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藍 · 天空之藍

巴塔耶 《天空之藍》
1 醒來時,我心底一陣恐慌——我想到自己會直面拉扎爾。我草草穿好衣服去給格澤妮發電報,讓她來巴塞羅那和我會合。為什麼離開巴黎前我沒和她上床呢?我生病的時候一直忍受她,忍得相當辛苦,不過和一個你不大愛的女人做愛之後,她會變得順眼許多。我已經受夠和妓女做愛了。 我可恥地懼怕著拉扎爾,就好像我欠了她什麼交代。我還記得自己在克里奧拉時那種莫名的感受。和她見面這件事嚇得我甚至忘記了自己對她的憎恨。我匆忙起身換好衣服去打電報。絕望之中,曾有一個月我是幸福的。我在走出噩夢,現在噩夢又逮住了我。 我在電報里和格澤妮解釋說,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固定住址。我希望她能儘快來巴塞羅那。 我約了米歇爾見面。他看起來憂心忡忡。我帶他到平行大道(1)一家小餐館吃早飯,但他沒吃幾口,喝得更少。我告訴他我最近都沒看報。他不無嘲諷地回答,大罷工就定在明天。我最好去卡萊利亞(2)找我的朋友們。但我堅持留在巴塞羅那見證動亂發生,如果確實會發生的話。我不想摻和進去,但我有輛車,是一個現在正待在卡萊利亞的朋友借我的,借了一周。如果他要用車,我可以載他。他哈哈大笑,毫不掩飾自己的敵意。他堅定地站在另一個陣營,他沒錢,甘願為革命事業付出一切。我心想:要是發生騷動,他肯定會昏頭的,慣常如此,他會傻乎乎地送掉性命。這整件事都讓我不快,某種意義上,這場革命也是我以為已經逃離的噩夢的一部分。想起在克里奧拉度過的那一夜,我不無窘迫之情。米歇爾也是。我猜那一晚糾纏著他,那晚糾纏著他還摧垮了他。最終,他用一種難以形容的口吻——挑釁的、焦躁的——告訴我拉扎爾前一晚來了。 面對米歇爾,尤其是面對他的微笑——儘管這消息來得太突然,我還在發懵——我表現得無動於衷。我又沒法,我對他說,變成一個本地工人,而不是來加泰羅尼亞消遣的法國有錢人。但有些時候,甚至是緊要關頭,一輛車是很可以派上用場的(我隨即捫心自問,我可能會後悔這個提議,我不可避免地想到,這樣一來,我就會落入拉扎爾的魔爪;拉扎爾已經把她同米歇爾的矛盾忘了個乾淨,但她應該不會以同樣的不屑對待一個有用的道具,然而,沒有什麼能比拉扎爾更讓我發抖了)。 我離開怒不可遏的米歇爾。我無法否認自己對工人群體心懷愧疚。這本來是微不足道、站不住腳的,可更讓我沮喪的是,我對拉扎爾的愧疚也是一個樣。那一刻,我看得分明,我的生活無以辯護。我羞愧難當。我決心要在卡萊利亞度過傍晚和這一夜。今晚,我沒了在街頭閒逛的興致,但我也無法待在酒店房間裡。 朝卡萊利亞開出二十多公里(幾乎過了一半行程),我改變了主意。酒店裡可能有格澤妮回給我的電報。 我回到巴塞羅那。我感覺很糟。一旦動亂開始,格澤妮就沒法來找我了。目前還沒有回音,我又發了封電報,讓格澤妮務必盡一切可能當晚出發。我確信,只要米歇爾用我的車,我就註定會和拉扎爾見面。我厭惡我的好奇心,它正慫恿我徹底投身到內戰中去。顯然,作為一個人,我品行不端;更有甚者,我的憤怒也一無是處。剛過五點,陽光灼人。大街上,我想和旁人說話;我迷失在盲目的人群里,覺得自己同一個低幼的孩童一樣愚蠢、一樣無力。我回到酒店,我的電報依然沒有回音。總之,我原本打算混進行人里找人說說話,但在暴動前夜,這是不可能的。我本想打聽一下工人街區是不是已經有了動靜。城裡的氛圍異乎尋常,可我卻總覺得事情沒那麼嚴重。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三番兩次改變主意。最終我決定回酒店去,躺倒在床:一種極度緊張,興奮,卻又消沉的氛圍瀰漫整座城市。我路過加泰羅尼亞廣場(3)。我開得太快,有個人,許是喝醉了,忽然出現在車前方。我猛踩一腳剎車,避開了他,但我的精神受到極大衝擊。我大顆地冒著冷汗。稍遠的地方,在蘭布拉大街(4),我以為自己認出了拉扎爾和同行的莫盧先生,他套著灰色夾克,頭戴草編小禮帽。恐懼令我虛弱(稍後我才確切了解到莫盧先生並沒有來巴塞羅那)。 回到酒店,我不想坐電梯,爬上了樓。我一頭倒在床上。我聽見骨頭下自己的心跳聲。我感受到脈搏在兩側的太陽穴下狠狠跳動。我久久淹沒在等待的戰慄中。我往臉上潑了點水。我渴極了。我給米歇爾下榻的酒店去了電話,他不在。於是我又接巴黎。格澤妮的公寓沒人。我查過時刻表,算出她可能到了車站。我試著打回自己家,我妻子不在時岳母暫住。我琢磨著妻子可能已經回來了。岳母回答說,埃迪特還在英國,和兩個孩子在一起。她問我幾天前有沒有拿到一封裝在信封里的氣壓傳信,她走空運寄過來的。我這才想起口袋裡確實有她一封信,被我遺忘了許久,當時我認出了她的字跡,就沒打開。我說有,然後掛掉電話,為聽見這充滿敵意的聲音而憤惱不已。 信封在我口袋裡窩皺了,過去好些天已經有點發舊。打開以後,我從氣壓傳送信上認出嘟蒂的筆跡。我還不敢確定,急不可耐地去撕外面的封口。房裡熱得可怕,封帶似乎永遠拽不到頭,我感覺汗水如注流下臉頰。我看到令我驚恐的句子:「我匍匐在你腳下。」(這就是信的開頭,非常奇怪。)她要我原諒她沒能鼓起勇氣自殺。她來巴黎找我了。她等我打電話到她酒店。我自覺悲慘萬分,有一刻我甚至懷疑——我又拿起聽筒——自己能不能說出話來。我接通巴黎的酒店,等待要了我的命。我盯著信箋:日期是九月三十號,今天十月四日。絕望中,我哽咽了。十五分鐘過去,酒店回應說多蘿蒂亞(Dorothea)·S小姐——出門去了(嘟蒂不過是對多蘿蒂亞帶有挑釁意味的簡稱),我留了必要的指示。她一回去就可以給我回電。我掛掉電話,這已遠遠超出了我的腦袋可以承受的範圍。 空虛讓我著了魔。現在九點。理論上,格澤妮應該已經坐上駛向巴塞羅那的列車,飛快地朝我而來。我幻想著黑夜中燈火通明的列車高速向我靠近,發出可怖的呼嘯。我覺得在臥室地板上看見一隻老鼠,也可能是蟑螂,總之是個黑乎乎的東西,從我兩腿間閃過。這八成是疲倦引起的幻覺。我有點暈。我四肢僵硬,一心等著電話,沒法離開酒店,我是躲不掉的,哪怕最微小的嘗試也被剝奪。我下樓去酒店餐廳吃晚飯。每當聽到電話鈴聲我就站起身,生怕接線員會誤把電話接回房間。我讓人給我一份信息表,又差人找來報紙。我想知道從巴塞羅那到巴黎的火車時間。我擔心大罷工會妨礙我去巴黎。我想讀巴塞羅那當地的報紙,我看了,但完全沒明白自己看了什麼。我想大不了我一路開車到邊境去。 快吃完飯,我接到一個電話:我很平靜,可我覺得就算有人在我耳邊開上一槍,我也會置若罔聞。是米歇爾,他要我去找他。我告訴他暫時不行,因為我在等電話,但他要是不能來酒店,我可以夜裡去和他碰面。米歇爾告訴了我他的地址。他堅持要見我。他說話的方式像個傳令員,生怕忘掉某個細節。他掛掉電話。我給了話務員小費,然後回到我躺過的房間。這間房子熱得磨人。我從盥洗台接了杯水一飲而盡,水是溫的。我脫掉西服外套與襯衣。我在鏡子裡看見自己赤裸的上身。我又躺回床上去。有人敲門為我送來格澤妮的電報,和我預想的一樣,她第二天會乘正午的特快過來。我漱了牙。我用濕毛巾擦拭身體。我不敢去衛生間,怕會漏過電話。我想數到五百消磨等待的時間,但我沒有數完。我想我沒必要把自己弄得這麼焦躁不安。這明擺著很荒謬,不是麼?維也納那次等待之後,我還沒有過這等殘酷的經歷。十點半,電話響了,和我通話的是嘟蒂下榻的酒店。我要求和她本人說話。我不明白她怎麼能讓其他人給我帶話。通話很不順利,但我還是做到了態度平和、表述清晰,就好像這場噩夢裡獨有我一個還是鎮靜的。她沒能自己來電話,因為她回去後當即決定出發。她踩點趕上最後一班去馬賽的列車,她會從馬賽坐飛機到巴塞羅那,到達時間是下午兩點。她實在抽不出空,沒能親自知會我。我一秒都沒想過自己明天就能見到嘟蒂,我沒想到她可以從馬賽坐飛機過來。我並不高興,反而近乎呆滯地坐在床邊。我試著回想嘟蒂的樣子,想她臉上混亂的表情,但我的記憶溜走了。我想到她長得像羅蒂·蘭雅(5),但關於羅蒂·蘭雅的記憶也溜走了,我只想得出《馬哈哥尼城的興衰》(6)里的羅蒂·蘭雅:她穿著偏男性風格的黑色上裝,極短的半身裙,一頂巨大的窄沿禮帽,過膝捲筒襪。她高挑纖細,在我印象里,她似乎是一頭紅髮。不管怎麼說,她是攝人心魄的,可她臉上的表情我卻記不清了。我坐在床邊,穿條白色長褲,光著腳和上身。我試著回想《三分錢歌劇》(7)里的妓院之歌。我想不起來德語歌詞,只記得法語的。我記差了,以為這首歌是羅蒂·蘭雅唱的。這段模糊的記憶撕扯著我。我光著腳站起身,極低聲,但也絕望地哼唱: 擁有數層甲板的戰艦 裝上百門巨炮在左舷 要去把港口轟—隆—轟—炸…… 我想:巴塞羅那明天就要革命了……我很熱,可這無濟於事,我凍僵了…… 我走向敞開的窗。街上人很多。可以想見白天一定烈日炎炎。室外比屋內清涼許多。我得到外面去。我套上一件襯衣、一件西服外套,以最快的速度蹬上鞋,然後走上街去。 2 我走進一間通亮的酒吧,迅速喝光一杯咖啡:咖啡太燙,我燙傷了嘴。顯然,喝咖啡不是個好選擇。我取車去米歇爾說的地方碰頭。我按響喇叭:米歇爾會自己來開大樓的門。 米歇爾讓我等,他讓我等個沒完,終於我開始期望他不要出現。汽車剛在說好的大樓前停下,我就確信自己會和拉扎爾見面。我心想:米歇爾討厭我又如何,他清楚我的做法和他一樣,一旦情勢需要,我便會忘記心中被拉扎爾激發的種種情感。他這麼想確實沒錯,因為說到底,我對拉扎爾著了魔,愚蠢如我渴望再次見到她。那一刻,我感到難以抑制的渴求,我需要同時擁抱我的整個生命,包括其中全部的放蕩荒唐。 但事情看來並不樂觀。我大概只剩下安安靜靜坐在角落的份,或許是在一間擠滿人的房間,像個被告,本來要出庭的,卻被仁慈地遺忘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再不會有機會對拉扎爾說清我的感情,所以她會認為我悔過了,會把當時那些謾罵統統歸咎於疾病。我又忽然想到:要是我走了厄運,拉扎爾可能反倒會覺得世界更好一些;她應該在我身上覺察出了必須彌補的罪惡……她會更願意把我扔進危險的境地里去;甚至有意而為之,她會告訴自己,比起一個工人的命,還是犧牲像我這樣令人失望的傢伙更划算。我想見自己的死,嘟蒂會在酒店聽聞我的死訊。我手裡是方向盤,腳就在油門上,但我不敢踩下去。相反,我又按了好幾聲喇叭,然後一心盼望米歇爾不要回來。走到這一步,不管命運向我拋來什麼,我都得一路到底。我不由自主地,帶著某種傾慕之情,回憶起拉扎爾的從容與無可辯駁的果敢。我開始覺得這次行動太過兒戲。我想它毫無意義,圍在拉扎爾四周的儘是米歇爾這種人,射擊不會瞄準,打槍像打哈欠。但是她卻有著運動領袖的品質,殺伐決斷、堅定不移。我笑著想,與之恰恰相反,我唯一會做的就只有暈頭轉向。我記起自己讀過的關於恐怖分子的文章。幾周以來,我的生活已經讓我遠離了那種與恐怖分子相似的不安。顯然,最壞的結局是我不再聽憑自己的喜好,一舉一動完全遵從拉扎爾的喜怒。我在車裡,等待米歇爾,貼著方向盤——像一頭落入陷阱的獸。我屬於拉扎爾,拉扎爾擁有我,這種想法讓我震驚……我還記得:我也曾和拉扎爾一樣,髒兮兮的,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那是一段痛苦的回憶。我猶記得它令人絕望。我曾經在一所中學寄宿。自習的時候我百無聊賴,坐在位子上,幾乎一動不動,總愛張著嘴。某天晚上,煤油燈光里,我掀開身前的課桌。沒人看得見我。我拿過筆桿,抓在右手裡,拳頭握得死緊,像攥了把刀,我一下接一下用力把鋼筆尖捅進自己左手手背和小臂。想知道……想知道,沒準呢:我想在痛苦面前變得更堅強。我捅開不少髒乎乎的傷口,不太紅,偏黑(是墨水的緣故)。這些小口是月牙的形狀,月牙是鋼筆截面的形狀。 我走下車,然後便看見頭頂的一片星空。二十年後,當年用鋼筆自殘的孩子在等待,他站在夜空下,站在從未踏足的陌生街頭,等著某個難以置信的未知的到來。繁星滿天,不可勝數。事情荒唐,荒唐到讓人想要尖叫,但這荒唐里摻著敵意。我迫切想讓天色發亮太陽升起。我想,星星消失的時候,我肯定就在街上了。理論上,我對星空的恐懼不比黎明。我還要等,等上兩小時……我記起將近午後兩點,巴黎的艷陽下,我曾經看見——當時我在卡盧索橋(8)上——駛過一輛鮮肉店的小貨車:布蓋後露出剝了皮沒了頭的羊脖子,屠夫藍白條紋的罩衣乾淨到發亮,貨車緩緩行駛,開在燦爛的陽光下。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喜歡太陽,我閉上眼,透過眼皮,它是一片紅。太陽多麼驚人,它讓你聯想到一場爆炸,難道不是麼,還有什麼比人行道上流動的紅色的血更陽光,好像這光也會炸開,也會殺人。此刻黑暗的夜裡,我卻迷醉於光明;這麼一來,在我面前,拉扎爾重又不過是一隻預示不祥的小鳥,骯髒的、卑微的小鳥。我的目光不復沉浸於此時頭頂閃耀的群星,卻迷失在正午的天空之藍里。我合上眼睛,好讓自己跌進那炫目的藍色:碩大的黑蟲子成群鑽出來,像嗡鳴的颶風。還會有東西以相同的方式出現,就在明天,太陽最烈的時候,起先是個難以辨別的點,那是載著多蘿蒂亞的飛機……我睜開眼,我重又看到頭頂的星辰,但太陽讓我發了狂。我想笑:明天,那架極小、極遠,根本傷不了天光分毫的飛機,於我便會像只嗡嗡作響的昆蟲,又因著它開了窗的箱籠里裝滿嘟蒂不切實際的夢,空中的飛機,在我這個站在地上的、渺小的人的腦海里——當痛苦超乎尋常、更為劇烈地在其中撕扯——便成了一隻難以想像的、可愛的「衛生間蒼蠅」。我笑了,今夜,沿著牆壁行走的將不再只有那個揮動鋼筆的絕望男孩:我笑了,就像小時候一樣,仿佛我堅信有朝一日,我,由著內心涌動的幸福的狂妄,註定會推翻一切,必然要推翻一切。 3 我反倒弄不清自己怎麼會害怕拉扎爾了。再等幾分鐘,如果米歇爾不來,我就走。我確定他是不會來的,我等在這兒實在太過善良。我幾乎要走了,這時,大樓的門開了。米歇爾向我走來。說實話,他的樣子像是來自陰曹地府。看臉色他大概嘶吼了一番……我告訴他我要走了。他回我說「上面」,爭論太混亂、太嘈雜,誰都聽不清對方的話。 我問他: 「拉扎爾在嗎?」 「當然。一切都是她挑起來的……你也別上去了,沒用的。我是受夠了……我和你去喝一杯。」 「我們聊點其他事?……」 「不。我想我不行了。我告訴你說……」 「好。說吧。」 我對發生的事情沒有太大興趣,那一刻,我覺得米歇爾很可笑,「上面」的騷亂更是如此。 「他們要找五十來個人干一票,正兒八經的「槍手」(9),你懂的……這次是來真的,拉扎爾想襲擊監獄。」 「什麼時候?不是明天我就來。我會帶上武器。我車裡可以帶四個人。」 米歇爾大叫: 「這是胡鬧!」 「哈!」 我大笑出聲。 「不能襲擊監獄。太胡來了。」 米歇爾這話說得聲嘶力竭。我們走到一條繁華的街上。我忍不住對他說: 「別叫那麼大聲……」 我讓他很窘迫。他收了聲,環顧周遭。他表情很焦慮。米歇爾不過是個孩子,一個愣頭青。 我笑著對他說: 「不要緊的,你說的是法語。」 他方才還在害怕,即刻又安了心,於是他也笑起來。但之後他就不再嚷嚷了,他甚至一併摒棄了先頭和我說話時不屑的腔調。我們走到一家咖啡館,找了張偏僻的桌子。 他解釋道: 「你馬上就會明白為什麼不能襲擊監獄,划不來的。拉扎爾想在監獄動手,不是因為這樣有效,而是為她自己的考量。拉扎爾討厭任何和戰爭有關的東西,但她這種狂人,歸根結底還是希望直接採取行動的,她很想動次手試試。我的提議是襲擊軍器庫,但她根本不願聽我說話,因為她覺得,這樣就是走回了混淆革命和戰爭的老路子!你不了解這裡的人。這兒的人很好,但他們都是榔頭腦袋,他們全聽她的!……」 「你還沒告訴我為什麼不該襲擊監獄。」 其實,監獄遭襲的想法對我很有吸引力,而且我覺得工人們聽拉扎爾的沒錯。一瞬間,拉扎爾帶給我的恐懼土崩瓦解。我暗想,她是很駭人,但她也是唯一一個搞得清狀況的人,西班牙工人也理解大革命…… 米歇爾還在解釋,自言自語: 「顯然,監獄毫無用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武器。應該把工人武裝起來。如果分裂運動沒能把武器交到工人手裡,那還有什麼意義?我有證據,加泰羅尼亞領袖的起事多半是完蛋了,因為他們害怕把武器放在工人手上……這毫無疑問。首先必須拿下軍器庫。」 我腦子裡冒出另一個想法,他們統統在胡扯。 我的思緒又回到嘟蒂身上,現在的我,累得要死,重又焦慮起來。 我含糊地問米歇爾: 「選哪個武器庫呢?」 他好像沒聽見。 我堅持道,這一點上,他一無所知,問題擺在這兒,甚至非常棘手,而他畢竟不是本國人。 「拉扎爾有更進一步麼?」 「有。她有監獄的圖紙。」 「你想聊點別的事麼?」 米歇爾說他馬上要走了。 他安靜了片刻,沒有說話。然後他接著道: 「我覺得這事兒成不了。大罷工定在明天早上,可所有人都各行其是,大家統統會被國民警衛隊幹掉。我也不得不同意拉扎爾是對的。」 「什麼意思?」 「沒錯。工人永遠團結不起來,他們會被打垮的。」 「監獄行動完全沒可能嗎?」 「我哪兒知道?我又不是軍人……」 我精疲力竭。現在是凌晨兩點。我約米歇爾在蘭布拉一家酒吧見面。他會等事情明了些再過來,他說大概要到五點。我差點告訴他,他沒理由反對監獄計劃,但我受夠了。我陪米歇爾走到原先等他的門口,我的車停在那兒。我們沒什麼好說的了。我沒見到拉扎爾,至少這讓我心滿意足。 4 我立刻去了蘭布拉大街。我扔下車,走進中國區(10)。我不是來這兒找姑娘的,可三更半夜,中國區是唯一可以打發三小時時間的去處。這個點兒,我能聽見安達盧西亞人的歌聲,歌者唱的是深歌(11)。我滿腔憤懣、不能自已,唯有深唱的激盪才能與我的狂熱匹敵。我走進一家簡陋的小酒館,我進門的時候,小舞台上一個近乎畸形的女人正在搔首弄姿,一個金髮女郎,長了張鬥牛犬的臉。她幾乎脫得精光,腰上的花手絹遮不住極黑的性器。她唱著歌,在跳肚皮舞。我剛一坐下,桌邊就來了個同樣難看的女孩。我不得不和她喝一杯。店裡人不少,和克里奧拉的看客差不多,但更髒更亂。我假裝不懂西班牙語。只有一個姑娘既漂亮又年輕。她看向我。她的好奇像不期而至的激情。她的四周儘是妖魔鬼怪,裹著積滿污漬的披巾,模樣和胸脯都像發了福的黃臉婆。一個年輕男孩,幾乎還是孩子,穿著水手衫,一頭波浪捲髮,臉頰搽了粉,靠近看我的姑娘。他面相挺凶,他做了個下流動作,哈哈大笑,接著就到遠處坐下了。一個駝背婦人,老態龍鍾,扎著鄉下人的頭巾,挎著籃子走進門。一個歌者在台上坐下,還有個吉他手;彈過幾段吉他,歌手開始唱歌……歌聲非常沉悶。不過當時的我更怕他會同其他人一樣,用尖銳的歌聲把我撕碎。館子很大,某一頭成排坐著一群姑娘,正等著和客人跳舞——這輪歌唱完後就輪到她們和客人跳舞了。女孩們年紀不大,但樣子丑,裙子很寒酸。她們身形瘦弱,營養不良,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傻乎乎露出笑臉,還有的,冷不丁用鞋跟飛快地踢向表演台。她們發出「歐拉」的喊聲,但沒有回音。其中一個穿著顏色褪了一半的淺藍布裙,她亞麻色的頭髮下面,有張瘦削又蒼白的臉,顯然,她撐不了幾個月就會死掉。我需要把注意力從自己身上挪開,至少這一刻,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旁人身上,需要好好地知道,每個人,頂著自己的腦袋,都真真切切活著。大概有一小時時間,我什麼都不說,就這麼觀察房間裡我的同類。然後我又去了另一家酒吧,相反,那裡非常熱鬧,有個頂年輕的、穿藍色工裝的工人正拉著一個穿晚裙的姑娘轉圈兒。晚裙下露出了發髒的內襯肩帶,但女孩本身還是迷人的。另有幾對男女也在旋轉,很快我決定離開。我再也經不住任何興奮刺激了。 我回到蘭布拉大街,我買了畫報和香菸,時間剛過四點。我坐在咖啡館外的露天座位,一頁頁翻動畫報,什麼都看不進去。我努力放空思緒。我做不到。一團空洞的迷霧在我體內翻騰。我本想試著回憶嘟蒂真正的模樣。隱約回歸我記憶的東西卻荒唐可怖,而且格外陌生。下一刻,我開始天真地幻想自己會和她一起去港口餐廳吃飯。我們會吃遍所有我喜歡的口味濃重的食物,然後我們會去酒店:她睡著了,我待在床邊。我太乏了,所以同時我又想自己也在她身邊睡去,睡在扶手椅上,甚至同她一樣躺在床上,只要她一來,我們倆就會睏倦地倒下;這一覺註定不安穩。還有大罷工——一間帶蠟燭的大房間,無所事事,街道冷清,鬥毆與騷亂。米歇爾隨時會來,我得儘快脫身。 我其實無意再聽任何人講任何事。我想睡覺。旁人眼下能告訴我的最要緊的事也會從我耳邊溜過。我得睡覺了,和衣而睡,哪裡都行。我在我坐的椅子上盹了好幾覺。格澤妮來了我要怎麼辦。六點稍過,米歇爾到了,告訴我拉扎爾在蘭布拉大街等他。他來不及坐了。他們什麼都沒談妥,他看來和我一樣恍惚。他不比我更有說話的意思,他乏了,他垮了。 我立馬對他說: 「我和你去。」 太陽升起,天色青白,群星隱去。行人往來,蘭布拉大街卻顯得不那麼真切,從這頭到那頭,一整排梧桐樹上獨有一聲令人昏沉的鳥鳴:我從未聽過如此出乎意料的聲音。我看見走在樹下的拉扎爾。她正背對我們。 「你不想和她打個招呼麼?」米歇爾問我。 這時,她回過身,向我們走來,衣服依舊是黑色的。一瞬間我問自己,難道她不是我見過的最富人性的存在麼?可靠近我的也是一隻卑賤的老鼠。絕不能逃走,這很容易。事實上,我已經遠去了,我已經離得很遠。我只是對米歇爾說: 「你們可以走了,兩個人都是。」 米歇爾像是沒明白。我同他握了手,補充道,我知道他們倆都住哪: 「在第三條街右轉。你有空的話,明晚給我電話。」 就好像拉扎爾和米歇爾的存在同時都變得虛幻一般。我也不再有真切的真實。 拉扎爾看向我。要多自然有多自然。我看了看她,然後對米歇爾揮了下手。 他們離開了。 至於我,我動身回到酒店。大約六點半。我沒關百葉窗。我很快就睡著了,但睡得不安穩。我感覺天亮了。我夢見自己在俄國,我是遊客,正在兩大首都(12)之一參觀,更像是列寧格勒。我漫步於一棟鋼筋玻璃結構的巨型建築,它很像過去的機械陳列館(13)。天蒙蒙亮,玻璃上積滿灰塵,漏下渾濁的陽光。這地方空蕩蕩的,比教堂更空曠、更莊嚴。地面鋪的是紅土。我很消沉,孤零零一個人。我穿過側道,看見一串小間,裡面保存著大革命時期的記憶;房間算不上真正的博物館,但革命中最富決定性的事件正發生在這兒。它們原先是為沙皇高貴而莊重的宮廷生活所準備的。戰爭時期,皇室成員曾委託一位法國畫家在牆上重現法國的「生平」——這個畫家用勒布倫(14)簡樸又華麗的風格描繪了國王路易十四生活的歷史場景;有面牆壁頂上矗立著一位穿著長袍的「法國」,拿著巨大的燭台。她像從一片雲或一片殘骸中出現,但她自己也差不多掉乾淨了,因為畫作有好些地方還只打了草稿,畫家的工作就被暴亂打斷了——因而這些壁畫就好像龐貝城的木乃伊,活生生被一陣石灰雨捕獲,卻又比別的一切死得更徹底。懸於房裡的只剩下暴亂者的腳步與嘶吼,在這裡,呼吸也變得急促,愈是感受到大革命爆發的突然與劇烈,每次喘息就愈近乎一次呃逆、一次痙攣。 隔壁的房間更為壓抑。牆面上完全沒有了舊體制的痕跡。地板很髒,石膏裸露,但革命的印記卻通過滿牆的炭筆塗鴉留存下來,曾經在這間房裡吃住的水手與工人們,決心用他們粗糙的語言,還有更加粗糙的圖畫,講述這個一舉推翻世界秩序的事件——他們用疲倦的雙眼親自看到的事件。我從來沒有見過比這更為惱人的東西,也從沒見過什麼比它更富有人性。我待在原地,看著那些粗糙又笨拙的句子:淚水湧進眼眶。革命的激情緩緩漫上我的腦海,時而喚自己為「閃電」,時而稱自己作「恐慌」。列寧的名字反覆出現在字裡行間,字是黑色的,但看上去卻像是血痕:這名字離奇地變了質,它有著陰性的形式:列諾娃(Lenova)! 我走出這間小室。我走進巨大的玻璃中堂,我心裡明白,這地方隨時可能爆炸:蘇維埃政府決定把它夷為平地。我沒能找到門的位置,我擔心自己的性命,我只有一個人。一陣焦慮過後,我瞧見個可以通過的出口,類似開在玻璃牆中間的一扇窗。我爬上去,非常吃力地鑽了出去。 我的四周一片荒蕪,到處都是廢棄的工廠、鐵路橋和荒地。我等待爆炸把我剛才離開的巨大建築一股腦兒掀個底朝天。我離開這裡。我朝一座橋的方向走去。這時,有個警察開始追趕我,同時還追著一幫穿得破破爛爛的小孩:警察顯然是來負責疏散爆炸地點周圍的人群的。我邊跑邊大聲告訴孩子們應該朝哪個方向跑。我們一起來到橋下。這時,我用俄語告訴孩子們:「到這兒就可以了。」(Zdies.,mojno...)孩子們沒答話,他們很興奮。我們一同望著建築,可以看出它正在崩塌(但我們聽不到聲音:爆炸掀起一片深色的煙塵,不是螺旋上升,而是筆直地衝上雲霄,像被剃平的頭髮,透不出一絲光亮,一切都無可救藥地昏暗下去,化為齏粉……)。這陣令人窒息的紛亂,既無榮耀,亦不偉大,只是徒然地消逝在即將入夜的冬日裡。這一夜甚至沒有結冰,沒有下雪。 我醒了。 我躺著,傻傻發愣,好像被這個夢給掏空了。我恍惚地看著天花板,又透過窗牖,望見一片明媚的天空。我有了逃亡的感覺,仿佛這一夜我睡在鐵路上,待在擁擠的車廂里。 漸漸地,發生過的事情一件件回歸我的記憶。我跳下床。沒有洗漱,直接穿好衣服,然後走上大街。已經八點了。 這一天開始得甚是愉快。陽光燦爛,我感受著早晨的清新。但我口氣很重,這讓我不好受。我其實並不在乎答案如何,但我還是好奇為什麼這陽光的、這空氣的與這生命的湍流要將我扔在蘭布拉大街上。我對一切都很陌生,毫無疑問,我憔悴不堪。我想到屠夫在豬喉管上開的洞裡冒出的血泡。當下我只有一個想法:隨便吃點東西,止住生理噁心,然後刮乾淨鬍子,洗把臉,梳好頭髮,最後走上街去,喝點新鮮紅酒,漫步在灑滿陽光的街頭。我喝了一杯牛奶咖啡。我沒敢回去。我讓理髮師幫我剃鬚。我依然裝作自己不懂西班牙語。我用手勢比劃。當我離開理髮師的雙手,我重又愛上了生活。我回酒店以最快的速度刷好牙。我打算去巴達洛納(15)游泳。我取了車,快九點鐘時抵達巴達洛納。海灘上空無一人。我在車裡脫掉衣服,我沒有在沙灘上躺下,我快步飛奔衝進大海。我游到一半停下,望著藍色的天空。向著東北方向:那是多蘿蒂亞的飛機出現的方向。我站在海里,水沒過我的肚子。我看見自己淺黃的雙腿浸在海水裡,雙腳沒在沙中,上身、臂膀和腦袋都露在水面上。我不無自嘲地想看自己現在的模樣,想看地面上(或海面上)這個幾乎一絲不掛的、等著幾小時後飛機從天盡頭出現的人物到底是個什麼樣。我又遊動起來。天空無邊無際,純粹極了,我在水裡想要笑出聲來。 5 我趴在沙灘中央,終於開始思索自己要拿格澤妮怎麼辦,她會是第一個抵達的。我想:我應該立馬穿好衣服,事不宜遲,我應該開車到車站去等她。我沒有忘記從昨晚開始格澤妮的到來為我擺出的難題,但每當想起這事,我就推脫說晚一點再解決。也許只有等到和她面對面那一刻我才能做出決定。我不打算再粗暴地待她了。有時候我對她確實像個混蛋。我並不後悔,只是想到要一直這麼下去,我也覺得無法忍受。經過一個月,我已經走出了最糟的狀態。我原本還以為,前一晚開始,噩夢又捲土重來了,但現在我覺得不是的,我覺得眼下是另一回事,甚至相信自己可以繼續活下去。現在我已經能微笑面對了,無論是想起屍體,拉扎爾……還是曾經把我逼上絕路的一切。我又回到海里,躺倒後我不得不閉上眼睛,有一刻我感到嘟蒂的身體與這光,更與這熱融在了一起,於是我像根木棍繃直身體。我起了唱歌的衝動。但對我而言沒有什麼是堅硬的。我覺得自己脆弱得像一聲啼哭,就好像我不再悲慘的生命成了襁褓中渺小的存在。 對格澤妮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車站找她,然後開車把她送到旅館。但我不能和她共進午餐。我找不出藉口給她。我想打電話叫米歇爾來陪她吃午飯。我記起在巴黎的時候他們碰過幾次面。雖然很瘋狂,但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了。我穿上衣服,從巴達洛納打去電話。我怕米歇爾會不同意。但他在那頭接起電話,他答應了。他和我說話。他已經徹底失了信心。他說話的口氣像個垮掉的人。我問他是否怪我先前態度唐突。他不怪我。昨晚我離開的時候,他已經累得大腦一片空白。拉扎爾什麼也沒同他說。她甚至問了他我的近況。我覺得米歇爾舉止太輕浮:一個正經的鬥士怎麼能在這樣的日子和富家女去時髦的酒店共進午餐!我試著自己還原前一晚結束時發生的事情。我的猜想是,拉扎爾和米歇爾一道被自己的夥伴掃地出門了,半是因為他們是對加泰羅尼亞知之甚少的法國人,半是因為他們是對工人階級知之甚少的知識分子。後來我才獲悉,出於對拉扎爾的喜愛與敬重,朋友們一致贊同某個加泰羅尼亞人的提議,決定將身為外國人、對巴塞羅那工人鬥爭情況一無所知的拉扎爾隔離開去。他們應該也一併排除了米歇爾。最後,和拉扎爾聯繫的加泰羅尼亞無政府主義者們還是自己抱成一團,但他們也沒有商量出結果:他們放棄了所有集體行動,只想第二天各自在屋頂上放幾聲暗槍。個人而言,我所求的不過一件事:米歇爾能和格澤妮吃午飯。另外我還希望他們能說好一起過夜,但目前米歇爾只要在一點前到酒店大堂就可以了,我們在電話里是這麼約定的。 事後,我記起來,格澤妮常常一有機會就表達她的共產主義觀點。我要告訴她我叫她來就是為了讓她見證巴塞羅那的動亂,她會覺得我認為她有資格參與其中,並為之雀躍不已。她會和米歇爾聊得來的。儘管頗不靠譜,我對這個解決方案很是滿意,我不再多想了。 時間過得飛快。我回到巴塞羅那,這座城市已不是尋常模樣,咖啡館的露天座椅統統收起,商店鐵門也都半拉下來。我聽見一聲槍響,有個罷工者朝有軌電車的玻璃開了槍。城市裡有一種詭異的熱烈,時而轉瞬即逝,時而又沉重不堪。路上幾乎沒有車了,到處都是武裝警察。我明白汽車可能成為石塊和子彈的目標。我為自己不屬於罷工者那一邊而煩惱,但我幾乎不抱幻想了。這座城突然渴求著動亂,它的面貌因此惹人焦慮起來。 我放棄了回酒店的計劃,直接去到車站。火車時刻目前沒有變動。我瞥見有個車庫門半開著,我把車停在裡面。現在才十一點半。火車進站前,我還要打發半個多小時的時間。我找到一家還開門的咖啡館,要了瓶白葡萄酒,喝起來卻興致索然。我想到前一晚做的革命的夢:睡著時我更聰明——或者說更有人樣。我拿起一份加泰羅尼亞語報紙,但我不大懂加泰羅尼亞語。咖啡館的氛圍舒適愜意又令人沮喪。顧客很少,還有兩三個人也在看報。無論如何,聽見槍聲時,主幹道的悽慘模樣給了我極大衝擊。我意識到,在巴塞羅那,我置身事外,而在巴黎,我則身處其中。在巴黎,動亂發生的時候,我能和身邊任何一個人交談。 火車延誤了。我不得不一趟趟往來於火車站,車站長得像我夢裡的「機械陳列館」,我曾經在裡面遊蕩。格澤妮的到來對我幾乎算不上麻煩,但要是火車晚點太久,米歇爾在酒店可能會等得不耐煩。況且再過兩小時嘟蒂也要來了,我會和她說話,她也同我說話,我會把她擁在懷裡——不過這種種可能都是空想。波爾特沃(16)駛來的列車進站了,不一會格澤妮就出現在我眼前。她還沒看見我。我望著她,她在收拾行李箱。我覺得她挺瘦小。她往肩上披了件大衣,可當她伸手去拎小行李箱和手提包時,大衣掉在了地上。低頭去撿大衣的時候,她注意到我。我在站台上,我在笑她。她紅了臉,見我笑了,也跟著笑出聲來。我接過她從車廂窗戶里遞出來的小行李箱和大衣。她的笑無濟於事,我面前的她像個入侵者,讓我很陌生。我自問——我害怕——同樣的事會不會落到嘟蒂頭上。嘟蒂她也會讓我覺得很遙遠,況且嘟蒂對我而言還是捉摸不透的。格澤妮的微笑裡帶著憂慮——她不舒服,當她在我懷裡蜷成一團,她的不適加重了。我親吻她的頭髮與額頭。我想要不是我正期待著嘟蒂,此刻我會是幸福的。 我決心先不告訴她我們之間的事情將以不同於她預期的方式發展下去。她看著我憂心忡忡。她是很能打動人的:她不說話,只是望著我,她有那種不知一事卻充滿好奇的人的眼睛。我問她有沒有聽說巴塞羅那的事。她從法國的報紙上讀到一些,但只有模糊的印象。 我柔聲對她說: 「今天早上開始的總罷工,明天很可能會發生些什麼……你是踩著動亂來的。」 她問我: 「你沒生我氣吧?」 我看著她,覺得自己表現得漫不經心。她像只小鳥般啁啾著,又問我: 「會發生共產主義革命麼?」 「我們等下要和米歇爾·T……吃午飯,願意的話,你可以和他談談共產主義。」 「真希望這兒能有一場真正的革命……我們要和米歇爾·T……吃飯?你看,我很累了。」 「總要先吃飯的……之後你再休息吧。現在,你在這兒等著,出租車都罷工了。我去把車子開來。」 我把她留在了原地。 這事說來複雜——故事說來荒唐。我厭惡自己和她相處時不得不扮演的角色。又一次,我被迫同她一道行動,就像我在病榻上時一樣。我察覺到了,我來西班牙其實是為了逃離原來的生活,但我的嘗試徒勞無功。我所逃避的事物追捕我,逮住我,然後勒令我重又做出瘋狂的舉動。我再不想這般行事,無論代價如何。儘管如此,只要嘟蒂一來,所有事情都會急轉直下,萬劫不復。我走得很快,迎向陽光,朝車庫走去。天很熱。我擦乾臉上的汗。我羨慕那些有個上帝可以依靠的傢伙……很快我剩下的大概就「只有眼淚可流」(17)。有人在打量我。我當時低著頭。我抬起頭,是個乞丐,三十來歲,腦袋上扎著頭巾,繞過下巴打了個結,臉上戴著摩托車手那種巨大的黃色護目鏡。他睜大眼睛盯了我好久。他的模樣傲慢,在陽光下,又有種陽光的感覺。我自忖:「沒準這是米歇爾,變了裝!」這想法既幼稚又愚蠢。這個古怪的流浪漢從沒和我見過面。 我從他身邊走過,即刻我又掉過頭。他愈發直白地盯著我。我努力想像他的生活。這生活里有某種不可抗拒的東西。我自己也可能變成乞丐。總之,他,他是個乞丐,始終都是,絕非其他,這便是他所逮到的命運。我逮到的那個,我,要愉快些。從車庫回來的時候,我走了同一條路。他還在那裡。再一次,他盯著我看。我緩緩開過去。我很難擺脫他。我也希望擁有他那種可怖的、陽光的面貌,而不是成天像個孩子,弄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接著我想到,我原本可以和格澤妮過上幸福的生活。 她一直站在進站口,行李堆在腳邊。她沒看見我的車,天空藍得鮮艷,可發生的一切卻讓人覺得風雨欲來。格澤妮站在行李中間,垂頭喪氣,讓人感覺她腳下的大地正在崩塌。我想,不出今天,就會輪到我了,到頭來我腳下的地面也會坍塌,就像她現在一樣。我走到她跟前,望著她,我沒有笑,露出絕望的神色。見到我她嚇了一跳,那一刻,她的神情里流露出她的痛苦。她借著走向汽車的工夫鎮靜下來。我去提來行李,其中還有一疊報紙,包括畫報和《人道報》(18)。格澤妮是坐臥鋪來巴塞羅那的,但她卻在讀《人道報》! 事情進展得很快,我們一言不發,不一會兒就到達酒店。格澤妮打量這座城市的街道,這對她是頭一次。她告訴我第一眼看來巴塞羅那是個挺漂亮的城市。我指給她看一棟大樓前聚集的罷工份子和突擊警衛(19)。 她很快對我說: 「這可真嚇人。」 米歇爾正在酒店大堂。他的殷勤裡帶著慣常的笨拙。顯然,他對格澤妮很感興趣。一見她便活絡起來。她幾乎沒怎麼聽他說話,她上樓去了我為她準備的房間。 我對米歇爾解釋說: 「現在,我得走了……你能不能告訴格澤妮一聲,今晚之前我都不在巴塞羅那,我開車走,具體幾點還不確定。」 米歇爾說我臉色很差。他自己也滿臉疲態。我給格澤妮留了封簡訊。我告訴她,我身上發生的事情把我逼瘋了,和她在一起時我犯了太多錯,雖然我也一度有心改過,可昨晚過後這已經沒了可能:我又如何能預料這些事情的發生? 我和米歇爾強調說:我對格澤妮的關心不摻雜個人原因,不過是她實在可憐;要扔下她孤零零一個,我覺得自己是個罪人。 我加快了腳步,生怕有人會弄壞我的車。沒有人動它。十五分鐘後,我抵達機場。我早到了一個小時。 6 我現在的狀態就像只被鏈子拴住的狗,什麼都看不見。我被困在時間裡,困在此刻,困在血的脈動中,飽受折磨,像個剛被捆住、就要送命的人,拼了命想要掙脫繩索。我不再期待幸福,我到底期待什麼我也想不清楚,多蘿蒂亞的存在太過猛烈了。飛機即將到達的時候,希望一一被排除,我冷靜下來。我等待嘟蒂,我等待多蘿蒂亞如同人等待死亡。這個將死之人突然明白過來,一切都完了。雖然如此,即將發生的又畢竟是這世上唯一重要的事!我已經冷靜下來,可在低空滑翔的飛機卻降落得很突然。我加快腳步,我起先沒看見多蘿蒂亞。她跟在一個高個老人後面,開始我不敢確定是她。我靠近了些,她的臉龐帶著病人的消瘦。她使不上力氣,必須要人攙扶下來。她見到我了,但她不看我,只是低著頭,任人扶著不動。 她對我說: 「等一下……」 我對她說: 「我抱你過去。」 她沒回話,她由著我去,我抱起她。她瘦得只剩骨頭。她明顯很痛苦。她無力地靠在我懷裡,淡漠得仿佛抱著她的是個苦力。我將她放在車裡。她坐在車上,端詳著我。她的微笑嘲諷又刻薄,是懷著敵意的笑。她和三個月前我所認識的那個喝起酒來似乎永不饜足的姑娘哪裡還有共通之處。她的衣服是黃色的,硫黃色,與發色相同。長久以來,這幅畫面始終縈繞在我心頭,一具陽光的骷髏,骨頭是硫黃色的,多蘿蒂亞現在成了一塊廢料,生命好像把她拋棄了。 她柔聲對我說: 「我們快點兒吧。我得在床上躺著,越快越好。」 她撐不下去了。 我問她為什麼不在巴黎等我。 她好像沒聽見,但終於她回答: 「我不想再等了。」 她出神地看向前方。 酒店門前,我扶她下了車。她想自己走到電梯。我攙著她,我們走得很慢。房間裡,我幫她脫去外衣。她低聲和我交代該做的事。我得仔細別弄痛她,我給她她要的衣物。我為她脫衣服的時候,她裸露的身軀慢慢顯露出來(她瘦弱的身子沒那麼純潔了)我不禁露出不合時宜的微笑,她病著比較好些。 她帶著某種安慰的語調說: 「我其實不難受了。我只是,一點兒力氣都沒有。」 我的嘴唇沒有拂過她的身體,她也幾乎沒有看我,可是臥房裡發生的事還是將我們連在了一起。 當她在床上躺下,頭枕在枕頭中央,她臉部的線條舒展開來,很快她又變得和從前一樣美了。有一會兒,她端詳著我,然後她轉過臉去。 房間的百葉窗關著,但陽光還是透過縫隙漏了進來。房裡很熱。一個女僕走進門,拿來一桶冰塊。多蘿蒂亞要我把冰裝進一個橡膠袋裡,然後把冰袋放在她肚子上。 她告訴我: 「我就是這裡疼。我這樣敷著冰躺著就好。」 她又對我說: 「你昨天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出去了。我沒有看上去病得那麼重。」 她笑了,但她的笑容很刺人。 「我不得不坐三等艙去馬賽。要不然我就得等到今晚才能走,不能更早了。」 「為什麼?你錢不夠了嗎?」 「我得省著點坐飛機。」 「你是坐火車才不舒服的嗎?」 「不。我已經病了有一個月了,旅途顛簸只是讓我難受——我難受,太不好受了,整晚都是。但……」 她雙手捧住我的頭,然後轉開臉對我說: 「這樣受苦,我很幸福。」 說完這句話,她尋著我的雙手又將我推開了。 可自從我認識她起,她從來沒有這樣和我說過話。 我站起身。我走進衛生間哭了出來。 我很快就回來了。我裝出與她相對的冷漠。她的面部線條僵硬起來,仿佛她必須為自己的坦白報仇。 她有一股充滿激情的恨的衝動,這衝動困住了她。 「要是我沒病,我就不會來了。現在,我病了,我們會幸福的。我終於病了。 在她壓抑的狂熱里,她皺緊眉頭,扭曲了面容。 她丑了下去。我清楚自己愛她身上的激烈動盪。我所愛的就是她身上的恨,我愛那恨意賦予她容貌的不期的、駭人的醜陋。 7 我請的醫生讓人通報他來了。我們睡著了。我醒來時,這間陌生的、半顯昏暗的客房好像荒廢了一般。多蘿蒂亞和我同時醒了。見到我時她嚇了一跳。我筆直地坐在扶手椅上,我努力回想自己在哪兒。我什麼都不知道了。到晚上了嗎?顯然還是白天。電話在響,我接了起來。我請前台讓醫生上樓。 我在等診察結束,我覺得很沉,還沒睡醒。 多蘿蒂亞得的是婦女病:雖然身體狀況很差,但她很快就能康復。旅行讓病情惡化,她本來不應該奔波的。醫生還會再來。我送他到電梯口。臨了我問他巴塞羅那現狀如何:他告訴我兩小時之前罷工已經全面展開,一切都癱瘓了,但城市還算平靜。 這個男人無關緊要。可不知為何我傻笑著對他說: 「暴風雨之前的平靜……」 他同我握了手,沒答話就離開了,好像我是個沒有教養的人。 放鬆下來的多蘿蒂亞在梳頭。她塗上口紅。 她對我說: 「我好些了……你問醫生什麼了?」 「發生了大罷工,也許要爆發內戰。」 「為什麼是內戰?」 「加泰羅尼亞人和西班牙人打。」 「內戰?」 內戰的念頭讓她恐慌。我又對她說: 「你應該照醫生說的做……」 我不該這麼快提起這件事的,有如一片陰雲飄過,多蘿蒂亞的臉色沉了下去。 「我何苦要康復呢?」她說。 * * * (1) 原文為Parallelo,應為Avinguda del Parallel,街名,系巴塞羅那主幹道之一,因與赤道平行而得名。曾是巴塞羅那夜生活的中心。 (2) Galella,巴塞羅那周邊小鎮。 (3) Place de Catalogne,位於西班牙巴塞羅那舊城區的廣場,位處城市中心。 (4) Rambla,西班牙巴塞羅那最著名、最繁華的步行林蔭大道。 (5) Lotte Lenia(1898—1981),演員、歌手,生於奧匈帝國,後移居美國,是德國(晚年加入美國國籍)作曲家庫爾特·魏爾(Kurt Weill,1900—1950)的妻子。 (6) 《馬哈哥尼城的興衰》(Mahagonny),1927年由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與作曲家魏爾合作完成,起初是音樂劇,後於1930年由二人擴充為三幕的歌劇。 (7) 《三分錢歌劇》(L'Opérade quat'sous)亦是布萊希特與魏爾聯合創作的的德國音樂劇,是對英國劇作家約翰·蓋伊(John Gay)1728年的作品《乞丐歌劇》的再創作版本。羅蒂·蘭雅飾演妓女珍妮(Jenny)一角。 (8) Pont du Carrousel,巴黎塞納河上的一座橋,始建於1834年,1930年重建。通往卡盧索廣場及盧浮宮。 (9) Pistolero,原文為西班牙語。 (10) Barrio Chino,原文為西班牙語,中國區即拉巴爾區,曾經是巴塞羅那的紅燈區。中國區是其別名。 (11) Cante rondo,深歌是安達盧西亞地區弗朗門戈音樂的主要類型之一,情感悲傷絕望。 (12) 除莫斯科外,聖彼得堡(列寧格勒)作為俄羅斯第二大城市,有「北方首都」之稱。故而亦有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並稱為俄國「兩大首都」的說法。 (13) 法國為1889年世界博覽會在巴黎戰神廣場盡頭、軍事學校前建起的鋼筋玻璃結構長廊型展廳。 (14) Lebrun(1619—1690),法國著名畫家,藝術風格近折衷主義,兼具巴洛克與古典主義特色,在盧浮宮、凡爾賽等宮廷、府邸均留下裝飾畫作品。 (15) Badalona,巴塞羅那東北部的衛星城市,臨海。 (16) Port-Bou,西班牙邊境小鎮,前往南法的中轉站。 (17) 原文為les yeux pour pleurer,n'avoirque les yeux pour pleurer是法語習語,字面意思為「只剩眼睛來流淚」,代指一無所有、走投無路的絕望境地。 (18) l'Humanité,《人道報》,法國日報,1920至1994年間為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 (19) 突擊警衛,西班牙語為Guardias de Asalto,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時期成立,用以鎮壓城市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