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與人文 · 三　順應天時

順天時，救民疾 (1) 在埃及、印度、希臘、中國歷史上，天文學知識之應用與發展，均可溯至遠古。蓋在北緯30°左右，無論人民之職業為漁獵、遊牧或農耕，若不知一歲中寒暑雨暘之循環，則衣食住行均將發生問題。《詩·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此我國古代以天文知識而定授衣季節之證。詩《鄘風》：「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按定即今二十八宿中營室與東壁二宿，在周代於秋季黃昏後，正當南中，時農事已畢，正可有暇從事於土木也。《左傳》：「天根見而成梁。」《國語》：「天根見而水涸。」天根氐也，在春秋戰國時代於秋分左右黃昏時東升故云，至於五穀之種植收穫，在古代尤須依賴天象。《史記》卷一百三十云：「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之綱紀，故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我國古代，以春季黃昏大火即心宿二之東升，為一年中大典。《周禮夏官》：「季春火星始見，出之以宣其氣；季秋火星始伏，納之以息其氣。」《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公羊傳》昭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何休注云：「大火為心星，伐為參星，大火與伐所以示民時之早晚」云云。從《史記》、《曆書》更可以知古代設專官以司大火之見與伏，《史記》卷二十六太史公曰：「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災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厲司地以屬民。」《左傳》亦有：「古之火正，謂火官也……火以順天時，救民疾。」綜上所述，足知古代人民之蘄求天文知識實由於需要迫切，猶之飢之求食、渴之求飲，自曆法厘定、曆書通行以後，一般人之天文知識乃反因以沒落矣。西方古代民族，雖其環境不同於我國，然其渴求星象之知識，一如我國周秦以前之狀態。埃及金字塔之建造，即與星象有關。埃及以參為大辰，農事之作息，以參之見伏為依歸。尼羅河之洪流適與古代天狼星之晨升季候相合，在陽曆夏至前後，故在埃及天狼晨升為重要之節候。《印度天文學》之開端，亦在邃古。我國有二十八宿，印度亦有二十八宿，即埃及、波斯、阿拉伯亦有二十八宿。 中國之節氣 (2) 四季之遞嬗，中國知之極早，二至、二分，已見於《尚書·堯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是也。降及戰國、秦、漢之間，遂有二十四節氣之名目。所謂二十四節氣者，即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是也。自立春至立夏為春，自立夏至立秋為夏，自立秋至立冬為秋，自立冬至立春為冬，每季分三氣、三節，每月定一氣、一節。四季之安排，法莫善於此者，此所以宋儒沈括讚揚之於先，而今日氣象學家泰斗英人肖納伯（Napier Shaw）氏且提倡歐美之採用此法也。 二十四節氣全部之名稱，始見於《淮南子·天文篇》。《汲冢周書·時訓解》雖亦有二十四節氣之名，唯後儒王應麟等均疑此書為東漢人偽托，非周公之舊。此外《大戴禮記·夏小正》已有啟蟄、雨水等名稱，《國語》楚范無宇曰：「處暑之既至，韋昭注七月也。」《管子》亦有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之語，特古歷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左傳》桓公五年啟蟄而郊，注蟄夏正建寅之月。鄭康成《月令注》亦曰：「《夏小正》正月啟蟄，至漢初仍以啟蟄為正月氣，後因避景帝諱而改名驚蟄，故漢初驚蟄猶在雨水之前。」驚蟄、雨水及穀雨、清明之倒置，邢昺謂始於劉歆之三統曆，顧寧人則謂始於《李梵編訴》之四分曆； (3) 《淮南子》與《逸周書》均已先雨水而後驚蟄；至新、舊《唐書》，則又先驚蟄後雨水；至《宋史》始，雨水在前，驚蟄在後。 中國古代之月令 (4) 月令氣候詳於《夏小正》、《呂覽》、《禮記》及《淮南子》諸書，雖互有出入，唯均以月為主，如孟春之蟄蟲始振，仲春之桃始花是也。《逸周書·時訓解》始以五日為一候，分年為七十二候，乃不以月而以節氣為標準。如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驚蟄之日，桃始花；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等。北魏時始以七十二候頒為時令，考《魏書》所載「立春三候，雞始乳，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雨水三候，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驚蟄三候，始雨水，桃始花，倉庚鳴；春分三候，鷹化為鳩，玄鳥至，雷乃發聲」等，則較《夏小正》、《月令》、《逸周書》遲一候或數候。以桃始花而論，《周書》以為驚蟄初候，《魏書》則以為驚蟄次候，而《夏小正》則在孟春之月，又《魏書》以電始見，蟄蟲咸動，蟄蟲啟戶，為清明之三候，而《月令》則在仲春之月。此分候之先後，以取制之不同，抑因地域、氣候之有變遷，實有俟於考證。《隋書志》同《魏書》、《唐書志》 (5) 所載分候，則系開元時一行所定之大衍術，多從《逸周書》。《宋史志》同《元史志》微有更動，自元及清，通書所載，類皆因襲無異也。經史而外，古人之記錄物候者，代有其人，如崔實之《四民月令》、婁元禮之《田家紀曆撮要》、梁章鉅之《農候雜占》、程羽文之《花歷》等不可枚舉，但古人所記，大抵因襲經、史或指一地一時而言，其能別緯度南北、地形高下、時代先後者蓋鮮。唐宋之問《寒食陸渾別業》詩：「洛陽城裡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又白樂天游大林寺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此則言地形高下之別也。北宋沈括《夢溪筆談》謂「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嶺嶠微草，凌冬不凋，並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 (6) 明謝在杭則謂「閩距京師七千餘里，閩以正月桃花開，而京師以三月桃花開，氣候相去兩月有餘，然則自閩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氣候差殊，復何紀極」， (7) 此則言緯度南北之分也。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引杜子美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水，冥冥細雨來。芳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唯秋半積陰氣之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8) 元金履祥根據《禮記·月令》疑古者陽氣獨盛，啟蟄獨早， (9) 此則指各時代氣候月令之有變遷也。但古代搜集各地各時代物候之富，當推清代之劉延獻、全祖望《劉繼莊傳》，曰「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是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為之。今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為一，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云云。 (10) 借乎繼莊之書，除《廣陽雜記》而外，均不傳於世，而其對於月令氣候之研究，今亦無可考矣。 月離於畢俾滂沱兮 (11) 《詩·小雅》「月離於畢俾滂沱兮」，其說頗費解。西人愛特根著《中國天文學與星占學起源於巴比倫》一文，其重要理由之一，即謂西方畢（Hyades）為雨神，以其在巴比倫、埃及一帶。5000年前春分前後大雨降臨，正值畢宿朝覿之時。而中國之大雨滂沱與畢宿有何關係，百思不得其解，故以為此種傳說，中國乃得諸西方。同時金斯米爾亦認為畢為雨兆，在中國為不可理解之事。同時箕星好風，亦為數千年來之謎。其說源於《書經·洪範》：「庶民唯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自兩漢以來，陰陽五行之毒深中人心，故一切天象氣候之循環交替，悉以玄妙不可通之術語解釋之。《前漢書》卷二十六《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詩經》所言天象，均系農夫、村婦口吻歌詠粗淺之謠諺，如「三星在戶」、「七月流火」之類。一經後儒解釋，望文生義，乃糾纏不清矣。薛萊格《星辰考源》第522頁謂箕星好風，非箕好風，乃箕為風兆也。因引天元歷理「古人觀象以立法，後人為法以求象」之語， (12) 真可謂切中肯綮矣。但薛萊格解釋畢為雨兆，箕為風兆亦不得要領，因氏以我國與西方同以星之朝覿為標準。不知《洪範》明明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而《詩經》謂：「月離於畢」，月乃望月非新月也。離作麗解，即《管子·五行篇》「經緯星曆，以視其離」之意也。實際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之理，乃我國古代秋初月望時，月在畢，春分月望時；月在箕，而春月多風、秋初多雨之故。按畢之赤經現時為4時23分，故小雪月望在畢，6000餘年前，處暑月望在畢矣。箕之赤經現為18小時，夏至月望在箕，6000餘年前，春分月望在箕矣。我國大雨時期，長江流域在陽曆9月，黃河下游在7月，而陝西、山西則在8月，即秋初。至於風力，則全國均以春分前後為最大。我國古代人民對於風雨之時期，知之甚稔，《呂覽》卷十九《貴信篇》云：「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花不盛。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堅。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周禮》卷六《春官宗伯下》：「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則所謂箕風、畢雨者，豈非春秋致月之謂乎？ 談陽曆和陰曆的合理化 (13) 梁思成先生在9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提出一個合理化建議，要把現用案頭日曆上的節氣如立春、立秋等從下半頁移到上半頁去，這倒是一個可以商討的問題。 思成先生說做日曆的人這樣把節氣放在下半頁，是有點「故弄玄虛」，對這點我是有不同意見的。據我個人推想，日曆上之所以這樣安排，無非是一種傳統的習慣。譬如今天是10月30日，日曆上面是「—1963—，十月大，30，星期三」，這統是西洋曆法傳進來的數據，可說是新曆。下面是「癸卯年，十四（日），九月大，九月二十三立冬」，這統是中國固有的東西，是舊曆。我們要知道，中國舊曆是一個陰陽並用歷，不是純粹的陰曆。西洋人只知有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沒有立春、立秋、寒露、霜降等名目。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所謂二十四節氣。從公元前46年，羅馬愷撒建立陽曆以來，除稍改動外，西洋各國應用已達2000年之外，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統以太陽為轉移，所以西洋也沒有二十四節氣的需要。只有我們舊曆以陰曆為主，所以才有附設二十四節氣的必要，以使農民及時地知道清明下種、穀雨栽秧，所以日曆如此安排並不是故弄玄虛。 為了進一步商討，我們不能不簡單地談一談新曆和舊曆的發展過程。 從曆法的發展史來看，所有古老文化的國家如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和我國，最初統是用陰曆的。因為月亮的盈虧朔望周期非常明顯，所以把29天或30天稱為一個月，把12個月稱為一年，便成為古老國家最初的年曆。但是陰曆一月之長，即月亮繞地球周期約為29天半；而太陽年一年之長，即地球繞日的周期約為365天又四分之一日。如以12個月為一年，只有354天或者355天，與太陽年相差幾乎11天。過10多年，就有6月降霜下雪、臘月揮扇出汗、冬夏倒置的毛病。古代國家農業慢慢地發展以後，就發現純粹用陰曆曆法、月份和春、夏、秋、冬四季，農業節候配合不上，為了解決這陰、陽曆的矛盾，古代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是放棄陰曆月亮盈虧作為計算月份方法，而以太陽回歸年即365又四分之一天為一年，把年分為12個月，平年365天，閏年366天，4年一閏。這是公元前46年西洋羅馬所採取的辦法。另一辦法是找出陽曆年的日數和陰曆月的日數兩者之間的最小公倍數，這就是我國古代顓頊曆的十九年七閏的辦法。因為陰曆的235個月的日數卻等於19個陽曆年的日數。據日本天文學家新城新藏的考據，十九年七閏的辦法是我國春秋時代已經應用的。我們古代從早的顓頊曆以及漢朝太初曆、四分曆統是依照此法安排的。但這一安排雖可以調和陰陽曆，不至於冬夏倒置，但平年354天，閏年384天，一年中節氣仍然可以相差一個月，對於農業操作安排上仍然不夠精密，所以到了戰國末年又建立二十四節氣，和陰曆相輔而行。到了東漢時代又發現一節一氣尚有15天多的間隔，才又創立一年七十二候。這是我們舊曆發展的經過。現在思成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是：二十四節氣是陽曆不應該掛到陰曆的賬上去。但從曆法的發展看，恰恰是我們舊曆是陰曆才有把節氣註明的必要。照思成先生的建議，可以避免一般人以二十四節氣為陰曆的誤會，但卻有把舊曆和新曆混淆不清的缺點。 從思成先生對於日曆的合理化建議，我們可以進一步來問，我們舊曆既已過時，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完全用新曆即西洋現行的格里高里（Gregory）曆法呢？困難在於舊曆在我國已應用了二千四五百年。首先，我國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有了二十四節氣已能初步把握農時，沒有不便的感覺。在這點上思成先生的建議可以起一定作用，使農民慢慢地了解現行新曆比舊曆的優點。其次，人民群眾從幼年時代朝夕所企望而富有詩意的節日如除夕、春節、上元燈、寒食踏青、端午龍舟、中秋賞月、重九登高等一旦廢除，不免可惜。三則各種宗教如佛教、喇嘛教、伊斯蘭教等重要紀念日也是用陰曆來計的。四則潮水的漲落是跟陰曆為進退的，所以從事漁業和海洋航業的人，陰曆還是有用。最後，現用陽曆也不是盡善盡美，為了合理化，有徹底改革曆法的需要。 新曆即現行陽曆的缺點在哪裡呢？有人以為格里高里歷是純粹陽曆，其實不然。它和我們舊曆一樣也是陰陽曆並用，不過以陽曆為主罷了。在我們日曆上如今天10月30日便寫著「十月大，30，星期三」。這星期三就是從陰曆來的。以7天為期的禮拜是與太陽毫不相干的。古代猶太人從新月初上起就數到7天、14天、21天和28天，作為4個周，並要每周休息一天。7天一禮拜制從猶太逐漸分布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各國，在現行格里高里歷里，星期仍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格里高里歷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這7天為一周的星期。因為7既不能把一個月的數字30或31除盡，也不能把一年的天數365或366除出一個整數。陽曆年平年有52個星期多一天，閏年多2天。這樣月份牌得每年改印，甚至影響工廠、學校和機關作息時間的安排。若是改成10天為一周或6天、5天為一周，那就便當多了。更可怪的是舊曆雖是陰曆，但我們節氣如清明、穀雨卻是陽曆。而西洋的若干節氣如所謂外國清明（耶穌復活節），因為宗教傳統的關係，反而用陰曆。 新曆月份大小的安排和月份稱呼也是不合理的。在6月以前單月月大、雙月月小，7月以後又是單月月小、雙月月大，容易引起混亂。同時1月份有31天，而平年2月份只28天，相差3天之多，工廠發工資、計房租，各月平均計算就顯得不公平。在統計上，如氣象學上計算各月的雨量，1月份和2月份就不能同樣看待。目前西洋月名的稱呼，從9月至12月，無論英、德、法、俄各國文字均屬名不符實。所以如此種種不合理的原因，統是由西洋歷史上傳統的習慣所遺留下來的。在羅馬愷撒皇朝以前，羅馬曆法原來用的是陰曆，一年12個月，月大和月小間隔著。月的名稱也是5月、6月、7月、8月和中國一樣依次排列，但曆法極為混亂。18世紀法國文學家伏爾泰曾說：「羅馬的將軍們常在疆場上打勝仗，但是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許多勝仗是哪一天的。」待公元前46年愷撒當權時，根據埃及天文學家索西琴尼斯的建議改用陽曆，把單月作為月大31天，雙月作為月小30天，在平年2月份減少1天為29天，並把原來的11月改為歲首，把原來1月推遲成為3月，依次類推，而且把原來的5月的名稱（Quintilis）改為（July），即今日之陽曆7月，以紀念愷撒（Julius Gaesar）。據傳說愷撒死後，其外甥奧古斯都（Augustus即屋大維）執政，當上羅馬帝國的第一任皇帝。他把原來的6月（Sextilis）改稱為奧古斯都（August），即今之陽曆8月。又以8月原是月小，從2月那邊移來一天把8月也變為月大，使2月在平年只剩了28天。又將8月以後的單月改為月小，雙月改為月大，但是8月以後的月名依舊保存愷撒改歷以前的名稱，所以陽曆9月至今西文仍稱為7月，10月仍稱為8月，如英文9月是September，這Sept在拉丁文中是7的意思。 這樣名稱錯亂、月份大小不齊，又加上不合理的7天為一星期的辦法，實在很有改進的必要。過去在西洋曾有成百上千的人主張改歷，但始終因為限於習慣，積重難返，加以天主教、耶穌教會種種規章，總無法受到重視。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曾一度改用法蘭西共和曆。這共和曆一年365又四分之一天，以秋分為歲首，每年12個月，每月30天，以一旬為一禮拜。每年年終平年有5天，閏年有6天為休息日。這是依照法國當時數學家孟箕和天文學家拉葛蘭奇的提議而訂定的。這比較現行陽曆確是很大改進。但法國革命失敗後，共和曆也只應用了14年工夫，於1806年年初便被廢除了。 在20世紀科學昌明的今日，全世界人們還用著這樣不合時代潮流、浪費時間、浪費紙張、為西洋中世紀神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格里高里歷，是不可思議的。近代科學家已提了不少合理的建議，英國前欽天監（皇家天文學家）瓊斯甚至寫進天文學教科書中來宣傳改進現行曆法的主張，但是2000年頹風陋俗加以教會的積威是頑固不化的，不容易改進的。 季風之成因 (14) 季風之成因由於大陸與海洋對於熱量吸收與熱量放射緩速之不同。大陸面部為泥沙岩石，在炎日之下吸收熱量固易，而寒冬子夜之放射熱量亦速。海洋流動不息，水之比熱量大，兼能蒸發，故海水冬不易冷、夏不易熱。因是之故，大陸冬嚴寒、夏酷暑，而海洋則較大陸冬溫而夏涼。二者相差之數尤以溫帶中為最甚。海陸氣溫之寒暖既相差懸殊，則空氣之密度亦因以不同。冬季則大陸空氣密度大、氣壓高，而海洋上之空氣密度小、氣壓低；夏季則反是，而風於是生焉。冬季由大陸吹向海洋，夏季則自海洋吹入大陸，即所謂季風是也。復因地球自轉之影響，風自高氣壓吹向低氣壓時，其在北半球則常略偏向右方。如圖所示。全球大陸之遼闊莫過於亞洲，故亞洲之季風亦特著。印度位於亞洲之南，故其季風冬東北而夏西南；我國地處亞洲東部，故季風冬西北而夏東南。 氣候與其他生物之關係 (15) 人類因智能出眾，已創造了許多方法以減少氣候的種種限制，植物和其他動物即無這種創造力，所以它們所受氣候的限制，比人類還要大。以植物而論，寒帶和熱帶，高山和平原，沙漠和濕地，所生長的草木，種類完全不同。植物所需的四大要素，日光、溫度、濕度和土壤，其中氣候卻占了三個。一棵樹的葉子厚薄多少與葉綠素之分布，統和日光強弱有關。高山上面有若干樹木，侏曲傴僂，不能如平地上一樣發育成為高大的喬木，就是因為山上紫外光線太強的緣故。單以眼睛能見得到的太陽光而論，紅色光線和藍色光線的作用就不同。據瑞典隆譚加（Lundegardh）教授的研究，紅色光線使細胞生長，藍色光線使細胞分裂。紅色光線和藍色光線的比例，晴天大於陰天，高原大於平原，沙漠大于海濱，熱帶大於寒帶（因所需日光多少之不同，植物可分為陽性的和陰性的兩大類）。 溫度對於植物的重要極為明顯，空中的碳酸氣是植物枝葉中纖維的來源，要植物生長茂盛，必須充分地能吸收碳酸氣。大多數植物吸收碳酸氣最相宜的溫度，是在15℃至30℃之間。馬鈴薯、番茄最相宜的溫度是20℃，豆科植物最相宜的溫度是30℃。人類最需要的五穀當平均溫度低到10℃以下，就不能生長。椰子樹不能生長於平均溫度20℃以下的地方。從草木的分布，就可以看到溫度影響之大。單以浙江省而論，溫州以北無榕樹，嘉湖以北無樟樹。從京杭道上，我們可以看出來從南京到溧陽很少竹子，一過宜興滿山遍野儘是竹林了。荔枝、龍眼只限於福建、兩廣，茶葉、橘子不過秦嶺。熱帶的植物大多數不能經霜，這種顯明的例子統可以表現溫度如何嚴格地限制草木之分布。 雨澤對於草木五穀之重要，我們很可以從古代文人的詩句里看出來。如唐高適詩「聖代即今多雨露」即是一例。到如今濟南、北平舊式家庭的大門上，尚家家戶戶寫著「天錢雨至、地寶雲生」的門聯。這種詩句、對聯是在華北乾燥地方應有之現象。在非洲阿比西尼亞（今衣索比亞），每逢雨季初臨的時候，還有盛大敬神的典禮。印度一年中收穫的好壞，要看季風的強弱和所帶雨量的多寡來斷定。中國連年以來，總有幾處地方鬧著旱災或水災，雨量之於五穀的重要，可以不言而喻了。沙漠之所以不能生長植物，全是因為雨量稀少的關係。凡是一年中雨量在100毫米以下，統是沙漠不毛之地。我國西北的酒泉、包頭等地方，一年雨量在100—200毫米之間，可稱半沙漠地帶。 動物因為能移動，所以比較植物有選擇氣候的能力。但是動物和氣候的關係，仍是極為密切。就我們所用的牲口而論，熱帶森林裡用象，沙漠用駱駝，水田用水牛，溫帶用騾馬，寒帶用馴鹿和狗，這完全是為了適應環境。候鳥如燕子、黃鶯、布穀，來去季候的遲早，完全要看天氣的寒暖。兩棲類青蛙以及蛇類在溫帶里，一到冬季就蟄處靜伏，等春季開始便蠢蠢欲動，到了夏季又橫行各處了。昆蟲類種類繁多，生殖迅速，和氣候的關係更容易看出。昆蟲對於溫度的高低、感覺的靈敏，從螞蟻和蟋蟀就可知之。螞蟻行動的快慢，和蟋蟀鳴聲的緩急，視溫度的高下而定。有人試驗過不用溫度表，單從螞蟻、蟋蟀的動作，可以測量氣溫，精密程度可到華氏表一度。一般農夫均以大雪為豐年之預兆，這多半是因為大雪之後，必繼之以大冷，而很低的氣溫足以殺死蟄伏田中的害蟲。但是雪的本身，因為是一個不良導體，反足以保護地下熱的發散，所以有人以為大雪能殺害蟲是不合理的。溫度若很高，也可以致蟲的死命。蝴蝶熱至42℃則死，蝗蟲熱至48℃則死。有若干害蟲如蝗蟲和松毛蟲，統繁殖於乾燥的季候，因為地土乾燥，則所下之蛋易於生長。然尚有其他昆蟲類如蚊子，則天氣潮濕反能繁殖。特殊的氣候，如大雪、雨、雹統可使動物受很大的影響。去年冬天內蒙古大雪，牛羊凍死成千累萬。1914年8月泰山下雹，平地積至二三尺之厚，時在黃昏以後，把山上的鳥類幾乎全數打死，數年之內，泰山上鴉雀無聲。高山的氣候因空氣稀薄，使動物血液中紅血球特別增多。山上動物初下山的時候，要比山下同類動物來得驍勇。南美洲諸國有一個風俗，凡是跑馬的時候，初從安第斯山下來的馬不准加入，必得在山下住一個相當時期，始准比賽。山國居民，特彆強悍，大抵亦是這個理由。 什麼是物候學 (16) 物候學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農作物）、動物和環境條件（氣候、水文、土壤）的周期變化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它的目的是認識自然季節現象變化的規律，以服務於農業生產和科學研究。 物候學和氣候學相似，都是觀測各個地方，各個區域春、夏、秋、冬四季變化的科學，都是帶地方性的科學。物候學和氣候學可說是姊妹行，所不同的，氣候學是觀測和記錄一個地方的冷暖晴雨、風雲變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趨向；物候學則是記錄一年中植物的生長榮枯、動物的來往生育，從而了解氣候變化和它對動、植物的影響。觀測氣候是記錄當時當地的天氣，如某地某天颳風，某時下雨，早晨多冷，下午多熱等等。而物候記錄如楊柳綠、桃花開、燕始來等等，則不僅反映當時的天氣，而且反映了過去一個時期內天氣的積累。如1962年初春，北京天氣比往年冷一點，山桃、杏樹、紫丁香都延遲開花。從物候的記錄可以知季節的早晚，所以物候學也稱為生物氣候學。 在我國最早的物候記載，見於《詩經·豳風·七月》一篇里，如說：「四月里葽草開了花，五月里蟬振膜發聲。」 (17) 又如說：「八月里棗子熟了可以打下來，十月里稻子黃了可以收割。」 (18) 等等，那完全是老農經驗的記載。到春秋時代，已經有了每逢節氣的日子記錄物候和天氣的傳統， (19) 而且已經知道燕子在春分前後來、在秋分前後離去。 (20) 《管子》中已有「大暑、中暑、小暑（幼官篇）」；「大寒、中寒、始寒（幼官圖）」和「冬至、夏至、春至（分）、秋至（分）（輕重己篇）」等名稱。又說到關於節候反常的現象——「春行冬政則凋，行夏政則欲（四時篇）」以及節候與農時的關係——「夏至而麥熟，秋始而黍熟（輕重己篇）」等等，為古書中較早說到節候的。其他《夏小正》、《呂氏春秋·十二紀》各紀的首篇、《淮南子·時則訓》、《禮記·月令》等書中，更有依節氣而安排的物候歷。尋其演變源流，各書有關這方面記述，實來源於管子之言而有所增益，漢代鄭玄為《禮記》作注，已於目錄明說《月令》出自《呂氏春秋》。 (21) 清陳澧說：「《呂氏春秋》雖不韋之客所作，其說則出於管子。」郭沫若也說：「《管子·幼官篇·幼官圖》為《呂氏春秋》十二紀的雛形。」 (22) 唐杜佑《通典》更直截了當說「月令出於管子」。自管子創始匯集勞動人民在這方面的經驗，後來逐漸發展，遂成為周、秦時代遺留下來比較完整的一個物候歷。如在《禮記·月令》二月條下，列舉了下述的物候：「這時太陽走進了二十八宿中的奎宿，天氣慢慢地和暖起來，每當晴朗天氣，可以見到美麗的桃花盛放，聽到悅耳的倉庚鳥歌唱。一旦有不測風雲，也不一定下雪而會下雨。到了春分節前後，晝和夜一樣長，年年見到的老朋友——燕子，也從南方回來了。燕子回來的那天，皇帝還得親自到廟裡進香。在冬天銷聲絕跡的雷電也重新振作起來；匿伏在土中、屋角的昆蟲，也甦醒過來，向戶外跑的跑、飛的飛地出來了。這時候，農民應該忙碌起來，把農具和房子修理好，國家不能多派差事給農民，免得妨礙農田的耕作。」 (23) 這是2000多年以前，黃河流域初春時物候的概述。 我們從這些材料可以知道，古代之所以積累物候知識，一方面是為了維護奴隸主和封建主的統治，但主要是為了指揮奴隸或農奴勞動。如《淮南子·主術》篇所講的：「聽見蛤蟆叫，看見燕子來，就要農奴去修路。等秋天葉落時要去伐木。」 (24) 或許有人要問：自從十六七世紀溫度表、氣壓表發明以後，氣溫、氣壓可以憑科學儀器來測量；再加以十八九世紀以後，各種氣象儀器的逐步改進，直到近來，雷達和火箭、人造地球衛星在氣象觀測上的廣泛應用，氣候學已有迅速的進步。但是，物候學直到如今還是靠人的兩目所能見到和兩耳所能聽到的作記載，這還能起什麼作用呢！ 我們要知道，物候這門知識，是為農業生產服務而產生的，在今天對於農業生產還有很大作用。它依據的是比儀器複雜得多的生物。各項氣象儀器雖能比較精密地測量當時的氣候要素，但對於季節的遲早尚無法直接表示出來。舉例來說：1962年春季，華北地區的氣候比較寒冷，但是五一節那天早晨，北京的溫度記錄卻比前一年和前兩年同一天早晨的溫度高兩三攝氏度之多。因此，不拿一個時期之內的溫度記錄來分析，就說明不了問題。如果從物候來看，就容易看出來。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樹、紫丁香和五一節前後開花的洋槐的花期都延遲了，比1961年遲了10天左右，比1960年遲五六天。我們只要知道物候，就會知道這年北京農業季節是推遲了，農事也就應該相應地推遲。可是1962年北京地區部分農村，在春初種花生等作物時，仍舊照前兩年的日期進行，結果受了低溫的損害。若能注意當年物候延遲的情況，預先布置，就不會遭受損失了。 另外，把過去一個時期內各天的平均溫度加起來，成為一季度或一個月的積溫，也可以比較各年季節冷暖之差，但是還看不出究竟溫度要積到多少度才對植物發生某種影響，才適合播種。如不經過農事實驗，這類積溫數字對指導農業生產，意義還是不大。物候的數據是從活的生物身上得來的，用來指導農事活動就很直接，而且方法簡單，農民很易接受。物候對於農業的重要性就在於此。 由北京每年春初北海冰融時期的遲早，可以斷定那一年四五月間各類植物如桃、杏、紫丁香、洋槐開花的遲早。換言之，即北海冰融早，則春末夏初各類花也開得早；北海冰融遲，則各類花卉開放也延遲。農時的遲早，是隨植物開花結果時期而定的。因此，從北京春初北海冰融的遲早，就可以斷定那年北京農時的遲早，其他地區也可類推。 中國古代的物候知識 (25) 物候之名稱，來源甚早。《左傳》中即有每逢二至二分等節日，必須記下雲物的記載的說法。唐代中葉詩人元稹在湖北玉泉道中所作詩有句云：「楚俗物候晚，孟冬始有霜。」 (26) 古人把見霜、下雪、結冰、打雷等統稱為物候。物候學與氣候學雖可稱為姊妹學科，但物候的觀測要比氣候早得多。在16、17世紀溫度表與氣壓表發明以前，世人不知有所謂「大氣」，所以無所謂「氣候」。中國古代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 我國古代物候知識起源於周、秦時代，目的是為了指揮奴隸適時從事農業生產。我國從春秋、戰國以來，一直重視農業活動的適時。《管子·匡乘馬》篇除說「使農夫寒耕暑耘」外，並具體指出：「冬至後六十天（即雨水節）向陽處土壤化凍；又十五天（即驚蟄）向陰處土壤化凍，完全化凍後就要種稷；春事要在二十五天之內完畢。」 (27) 《呂氏春秋》一書，雜有農家的話，《上農》等篇就是談農業的。它在《十二紀》各紀的篇首曾因襲《管子》，又匯集了勞動人民有關這方面的經驗，編為十二個月的物候。其後這些節氣和物候的知識，更被輾轉抄入《淮南子·時則訓》和《禮記·月令》等篇。 但是這種書本物候知識，還是要靠勞動人民的實踐，即從生產鬥爭中得來。華北一帶農民有一種口傳的「九九歌」：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冰上走，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七九河開，八九雁來，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這裡所謂不出手、冰上走、沿河看柳、河開、雁來，統是物候。就是從人的冷暖感覺、江河的冰凍、柳樹的發青、鴻雁的北飛，來定季節的節奏、寒暑的循環，而其最後目的是為了掌握農時，所以最後一句便是「耕牛遍地走」，這可稱「有的放矢」。從歌中「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幾句看來，這一歌謠不適用於淮河流域，也不適用於山西、河北，當是黃河中下游山東、河南地方的歌謠。九九是從冬至算起，所以是以陰曆為根據的，一定先有二至二分的知識才會有此歌謠，可見這歌謠也是在春秋、戰國時代或以後產生的。 到漢代鐵犁和牛耕的普遍應用，以及人口的增加，使農業有了顯著進步。二十四節氣每一節氣相差半個月，應用到農業上已覺相隔時間太長，不夠精密，所以有更細分的必要。《逸周書·時訓》就分一年為七十二候，每候五天。如說：「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等等。 物候知識最初是農民從實踐中得來，後來經過總結，附屬於國家曆法。但物候是隨地而異的現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現的時節可相差很遠。在周、秦、兩漢，國都在今西安地區及洛陽，南北東西相差不遠，應用在首都附近尚無困難；但如應用到長江以南或長城以北，就顯得格格不入。到南北朝，南朝首都在建康，即今南京；北朝初都平城，就是今日的大同，黃河下游的物候已不適用於這兩個地方。南朝的宋、齊、梁、陳等王朝都很短促，沒有改變月令；北魏所頒布的七十二候，據《魏書》所載，已與《逸周書》不同，在立春之初加入「雞始乳」一候，而把「東風解凍」、「蟄蟲始振」等候統推遲5天。但平城的緯度在西安、洛陽以北4度多，海拔又高出800米左右，所以物候相差，實際上決不止一候。 到了唐朝，首都又在長安；北宋都汴梁，即今開封，此時首都又與秦、漢的舊地相近。所以，唐、宋史書所載七十二候，又和《逸周書》所載大致相同。 (28) 元、明、清三朝雖都北京，緯度要比長安和開封、洛陽靠北5度之多，雖然這時候「二十四番花信風」早已流行於世，但這幾代史書所載七十二候和一般時憲書所載的物候，統是因襲古志，依樣畫葫蘆。不但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驚蟄之日「桃始華」、春分之日「玄鳥至」等物候，事實上已與北京的物候不相符合，未加改正；即古代勞動人民以限於博物知識而錯認的物候，如「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雀入大水為蛤」等謬誤，也一概仍舊。這是無足為怪的，因為「九九歌」中的物候乃是老農田野里實踐得來，是生活鬥爭中獲得的一些知識，雖然粗略些，生物學知識欠缺些，但物候和季節還能對得起來。到後來，編月令成為士大夫的一種職業；明、清兩代，由於士大夫以作八股為升官發財的跳板，一般缺乏實際知識，真是菽麥不辨，所寫物候，統從故紙堆中得來，怪不得完全與事實不符。顧炎武早已指出，在周朝以前，勞動人民普遍地知道一點天文。「七月流火」是農民的詩，「三星在天」是婦女的話，「月離於畢」是戍卒所作，「龍尾伏辰」是兒童歌謠。後世的文人學士若問他們關於這方面知識，將茫然不知所對。 (29) 明、清時代，一般士大夫對天文固屬茫然，對物候也一樣的無知，這統是由於他們的書本知識脫離實踐所致。 南宋浙江金華地區的呂祖謙（1137—1181）做了物候實測工作。他所記有南宋淳熙七年和八年（1180—1181）兩年金華（婺州）實測記錄， (30) 載有臘梅、桃、李、梅、杏、紫荊、海棠、蘭、竹、豆蓼、芙蓉、蓮、菊、蜀葵、萱草等24種植物開花結果的物候和春鶯初到、秋蟲初鳴的時間，這是世界上最早憑實際觀測而得的物候記錄。世界別的國家沒有保存有15世紀以前實測的物候記錄。日本櫻花記錄始於唐，但只櫻花而已，不及其餘，而呂祖謙記錄的物候多到24種植物的開花結果和鳥、蟲的初鳴。同時人朱熹為呂祖謙物候書作跋說：「觀伯恭（呂祖謙號）病中日記其翻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 「二十四番花信風」，南宋程大昌的《演繁露》曾略提及。明楊慎《丹鉛錄》引梁元帝之說疑係依託；唯明初錢塘王逵的《蠡海集》所列最有條理。 (31) 後來焦竑的《焦氏筆乘》當即據此采入， (32) 敘述較為簡明。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應之： 小寒　一候梅花　二候山茶　三候水仙 大寒　一候瑞香　二候蘭花　三候山礬 立春　一候迎春　二候櫻桃　三候望春 雨水　一候菜花　二候杏花　三候李花 驚蟄　一候桃花　二候棠梨　三候薔薇 春分　一候海棠　二候梨花　三候木蘭 清明　一候桐花　二候麥花　三候柳花 穀雨　一候牡丹　二候荼縻　三候楝花 花信風的編制是我國南方士大夫有閒階級的一種遊戲作品，既不根據於實踐，也無科學價值的東西。 儘管如此，我國從兩漢以來一千七八百年間，勞動人民積累的物候知識，經好些學者如北魏賈思勰、明代徐光啟和李時珍等終身辛勞地採訪搜集、分析研究，還是得到發揚光大、傳之於後代。 歷代所頒曆法真正能照顧到農民所需要的物候，是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天曆」。它把一年分為12個月，以366天為一年，單月大31天，雙月小30天。以立春為元旦，驚蟄為2月1日，清明為3月1日，以此類推。除每日有干支、二十八宿名稱、時令而外，還記草木萌芽月令，把南京所觀測到的物候或草木萌芽亦列入。這歷稱為《萌芽月令》，將上一年南京所觀測到的物候結果附在下一年同月份日曆之後，以供農民耕種時作參考。如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1861）新曆每月之後就都附有庚申十年同月份的萌芽月令，如說「立春九紅梅開花，青梅出蕊」，「雨水二雷鳴下雨，和風，青梅開花」等等；此外天曆還傳播一些生產知識。 太平天國系農民革命，所以洪秀全關心民瘼，把中國曆法作了一個徹底的改革。原來計劃要有了40年的物候記錄便可平均起來作一個標準物候歷，頒布於天下，這是一件好事。可惜到1864年革命失敗，而天曆如曇花一現，到如今幾乎無人知道其事。 (33) 我國古代農書醫書中的物候 (34) 中國最早的古農書，現尚保存完整的，要算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其中不少地方引用了比這書更早500年的一部農書，即西漢《氾勝之書》。在古農書中，還有專講農時的書，如漢崔實的《四民月令》，元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等。《氾勝之書·耕作》篇劈頭就說：「凡耕之本，在於趣時。」換句話說，就是耕種的基本原則在於抓緊適當時間來耕耘播種。這時間如何能抓得不先不後呢？《氾勝之書》就用物候作為一個指標，如說：「杏花開始盛開時，就耕輕土、弱土。看見杏花落的時候再耕。」對於種冬小麥，書中說：「夏至後七十天就可以種冬麥，如種得太早，會遇到蟲害，而且會在冬季寒冷以前就拔節；種得太晚，會穗子小而籽粒少。」對於種大豆，書中說：「三月榆樹結莢的時候，遇著雨可以在高田上種大豆。」 (35) 賈思勰在他的《齊民要術》中總結的勞動人民關於物候的知識，比《氾勝之書》更為豐富，而且更有系統地把物候與農業生產結合起來。如卷一談種穀子時說道：「二月上旬，楊樹出葉生花的時候下種，是最好的時令；三月上旬到清明節，桃花剛開，是中等時令；四月上旬趕上棗樹出葉，桑樹落花，是最遲時令了。」並指出：「順隨天時，估量地利，可以少用些人力，多得到些成果。要是只憑主觀，違反自然法則，便會白費勞力，沒有收穫。」 (36) 賈思勰已經知道各地的物候不同，南北有差異，東西也有分別。他指出一個地方能種的作物，移到另外一個區域，成熟遲早、根實大小就會改變。在《齊民要術》卷三《蕪菁》和《種蒜》條下說：「在并州沒有大蒜種，要向河南的朝歌取種，種了一年以後又成了百子蒜。在河南種蕪菁，從七月處暑節到八月白露節都可以種……但山西并州八月才長得成。在并州蕪菁根都有碗口大，就是從旁的州取種子來種也會變大。」又說：「并州產的豌豆，種到井陘以東；山東的穀子，種到山西壺關、上黨；便都徒長而不結實。」在書中，賈思勰從物候的角度尖銳地提出了問題，要求解釋。但是這類的問題如為什麼北方的馬鈴薯種到南方會變小退化？關東的亞麻和甜菜移植到川北阿壩州，雖長得很好但不結籽等等，還是植物生態學上和生理學上尚待研究的問題。 《齊民要術》的另一重要地方，是破除迷信。《氾勝之書》雖然依據物候來定播種時間，但信了陰陽家之言，訂出了若干忌諱。例如播種小豆忌卯日，種稻麻忌辰日，種禾忌丙日等等。這種忌諱一直流傳下來，直到元代王禎 (37) 《農書》中，仍有「麥生於亥，壯於卯……」等錯誤的說法。《齊民要術》指出這種忌諱不可相信，強調了農業生產上的及時和做好保墒。 (38) 在一千四五百年前，能夠堅持唯物觀點，如賈思勰這樣是不容易的。 從北魏到明末1000年間，我國雖出版了不少重要農業書籍，如元代暢師文、苗好謙等撰的《農桑輯要》，王禎撰的《農書》等，但在物候方面，除掉隨著疆域擴大、得了許多物候知識外，少有傑出的貢獻。到了明朝末年，徐光啟從利瑪竇、熊三拔等外國教士學得了不少西洋的天文、數學、水利、測量的知識，知道了地球是球形的，在地球上有寒帶、溫帶、熱帶之分等等。這些新知識更加強了他的「人定勝天」的觀念。他批評了王禎《農書·地利》篇的環境決定論，在《農政全書·農本》一章中說：「凡一處地方所沒有的作物，總是原來本無此物，或原有之而偶然絕滅。若果然能夠盡力栽培，幾乎沒有不可生長的作物。即使不適宜，也是寒暖相違，受天氣的限制，和地利無關。好像荔枝、龍眼不能逾嶺，橘、柚、柑、橙不能過淮一樣。王禎《農書》中載有二十八宿周天經度，這沒有多大意義。不如寫明緯度的高低，以明季節的寒暖，辨農時的遲早。」 (39) 徐光啟積極地提倡引種馴化。在《農政全書》卷二十五，他讚揚了明邱浚主張的南方和北方各種穀類並種，可令昔無而今有的說法。萬曆年間，甘薯從拉丁美洲經南洋移植到中國還不久，他主張在黃河流域大量推廣。有人問他：「甘薯是南方天熱地方的作物，若移到京師附近以及邊塞諸地，可以種得活嗎？」他毅然回答說：「可以。」他說：「人力所至，亦或可以回天。」也就是說，他認識到人力可以馴化作物。到如今，河北、山東各省普遍種植甘薯，不能不說徐光啟有先見之明。 《農政全書》卷四十四講到如何消滅蝗蟲，也是很精彩的。他應用了統計方法，整理歷史事實，指出蝗蟲多發生在湖水漲落幅度很大的地方，蝗災多在每年農曆的五、六、七三個月。這樣以統計法指出了蝗蟲生活史上的時地關係，便使治蝗工作易於著手。最後他總結了治蝗經驗，指出事前掘取蝗卵的重要，他說：「只要看見土脈隆起，即便報官，集群撲滅。」這可以說是用統計物候學的方法指導撲滅蝗蟲。 (40) 李時珍比徐光啟早出生44年，他是湖北蘄州人。他所著的書《本草綱目》，於1596年在南京出版。相隔不到12年，便流傳到日本；不到100年，便被譯成日文；後更傳播到歐洲，被譯成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 (41) 這部書之所以被世界學者所珍視，是因為書中包含了極豐富的藥物學和植物學的材料。單從物候學的角度來看，這部書也是可寶貴的。例如卷十五記載「艾」這一條時說：「此草多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叢。其莖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葉四布，狀如蒿，分為五尖椏，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間出穗，如車前、穗細。花結實，累累盈枝，中有細子，霜後枯。皆以五月五日連莖刈取。」這樣的敘述，即在今日，也不失為植物分類學的好典型。《本草綱目》所載近2000種藥物，其中關於植物的物候材料是極為豐富的。又如卷四十八和四十九談到我國的鳥類，其中對於候鳥布穀、杜鵑的地域分布、鳴聲、音節和出現時期，解釋得很清楚明白，即今日鳥類學專家閱之，也可收到益處。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三四百年以前的古人，能將兩三千年中經、史、子、集裡所有的關於物候學上錯誤的知識和概念，一下子能全盤改正過來。《本草綱目》中對「腐草化為螢，田鼠化為 」等荒謬傳說，全是人云亦云地抄下來，沒有加以駁斥，這是限於時代，不足為怪的。在歐洲，直至18世紀，瑞典著名植物學家也即近代物候學的創始人林內，尚相信燕子到秋天沉入江河，在水下過冬的。 物候的南北差異 (42) 物候南方與北方不同。我國疆域遼闊，在唐、宋時代，南北緯度亦相差30餘度，物候的差異自然很分明。往來於黃河、長江流域的詩人已可辨別這點差異，至於放逐到南嶺以南的柳宗元（子厚）、蘇軾，他們的詩中更反映出嶺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不同了。 秦嶺在地理上是黃河、長江流域的分水嶺，在氣候上是溫帶和亞熱帶的分界，許多亞熱帶植物如竹子、茶葉、杉木、柑橘等等統只能在秦嶺以南生長，間有例外，只限於一些受到適當地形的庇護而有良好小氣候的地方。白居易於唐元和十年（815）從長安初到江西，作有《潯陽三題》詩並有序云：「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東林寺有白蓮花，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夫物以多為賤，故南方人不貴重之……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其中《湓浦竹》詩云：「潯陽十月天，天氣仍溫燠，有霜不殺草，有風不落木……吾聞汾晉間，竹少重如玉。」 (43) 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驚異。 清代中葉詩人龔自珍（1792—1841）曾說：「渡黃河而南，天異色，地異氣，民異情。」所以他詩中有句云：「黃河女直徙南東，我道神功勝禹功。安用遇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龔自珍不但說南北物候不同，而且民情也不同。 (44) 蘇軾生長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慣竹子的，而且熱愛竹子。青年時代進士及第後不久，於宋嘉祐七年（1062）到京北路（今陝西省）鳳翔為通判，曾親至寶雞（今寶雞市）、盩厔（今周至縣）、虢（舊虢鎮，今寶雞縣）、郿（今眉縣）四縣，在寶雞去四川路上詠《石鼻城》詩中有「……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修竹水潺潺」， (45) 竹子確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個標誌。 秦嶺是我國亞熱帶的北界，南嶺則可說是我國亞熱帶的南界，南嶺以南便可稱為熱帶了。熱帶的特徵是：「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換言之，在熱帶里，乾季和雨季的分別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別更為突出。而五嶺以南即有此種景象，可於唐、宋詩人的吟詠中得之。柳宗元的《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詩：「宦情羈思共淒淒，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 (46) 意思就是二月里正應該是中原桃李爭春的時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綠喬木榕樹卻於此時落葉最多，使人迷惑這是春天還是秋天？蘇軾在惠州時，有《食荔枝二首》記惠州的物候：「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 (47) 又在《江月五首》詩的引言裡說：「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 (48) 按溫帶植物如菊花、桂花在廣州終年可開；但是即使在熱帶，原處地方植物的開花結果，仍然是有節奏的。蘇軾在儋耳有詩云：「記取城南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開。」 (49) 相傳陰曆三月三日為上巳節。如今海南島儋耳地方的物候未見記錄，可能還是如此。1962年春分前一周，作者之一由廣州經京廣路到北京，那時廣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謝，而柳葉卻未抽青。但在韶關、郴州一帶，正值桃紅柳綠之時。可知五嶺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長江流域先後相差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時期，在我國各地也先後不一。這在唐、宋詩人的吟詠中，早已有記載。柳宗元詩：「梅熟迎時雨，蒼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農曆三月。杜甫《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即成都（唐時曾作為「南京」）梅雨是在農曆四月。 (50) 蘇軾《舶棹風》詩：「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棹風。」 (51) 蘇軾作此詩時在浙江湖州一帶，三時是夏至節後的15天，即江浙一帶梅雨是在農曆5月。現在我們知道，我國梅雨在春夏之交，確從南方漸漸地推進到長江流域。 (52) 前面講過，我國的物候南方與北方不同。從世界範圍來說，也一定是這樣。所以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如以物候的南北差異而論，應用到歐洲便須有若干修正。據英國氣象學會的長期觀測，從最北蘇格蘭的阿貝丁到南英格蘭的布里斯特耳，南北相距640公里，即6個緯度弱，11種花卉的開花期，南北遲早平均相差21天，即每一緯度相差3.7天。而且各種物候並不一致，如7月開花的桔梗，南北相差10天；而10月開花的常春藤，則相差至28天。 (53) 至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格曾海曼地方，緯度在義大利巴圖亞之北4度6分；兩地開花日期，春季只差8天，但夏季要差16天。換言之，即春季每一緯度相差不到2天，而夏季每一緯度可差4天。歐洲西北部的挪威，則每一緯度的差異，南北花期在4月要差4.3天，5月減至2.3天，6月又減至1.5天，到7月只差0.5天。由此可知南北花期，不但因地而異，而且因時季、月份而異，不能機械地應用霍普金斯的定律。即使在美洲，霍普金斯定律應用到預報農時或引種馴化，也都須經過一系列等候線圖的更正。 我國地處世界最大陸地亞洲的東部，大陸性氣候極顯著，冬冷夏熱，氣候變遷劇烈。在冬季，南北溫度相差懸殊；但到夏季，則又相差無幾。如初春3月份平均溫度，廣州要比哈爾濱高出22攝氏度；但到盛夏7月，則兩地平均溫度只差4攝氏度而已。加之我國地形複雜，丘陵、山地多於平原，更使物候差異各處不同。在我國東南部，等候線幾與緯度相平行，從廣東沿海直至北緯26度的福州、贛州一帶，南北相距5個緯度，物候相差50天之多，即每一個緯度相差竟達10天。在此區以北，情形比較複雜。 北京、南京緯度相差7度強，在三四月間，桃李始花，先後相差19天；但到四五月間，柳絮飛、洋槐盛花時，南北物候相差只有9天或10天。主要原因就由於我國冬季南北溫度相差很大，而夏季則相差很小。3月，南京平均溫度尚比北京高3.6攝氏度，到4月則兩地平均溫度只差0.7攝氏度，5月則兩地溫度幾乎相等。在長江、黃河大平原上，物候差異尚且不能簡單地按緯度計算出來，至於丘陵、山嶽地帶，物候的差異自必更為複雜。 物候的古今差異 (54) 物候古代與今日不同。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引杜甫上述《梅雨》詩，並提出一個疑問說：「今（南宋）成都未嘗有梅雨，只是秋半連陰，空氣蒸溽，好像江浙一帶五月間的梅雨，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卷五又引蘇轍詩：「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陸游解釋說：「依詩則眉之彭山已無荔枝，何況成都？」但唐詩人張籍卻說成都有荔枝，他所作《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陸游以為張籍沒有到過成都，他的詩是閉門造車，是杜撰的，以成都平原無山為證。但是與張籍同時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時作了不少荔枝詩，以緯度論，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不能因為南宋時成都無荔枝，便斷定唐朝成都也沒有荔枝。疑當時有此傳聞，張籍才據以入詩的。 杜甫的《杜鵑》詩說：「東川無杜鵑。」在抗日戰爭時期到過重慶的人都知道，每逢陽曆四五月間，杜鵑夜啼，其聲悲切，使人終夜不得安眠。但我們不能便下斷語說，「東川無杜鵑」是杜撰的。物候昔無而今有，在植物尚且有之，何況杜鵑是飛禽，其分布範圍是可以隨時間而改變的。譬如以小麥而論，唐劉恂撰的《嶺表錄異》里曾經說：「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 (55) 但700年以後，清屈大均撰《廣東新語》的時候，小麥在雷州半島也已大量繁殖了。 (56) 自然，我們不能太天真地以為唐、宋詩人沒有杜撰的詩句。我們利用唐、宋人的詩句來研究古代物候，自然要批判地使用。看來可能的錯誤，系來自下列幾方面： （1）詩人對古代遺留下來的錯誤觀念，不加選擇地予以沿用，如以楊柳飛絮為楊花或柳花。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別》詩說：「白門柳花滿（一作酒）店香」； (57)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詩說：「楊花落盡子規啼。」 (58) 實際所謂絮是果實成熟後裂開，種子帶有一簇雪白的長毛，隨風飛揚上下，落地後可集成一團。 （2）盲從古書中的傳說。唐朝詩人錢起《贈闕下裴舍人》詩：「二月黃鶯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黃鶯是候鳥，要到農曆四月才能到黃河流域中下游。唐代的二月，長安不會有黃鶯。《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錢起以誤傳誤地用於詩中。 （3）詩人為了詩句的方便，不求數據的精密。如白居易的《潮》詩：「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 (59) 顧炎武批評他說：「月大有潮五十八回，月小五十六回，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知潮候。」 (60) 實則白居易未必不知潮信，但為字句方便起見，所以說六十回。 （4）也有詩人全憑主觀的想法，完全不顧客觀事實的。如宋和尚參寥子有《詠荷花》詩：「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有人指出：「杭州到五月荷花尚未盛開，要六月才盛開，不應說無數滿汀洲。」給參寥子辯護者卻說：「但取句美，『六月臨平山下路』，便不是好詩了。」 (61) （5）也有原來並不錯的詩句，被後人改錯的。如王之渙《涼州詞》：「黃沙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62) 這是很合乎涼州以西玉門關一帶春天情況的。和王之渙同時而齊名的詩人王昌齡，有一首《從軍行》詩：「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也是把玉門關和黃沙聯繫起來。同時代的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五言詩：「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在唐朝開元時代的詩人，對於安西玉門關一帶情形比較熟悉，他們知道玉門關一帶到春天幾乎每天到日中要颳風起黃沙，直衝雲霄的。但後來不知在何時，王之渙《涼州詞》第一句便被改成「黃河遠上白雲間」。到如今，書店流行的唐詩選本，統沿用改過的句子。實際黃河和涼州及玉門關談不上有什麼關係，這樣一改，便使這句詩與河西走廊的地理和物候兩不對頭。 從上面所講，可以知道，我國古代物候知識最初是勞動人民從生產活動中得來，愛好大自然和關心民生疾苦的詩人學者，再把這種自然現象、自然性質、自然規律引入詩歌文章。我國文化遺產異常豐富，若把前人的詩歌、遊記、日記中物候材料整理出來，不僅可以「發潛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學材料的寶庫。 霍普金斯的物候定律，只談到物候的緯度差異、經度差異和高度差異，卻沒有談到古今差異。因為霍普金斯是美國人。美國的建國歷史到如今僅200餘年（美國1776年才獨立），所以美國的氣候記錄還談不到古今差別。但是，我國古代學者，如宋朝的陸游、元朝的金履祥、清初的劉獻廷卻統疑心古今物候是頗有不同的。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他所著的《氣象學》一章中，也已指出氣候、物候可以古今不同。同時從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期，在奧國氣象學家漢（J．Hann）的權威學說下，逐漸形成一種成見，以為歷史時期的氣候是很穩定的，是根本沒有變動的。一個地方只要積累了30至35年的記錄，其平均數便可算作該地方的標準，適用於任何歷史時代，而且也適用於將來。近二三十年來，由於世界氣候資料的大量積累，已證明這一觀點是錯誤的。20世紀初期，這種錯誤的氣候學觀念，也影響到物候學上。英國若干物候學家之所以組織全國物候網，就是企圖求得一個全國各地區的永久性的物候指標，可以應用於過去和將來，如我國《逸周書》所說的，年年是「驚蟄之日桃始華……」實際不是那麼簡單，我國歷史書上充滿了物候古今差異的證據。 但從歷史上的物候記錄，能否證明可以獲得永久性的物候指標呢？我們先從西洋最長久的實測物候記錄來考驗這個問題。上面已經談過，英國馬紹姆家族祖孫五代連續記錄諾爾福克地方的物候達190年之久，這長年記錄已在《英國皇家氣象學會季刊》上得到詳細的分析，並與該會各地所記錄的物候作了比較。著者馬加萊從7種喬木春初抽青的物候記錄得出如下的結論： （1）物候是有周期性波動的，其平均周期為12.2年。 （2）7種喬木抽青的遲早與年初各月（1—5月）的平均溫度關係最為密切，溫度高則抽青也早。 （3）物候遲早與太陽黑子周期有關，1848年至1909年間，黑子數多的年份為物候特早年。但從1917年起，黑子數多的年份反而為物候特遲年。 我們把近24年來北京的春季物候記錄與此作一比較，可以看出北京物候也有周期性起伏。物候時季最遲是在1956年至1957年和1969年，而1957年與1969年正為日中黑子最多年。好像太陽黑子最多年也是物候最遲年。但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物候和太陽黑子關係是不穩定的，其原因所在至今尚未研究清楚。 從英國馬紹姆家族所記錄的長期物候，我們也可將18世紀和20世紀物候的遲早作一比較。如以1741年至1750年10年平均和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平均，春初7種喬木抽青和始花的日期互相比較，則後者比前者早9天。換言之，20世紀的30年代比18世紀中葉，英國南部的春天要提前9天。馬加萊把18世紀中葉（1751—1785）35年和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1891—1925）35年的物候記錄相比，也得出結論說，很明顯，後一期的春天，要比前一期早得多。 (63) 世界最長的物候記錄，即日本的櫻花開花記錄，雖是單項記錄，而且有些世紀，100年當中只有幾次記錄，也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各世紀櫻花開花日期是很不穩定的，9世紀比12世紀平均要早13天之多。上文談到白居易（772—846）、張籍（768—830？）、蘇轍（1039—1112）、陸游（1125—1210）詩文中涉及蜀中荔枝的時候，推論到古今物候不同，推想唐時四川氣候可能比南、北宋為溫和。從日本京都櫻花開花記錄看來，11、12世紀櫻花花期平均要比9世紀遲一星期到兩星期，可知日本京都在唐時也較南、北宋時為溫暖，又足為古今物候和氣候不同的證據。又在日本京都櫻花開放的1100多年的記錄中，最早開花期出現於1246年的3月22日，而最遲開花期出現於1184年的5月15日，兩者相差幾乎達四個節氣，即最早在春分，而最遲在立夏以後。 物候不但南北不同，東西不同，高下不同，而且古今不同。即不但因地而異，也因時而異，事實不像霍普金斯定律那樣簡單。為了預告農時，必須就地觀測研究，做出本地區的物候歷。我國各地的播種季節和收穫時期，是經過勞動人民幾百年以至1000年以上與自然鬥爭才摸索到的，也就是依據當地的氣候和物候確定下來的，如要有所變更，必須經過精密的調查、實驗和全面的考慮。若貿然行事，便會遭受損失。 以農諺預告農時 (64) 古人把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季，主要是為了掌握農時。所以漢文「秋」字從「禾」旁，《說文》把秋字當作禾穀熟解釋。德文秋字和收穫同為一個字，英文秋字的意思即是落葉。可見人類區分季節的時候，就和農事有關。到後來，我國把一年劃分為二十四節氣，就更明顯地是為了掌握農時了。 我國各地區農民掌握農時有很多的經驗，有按節氣為準的，也有根據物候為準的。這些都反映在農諺中。按節氣耕種的農諺：如對於冬小麥播種，北京地區是「白露早，寒露遲，秋分種麥正當時」。華北南部是「秋分早，霜降遲，只有寒露正當時」。安徽、江蘇是「寒露蠶豆霜降麥」，到了浙江便成「立冬種麥正當時」。對於水稻、早稻的播種期，浙江是「清明下種，不用問爹娘」。上海是「清明到，把稻泡」。晚稻的播種期，湖北黃岡是「寒露不出頭，割田餵老牛」。對於棉花的播種期，北京地區說：「清明早，立夏遲，穀雨種棉正當時。」北方棉區（河北、陝西等省）說：「清明玉米穀雨花，穀子播種到立夏。」南方棉區說：「清明種花早，小滿種花遲，穀雨立夏正當時。」 根據動植物的物候為耕種指標的農諺：如對於冬小麥播種期，四川綿陽專區有「雁鵝過，趕快播，雁下地，就嫌遲」；「過了九月九（農曆），下種要跟菊花走」；「菊花開遍山，豆麥趕快點」。對於棉花的播種期，華北有「棗芽發，種棉花」。諸如此類的農諺很多，不再列舉。可是節氣是每年在某一固定日期不變的，而物候現象是各年的天氣氣候條件的反映，所以，按物候掌握農時是比較合理的。 ———————————————————— (1) 本文選自《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該文原載於《思想與時代》1944年第34期，收入《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時，據作者生前親筆改本。收入本書時，從改本，題目為編者所加。 (2) 本文選自《論新月令》，原系1931年5月9日在氣象研究所討論會上演講稿，後刊載於《中國氣象學會會刊》1931年第6期。 (3)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雨水條下；又《觀象叢報》第一卷《曉窗隨筆》第8頁。 (4) 本文選自《論新月令》，原載於《中國氣象學會會刊》1931年第6期。 (5) 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十三，《月令考》第17—29頁，嘉慶王申琳琅仙館版。 (6) 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六。 (7) 見陳留、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8)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卷六，按蜀中現時亦秋雨多而春雨少，與長江下游不同，而與放翁所云乃適合。 (9) 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十三，「月令孟春之蟄蟲始振」句注下。 (10) 全望祖《劉繼莊傳》，見《廣陽雜記》後……商務印書館。 (11) 本文選自《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見《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 (12) 薛萊格對於畢為雨兆、箕為風兆之解釋，見《星辰考源》第164頁及368頁。 (13) 本文原載於《人民日報》1963年10月30日，文中所敘述的主導思想，作者於《科學》1922年第7卷第6期上有一篇詳細文章（《改良陽曆之商榷》）可以參閱——編者。 (14) 本文選自《東南季風與中國雨量》，刊載於《中國現代科學論著叢刊》—氣象學（1919—1949），科學出版社1954年版。 (15) 本文選自《氣候與人生及其他生物之關係》，《廣播教育》1936年創刊號。 (16) 本文選自《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17) 《詩經·豳風·七月》第四章：「四月秀葽，五月鳴蜩。」 (18) 《詩經·豳風·七月》第六章：「八月剝棗，十月獲稻。」 (19) 《左傳》僖公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台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20) 《左傳》昭公十七年：「玄鳥氏司分者也。」註：「玄鳥燕也。」疏：「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 (21) 《禮記正義·月令》孔穎達疏：「按鄭目錄雲……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者抄合之。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 (22) 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遹撰《管子集校》第105頁，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23)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24) 《淮南子·主術》：「蛤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昴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 (25) 本文選自《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26) 見《元氏長慶集》卷七。 (27) 《管子·匡乘馬》篇：「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五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藝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28) 秦嘉謨編《月令粹編》卷二十三，《月令考》1812年出版。 (29)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天文》條，按「七月流火」見《詩經·豳風·七月》；「三星在天」見《詩·唐·綢繆》；「月離於畢」見《詩·小雅·魚藻之什·漸漸之石》；「龍尾伏辰」見《左傳》僖公五年。 (30) 呂祖謙《庚子·辛丑日記》載《東萊呂太史文集》卷十五，「續金華叢書」本。 (31) 參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六《蠡海集》，存目五《焦氏筆乘》。 (32) 《焦氏筆乘》「粵雅堂叢書」本，卷三頁八，「花信風」條。 (33) 影印《太平天國印書》第十七冊，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又見蕭一山輯《太平天國叢書》第一輯第三冊，1933年出版。 (34) 本文選自《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科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 (35) 參考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初稿）第5頁、第19頁和第23頁，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36) 參考石聲漢《齊民要術今釋》第一分冊第57頁，1957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37) 清雍正帝時，因避雍正「胤禎」的名字把王禎改為王楨。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習慣，現仍用其原名。 (38) 李長年《齊民要術研究》第92頁，1959年農業出版社出版。 (39) 石聲漢《徐光啟和農政全書》，北京《光明日報》1962年4月16日。 (40) 燕羽《徐光啟和農政全書》，載《明清史論叢刊》第273頁，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41) 陳邦賢《李時珍》，載《中國古代科學家》第166頁，1959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42) 本文選自《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有刪節。 (43) 《白氏長慶集》卷一，四部叢刊影印宋本。 (44) 《龔自珍全集》第521頁，1959年中華書局出版。 (45) 《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一，「萬有文庫」本。 (46) 《柳河東集》卷四十二，「國學基本叢書」本。 (47) 《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五。 (48) 《蘇東坡全集後集》卷五。 (49) 《蘇東坡全集後集》卷六，詩作於哲宗元符元年（1098）。 (50) 仇兆鰲注《杜少陵集詳註》卷九。 (51) 見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十一引蘇軾詩，中華書局版。蘇集通行本「三時」誤作「三旬」。詳可參考竺可楨《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中國近代科學論著叢刊·氣象學》科學出版社出版）第六節的論證。 (52) 參閱徐淑英、高由禧《中國季風的進退及其日期的確定》，1962年3月《地理學報》第28卷第1期第1—18頁。 (53)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季刊》第86卷，1960年1月份。 (54) 本文選自《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有刪節。 (55) 胡錫文主編《中國農學遺產選集》，甲類第二種《麥》上編第65頁，1958年農業出版社出版。 (56) 《中國農學遺產選集》，甲類第二種《麥》上編第155頁。 (57) 《李太白集》卷十二、卷十三，重刊宋本。 (58) 《李太白集》卷十二、卷十三，重刊宋本。 (59) 《白香山集》卷五十三，「萬有文庫」本。 (60)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十一，「潮信」條。 (61)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 (62) 廖仲安《關於王之渙及其涼州詞》，北京《光明日報》1961年12月31日。 (63)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季刊》第52卷第50頁，1926年1月份。 (64) 本文選自《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