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與人文 · 二　古今氣候變遷考

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 (1) 氣候之要素，厥推雨量與溫度。但茲二者，我國歷史上均無統計之可言，則欲研究氣候之更變與否，實為極困難之問題。但雨旱災荒，嚴寒酷暑，屢見史籍，此等現象與雨量、溫度有密切之關係。雖不能如溫度表、量雨計之精確，要亦足以知一代旱潦溫寒之一斑也。 欲為歷代各省雨災、旱災詳盡之統計，則必搜集各省、各縣之志書，羅致各種通史與斷代史，將各書中雨災、旱災之記述一一表而出之而後可。但欲依此計劃進行，則為事浩繁。茲為求簡捷起見，明代以前，根據《圖書集成》， (2) 清代根據《九朝東華錄》，上自成湯十有八祀（1766），下迄光緒二十六年（1900），依民國行省區域，將上述二書所載雨災、旱災次數分列為表（表略）。其間唯《咸豐東華錄》因一時不能羅致，故此11年間雨災、旱災次數暫付缺如。 凡為良好之統計，必須有精確之數目。我國歷史上旱災與雨災報告之是否可靠，實成問題。如農夫欲邀蠲免，則不妨報豐為歉。如海內兵連禍結，則雖有災異，人亦遑恤。即認大多數之報告為事實，欲明氣候之是否變遷，亦尚有困難之點，試分述之： （1）災害之程度不同 史籍所載，或則僅書大雨、大旱，為時甚暫；或則時亘數月，甚至餓殍載途、家人相食，二者不能並為一談。 （2）區域大小之不同 旱災或則赤地千里，或則僅限於一州一郡。雨災或則泛濫全國，或則山洪暴雨影響僅及數縣，此其不可相提並列也明矣，若視同一律，則失輕重之分。 （3）各省人口多寡、交通便利之不同 凡交通便利、人口較多之處，略有潦旱，即登奏牘。若荒郊僻地、人口稀少之處，則非大旱大水，不以上聞。是故歷代建都之省，其雨災與旱災之次數，均遠較他省為多，在東漢以河南為最，唐代以陝西為最，南宋以浙江為最是也。至明、清兩代始破此例。蓋以長江下游諸省，為賦稅糧食之所自出，故國家之垂注，亦不亞於首都所在之直隸也。 （4）各朝記載詳略之不同 歷史上各種事實，大抵年代愈久遠，則記載愈略。雨災、旱災之記錄，兩漢以前甚少，歷漢、晉、六朝至唐而漸多，至明、清兩代而更多，故各代旱潦之數實難互相比較。 （5）水利興廢之不同 雨旱災荒，固多由於天時，但亦視水利之興廢如何。昔劉繼莊曾謂：我國西北，自兩漢以來之所以多旱潦者，由於劉、石雲擾，以迄金、元水利廢弛，由以致之云云。 (3) 且直、魯、蘇、豫諸省之水災，則又視乎黃河所取之道而定。自東漢明帝遣王景修汴堤，於是河復故道，由東北入海。自東漢迄唐，河不為患。自宋仁宗時，河決澶州，北流斷絕，河遂南徙。迨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始全入於淮，自此蘇皖多事。洎咸豐五年，河決銅瓦箱，復奪大清河入海，而直、魯兩省受禍又劇。 (4) 此等變遷，雖足以增減各省水災之數，而與雨量無甚關係。 以上五點，固足使雨災、旱災統計之比較，發生困難。但「二十四史」中所記之災害，苟非虛報，必有足述。至於災區大小之不同，則本篇所列諸表（表略），均以省為單位。如災區甚廣，則同一旱災或雨災，並見於諸省之下。若災區限於一省，則在表中僅見諸該省。如此則災區大小不同者，在表中亦自有別。（3）、（4）兩點，雨災與旱災應受同等之影響。如因首都所在之地，見聞較詳；或因年代較近、記錄較多，則雨災與旱災之數，應照同一比例增加。至於潦旱之多寡，固有賴於水利，但其重要原因，尚在天時。苟天氣亢旱，雖以今日工程智識之發達，亦不能施其技。反之，洪水泛濫，人力之補救，亦只限於一定程度之下。民國九年，北方雨量僅及平均50％，而直、魯、豫、晉、陝五省大旱。1922年夏季颱風屢至長江下游，而蘇省大水，此特最近之例耳。且水利興，溝洫通，固足以避免水災，但同時亦可以減少旱災之數。《圖書集成》中水災與雨災分列， (5) 凡水災之由於海嘯河決，而不直接由於霖雨者，則不列入雨災中。唯《東華錄》中，雨災與水災常並為一談。非引征各省志、各縣誌，不足以證明其為霖雨所成之水災，抑系江河決口之水災也。表中關於清代水災，均行列入，故各朝之旱災均多於雨災，而清代則不然，職是之故也。 由是觀之，水利之興廢，記錄之詳略，交通之便利與否，對於一代雨災與旱災之數目，應有同類之影響。苟在一時期內，一區域之旱災數驟增，而雨災數反形銳減，則若無充足之理由，足以證明其數目之不精確，即足為該地在該時期內雨量減少之證。反之，若一時期內之旱災數低減，而雨災數增加，則又足為該地雨量增加之徵也。 下列表1與表2（表略），以朝代為單位。因各朝時間修短不同，故除列各朝雨災、旱災之總數外，另闢一行，為每百年中旱災與雨災之數，使各代之數目可以互相比較。兩表中所可注意之點為：（1）除明、清兩代而外，凡首都所在之省份，其雨災與旱災之數均遠出他省之上。（2）時代愈近，則雨災與旱災愈多。（3）我國本部各省在清代除廣西而外，雨災均多於旱災。而明代則除雲南而外，旱災均多於雨災。以上三點其理由已於上節述及，茲不贅。（4）元代黃河流域六省，自直隸、山東以迄陝南、甘肅，其雨災與旱災，不特遠過南宋之數，且超出明代各省雨、旱災之數（山西之雨災除外），足為元代北方水利廢弛之證，而知劉繼莊之言為不誤也。（5）黃河流域下游四省，在南宋時水災均較北宋五代為少，而旱災則除河南（首都所在之省）外，均較五代、北宋為多。此殆足為南宋時黃河流域雨量減少之證，而與亨廷敦氏在新疆調查之結果相符合者也。 (6) 表3與表4（表略），以世紀為單位，以便與歐美之記錄相比較。自公元前8世紀起以至19世紀末葉，公元前雨災與旱災之記錄，為數甚少，且地點只限于山東、河南數省，似無價值之可言。公元以後，記錄漸多，其間可注意之點如下：第4世紀（300—400）旱災之數驟增，而雨災之數則驟減。當時旱災雖較3世紀與5世紀為多，而雨災則反較3世紀與5世紀為少。如謂西晉以來，中原淪陷，天下鼎沸，史家無暇顧及災異，則何以自晉成帝咸康二年（336）迄劉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的108年中，竟無一雨災之記錄，而旱災則達41次之多，豈非第4世紀時天氣有乾旱之趨勢乎？ 除第4世紀而外，雨災之特別少者為15世紀。在明代鼎盛之時，雨災之發見，史家似不應置若罔聞。而同時旱災之次數，則無同樣之減退。至16世紀，旱災之數為各世紀冠，而雨災之數則與13世紀不相上下。是殆足為明代雨災較少而旱災較多之證，而尤以長江流域為甚。 自來旱災之數，雖平均較雨災為多，然除4世紀而外，其相差懸殊，未有若15世紀長江流域之顯著者。然則亨廷敦氏謂新疆氣候在4世紀與15世紀驟然乾燥之說，證之以歷史上雨災、旱災之記錄，似甚可信也。 當南宋時，黃河流域雨災特少而旱災特多，已於上節述及。但12世紀時，旱災總數反較11世紀與13世紀為少，而水、旱則反較前後兩世紀增多，似當時雨量有增加之趨勢。南宋占12世紀之大部分，與前說不無矛盾。然我國幅員所包甚廣，南北各方之雨量未必同時增進或同時減退。苟為詳細之分析，則知南宋時代，黃河流域雨量雖減退，而長江流域之雨量則反見增加。何以言之？凡一時代雨災與旱災數目之比例之大小，足以知該時代雨量之增進或減退。今試以東晉迄明代各省雨災總數與旱災總數之比例為標準，而以列南宋時代各該省雨災與旱災之比例（即以各省水災之數為一以求旱災之比例），則知黃河流域各省除陝西而外，其比例均較標準為大，而長江流域則均較標準為小。 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雨量增減之不同，依近來測候所之統計，而知時所常有。前印度氣象局局長沃克氏，曾搜集世界各處近百年來之雨量，而著為一文，題為《日中黑子與世界之雨量》。依沃克氏之研究，則謂世界各處雨量，可分為兩類：或則依日中黑子之數增加而增進，或則因黑子之數增加而雨量反形減少。如朝鮮、南滿及黃河下游屬於第二類，而長江下游則屬於第一類。 日中黑子之記載，世界各國中以我國為最早。依「二十四史」中各代所記有黑子之年數，列為表如下： (7) 我國歷史上各代紀有日中黑子年數表 第4世紀 17 第5世紀 2 第6世紀 7 第7世紀 0 第8世紀 0 第9世紀 8 第10世紀 1 第11世紀 3 第12世紀 16 第13世紀 6 第14世紀 9 第15世紀 0 第16世紀 2 據上表以觀，則知南宋一朝，日中黑子之多，為晉代迄明之所未有。近代科學家，對日中黑子最有研究之沃爾夫（Wolfer）氏，亦承認12世紀為歷史上日中黑子發現最多之時期。若參以沃克氏雨量與黑子關係之說，益足以知南宋長江流域雨量增加，而黃河流域雨量減少之說為不誤也。 日中黑子之性質如何，現時科學家尚聚訟紛紜，而無定論。但經美國天文學家紐科姆（Newcomb）及德國地學家柯本二氏之研究，日中黑子之多寡，與地球上溫度有密切之關係，已成科學家之定論。凡日中黑子多，則地面溫度低降；黑子少，則地面溫度增高。苟南宋時代，日中黑子特別增多，則當時溫度似應特別低減，試以征諸我國歷史上之記載。 我國歷史上雖無溫度之記載，但降霜飛雪之遲早，草木開花結果之時期，在皆足以見氣候之溫寒。昔劉繼莊嘗就南北諸方，以桃李開花之先後，考其氣候，以覘天地相應之變遷，惜也其書不傳。但以桃李開花為標準，不若以初霜初雪或終霜終雪為標準之精確。因同一地點，一歲中桃李開花時間之先後，常可以有旬日之差。而初霜初雪，實可以表示空氣溫度之達冰點也。 但欲為精確之比較，亦殊非易易。因必須知當時霜雪之日期與地點，然後始能作比較，而歷史上於二者往往略而不詳也。南宋建都武林，於杭州之霜雪所記特詳，且均有年月甲子。計自高宗紹興元年（1131）起，訖理宗景定五年（1264）止，133年間，在宋史共有40次春雪之記載，其日期可以確定。為與近代春雪日期比較起見，將陰曆甲子依南京教士黃君所著《中西紀年合表》 (8) 改為陽曆月日，則知在南宋時，杭州入春降雪時期，較現時晚而且久也。 凡氣候愈冷，則春季最後降雪期亦愈晚。依近來之調查，則知春季平均終雪日期，在長春為陽曆4月20日，奉天（今瀋陽）為4月9日，天津為3月23日，至閩、粵諸省，則雖在嚴冬，亦不常見雪。自前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至1914年，10年間，杭州平均終雪日期為2月23日。而此10年中，最晚終雪日期則為3月15日。但依南宋時之記載，京師40次春雪中，其日期在2月23日以後者有37次，而超過3月15日者亦有21次之多。苟將當時記錄分每10年為一組，將130年分為十三組，則除兩組而外，其最晚終雪期均在3月15日以後。各組之平均，則為4月1日，與南京最晚終雪期不相上下（與杭垣同時期10年間南京最後終雪期為4月3日）。如謂光緒末年至民國初元，天氣溫和或降雪特少，則試取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二十八年間上海之記載，而知此30年間上海最晚終雪，亦僅為4月4日。 (9) 若僅僅一二次之記錄，固不足憑。但南宋先後共有40次之記錄，而日期均若是其晚，則必非偶然，殆當時春初之溫度較現時為低。至於相差若干，雖不能確定，但依其最晚終雪日期，因以與南京、上海之溫度相較，則可推知約低1攝氏度之譜。 最晚終雪之延遲，不特可以證明溫度之低，而且可以表示當時風暴之途徑。在長江流域一帶，冬春雪之多少，視乎風暴之途徑而定。如風暴由長江流域入海，則風來自北，溫度低而多雪；如風暴掠黃河流域以入海，則風來自南，溫度高而無雪。南宋時杭垣春季多雪，則風暴南行之徵也。依美國氣象學家顧爾謀（Kullmer）之研究，則知美國風暴之途徑，視日中黑子多寡而不同。日中黑子多，則風暴趨向美國南部（北緯30°左右）；黑子少，則風暴趨向北方（北緯40°左右）。南宋時代為日中黑子最盛之時，則風暴之趨向長江流域宜也。在同一地理狀況之下，風暴愈多，則雨量亦愈多。南渡而後，風暴若競由長江流域以入海，則長江流域必將因之以多雨而使長江流域之雨災增多也。 昔奧人布呂克納（Brückner）曾搜集歐洲歷史上關於冬季天氣嚴寒之記載及各代葡萄收穫之時期，自9世紀以迄18世紀列為一表，而斷定12、13兩世紀，歐洲溫度較低，而15世紀之溫度則較高。我國歷史上氣候之差異，與歐洲如出一轍。自12世紀至14世紀，冬季似較嚴寒；至15世紀，冬季之天氣似較溫和。是又足與南宋降雪之記錄，互相印證者也。 由是觀之，我國歷史上之記載，似足以證明東晉與明代中葉，旱災特別增多。南宋時代，黃河流域雖亢旱，而長江流域則時有風暴，雨雪豐盛。以溫度而論，南宋及元似較低，而明代中葉則較高，與日中黑子之數成一反比。此實與亨廷敦氏新疆氣候變遷之說相為表里，而知氣候之並非固定矣。 近來美國道格拉斯（Douglas）發明以松柏類年輪之厚薄，定往昔雨量之多寡。蓋在雨量不豐之處，松柏類年環之厚薄，與雨量之豐歉成正比例。歐美森林蔥鬱之處，蒼老之松柏，有壽逾四千載者。道氏數年來於德意志、挪威及美國西部各處，搜集古松，截而驗之，則歐美近2000年雨量之增減不難按圖索驥也。據道氏研究之結果，謂自公元4世紀以後，雨量驟減；至10世紀末，雨量稍有增進；然越50年而又減，以至12世紀末葉，至14世紀初期，雨量又復加增；但洎15世紀而又銳減，以迄16世紀初葉云云。是則歷史上氣候之變遷，固不僅限於我國一隅矣。 南宋時代我國氣候之揣測 (10) 研究歐西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者，頗不乏人，而首推布呂克納（Brückner）氏。依其調查之結果，則歐洲在12世紀初葉以迄14世紀初葉200年間，其天氣似較其餘各世紀為冷。公元12、13兩世紀適當我國南宋（1127—1279）及元代（1280—1367）初葉。我國與歐洲同處北溫帶，同在一大陸上（近世地理學家多認歐亞為一洲而非兩洲），則寒涼溫熱，不無連帶之關係。試以我國歷史上所記之事實證明之。 「二十四史」中，降雪記載之多，首推宋史，而尤以南宋為最多。計上自高宗紹興元年（1131），下迄理宗景定五年（1264），133年間，專關於首都杭州春間降雪之記載，共有40次之多。其間有2次僅記月而不記甲子，其餘均有甲子可按。 (11) 南宋時武林入春，往往降雪，為期之晚，勝於今日。依近時杭州測候所之調查，自1905—1914年10年間，杭州平均終雪期為陽曆2月23日，而最後終雪期為3月15日。 (12) 以此而例，南宋時代武林降雪之日期，則足以知南宋時代終雪之晚。試將1131年起至1260年止，130年分為十三組，每組10年。則其中除1241—1250年及1221—1230年兩組而外，其餘各組中降雪日期，均有晚於3月15日者。況《宋史》所載，未必為當時各年度之終雪日期乎。苟將各組中擇其記錄降雪之最晚日期而平均之，則得南宋時代每10年間最晚終雪期為4月1日。自公元1873—1902年30年間，上海最晚終雪期為4月4日；而1905—1914年10年間，南京最晚終雪期為4月2日， (13) 與南宋時代杭州每10年度中最晚終雪期不相上下。但依現時調查，上海與南京兩處平均溫度，均較杭州低約1℃。 (14) 由此可以知南宋時代杭州溫度之低於今日矣。 如謂宋史所載或多謬誤，地名之遺漏，風雪之虛報，在所不免。則試依布呂克納氏研究歐洲歷史上溫度高下之方法，搜集各世紀中冬季特別嚴寒之年數，以資比較。 大抵歷史上所記載各種事實，時代愈近則記述愈詳。我國歷史上大寒年數，至12世紀而驟增，歷13、14兩世紀，至15世紀而驟減。歐洲歷史所記載，亦復如此。二者不約而同，足以互相印證，南宋時代我國氣候寒冷，於此似又得一明證矣。 地球上所以有寒溫之差別，全視乎日光多寡而定，是以晝夜冬夏溫涼不同。欲求地球上氣候所以變遷之原因，不能不研究地球所受光熱之來源。20世紀初葉美國著名天文學家紐科姆（Simons Newcomb）證明地球上溫度之變遷，與日中黑子有密切之關係。嗣後研究此問題者接踵而起，而其間成績最佳者，當推德國之柯本（Kōppen）與英國之沃爾克（Walker）。依諸人研究之結果，則知日中黑子眾多，則地球上溫度低減；日中黑子稀少，則地球上溫度增高。科學家對於日中黑子之內容性質，雖尚無定論，而與地球上溫度有上述之關係，則已為一般所公認者也。 沃爾克氏曾搜集世界各國166所氣象檯曆年之溫度、雨量、氣壓，以與各年度日中黑子之數相比較，而得其相關係數。將北京、上海、香港三處氣候與日黑子相關係數摘錄列表，足知北京、上海、香港三處溫度之增減，雖不全視日中黑子數目之多寡為轉易，但關係極為密切。換言之，即日中黑子增多，則三處溫度均有低減之勢也。 關於歷史上日中黑子之記載，以我國為最早。在兩晉時代，業已見諸史籍。茲將自唐代迄明代史籍所載，各世紀均有日中黑子發現之年數，與大寒年數同列一表中（表略）而求得其相關係數如下，可以知日中黑子愈多，而大寒年數亦愈眾也。 我國歷史上大寒年數與日中黑子相關係數 ＝＋0.566±0.162 歐洲歷史上大寒年數與日中黑子相關係數 ＝＋0.364±0.196 12世紀時，日中黑子在歷史上發現之多，晉代以還，首屈一指。即13、14兩世紀，日中黑子發現之年數，亦復不弱。近世科學家既斷定日中黑子眾多，為地球上溫度降低之徵兆，則南宋時代氣候之寒冷不亦宜乎？ 綜上所述，則吾人可以南宋時代春季降雪時期之晚，大寒年數之多，及日中黑子之數，而斷定當時氣候必較現時及唐、明兩朝為冷。試更進一步研究當時終雪時期之晚與氣候所以寒冷之原因。我國東部天氣之晴陰溫寒，全視乎亞洲中部氣壓之高下及風暴所在之地點而定。凡在冬季，風暴均自西藏、蒙古或西伯利亞等地向東行，渡海而往日本。 (15) 如風暴自長江流域以南入海，則長江流域一帶多北風而時降雪。如風暴經黃河流域以入海，則長江流域多南風，或有陰雨，但不降雪。此所以東北風有「雪太公」之稱也。南宋時代，暮春常降雪，則風暴南行之徵候也。依美國氣象學家庫爾默（Kullmer）氏之研究，知日中黑子多，則美國風暴亦愈多。且風暴所行之路徑，亦視日中黑子數多寡而有不同。日中黑子多，則風暴趨向美國南部（北緯20°左右）；黑子少，則風暴趨向美國北部。我國風暴途徑與日中黑子之關係，雖尚乏研究，但在同一帶內，度其影響亦必類似。若然，則南宋時代既為歷史上日中黑子發現最盛之時期，則風暴固應頻仍，而南趨長江流域（北緯30°左右），此當時杭州之所以入春多雪也。 (16) 中國古籍上關於季風之記載 (17) 季風西文作Monsoon，源於阿拉伯字Mausim，意即季候也。我國古稱信風，此風在阿拉伯海及印度洋中流行最盛。中古時代，南亞海上貿易全為阿拉伯人所操縱，當時海洋船舶來往，唯風是賴，故阿拉伯商人於季風向背之季候，亦知之最稔。我國晉代高僧法顯，於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長安出發，經敦煌、鄯善赴天竺尋求戒律，越十五載，取道南海而歸。依日本安永重鐫沙門法顯自記游天竺事 (18) 稱：「法顯住此（摩梨帝國在恆河河口）二年，寫經及畫像，於是載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風，晝夜十四日，到師子國……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系一小舶，海行艱險，以備大舶毀壞。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值大風……如是九十許日，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舶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舶上安居，東北行趨廣州。」 由此可知當時季風對於航行之重要，法顯之所以居留耶婆提（即今爪哇）至五月之久者，非欲觀光上國，乃以風向不利於行耳。蓋法顯於陰曆十一月間抵耶婆提時值東北季風盛行南海，故必須待至翌年初夏，風轉西南或東南始克返棹耳。 降及宋元時代，雖大食、波斯與中國通商，往來頻繁，遠勝兩晉六朝，而南海商船來往之唯季風是賴，一如曩昔。宋周去非著《嶺外代答》 (19) 謂：「國家綏懷外夷，於泉廣二州，置提舉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難之欲赴訴者，必提舉司也。歲十月提舉司大設蕃商而遣之，其來也常在夏至之後……諸番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其次闍婆國，其次三佛齊國……諸蕃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大抵蕃舶風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風為禍不測。」十月遣之，以東北季風可資南返。夏至後始至，則以待東南季風也。 東南季風不特古代蕃舶藉以北來，而我國夏季雨澤甘霖之得以長驅直入而達黃河、長江流域，實亦利賴之也。在我國古籍所載東南季風之名稱不一，《風俗通》 (20) 謂：「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玉芝堂談薈》引《風土記》謂「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號黃雀風」。蘇東坡《舶棹風》詩：「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棹風。」其詩引中有云：「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舶棹風。是時海舶初回，此風自海上與舶俱至云爾。」蓋信風可兼指冬夏季風，而舶棹風則專指夏至後東南季風而言。 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 (21) 中國古代哲學家和文學家如沈括（1030—1094）、劉獻廷（1648—1695）對於中國歷史時期的氣候無常，早有懷疑。但他們拿不出很多實質性事實以資佐證，所以後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20世紀20年代，「五四」運動即反帝反封建運動之後，中國開始產生了一種新的革命精神，近代科學也受到推動和擴展，例如應用科學方法進行考古發掘，並根據發掘材料對古代歷史、地理、氣象等進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學者的注意，有人據此推斷在3000年前，黃河流域同今日長江流域一樣溫暖潮濕。近3000年來，中國氣候經歷了許多變動，但它同人類歷史社會的變化相比畢竟緩慢得多，有人不了解這一點，僅僅根據零星片斷的材料而誇大氣候變化的幅度和重要性，這是不對的。當時作者也曾根據雨量的變化去研究中國的氣候變化，由於雨量的變化往往受地域的影響，因此很難得出正確的結果。 20世紀初期，奧地利的漢恩（J．Hann）教授以為在人類歷史時期，世界氣候並無變動。這種唯心主義的論斷已被我國歷史記錄所否定，從下面的論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古氣候學這門學科好像到了20世紀60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學家的注意。在60年代，曾舉行過三次古氣候學的世界會議。在這幾次會議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關於地質時代的氣候，只有少數討論到歷史時代的氣候。無疑，這是由於在西方和東方國家中，在歷史時期缺乏天文學、氣象學和地球物理學現象的可靠記載。在這方面，只有我國的材料最豐富。在我國的許多古文獻中，有著颱風、洪水、旱災、冰凍等一系列自然災害的記載，以及太陽黑子、極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現象的記錄。1955年，《天文學報》發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18世紀以前的90個新星。這篇文章出版以後，極為世界上的天文學家所重視。1956年，中國科學院出版兩卷《中國地震資料年表》，包括公元前12世紀到1955年之間的1180次大地震。這一工作除了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以外，中外地震學家都非常歡迎這兩卷書。 在中國的歷史文件中，有豐富的過去的氣象學和物候學的記載。除歷代官方史書記載外，很多地區的地理志（方誌）以及個人日記和旅行報告都有記載，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論文，只能就手邊的材料進行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夠把近5000年來氣候變化的主要趨勢寫出一個簡單扼要的輪廓。 根據手邊材料的性質，近5000年的時間可分為四個時期：1．考古時期。大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100年，當時沒有文字記載（刻在甲骨上的例外）。2．物候時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當時有對於物候的文字記載，但無詳細的區域報告。3．方誌時期。從公元1400年到1900年，在我國大半地區有當地寫的而時加修改的方誌。4.儀器觀測時期。我國自1900年以來，開始有儀器觀測氣象記載，但局限於東部沿海區域。氣候因素的變遷極為複雜，必須選定一個因素作為指標。如雨量為氣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適合於做度量氣候變遷的指標。原因是在東亞季風區域內，雨量的變動常趨極端，非旱即澇；再則鄰近兩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溫度的變遷微小，雖1攝氏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節即能影響農作物的生長。而且冬季溫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亞高氣壓的控制，使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溫度升降比較統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溫度的升降作為我國氣候變動的唯一指標。 40或50年前，歐美大多數正統氣候學家相信，氣候在歷史時代是穩定的。根據當時奧地利的漢恩的意見，如果有一個地方做了30年的溫度記載或40年的降雨記載，我們就能給那個地方建立起一個標準。這個標準能夠代表歷史上過去和將來若干世紀的溫度和雨量。這種見解，已為世界近數十年來收集的氣象資料所否定。在我國，古代作家如《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農丹》的作者張標和《廣陽雜記》的作者劉獻廷，均懷疑歷史時代氣候的恆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氣候變異的事例，記載於上述書籍中。對於中國氣候的發展史，中國的文獻是一個寶庫，我們應當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對我國近5000年來的氣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導致下列初步結論：（1）在近5000年中的最初2000年，即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於現在2℃左右。1月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5℃，其間上下波動，目前限於材料，無法探討。（2）在那以後，有一系列的上下擺動，其最低溫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擺動範圍為1℃—2℃。（3）在每一個400年至800年的期間裡，可以分出50年至100年為周期的小循環，溫度範圍是0.5℃—1℃。（4）上述循環中，任何最冷的時期，似乎都是從東亞太平洋海岸開始，寒冷波動向西傳布到歐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時也有從北向南趨勢。 我國氣候在歷史時代的波動與世界其他區域比較，可以明顯看出，氣候的波動是全世界性的，雖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後呼應的。關於歐洲歷史上的氣候變遷，英國布魯克斯（C．P．E．Brooks）是20世紀前半期最有成績的作者。我們把他所制的公元3世紀以來歐洲溫度升降圖與中國同期溫度變遷圖作一對照就可以看出，兩地溫度波瀾起伏是有聯繫的。在同一波瀾起伏中，歐洲的波動往往落在中國之後。如12世紀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寒冷的一個時期，但是在歐洲，12世紀卻是一個溫暖時期，到13世紀才寒冷下來。如17世紀的寒冷，中國也比歐洲早了50年。歐洲和中國氣候息息相關是有理由的。因為這兩個區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亞高氣壓的控制。如西伯利亞的高氣壓向東擴展，中國北部西北風強，則中國嚴寒而歐洲溫暖。相反，如西伯利亞高氣壓傾向歐洲，歐洲東北風強，則北歐受災而中國溫和。只有當西伯利亞高壓足以控制全部歐亞時，兩方就要同時出現嚴寒。 挪威的冰川學家曾根據地面升降的結果，做出近10000年來挪威的雪線升降圖。雪線的升降與一地的溫度有密切關係。一時代氣候溫暖則雪線上升，時代轉寒，雪線下降。以我國5000年來氣溫升降與挪威的雪線高低相比（圖），大體是一致的，但有先後參差之別。圖中溫度0線是現今的溫度水平，在殷、周、漢、唐時代，溫度高於現代；唐代以後，溫度低於現代。挪威雪線也有這種趨勢。但在戰國時期，公元前400年，出現一個寒期為中國所無。尚有一點須指出，即雪線高低雖與溫度有密切關係，但還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節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線上下的曲線完全用來代表溫度的升降。 10000年來挪威雪線高度（實線）與5000年來中國溫度（虛線）變遷圖 雪線高度以米計，目前挪威雪線高度在1600米左右。溫度以攝氏計，以0線作為目前溫度水平。橫線時間的縮尺是冪數的，越至左邊縮尺越小。 最近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大學物理研究所丹斯加德（W．Dansgaard）教授，在格陵蘭島上Camp Century地方的冰川塊中，以18 O的同位素方法研究結冰時的氣溫。結果是：結冰時氣溫高時，18 O同位素就增加，氣溫增加1℃，δ（18 O）‰就增加0.69‰。茲將丹斯加德所制近1700年來格陵蘭島氣溫升降圖與本文中用物候所測得的同時間中國氣溫圖作一比較， (22) 從三國到六朝時期的低溫，唐代的高溫到南宋、清初的兩次驟寒，兩地都是一致的，只是時間上稍有參差。如12世紀初期格陵蘭島尚有高溫，而中國南宋嚴寒時期已開始。但相差也不過三四十年，格陵蘭島溫度就迅速下降至平均以下。若以歐洲相比，則歐洲在12、13世紀天氣非常溫暖，與中國和格陵蘭島均不相同。若追溯到3000年以前，中國《竹書紀年》中所記載的寒冷，在歐洲沒有發現，到戰國時期，歐洲才冷了下來。但在約翰遜（S．G．Johnsen）和丹斯加德的圖表中就可以看出， (23) 距今3000年前格陵蘭島曾經一次300年的寒冷時期，與《竹書紀年》的記錄相呼應。到距今2500年到2000年間，即在我國戰國、秦、漢間，格陵蘭島卻與中國一樣有溫和的氣候。凡此均說明格陵蘭島古代氣候變遷與中國是一致的，而與西歐則不相同。格陵蘭島與中國相距2萬餘公里，而古代氣候變動如出一轍，足以說明這種變動是全球性的。作者認為這是由於格陵蘭島和我國緯度高低不同，但都處在大陸的東緣，雖面臨海洋，仍然是大陸性氣候，與西歐的海洋性氣候所受大氣環流影響不相同。加拿大地質調查所在東部安大略省（北緯50°、西經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遺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結果，也是距今3000年至2500年前有一次寒冷時期；但嗣後又轉暖的情況，與中國和格陵蘭島相似。我國涂長望曾研究「中國氣溫與同時世界浪動之相關係數」，得出結論：中國冬季（12月至2月）溫度與北大西洋浪動的相關係數是正的，雖是指數不大，換言之，即中國冬季溫度與北美洲大西洋岸冬季溫度有類似的變化。總之，地球上氣候大的變動是受太陽輻射所控制的，所以，如冰川時期的寒冷是全世界一律的。但氣候上小的變動，如年溫1℃—2℃的變動，則受大氣環流所左右，大陸氣候與海洋氣候作用不同，在此即可發生影響。 本文主要用物候方法來揣測古氣候的變遷。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種氣候標誌；用18 O和16 O的比例來測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氣溫是1947年W．D．Urry的新發現，而兩種方法得出的結果竟能大體符合，也證明了用古史書所載物候材料來做古氣候研究是一個有效的方法。我們若能掌握過去氣候變動的規律，則對於將來氣候的長期預報必能有所補益。本文只是初步探討，對於古氣候說明的問題無幾，而所引起的問題卻不少。我們若能貫徹「古為今用」的方針，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資料，從古代氣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長期預報，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結果的。 考古時期（約前3000—前1100）的中國氣候 (24) 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是一個最為熟知的遺址。根據1963年出版的報告，在1954年秋到1957年夏之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這個遺址上，進行了5個季節的發掘，大約發掘了10000平方米的面積，發現了40多個房屋遺址，200多個貯藏窖，250個左右的墓葬，近10000件的各種人工製造物。根據研究，農業在半坡的人民生活中顯然起著主要作用。種植的作物中有小米，可能有些蔬菜；雖然也養豬、狗，但打獵、捕魚仍然是重要的。由動物骨骼遺蹟表明，在獵獲的野獸中有獐（又名河麂，Hydropotes inermis ）和竹鼠（Rhizomys sinensis ）……書中認為，這個遺址是屬於仰韶文化（用14 C同位素測定為5600—6080年前）；並假定說，因為水獐和竹鼠是亞熱帶動物，而現在西安地區已經不存在這類動物，推斷當時的氣候必然比現在溫暖潮濕。 在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安陽，另有一個熟知的古代遺址——殷墟。它是殷代（約前1400—前1100）故都，那裡有豐富的亞化石動物。楊鍾健和德日進（P．Teilhar de chardin）曾加以研究，其結果發表於前北京地質調查所報告之中。這裡除了如同半坡遺址發現多量的水獐和竹鼠外，還有貘（Tapirus indicus Cuvier ）、水牛和野豬。這就使德日進雖然對於歷史時代氣候變化問題自稱為保守的作者，也承認有些微小的氣候變化了，因為許多動物現在只見於熱帶和亞熱帶。 然而對於氣候變化更直接的證據是來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文上。在20多年前胡厚宣曾研究過這些甲骨文，發現了下列事實：在殷代時期，中國人雖然使用陰曆，但已知道加上一個閏月（稱為第13個月）來保持正確的季節；因而一年的第一個月，是現在的陽曆的1月或2月的上半月。在殷墟發現10萬多件甲骨，其中有數千件是與求雨或求雪有關的。在能確定日期的甲骨中，有137件是求雨雪的，有14件是記載降雨的。這些記載分散於全年，但最頻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5個月。在這段時間內，降雪很少見。當時安陽人種稻，在第2個月或第3個月，即陽曆3月份開始下種；比現在安陽下種要到4月中，大約早一個月。論文又指出，在武丁時代（前1324？—前1365？）的一個甲骨上的刻文說，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在殷墟發現的亞化石象必定是土產的，不是像德日進所主張的，認為都是從南方引進來的。河南省原來稱為豫州，「豫」字就是一個人牽了大象的標誌，這是有其含義的。 一個地方的氣候變化，一定要影響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只是植物結構比較脆弱，所以較難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像動物能移動，因而作氣候變化的標誌或比動物化石更為有效。對於半坡地層進行過孢子花粉分析，因花粉和孢子並不很多，故對於當時的溫冷情況不能有正面的結果，只能推斷當時同現在無大區別，氣候是半乾燥的。1930—1931年，在山東歷城縣兩城鎮（北緯35°25′、東經119°25′）發掘龍山文化遺址。在一個灰坑中找到一塊炭化的竹節，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節。這說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竹類的分布在黃河流域是直到東部沿海地區的。 從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假設，自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以來，竹類分布的北限大約向南後退緯度從1°—3°。如果檢查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溫度及年平均溫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溫度減低3℃—5℃，年平均溫度大約減低2℃。某些歷史學家認為，黃河流域當時近於熱帶氣候，雖未免言之過甚，但在安陽這樣的地方，正月平均溫度減低3℃—5℃，一定使冬季的冰雪總量有很大的不同，並使人們很容易覺察。那些相信冰川時期之後氣候不變的人是違反辯證法原則的；實際上，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同地質時期的氣候變化是一樣的，只是幅度較小而已。現代的溫度和最近的冰川時期，即大約一兩萬年以前時代相比，年平均溫度要溫暖到七八攝氏度之多，而歷史時期年平均溫度的變化至多也不過二三攝氏度而已。氣候過去在變，現在也在變，將來也要變。近5000年期間，可以說仰韶和殷墟時代是中國的溫和氣候時代，當時西安和安陽地區有十分豐富的亞熱帶植物種類和動物種類。不過氣候變化的詳細情形，尚待更多的發現來證實。 物候時期（前1100—1400）的中國氣候 (25) 沒有觀測儀器以前，人們要知道一年中寒來暑往，就用人目來看降霜下雪、河開河凍、樹木抽芽發葉及開花結果、候鳥春來秋往等等，這就叫物候。我國勞動人民，因為農業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11世紀時便開創了這種觀測。如《夏小正》、《禮記·月令》均載有從前物候觀察的結果。積3000年來的經驗，材料極為豐富，為世界任何國家所不能企及。 隨著周朝建立（前1066—249），國都設在西安附近的鎬京，就來到物候時期。當時官方文件先銘於青銅，後寫於竹簡。中國的許多方塊字，用會意、象形來表示，在那時已形成。由這些形成的字，可以想像到當時竹類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的顯著作用。方塊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書籍、家具、運動資料、建築部分以及樂器等名稱，都以「竹」為頭，表示這些東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在周朝初期氣候溫暖可使竹類在黃河流域廣泛生長，而現在不行了。 氣候溫和由中國最早的物候觀測也可以證實。新石器時期以來，當時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各民族都從事農業和畜牧業。對於他們，季節的運行是頭等重要的事。當時的勞動人民已經認識到一年的兩個「分」點（春分和秋分）和兩個「至」點（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個太陽年的年裡確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辦法，能把春分固定下來，作為農業操作的開始日期。商周人民觀察春初薄暮出現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紅色的大火星來固定春分。 (26) 別的小國也有用別的辦法來定春分的，如在山東省近海地方的郯國人民，每年觀測家燕（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的最初來到以測定春分的到來。《左傳》提到郯國國君到魯國時對魯昭公說，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時代，以鳥類的名稱給官員定名，稱玄鳥為「分」點之主，以示尊重家燕。 (27) 這種說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規地在春分時節來到郯國，郯國以此作為農業開始的先兆。我們現在有物候觀察網，除作其他觀察外，也注意家燕的來去。根據近年來的物候觀測，家燕近春分時節正到上海，10天至12天之後到山東省泰安等地。郯居於上海與泰安之間。據E．威爾金森（S．Wilkinson）在他的《上海鳥類》一書中寫道：「家燕在3月22日來到長江下游、上海一帶，每年如此。」顯然三四千年前家燕於春分已到郯國，而現在春分那天家燕還只能到上海了。 周朝的氣候，雖然最初溫暖，但不久就惡化了。《竹書紀年》上記載周孝王時，長江一個大支流漢水有兩次結冰，發生於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竹書紀年》又提到結冰之後，緊接著就是大旱。這就表示公元前第10世紀時期的寒冷，《詩經》也可證實這點。相傳《詩經·豳風》是周初成王時代（前1063—前1027）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寫成。豳（邠）的地點據說是一個離西安不遠、海拔500米高的地區。當時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們可以從《豳風》中的下列詩句中看出來： 八月剝棗，十月獲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接著又說： 二之日鑿冰沖沖， 三之日納於陵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這些詩句，可以作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10世紀和11世紀時代邠地的物候日曆。如果我們把《豳風》里的物候和《詩經》其他國風的物候如《召南》或《衛風》里的物候比較一下，就會覺得邠地的嚴寒。《國風·召南》詩云：「摽有梅，頃筐塈之。」《衛風》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梅和竹均是亞熱帶植物，足證當時氣候之和暖，與《豳風》物候大不相同。這個冷暖差別一部分是由於邠地海拔高的緣故，另一方面是由於周初時期如《竹書紀年》所記載過有一個時期的寒冷，而《豳風》所記正值這寒冷時期的物候。在此連帶說一下，周初的陰曆是以現今陽曆的12月為歲首的，所以《豳風》的八月等於陽曆9月，其餘類推。 (28) 周朝早期的寒冷情況沒有延長多久，大約只一兩個世紀，到了春秋時期（前770—前481）又和暖了。《春秋》往往提到，山東魯國過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年、前590年和前545年時尤其如此。 (29) 此外，像竹子、梅樹這樣的亞熱帶植物，在《左傳》和《詩經》中常常提到。 宋朝（960—1279）以來，梅樹為全國人民所珍視，稱梅為花中之魁，中國詩人普遍吟詠。事實上，唐朝以後，華北地區梅就看不見。可是，在周朝中期，黃河流域下游是無處不有的，單在《詩經》中就有五次提過梅。在《秦風》中有「終南何有？有條有梅」的詩句。終南山位於西安之南，現在無論野生的或栽培的，都無梅樹。 (30) 下文要指出，宋代以來，華北梅樹就不存在了。在商周時期，梅樹果實「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鹽一樣重要，用它來調和飲食，使之適口（因當時不知有醋）。《書經·說命篇下》說：「若作酒醴，爾唯 糵；若作和羹，爾唯鹽梅。」這說明商周時期梅樹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到戰國時代（前480—前222），溫暖氣候依然繼續。從《詩經》中所提糧食作物的情況，可以斷定西周到春秋時代，黃河流域人民種黍和稷，作為主要食物之用。但在戰國時代，他們代之以小米和豆類為生。孟子（約前372—前289）提到只北方部族種黍。這種變化大約主要由於農業生產資料改進之故，例如鐵農具的發明與使用。孟子又說，當時齊魯地區農業種植可以一年兩熟。 (31) 比孟子稍後的荀子（約前313—前238）證實此事。荀子說，在他那時候，好的栽培家，一年可生產兩季作物。 (32) 荀子生於現在河北省的南部，但大半時間在山東省工作。近年來直到解放，在山東之南淮河以北習慣於兩年輪種三季作物，季節太短，不能一年種兩季。 (33) 二十四節氣是根據戰國時代所觀測到的黃河流域的氣候而定下的。 (34) 那時把霜降定在陽曆10月24日。現在開封、洛陽（周都）秋天初霜在11月3日到5日左右。 (35) 雨水節，戰國時定在2月21日。現在開封和洛陽一帶終霜期在3月22日左右。 (36) 這樣看來，現在生長季節要比戰國時代短。這一切表明，在戰國時期，氣候比現在溫暖得多。 到了秦朝和前漢（前221—23），氣候繼續溫和。相傳秦呂不韋所編的《呂氏春秋》書中的《任地篇》里有不少物候資料。清初（1660）張標所著《農丹》書中曾說到《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後六七旬而蒼蒲未發者矣。」照張標的說法，秦時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3個星期。 漢武帝劉徹時（前140—前87）司馬遷作《史記》，其中《貨殖列傳》描寫當時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漢江陵千樹橘……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按橘、漆、竹皆為亞熱帶植物，當時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均已在這類植物現時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一閱今日我國植物分布圖，便可知司馬遷時亞熱帶植物的北界比現時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黃河在瓠子決口，為了封堵口子，斬伐了河南淇園的竹子編成為容器以盛石子，來堵塞黃河的決口。 (37) 可見那時河南淇園這一帶竹子是很繁茂的。 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於寒冷的趨勢，有幾次冬天嚴寒，晚春國都洛陽還降霜降雪，凍死不少窮苦人民。但東漢冷期時間不長，當時的天文學家、文學家張衡（78—139）曾著《南都賦》，賦中有「穰橙鄧橘」之句，表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直到三國時代曹操（155—220）在銅雀台種橘，只開花而不結果， (38) 氣候已比前述漢武帝時代寒冷。曹操兒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廣陵（今之淮陰）視察10多萬士兵演習，由於嚴寒，淮河忽然凍結，演習不得不停止。 (39)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記載的淮河結冰，那時氣候已比現在寒冷了。這種寒冷氣候繼續下來，每年陰曆四月（等於陽曆5月）降霜， (40) 直到第4世紀前半期達到頂點。在公元366年，渤海灣從昌黎到營口連續3年全部冰凍，冰上可以來往車馬及三四千人的軍隊。 (41) 徐中舒曾經指出漢晉氣候不同，那時年平均溫度大約比現在低2℃—4℃。 南北朝（420—589）期間，中國分為南北，以秦嶺和淮河為界。因南北戰爭和北部各族之間的戰爭不斷發生，歷史記載比較貧乏。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個有氣候意義的有趣之事。冰房是周代以來各王朝備有的建築，用以保存食物新鮮使其不致腐爛的。南朝以前，國都位於華北黃河流域，冬季建立冰房以儲冰是不成問題的，但南朝都城在建業（今南京），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裝起冰來，情形就不同了。問題是冰從何處來？當時黃淮以北是敵人地區，不可能供給冰塊；人工造冰的方法，當時還不可能；如果南京冬季溫度像今天一樣，南京附近的河湖結冰時間就不會長，冰塊不夠厚，不能儲藏。在1906—1961年期間，南京正月份平均溫度為＋2.3℃，只有1930年、1933年和1955年3年降低到0℃以下。因此，如果南朝時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個現實，那麼南京在那時的冬天要比現在大約冷2℃，年平均溫度比現在低1℃。 大約在公元533—544年，北朝的賈思勰寫了一本第6世紀時代的農業百科全書《齊民要術》，很注意當時他那地區的物候性質。他說：「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 (42) 這本書代表了六朝以前中國農業最全面的知識。近來的中國農業家和日本學者都很重視這本書。賈思勰生於山東，他的書是記載華北——黃河以北的農業實踐。根據這本書，陰曆三月（陽曆4月中旬）杏花盛開；陰曆四月初旬（約陽曆5月初旬）棗樹開始生葉，桑花凋謝。如果我們把這種物候記載同黃河流域近來的觀察作一比較，就可認清第6世紀的杏花盛開和棗樹出葉遲了2—4周，與現今北京的物候大致相似。關於石榴樹的栽培，這本書說：「十月中以蒲藁裹而纏之，不裹則凍死也。二月初乃解放。」 (43) 現在在河南或山東，石榴樹可在室外生長，冬天無需蓋埋，這就表明6世紀上半葉河南、山東一帶的氣候比現在冷。 第6世紀末至第10世紀初，是隋、唐（589—907）統一時代。中國氣候在第7世紀的中期變得和暖，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國都長安無雪、無冰。第8世紀初期，梅樹生長於皇宮。唐玄宗李隆基時（712—756），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種滿梅花，所以稱為梅妃。 (44) 第9世紀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還種有梅花。詩人元稹（779—831）《和樂天秋題曲江》詩，就談到曲江的梅。 (45) 與此同時，柑橘也種植於長安。唐朝大詩人杜甫（712—770）《病橘》詩，提到李隆基種橘於蓬萊殿。 (46) 段成式（？—863）《酉陽雜俎》（卷十八）說，天寶十年（751）秋，宮內有八株柑樹結實150顆，味與江南蜀道進貢柑橘一樣。唐樂史《楊太真外傳》說得更具體。他說，開元末年江陵進柑橘，李隆基種於蓬萊宮。天寶十年九月結實，宣賜宰臣150多顆。 (47) 武宗李瀍在位時（841—847），宮中還種植柑橘，有一次橘樹結果，武宗叫太監賞賜大臣每人3個橘子。 (48) 可見從8世紀初到9世紀中期，長安可種柑橘並能結果實。應該注意到，柑橘只能抵抗－8℃的最低溫度，梅樹只能抵抗－14℃的最低溫度。在1931年至1950年期間，西安的年絕對最低溫度每年降到－8℃以下，20年之中有3年（1936年、1947年和1948年）降到－14℃以下。梅樹在西安生長不好，就是這個原因，用不著說橘和柑了。 唐滅亡後，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代（907—960）。在此動亂時代，沒有什麼物候材料可以作為依據。直到宋朝（960—1279）才統一起來，國都建於河南省開封。宋初詩人林逋（967—1028）隱居杭州以詠梅詩而得名。梅花因其一年中開花最早，被推為花中之魁首，但在11世紀初期，華北已不知有梅樹，其情況與現代相似。梅樹只能在西安和洛陽皇家花園及富家的私人培養園中生存。著名詩人蘇軾（1037—1101）在他的詩中，哀嘆梅在關中消失。蘇軾詠杏花詩有「關中幸無梅，賴汝充鼎和」 (49) 之句。同時代的王安石（1021—1086）嘲笑北方人常誤認梅為杏，他的詠紅梅詩有「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50) 之句。從這種物候常識，就可見唐、宋兩朝溫寒的不同。 12世紀初期，中國氣候加劇轉寒，這時，金人由東北侵入華北代替了遼人，占據淮河和秦嶺以北地方，以現在的北京為國都。宋朝（南宋）國都遷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記載江蘇、浙江之間擁有2250平方公裡面積的太湖，不但全部結冰，且冰的堅實足可通車。 (51) 寒冷的天氣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凍死。在國都杭州降雪不僅比平常頻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據南宋時代的歷史記載，從公元1131年到1260年，杭州春節降雪，每10年降雪平均最遲日期是4月9日，比12世紀以前10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遲一個月。公元1153年至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時，靠近蘇州的運河，冬天常常結冰，船夫不得不經常備鐵錘破冰開路。 (52) 公元1170年南宋詩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陰曆九月九日即重陽節（陽曆10月20日）到北京，當時西山遍地皆雪，他賦詩紀念。 (53) 蘇州附近的南運河冬天結冰，和北京附近的西山陽曆10月遍地皆雪，這種情況現在極為罕見，但在12世紀時似為尋常之事。 第12世紀時，寒冷氣候也流行於華南和中國西南部。荔枝是廣東、廣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等地廣泛栽培的果樹，是具有很大經濟意義的典型熱帶果實之一。荔枝來源於熱帶，比柑橘更易為寒冷氣候所凍死，它只能抵抗－4℃左右的最低溫度。1955年正月上旬，華東沿海發生一次劇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災害。根據李來榮寫的《關於荔枝、龍眼的研究》一書，福州（北緯26°42′、東經119°20′）是中國東海岸生長荔枝的北限。那裡的人民至少從唐朝以來就大規模地種植荔枝。1000多年以來，那裡的荔枝曾遭到兩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12世紀。 唐朝詩人張籍（765—約830）《成都曲》一詩，詩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 (54) 說明當時成都有荔枝。宋蘇軾時候，荔枝只能生於其家鄉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樂山，在其詩中及其弟蘇轍的詩中都有所說明。南宋時代，陸游（1125—1210）和范成大（1126—1193）均在四川居住一些時間，對於荔枝的分布極為注意。從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詩中和范成大所著《吳船錄》書中所言， (55) 第12世紀，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作為經濟作物，只樂山尚有大木輪圍的老樹。荔枝到四川南部沿長江一帶如宜賓、瀘州才大量種植。現在眉山還能生長荔枝，然非作為經濟作物。蘇東坡公園裡有一株荔枝樹，據說約100年了。現在眉山市場上的荔枝果，是來自眉山之南的樂山以及更為東南方的瀘州。由此證明，今天的氣候條件更像北宋時代，而比南宋時代溫暖。從杭州春節最後降雪的日期來判斷，杭州在南宋時候（12世紀），4月份的平均溫度比現在要冷1℃—2℃。 第12世紀剛結束，杭州的冬天氣溫又開始回暖。在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無任何的冰和雪。在這時期著名道士邱處機（1148—1227）曾住在北京長春宮數年，於公元1224年寒食節作《春遊》詩云：「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 (56) 可知那時北京物候正與北京今日相同。這種溫暖氣候好像繼續到13世紀的後半葉，這點可從華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證明。隋唐時代，河內（今河南省博愛）、西安和鳳翔（陝西省）設有管理竹園的特別官府衙門，稱為竹監司。南宋初期，只鳳翔府竹監司依然保留，河內和西安的竹監司因無生產取消了。 (57) 元朝初期（1268—1292），西安和河內又重新設立「竹監司」的官府衙門，就是氣候轉暖的結果。但經歷了一個短時間又被停止， (58) 只有鳳翔的竹類種植繼續到明代初期才停。 (59) 這一段竹的種植史，表明14世紀以後即明初以後，竹子在黃河以北不再作為經濟林木而培植了。 13世紀初和中期比較溫暖的期間是短暫的，不久，冬季又嚴寒了。根據江蘇丹陽人郭天錫日記，公元1309年正月初，他由無錫沿運河乘船回家途中運河結冰，不得不離船上岸。 (60) 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結冰，厚達數尺，人可在冰上走，橘盡凍死。這是太湖結冰記載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61) 蒙古族詩人迺賢（1309—1352）的詩集中，有一首詩描述1351年山東省白茅黃河堤岸的修補和同年陽曆11月冰塊順著黃河漂流而下，以致干擾修補工作。 (62) 黃河流域水利站近年記載表明，河南和山東到12月時，河中才出現冰塊。可見迺賢時黃河初冬冰塊出現要比現在早一個月。 迺賢居住北京數年，在他的關於家燕的一首詩中， (63) 慨嘆家燕不過是一個暫時的過客，「三月盡（陽曆4月末）方至，甫立秋（陽曆8月6—7日）即去」，停留那樣短的時間，同現在的物候記載相比來去各短一周。從上述的物候看來，14世紀又比13世紀和現時為冷。第13、14世紀時期，我國物候的變遷和日本櫻花物候又是相符合的。 氣候的寒溫也可以從高山頂上的雪線高低來斷定。氣候冷，雪線就要降低。在12、13世紀時，我國西北天山的雪線似乎比現在低些。《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述邱處機應成吉思汗邀請，由山東經內蒙古、新疆到撒馬爾罕，於公元1221年10月8日（陽曆）路過三台村附近的賽里木湖。邱處機在遊記中說：「大池方圓幾二百里，雪峰環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 (64) 這個湖的海拔高度是2073米，而圍繞湖的最高峰大約再高出1500米。作者於1958年9月14日和16日兩次途經賽里木湖時，直至山頂並無積雪。當前，天山這部分雪線位於3700米至4200米之間。考慮到邱過這個地方時的季節，如山頂已被終年雪線所蓋，則當時雪線大約比現在較低200米到300米。中國地貌工作者，近年來在天山東段海拔3650米高處，發現完全沒有被侵蝕、看來好像是最近新留下來的終磧石。這可能是第12世紀到18世紀的寒冷時代所遺留，即西歐人所謂的現代「小冰期」。中國12、13世紀（南宋時代）的這個寒冷期，似乎預見歐洲將要在下一兩個世紀出現寒冷。依據布欽斯基（У．E．Бyчииckии）的研究，在歐洲部分的俄羅斯平原，寒冷期約在公元1350年開始；在歐洲中部的德意志、奧地利地區，弗隆（H．Flohn）以為公元1429年到1465年是氣候顯然惡化的開始；在英格蘭，拉姆（H．H．Lamb）以為公元1430年、1550年和1590年英國饑荒，都因天氣寒冷所致。由此可見，中國的寒冷時期，雖未必與歐洲一致、同始同終，但仍然休戚相關。可能寒冷的潮流開始於東亞，而逐漸向西移往西歐。 方誌時期（1400—1900）的中國氣候 (65) 到了明朝（1368—1644）即14世紀以後，由於各種詩文、史書、日記、遊記的大量出版，物候的材料散見各處，即使搜集很少一部分已非一人精力所能及。幸而此種材料大多收集在各省、各縣編修的地方志中。我國地方志有5000多種。這些地方志，除儀器測定的氣候記錄外，對於一個地區的氣候提供了很可靠的歷史資料。 各種氣候天災中，我們以異常的嚴冬作為判斷一個時期的氣候標準。如平常年裡不結冰的河湖結了冰，這是異常的事情。全世界在熱帶的平原上是看不到冰和雪的，一旦熱帶平原冬天下雪結冰，這也是異常的事情。本節所討論的就是這兩種異常氣候的出現。中國三個最大的淡水湖是，鄱陽湖面積為5100平方公里，洞庭湖為4300平方公里，太湖為3200平方公里。這三個湖均與長江相連。鄱陽湖和洞庭湖位於北緯29°左右，太湖位於北緯31°—31°30′之間。對於河流冰凍，我們以江蘇省盱眙的淮河和湖北省襄陽的漢水為標準。南京地理研究所徐近之曾經根據這些河湖周圍地區的方誌作了長江流域河湖結冰年代的統計和近海平面的熱帶地區降雪落霜年數的統計，兩種統計一共用了665種方誌。對於熱帶地區的降雪只參考了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方誌，雲南熱帶地區因海拔太高不包括在內。 500年（1400—1900）中我國的寒冷年數不是均等分布的，而是分組排列。溫暖冬季是在公元1550—1600年和1770—1830年間。寒冷冬季是在公元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間。以世紀分，則以17世紀為最冷，共14個嚴寒冬天；19世紀次之，共有10個嚴寒冬天。 上面我們只談到15世紀到19世紀期間冬季的相對寒冷，下面準備說一下這段期間的氣候變化對於人類和動植物的影響。在這個期間，有一件事似乎是很清楚的，即這個500年（1400—1900）的最溫暖期間內，氣候也沒有達到漢、唐期間的溫暖。漢、唐時期，梅樹生長遍布於黃河流域。在黃河流域的很多方誌中，有若干地方的名稱是為了紀念以前那裡曾有梅樹而命名的。例如陝西鄜縣（北緯36°、東經109°20′）西北30餘里有梅柯嶺，因唐時有梅樹故名。 (66) 山東平度（北緯36°48′、東經119°54′）的州北7里有一小山，稱為荊坡，據說曾種了滿山梅樹。 (67) 目前鄜州、平度均無梅。河南鄭州（北緯34°50′、東經113°40′）西南30里有梅山，高數十仞，周數里，聞往時多梅花故名。 (68) 現已無梅。解放後，鄭州市人民政府在鄭州人民公園栽種梅樹已獲得成功。鄭州在1951年至1959年期間，每年絕對最低溫度在－14℃以上，可以說是目前梅樹的最北極限。 在這500年間，我國最寒冷期間是在17世紀，特別以公元1650—1700年為最冷。例如唐朝以來每年向政府進貢的江西省橘園和柑園，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的兩次寒潮中，完全毀滅了。 (69) 在這50年期間，太湖、漢水和淮河均結冰4次，洞庭湖也結冰3次。鄱陽湖面積廣大，位置靠南，也曾經結了冰。我國的熱帶地區，在這半世紀中，雪冰也極為頻繁。 在這500年間，我國物候材料浩繁，非本文所能總結。為了與14世紀以前的物候材料作比較，這裡只選擇最冷的17世紀的兩種筆記中所見的物候材料加以論述。一種是《袁小修日記》， (70) 明萬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608—1617）間，袁小修留居湖北沙市附近的日記；另一種是清杭州人談遷著的《北游錄》， (71) 敘述公元1653年至1655年3年間在北京的所見所聞。這兩本書，詳細記載了桃、杏、丁香、海棠等春初開花的日期。從這兩個人的記載，我們可以算出袁小修時的春初物候與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遲7天到10天；談遷所記北京物候與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遲一兩個星期。更可注意的是，17世紀中葉，天津運河冰凍時期遠較今日為長。公元1653年，談遷從杭州來北京，於陽曆11月18日到達天津時，運河已冰凍；到11月20日，河冰更堅，只得乘車到北京。公元1656年，陽曆3月5日，談遷由京啟程返杭時，北京運河開始解凍。根據談遷的記述，可知當時運河封凍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水利電力部水文研究所整理了1930年至1949年天津附近楊柳青站所做的記錄，這20年間，運河冰凍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凍平均日期為12月26日，開河平均日期為2月20日。而據談遷《北游錄》所說，那時北京運河開河日期是在驚蟄，即陽曆3月6日，比現在要遲12天。從物候的遲早，可以算出兩個時間溫度的差別，據物候學上「生物氣候學定律」：春初，在溫帶大陸東部，緯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則物候差4天，這樣就可從等溫線圖中標出北京在17世紀中葉冬季要比現在冷2℃之譜。 ———————————————————— (1) 本文原載於《東方雜誌》1925年第22卷第3期，有刪節。 (2) 雨災統計見《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編·庶征典》卷七十六至七十九，旱災統計見《庶征典》卷八十六至九十二。 (3) 見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 (4) 見王炳燇《治黃芻議》。 (5) 水災統計見《庶征典》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三十二。 (6) 美國人亨廷敦（E．Huntington）於20世紀初兩度至我國新疆，認為該地在兩漢時期雨量較為充足，自東晉（4世紀）以迄唐代，雨量驟減，至北宋（10世紀）及元代末葉（14世紀）雨量又略增進，在南宋（11世紀）及明代中葉（15世紀）雨量又復減少。 (7) Alexander Hosie曾搜集我國歷史上所載日中黑子之數列為表，登Quarterly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但其中略有謬誤，如表中14世紀日中黑子只有一次，而依《明史》則有9次。 (8) P．Hoang，1910，Concordance des Chronologies Néoméniques Chinoise et Européenne，Shanghai，表中陽曆凡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以前均照儒略曆（Julian Calender），明萬曆十年以後始照格里高里歷（Gregory Calender），故欲與現時陽曆相比較，南宋時之陽曆均須增加7天。 (9) J．de Moidrey，1904，Notes on the Climate of Shanghai，Zikewei. (10) 本文於1924年7月3日在科學社南京年會宣讀，刊載於《科學》1925年第10卷第2期，有刪節。 (11) 見《宋史》卷六十二《五行志》第十五。 (12) 依日本中央觀象台出版之日本氣候表。 (13) 見日本氣候表。 (14) 見竺可楨《天象學》表2，「百科小叢書」第一種。 (15) 我國風暴所取之途徑參見竺可楨《氣象學》圖19。 (16) 我國風暴秋少春多，故風暴南下於春季影響尤大。 (17) 本文選自《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刊載於《中國現代科學論著叢刊》——氣象學（1919—1949），1954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18) 日本安永己亥沙門玄韻重鐫，沙門法顯自記游天竺事，公元1885年英國牛津大學校印書局刊第36章至第42章。 (19) 宋，桂林通判，永嘉，周去非著《知不足齋書》卷三，「航行外夷」條下。 (20) 見漢應劭著《古今逸史》全一本。 (21) 本文原載於《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此處根據作者修改後的刊本，節錄「前言」與「結論」，有刪節。 (22) 原文有「1700年來世界溫度波動趨勢圖」，此處略去——編者。 (23) 表略——編者。 (24) 本文選自《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有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25) 本文選自《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有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26) 《左傳》襄公九年「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見《春秋左傳正義》。 (27)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暤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高祖少暤，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見《春秋左傳正義》。 (28) 有人以為「周正建子」應與今日陽曆相差2個月，但「周正建子」不過是傳統的說法。據《豳風》「七月流火」，大火星的位置加以歲差計算，和春秋時日蝕的推算，可以決定周初到春秋初期的歷是建丑，而不是建子。參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下冊第533—534頁，1937年世界書局版。 (29) 《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魯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魯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30) 根據陝西武功西北農學院辛樹幟等同志的調查。關於本文中西安武功一帶物候材料，全系西北農學院同志所供給，特此致謝。 (31) 《孟子·告子上》：「今夫 麥……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並參閱潘鴻聲、楊超伯《戰國時代的六國農業生產》、《農史研究集刊》第二冊第59頁，1960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32) 《荀子·富國篇》：「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見王先謙《荀子集解》，1936年商務印書館。 (33) 根據江蘇省1964年氣象資料。 (34) 根據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 (35) 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1962年資料。 (36) 根據中央氣象局研究所1955年資料。按戰國時代原來所定二十四節氣，雨水在驚蟄之後；到前漢才把雨水移到驚蟄之前。但無論如何，目前終雪總在戰國時代雨水節之後。漢改雨水、驚蟄先後，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第284頁。 (37) 見《史記·河渠書》。 (38) 唐李德裕（787—849）《瑞橘賦·序》「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魏武植朱於銅雀，華，實莫就」云云，見《李文饒文集》卷二十。 (39) 見《三國志·魏書·文帝紀》：黃初六年（225）「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戍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40) 見《晉書·五行志》下，並參看《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匯編·庶征典》卷一〇三至一〇六。 (41)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九十五，晉成帝咸康二年紀事。 (42) 見《齊民要術·種穀》第6頁，參見《齊民要術今釋》第一分冊第30頁，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43) 見《齊民要術·種安石榴》第57頁，參見《齊民要術今釋》第二分冊第270頁，1958年科學出版社出版。 (44) 見唐曹鄴《梅妃傳》、《說郛》卷三十八。 (45) 《元微之長慶集》卷六《和樂天秋題曲江》詩云：「十載定交契，七年鎮相隨。長安最多處，正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並見《全唐詩》卷四〇一。 (46) 見清仇兆鰲《杜少陵集詳註》卷十。 (47) 見唐樂史《楊太真外傳》、《說郛》卷三十八。 (48) 見唐李德裕《瑞橘賦·序》、《李文饒文集》卷二十。 (49) 見《蘇東坡集》第四冊第86頁《杏》，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50) 見《王荊文公詩》卷四十《紅梅》，並參閱宋李壁《王荊文公詩箋注》，1958年中華書局版。 (51) 見元陸友仁《硯北雜誌》卷上、《寶顏堂秘笈》普集第八。 (52) 金蔡珪《撞冰行》：「船頭傅鐵橫長錐，十十五五張黃旗。百夫袖手略無用，舟過理棹徐徐歸。吳儂笑向吾曹說：『昔歲江行苦風雪，揚錘啟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今年窮臘波溶溶，安流東下閒篙工。江東賈客借余潤，貞元使者如春風。」見金元好問編《中州集》卷一，1962年中華書局版。 (53) 《范石湖集》卷十二《燕賓館》詩自註：「至是適以重陽……西望諸山皆縞，雲初六日大雪。」 (54) 見《全唐詩》卷三八二。按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云：「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黃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陸游只知道宋時成都無荔枝，但並不能證明唐代成都也無荔枝。 (55) 參見陸游《老學庵筆記》和范成大《吳船錄》。 (56) 元李志常撰《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一第38頁，見「榕園叢書」本。 (57)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三十，「鳳翔府·司竹監」條：「又按漢官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內園竹各置司宇之官。江左省，後魏有司竹都尉。北齊後周俱闕。隋有司竹監及丞，唐因之，在京北、鄠、盩厔、懷州、河內。皇朝唯有鄠、盩厔一監，屬鳳翔。」 (58) 《元史·食貨志》：至元二十九年（1292）「懷（慶）、孟（津）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云云。 (59) 見陝西《盩厔縣誌·古蹟》，清乾隆時修。 (60) 元《郭天錫日記》，浙江省圖書館有手錄稿，僅存公元1309年冬天兩個月的日記。見《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 (61) 見元陸友仁《硯北雜誌》卷上。 (62) 元迺賢《金台集》（見《誦芬室所刊書》）集二，《新隄謠》記述至正十一年（1351）河決白茅，泛濫千餘里，人民流離失所慘況，乃作此歌。中有「大臣雜議拜都水，設官開府臨青徐，分監來時當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調夫十萬築新堤，手足血流肌肉裂，監官號令如雷風，天寒日短難為功」云云。 (63) 見《京城燕》詩，自注云：「京城燕子，三月盡方至，甫立秋即去。」並見陳衍輯《元詩紀事》卷十八。 (64) 元李志常撰《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一第16頁，見「榕園叢書」本。 (65) 本文選自《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有刪節。題目為編者所加。 (66) 見《鄜州志·山川》，清道光時修。 (67) 見《萊州府志·山川》，清乾隆時修；並見《平度州志·山川》，清道光時修。 (68) 見《鄭州志·輿地誌》「山川」條。 (69) 見葉夢珠編《閱世編》，載葉靜淵《中國農學遺產選集》上編第45頁，四類第十四種「柑橘」。 (70) 袁中道《袁小修日記》，1935年上海雜誌公司重印。 (71) 談遷《北游錄》，1960年中華書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