爭得自由敬拜其所信的上帝。但是宗教的自由，在中國並無這種弦外之音；由中國人看來，宗教自由根本沒有意義，並不是中國作戰的目標。因為中國自古並無宗教戰爭或宗教壓迫等事【即偶有之，亦不及西洋之宗教壓迫】，所以宗教的自由，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向來認為是當然的事；為宗教自由作戰，不啻宣誓為青天白雲作戰，要捍衛天之青、雲之白。言論的自由，曾數度被禁，中外一律，所以還有些意義。但是言論的自由，範圍不夠廣大，不及人類的自由遠甚。我不願因為衛護言論自由而同任何人作戰；我可以沉默，或用迂迴的方法說出心中的話，而可不至於落獄。我認為此次作戰唯一的目標，乃是維護大好的老自由，世上各民族的自由。這一點不容含糊。至於維護個人的自由，也不容含糊。 雖然如此，「自由」這兩個字在美國和世上魅力尚存。這就是說人民還信仰這東西——簡單的老大自由，它是一枚用得略嫌過舊的銅元，但是還不失為一枚好銅元。你不但能使美國人，並且也能使印度人、中國人、希臘人、黑人、芬蘭人鼓著熱情衝鋒陷陣，為它作戰。今日世界上大多數人就是為了這自由作戰。在我看來，下面這句話有些侮辱我們的戰士，並有些滑稽，幽默的美國兵一定也有同感。「殺日本鬼！殺德國鬼！早些回來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時，賺七十五元錢，還有醫藥保險，加工工作，可給多一倍半工錢！」我的血溫並不因此增加。可見人類的經濟觀念一定有毛病。 但是「自由」的觀念是如何產生的？人類的權利是如何產生的？「自由」這兩個字從哪裡取得這等動人的革命力量？須知這兩個字乃是由壓迫而起反抗的呼聲。政治壓迫過重，「自由」兩字便添上激人的革命力量。巴得利亨利（Patrick Henry）大吁「不自由毋寧死」，呼聲直入美國人民的心坎，因為美國人民當時受到壓迫。尼赫魯大叫：「不自由，毋寧死。」羅素和安琪兒一班人漠不關心，因為他們自己並沒有受到壓迫。即使在美國人看來這件事也無燃眉之急，倒不如外交禮節重要；寧可緘口不言，不可妨害兩國的邦交。為印度自由出而說話，犯了外交禮節，野蠻程度，不啻在華盛頓外交宴會上，請英國大使夫人坐於巴西公使夫人之下。……二十世紀人類思想中「自由」的觀念，已墮落到什麼田地，於此可見一斑。 十八世紀自由的觀念同時問世。論理講，「人權」和「經濟權」在哲學立場看來都是神話。這些本來都只是往昔與今日人類深信的東西。像上帝和靈魂一樣，這些「權利」是不能證明的。我們要到迫切時，便創設名詞，托之上帝，說是受之於天。這人權與「國王的神權」一樣，只是直截了當不待證明的一句話而已。海涅稱國王的神權為「削髮庸僧的胡言」。所以人權也有個宗教根基，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認為人權是「不言自明」的東西，而且我們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這些權利「不可剝奪的」，所以在玄學上說來，國王上帝都不能剝奪我們的這些權利。可是我們怎樣知道我們是「天生平等」「出世自由」的呢？我們不過是相信如此罷了。可是盧梭的野人和自然人之幼稚說法，早已為科學所駁倒【盧梭言自然人本極自由，今日社會學否認之】。所謂人類「出世自由」，不過是出於熱情的信仰的一種說法，像「國王的神權」一樣，並無科學或邏輯的根據；人們如果預備棄掉它，只消去其神道學的根據。翻閱歷史，便可知若干國家曾說起它們在別國的「經商權」「貿易權」，同時主張別國在自己國內並無貿易或工作之權。征服國說起「擴張權」或「取得生存空間之權」；有人更進一步，發現自己有統治某地之「天命」。漁業國家則談起「捕捉沙門魚之權」。 同樣的，到了需要職業實在急迫的時候，我們將提倡「取得工作的神權」，或取得薪水或養老金之權，甚或主張人類「出世便該有職業」，而有時候「出世便該有職業」較「天生平等」「出世自由」還要重要。如果不留神，有一天我們將發明「出世便有一張購物券之權利」「天賦有取得購物券不可剝奪之權」，並謂在玄學上，無人能奪我此權。根本上，這是我們放棄人權而覓取經濟權的原因。 於是精神的「價值」都銷聲匿跡，剩下了一個真空。自由、平等、博愛，已失去了它們的救世意義。平等的原則已為人懷疑。民主價值、經濟價值，都攪作一團落在女巫的大鍋中，蒸出來一股帶著濃厚的獨裁味兒的臭蒸氣。鑽入這真空的，便是各色各門的政治觀念，而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都在黑暗中揮拳交鋒，打作一團，到底也不知道誰在打誰。史達林稱蘇維埃聯邦政府為「民主國」，同時紐約「美國人」日報（N.Y.Journl-American）可能稱大英康得伯雷的大主教為「赤化」黨徒。至於貝當，他的政府無需政治觀念，既非法西斯主義，又非社會主義，更非共和；他不是元首，也不是首相，也不是獨裁者，更不是總統。他就喘著氣說：「工作，家，國！」不，歐洲看情形不像有和平的可能。大好的舊道德、舊觀念，已經消失了。 正在討論自由之性質以及觀察人類自由的觀念已否改變的時候，我們驚覺一個更嚴重更基本的局勢，這局勢來得神不知鬼不覺。這就是，原來意志的自由已失蹤了。除非我們能恢復意志的自由，就沒有力量恢復人類的自由。除非我們能恢復人類的自由，即使取得四大自由，也是徒然。然而意志的自由為什麼失蹤了？ 化物篇第二十 ——此篇言明現代機械心理之所由來推論人文科學襲用自然科學之結果及指陳自由意志人生意義為唯物觀所消滅 我們姑且這樣說：強權政治是火藥政治，火藥政治結果必定出於爆炸。強權政治與勢力的均衡，有如兩支炭精，漸漸自兩端湊合。機器前進，蓄力漸增，最後的爆炸力必大。現在這個時期，強權政治之爆炸，必遍達全球。玩弄強權政治，就像玩火，同時，我們道德發展卻落在背後；我們的思想是國家化而不是世界化的。現在我們認識，世界政治乃是強權政治，這是我們唯一所知、唯一能實行的政治；毫無疑問，不管權力的集合如何變化，我們總在向更大的戰爭衝突邁進。我們對此形勢所恃的態度，只是說命運如此，無可奈何。我們須承認，我們的政治家都是強權政治家，我們的戰爭行為與和平觀念都是以武力原則為根據。我們相信武力仍將橫行天下。史班克孟教授大概說得不錯，戰爭結束之後，我們要繼續舊工作，世界政治仍將以武力為基礎。如果我們接受這話，必促成更大的戰爭，直到最後一個暴君出而霸持天下為止。或許未到這個田地，歐洲文明便早已瓦解。 但是如果你問，強權政治之結果既已昭然若揭，為什麼還要繼續玩弄強權政治，答案是我們的人生觀已趨機械化——我們的生活觀念已含有機械的必然性，雖想阻止它，卻是無可奈何，只好聽之。我們吸收之自然主義，相信國家生存競爭之說；我們跳不出物質主義的背景，我們在無意之中借取了受機械公例所統制的物理世界的定數論，移用成為人事上的定數論。這些觀點都帶著「科學」的氣味，所以自有其尊嚴。於是強權政治不託庇於神權論，而託庇於科學的門下了。如此一來，政治的「現實主義」，便是明晰的科學思想；帶有感情的理想主義，便被人說是「低能兒」的見識。這種機械化的人生觀，結果當然是絕望：說來說去，人的社會原是一座荒林，大家為了生存戰鬥。這不啻是說：「我們情願為國家爭取權力，而作生死之斗，開著眼步入地獄，決不願做夢想和平天堂的傻瓜——人自為戰罷！」 今代人的思想，怎會弄到這個田地？心理分析家叫病人回想童年的事，在靈魂的陰處尋出挫抑、凝固和錯綜的起源，俾能了解自己。回憶過去的事，容易維持客觀的立場，並了解個中真況，了解個中真況，則能自我解放。我們且回顧過去數百年的事，這對我們一定有益，而今日的世界，亦可藉此了解自己，我們怎樣變成自然主義、定數論和物質主義的信徒。 科學的摧命手抓住了西方，科學或客觀的研究方法，已染化了人的思想，引進了自然主義、定數論和物質主義。所以說，科學已毀滅了人道。自然主義【信仰競爭】已毀滅了行善與合作的信仰。物質主義已毀滅了玄通知遠的見識及超物境的認識信仰。定數論已毀滅了一切希望。 我敢說我不會觸犯自然科學家；反之，他們一定同意我的話，而大聲抗議說人家偷了他們的觀點方法應用在錯誤的地方，他們不能負責。自然科學與人的問題，其中界線應該重劃，兩邊真理標準亦該重定。科學的對象是實況，人類問題的對象是是非，雙方不必彼此抄襲技術。科學依其定義處理「精確的、分立部門的知識」，而有一大部分的人類知識無法精確，難立部門。如果科學及其玻璃管化學材料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為什麼歡喜你？」人類關係的問題又怎能解決？ 可是我們卻把自然問題和人的問題混在一起了，結果產生了一個危險的局面。自然科學家僅僅說道：「上帝、自由、善性，並不是精確的問題，不在我研究範圍之內。」但是非自然科學家的人文教授說：「上帝、自由、善性，都在我的範圍之內，但是不能以科學方法研究，而我是一個科學家，又必要做科學家，所以我只能置之不理，另外尋取機械律。只有這樣我才能夠得上前進的標準而保持我的飯碗。其次，科學既然不能發現上帝、靈魂和人類的善性，或許它們並不存在。」由此愈來愈亂了。自然科學家說：「我的興趣，只在事實上。」只有被迫研究人的價值問題，而企圖模仿科學技術的不自然科學家才說：「我的興趣也在事實上，上帝、自由、靈魂，都不是可以證明的事實。我們沒有方法應付它們，所以只能置之不理，除非它們有一個物體。」自然科學家說：「我測量電流、音波，並畫圖線。」非自然科學家說；「我也要測量，也要畫圖線。我要測量希望、理想、意念、上帝、自由，可是不能。但是我能測量人口、生產率、糧食的供給、刺激的機械反應、詩句中的子音母音、進出口貨物的數字，以及物質環境的影響。我成為科學家，希望全在這條路上。」 人事的研究既非成為「科學」不可，我們只能專談科學技術所能解釋的物質因素，而科學也只能在物質世界內周旋。十九、二十世紀學界最顯著的貢獻，都是關於物質因素的影響。譬如說，亨定頓（Huntington）論氣候與歷史關係、馬克思（Marx）論職業與觀點關係、倫波洛索（Lombroso）論遺傳與性格關係、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論民族與歷史關係、威斯特瑪（Westermarck）論環境與倫理關係，還有德國某醫生論目力與天才關係，而將來如有歷史家證明非洲蘿蔔根與拿破倫戰爭的關係，或有先知證明營養與道德之關係，或Riboflavin（維他命B2）與樂觀思想的關係，我們不會覺得奇怪。這是多麼摩登、多麼淵博的發明！上面諸人對人類思想貢獻不可謂小，有的很具卓見，有的也可嘉納，但是他們的靈眼都似乎患斜睨偏視的毛病。 所以在過去一世紀內，知識界的動向一直照著襲用自然科學的技術，不難明白。但技術一變，宇宙觀也必變，結果是產生了對人、對歷史、對控制人生力量的唯物觀念。每個學術上的貢獻造成這偏視斜睨的局面，個別的影響雖小，但是匯合在一起，卻有移山倒海之力，我們現在便看得出。 因此便產生尼布爾（Niebuhr）及蘭克（Ranke）的搜尋及考核史實的方法、比爾德（Charles A.Beard）的經濟史觀、翁脫（Wundt）的生理心理、華生（J.B.Watson）的行為心理學、左拉（Zola）的「實驗小說」、特拉塞（Dreiser）及法雷耳（Farrell）的驗屍態度的「現實主義」、藤恩（Taine）的文學批評、里南（Renan）的「原始」研究、孔德（Comte）的「社會物理」、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某學派的詩學「本體批評」、研究院中的比較文學的「比較」和「研究」、弗洛依德的亂倫錯綜、心理分析學的在小腹部下搜尋靈魂。我們的種子如果沒有屁股座位，整個心理分析的組織便要破滅。而且代表這全部瓦解的象徵，有愛略特（T.S.Eliot）的私人僻典、喬易士（James Joyce）的自剖和展覽主義、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的逃避和諧，畢加索（Picasso）的逃避美觀、達理（Dali）的逃避邏輯理性、史泰恩（Gertrude Stein）的逃避文法。在世界政治內，有史本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體」、霍斯何弗的地略政治、赫爾的經濟萬靈說。其在這次戰事，我們可看見應付北非和亞洲的問題，缺乏道義原則。這每一種趨勢，都含有「科學」的氣味。但是斯文掃地，而人生意義，除了保吃一頓飯，已等於零了。我們所能得唯一的呻吟聲乃是：「不安全，毋寧死！送我到監獄去，不成問題，只要給我一張飯票！一張養老保證券！」這在革命家看來是多大的退步，同十八世紀人的勇往直前精神比起來，差別多大！ 原來人研究物質太成功，自己也變成了物質的一部分。人性的觀念，已經變了。「思想」的力量已為歷史所否認。瓦片的研究，已替代了歷史上愛憎仇恨人情幻變的研究。我們量了特洛國時代的破磚石的尺寸，便覺得增進了解或考核荷馬的程度。歷史家研究埃及女皇的宮房夜壺，興趣大於研究她們的宮闈秘史。收集事實、考核事實，這兩項工作一直繼續下去。一個歷史學教授可以一手拿了一隻破古罐，得意忘形叫道：「我們懂得歷史了。」 搜尋考證事實的工作繼續不斷。歷史家測量瓦片，教育家測量人的智力，犯罪學家測量人類的腦殼，心理學家測量我們的感情反應，地理學家測量雨水的寸數，地略政治學家測量高加索的油量。如果瓦片能夠解釋，歷史亦可立足；如果知識的單位仔細地測量，教育便成功；如果腦殼、下顎、耳朵，測量過，犯人便可像一架洗衣機般為我們了解；如果感情反應研究得法，人類的靈魂、智力、想像力、意念、欲望、癖好，都可明白；如果雨量算出，文明之盛衰便有解釋；如果油源在握，勝利必屬吾人！ 人呢？他已變成旋轉不息的機器中之一原子，為某爆發過宇宙的隕石余灰所造成。腺、血管、流質，組成了我們的身體，機械化的阻抑、交替反應、錯綜，組成了我們的心機。肉體的飢餓，我們知道得很詳細，精神的飢餓，我們一無所知。欲望乃是體中衝動，我們對它無法節制，正如我們沒有力量改造我們自己腦殼的形式。人是一個化學混合物，由身內的分泌物和身外的環境勢力所變化而成。那飄渺莫測的靈魂，無形無色，無法研究，受人冷落，已鼓翼而飛，不知去向。彩虹已經解剖得乾乾淨淨，孩童時期的好奇心與幻想已經逝去，世界已同我們一起轉變灰色。 霍金教授有一段文，可算為現代文章內最玄通知遠的一段，說得甚好： 不足為怪，科學在全勝利之後，已射過了它的目標。科學家現在不說：「在我們的實驗室中，無閒談論世事的目的與價值。」而實際上等於說：「我們已把目的和價值推出宇宙之外。」這樣大刀闊斧的手段，倒也覺得爽快：虔誠信教說道的人不敢再妄談上帝的旨意。只要科學專事研究星球與原子的話，這人道價值的幻滅，並不會使人衷心不安。 但是有一個時候，科學必須把自己訓練有素的目光移轉到有生命的東西和人的身上。心理學家和社會學的學科，應運而起，如熱帶的太陽一般高升，繼承科學衣缽真傳的方術，富有新生初期的猛勢。心理學變成感情思想的物理學；人變成了事實與公例的現象。這樣一來，自由有些立不住受不住了，因為它們把人體不多不少整個的配合在數學上完美而可計算的物質定數的范型中。但是到底我們必須承認事實與方法的聯合勢力； 人雖未能真正擺脫自然的公例，卻仍可保持自由的感覺。大家總是如此假定。 起初沒有人注意到：人已變得毫無意義。人變成了宇宙大機器的一部分，這部機器已經整頓修理重配過，而把原有潛伏的舊價值已丟在廢堆內。宇宙並不向什麼地方走去，只是在走罷了！如果整場戲沒有意義，那麼人這一部分——在它自己看來如何？姑且不論——也不過是一樁事實，雖是一件複雜有趣的事實；卻也不過是一個曇花一現的事實——連人類的各種文明建樹，都不過如此。人生這幕戲在扮演時，也許能自覺得活靈活現。但是真諦還得打個算盤總算一下，而總算結果，人生意義等於零。12 始終沒有人充分指出，希特勒的倫理和政治與這一世紀半以來的歐洲發展有關。也沒有人指出希特勒頌揚離常（壓制理智，頌揚原始觀念），同史突文斯基（Stravinsky）、史泰因（Gertrude Stein）、達理（Dali）、愛白史坦（Epstein）的頌揚離常【即反對理性】巧合。老實說，這趨勢可以推溯到浪漫運動的反理智呼聲，尼采的蠻意復位運動，諾兜（Max Norday）用剖屍方法所描寫的十九世紀狀況。任何分析，如把納粹思想的來源看作只限於德國，而不把西歐文化普遍衰落的因素算在裡頭，便是自欺。人生意義的零點已經抵達：一輩科學家已把知識空氣中的古道古風肅清；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倫理夕陽返照的紅光已經消逝；在歐洲的心中，人已變成一個機械式的動物，在盲目的物質勢力所指使的盲目的原子混旋中作個困鬥。希特勒不過是信步走入這人道盪滅的空野罷了。不然，「希特勒從何而來？」這問題永遠不能解答。 我曾說過： 我們可以證明，天下騷動是科學的物質主義侵入了我們的文學和思想的直接結果。人文學科的大教授們已降低到尋求機械律以解釋人類行動的田地。愈證明「自然律」之精嚴，及自由意志論之荒謬，教授先生也愈自鳴得意……科學的物質主義必產生定數論，定數論必產生失望。所以悲觀者成為今日最受人崇拜的人——並非最偉大，而是最負盛名的人——實不足為怪。今日國際間的紊亂，是發源於哲理上的悲觀。13 也許強權政治的世界，借用佛家語說，不過是「夢幻泡影」。也許人事的定數論不過是海市蜃樓，我們造來自欺的。也許權力衝突和敗滅的必然性，也不過是這種夢幻泡影。我們在機械律創立了不到一百年後，暫時迷失在其中。也許我們能改造這世界。這是不是布道？不，這是祈禱。 不然呢，也許在這世界上，權力將進而為集團的權力，衝突將進而為規模更大的衝突。民主政治、貴族政治、君主立憲的政治、政治學已為人所知；世界政府的政治學尚未出而問世【參見窮理篇第二十二】。世界民主的基本學理，尚未建立，此學理原則應該與一國的民主政治原則相同，以民意為基礎。現此的世界聯邦勢必成為富戶政治或富國的寡頭政治（plutocracy or oligarchy of the rich），其不穩固亦不亞於一國中的寡頭政治，受治的人民必被分成兩級，一級是公民，一級是奴隸。這種政府必以武力強迫，不以受治者的同意為基礎；天下將有大規模的反叛流血；寡頭政治的強國，自相拚命並與受治者爭鬥後，精疲力盡，那時候必有一個暴君起而代之，獨霸全局。歷史上每逢革命混亂的時期，總有一個暴君出現。寡頭政治的國家在戰爭中弄得精疲力盡後，必有一個世界暴君出而討好大眾，統霸世界。這是不是預言？不，這是警告。 但是我們的若干領袖，誤解了世界衝突與這次世界革命的性質。最大的問題——帝國主義對抗世界的自由——仍為人所忽略，未得解決。有人以為他們能同時替帝國和替自由作戰。丘吉爾在步著波里克里斯的後塵。站在帝國立場上看來，英國再也尋不出更出色的首相。他一人兼有克萊夫勳爵（Lord Clive）和海斯丁（Warren Hastings）的堅決果毅、威廉庇得氏（William Pitt）的意志集中、狄斯雷里（Disraeli）的圓滑靈敏；在舉國手足不知所措的時候，他一人出來以鐵一般的意志團結人民；在危險的時際，他卓立不移；在叛變爆發的當兒，他顯出堅決的力量；在人民信心低沉的時候，他又恢復人民對大好的大英老帝國的信仰。但是庇得、狄斯雷里等人在十八、十九世紀固能守先待後，勝任愉快，在二十世紀未必能成功。丘吉爾看錯了時代的潮流。這是不是惡意的批評？不，這是友朋的諍言。 如果我對丘吉爾並無誤解的話，我說他從事於二十世紀的戰爭，不過是要想在戰後脫去大皮靴，爬上十九世紀的大床睡覺，床墊舒適地鋪在印度、新加坡、香港上面。他有英國獅子狗可羨的堅忍不拔性，也有它的聰明，照帝國的標準看來，他是一個偉人；照未來的較好的世界看來，他不過又是一個克陀（Cato，古羅馬參議員）大聲喊著：「Delenda est carthago！」【「必須打倒迦太基」，北非強國，羅馬勁敵】。他甚或會變成小斯及比阿（Scipio the Younger）。但是當隆美爾和蒙高茂來在突尼西亞爭奪迦太基的時期，我似乎覺得布尼戰爭【Punic War，羅馬與迦太基大戰】又發生於今日了。我覺得這有點像第四次的布尼戰爭。今日或許有一個漢尼拔會出來拿坦克替代大象，自西班牙進攻義大利，但是地中海主權的爭奪戰原來不分時代，今古相同。戰爭的原因及實質是不變的。 齊物篇第二十一 ——此篇先指出今日科學思想進步物質觀念根本改變正足為今日之救星為唯物主義找一出路繼以老莊解恩斯坦明相對論哲學發展必趨之勢 現在人家說這個時代是物質時代，我們懂得什麼意思了。孤立派的人責怪華萊士副總統提倡「給胡頓脫族人一天一瓜脫牛奶」【即指使野人可喝牛奶為和平世界的目的】，實在是冤枉他；其實今日的思想，基本上都是走上了這條路。我擁護華萊士和世界合作，但是並不擁護「一瓜脫牛奶」。在這時代，最美麗的和平憧憬，乃是一人每天得一瓜脫牛奶，尤其是消毒牛奶。提高人類的生活水準，乃是我們最大的理想。我們似乎在說「每天給一個人一瓜脫牛奶，他便會做一個好人，正義的人，自由安樂的人。每天給這世界一瓜脫牛奶，它便會變成一個好世界，正義的世界，自由安樂的世界。所以只要有足夠的母牛和青草，和平的問題不難迎刃而解。」 今日銀錢商已把上帝的廟宇轉成一個股票交易所了。五金的氣味和黎巴嫩香木的氣味混合在一起。耶穌曾因為這個緣故而抽鞭打人，大發雷霆。奇怪的是，耶穌教徒對此毫不在乎。我知道任何地帶的人民，不論是否基督徒，都有一個人生處世哲學；若無道德傳統，沒有一個國家能生存。中國人相信「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在基督教國內之人民的道德傳統便是基督教。但是這個世界，正在動盪；科學的物質主義已在動搖基督教的基礎。基督教與政治商業無關，而今日決定我們生活形式者，乃是政治與商業。今日世界的一重公案，乃是信仰對抗無信仰的公案。 須知尋求信仰乃是大家的事，因為在這信仰消失，在混亂黑暗的世界中，科學家與傳教士同樣受到影響。輪船觸礁，工程師與火夫共同罹難。科學家應該注意信仰問題，與傳教士應該注意科學問題一樣，因為兩者都在探求人生的意義。當代人第一急務，是利用聰明，恢復人生的要義。 彩虹已被解剖，童年的好奇心和幻想已消失，世界已和我們一起轉成灰色。但是好奇心真的消失了嗎？世人不懂科學，正像他們不懂自己每日所吞的維他命丸一樣。一個大科學家的好奇求知的心決不會死去。須知今日令人賞嘆這神奇世界的，還是科學，求知之心只引起更大更難抑制的求知之心，學博則心虛。今日只有偉大的醫生才會對你說他不知疾病是如何醫好的，只有偉大的科學家才對你說他不知道物質是什麼東西，何以如此旋動變化。事物變化過程之研究，並不能幫我們探討宇宙之真因與用意。科學家研究蝴蝶翅膀上的顏色，只把問題弄得更複雜；電子顯微鏡照出翅膀上的小摩天樓，樓板的高度與紫光或藍光的光波相比。科學不能說給你聽誰造了這些細微的摩天樓，或誰叫蝴蝶生這些摩天樓。適於生存之優者之所從來，今日較往日更為難解。達爾文的「偶然變化論」（chance variations），聽來不合理，而不能存在。今日教我們謙虛存心者，還是科學。將來科學與宗教之重歸舊好，必靠這「謙虛」二字。 不寧唯是，科學毀滅了物質，所以也在毀滅物質主義。科學研究宇宙，原一數學開始，現在卻把宇宙歸還數學。聰明的科學家已經幾乎把物質擺開【指普通物質觀念】。他把流質、硬質、光、色、味、音，以及其他物質的品性，都化成數學方程式——除了數學方程式之外，他認為別無所知，別無可知之物。一隻立體的桌子已變成了空間；一個原子是像半里長的回力球場，球場四周無牆，小球在裡面滾轉；一個分子是像許多露天的回力球場，球場雖然緊連，卻看不出什麼壁牆；一團物體，不過是行動【電力作用】的「場地」【「field」專門名詞，或可譯作「範圍」】，小球既無體積，也無體量。物質已如經幻術突然不見了，而物質律在此宇宙萬物內的核心【原子】已不生效。宇宙與其說它像一架機器，倒不如說它像一個鬼。科學家已不及股票交易所內的商人那麼「物質化」了。 物質的舊概念消滅了後，十九世紀的機械宇宙觀也必隨著一起消滅。很巧，傑恩士爵士（Sir James Jeans）在新著物理與哲學【1943年出版】內也談到定數論與自由意志的問題，因物質觀念之變化而受影響。雖然他的態度是極端「科學」的，不敢言定「物質主義」和「定數論」的結果，只說這是術語名詞的問題，但是他仍說： 新物理最低限度已證明，因果律和自由意志的問題，現在需要新的說法……古典物理似乎阻塞了通往自由意志之門；新物理無此趨向，反之，卻證明那門是可以打開的——只要我們能找到門柄。舊物理顯給我們看的世界，與其說像住宅，不如說像監獄。新物理顯給我們看的世界，似乎可以作為自由人的居所，不僅是無知動物棲身之處——住在裡面我們至少可以隨心所欲，安排事業，人生在世，可以奮勉有為，建樹功德……【不論我們仍稱物質為「物質」與否】，新物理不論如何，與維多利亞時代科學家的血腥觸鼻的「物質」和咄咄逼人的物質主義，不可相提並論。他的客觀的和物質的宇宙，今經證明，幾乎不過是我們心智上構設出來的東西。在這方面及其他方面，新物理已向唯心主義（mentalism）的路走去。14 十九世紀科學的物質主義和達爾文式的自然主義，影響了人類的思想，終而產生政治和經濟的物質主義。今日科學排斥了物質的舊概念，也必影響人類的思想，使物質主義的價值傾跌，而完全改造這時代思情的機械性。有一天我們總必設起道德行為的「場地」（field），歷史發展的「時空間流型」，流（time-space-continuum，相對論名詞），沒有一點物質的成分在內。在這種世界內，只有沒有體積、體量及重量的「意念」，才算有真實性。人的心思，必反照他所認識的宇宙。科學已在把這世界精神化，但是要產生哲學的影響，尚費幾十年。 但是科學不僅已毀滅物質的傳統概念，並已產生相對論。這相對論在哲學上的含義，要到幾十年後方能明白。相對論乃是借數學通往玄秘主義的路徑。由窮研時間、空間及動等觀念的究竟，他把這些觀念的基礎動搖；他相信或假定，空間是圓弧的，而時間或者就是我們心中所加於行動的形容法——兩者在數學上皆可與「動」互換的——這樣一來，相對論便引我們接近萬物消長起伏之理了。 現在我們對宇宙脈搏【萬物起伏之象】，已較前明了了。直的線、方的空間、直的時間，都繼「地方」之說破滅之後，為科學最後所擊破的俗見。宇宙若非無涯，一定作圓形，所以天下決無直線可言，因這條線必在無形中略彎。大致說來，我們不懂宇宙之圓，正如兩隻螞蟻在威斯康遜附近沿著二條平行的經線蠕行，不覺地球之圓一般。地球既作圓形，遠東實即是美國的遠西，一個愛斯基摩人如向北直行，必抵澳洲或紐西蘭。宇宙既圓，其中一切方向體形，也必如此；地球在宇宙中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罷了。 所以在宇宙中，什麼都是圓形及圓形的變體。若要描繪世事人生，任何「圓體派的畫圖」（「circulist」——新創語，與「cubist」相對而言），都較立體派的畫圖正確。立體派在科學上是錯的，連光線飛馳都是依波浪形式。在立體派畫圖的尖銳直線上，我只看到了現代的精神的生硬冷酷。 所以良史之才描述歷代興亡人事進展，也只能依「循環」之跡，明其起伏交錯之象。中國道家哲人透識此理，整個陰陽之說便是基於現代所謂「波浪」之理。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愛默生（Emerson）在《循環》（Circles）一文中，也闡明此人生至理。宇宙中之至奧，乃萬物循環起伏，復歸於一，如莊子所言「齊物」之道。地球既作圓形，東西南北即失其意義，同樣的，在這「齊物」的相對哲學立場看來，生死盛衰、強弱大小、是非堅白等分別，都是相對的。 故冬令實起於夏至，自此以往，日漸短夜漸長；夏令實起於冬至，自此以往，日漸長夜漸短。此消長起伏，見微知著之理，乃儒教《易經》之基礎。由於「幾微」至於顯著，故賢者能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一起一伏，一消一長，故花盛必衰，權大必削。前輩後代之間，非截然如一串香腸接連起來，而是前輩正壯之時，下一代已經出世，如同女人身體之曲線，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一代一代思潮的起伏交替，情形亦然。一切生命都是像一個人站在海邊察看的波浪：浪似激進，卻是後退，浪頭未倒，水還上升。 由此一切絕對概念，是非堅白，皆為有識者所鄙夷。這個哲學，打破了歐幾里得的數學（Euclidean mathematics）。相對論不僅是解釋宇宙的數學公式，也是一種人生哲學。科學的進步，到了最近方見到相對論的面目。但是在數千年前，道家先哲，特別是老莊兩家，跨越數學，單憑慧眼宏識，便已先見到相對論的哲學上意義——即一切等差之相對性。 下面這些話，可以算是莊子相對論的梗概：「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秋水》）一切標準，都是相對的。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秋水》） 所謂「差數等矣」，便是說一切標準的相對性，雖未明言，而一切分別全憑觀者立場之意甚明。高低之分別也同歸消滅，最低點即上升之起點，最高點即下降之始點，所以以哲學眼光看來，最低點最高，最頂點最低。故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所謂「彼」「此」，亦是相對的：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已矣。（《齊物》） 於是「天鈞」得以成立，而平行線可以相遇了： ……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齊物》） 是故，一切是非皆混沒，一切等差皆通一，一切然否皆隨人而異。「物化」（莊子所常言）成為萬物生死輪迴之一部。井蛙擅一壑之水，自稱至樂；河伯見秋水灌河，欣然自喜；夏蟲不知嚴冬而語冰雪；學鳩自謂飛之至也，不知鵬鳥何必飛翔九萬里；彭祖壽長八百，心中自豪；鴟得腐鼠，當為至寶；小人稍得權勢，躊躇滿志。所以先賢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懂得一切標準的相對性以及生命之韻律，世上的爭執以及強力之愚信，必可煙消雲散。「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勞，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15 人類的思想智慧，必須如此柔化一番；物質的機械化的信仰，以及死板的絕對概念等粗劣俗見必須摒除；一切事物，必察其起伏終始，交錯波瀾，而欲如此，必須具有遠大眼光，然後直者見之為曲，而曲線成為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大自然是優柔，作「S」字形循著波形的曲線，故得迂迴前進，不怕障礙。大自然以曲故達。妄信武力和直接行動的人，自以為明理，卻實不諳自然之道。老子說： 曲則全，枉則直。 窪則盈，敝則新。 像希特勒這種妄信武力的人，總取直接行動，與自然之道相背，結果一遇障礙，便無法轉身避脫，而至滅亡。舉出老莊，希特勒和未來的希特勒便見得粗俗可笑。凡強力的組織，不論是何人造的，必歸滅亡。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現在很明顯了，這相對和「圓體」的哲學，針對著西方傳統的絕對主義，自然能在人生觀上發生驚異的影響。中國人日常生活受其影響的程度，竟使西洋人稱為「行事怪誕」（「ways that are dark」，即Bret Harte語）。你信循環主義，或信西方板直可笑的絕對觀念，竟會產生這麼大不相同的人生觀，似乎奇怪，但是事實如此。這不同的觀點，影響了你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左右你應付禍福的態度，以及觀察政治和平的方法。 第一個結果是革除【納粹】「鵝步操」，學習循「S」曲線行走，如溜冰一般。你應付世事，就想多轉幾個彎，凡事不欲居先，避開世人眼目；但是卻多一層含蓄，遇到緊要關頭，能泰然處之，因為你知道「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你學會稍為圓滑的做人方法；你知道人家占何便宜，但是心中非但不怨，甚至略帶樂意，因為你知道歡喜占人便宜的人，結果必弄得孤零無助。你對一班莽漢，會養成極大的耐心。 相對哲學的第二個結果是，到末了你也必承認老子之言。自莊子的一切齊一境界，你必進至老子的一切顛倒境界。你將對權力霸道失去信心，而採取「柔弱勝剛強」的觀點。你將採納老子下面這些弔詭之論，領略一些老子的幽默：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處眾人所惡，故幾於道。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第三個結果跟著第二個結果而生，乃是你培植了輕視武力侵略的態度，因為最強的軍隊，總首先潰敗，希特勒拿破崙便是一例。古諺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大自然是柔和的，循著曲道前進、妄信武力和直接行動的人，簡直是連他自己身居其中的宇宙公例都不懂。所以老子說：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我毫不懷疑，老子解決大小國間之關係及和平問題的建議，乃是唯一合理，能以持久的建議：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 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天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兩者各得其欲，大者宜為下。 在真正文明的和平條約中，「開戰之罪」一條是不應該書錄的。照老子說來： 和大悲，必有餘悲，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人。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天道滅親，常與善人。 在和平會議中，只有雙方各認過失，方能產生永久的和平。 最後一個結果，乃是認識生命的循環律後，人便希望與宇宙合一，順道而處，如是則可不致敗亡，而達到能知天命的宗教境界。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湊巧得很，老子由這種針對權力論的世界觀，立場竟和耶穌完全相同。相同之點，不僅在「勿以怨報怨」，在以下這些真正的宗教概念，也可看出：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 既以為人，己愈有， 既以與人，己愈多。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 不知怎樣，宇宙間的道德至理竟在小亞細亞和正亞細亞分別發現，而完全一致。兩者都好弄玄虛，其奧妙精微處，恐非好操鵝步的科學化現代人的科學家所能領會。 老子說過，飄風不終朝。近代文明是一陣飄風。只有把人類思想挫其銳，和其光，方能挽救文明於萬一。德行的贅瘤，道之所惡，必須割除。 窮理篇第二十二 ——此篇借希臘先哲之口研究世界政府之基本原則 我們討論自然界問題，已經很遠了，現在應該回家，記住我們自己是人。今日唯一重要的哲學問題乃是：我們是什麼？人是什麼？ 孔子聽說馬廄失火，他只問有沒有人受傷，不問馬匹。我是一個重要的人，只要此後能天下太平，就是全世界各類的貓、狗、馬、兔死盡，也在所不計。這話有些東方異教徒的色彩，但是有些人頭腦也幾乎像我一樣狹小，他們雖然愛狗，然對人類大同的觀念，卻一無所知。我深信馬的思想，亦必如此。白馬效忠於人，但鄙夷棕色馬，棕色馬則鄙夷花斑馬。馬的愛，我知道，最為膚淺。最意想不到的，皮膚顏色竟也成了馬類中間的分裂因素。同樣的，一條英國狗對人能效忠，但是卻瞧不起他的兄弟愛爾蘭狗，因為它的尾巴光潤筆直，而它兄弟的尾巴的毛太零亂，竟有些像鬍鬚。西洋人笑中國人的高顴、杏眼，中國人笑西洋人的胸膛長毛。 但是今日這種事己不是開玩笑的資料，我們這個時代強迫過著現代生活，還帶著古時的酋族特徵，和英國狗蔑視愛爾蘭狗的種族偏見。我們隨便談論世界合作、世界政府，哪知道新問題的複雜，不僅是範圍廣大，就是性質也全未瞭然。 或許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書名】已夠應付局面了，或許還不夠。但是假使今日的亞里士多德研究世界政府所產生的問題，他必先深思熟慮，探討基本的原則。亞里士多德就是我們所謂一個「現實家」，但是他的現實主義必有高深見地，他不會放棄原則，只求治標權術。他仍將世界政府分出可能的三大類：（一）一人統治的政府，（二）少數人統治的政府，（三）多數人統治的政府；世界政府的政體與國內政府相同，不過拿國家替代人做單位罷了。他仍會假設好壞的政府：好者乃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壞者乃暴君專制、寡頭政府、群眾政府【此系沿用希臘原文意義，即monarchy, aristocracy, timocracy與tyranny, oligarchy, democracy】。他會說明這些不同的政體的功效如何，將如何退化，如何變相。他會應用他的動機心理學說： 要研究政治革命及紛爭之所由起，我們必須首先確定影響到政制的開端及原因……革命情緒的基本普通的根源，前面已說過，乃是求取平等的欲望，因為人都感覺他們與較富有的人，應該平等；或是求取不平等與優越地位的欲望，因為有人感覺他們所有，與庸弱的人相等，或是更少，並未超出他們； 這樣自以為高人一等，也許不盡合理。16 他會發現，求取平等與不平等及優越地位的兩個欲望，仍將在今日的世界聯邦中騷動，結果勢必引起紛爭與革命。他不至於假設一個世界政府，說它完美精妥、公正無私，內部不致因心理因素而起變化。亦不因為屢次世界革命而變其體制。他只會盡力建立最適當合理的政體，以保證最大的安全。他透識人性，看破人的弱點，所以重視現實，不去妄想烏托邦組織。但是他的頭腦，不像我們這樣機械化，他不會嘉納古爾柏森先生的國際政治遊戲，也不會信任國際警察的精密組織而說：「這是永久和平的基礎。」反之，假設今日的亞里士多德已讀過洛克（John Locke）著作，一定會馬上討論強迫和同意的原則及其反應。除了假設世界專制（一國統治他國）、世界寡頭政治（少數強國統治他國），及世界民主（多數國統治）三類以外，他必同時假設一切的失敗，而各國分裂，回到各國自治的原狀。依現此國家觀念看來，這末一假定，甚屬可能。 亞里士多德，我相信，一定嘉納組織世界警察之維護世界和平的計劃。但是他必考慮這三點：（一）去巡治什麼？（二）誰去巡治？（三）誰該受人巡治？而說出理由。這樣一來，他便看出有些東西可以警察巡治，有些東西不能靠警察巡治。譬如說，他會相信，只有大眾敬服的法律習慣，才能用警權執行，警權之產生，全賴人民的同意及公理，並不靠催淚彈和手提機關槍。巡治不合公理的世界秩序，就是等於維護正待改革的狀況。所以他必謹慎指出，在我們未決定用武力巡治某東西之前，先須認識那東西是什麼。譬如說，國際警團是否應該以武力維持原狀而彈壓所謂「反叛世界政府之行動」。第二，他必細察被巡治的區域的內況。他不會去嚴防和平的區域，而必集中精神於擾亂秩序、罪狀昭彰的強盜區。只有歷史的經驗，方能指示我們誰該巡治人家、誰該受人巡治。為示公道起見，他將堅持翻查舊賬，主張最好動兵犯人，最帝國主義化的國家應受人巡治，信守善鄰政策的國家，應該巡治人家。這樣，他或會出人不意，主張愛斯基摩人、爪哇人、薩姆亞人、中國人、美國人、丹麥人、瑞士人等等，應該巡治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西葡兩國，雖一度曾為殺人不眨眼的海盜，如保證行為正常，倒可以考慮暫時給予自由。 可是鑒於「大國」的「求取不平等的欲望」，這種計劃當然不能實現。將來的國際警團組織一定是一種妥協組織，大家都可加入，以絕對平等為原則，不然便不成為警團，而成為權力集團了。在這個平等自主的原則下，國際警團不可「隸屬」於任何國家，正如市區警察組織不可隸屬於任何社會富豪一般。市區警察時或能給予社會富豪若干小便利。如在某幾條街添加燈光，某處移除「不可停車」的告示，因為他們稅付得多；但是這種便利，只能在暗中行使，行使的程度，不可惹得社會中較窮的階級發動公憤。 這問題之上，還有一個哲學的問題；世界政府應該採取盧梭的放任主義，還是霍布斯（Hobbes）的管束主義；應該採取普魯士納粹式的警治政策，還是傑弗遜（Jefferson）和中國主張的民治政策。有許多問題，只要我們不多管閒事，必會自動解決。事實不言自明，治理的區域越大，人口眾散，政府憑賴武力的希望也愈少。 中國人根據不賴警察律師治國四千多年的經驗，及治理寬大的幅員的經驗，必傾向傑弗遜的民主主義。一個相信以禮樂治國的國家，聽見德國式的警察政治，必定不勝詫異。中國大概會領導眾國反抗警治，其對付警察，也自有其妙法。他們相信，警長太太生兒子時，勢必送他一瓶酒，把他買好，謝他終日站在他們門前守衛之功。他們不知道他站在那裡的目的是維持公共秩序，因為在他們心中，寫格言的對聯和大眾的譏評——「賊母生賊子」——就足以維持公共秩序。他們只知道他站在那裡是替闊人開汽車門。他們自己並不闊氣，但是他們知道，在大伏日子，拉他進來喝一杯涼茶，也能聯絡他。憑著這點處世經驗，他們知道沒有一個警察能拒絕這種結好手段。所以緬甸人、爪哇人、愛斯基摩人、薩姆亞人、高加索村夫，必跟隨中國人向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叫道：「什麼鬼話，我們為什麼要你們來巡治？這裡沒有槍炮，也沒有降落傘部隊，為什麼不巡治你們自己呢？為什麼不去巡治莫斯科？」 此處可以順便談起美國一聲。論帝國主義，美國的歷史雖然不是無疵可尋，卻也不能算壞。美國人是民主主義的好信徒，所以不能成為成功的帝國主義信徒。他拍著外國人的背，高興的時候還肯替印度人拉洋車。這是帝國主義信徒最不該幹的事。美國人，你沒有帝國主義者的天性。你今日拍一個人的肩，明天那人便以為他同你平等，而你的帝國也就此完了。人的念頭的確轉得奇怪，是不是？可是美國已蓄長了龐大的軍力，而軍力乃是一件危險的東西。我閃著眼等著看她如何使用軍力。美國已經發育到成年時候，有些像一個做考證工作的醫生，娶了一位社會交際花太太。「就是因為戰爭，才結這門親事。」醫生解釋他的婚姻道。現在是繼續研究工作呢？抑是隨他風流妻子，到富戶區去掛牌行醫，替老爺小姐醫雞眼指甲小疾呢？這是懸於這位醫生心中的大問題——美國目前唯一的重要問題。須知今日美國是站在交叉路口，做一個從事研究的醫生，我說。 一揆篇第二十三 ——此篇引孟子之說言聖人與我同類及所以別於禽獸之人性以定人類平等大同之哲學基礎 我們還沒有決定人的本性是什麼。我們要組織人類世界聯邦，如不知其單位（人類），怎能成功？目前我們只知道人類可分五種：白、黑、紅、黃、棕。但是白、黑、紅、黃、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一無所知。既不知他們的共同點，我們怎能把他們放在一起，叫他們合作呢？ 在世界政府內，種族與國邦間的仇恨，必須消除。不僅世界幅員太大，世界政府所遇到的難題，不是任何一國家政府所曾遇到的。一個國家通常有種族和宗教的分別，但是在世界政府內，除此以外，還有國族主義的分裂因素。這種分裂，只有一國之中種族常起爭鬥，才有相類的情形。可是一個國家如能不受種族和宗教歧視的影響而平安生存，其原理必與世界政府能不受國族主義競爭的影響而平安生存相同。瑞士共和國內，雖有種族和言語的分別，卻在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則下，平安度日。很顯明的，共同的信仰，聯繫住一個國家；若要聯繫住世界，也只得依靠共同的信仰。一個國家內宗教的信仰或許不同，但是美國的猶太人、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對民主思想和集團生活，都有若干基本共同的信仰。其次，他們都相信，沒有人較別人好。如果要世界變成一個大單位，我們必須培植這個信心：沒有一國比別國好。 但是所謂「比他人好」有什麼意思？人的共同標準在哪裡？我們須首先立一理論，證明各種族在人的地位上，都是平等的。第二，我們須證明，人類之共通性及其與禽獸之別何在。私人和國家間的情形相同：平等不能以智力或創造力或道德程度的標準來證明。平等基於這個玄妙的標準！人是平等的，因為大家都是人。 換句話說，如果要說得體面一些，我們可拿很難證明的「人類的尊嚴」做平等的基礎；說得「現實化」一些，我們可說我們是平等的，因為大家都是沒有尾巴的兩足動物。你相信「人類的尊嚴」說或是相信「沒有尾巴的兩足動物」說，全看你個人的觀點而定，因為一說沒有科學基礎，一說可用科學證明。有人以為良心的呼聲已足證明「人類的尊嚴」；有人認為那不過是空虛無稽的感情——這足以解釋，相信兩足動物說的人，應付其他國內或國際政治的問題，態度為什麼如此刻薄。所以甚至對於承認「人生平等」的根據理由，對其他問題，亦大有關係。如認為人僅是一個兩足動物，便沒有理由要憑良心行事了。相信人類天生尊嚴平等的人，必譏笑兩足動物的自然觀念，而相信兩足動物說的人，必認為對方的理論，全都是庸人的情感廢話。我們的標準是哪一種呢？誰是對的？ 孟子著作內「庸人的情感廢話」正多。他不僅相信性善，並且相信人的良知良能，並以為單憑這人的共同的良知，就可見人類是平等的。孟子因此創立了全國所信奉的人道觀念，他的地位，僅次於孔子。孟子明晰地替人定了一個共同的標準，人類的「平等」，並不玄秘，亦不借宗教觀念為基石。甚至於同皮膚顏色都沒有關係。 孟子要替人立一個共通的標準，確立人與禽獸的區別。這區別，他已再三說過，不過在「幾希」之間。既然如此，我們今日就該洗耳恭聽。其實我已有些發急了。不管是誰，只要能用簡潔不玄秘的話說給我聽人為什麼不是禽獸。我都願聽。過去一世紀內的科學知識的傾向，倒是使我們猜疑，人到底不過是禽獸，我們基持「人的尊嚴」之說，不過是憑著一點固執成見，違背教授先生的高論，不肯平心靜氣地用腦子思想罷了。誰能用明白不玄秘的話給我解釋？ 孟子看見一個乞丐的行為，便為一個奇怪現象所怔住；一切動物都把生命看做最有價值的東西，但是人有時卻不在乎。【孟子說動物的話，我想錯了。】他的推論是人在生存之外，尚有更有價值的目的，其次，凡人必認識這更有價值的目的。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罅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所以孟子說：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孟子給人類立下的共同標準，乃是「心之所同然」，換句話說，那是共同的喜怒哀樂；團結我們，立定我們平等基礎者，即是這些共同之感。他更證明，人在心理立場上看來是一律的，所以味、目、聲、義理之感，都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在解釋麥後，孟子說：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以天下之耳相似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義也理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義理之悅吾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更進一步指出人心四大共同點。這四點的要義是：第一，它們立定了人類的平等；第二，它們證明了人類的共同點；第三，一人如果失去這四點，便不成為「人」。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亦作「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作如下證明曰： 今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有心忘記提起皮膚顏色的區別，雖然中國種族之多，竟使他說某一部人「南蠻舌」，其實，他明說過，「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其揆一也。」這種忘卻皮膚顏色的立場，似乎可以使世界各國，不論「聯合」與否，培植種族平等的基本信仰。他沒有提起工業生產力的標準和今日生活的標準。就顏色、生產力及生活的標準看來，我們是永遠不會平等的。 因為生活的標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豈不每隔十年八載便變易一次？Wimpole Street的Barrett府【即女詩人勃朗吟家】，可有白磁浴盆？約翰遜博士可曾用過抽水馬桶、摩登衛生設備？迭更司可曾聽過無線電？哥德可曾用過照相機？赫姆波脫（Humboldt）可曾放過冷熱水龍頭？他豈不是也用磁盆水桶盥洗的？特萊登（Dryden）可曾住過冷熱氣電燈設備俱全的房子？萊姆（Charles Lamb）可曾見過電影明星Ginger Rogers，或用過新化學質牙刷？華資華斯紙，或說起一星期去看電影一次，或去聽Flagstad歌劇名家？他可曾看過約翰遜博士在一百五十年後才編的第一部英文字典？他在學校內的坐椅可能摺疊起來，課室光線可好？他可曾上派克大道去看牙醫生？他吝嗇地遺傳給他妻子的「次佳床」，可有席夢思彈簧？說得近一些，愛迪生可曾見過電影明星Errol Flynn？Luther Burbank可曾見過Radio City？（紐約無線電城）Elinor Wylie【近代已逝的美國女詩人】可曾見過傳真？Will Bogers【已逝之美國幽默家，性好飛機】可曾見過空中堡壘？愛因斯坦可曾在大西洋無線電話中講過話？我們笑十九世紀末的人的服裝舉止，二三十年後人家要笑我們。我們為什麼要做宇宙的鑒鏡？標準在什麼地方？ 這些不合理的假設必須廢除，人類的共通標準必須建立。孟子排斥了「兩足動物」的理論，以人心精神上之共同點建立共通標準。孟子這一說，乃是向今日的機械時代挑戰。 我們已談了很多重要的問題，排斥了千百項養豬式的戰後計劃，證明它們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無能，並把今日的混亂局面，追源於道德觀念的破產。我已設法證明，世界的混亂、戰爭、衝突，都源於我們對宇宙及人的概念的變化。我也設法證明，戰爭源於強權政治，強權政治源於對人類社會的自然主義看法，對人類社會的自然主義看法，源於物質主義與定數論所加諸人文研究與近代思想的影響。戰爭與和平這較大的問題，關鍵全在我們對人的觀念如何？他是一個化學混合物，機械性的爭鬥律的奴隸，或是釋迦牟尼以及其他古時聖哲所說的自由人？但是物質主義、自然主義、強權政治、戰爭，合組成一條緊固的鐵鏈，把今日的人縛住，使其無法脫身。在養豬式的戰後經濟計劃中，我們所知道的唯一補救方法，乃是移置這條鐵鏈，把它寬放在機械奴隸的足踝或肩上。今日不乏蔚然大觀的專門科學知識，但是今日最高明的和平科學家，也不過是解剖專家，深知學理，只能告訴你感覺神經什麼地方最遲鈍，臀部什麼地方最厚，等到人家鞭你的時候，可以從容忍受，甚或感覺機械律之必然性，還帶著「此天意也」這種逆來順受的態度。沒有一個科學家有心去打破這些束縛人類精神的鐵鏈。 很奇怪的，我們碰上孟子，倒給我們恢復了人的精神觀，給我們定了人類平等的原則、世界合作的基礎，以及自由的可能性。他對人的估計較為體面，不像百年來無數科學家那樣把人當做機械所說的那樣下流。我不怕人家說我饒舌，一定要再說一次：物質主義的信徒只能永遠混打下去。物質主義的信徒不能結束戰事或建設和平。他們的頭腦不行。他們沒有希望的勇氣，而且此刻也並沒有什麼希望。 奇怪的五尺的人，他能征服了這世界，卻怕區區的小念頭，定數論，似乎逃不出它的圈套！或許有一天他會豁然開悟，尋出逃逸之路，使他開悟的，不過是一點念頭、一把小鑰匙——天使將遺送給我們，以打開束縛住凡人的鐵鏈——這鑰匙名「自由意志」。有了這把小鑰匙，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便可得解脫了。 後序 我的辭已盡，話已畢了。在每個時代，必有自由之神與反動妖魔，同時存在。凡是和平的戰士，何去何從，務必審慎抉擇。誰曾經看見和平之神被擯門外，而猶躑躅檐下，依稀而不忍去，就要看見她低頭無言，轉移玉步，搭訕著走開。和平與權力是兩位妒婦，永不能同居一室。我們的當局現在同那個娼婦廝纏鬼混、狂飲作樂，而和平女神窗外窺看，聽見屋內作狂浪之聲，就黯然回步，永不再來了。因為和平之神是一位名門閨秀，只有好逑君子，她才肯臨門。但是那些主持國家大政的當局，卻是些鄉愿德賊；他們並不愛她，只愛娼婦，而且她也知道。所以她就此退入朱門深戶，等到她知道我們真誠愛慕她，而不愛那權力婊子之時，才可重睹她的芳顏。 所以我恨那娼婦，並恨那些尋花問柳的人，因為我還為他們的子女後代擔心。和平女士就在我們的籬上盤桓，但是她永不肯進來。因為這時屋內，正在燈紅酒綠、恆舞酣歌。我的朋友正在醉生夢死、躊躇滿志。可不要小覷那娼婦啊，因為她自有她的魔力。男人一見她肌膚瑩潤；她的美酒易醉，因為裡面有藥。 然而好景難再，千里搭涼棚總有拆散之一天。前夜醉舞酣歌，已成尼布嘎尼薩王國亡無日之末宴了。一場狂夢，忽然驚醒，將見劫運臨門、豪戶破產。拍賣行員將走入巨室，將祖宗的供像一一編號登記，倒篋翻箱，沸沸騰騰。一個粗夫就坐在娼婦前夜所睡的床上，試試彈簧好壞。回頭搬運家俱的人就要進來，滿腳污泥大步踏過地氈。祖宗的供像就和掃帚水桶七歪八斜裝運到拍賣行里去。等到一切搬完四壁皆空之時，這家的子女、兄妹攜手怪可憐地從中門走出，也不掩戶而去，就此流為破落戶了。房子出賣，新主人搬進來，又重新裱糊牆壁，把新安樂椅放在壁爐前，說道：「鴻運新開了。」 但是，和平女士，請不要走開。我們還未打定主意呢。那些男人剛在開懷暢飲小姐的香檳酒，有幾個灌醉了，有幾個還清醒。和平戰士，大家高聲呼喊，也許她還可聽我們的話。也許她還可以不走，只要我們對她說：「我們一致挽留你。無論你什麼條件，我們都可答應。這是我們無條件的投降。因為我們要請你來保護我們的子孫，以你的溫柔寬厚福庇他們。」 這是些簡單平淡的話。但是如愛默生所說：「除非我們有愛慕好尚之情，最簡單平淡的話也聽不懂。」仿佛這頹喪年代的強權政治家及學界批評家，中了什麼風魔，已經失了愛慕之心情及好尚的勇氣了。所以他們麻木不仁，無能建設和平。但是到了世人望治之心復懷熱烈的情調，而另一年代的人復能鼓起愛慕好尚的勇氣時候，那時和平之神就會躡足入我室內，從背後兩手掩我們雙目，輕聲附耳說：「你猜是誰？」那末在我們毫無準備之時，她便不邀而來，成心在我們家裡住下去，來陪著我們，保佑我們及我們的子子孫孫。 [1]見威廉·霍金（William Hocking）著：What Man can Make of Man（Harper）。 [2]此句子以後所引各句，見萊諾·格爾貝著（《權力和平》第10頁、60頁、130頁、140頁）。 [3]見史蒂芬·金霍爾：《全勝利》，219頁。 [4]見尼哥拉·約翰·史班克孟：《世界政治中之美國戰略》，459—548頁。 [5]見史蒂芬·金霍爾：《全勝利》，215頁。 [6]最後一句「所以她的分配率，只有4%」出現於油印第一版。在印成本及再版書，則已被刪去。這很是有趣。這句話原來是用以加強語調的，但是古爾柏森先生後來一定覺察非但不能加強語調，反而把它減弱。 [7]見《世界政治中之美國戰略》，第461頁，此後引用各句，見460、466及470頁。 [8]見460—461頁。請參考第三篇中之引句。 [9]Andreas Dorpalcn：《霍斯何弗的世界》，第24頁、25頁。 [10]史突老斯胡伯著《地略政治——空間與權力之爭奪》（Putman版）；威德時：《德國征服世界之戰略》（Parrar＆Rinehart版），附有趣的地略政治地圖；陶柏倫：《霍斯何弗將軍之世界》（Parrar＆Rinehart版）。 [11]為威格在《將軍與地理學家》第14頁所引（牛津版），參見陶柏倫書中關於「正式」和「非正式」定義，第23頁至25頁。 [12]見威廉·內斯特·霍金著：What Man Can Make of Man（Harper），31—32頁。 [13]拙著《中國與印度之智慧》，574頁。 [14]其恩斯著：Physics and Philosophy（Macmillan，1943），215—216。 [15]拙著《中國與印度之智慧》。愛默生論「循環」文，值得仔細研究。他推究生命之韻律，以及應付「無為」之難關，與莊子極像。他是美國第一個相對論學家。 [16]亞里士多德：《政治》，牛津版，108頁，Jowett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