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與靈魂 · 第二講 天才的德性與靈魂

一、自由的精神 二、宗教意識 三、道德的歷史 四、道德的尺度 五、民族與愛國 六、靈魂的純淨與高貴 七、喚起心中的情感 八、藝術飛揚的快樂 一、自由的精神 （一） 天真純樸的人！生活在多麼叫人奇怪的簡化與偽造中啊！一旦留心看到這個奇蹟，肯定會驚嘆不已！我們是怎樣把周圍的一切都弄得無掛無礙、舒適簡單的？又是怎樣使我們的感覺容忍一切膚淺之物的，是怎樣能夠使我們的思想神聖無比地想要隨意胡鬧，想要做錯誤推理？怎麼從一開始就想方設法地保持無知狀態，以享受幾乎不可想像的自由——淺薄、輕率、熱心和愉快，以此享受生活？至今為止，只是在這一堅硬的、花崗岩般的、無知的基礎之上，知識才得以建立起來，而求知的意志則建立在更加強大得多的意志之上，這個意志就是求無知、求不確定、求不真實的意志！不把後者看作前者的對立物，而是看作對前者的提煉！的確，我們希望，語言在這裡同在別處一樣，不要克服其尷尬處境，希望它對事物只是有逐漸變化和許多改進的地方，仍然談論對立；我們同樣希望，已造成肉身的虛偽道德將歪曲有識別力的人所說的話。我們不時地對其表示理解，對最高的知識竭盡全力地使我們待在這個簡化的、完全人造的、適當虛構的和適當偽造的世界的生活方式上，並付諸一笑，對它熱愛錯誤觀點的方式，亦付諸一笑，它之所以熱愛錯誤觀點，是因為作為生活本身，它熱愛生活！ （二） 在這樣令人愉快的開始後，人們也許想聽到嚴肅字眼，因為嚴肅字眼才合大多數一本正經者的心意。當心，你們這些哲學家和知識之友不要因此殉難！留心，不要「為了真理」而受苦！即便為了保護你們自己，也要留心啊！它損害了你良心中的天真無邪和優雅的中立；它使你聽不進反對意見，動輒發怒；它使你在與危險、誹謗、懷疑、驅逐甚至更惡劣的敵意行為做鬥爭時，變得喪失理智、獸性大發、殘酷無比。最終使出一著——聲稱自己是地球上真理的守護者——似乎「真理」是個非常天真無邪的、無行為能力的人，需要有人來保護他！需要你們這些一臉哀容而又遊手好閒的先生們和製造時代精神的人們！最後，你們知道得很清楚，即使能說服別人同意自己的觀點，也不會產生什麼驚天動地的結果。你們知道，至今為止還沒有哪位哲學家能說服別人同意自己的觀點；你們知道，在自己特意說的話和自己特別喜歡的學說後面（以及偶爾在你們自身後面）加的每一個小問號，要比上訴人在法庭上演的所有嚴肅滑稽劇和玩弄的騙人把戲，有更值得稱讚的真實性！還不如躲開的好！躲開，藏起來！帶著你的各種假面具和各種詭計，以便把你誤當作你現在的樣子，不要擔心你的樣子！請不要忘記那個花園，那個有金花格涼亭的花園！把人們聚集在你的周圍，他們是花園，或者是白天已成記憶時，黃昏時的水上音樂。選擇有益的孤獨吧，選擇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輕鬆愉快的孤獨吧，它將使你有權保持善，而不用管是什麼意義上的善！每一場長期鬥爭都使人變得多麼惡毒、多麼狡猾、多麼壞啊！長期鬥爭是不能明目張胆地用武力進行的。長期地恐懼、長期地警惕著敵人——可能的敵人，會使人變得多麼愛攻擊別人啊！這些被社會遺棄的人，這些被長期追捕、遭到殘酷迫害的人以及被迫隱居的人，這些斯賓諾莎似的人，或喬爾丹諾?布魯諾似的人，最終總是在極其富於理智的偽裝下，在不知不覺中，變為有教養的復仇者和毒藥的釀製者（只要揭穿斯賓諾莎倫理學和神學的基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更不用說道德憤怒的愚蠢了。就一個哲學家而言，道德憤怒明確無誤地表明：他已沒有了哲學家的幽默感。哲學的殉難——他「為真理所做的犧牲」，暴露了隱藏在鼓動者和演說者內心的東西；如果至今仍有人一直以藝術家的好奇心打量著哲學家，那便容易理解為何許多哲學家危險地想要看到自己也墮落（墮落為「殉難者」，墮落為舞台上和講壇上的大聲呼喊者）。 （三） 每一個出類拔萃的人都會出於本能地尋求避難所和隱居處，在那裡他可以擺脫多數人——可以忘卻「作為規則的人們」，而成為例外。但卻是不包括這樣的情況，即更加強烈的本能把他直接推向人群，以偉大而傑出的明辨是非者的面貌，出現在人們面前。無論是誰，在與人們交往時，若不偶爾出於噁心、厭煩、同情、沮喪和休戚相關，其痛苦的臉色一會兒發青、一會兒發白，那他肯定不是一個趣味高尚的人。不過，如果他並不主動挑起這個重擔，且不對自己反感，假如他執意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執意像我說的那樣，靜靜地、高傲地待在避難所里，那麼有一件事便是確定無疑的：他天生不是，也註定不是有學識的料。他這樣的人終有一天會對自己說：「魔鬼剝奪了我的高尚情趣！但是『規則』要例外——比我自己，比我這個例外，更令人感興趣！」於是他會感到垂頭喪氣，特別是會進入「內心世界」。長期而認真地研究普通人，因而儘量偽裝自己，進行自我克制，表現出親熱的樣子，進行不自在的交往（除了與同等的人交往外，所有交往都是不自在的交往），構成了每一位哲學家個人經歷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許是最令人不快的、最令人作嘔的、最令人掃興的一部分。不過，如果幸運的話，作為知識的寵兒，他會遇到合適的助手，這些助手會減少和減輕他的工作，我指的是所謂犬儒主義者。犬儒主義者只承認獸性，只承認平庸的東西，只承認他們內心的「準則」。與此同時，他們超凡脫俗，敏感而易激動，喜歡當著人談論自己和與他同樣的人——他們有時沉迷於書本當中，猶如在自己的糞堆上打滾一般。犬儒主義是卑賤的人藉以接近所謂誠實的唯一方式，高等人應側耳傾聽一下犬儒主義者講的所有難聽或好聽的話，應為粗魯的人在自己面前的不知羞恥，或為具有科學頭腦的人開口說話而暗自慶幸。有時甚至狂喜和厭惡會混合在一起，即會看到天生的畸形兒，天才的頭腦竟附在某個不知檢點的公山羊和猿人的身上，加利亞尼道長就是如此。這是個在他那個世紀思想最為深邃和敏銳的人，或許也是思想最為骯髒的人——他遠比伏爾泰深邃，因而也更加緘默。如上面所暗示的，科學頭腦竟安在猿人的軀體之上，卑賤的人竟具有絕好的理解力，這種情況絕非罕見，尤其是在醫生和品行端正的生理學家當中。每當有人非常無知地談論人類，並把人類說成是兩種——需要肚子的人和需要頭腦的人，每當有人認為或力圖認為飢餓、性慾和虛榮是人類行為的唯一真實動機時，每當有人「詆毀」人類或說人類壞話時，愛知識的人都應側耳細聽。一般說來，只要這種談論不帶有怒氣，就應洗耳恭聽。因為，憤憤不平者和總是用自己的牙齒撕咬自己的人，固然從精神上說，會比性嗜嬉戲、自滿自足的人站得高看得遠。但從其他各種意義上說，他卻是更為普通、更為平凡、更無智慧的人。憤憤不平者，是最大的撒謊者。 （四） 要讓別人理解自己是很難的。尤其是，如果自己像恆河那樣急速地思索和生活，而別人卻以其他方式思索和生活，即烏龜般地，或至多青蛙般地思索和生活（我在盡力使自己「叫人難以理解」）。我要衷心感謝某些人的好意，他們挖空心思地對我做出解釋。不過，「好朋友們」總是那麼悠閒自得，並自以為作為朋友有權逍遙自在。對於他們，首先應提供操場和娛樂場，允許他們誤解——而自己仍然在笑，或完全不把他們當回事，也不在乎這些好朋友們做何感想——於是還是在笑！ （五） 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最難表達出來的就是語言風格的速度。語言風格的速度源自民族的特性，若從生理方面來說，源自消化營養物的平均速度。有些翻譯者想要忠實於原文，但由於不自覺的通俗化，幾乎歪曲了原文。原因僅僅是原文活潑而愉快的速度（藉助這種速度而跳過和避開了詞語上的所有危險）也是難以表達的。德國人幾乎無法快速地說話，由此可以合理地推導出，德國人幾乎無法理解自由自在、奔放不羈的思想中，那些最令人愉快、最意氣風發的微妙之處。正如丑角在肉體和精神上，與德國人的格格不入一樣，阿里斯托芬和佩特羅尼烏斯的作品也無法以翻譯方式介紹給德國人。一切沉重、阻滯、笨手笨腳的東西，以及一切冗長而令人厭倦的文風，都在德國人中間花樣翻新，大放異彩。恕我直言，就連歌德的那些生硬與優雅參半的散文也不例外。它們所反映的是它所屬的「過去美好時光」，而表現的是當初的德國趣味。所謂德國趣味，就是有氣無力而精巧細緻的趣味。拉辛由於具有演員氣質是個例外，這種氣質使他悟性極高，又精通許多事情；他卓有成效地翻譯了培爾的作品，並自願躲避在狄德羅和伏爾泰的陰影之下，更加自願地躲避在羅馬喜劇作家當中——拉辛也熱愛奔放不羈的精神和奇思異想，但這些都不合德國的節奏和規矩。但德語，即便是拉辛散文中的德語，又怎能模仿馬基雅維利的速度呢？馬基雅維利在其《君主論》中，使我們呼吸到了佛羅倫薩乾燥純淨的空氣，並禁不住以喧鬧愉快的方式展現了最為重大的事件，或許以藝術家特有的心懷惡意的對比感，以駿馬奔馳的速度，以最為卓越、最為放縱的幽默感，表述了那些冗長、沉重、難以理解而又危險的思想。誰又膽敢用德文翻譯佩特羅尼烏斯的作品呢？在題材選擇、思想和詞語方面，佩特羅尼烏斯比至今為止的任何大音樂家都更具有大師風範。若像他那樣擁有風的雙腳，能像風那樣急速行進、呼吸和不受約束地表示輕蔑，使一切東西都能跑動起來，從而使一切都健康向上。那麼，對布滿沼澤的病態世界，對「舊世界」還會在乎什麼呢！至於阿里斯托芬——那個戲劇化的天才，因為他的緣故，我們應原諒曾存在的全部希臘精神，假如我們理解了其深刻含義所需要原諒，使之戲劇化的所有那些事情的話。關於柏拉圖的秘密和其令人猜不透的性格，我思考得最多的就是那件被保密得很好的小事，即在他臨終時，枕頭下放的不是《聖經》、不是埃及人的書、畢達哥拉斯的書，或他自己的書，而是阿里斯托芬的一本書。沒有阿里斯托芬，柏拉圖又怎能忍受生活——他所拒絕接受的希臘人的生活！ （六） 只有極少數人能保持獨立，保持獨立是強者的特權。任何試圖保持獨立的人，即便是最有權利這樣做的人，只要不是被迫去這樣做，也都證明他或許不僅是強者，而且還有無比大的膽量。他進入了一個迷宮，並千百倍地增加了生活本身已具有的危險；他知道自己將如何，也知道在哪裡迷路，將變得孤立無助，被某個良心怪物撕成碎片。假如這樣的人倒了霉，他的不幸將遠遠超出人們的理解力，人們既不會感到這種不幸，也不會同情這種不幸。他不能再回頭，甚至不能再得到人們的同?情！ （七） 我們內心最深處的直覺，若突然地講給那些從氣質上和本性上不宜接受它們的人聽，肯定會被認為是傻念頭，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被認為是犯罪。按照哲學家從前所作的區分，宗教徒有顯教教徒和秘教教徒之別。這兩者在印度人當中，正如在希臘人、波斯人和伊斯蘭中一樣，一句話，在相信等級差別而不相信平等和平等權利的人當中——在顯教教徒看來，相互之間並不那麼對立。顯教教徒是站在外面，從外面來觀察、評價、衡量和判斷。較為本質的區別是，顯教教徒是從下面往上看事物，而密教教徒則是從上面往下看事物。在一些心靈層次上，悲劇本身不再顯得是悲劇。若把世界上的痛苦聚集在一起，誰敢肯定見到這些痛苦必然會使人生出同情之心，從而使痛苦增加一倍呢？……高等階級視為補品或提神物的東西，在完全不同的低等人看來，必然是毒品。普通人的美德在哲學家的眼中，也許是邪惡和軟弱；高度發達的人，人們原以為他會墮落、走向毀滅，卻能靠自己的力量培養出優秀品質，則他為此會在自己所落入的低等世界中，被尊為聖人。有些書對於心靈和健康具有相反的價值，這要看是低級心靈和低級生命力在利用它們，還是高級心靈和強健的人在利用它們。在前一種情況下，這些書是危險的、引起恐慌的、令人不安的書；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些書則是傳令號角，召喚最勇敢的人們表現出自己的勇敢精神。供一般讀者讀的書總有股難聞的氣味，卑賤者的氣味總是縈繞不散。 （八） 年輕時，我們只知道表示尊敬和輕蔑，而不知道有表達細膩感情的藝術，而掌握了這種藝術才是生活的最大收穫。我們曾簡單地肯定或否定人和事，對此我們不得不深深地悔過。一切就是這樣安排的：所有喜好中最糟的一種喜好，即對絕對事物的喜好，總是被愚弄和濫用，直到一個人學會在感情中摻入一點藝術，與虛偽和不自然一決高低，就像生活的真正藝術家所做的那樣。年輕時特有的激憤之情和恭敬態度，使年輕的生命躁動不安，直到適當歪曲了人和事，便得以把感情傾瀉於它們之上；年輕時代本身甚至就是某種歪曲他人他物、令人上當受騙的東西。以後，幻想不斷破滅，年輕的心靈備受折磨，最終開始懷疑自身。但即使在良心的這種懷疑和悔恨之中，也仍然激情洋溢，仍然狂暴易怒。此時，它嚴厲地譴責自己，不耐煩地撕咬自己，為自己的長期自我蒙蔽而進行自我報復，似乎年輕的心靈當初是在故意欺騙自己！在這種轉變中，我們不相信自己的感情，以此懲罰自己；用懷疑折磨自己的熱情，甚至覺得問心無愧是一種危險，似乎它是自我掩飾，是正直誠實的疲倦；尤其是出於本能地開展起反對「年輕」的事業，十年之後才明白，這一切也仍然是年輕！ （九） 在人類歷史中的一段最長時期，人們稱之為史前時期。某一行為是否有價值，是根據它的後果來推定的，那時並不考慮行為本身，也不考慮其起因。但正如現在的中國孩子的榮辱會影響父母一樣，當時成功或失敗的反作用力，促使人們認定某一行為是好或壞。讓我們把這一時期稱為人類的道德前時期。當時尚不知道「了解你自己」這一命令。另一方面，過去一萬年里，在地球上的一些廣大地區，人們已走得非常遠，以至於不再讓某一行為的後果（而是其起因）來決定其價值。整體來說，這真是一項偉大成就，是對眼光和標準的一項重大改進，是優越的貴族價值觀和「起因」信仰在不知不覺中帶來的結果，也是一個時期的標誌。這個時期在狹義上可稱為道德時期，因為人們首次嘗試了解自己。不是結果，而是起因，好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觀點的轉變無疑只有經過長期的鬥爭和動搖才能實現！毫無疑問，一種不祥的新迷信和一種特別狹隘的解釋，便由此享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行為的起因被明明白白、確確實實地解釋為意圖。人們一致認為，某一行為的價值在於其意圖的價值。意圖是行為的唯一起因和史前史：於是便在這種偏見的影響下，給予人們道德上的稱讚或責備，並以此對人們甚至對至今為止的哲學家來作出判斷。不過，由於人們現在有了新的自我意識和敏銳感覺，我們是否可以再次下決心從根本上把價值顛倒過來？我們難道不是正在一個時期的門檻上嗎？首先，這個時期將逆轉方向，以超道德而聞名，因為至少我們這些非道德主義者已經開始隱約覺得，某一行為的決定性價值恰恰在於它的無意圖，它的全部意圖即所看到、感覺到或意識到的全部東西。只是表面或肌膚——這種肌膚同每一種肌膚一樣，暴露出了某種東西，但卻掩蓋了更多的東西。簡單地說，我們認為意圖只是一個符號或症狀，它首先就需要解釋，而且是個有太多解釋的符號，因而它本身沒有意義。道德至今被理解為意圖，道德——這一意義上的「道德」是一種偏見，同時也許是過早或初步的看法，也很可能是占星術和煉丹術之類的東西，但無論如何，一定是某種必須加以克服的東西。克服道德，甚至自我克服道德——這是心靈上活的試金石，也是對長期秘密勞作的稱呼。這種勞作要等待當今最細膩、最正直的良心去完成。 （十） 我忍不住要說：必須無情地要求人們對讓予的感情、為鄰人作犧牲的感情，以及所有捨己為人的道德，做出解釋和判斷，恰如要對「不偏不倚的沉思」美學，做出解釋和判斷。在這種美學背景之下，當今對藝術的閹割正不遺餘力地力圖為自己創造出一種問心無愧的心境。「為他人」和「不為自己」的感情太富於魅力，太甜蜜了，以致無須疑心過重，就會馬上問道：「它們會不會是欺騙？」它們所取悅的是有這些感情的人，是他享用了它們的果實，還有純粹的旁觀者。這根本算不上支持這些感情的論據，卻能提醒人們當心，因而還是要小心謹慎為妙！ （十一） 無論從人們當今所具有的哪一種哲學觀點來看，無論站在什麼立場上，我們認為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那個世界的錯誤性質，都是我們所看到的最確定無疑的事情。我們可為此找到一個又一個證據，這些證據將誘使我們推測「事物本質」的騙人原理。不過，有人認為思維本身要對世界的虛假負責——好一個體面的退卻，每一個有意的或無意的魔鬼的辯護者，都可加以利用——有人認為這個世界，包括時間、空間、形式和運動，都是毫無根據地推論出來的，這樣的人至少最終有充分理由對所有思維活動產生懷疑，它至今不是一直在對我們玩弄最卑鄙的伎倆嗎？怎麼能保證它不繼續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呢？說實在的，思維者的無知有幾分感人和令人肅然起敬。現今竟使它們服侍起意識來，要求它對一些問題做出誠實的回答。比如，意識是不是真實的，為什麼意識使外部世界與人保持一定距離，以及諸如此類的另一些問題。相信「直接的確定性」是一種給我們這些哲學家增光的道德上的天真。但是我們現在已不是「完完全全有道德的人」！這種信仰除了是道德外，還是一種愚蠢的觀念，並沒有給我們增什麼光！在中產階級的生活圈子中，動輒懷疑這懷疑那被認為是品質惡劣的標誌，從而被認為是魯莽輕率的。那麼，在我們這些超越了中產階級的世界和對它持簡單肯定或否定態度的人當中，又有什麼能夠阻止我們表現得魯莽輕率，並大聲說，哲學家是至今在地球上被愚弄最深的人，終於也有了「品質惡劣」的權利，他們現在有義務表示懷疑，有義務從每一懷疑的深淵往外做最為邪惡的窺視——恕我開玩笑，做此陰鬱的怪相和使用這樣的表達方式。因為我早已學會了對騙人和被人騙作不同想法和估價，對哲學家反抗被人騙時的無名怒火，只是付諸一笑。為什麼不呢？真理比表面現象更有價值。這只不過是一種道德偏見，實際上，這是世界上最難以證明的假設。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除非以透視法的評價和表面現象為基礎，否則根本就不會有生命；如果像許多哲學家那麼品性正直，熱情而愚蠢地想完全去除「表面世界」——且假定你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至少你的「真理」會蕩然無存！究竟是什麼迫使我們認為「真」與「假」處於根本對立的狀態？認為只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宛似稍亮和稍暗的色度和色調，即畫家所說的不同明暗變化，不就夠了嗎？糾纏著我們的世界為什麼不可能是一種虛構呢？有人會說：「但是虛構是創作者的呀。」而對此乾脆的回答則說：「嗨，這個『是』不也可能是虛構嗎？」怎麼就不能像對待謂語和賓語那樣，對主語也來點兒諷刺呢？哲學家難道不可以把自己提升到對語法的信仰之上嗎？一切都與女統治者有關，哲學家現在不正是該拋棄對女統治者的信仰嗎？ （十二） 假設除了我們的欲望和激情世界外，其他東西都不是「給定的」，假設除了衝動外，我們不能下沉或上升至任何其他的「現實」，因為思維只不過是這些衝動相互之間的關係；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嘗試著提出這樣的問題：給定的「這種東西」憑藉與我們相對應的東西，便足以理解所謂的機械（或「物質」）世界？我指的不是幻覺、「假象」或（貝克萊和叔本華所說的）「表象」世界，而是真實程度與我們自己的情感相同的世界——一種較為原始形式的情感世界。在這種世界中，一切尚處於全能的「一」當中，這個「一」後來在有機過程中分叉並發展（自然也變得優雅精緻和衰弱）成為一種本能的生命。在這種生命中，全部有機功能，包括自我調節、吸收、滋養、分泌和物質變化，仍綜合地相互結為一體，成為一種生命的最初形式。最終，不僅可以做這種嘗試，而且邏輯方法也命令做這種嘗試。不要假設有幾種因果律，只要所做的僅涉及一種因果律的嘗試，便不被推至極端。這是所採用的方法應具有的道德，現今尚不能加以批駁——用數學家的話來說，它「得自於定義」。問題最終是，我們實際上是否承認意志在起作用的，我們是否相信意志的因果律。相信這一點只是相信因果律本身——我們就必須嘗試著假設意志的因果律是唯一的因果律。「意志」自然只會對「意志」起作用，而不會對「物質」起作用。簡單地說，我們必須試著猜測，在辨認出結果的地方，意志是否不作用於意志——在有力量起作用的地方，全部機械作用是否不僅僅是意志的力量、意志的結果。最後，假定能把我們的全部本能生活解釋為一種基本意志嚮往的發展和衍生；假定一切有機功能都可追溯至這種強力意志，解決生殖和營養問題的方法也可在這種意志中找到，那麼便有權把全部作用力毫不含糊地界定為強力意志。從內部世界來看，根據其「悟知性格」界定和命名的世界，只能是「強力意志」，而別無他物。 （十三） 「什麼？說白了不就是上帝，而不是魔鬼，被駁倒了？」正相反！朋友們，到底誰在迫使你說大白話！ 與現代人最終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不同的是，整個歐洲高貴的、有眼力的觀察者，卻隔著一段距離，他們在如此長的時期內，如此狂熱地把自己的憤怒和熱情，加入解釋之中，以致在這種解釋下，文本已經消失了，高貴的子孫或許再次誤解了整個過去。也許只有如此才能忍受過去，或確切地說，這不就是已經發生的事嗎？我們自己不就是那「高貴的子孫」嗎？我們現在明白了這一點，可這不因此也成為過去嗎？ （十四） 誰也不會僅僅因一種理論使人幸福或道德高尚，就認為它是真實的，也是和藹可親的。唯心主義者除外，他們對真、善、美滿懷熱情，讓所有五花八門的、粗俗的、無惡意的、值得嚮往的東西，都浮現在腦海。幸福與美德不是論據，甚至善於思考的人，都那麼輕易地忘記了，使人不幸福和使人邪惡也同樣不是反論據。一件事可能是真實的，儘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害和危險的。其實，存在物的本質可能是這樣的，即人們會由於充分了解它而被壓垮，因而頭腦的力量可用能忍受「真理」的數量來衡量，頭腦的力量也可用稀釋、掩蓋、美化、弄濕和歪曲真理的程度來衡量。但毫無疑問，對於發現某些真理來說，道德敗壞者和不幸者處於更加有利的地位，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不要說那些幸福的道德敗壞者了——道德家們緘口不談此類人。對於培養堅強和獨立精神的哲學家來說，嚴厲苛刻和狡猾詭詐，也許是比學者身上那種寶貴的溫文爾雅和從容不迫更為有利的條件。試假定「哲學家」這個詞並不專指那些著書立說的哲學家！斯丹達爾描繪了奔放不羈的哲學家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徵，考慮到德國人的趣味，我將突出一下這個特徵，因為它與德國人的趣味正相反。這位近代的偉大心理學家說：「要成為優秀的哲學家，就得冷酷無情、眼光銳利和沒有幻想。發了財的銀行家，就具有做出哲學發現，即看清存在物所需的部分性格。」 （十五） 所有深奧的東西都喜歡面具，最深奧的東西甚至憎恨外形和相似。難道上帝的羞愧所尋求的正當掩飾，就應該與此相反嗎？真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某個神秘主義者也冒險去這樣做，那只會令人感到奇怪。有些做法精細得很，要用粗糙的外表覆蓋，使其不易被辨認；仁愛和寬宏大量之後，最聰明的做法便是拿棍棒痛打一頓目擊者，以此模糊他的記憶。許多人都能模糊和濫用自己的記憶，至少來報復一下這個唯一的知情者。羞愧是有創造力的，這並不是人們最感羞愧的最壞事情。假面具背後不僅有詭詐——詭詐中也有許多善良。我可以想像，一個人若有昂貴而易碎的東西要掩蓋，終生便會像一隻箍得很緊的、裝滿新酒的舊酒桶那樣，笨拙地骨碌碌地滾動。微妙的羞愧之情使他不得不如此。深感羞愧的人會在朋友們一無所知的小徑上，遭遇命運並做出棘手的抉擇。危及生命的危險，朋友們未予注意，重新獲得的安全，也悄然不覺。這種隱秘的天性，本能地為緘默和遮掩辯護，盡力避免交流，因而希望並想要用面具占據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即使不希望這樣，有一天他也會意識到，還是戴著面具好。每一個思想深邃的人都需要戴面具，而且不僅如此，這是由於虛假日增。也就是說，由於人們膚淺地解釋著思想深邃的人所說的每句話、走的每步路、表露的每一生命跡象，因而會在他周圍漸漸生長出假面具來。 （十六） 我們必須自己考驗自己，證明自己是獨立並能發號施令的，而且要在適當的時候作此考驗。千萬不要躲避對自己的考驗，儘管這是所能玩的最危險的遊戲，但最終是面對我們自己，而不是任何其他法官所作的考驗。不要依戀任何人，即使是最心愛的人。不要依戀對任何人的同情，即使是對高等人的同情，我們已有緣洞悉他們所遭受的特殊折磨和孤苦無助的心境。不要依戀任何科學，即使它從最有價值的方面發現並引誘我們，在表面上專為我們保留髮現。不要依戀於自我解放，不要依戀於鳥兒為滿足感官快樂所追求的遙遠距離。鳥兒總是往高飛，而往高飛就是為了看到身下的更多東西，但飛得太高是有危險的。不要依戀自己的美德，也不要完全成為某一專長的犧牲品。比如不要成為「殷勤好客」的犧牲品，對於高度發達的富人來說，這可是最為危險的，他們對自己大大咧咧，幾乎毫不在意，把慷慨大方這一美德推至極端，以致使它變成了罪惡。我們必須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這是對獨立性的最好考驗。 （十七） 正在出現新的一類哲學家，我將冒昧地替他們取名。就我對他們的理解而言，就他們允許別人對他們的理解而言，他們從內心希望自己依然是個謎。未來的這些哲學家也許能正確地，或許也是錯誤地認為，應把自己稱作「誘惑者」。這個名字本身與其說只是一種嘗試，還不如說是一種誘惑。 這些未來的哲學家會是「真理」的新朋友嗎？很可能是，因為至今所有哲學家都熱愛自己的真理，但他們也不會是教條主義者。他們的驕傲與趣味，肯定不是要自己的哲學，仍然是每一個人的哲學，這是至今所有教條主義哲學家內心的希冀和最終的目的。「我的觀點是我自己的觀點，其他人無權輕易享有。」未來的某一哲學家會這樣說。我們必須拋棄想與許多觀點一致的態度。一旦被鄰人占有，利益將不再是利益，又怎麼會有公益？這個詞自相矛盾：可以共有的東西，價值總是很小。最終，事物必然恢復原貌——偉大之物將保持其偉大，深不可測之物將保持其深邃，精巧和令人興奮之物將保持其精妙。總而言之，一切珍稀之物將保持其珍稀本色。 （十八） 在說了上面這些之後，我或許無須說明，未來的這些哲學家將有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同時那些肯定將不僅是自由精神，而且還是某種別的東西，某種更高等、更偉大、根本不同的東西，希望這點不要被誤解、被搞錯。但在我說此話的時候，我感到我對他們以及對我們自己負有義務，必須從我們自己身上徹底滌除一種愚蠢的偏見和誤解。這種偏見和誤解猶如一層迷霧，長久以來使得「自由精神」這一概念模糊不清。在歐洲各國以及美國，當前有人在濫用這一名稱，他們是一幫非常狹隘的、充滿偏見的、被鎖鏈束縛著的人，希望得到的東西與我們的意願和本能想要的東西相反，如此更不用說相對於正在出現的新型哲學家，他們肯定更加閉目塞聽、孤陋寡聞。簡單地說，可悲的是，這些起錯了名的「自由精神」是平等主義者，是民主嗜好及其「現代思想」的奴隸，且能說會道，能寫會算。他們都不孤獨，都沒有個人內心的那種孤獨感，他們是耿直而誠實的，不乏勇氣，也不乏光明磊落。可他們不自由，又膚淺得很，尤其是他們幾乎將人類的全部苦難和失敗，歸因於社會至今存在於其中的古老形式，這種觀念恰恰完全顛倒了真相！他們用盡全力想要獲取的，是綠茵茵草地上羊群的普遍幸福，是每一個人的生活有保障，能夠感受到安全、舒適和欣慰，他們最常高唱和吟誦的兩首歌曲和學說是「權利平等」和「同情所有受苦人」，痛苦本身被他們視為某種必須要去除的東西。然而，我們這些與他們正相反的人，已憑藉雙眼和良心反省這樣一個問題，即人類至今為止以何種方式及在什麼地方，最為起勁地栽種植物？通過反省，我們深信人類一直是在相反的條件下栽種植物，這樣會極大地增加人類處境的危險性，會長期壓迫和強迫其創造力和掩蓋力（即他的「精神」）的發展，使他變得細膩和勇猛；會增加生命意志，使其變成無條件的強力意志。我們深信，嚴酷、猛烈、奴役、外界和內心的危險、隱秘、禁慾、誘惑者的各種詭計和妖術對人類來說是邪惡、可怕、殘暴、貪婪和陰險的東西。人類的這些對立物，也可用以提升人類。我們說了這些之後，仍覺得意猶未盡。無論如何，暢言也好，沉默也好，我們都處在全部現代思想意識和人們喜愛的群居生活的另一極端，或許是在與它作對。我們這些「自由精神」並不是最愛交際的人，這又有何奇怪？我們不想在每一方面都把精神所能擺脫的事物，和精神由此而被逼的地方暴露出來，這又有什麼奇怪？我們絕不是「自由思想家」，也絕不是這些「現代思想」的忠實鼓吹者。已熟悉或至少已涉足許多精神王國，一次又一次地逃離陰暗而愜意的避難所。偏愛與偏見、年輕時代、出生地、偶然遇到的人和讀的書甚或旅行後的疲憊，都似曾把我們禁錮於這些避難所。滿懷怨恨地抗拒依賴的誘惑，這種誘惑隱藏在榮譽、金錢、地位或感官興奮之中，甚至對苦難和疾病的變化無常亦心存感激之情，因為它們總使我們擺脫某一習慣，從而擺脫其「偏見」，並感激我們心中的上帝、魔鬼、綿羊和蟲豸。過於愛刨根問底，探究事物到殘忍的程度，毫不猶豫地用手指摸索無形之物，用牙齒和胃對付最難消化之物。由於「自由意志」過剩，隨時準備做任何需要運用聰明才智和敏銳感官的事情，隨時準備面對各種冒險；用先天和後天的靈魂探索難以窺視的意圖，和人跡不可至的目的；燈罩下的藏匿者和盜用者，儘管我們從早到晚類似於繼承人和敗家子、調停者和收稅員、守財奴和吝嗇鬼，經濟地學習和忘卻，工於心計；有時為範疇而表現驕傲，有時是飽學之士，有時整夜挑燈工作；如果需要，甚至是稻草人——現今也確實需要，因為我們是孤獨的、天生的、起過誓的、招人羨慕的朋友，這種孤獨是我們自己在午夜和正午深而又深的孤獨。我們的這些自由精神就是如此這般！也許你們的也是某種同類物，你們這些未來的人，這些新型哲學家。 二、宗教意識 （一） 人類靈魂及其限度，人類至今所獲得的內心體驗，還有這些體驗的高度、深度和距離，與靈魂至今的全部歷史及其尚未窮盡的可能性——這對於天生的心理學家和喜歡打「大獵物」的人來說，是註定的狩獵範圍。但他肯定會常常絕望地自言自語：「一個人！哎，僅僅是一個人！這片大森林，這片處女林！」他希望有幾百名打獵助手，有一些訓練有素的獵犬，打發他們進入人類靈魂的歷史中去，把獵物驅趕到一塊兒，但這是妄想，他一次又一次深深地、痛苦地感到，要找到助手和獵犬來幫助做那些直接激起他好奇心的事情有多麼困難。新的危險狩獵需要人們的勇敢、聰明和敏銳，不幸的是，把學者驅入這些地方後，出現「大獵物」而面臨巨大危險時，他們卻一點兒用都沒有，此時，他們的眼不尖、耳不靈了。比如，為了推測和確定知識和良心問題，在宗教人士的靈魂中有何種歷史，一個人在知識和良心上，也許要有像帕斯卡爾那樣深刻、敏感和廣博的體驗，然後還要有純潔而頑皮的靈性，廣闊而高高在上，能從上面俯瞰、排列和有效地表述這許許多多危險而痛苦的體驗，但是又有誰能幫上我這個忙？誰又有時間等待這樣的僕人？能幫忙的人顯然是太少了，無論什麼時候都很少有這樣的人。最終，我們還得自己做每件事，以對每件事有所了解，這意味著我們有許多事情要做。但像我那樣的好奇心，肯定是最令人愉快的惡習。恕我這麼說！我的意思是，熱愛真理會在天國得到報償，而且在地上已經得到了報償。 （二） 早期基督教的希望和懷疑主義盛行，在奔放不羈的南方世界（在南方世界，各哲學派別之間已進行了幾個世紀的鬥爭，這種鬥爭頗有價值，羅馬帝國提供的耐力訓練也很有價值）常見的那種信仰也許是仍依附於上帝和基督教自我克制的真誠信仰，並不是路德那樣的人、克倫威爾那樣的人或某個北方的野蠻人，而是帕斯卡爾的信仰，這種信仰令人恐怖地類似於理性且連續不斷的自殺——這是種堅忍的、長命的、蟲豸般的理性，是無法一下子立即被殺死的。基督教信仰從一開始就是犧牲——犧牲所有自由、所有自尊、所有精神上的自信；與此同時的是屈從、自我嘲笑和自我殘害。這種信仰中有殘忍和宗教上的腓尼基精神，使得適合於柔弱的、多方面的、很愛挑剔的良心；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種精神屈服具有難以形容的痛苦，這種精神的全部過去和全部習慣，都抗拒荒誕主義，而「信仰」正是以荒誕主義的形式發生著。現代人對基督教的一整套術語麻木不仁，不再能體味「十字架上的上帝」這一矛盾說法——在古人頭腦中所產生的至高無上的聯想。至今無論在哪裡，都從未有過如此大膽的顛倒，也從未有過像這種說法那麼可怕的、那麼好探究的、那麼成問題的東西：它重新評估全部古老的價值——正是這個東方人，這個思想深刻的東方人，也正是這個東方奴隸，由此而報復了羅馬及其高尚的、漫不經心的寬容，報復了羅馬人的無信仰的「天主教」。常常不是這種信仰而是擺脫這種信仰，對這種信仰的嚴肅性採取半斯多噶派的、面帶微笑的冷淡態度，使奴隸們對奴隸主感到憤怒並揭竿而起。「啟蒙運動」導致造反，因為奴隸想要人格上的平等，要反對奴隸主的剝削和壓迫，要翻身自己做主人。這些都是法國大革命最近一次奴隸大起義的原因。 （三） 到目前為止，無論在地球上的什麼地方，只要出現宗教神經症，便會對飲食起居開出三個危險的藥方：隱居、禁食和禁慾。但卻無法確定哪個是因，哪個是果，或究竟是否存在因果關係。這其中的後一種懷疑被以下的事實所證實，即在野蠻人和文明人中，最常見的症狀之一便是突然過度縱慾；然後又突然轉變為一陣悔罪、棄世和斷念。這兩種症狀也許都可解釋為隱蔽性的癲癇，但此處最需要的是把解釋撇在一邊，任何其他類型的症狀周圍，都未出現過如此多的荒謬和迷信言行；任何其他類型的症狀，都未如此令人們甚至哲學家感興趣，或許現在該超脫一點，該學會小心謹慎，或更應該把眼光移向別處，或抽身走開。但在最近的哲學背景下，在叔本華的哲學背景下，我們發現了問題本身，即發現了宗教危機和覺醒背後的可怕信號。怎麼可能否定意志？怎麼可能出現聖徒？——叔本華似乎就是從這一問題起步，並成為哲學家的。因而，叔本華帶來的實際後果便是他最堅定的追隨者（就德國而言，或許也是他的最後一個追隨者）——理察?瓦格納，並且瓦格納竟將其畢生事業止步在這裡——最後將那可怕的永恆類型，作為真實的類型搬上了舞台。而此種類型的人在愛和生活的時候，歐洲所有國家的精神病醫生，便有機會在近處——在宗教神經病最近一次蔓延和爆發並表現為「救世主」的地方來研究他們。然而，如果在有關聖徒的整個現象中，要問是什麼東西使各個時代的各種人最為感興趣，無疑是其中出現的奇蹟，即一連串直接的對立物，一連串被認為在道德上對立的靈魂狀態。人們在此處不言而喻地認為，壞人一下子轉變成了聖徒，即好人。至今的心理學都在此出了事。出事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理學將自己置於道德的支配之下，相信各種道德價值觀處於對立的狀態，認為在具體情況的文本和事實中，便具有這種對立。什麼？「奇蹟」只是解釋所犯的錯誤？只是由於缺乏文學知識？ （四） 拉丁民族對天主教的依戀，似乎比我們北方人對基督教的依戀要深得多。因而在天主教國家並無宗教信仰的含義，似乎完全不同於對新教徒的含義——對拉丁民族而言，是對民族精神的某種反叛，然而對我們而言，不如說是復歸於民族精神。北方人無疑源於野蠻民族，甚至宗教天賦也源自野蠻民族——我們的宗教天賦實在很差。但凱爾特人或許是例外，他們為基督教在北方的傳播提供了最優良的土壤——基督教的理想是儘可能地多吸收北方慘澹的陽光，而在法國生長開花。每當後來法國懷疑論者的血統中流淌著凱爾特人的血液時，他們在我們的口中，產生多麼大一股怪異的虔誠味道！奧古斯特?孔德的社會學在我們看來帶有多麼濃的天主教氣味，多麼的非日耳曼，本性上又具有多麼強烈的羅馬人的邏輯！儘管聖伯夫對耶穌教教民抱有敵意，但是他的《波爾羅亞爾修道院史》中，那個和藹可親而狡猾的導遊，卻多麼像耶穌教的教民！甚至還有歐內斯特?勒南宗教的每次震顫，都使他那貪戀酒色、安逸舒適的靈魂失去平衡。這樣一個勒南的流言，我們北方人又怎麼能夠理解？讓我們抄錄下他的幾個精美語句，這些語句在我們看來也許不是那麼美麗，即在我們那較為日耳曼式的靈魂中，立時便會喚起多麼邪惡和高傲的情感！——「因而可以大膽地說，宗教是正常人的產物，人在最虔誠、對無限的命運最有把握時處於最真實的狀態。正是在人最善良的時候，人希望美德與永恆的秩序相一致；正是在人不偏不倚地思考事物的時候，更覺得死亡令人厭惡而荒謬。怎能不認為正是在此時，人看得最清楚？」……這些語句太逆我的耳朵了，太不合我的思維習慣了。當時一看到它們，我便怒不可遏，並在旁邊批註道：「真是宗教混賬話！」但是平靜下來之後，我反而喜歡上了它們，這些應完全顛倒過來看的語句，有自己的對立面，真好，真光榮！ （五） 古代希臘人宗教生活中的一件令人非常驚訝的事情，就是它噴湧出不可遏制的感恩之流——只有非常優等的人，才會對自然和生命抱有如此的感恩之情。後來，當平民百姓在希臘占了上風時，恐懼也在宗教中蔓延開來，於是便為基督教的出現做好了思想準備。 對上帝的熱愛，有粗鄙的、實心眼的、糾纏不休的愛，而路德的那種愛，使得整個新教都缺少精緻與優雅。這種愛有時表現出東方式的興高采烈，猶如奴隸受到過分寵愛和提拔一般。聖奧古斯丁就是如此，他咄咄逼人，舉止和願望全無高貴氣質。這種愛有時表現出女性的溫柔和欲求，渴望一種神秘的自然的統一，居伊昂夫人就是如此。在許多情況下，這種愛似乎是少女或小伙子青春期的偽裝，甚至是老婦人的歇斯底里，當然也是老婦人最後的期待。教會常稱這樣的婦人為聖徒。 （六） 有權勢的統治者總是畢恭畢敬地向聖徒打躬作揖（聖徒就是自我屈從和完全自願地自我奉獻的謎），他們為什麼打躬作揖？他們在聖徒身上——似乎在聖徒那虛弱而可憐的外表背後感悟到了這種屈從於檢驗自身的超等力量，感悟到了意志的力量。在這種力量中，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對力量的熱愛，而且知道如何敬重這種力量。他們敬重聖徒，就是敬重自己內心的某種東西。此外，聖徒沉思冥想的樣子，使他們覺得，聖徒不會無緣無故地以如此大的毅力，進行自我否定和壓抑自己的本性——有權勢的統治者這樣探問到。也許其中有某種很大的危險因素，禁慾者或許希望借秘密的談話者和來訪者，做更準確的了解。總之，世界上的統治者在聖徒面前漸漸有了一種新的恐懼，體悟到了一種新的力量，一個尚未被征服的敵人——也正是「強力意志」迫使他們停在聖徒面前。他們不得不盤問他。 （七） 在猶太人的神聖的正義之書《舊約》中，人物、事例和言論多得數不勝數，希臘和印度的文獻難以望其項背。人們站在那些令人驚嘆的古人遺蹟面前，心中充滿了恐懼與敬畏，並悲哀地懷念著古老的亞洲及其凸出來的小小半島——歐洲。歐洲無論如何在亞洲面前，都要扮演「人類進步」的角色。當然，本身只是柔弱而溫順的家養動物，只知道家養動物所需要的人（如今有教養的人，其中包括「有教養的」基督教徒），站在這些遺蹟當中不一定會感到驚異，甚至也不感到悲哀——是否喜歡《舊約》是「偉大」與「渺小」的試金石？也許他會發現，《新約》這本恩典的書更合他的口味（這本書散發出地地道道的、多愁善感的、無知的祈福者的和憐憫的濃濃氣味）。把這本《新約聖經》（各方面都具有洛可可式的風格）與《舊約聖經》裝訂成一本書，最終裝訂成《聖經》，也許是歐洲文壇昧著良心所做的最厚顏無恥的一件事，即「對聖靈犯的罪」。 （八） 當今為什麼無神論被廣泛傳播？「聖父」被徹底地駁倒了，「最高審判者」和「最高恩寵者」也被駁倒了，它的「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它未聽到，即便是聽到了，也將束手無策。最糟糕的是，它似乎無法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它是不是拿不准？這就是我（通過在各種交談中的提問和傾聽）了解到的歐洲有神論衰落的原因。因為宗教的發展帶有其深深的懷疑情緒，故無法使有神論者得到滿足。 整個現代哲學有什麼貢獻？自從笛卡爾以來，實際上更多的是違抗他，而不是依據他的程序——所有的哲學家一直在批判主義概念的幌子下，試圖謀殺靈魂這一古老概念，也就是說，試圖謀殺基督教的基本前提。現代哲學在認識論上採取懷疑態度，並在暗地裡或公開地反對基督教，雖然（對於耳朵尖的人來說）並不反對宗教。以前，人們就像相信語法和語法上的主語一樣，相信靈魂的存在。人們常說「我」是條件，「想」是謂語，受條件制約。想是一種活動，必須假設有一主語是這一活動的原因。於是，人們做出種種努力，看看是否能把事情顛倒過來：「想」是條件，「我」被條件所制約，所以，「我」只不過是由「想」本身所做的一種綜合。康德實際上想要證明，從主體出發不能證明主體，也不能證明客體，主體從靈魂表面上存在的可能性，一向與他是格格不入的，此種思想便是佛陀哲學，亦曾風靡一時。 （九） 宗教的殘酷像個大梯子，有許多梯級，但最主要的是三個梯級。從前，人們把自己的財產獻祭給神，或是把自己最熱愛的人獻祭給神——屬於此類的有所有原始宗教的首批祭品，以及卡普里島嶼上米特拉神岩洞中，提比略皇帝奉獻的祭品，這可以說是古羅馬所犯下的所有時代錯誤中，最最可怕的一種。後來，在人類的道德時代，人們把自己的「天性」獻祭給神；這種節日般的快樂顯露在禁慾者和「違反天性的」狂熱宗教信徒的無情掃視之中。最後，還有什麼可以獻祭的呢？人們是不是必須要把一切令人感到欣慰，治癒心靈創傷和神聖而崇高的東西，一切希望，一切對隱秘的和諧、對未來的幸福和正義的信念，都去獻祭給神呢？是不是必須把神本身也當作祭品，並嚴苛地對待自己，而崇拜石頭、愚蠢、重力、命運、虛無？為虛無而獻祭神——這一自相矛盾而神秘的、最終的殘忍行為，將留給正在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去完成。但我們大家都已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十） 無論是誰，若像我這樣，被某種神秘的欲望所驅使，長期以來力圖把悲觀主義搞個水落石出，以擺脫半基督教、半德意志的狹隘和愚蠢（悲觀主義者在20世紀正是以這種狹隘和愚蠢，即以叔本華哲學的形式展現出來的）。無論是誰，若以亞洲人或超越亞洲人的眼光，真正觀察人的內心世界，觀察所有可能的思維方式時，最為厭世的思維方式便是超越善與惡，不再像佛陀和叔本華的理論，被道德所控制和蒙蔽。無論誰擺脫道德的束縛，或許會不知不覺地睜開眼睛，看見相反的理想——那些最熱愛現實、生氣勃勃、活潑快活的人們的理想，他們不僅已學會了與過去和現在妥協，而且還希望生活永遠保持過去和現在那種樣子。不僅對自己而且對整個人生大聲喝彩；不僅僅是為人生而且實際上是為需要人生的人們喝彩。因為這些人總要更新自己，使自己成為被需要的。唉，這難道不是惡性循環？ （十一） 人四周的距離或空間，會隨著想像力和洞察力的加強而增大。人的世界會變得更為深廣，不斷出現新的星辰、新的奧秘和新的觀念。也許當智慧的眼睛以它敏銳和深邃的目光觀察一切時，只不過是在眨一眨眼，是在做遊戲，是在鬧著玩。或許曾引起最多廝殺和苦難的最莊嚴的概念，如「上帝」和「罪惡」，有一天對我們來說將不再重要，而只不過是老人眼中小孩子的玩具或小孩子的痛苦。於是「老人」又需要有另一種玩具和另一種痛苦——總是孩子氣十足，永遠是孩子！ （十二） 人們是否已觀察到，表面的懶散或半懶散，對於真正的宗教生活（也對於其喜歡的、不辭辛勞而明察秋毫的反省；對於「祈禱」時的溫和與平靜；對於為「上帝降臨」時刻做好準備的狀態），在多大程度上是必不可少的？我指的是那種問心無愧的懶散，那種昔日只有高貴血統的人才享有的懶散，此種懶散與眼下辛苦工作正在敗壞，這與身心庸俗不堪的貴族氣質是多麼相似。因而，不正是這種腐敗的氣質在教育人們「無信仰」，並為「無信仰」鋪路嗎？比如，在目前遠離宗教而生活的德國人當中，我發現了各種不同而出身各異的「自由思想家」，尤其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一代一代辛勤勞作，已消解了宗教本能。因而他們已不知道宗教是幹什麼用的，只是呆笨而吃驚地注意到世界上還存在著宗教。這些好人感到自己太忙了，無暇旁顧，既要工作又要享樂，還要為「祖國」出力；要看報，還要盡「家庭義務」，他們似乎沒有一點兒時間來顧及宗教。特別是他們不清楚宗教究竟是一種新工作呢，還是一種新享樂。他們自言自語道，反正人們去教堂不可能僅僅是為了破壞情緒吧，於是他們絕不是宗教習慣的反對者。假如環境或國家利益要求他們服從這種習慣，他們就會按要求去做的，正如他們已經按要求做了許許多多的事情一樣。而且他們保證會耐著性子，認認真真地去做，不會表現出煩躁不安的樣子。他們繁忙得很，不會在這種事情上表示贊同或反對。當前便可以把屬於中產階級的大多數新教徒劃歸這種人之列，特別是在人們辛勤勞作的大貿易和商業中心。大多數辛勤勞作的學者和大學的全體教職員工，也可算作這種人（神學家不在此列，心理學家總是感到納悶，怎麼會有神學家？一直想解開這個謎）。就那些虔誠的或僅僅去教堂做祈禱的人們而言，我們不知道一個德國學者目前需要有多少自覺自愿的成分，或隨心所欲的意志，才能認真對待宗教問題。他的專業工作（以及我已經說過的他那像工人一樣，由現代良心驅迫的辛勤勞作），往往使他對宗教採取一種高傲的、幾乎是仁慈的平靜態度，偶爾對一些人的「邪」念表示些許的蔑視，他理所當然地認為，誰仍宣稱屬於基督教會，誰就有邪念。只是在歷史的幫助下（因而不是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學者才得以對宗教表現出可敬的認真態度和某種畏畏縮縮的敬意。但即使他達到對宗教充滿感激之情的地步，也仍未更進一步樹立起對於教會的信念，從而虔誠地對待宗教。甚或與此相反，他是在對宗教問題漠不關心的環境下出生和長大的，就他來說，這種對宗教的淡漠，通常會升華為小心謹慎和純潔正直，並避免接觸宗教界人士和宗教問題。可能正是他深深的寬容和仁愛，促使他躲避寬容帶來的麻煩——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神聖的幼稚行為，其他時代會因為有人發現了這種幼稚行為而深表忌妒。學者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深信自己的寬容問心無愧，深信應確定無疑地把篤信宗教的人視為價值較小的低等人，而他自己則是超出和高於他們的——但他其實也只不過是個傲慢的小侏儒和騙子，過於警覺，不知疲倦地挖掘各種「現代思想」！所有這一切又包含了多少幼稚行為——多少可愛的、小孩子般的、愚蠢的幼稚行為。 （十三） 無論誰對世界有多了解，都會發現人的淺薄無知是明智的。正是人的乖僻本性使得人輕浮、輕飄而虛偽。在各處都會發現，哲學家和藝術家狂熱而極端地崇拜著「純形式」。毫無疑問，誰都非得膜拜表面上的東西不可，而有時就會不幸掉進它的束縛。那些被燒傷的孩子和那些天生的藝術家甚至也有等級，他們發現，生活的唯一樂趣就是要盡力歪曲生活的形象（似乎是要疲憊地報復生活）。人們會推測，生活究竟怎麼會使他們那麼反感，致使他們那麼想歪曲、縮小和神化生活中的形象——人們會把藝術家當作篤信宗教的人，並視為最高等級的人。人們滿腹狐疑地對不可救藥的悲觀主義懷有深深的恐懼。正是這種恐懼迫使人們許多世紀以來，對存在做出了宗教上的解釋——人們從本性上害怕會太快地獲得真理，在人變得足夠強大、足夠堅強、具有足夠多的藝術家氣質以前要虔誠——「神的生命」。從這種觀點看，似乎是害怕真理的最終結果，似乎是藝術家在所有最為符合邏輯的真理面前的讚頌和陶醉，似乎是顛倒真理、不惜以任何代價說謊的意志。或許，迄今為止，美化人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說他虔誠。說某人虔誠，某人就會變得非常狡猾、非常淺薄、非常光彩照人、非常「善良」，其樣子也就不再惹人討厭。 （十四） 為上帝而愛人類，這是至今人類所獲得的最為崇高和最為超然的感情。不要任何補償地愛人類只不過是另一種愚蠢和殘忍的行為，熱愛人類的這種傾向，首先必須從一種更高的傾向得到其均衡的比例。誰先覺察和感受到了這一點，那麼，無論他力圖表達事情時多麼結結巴巴，他都將永遠是神聖和令人尊敬的，是至今飛得最高、迷路迷得最討人喜歡的人！ （十五） 我們這些自由人所理解的哲學家是負有最重大責任的人，是對人類的發展負有良心上的責任，是會利用宗教來訓練人和教育人的人。正如他們利用當今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來做這項工作那樣。利用宗教所產生的控制性影響，它所迷惑和保護的人是不同的，它具有創造性和塑造性，也可以是有破壞性的。有些人性格堅強而具有自立精神，天生註定和後天培養成為發號施令的人，具有統治民族的能力。對於這些人來說，宗教是另一種工具，可用來克服行使權力的障礙。宗教也是連接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紐帶，可把被統治者的良心拱手交給統治者，而人們從內心深處總是盡力地逃避服從。貴族出身的人很特別，精神境界高人一等，傾向於過閉門索居、沉思默想的生活，喜歡以較優雅的方式（通過某一階層中精選的追隨者或成員）進行統治。他們可利用宗教獲得安寧，遠離管理粗俗事物的嘈雜和麻煩，同時避開一切政治鼓動中不可避免的骯髒和齷齪。比如，所羅門就明白這一點，藉助於宗教組織，他們擁有為人民指定國王的權力，同時在思想感情上又超然物外，具有高於國王的使命。與此同時，宗教給予某些被統治者引誘的機會，使他們在未來有資格進行統治和發號施令，這些人屬於緩慢上升的階級和階層，仰賴幸運的婚姻習俗，他們的意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不斷增強。宗教向他們提供了充足的動力和誘惑，使他們努力達到更高的智力水平，體驗必須進行自我控制的情感，體驗沉默不語和寂寞的滋味。某一種族若想超越其卑下的遺傳特徵，未來達到高人一等的優越地位，則禁欲主義和清教主義便成了教育該種族，使該種族高尚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最後是普通人，即芸芸眾生，他們生來是為了幹活和勞作的，只有這樣才能生存下去，宗教使他們對自己的命運和境況感到心滿意足，內心感到平靜，覺得服從是光榮的使命，並具有較多的社會幸福感和同情心，臉上容光煥發，使靈魂上的一切平庸、一切卑下和一切貧乏都得到了原諒。宗教連同生活所具有的宗教意義，給這些永遠遭受折磨的人帶來了陽光，甚至使他們能夠忍受自己的悲慘樣子。宗教對他們起的作用，恰似伊壁鳩魯哲學對較高等級的受苦受難者起的作用。起作用的方式別開生面，高雅別致，幾乎利用了受苦受難，最終甚至把受苦受難神聖化，證明這是正當的。基督教和佛教中最令人敬佩的，莫過於它們有辦法教導最低下的人，通過尊奉表面上等級較高的事物來提升自己，從而使他們對現實世界感到滿意。儘管他們覺得在現實世界中生活很困難——據說這種困難是必不可少的。 （十六） 毫無疑問對這些宗教作蹩腳的反計算，有暴露其隱秘的危險。若宗教不是在哲學家手中作為教育人和訓練人的工具，而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裁決工具；若宗教一心要成為萬物的最終目的，而不是充當一種工具，則其付出的代價總是過於昂貴。在人們當中，正如在所有其他動物當中一樣，總有一些人，他們是有缺陷的、患病的、墮落的、體弱的、必然受苦的；在人們當中，成功者也總是例外，而且由於人是尚未完全適應環境的動物，成功者應是罕見的例外；更為糟糕的是，人所處的等級越高，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一般政體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法則，對高等級的人產生的破壞作用最為可怕。因為這些人的生活條件是脆弱的、多樣的、難以確定的。那麼，上述這兩種最偉大的宗教對生活過多的失敗會採取什麼態度呢？它們力圖保存一切能夠保存的東西。實際上，作為受苦受難者的宗教，它們原則上站在受苦受難者的一邊，它們總是喜歡那些忍受生活痛苦的人，寧願把每一種其他的生活體驗視為虛假的和不可能的。不論我們給予這種溺愛式的和保護性的關心多麼高的評價（在關心其他人的同時，更多的是關心受苦受難最多的那種類型的人），至今至高無上的這兩種宗教——這是對它們的一般性的評價，都是導致人類停留在低水平上的主要原因，是它們保存了太多的本該消亡的東西。我們要感謝它們做出的無法估價的貢獻。只要哪位充滿感激之情的人想一想，就會為基督教至今為歐洲所做的一切感到難受。但是，在它曾安慰了受苦受難者，鼓勵受壓迫者和絕望者，給予孤苦無助者依靠和支持後，便把社會中的失意者和苦悶者吸引到修道院和悔罪所。它們還是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問心無愧地保護一切患病者和受苦受難者，以確確實實地促進歐洲種族的墮落。顛倒全部價值判斷，這正是他們所要做的！摧毀強壯者，使一切偉大的夢想破滅。懷疑對美好事物的喜愛，搗毀一切自主自立、男子漢氣魄、征服氣概、專橫傲慢，所有這些最高等級和最為成功的人自然而然所具有的天性，並把這一切都變為猶豫不決、自責自疚和自暴自棄。無疑地，把對社會的全部熱愛，把統治塵世的欲望顛倒過來，變成對塵世和世俗事物的憎恨，這就是基督教會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任務，直到根據它的標準，「對錢財嗤之以鼻」「對酒色不感興趣」、和「高級人」融合為一種感情為止。如果人們能以伊壁鳩魯主義者嘲弄的和不偏不倚的眼光來看一看歐洲基督教導演的這齣叫人感到不自在和痛苦，既粗糙又雅致的喜劇，那我認為人們會驚異不已、笑個不停。似乎某種意志支配了歐洲一千八百年，要使人類莊嚴地流產，難道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嗎？不過，某人若像歐洲的基督教徒那樣（比如帕斯卡爾），需要的東西與此正相反，手裡拎著一把神聖的斧子，能考察人類的這種自願性的墮落，他便會憤怒地、同情地、全身戰慄地高喊：「哦，你們這些笨蛋，你們這些專橫而可惡的笨蛋，你們都幹了些什麼呀！你們怎麼能幹出這種事？怎麼能這麼胡砍亂弄我最好的這塊石頭？真是放肆無禮！」人們尚未偉大和堅強得能作為藝術家參與塑造人類的活動；人們尚未強大，也尚未有足夠多的遠見能以崇高的自我克制力，聽憑千百萬人必然失敗和滅亡的規律肆虐；人們尚未崇高得能夠看清把人與人區別開來的、迥然不同的等級和差距。這樣的人高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至今一直支配著歐洲的命運，以致最終產生了一個發育不良的樣子——可笑的物種，一種喜歡群居的動物，謙和有禮，弱不禁風，平平庸庸，即當今的歐洲人。 三、道德的歷史 （一） 歐洲目前的道德情操或許是微妙的、敏感的和細膩的，正如截至目前的「道德科學」是最新的、初步的和粗糙的那樣。此種對照很有意思，有時會明顯地表現在道德家的身上。的確，「道德科學」這個詞就它所表達的意思來說，太傲慢了，有失風雅。風雅總是預示著要使用不那麼囂張的詞語。人們應該非常清楚地說明，要為建立各種類型的道德理論做好準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需要做什麼？就當前來說，又有哪些事情是必須做的？這其中包括：收集資料，全面考察數量眾多的、有價值的和特別有價值的細膩感情，並分類。這些感情是活的、不斷生長繁殖和消亡的。還應該明確地說，這些活生生的感情反覆出現較為常見的形式。毫無疑問，人們至今並沒有這種謙虛。所有哲學家在把道德作為一門科學來研究時，都擺出一副充滿學究氣的、一本正經的樣子，要求自己取得某種非常崇高的、非常莊重的成果。他們要給道德以基礎——每個哲學家至今都堅信自己為道德奠定了基礎。然而，道德本身一直被認為是某種「給定的」東西。描述各種形式的道德與他們那令人尷尬的傲慢自大相距何止千萬里！這項工作看似微不足道，可是極其纖細的手和極其敏銳的感覺，卻不一定能勝任！正因為道德哲學家對道德事實了解得不全面，而只是隨意了解一個梗概，或偶爾在哪裡看到一個節略本，或許只是了解與他們的環境、地位、教會、時代精神、氣候和地區有關的道德；正因為他們對各個國家和各個時代的情況了解得太少，而且也不那麼渴望了解這些事情，他們甚至連道德的實際問題都未接觸到，因為只有通過對照比較許多種不同的道德，道德的實際問題才會顯露出來。在至今的每一種「道德科學」中，實際上確實是忽略了道德本身這一問題。人們絲毫不覺得道德本身有什麼問題！哲學家所謂的「給予道德以基礎」以及為此而做出的努力，若以正確的眼光觀之，只不過是以學術的形式使人堅信流行的道德，以新式表達流行的道德，因而只是在明確的道德範圍內的就事論事。而且，從最終的動機上說，是一種否認，即否認對這種道德產生懷疑是合法的，並且拒絕檢驗、分析、懷疑和剖析對這種道德的信仰。比如，請聽一聽叔本華是多麼無知地談論他所做的工作，然後你可以對「道德科學」的科學性得出你自己的結論。結果這門科學的最新大師仍在以小孩子和老婦人的口氣說話。叔本華雖然實際上是個悲觀主義者——可每天晚飯後卻吹笛子，這是他的自傳說的。由此產生了一個問題：一個悲觀主義者，一個拋棄了上帝和世界的人，卻在道德面前止步——贊成道德，他究竟還是不是悲觀主義者？ （二） 撇開像「我們心中有一絕對命令」這樣的斷言有何價值可談，我們總可以問：這種斷言對不斷言者說了什麼沒有？在另一些人看來，有些道德體系力圖為其創立者辯護；另一些道德體系則力圖使創立者心情平靜下來，使其自鳴得意；藉助另一些道德體系，他想要虐待自己，使自己謙卑低下並用報復掩蓋自己，給自己臉上貼金，使自己出人頭地：這種道德體系幫助創立者忘卻，那種道德體系使創立者或創立者身上的某種東西被人忘卻；許多道德家喜歡對人類行使權力，喜歡創造性地、武斷地對待人類；還有許多道德家，尤其是康德則以其道德使我們確信：「我內心所尊敬的，就是我應該服從的，你我都是如此！」總之，道德體系只是感情的一種手語。 （三） 與自由放任相對而言，每一種道德體系都是一種對「自然」同時也是對「理性」的暴政。不過，這並不是反對道德體系的理由，除非人們又利用某種道德體系命令說，所有種類的暴力和非理性，都是非法的。每一種道德體系中本質的東西和無法估價的東西，都是一種長期的約束。為了理解斯多噶哲學、波爾羅亞爾女隱修院或清教主義，我們應記住每一種語言對力量和自由所施加的約束，即韻律的約束、韻腳和韻律的暴政。各國的詩人和演說家都遇到了多少麻煩啊！當今的一些散文作家也不例外，在他們的耳畔總迴響著要求他們一絲不苟、認真負責的命令，正如功利主義的草率行事者所說，是「為了一個愚蠢的念頭」而一絲不苟。這些散文作家便因此而認為自己是明智的，又正如無政府主義者所說，是因為服從了專斷的規則才這麼認為的，並因此而認為自己是「自由的」，甚至是具有自由精神的。然而，奇特的事實依然是一切具有自由、文雅、果敢和巧妙必然性的事物，不管是現在還是過去存在的，無論是存在於思想本身中，還是存在於管理或說話和勸說中，或是存在於藝術還是行為中，都是憑藉著這種專斷規則的暴政才得以發展起來的。說實在的，這可能恰恰就是「自然」，恰恰就是「自然的」——而不是自由放任！每一位藝術家都知道，他的「最為自然的」狀態，即出現靈感時刻的自由安排、定位、布置和構造，是多麼不同於他的自由放任狀態——知道自己隨後會多麼嚴格而小心地遵守許許多多規則，這些規則正是由於其嚴格性和精確性，而完全無法用觀念來加以表述（因為與這些規則相比，即使是最為穩定的觀念，也有一些漂浮的、由許多不同部分組成的、含糊不清的東西）。「天上和地上」本質的東西，顯然是應該有沿著相同方向的長期服從——由此才會產生，長期以來也一直在產生某些使生活值得過的東西。如美德、藝術、音樂、舞蹈、理性、精神以及任何其他改變了面貌的、精緻的、愚蠢的或神聖的東西。精神長期被束縛，思想的傳播受到懷疑和限制，思想家在思考時約束自己，按照教會、法庭的規定，或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前提進行思考，頑固的宗教意志按照基督教教義解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在發生的每件事情中都要重新發現基督教的上帝，並為其辯護。這一切暴行、專斷、嚴厲、恐怖和不講道理，都已證明是一種懲戒手段，歐洲精神藉此獲得力量、冷酷的好奇心和難以捉摸的流動性。當然也得承認，在這一過程中必須窒息、悶死和毀掉許多不可恢復的力量和精神（因為在這裡跟在別處一樣，「自然」會顯露真相，並表現得過於輝煌，不偏不倚，令人震驚卻是崇高的）。過去歐洲的思想家們思考事物，只是為了證明某件事情，如今則相反，凡是「想證明某件事情」的思想家，我們都對其表示懷疑。所要證明的事情總是在事前就已經決定了，這是他們以極其嚴格的思維方式思考所帶來的結果，就像在古代亞洲的占星術中那樣，或像當今的基督教道德為了「上帝的榮耀」或為了「靈魂得救」而解釋當前的個人事件那樣。無論是廣義的奴役還是狹義的奴役，都是精神教育和訓練的一種不可缺少的手段。我們則可以用這種眼光看待每一種道德體系，因而每一道德體系「自然」要教導人們憎恨自由放任，憎恨太大的自由，使人們堅信需要限定地平線，需要履行當前的義務，告訴人們應當收縮眼界。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告訴人們，愚蠢是生活和發展的一個條件。「你必須長期服從某人，否則會遭難，會不再尊重自己」——在我看來，這就是自然的道德命令，肯定既不像老康德希望的那樣是「絕對的」（因而才會有「否則」），也不是針對個人而說的，而是針對民族、種族、時代和階層而說的，尤其是針對一般意義上的具有動物性的「人」，即人類而說的。 （四） 勤勞的種族感到無所事事，非常難受，但英國人本能中是把星期天遵奉為極其神聖之日，以致下意識地渴望這一天不要休息，仍然工作。於是便設計出齋戒，古代世界也經常可以見到這種情況（雖然嚴格說來就南方民族而言並不是與工作有關）。許多種類的齋戒是必需的；哪裡的強大勢力和習俗占優勢，哪裡的立法者就務必要指定閏日，在這些日子這種衝動將受到約束，學會重新感到飢餓。從一種更高的觀點看，整個時代在感染道德狂熱時，看起來便像是那些插入的克制和齋戒時期一樣，學會低聲下氣，學會屈從——與此同時也學會弄乾淨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對某些哲學派別也可以做類似的解釋（如希臘文化當中充滿情慾氣氛之下的柱廊派）。由此也可得到解釋以下矛盾現象的一個線索：為什么正是在歐洲歷史上基督教最盛行的時期，並且一般說來只是在基督教情緒的壓力下，性衝動才會升華為愛情。 （五） 柏拉圖的道德中有某種東西實際上並不屬於柏拉圖，而僅是出現在他的哲學中，或者可以說，是不由自主地出現在他的哲學中，這種東西就是蘇格拉底哲學。柏拉圖太高貴了，看不上蘇格拉底哲學。沒有人想傷害自己，因而所有罪惡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的。壞人不會自己損害自己；如果他知道什麼是罪惡的，他就不會作惡了。所以壞人只是出於錯誤的觀念而作惡；若使他擺脫錯誤的觀念，就必然要使他成為好人。這種推理方式散發著民眾氣味，民眾只是覺察到由作惡而造成的令人不快的後果，由此而做出實際判斷，說「幹壞事是愚蠢的」；同時他們把「善」等同於「有用的和令人愉快的」，而不作進一步的思考。至於每一種功利主義體系，我們可以立即認為也有與上面相同的根源，並循著此蹤跡追循下去，很少會出錯。柏拉圖解釋老師的信條時，竭力將一些高雅的和高尚的東西塞進去，他是所有解釋者中最為大膽者，把整個蘇格拉底的形象拔高，變成了一個受人歡迎的主題和一首大家喜愛的歌曲。用無窮無盡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重塑的形象展示他，即用他自己的所有偽裝和多重性來展示他。 （六） 「信仰」與「知識」這一古老的神學問題，或者較為明白地說，本能與理性這一問題，就對事物的評價而言，本能是否應該比理性享有更大的權威，理性想要根據動機，根據「原因」，也就是要根據目的和效用來評價和行動。這個問題一向是個古老的道德問題，最先出現在蘇格拉底的頭腦中，早在基督教出現之前就分裂了人的心靈。蘇格拉底本人當然是由他具有的才能牽著鼻子走，先是站在理性一邊。而實際上，他終生所做的，只是嘲笑高貴的雅典人，表現出的那種叫人難堪的無能，他們像所有高貴的人一樣，是受本能驅使的，絕對無法對行動的動機給出令人滿意的答覆。然而，最終他也嘲笑了自己，雖然只是默默地、偷偷地嘲笑。由於具有較為敏銳的良知和較強的反省能力，他發現自己也處於相同的困境，也是那麼無能。他自言自語道：「但人們為何因此要使自己脫離本能！應擺正本能的位置，也應擺正理性的位置——人們必須遵從本能，但同時必須勸說理性用有力的論證來輔助本能。」說這樣的話，實際上是這位偉大而神秘的諷刺家的虛偽，他把自己的良知帶到了這樣的境地，在這種境地，他滿足於一種自欺欺人。而實際上，他覺察到了道德判斷中的無理性。柏拉圖在這些事情上較為無知，沒有平民的那種狡猾，他想要用他的全部力量證明，理性與本能自發地導向一個目標，導向善，導向上帝。除柏拉圖以外，所有神學家和哲學家都採取了與此相同的路線，這意味著在道德問題上，到目前為止本能取得了勝利。不過，理性主義之父（從而也是法國大革命之祖父）笛卡爾是個例外，他僅承認理性的權威，不過理性只是一種工具。 （七） 不管是誰，研究某一門學科的發展史，都會發現線索，並藉此可理解獲得所有「知識和認識」中最古老和最常見的過程。不管在哪一領域，最先發展起來的都是早熟的假說、虛構、善良而愚蠢的「信仰」意志，以及懷疑精神和耐心的缺乏——我們的感官姍姍來遲，而且從未完全學會成為獲取完整知識的器官。在一定的場合中，我們的眼睛易於產生已經產生過的圖景，而難捕捉住某一印象中的變化和新奇之處，因為後者需要運用更大的力量，更多的「道德」。耳朵聽任何新的東西也很困難和費力，因此初聽異國音樂會感到很彆扭。我們聽到人們說另一種語言時，常不自覺地力圖用我們熟悉的詞語學說這種語言。我們的感官也敵視和嫌惡新事物。一般說來，甚至在「最簡單的」知覺過程中，也是各種感情占支配地位，如懼、愛、恨以及被動的懶散之感。如今讀者很少讀一頁書上的所有單詞（更不用說所有音節了），而只是讀每二十個詞中的大約五個詞，並推測這些詞可能具有的適當意思。與此相同，我們現在很少正確而全面地去觀察一棵樹，也很少觀察它的葉子、枝幹、顏色和形狀，我們發覺想像一棵樹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非凡的經歷當中也這麼做。我們杜撰的大部分經歷，幾乎不能說服我們思考任何事件，除非我們是事件的「發明者」。這一切有助於證明，源於我們固有的本性，從久遠的年代起，我們就一直習慣說謊，或者說得較為文雅或矯飾一些，也就是說得較為好聽一些。 一個人的藝術家氣質遠要比他所意識到的多得多。在熱烈的談話中，常常可以根據對方表達的思想或根據我認為他頭腦里想的東西，非常清楚而明晰地觀察到他的面部表情，其清晰度要遠遠超過依靠視覺的力量，即雙眼肌肉的巧妙運用所能看到的程度。他也許裝出的是一副完全不同的表情，或根本沒有表情。 （八） 白天做什麼，夢中也會做什麼，反過來也是如此。若在夢中常經歷這樣的事情，那麼最終就完全與「實際」經歷的事情一樣了，與我們心靈中的東西相關聯。由此我們就更加富有或貧乏，就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種要求。最終，在大白天，甚至在最清醒的時刻，我們也會在某種程度上被夢中的情景所支配。設想某人在夢中經常飛翔，設想他一做夢，就感到自己具有飛翔的能力和技術，感到這是自己的特權，是自己享有一種特別引人嫉妒的幸福。這樣的人相信自己稍微動一下念頭，就能做各種轉彎動作，就能自由自在地飛翔，並毫不費力地、不受約束地「上升」，並可自然而然地「下降」，不用費勁兒！具有這種夢幻經歷和做夢習慣的人，怎能不發覺另一種幸福，即便是在醒著的時候！他怎能不渴望另一種幸福？與他自己的「飛翔」相比，詩人們所描述的「飛翔」，對他來說肯定太世俗、太費力、太劇烈，也太麻煩了。 （九） 人們之間的區別，不只是表現在他們列出所想要的不同事物上，也不只是表現在他們對什麼是值得為之奮鬥的意見不一上，以及對公認的好的事物其價值大小、等級高低意見不一上，而是更多地表現在他們認為什麼是實際擁有或占有一件想要的東西上。比如，就女人來說，控制她的身體和性需求，那麼對於一個較為節制的人而言，便是擁有和占有的足夠充分的標誌；另一個疑心較重和對占有具有更大渴求的人，則覺得這種表面的擁有「成問題」，想作較為精細的檢驗，來弄清女人是否不僅只是把身體許給他，而且還願意為了他放棄自己擁有或想要擁有的東西，只有在作了這種檢驗之後，他才把她視為「占有物」。然而，即使作完這種檢驗，仍會有人覺得還有懷疑的餘地，占有欲還未得到滿足。他會問自己，女人在為他放棄了一切之後，是否會為他的靈魂也這麼做？他首先想要完全徹底地被人了解。為了得到愛，他大膽地將自己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當他心愛的人對他不再存任何幻想，既愛他的卑劣和骯髒，又愛他的善良、堅忍和高尚精神時，他才會感到完全占有她。一個人想要擁有一個國家，便會發覺卡廖斯特羅和卡塔利那的高妙手法適用此目的。另一個人的占有欲若較為高雅，便會自言自語道：「我在想占有的地方不應行騙。」一想到他的假面具將在人們的心中占支配地位，他就生氣，且不耐煩。「所以，我必須讓人們了解我，首先要學會自知之明！」人們總會發覺樂善好施的人，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讓受惠者對他們的幫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和眷戀。表現出這種傲慢態度，他們便像對待財產那樣控制窮人，他們的樂善好施好像出於擁有財產的欲望。他們的施捨若與其他人相重複，或被其他人領先，他們便會忌妒萬分。父母總是不自覺地把孩子塑造成自己的樣子——他們把這稱作「教育」。沒有哪位母親在心底里懷疑她生的孩子不是自己的財產，沒有哪位父親會對堅持自己的思想和價值觀念猶豫不決。的確，從前父親認為自己有權決定新生嬰兒的生死（如在古代德國）。與父親一樣，教師、班長、牧師和君主，也在每一新來的人身上，看到擁有一項新財產的機會。可結果是…… （十）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和整個古代世界的人都說，猶太人是一種「生來當奴隸」的民族。猶太人自己卻說，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猶太人完成了顛倒價值評價的奇蹟，由此在幾千年歲月中獲得一種危險的新魅力。他們的先知把「富裕」「不信神」「邪惡」「暴力」「官能」等詞語融合為一體，最先把「現世」這個詞鑄造成了貶義詞。猶太民族的意義就在於這種價值評價的顛倒上（其中還包括把「貧窮」這個詞用作「聖人」和「朋友」的同義詞），這與猶太民族一起，體現了道德上的奴隸起義。 （十一） 可以推斷出：太陽附近有無數黑暗的天體。這些天體是我們絕不會看到的。我們私下說，這是個比喻：道德心理學家把全部星辰的文字僅僅看成一種比喻性的語言符號，在這種語言中，許多事物也許還未表達出來的。 （十二） 我們從根本上誤解了食肉的野獸和食肉的人（比如，亞歷山大的巴比倫西亞大主教切薩雷?博爾吉亞），誤解了他的本性。我們力圖在這些最健康的熱帶怪物和產物的體格上發現「病態」，甚至力圖在它們身上發現與生俱來的「地獄」，幾乎所有道德家至今都是這麼做的。道德家是不是憎恨原始森林和熱帶地區？他們是不是在不遺餘力地誹謗「熱帶人」？說他們使人類患病？使人類墮落？或說他們自作自受，自己折磨自己呢？為什麼這樣做？是為了偏袒「溫帶地區」、偏袒溫帶人，偏袒「道德」、偏袒庸庸碌碌的人嗎？那麼，應該寫出這樣一節——膽小的道德。 （十三） 所有致力於所謂「幸福」的道德體系，能是什麼呢？只能是針對生活中不同程度的危險而提出的行為建議；只能是醫治人們感情，糾正好傾向和壞傾向的藥方。只要人們尚有強力意志，想要去充當主人，就只能是大小權宜之計和巧妙手法，充滿了老婦人的智慧。它們的形式都怪誕而荒唐——它們針對「一切」發表議論，因為它們在不能得出普遍規律的地方得出了普遍規律；它們都無條件地說這說那，並把自己視為無條件的；它們都不僅讓人感到半信半疑，而且只有在放入過多的佐料，散發出危險氣味，尤其是散發出「來世」的氣味時，才是可以忍受的，也才具有誘惑力。從智力方面來說，它們都沒有什麼價值，根本不是「科學」，更不是「智慧」。但再說一遍，它們是權宜之計，摻雜著愚蠢——無論是像斯多噶學派勸說和鼓勵人們的那樣，對各種熱烈而愚蠢的感情採取漠不關心和冷漠的態度；還是像斯賓諾莎建議的那樣，不再笑、不再哭，分析和剖析感情；或者像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學說所鼓吹的那樣，把感情降低到清白無邪的適當程度，讓感情得到滿足；或者把道德視為擁有自覺減弱的感情，用藝術的符號作用使其超凡脫俗；或表現為音樂，或表現為對上帝的熱愛，或表現出為了上帝而對人類的熱愛。因為在宗教中，只要是感情就會被再次授予公民權。最後，甚至是像波斯詩人哈菲茲和歌德教導的那樣，若是富有智慧的怪老頭和酒鬼，就可以順從和沉溺於感情，並大膽地放開精神和肉體自由意志的韁繩，因為在這種人那裡是可以放縱感情的，因而也應該寫出這樣一節——膽小的道德。 （十四） 自從有人類以來，就一直有人群（家族聯盟、社會、部落、民族、國家、教會），並總是大多數人相應地服從於發號施令的少數人。所以，至今為止，人類最為經常地身體力行地服從，最為出色地培養出了服從精神，因而有理由認為，服從是每個人天生的需要，是人正式的良知，它發布以下命令：「你應當無條件地做某事，無條件地不做某事。」總之，「你應當」這種需要力求自己滿足自己，力求用某一內容來填寫其表格，並依照其強度、不耐煩程度和急切程度，可不加選擇地立即明白和接受各種各樣的命令對他喊出的任何東西——這些下命令的人可以是父母、老師以及各層領導。人類發展所受到的極大限制，遲疑徘徊，經常地倒退和改變方向，都可歸因於服從這一群居本能遺傳得非常好，而命令藝術卻受到了損害。倘若設想一下這種本能增加到最大限度，則下命令的人和獨立的人最終將銷聲匿跡，或許他們心靈深處會感到內疚，會先進行一番自我欺騙，然後才能下命令，就像他們也只是在服從。目前歐洲實際上就存在著這種情況，我稱它為命令階級的道德虛偽。他們使自己免遭內疚折磨的方法，只能是假裝在執行（先輩、憲法、正義、法律或上帝本人的）年代更為久遠的、更高一級的命令，甚至用擷取民眾流行意見的熟語來為自己辯護，稱自己是「人民的頭等公僕」或「公共福利的工具」。另一方面，愛群居的歐洲人目前擺出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對自己的各種品質讚不絕口，其中包括熱心公益、和藹可親、服從依順、勤勞、節慾、謙虛、寬容、富於同情心。由於有了這些品質，他便溫文爾雅，堅韌不拔，有益於民眾，從而具有了人類特有的美德。然而，在認為不能缺少領袖的情況下，當今人們一再試圖把愛群居的聰明人聚集在一起，以此來取代發號施令者。比如，所有代議制政體便起源於此。儘管如此，對這些愛群居的歐洲人而言，出現一個絕對的統治者會是一種多麼大的幸福，又會擺脫一個多麼不堪忍受的重負啊。拿破崙的出現所起的作用，就是最近對這一事實的偉大證明。拿破崙的影響史，可以說是這個世紀最值得尊敬的個人和時代所獲得的高級幸福的歷史。 （十五） 在各個種族相互融合的時代，人的身體中繼承著多種多樣的血統。也就是說，繼承有相互對立的，而且不僅僅是相互對立的本能和價值標準。它們相互衝突，很少能平靜下來。文化孕育出的這樣一種人，通常是軟弱的人。其根本願望是結束內心的戰爭，在他看來，幸福就是某種鎮定藥，就是某種（如伊壁鳩魯式的或基督教式的）思維方式。尤其是悠閒、無打擾、精神充實和最終和諧帶來的幸福——用聖潔的修辭學家聖?奧古斯丁的話來說，就是「安息日的安息日」。然而，倘若本性上的這種矛盾和衝突成為生活的另一種激勵和刺激，同時在另一方面，如果除了其不可調和的本能外，他們身上還繼承和被灌輸適當的控制力和機敏性（即自我克制和自我欺騙的能力），來進行內心的這種衝突，那就會出現一些叫人不可思議的人，他們註定要征服和勝過他人。最佳例子便是古雅典的政治家亞西比德和愷撒（按照我的鑑別力，我要把歐洲第一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與愷撒聯繫在一起），藝術家當中或許是列奧納多?達?芬奇。他們恰好出現在渴望悠閒且軟弱類型的人大量湧現的時代。這兩種類型的人是互補的，亦產生於相同的原因。 （十六） 只要認為道德判斷的效用僅僅是群居的效用，只要著眼點僅僅是保存社會，完全根據是否危害社會來決定什麼是不道德的，就不會有「愛鄰人的道德」。即便時常可見到些許關心、同情、公平、文雅和互助，那麼即便在這種社會狀況下，所有這些本能很活躍，近來被冠以各種榮譽稱號，被稱為「美德」，並最終與「道德」概念相重合。但在此時，它們仍不屬於道德評價領域——它們仍超越了道德。比如，同情行為在古羅馬最鼎盛的時期，既不被稱為好，也不被稱為壞，既不被稱為有德，也不被稱為缺德；即便受到讚揚，讚揚中也含有怨恨和輕蔑，頂多把同情行為直接與有利於全體福利、有利於國家的行為作一番比較。畢竟，相對於懼怕鄰人而言，「愛鄰人」總是次要的事情，部分是相沿成習的，是隨意表露出的。對社會組織來說，似乎已牢固建立起來，且能抵禦外部危險。正是這種對鄰人的恐懼會再次帶來有關道德評價的新觀點。某些強烈而危險的本能，如進取心、輕率魯莽、報復心、狡猾、貪婪和權力欲，從一般效用的觀點出發，不僅給予榮譽——當然是以不同於此處所給出的名義，而且還加以鼓勵和培養（因為在抵禦共同的敵人時，永遠需要它們），但現在人們卻感到這些本能的危險增加了一倍（眼下缺少發泄這些本能的機會）。因而逐漸給它們加上了不道德的惡名，還對它肆意加以誹謗。相反地，本能和傾向卻獲得了道德榮譽，群居本能地逐漸退出舞台。在一種觀點、一種狀況、一種感情、一種傾向或一種天賦中包含有多少危及社會的危險，這便是現在的道德觀點。在這裡，恐懼再次成為道德之母。正是有最高尚和最強烈的本能充滿感情地爆發，並在使人遠遠高於和超越群居良知的一般低水平時，社會的自我信賴能力便會被摧毀。社會對自己的信心，可以說社會的脊樑便會折斷。因此，這些本能會受到最猛烈的譴責和詆毀。崇高的獨立精神、鶴立雞群的意志，甚至富於說服力的理性，都被覺得是危險的。於是，將個人提升至人民之上，招致鄰人恐懼的一切，便都被說成是罪惡。寬容大度的、不喜鋪張招搖的、善於自我平衡的性情，以及平凡的願望和欲望，獲得了道德上的殊榮和聲譽。最後，在和平氣氛很濃的環境下，很少有機會也沒有必要把感情訓練得嚴厲和嚴格。現在，每一種形式的嚴厲，甚至公正上的嚴厲，都開始使良心感到不安；透著傲慢與嚴厲的高貴和自我負責總是惹人生厭，引起人們的猜疑，「羔羊」，尤其是「綿羊」才贏得人們的尊敬。在社會發展史上，病態的溫和嬌柔達到一定程度，便會使社會本身站在損害社會的一邊，站在罪犯的一邊，而且擺出一副一本正經、真情實意的樣子。在社會看來，懲罰似乎有欠公平。的確，此時「懲罰」和「懲罰的義務」的思想叫人民感到痛苦和驚恐。「使罪犯不再能夠為害，不就足夠了嗎？為什麼還要懲罰？懲罰本身太可怕了！」一旦提出這些問題，群居的道德也就是恐懼的道德，便會宣告終結。假如能完全消除危險，消除造成恐懼的原因，同時也就終結了這種道德。只要考察一下當今歐洲人的良心，總是會從他們的習性和隱蔽的晦暗處，發現相同的命令——膽小的民眾的命令：「但願遲早不再有害怕的東西！」遲早——哪裡是遲早，現在這種意志和通向這種意志的道路，在整個歐洲就被稱作「進步」。 （十七） 我要立即再說一遍，我已說過上百遍的事情，因為人們的耳朵不願聽這樣的真理——我們的真理。我們都很清楚，若有誰直接地，不是在比喻的意味上把人歸於動物之列，那聽起來有多刺耳。可是，偏偏在談論具有「現代人」特徵時，我們常常使用諸如「畜群」「畜群本能」這樣的詞語，這會被視為我們的罪過。但能有什麼辦法呢？別無選擇，因為這正是我們的新見識。我們已發現，在歐洲以及受歐洲影響的國家中，人們在主要的道德判斷上的意見都一致：在歐洲，人們顯然都知道蘇格拉底認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都知道當初那條著名的蛇答應教給人的事情。如今他們「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因此，如果我們總是反覆說，歐洲人認為自己知道的事，歐洲人用自誇自責讚美自己、稱自己為善的，只是畜群之人的本能，那聽起來一定很刺耳，且叫人很反感。這種本能已顯露出來且越來越強烈，而且隨著它生理上的症狀，近似性和相似性不斷增大，它越來越占據支配地位，且凌駕於其他本能之上。目前歐洲的道德只是畜群道德，所以照我們的理解，它僅是一種人類道德。與其相併列的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後，可能還有而且也應該還有其他許多道德，尤其是一些高層次的道德。可是，為免遭這種「可能」和「應該」的損害，這種畜群道德竭盡全力地保護自己。它執拗而毫不容情地說：「我就是道德本身，再沒有其他什麼道德了！」而實際上，藉助一種遷就和迎合畜群最高尚欲望的宗教，使事情已發展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至於我們經常發現這種道德甚至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在政治和社會制度中：民主運動繼承了基督教運動的遺產。可是它的速度，對那些性急者和那些被畜群本能弄得瘋瘋癲癲、心煩意亂的人來說，則嫌太慢而令人睏倦。信奉無政府主義的野狗越來越猛烈地狂吠，越來越不加掩飾地齜牙咧嘴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這些野狗目前正在歐洲文化的街道上遊蕩，他們都反對溫和而勤勞的民主主義者和革命思想家，也更加反對蠢笨的冒牌哲學家和那些自命為理想主義者、希望建立「自由社會」的博愛思想家，可實際上他們卻是一丘之貉。對於除了自治的畜群以外的任何社會形式，都抱有根本的敵意，都一致堅決反對一切特殊要求、一切特殊權利和優先權。這意味著最終反對一切權利，因為如果人人平等，也就沒有人再需要「權利」了，都一致懷疑懲罰的公正。但他們也都同樣信奉同情的宗教，凡是感受過、生活過和遭受過的一切，對此表示同情（下至禽獸，上至「神」——過分「同情神」是民主時代的現象）。他們一起為同情吶喊，為同情焦急。一般說來，對痛苦恨得要死，幾乎像女人那樣不能目睹痛苦，不能聽任痛苦存在。他們都不由自主地黯然憂傷，心腸變得很軟，歐洲只被其迷惑，仿佛受到一種新佛教的威脅。他們一致堅信相互同情的道德，好像這就是道德本身，就是頂點，是人類所達到的頂點。未來的、獨一無二的希望，也是對當前的安慰，對過去所有債務的大清償。全都一致相信社會是拯救者，也就是相信畜群，相信「自己」。 （十八） 我們都有一種不同的信念——不僅把民主運動視為一種墮落的政治形式，而且認為它相當於人的一種墮落和衰落的形式，其中包含著人的平庸和貶值。那麼，我們應該把希望寄托在何處呢？寄托在新哲學家身上，因為我們別無其他選擇；寄托在身體非常強健、創造力非常豐富的人身上，因為他們能提出相反的價值判斷，能重新評價和顛覆「永恆的價值」；寄托在先驅者身上和未來的人身上，因為他們目前便勒緊褲腰帶，打緊鞋帶，迫使太平盛世走上新的道路。為了使人懂得人類的未來就是他們的意志，人類的未來取決於人的意志，為了準備好在培養和教育人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冒險和嘗試，以結束愚蠢和偶然的恐怖統治（這種統治至今的名稱是「歷史」，它最近的形式是「最大多數人」這一愚蠢說法）。為此，遲早需要有一種新型的哲學家和命令者。一想到這些哲學家和命令者，一切與那些神秘的、可怕的和仁慈的生物有關的事物便顯得那麼的蒼白和矮小。這種領導者的形象在我們眼前晃動——我是否可以大聲說你們就是自由精神？為了產生這種精神，人們一方面要創造這種精神，同時也要利用這種精神的條件。還有所推定的方法和檢驗，藉此靈魂可逐漸成長，達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具有非常大的力量，以致感到不得不執行這些任務，以及對價值進行重估。在其新的壓力和錘鍊之下，良心會被鑄得如鋼鐵般堅硬，心腸也會變得硬如黃銅，於是可承受責任的重壓。另一方面則非常需要這樣的領導者，這樣的領導者很可能供應不足、早產和墮落，但這些正是我們真正擔心和發愁的事。你們知道得很清楚，你們這些自由精神！這些便是橫掃我們生活的思想及暴風雨。幾乎沒有哪一種痛苦比看到、發現或感受到一個傑出人物迷失道路和墮落更加叫人難以忍受的了。但是，倘若某個人獨具慧眼，看到人類自身有可能墮落，倘若他像我們那樣認識到在捉弄人類命運的遊戲中，至今起作用的仍是極端的偶然性，無論是上帝的手，還是上帝的指都未參與這場遊戲！倘若他發覺了隱藏在白痴般欣然接受和相信「現代思想」背後的命運，尤其是發覺了隱藏在全部基督——歐洲道德背後的命運，那他遭受的痛苦便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他瞥見了通過耐心積蓄和擴大人的能力和能量所尚能發掘的人的潛力；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人尚有發揮最大潛力的餘地，知道普通人過去常常面對神秘的決定和新的道路——他從自己最為痛苦的回憶中，或許更清楚地明白這一點，即回憶一下各種討厭的障礙，至今都已成為碎片，被粉碎、沉沒，變得不值一提。克服了這些障礙，便可取得最高層次的發展。人類普遍退化至「未來人類」，即蠢貨和淺薄者所理想化了的未來人類的水平。人類的這種退化和生長受到阻礙，變成絕對群居的動物（或者如他們所稱謂的，變成「自由社會」的人）。人類受到這種殘酷對待，成為具有平等權利和要求的特別矮小的動物，無疑是可能的！若誰參悟出最終結局可能是這樣，誰便可以體驗到其餘人所未曾體驗過的另一種厭惡，或許也是一種新的使命！ 四、道德的尺度 （一） 道德？我們很可能仍然擁有著道德，雖然它們很自然地不再是那些嚴肅而莊嚴的。正是因為這些道德，我們敬重我們的祖輩，也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後天的歐洲人，20世紀的第一代人仍將具有我們危險的好奇心和各種各樣的掩飾技巧。我們在感官和精神上得以成熟，而表面上甜蜜得殘忍。如果必須擁有道德的話，多半只擁有與我們內心感受最深的、最隱秘的傾向相吻合，並與我們最強烈的需要相吻合的道德。好吧，那就在迷宮中找一找這樣的道德！我們知道，在這種迷宮中，許多東西丟失了，許多東西完全丟失了！還有比尋找結果的道德更滑稽的事嗎？這不就是相信自己的道德嗎？但這種「相信自己的道德」，實際上不就是過去人們所謂的「問心無愧」嗎？這可是一種令人尊敬的思想長辮子，我們的祖輩常將它懸在腦後，也常將它懸在理解力的背後。所以，情況似乎是，無論我們認為自己在其他方面多麼不傳統，多麼不像祖輩那樣令人尊敬，可我們依然是祖輩們名副其實的子孫，我們這些問心無愧的、最後的歐洲人，仍然留著他們的辮子。哎！但願你知道情況會很快、非常快地發生變化！ （二） 在星空中，有時是兩個太陽來決定一個行星的軌道，有時是數個色彩不同的太陽，時而用紅光，時而用綠光，在一顆行星的周圍閃耀，隨後又同時把兩種光對準這顆行星，使它放出繽紛絢麗的色彩。與此相同，由於我們的「星空」結構複雜，現代人也受到了各種不同道德的影響；我們的行為交相輝映出各種各樣的色彩，但很少是意義明確的，在許多場合，我們的行為是雜色的。 （三） 愛自己的敵人？我認為人們已經完全學會了這樣做。這種事情在當前大大小小的規模上，千百次地發生著，而且有時會發生更崇高和更高尚的事情：我們學會了在愛的時候，而且恰恰是在愛得最深的時候，去鄙視被愛的對象。然而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沒有任何喧譁，也沒有任何誇示，只有善意的羞愧和遮遮掩掩，不允許傲慢而自負地大談道德。道德作為態度是與我們當今的趣味相對立的。這也是一種進步，就像在我們的父輩那裡，宗教作為一種態度一樣，最終與趣味相對立，這是一種進步。父輩的趣味包括對宗教抱有敵意和伏爾泰式的仇恨（以及所有那些以前屬於自由思想家啞劇的東西）。它是我們良心中的音樂和精神中的舞蹈，清教徒的祈禱、道德說教和假道學都不會與它合拍。 （四） 有些人非常看重別人，認為他們在道德上成熟老到，道德辨別力深刻而敏銳。與這些人打交道時，要特別小心！如果他們當著我們的面犯過一個錯誤（哪怕是有關我們的錯誤），他們都絕不會饒恕我們，他們出於本能，必然會毀謗和誣衊我們，即使他們仍然是我們的「朋友」。保佑健忘者吧，因為他們甚至能「戰勝」自己的錯誤。 （五） 法國的心理學家——如今其他地方還有心理學家嗎？從未停止過以譏諷態度，從多方面欣賞資產階級的愚蠢，就好像……總之，他們由此揭露了某些東西，比如福樓拜，這位里昂的正直市民，最終既未看到、聽到，也未品嘗到任何其他東西，這就是他高雅的殘酷的自我折磨方式。既然這一話題越來越令人厭倦，那我就換個話題說點兒別的供大家消遣吧！我要說的就是，胖胖的善良而誠實的普通人，總是不知不覺地對較為高尚的人，和這些人要執行的任務，做出機警的反應。這是一種敏銳的、帶刺的、耶穌教教民的機警，要比鼎盛時期的中產階級的鑑別力和理解力敏銳千百倍，甚至比其犧牲品的理解力還要敏銳。這些再一次證明，「本能」是至今發現的所有智力中理解力最強的。總之，心理學家研究的是「規則」與「例外」鬥爭的哲學，在這種哲學中，人們看到的是適於展示上帝和上帝般惡意的場面！或坦率地說，就是對「好人」，對「具有善良意志的人」或對你自己做的活體解剖！ （六） 做出道德上的判斷和譴責，是智力低下者對智力較高者最喜愛的復仇方式，也是對他天賦較差的補償。最後，這是一種獲取精神和變得敏感的機會——其所獲取的是一種惡毒的精神。令他們內心高興的是，到底還是有一種標準，根據這一標準，對天賦較高的人和天生享有較多特權的人是平等的。他們主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並幾乎是為此而需要信仰上帝。也正是在他們當中，可以見到最堅定的無神論反對者。假如有誰對他們說：「崇高的精神與純粹有道德的人，他們的誠實和可敬有天壤之別。」那會使他們勃然大怒。我將設法不去說這樣的話，我要用我的理論讚美他們，說崇高精神本身只是作為道德品質的最終產品而存在，它是在「純粹有道德的」人身上，所有品質的綜合，這些品質只有經過長期訓練和實踐才能獲得；或許要經過許多代人才能獲得。崇高精神完全是正義的精神化，是仁慈和純潔的精神化，它知道自己被授權而維持世界上的等級劃分，不僅在人之間，甚至在事物之間，維持等級劃分。 （七） 既然人們現在都那麼熱烈地讚揚「無利害關係的人」，我們就來或許不無某種危險地看一看，人們實際上對什麼感興趣。普通人從根本上說，他們的內心深處一般關心什麼事情，假如表面的東西不欺騙我們的眼睛的話（這裡所謂的普通人包括有文化的人，甚至包括學者和哲學家），令較高層次的天性和較高雅、較挑剔的情趣感興趣及沉醉的大多數事情，普通人似乎不感興趣。假如他還是發覺應該對這些事情感興趣，他便稱這種態度為無利害關係，並奇怪怎麼能夠置身事外。一些哲學家也總是像大眾那樣，富有魅力而神秘地、恍如隔世般地表現出這種驚奇（或許這是因為他們未體驗過這種較高層次的天性），而不是指出這樣一個赤裸裸的、率真樸實的、合情合理的事實真相，即「無利害關係的」行為是令人很感興趣的「有利害關係的」行為。「那麼愛呢？」愛畢竟是「非利己主義的」吧？你們這些傻瓜！「那幹嘛還要讚揚自我犧牲者？」凡是實際做出犧牲的人都知道，自己想為此而得到某種東西，或許是某種內心的東西。知道自己在這方面做出犧牲，是為了在另一方面得到的更多，或許只是一般地更多，甚至只是使感到自己得到的「更多」。可這卻是個要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的領域，較為挑剔的人是不願留在這裡的，因為在這裡真理要回答問題時，必須要強忍住不打呵欠。畢竟，真理是女人，對她不應使用武力。 （八） 道學家對傳閒話者說：「我有時崇敬和尊敬無私的人，但不是因為他無私，而是因為我認為他有權犧牲自己的利益而有益於另一個人。」總之，問題總是他是誰，另一個人又是誰。比如，在一個命中注定是發號施令的人身上，自我犧牲和與世無爭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對美德的糟蹋，至少在我看來就是這樣。每一種無私道德體系，都把自己視為無條件的，是對每一個人有吸引力的，因而這種道德體系不僅對高雅趣味是犯 罪，而且還會刺激人犯下忽略個性的罪惡，是一種在博愛的掩蓋之下對人的另一吸引，而且偏偏是對各種高級、罕見和享有較多特權的人的吸引和損害。各種道德體系首先一定要屈從於等級劃分，其假設必須做得問心無愧，以至於它們最終徹底明白地說：「適合一個人的也適合另一個人，是不道德的。」那個道學家和好人這樣說。他這樣勸說道德體系實踐道德，是不是應該受到人們的嘲笑？但如果誰想站在嘲笑者一邊，那他也許正確得叫人受不了，甚至高雅趣味也顯得有不當之處。 （九） 凡是在當今鼓吹同情同胞的痛苦的地方，如果我推測得正確的話，沒有哪種宗教比這種宗教鼓吹的時間更長了。心理學家都應側耳靜聽，要去透過所有那些虛榮，再去透過此種宗教的鼓吹者（以及所有鼓吹者）習以為常的噪聲，他會聽到自我蔑視的純正旋律，並沙啞地呻吟著。歐洲因此而被遮蔽了光輝，變得醜陋不堪。一個世紀以來，此種情況有增無減（其首批症狀已在加利亞尼致德?埃皮奈夫人的一封具有豐富思想的信中記錄得清清楚楚），但願自我蔑視不是造成此種狀況的真正原因！具有「現代思想」的人，即自負的類人猿，對自己極端不滿意，這可是千真萬確的。他在受苦，他的虛榮偏偏要他「與同胞一起受苦」。 （十） 歐洲的平民百姓絕對需要一套服裝。他需要把歷史當作服裝的儲藏室。他自然注意到，沒有哪套服裝合他的身，他換了一套又一套。讓我們看一看19世紀，該世紀的人對各種服裝樣式的喜好變了又變，並且時常因為「沒有一套服裝適合自己」而感到絕望。無論是把自己打扮成浪漫的，還是古典的、基督教的、佛羅倫薩畫派的、巴洛克風格和洛可可風格兼具的、「民族的」，一切都是白費，都不「合身」！但是精神，尤其是「歷史精神」，卻受益於這種絕望：可一次又一次地試驗過去的和外國的新樣品，穿了脫，脫了穿，然後打包收起來，尤其是對它進行了研究——我們的時代是在「服裝」方面第一個勤奮好學的時代。這裡所謂服裝指的是道德、信條、藝術趣味和宗教，我們比其他任何時代都更要準備好舉行盛大的狂歡，準備好發出最富於精神性的節日般的歡笑，並表現出無比的妄自尊大，去準備好干下天大蠢事，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嘲弄世界一番。或許正是在這裡，我們還可以發現從事發明的天地，甚至仍可發揮其創造力，很可能是作為世界歷史的模仿者以及上帝的助手。或許，雖然目前的一切前途黯淡，但我們仍然歡笑，憧憬著前途一片光明。 （十一） 歷史感即迅速察覺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或一個人賴以生存的評價等級體系的能力，亦即「覺察本能」，覺察這些評價之間的關係，覺察這些評價的權威與作用力量的權威的關係。我們歐洲人宣稱這種歷史感是我們所特有的，是在各階級和各種族的民主式混合中的，是使歐洲陷入迷人而瘋狂的半野蠻狀態之後，降臨到我們身上的。只是在19世紀，人們才承認這種能力是第六感官。由於這種混合，過去的每一種生活形式和方式，以及過去各種緊密相鄰和互相重疊的文化，都匯成了我們這些「現代靈魂」。我們的本能目前在各方面都在回溯，我們自己成了一種混亂。如前所述，最終精神會在其中覺察到自己的優勢。藉助肉體和欲望的半野蠻狀態，我們可以暗中進入各個地方，進入高尚時代的人們從未進入過的地方，尤其是可以進入各種不完善的文明迷宮，進入至今地球上存在過的各種半野蠻狀態。由於大部分人類文明都處於半野蠻狀態，因而歷史感幾乎就是對一切的感覺和所有方面的本能，也就是對一切的喜好和所有方面的論述。由此證明，這種歷史感是一種卑鄙的感官。比如，我們再次欣賞一下荷馬：最令我們高興的也許是知道如何欣賞荷馬，然而很有文化的人（如17世紀的法國人，像聖?埃夫雷蒙，他責備荷馬精神過於寬廣，甚至像該世紀的伏爾泰最後回聲）則不能這麼容易地欣賞他——他們幾乎不准自己欣賞他。他們非常明確地肯定和否定，很容易產生憎惡，對一切陌生事物的猶豫和不願接受，對令人不快的強烈好奇心感到極端厭惡，以及每種自立自足的卓越文化都不願承認自己有一種新的欲望，也都不願承認不滿足自己的狀況，更不願讚美陌生的事物。所有這一切決定了他們甚至不喜歡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只要這些東西不是他們的財產，或不能成為他們的獵物。對於這種人來說，最不可理解的，正是上述歷史感及其屈服於一切的好奇心。莎士比亞的情形也是這樣，他令人驚異地把西班牙人、摩爾人和撒克遜人的趣味綜合在一起，古希臘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圈子內的古雅典人若見到此種情形，是會被氣死的。可是我們卻偏偏接受了這種隨意的混合，這種對最為精巧之物、最為粗糙之物和最為矯揉造作之物的混合，這種暗自以充滿信心和真心誠意的態度所做的混合：我們欣賞這種混合，將它視為專門為我們保留的精美藝術品，並儘量不讓自己受到那些包圍著莎士比亞藝術和趣味的英國大眾，受到那令人窒息的煙霧親近和干擾，或許就像在那不勒斯南區奇亞扎那樣，儘管這裡的下水道臭味刺鼻，可我們仍然自己走自己的路，並且所有的感官保持著警覺。作為具有「歷史感」的人，我們有自己的美德，這是不容爭辯的：我們不虛偽、不自利，我們謙遜、勇敢，我們習慣於自我克制和自我犧牲，也很知道感恩，很有忍耐力，很熱情。但儘管具有這一切美德，我們或許還不是很「有品位」。讓我們最後承認，我們這些具有「歷史感」的人最難理解、感受、體會和喜愛的是從根本上對它抱有成見，幾乎對它採取敵對態度。我們歷史感的巨大功用就在於，同高雅趣味形成必要的對照，至少是同很低級的趣味形成對照。我們只能在心中喚起微小而短暫的、蒙受天恩的幸福感覺和對人類生活的讚美，好像是零零散散地照耀著我們，是在一巨大力量自動停在無窮和無限之前的那些時刻，所遭遇的奇妙體驗；是在突然停下和呆立，穩穩地、一動不動地站立在仍然顫抖的大地上，而感到一陣狂喜時的那些時刻和奇妙體驗。成比例對我們而言是陌生的，我們實際上渴望的是無限，是浩瀚無垠。像騎在氣喘吁吁向前奔跑的馬上的人那樣，面對浩瀚無垠，我們放鬆了手中的韁繩，人只有處於最危險的狀態時，才會感到幸福至極。 （十二） 無論是享樂主義、悲觀主義、功利主義，還是幸福論，所有這些思維方式都是根據快樂和痛苦，即根據伴隨情況和次要因素來衡量事物的價值，因而只是表面講得通的思維方式，是天真幼稚的，每每意識到創造力和藝術家良心的人，都會瞧不起它，對它表示蔑視，儘管並非沒有同情。同情你！當然，這不是你所理解的那種同情：不是對社會「疾苦」的同情，不是對「社會」中病人和不幸者的同情，不是對躺在我們周圍地上對身心有缺陷的人的同情，更不是對牢騷滿腹、怨氣衝天與鬧革命的奴隸階級的同情，他們力圖去奪取權力，並把這稱為「自由」。我們的同情是一種較為高尚的、目光較為遠大的同情——我們看到了人如何使自己變矮小，我們有時以無法形容的痛苦心情，來看待你的同情，有時抵制你的同情，有時認為你的一本正經比任何一種輕浮都更加危險。如果可能的話（沒有比「如果可能的話」這一說法更為愚蠢的了），你想要消除掉痛苦，那我們呢？實際上，我們似乎反而想要去增加痛苦、想要使痛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令人難以忍受！你所理解的幸福——肯定不是一個目標，而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結局。此結局立即使人類顯得荒唐可笑而且可鄙，同時也就使人類的毀滅合乎需要！痛苦，巨大痛苦的磨練——你難道不知道正是這種磨練帶來了人類至今的全部提升？遇到不幸時心靈的緊張會由此獲得力量，見到殘垣斷壁時心靈震顫，經歷忍受、解釋和利用不幸時，迸發出的創造力和英勇精神，以及心靈所感受到的一切深刻、神秘、假象、精神、詭計或偉大——哪一樣不是通過巨大痛苦的磨練獲得的？在人身上，被創造物和創造者結成了一體：在人身上不僅有物質、破布條、泥土、淤泥、愚蠢、混亂，而且還有創造者、雕塑家、鐵錘的堅硬、旁觀者的神奇和死亡。你懂得這種對比嗎？你對「人身上被創造物的同情」，是同情那些不得不被塑造、搗爛、鍛冶拉長、烘烤、淬火和精煉的東西。同樣，還有那些必然受苦和註定受苦的事物。你難道不明白我們相反的同情對象是什麼嗎？既然它抵制你的同情，將你的同情說成是最糟糕的縱容和軟弱無力，因而也可以說是同情反對同情！但再重複一遍，還有比快樂、痛苦和同情更高級的問題。所有只討論快樂、痛苦和同情的哲學體系都是天真且幼稚的。 （十三） 我們這些不講道德的人，與我們有關的這個世界——有恨和有愛的世界，由微妙的命令和微妙的服從組成的這個幾乎看不見、聽不見的世界；一個在各方面都幾乎吹毛求疵、暗中使壞、刻薄苛刻，從而需要認真地加以對待的世界。而且，這個世界受到了很好的保護，不容笨拙的旁觀者和常見的好奇心去窺探！我們被織進了義務網和外衣中，無法擺脫義務——正是在這裡，我們是「負有義務的人」！固然，我們偶爾可以戴著「鐐銬」混在「刀劍」叢中跳舞；但是更多的時候，我們咬牙切齒的，並對不可思議的艱苦命運很不耐煩。但若我們隨心所欲，傻子和幽靈便會說：「你們是沒有義務感的人。」——傻子和幽靈總與我們作對！ （十四） 誠實，姑且承認它是我們，我們這些自由精神無法擺脫的美德。好吧，我們便以我們的倔強和愛來培育它，並不知疲倦地「完善」這種美德，因為只有這種美德能與世長存。願它有一天像光彩奪目的、嘲弄人的藍色黃昏那樣，以其陰鬱黯淡的嚴肅表情，掃視一下這個上了年紀的文明！然而，如果我們的誠實有一天終於感到睏乏，嘆口氣，伸伸四肢，發覺我們太辛苦了，想讓誠實像招人喜愛的邪惡那樣可愛一點、平易一點、柔和一點，那就讓我們這些最近的禁慾者仍然辛苦下去吧，用我們身上仍有的魔鬼般傾向去幫助那種美德吧！我們對粗陋之物和不明之物感到厭惡，並竭力禁止一切的意志——對冒險的喜愛，我們那敏銳而好挑剔的好奇心，那極難捉摸的、被掩蓋著的、富於理智的追求權力和想要征服一切的意志（此種意志將在未來的所有領域貪婪地遊蕩）。讓我們與我們的所有這些「魔鬼」一起去幫助我們的「上帝」吧！人們很可能會因此而誤解和誤會我們。但這又有什麼關係？他們會說：「他們的『誠實』——那是他們的魔鬼般傾向，而絕不是其他什麼東西！」即使如此，這又有什麼關係？即便他們說得對，難道至今所有的神就沒有被重新洗禮而命名為魔鬼嗎？說到底，我們對自己知道些什麼呢？那引導我們想要被命名的精神，我們對它又知道些什麼？內心到底有多少種精神？讓我們這些自由精神謹防我們的誠實變為虛榮、裝飾、誇耀和局限性以及愚蠢！每一種美德都很容易變為愚蠢，每一種愚蠢也都很容易變為美德：他們用俄語說——讓我們謹防因為過於誠實而變為聖人和招人討厭的人！生活對我們來說不是已短到不足百分之一，太短暫而不能再使我們自己厭煩了嗎？我們相信永生。 （十五） 我希望得到人們的原諒，因為我發現，至今為止的一切道德哲學都是單調而乏味的，都屬於催眠工具。在我看來，「美德」不是被其他東西，而更多的是被其鼓吹者的單調乏味損害了；但與此同時，我不想忽視它們的一般有用性。最好是思考道德的人儘可能地少，因而最好是道德總是不要令人感興趣！但我們不要害怕！目前的情況仍然和以前一樣，歐洲沒有人認為（或暴露出有這樣的想法），可以用危險的、強詞奪理的、誘人上圈套的方式，對道德進行理論探究，也沒有人認為這種探究會帶來災難。比如，看一看不知疲倦的、不可避免的英國功利主義者吧，他們是多麼沉重而令人尊敬地步向邊沁的後塵，同時大踏步前進，正像邊沁曾步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愛爾維修的後塵那樣！沒有新的思想，也未用較優雅一點兒的詞語去表達舊的思想，甚至都未把前人發表的看法做適當的匯編。總而言之，是一種叫人無法忍受的文獻，除非人們知道如何使它帶有惡作劇的味道。實際上，英國人由來已久的惡習，即所謂言不由衷和道德上的虛偽，已經暗暗鑽入了這些道德家的身體。這回是隱藏在科學精神這一新的形式之下。而且他們還秘密地與良心作對，在用科學精神拙劣地修補道德時，以前的清教徒們自然要忍受良心的極度痛苦。（道德家不正是清教徒的反面嗎？也就是說，道德家不正是思想家嗎？思想家則把道德看作成問題的、值得加以拷問的。總之，把道德看作問題。道德化不正是不道德嗎？）最後，他們都希望英國的道德被世人承認其具有權威性，因為人類，或「一般效用」，或「最大多數人的幸福」——不！是英國的幸福，便會由此得到最大的改善，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使自己相信，努力追求英國式的幸福（我指的是追求舒適和時髦，其最高形式便是議員席位），就是踏上了享有美德的正道。實際上，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使自己相信，如果說世上至今為止有美德的話，那麼美德便存在於這種努力之中。這些受到良心驅使的、心情沉重的廣大平民，沒有一個知道，哪怕一丁點兒以下事實，即「一般福利」絕不是人們所能理解的理想、目標或觀念，而只是一種騙人的萬靈藥而已。對某個人公平的事，對另一個人就可能是不公平的。一種對所有人的道德要求，實際上會損害高等人。一句話，人與人之間是有道德與道德之間的等級差別的。這些信奉功利主義的英國人是一種謙遜的，從根本上說平庸的人，因而如前所述，就他們是令人生厭的部分而言，人們對他們的用處不可能有很高的評價。人們甚至應該在某種程度上利用以下詩句鼓勵他們—— 為你們這些名人歡呼吧，推著獨輪車旋轉， 「越長久——越好」，從而顯示出， 腦袋和膝蓋更加僵硬： 沒有歡笑，也從不開玩笑， 永遠平庸， 絕無天資，也沒有機智！ （十六） 在近來這些以人道引以為豪的時代，仍然存在著大量的恐懼，存在著大量對恐懼的迷信，存在著對「殘忍的野獸」的大量恐懼。抑制住這種恐懼，便是這些較為人道時代的自豪所在——以致連明顯的事實，似乎也爭到幾個世紀。很久以來，一直沒有人提及，因為提及這些事實，似乎會使已被殺死的野獸起死回生。我任憑這樣的事實逃走，或許在拿某種東西冒險；那就讓其他人再去捉住它，給它喝大量「虔誠感情的牛奶」，使它在以前的角落安靜地躺下來，被人遺忘掉。人們應重新了解殘忍，睜開自己的眼睛；人們最終應學會不耐煩，以使一些厚顏無恥的嚴重錯誤不再能趾高氣揚地到處遊蕩，正如古代和現代哲學家一樣，使人們對悲劇產生錯誤的看法。我們說它是「高等文化」的每一樣東西，其基礎都是對殘忍的精神化和強化，這就是我的論點。「野獸」根本沒有被殺死，它仍還活著，仍還在健壯地成長，只不過被改變了外形。構成痛苦的東西就是殘忍。在所謂悲劇式同情中欣然起作用的東西，在每一崇高之物，甚至是形上學最為崇高和最為細膩的震顫中，欣然起作用的東西，只有從摻和在一起的殘忍成分中才獲得了它甜蜜的感覺。在競技場中的古羅馬人、對十字架迷戀的基督教徒們、見到柴捆和火刑柱時或觀看鬥牛時的西班牙人、當今自願受苦受難的日本人、嚮往流血革命的巴黎郊區工人和耐著性子看完《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演出瓦格納音樂的愛好者們所享受到的是女巫喀爾克的「殘忍」這副靈丹妙藥。當然，我們在此處必須完全拋棄以往大錯特錯的心理學，這種心理學教導人們，殘忍只是產生於見到其他人受苦。其實，殘忍是從自己遭受的痛苦中獲得極大的享受。只要人們心甘情願地進行宗教意義上的自我否定，像腓尼基人和禁欲主義者那樣進行自我傷害，或者一般地禁絕酒色，禁慾和追悔，只要人們像清教徒那樣一陣陣地悔罪，剖析良心，和像帕斯卡爾那樣獻祭，人們在內心中就受到了殘忍的引誘和逼迫，一種危險的自己對自己的殘忍。最後，甚至可以說，追求知識的人也是殘忍大師和殘忍的崇拜者，因為他迫使自己違背自己的意願，常常是違背自己內心的需要。想予以肯定，表示喜歡和愛慕時，卻說「不」。的確，每當人們想從本質上深刻理解某一事物時，便是對精神上根本意志的違背，便會對它造成有意的傷害，因為精神出於本能，其瞄準的是膚淺的外表和表面的事物——甚至追求知識的每一渴求，都有些許殘忍。 （十七） 若不作進一步的詳細說明，人們便不會理解我在這裡所說的「精神上的根本意志」，那就讓我作一點解釋吧。那個通常被稱作「精神」的專橫傲慢的東西，想要在內部和外部都成為主人，想要感覺到自己是主人；它有一追求簡化的多樣化意志，是一股有約束力的、有馴服力的、專橫傲慢的、實質上力圖統治一切的意志。在這裡，它的需要和機能，與生理學家認為一切活著、成長和繁殖的東西所具有的需要和機能一樣。精神占用異體成分的能力，表現在將新事物同化於舊事物、簡化複雜事物、視而不見或否認絕對矛盾的事物的這樣一種強烈傾向中。同樣，它還在隨意重新強調、突出和偽造異體成分中，「外部世界」各部分中的各個特徵和各個方面。因此，其目的便是把新「經驗」、各種各樣的新事物納入舊的排列中。總之，就是成長，或者較為嚴格地說，其目的是感覺到成長，感覺到能力的增強。這種意志還有一種顯然相反的精神上的衝動可供利用，一種突然對無知、對關上門、關上窗子的偏愛，一種內心對這對那的否定，一種對接近的禁止，一種對許多可認識事物的戒備態度，默默無聞，對離群索居的滿足，對無知的接受和贊同。若採用比喻的說法，就是根據它的占有能力，「消化能力」程度所需要的一切（實際上，「精神」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類似於胃）。在這方面，精神還有種偶爾表現出來的習性，那就是任憑自己受騙（或許會淘氣地覺得事情不是這樣的，但卻任憑被看作這樣），喜歡不確定和模糊不清，極為喜愛隨心所欲的、異乎尋常的狹隘，喜愛離自己特別近的東西和特別顯眼的東西，喜愛被放大的、被縮小的、畸形的和被美化的東西。總之，喜愛強力的所有這些隨心所欲的表現形式。最後，在這方面，精神還肆無忌憚地欺騙其他精神，在其他精神面前掩藏自己的真實看法——這是對創造力、塑造力和變化力的不斷擠壓和濫用。精神便由此而欣賞它詭計多端和多種多樣的偽裝，還欣賞由此而獲得的安全感。正是依靠它多變的手法，精神得到了最好的保護和隱藏！與這種喜歡錶面事物，喜歡簡化、偽裝，喜歡覆蓋物，喜歡外表的傾向相反，還有知識分子的崇高傾向在起作用，那就是堅持深刻地、多方面地、透徹地看待事物。這可以看作知識分子是良心和趣味的一種殘忍，每一英勇無畏的思想者都會承認自己身上有這種殘忍，只要他已在足夠長的時間內，使自己的眼睛變得敏銳而冷酷無情，足以進行反思，並已習慣於嚴厲和尖刻的詞語。他會說：「我的精神傾向於某種殘忍的東西。」以此謹讓道德高尚者與和藹可親者盡力勸說。實際上，如果我們這些自由精神，我們這些很自由的精神所談論的、低聲議論的和讚美的，不是我們的殘忍，而或許是我們的「過分誠實」，那樣會好聽一些，或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得到這樣的死後榮譽！與此同時，因為到那時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所以我們絕不應該用這種辭藻華麗的、天花亂墜的道德廢話包裝自己，我們以前的全部行為已使我們厭惡這種趣味和這種趣味的泛濫。它們是些漂亮的、閃光的、鏗鏘有力的、喜慶的字眼。例如，誠實、熱愛真理、熱愛智慧、為知識獻身、誠實者的大無畏精神。在這些字眼中有某種東西使人心中充滿了自豪感。但我們這些隱士和土撥鼠，很久以前在我們良知的深處便已深信，辭藻的這種值得尊敬的炫耀，也屬於人類潛意識中虛榮的陳舊，而虛假的裝飾、便宜且俗艷的服裝和金粉，使人深信即使在這種討人喜歡的顏色和重新塗抹油漆之下，也必能再次辨認出自然人。總之，把人還原為自然狀態，明了至今亂塗亂畫在自然人這一永恆的觀念之上。有許多徒勞而不真實的解釋和次要意義，使人從今以後站立在人的面前，就好像他受過科學訓練後變得冷酷，而站立在其他形式的自然面前那樣。兩眼像俄狄浦斯那樣的無所畏懼，雙耳像尤利西斯那樣緊緊塞住，對舊形上學的捕鳥者發出的引誘聲充耳不聞。這些捕鳥者已在太長的時間內向他發出哨聲：「你擁有的更多！你的地位更高！你的出身不同！」——這可能是一項古怪而愚蠢的任務，但誰又能否認這是一項任務！我們為何情願從事這項任務？或換一種方式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幹嘛非得了解這些事情？每個人都會向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我們一再受到追問，我們也千百遍地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但是還未曾找到，也無法找到較好的答案…… （十八） 學識會改變我們，它的功用正像不僅僅起「保存」作用的營養那樣——生理學家也明了這一點。但在我們靈魂深處，完全「在下面」，確有某種冥頑的東西，某種堅如磐石的命運，對預先確定和選定的問題，預先給出判定和回答。對於每一基本問題，說出的都是這樣一句不可改變的話：「我就是如此。」比如，思想者無法重新了解男人和女人，就只能更全面地了解男人和女人。他內心最終所能了解的只是關於他們的「固定不變的」東西。我們偶爾發現問題的某些答案，會成為我們的堅強信念：或許它們此後便被稱作「信仰」。然而，一段時間以後，人們在這些信仰中便只能看到自知之明的足跡，也只能看到標示出我們自己就是問題的路標。或更正確地說，只能看到我們所包含的巨大愚蠢，我們在精神上的命運，在我們身上的，完全「在下面」的冥頑之物。在對我自己進行這番慷慨的恭維之後，我或許能說一些有關「當今婦女」的實話，只希望大家從一開始就明白，我說的絕對是實話。 （十九） 女人希望獨立，於是就開始向男人說明有關「當今婦女」的事情——這是全面醜化歐洲的最嚴重的事態發展之一。像這種帶有女人氣的科學性，想要自我暴露的笨拙嘗試，究竟要展現些什麼東西給人們啊！女人暗中是那麼愛賣弄學問，那麼淺薄，那麼愛擺小學校長的架子，那麼氣量狹窄而又自以為是，那麼放縱和輕率。只要仔細看一看女人對孩子的一言一行，便會瞭然！而實際上，這一切至今只是由於懼怕男人才得到了最好的抑制和控制。假如她開始從根本上和原則上丟掉她那些顯示魅力、玩耍嬉戲、驅走憂愁、減輕痛苦和從容不迫的智慧及藝術，假如她忘記了自己渴望得到好東西的細膩天性，那將會變成什麼樣子？有人感到害怕的是，女人極其明確地以威脅語調說出了女人從男人那裡總的需要是什麼。女人因此聲稱自己是科學的，這難道不是最俗氣的嗎？至今為止，幸好啟蒙一直是男人的事情，男人的天賦——因而我們仍然「在自己人之間」；最後，看一下女人所寫的有關女人的全部東西。我們很可能會十分懷疑女人是否真的想要去了解自己，是否能夠了解自己。如果女人不是想由此為自己得到新的裝飾物，那麼她為何想使人們怕？或許她想由此獲得控制權。但女人並不想了解事實真相——女人關心事實真相有何用？從一開始，事實真相就最令女人感到陌生，最令女人反感，也對女人最富有敵意。女人最了不起的本領就是造假，關心的主要是外表和漂亮。讓我們承認，我們男人尊重和喜愛的正是女人的這種本能和本領。我們任務艱巨，為調劑身心，喜歡尋找這樣的人為伴，在她們身邊，在她們的掃視之下，與她們淺薄的愚蠢相對照——我們的嚴肅認真、一本正經、博大精深也像是一種愚蠢。最後，我要問的是：女人是否認為女人的思想深刻，或是否認為女人心中有一桿公平秤？至今最瞧不起女人的是女人自己，而根本不是我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我們男人所希望的是，女人不要為了再教育男人而損害自己的名譽了。教會發布命令說：女人莫談神學，這正是男人對女人的關心和照顧。拿破崙曾告誡極為高雅的法國女作家斯塔夫人——女人莫談政治！這也是對女人好。在我看來，誰是對當今的女人大聲疾呼：女人莫談女人！那他便是女人的真正朋友。 （二十） 當女人提及法國革命者羅蘭夫人、斯塔夫人或者法國女小說家喬治?桑，並似乎由此證明了有利於「當今婦女」的什麼東西時，其實是暴露了本能的墮落，以及低級的趣味。在男人看來，這三個女人是滑稽可笑的——僅此而已！而這恰好是不利於婦女解放和自主的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最好反證。 （二十一） 廚房中的愚蠢就是女人做飯、燒菜和操持家務，這些全然不動腦子！女人不理解食物意味著什麼，而只是一味地做飯燒菜！假如女人是能思考的動物，那她在做了幾千年的飯之後，肯定已發現了生理學上最重要的事實，也掌握了醫術。由於女人做的飯很糟糕——廚房中完全沒有理性——人類的發展已在極其長的時期受到阻礙，並受到最嚴重的干擾，甚至在今天事情也幾乎未見好轉——說給中學女生聽的一席話。 （二十二） 有些異想天開的想法和有些句子就那麼幾個詞，卻能一下子把整個文化、整個社會濃縮進去。德國蘭伯特夫人隨便對兒子說的一句話就屬於此類：「親愛的，你向來只知道做蠢事，做蠢事使你特別快活。」——順便說說，這是古往今來對兒子所說的最富於母性、最富於智慧的話。 （二十三） 毫無疑問，每個高貴的女人都會反對但丁和歌德對女人所抱持的信念——前者這樣唱道：她望著上天，我望著她；後者把她解釋為「永恆的女性引我們上升」，因為女人恰恰把這一點寄托在永恆的男性身上。 （二十四） 下面是關於女人的七則格言。 有個男人向我們匍匐而來， 最長的無聊時間便會逃走！ 唉！上年紀和學問， 為柔弱的美德也賦予力量。 灰黑色衣服和沉默不語， 使每個女人顯得——莊重。 我在幸福時要去感謝誰？ 上帝！——和我那不錯的女裁縫！ 年輕時，飾滿鮮花的洞穴； 年老時，一條龍從中爬出。 高貴的稱號，漂亮的腿， 還有男人：哦，但願我是他！ 言簡意賅—— 對母驢是光滑的冰！ （二十五） 女人至今一直被男人像鳥兒那樣看待著，是從高處降落到他們中間，迷了路的鳥兒。女人被視為柔弱的、脆弱的、未經馴化的、陌生的、可愛的和活潑的東西——可又被視為必須關起來的東西，免得她飛走。 在「男人和女人」這一根本問題上犯錯誤，否認男人和女人存在著最深刻的對立，否認男人和女人之間有必要存在永遠敵對的緊張狀態，夢想著男人和女人或許應享有平等的權利，接受同等的教育，擁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這是思想淺薄的典型標誌。思想者若在這一危險的方面顯得淺薄——簡直就是本能上的淺薄！那他便可以被認為是可疑的，但這豈止是可疑的，而且是被出賣的和被泄露的。他很可能就會在所有根本的人生問題上太「淺薄」，無論是現在的，還是未來的人生問題，無法具有任何深度。另一方面，一個人若在精神和欲望方面具有深度，且在慈悲方面具有深度，能嚴肅和嚴厲起來，能既仁慈又嚴厲，他就只能像東方人那樣看待女人。他肯定會把女人想像為一種占有物，即一種可關在屋子裡的財產，命中注定必須幹家務，履行自己的天職。他肯定會像以前希臘人所做的那樣，在這個問題上根據亞洲的絕妙理性和優越本能來採取自己的立場。亞洲的那些最優異的繼承者和學者——眾所周知，隨著文化和權力的增強，從荷馬到伯里克利時代，逐漸變得對女人越來越嚴厲。總之，變得越來越具有東方特點。讓我們好好想一想，這是多麼有必要，多麼符合邏輯，又多麼合乎人性啊！ （二十六） 女性在當前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要受到人們的尊敬，這是民主時代的趨向和基本趣味，恰似不尊敬女性的舊時代那樣，現在立即濫用這種尊敬，又有什麼奇怪？她想得到更多的東西，她學會了提出要求，對她的滿腔同情和尊敬終於令人感到不那麼舒服；她喜歡為得到權利而競爭，其實是喜歡爭鬥本身。一句話，女人正在失去賢淑和端莊，正在拋棄對男人的恐懼。但「拋棄恐懼」的女人會犧牲掉自己最具女人特點的本性。一旦不再需要也不能充分發揮男人身上的那種令人懼怕的品質，或更明白地說，是男人身上的那種男子漢氣概，女人便會得寸進尺。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叫人不那麼好理解的是，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促使女人墮落。這正是當今的情況。在這件事情上不要自欺欺人了吧！哪裡的勤勞精神戰勝了尚武精神和貴族精神，哪裡的女人便會爭取獲得小職員那樣的經濟和法律上的獨立。在正在形成的現代社會的入口處，鐫刻著這樣幾個大字：「作為女職員的婦女。」雖然她由此盜用了新的權利，渴望成為「主人」並把婦女「進步」鐫刻在她的旗幟上，但顯而易見，其結果卻正好相反——女人退化了。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婦女的影響力隨著她們權利的增強，反而下降了。因此，「婦女解放」只要是婦女自己所希望和要求的，到頭來更會是最具女人特徵的本性不斷削弱和消亡的明顯徵兆。婦女解放運動中有一種愚蠢，一種幾乎是男性的愚蠢，對此，有教養的女人會深感羞恥。在自己最有把握取勝的領域喪失直覺；不注意練習運用適合自己的武器——在男人面前，甚至「在書本面前」忘乎所以；大膽而放肆地消除男人對蒙著面紗的、根本不同的理想女性所抱有的信念，某種永恆而必要的並具有女人味的東西；一而再再而三地、喋喋不休地勸說男人放棄這樣的觀念，即要看護、照顧、保護和縱容女人，似乎女人是某種嬌弱的、極難接近的，又常常很招人喜愛的家畜；勸說男人放棄一切不得體的、令人氣憤的、帶有奴役和束縛味道的東西，儘管這些東西是婦女在至今社會秩序中的地位曾經招致的和仍然招致的。這一切若不是預示著女性本能的瓦解，即非女性化，又預示著什麼呢？的確，在有學問的男性蠢驢當中，有不少女人的蠢朋友和腐蝕者，他們勸說女人按上述方式實行非女性化，仿效歐洲「男人」以及歐洲「男子漢氣概」遭受的所有那些愚蠢。他們想要把女人降低至「一般文化」的水平，甚至想讓婦女只知道看報和插手政治。他們在各處甚至想使女人成為自由精神和文藝工作者。似乎不虔誠的女人並不會使思想深邃的、不信神的男人感到十分可惡和可笑。而幾乎在各處，女人的神經都正在被那種最為病態和最為危險的音樂（即最新的德國音樂）摧毀，她一天天地越來越歇斯底里，也越來越無法履行她最基本的職責，即生育強壯孩子的職責。他們想在更多的方面「培養」女人，如他們所說，是利用文化使「女性」強健起來。似乎歷史沒有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培養」人類和人類的衰弱。也就是說，人類意志力的衰弱、減弱和消失總是齊頭並進。世界上最強有力的和影響最大的女人（最近的一位便是拿破崙的母親），要感謝的正是其意志力使她們獲得了力量並超越了男人。使人尊敬女人以及常常害怕女人的，是她的天性（女人的天性要比男人的天性更加「自然」），她的純真的、食肉動物般的狡猾與靈巧，她的手套下面的老虎爪子，天真幼稚的利己主義，桀驁不馴和內心的放蕩，和那叫人不可理解的、範圍廣泛的、偏離常規的欲望和美德……人們儘管害怕但卻同情女人。原因在於，女人似乎比任何其他動物遭受的痛苦要更多，更加脆弱，更加需要愛，更加註定要感到幻想的破滅。恐懼與同情：至今為止，男人正是帶著這些感情站在女人的面前，總是一隻腳已陷入了悲劇，這種悲劇在給人樂趣的同時也叫人撕心裂肺，不是嗎？一切不是都行將結束嗎？女人不也是正在擺脫幻想嗎？女人不是正慢慢地越來越招人厭煩嗎？歐洲啊！歐洲！我們知道總是有腳的動物對你最有吸引力，這種動物又在威脅著你！你那古老的寓言會再次成為歷史。一種巨大的愚蠢會再次制伏你並把你帶走！上帝並沒有隱藏在它的下面——絕對沒有！只有一種「思想」，一種「現代思想」！ 五、民族與愛國 （一） 我破天荒地又聽了一遍理察?瓦格納《名歌手》的序曲。這是一部恢宏的、華麗的、冗長的當代藝術作品，它自豪地假設了兩個世紀以來的音樂，仍然活在人們的心中，因而人們能夠理解這部作品。令德國人感到驕傲的是，這一假設沒有落空！我們發現，這部作品中混雜著各種風格和力量，各種季節和氣候！給我們的印象是，一會兒是古代氣息，一會兒是異國情調，讓人難以接受，過於現代派，既傳統得自命不凡，又狂放不羈，並不時顯得調皮搗蛋，而更多的時候卻是粗糙而刺耳——有火一般的熱情和勇氣，同時也有過熟水果的暗茶色皺皮。它忽而廣闊洶湧地奔流，一下子又躊躇徘徊片刻，好像在原因和結果之間，敞開一個缺口，沉悶得幾乎迫使我們做一場噩夢。但它已再次擴展和拓寬了古老的歡快之流，並擴展和拓寬了新老幸福之流。其中特別包括這位藝術家毫不掩飾地對自己感到的快慰，他欣喜而驚異地覺察到自己精通作品中運用的各種應急手法，這些都是些新的、新學會的、未得到全面檢驗的藝術上的應急手法，但他卻清晰地展示給我們。然而從各方面來說，卻毫不優美，毫無南方風格，絕無南方萬里無雲的清澈天空，也毫無優雅可言，沒有舞曲，也幾乎沒有追求邏輯的意志；甚至顯得有些笨拙，並有意加以突出，似乎這位藝術家想要對我們說：「這就是我的一部分意圖。」它像是件沉重的裝飾物，某種過於粗俗而死板的東西，大肆炫耀高深的、老古董般的、別出心裁的比喻和俏皮話；像是某種最好和最壞意義上的德國式的東西，某種德國風格的東西，由許多部分組成，雜亂無章，不可窮盡；像是德意志靈魂的某種擴充和膨脹，不怕將自己隱藏在極端的墮落和頹廢之下，或許只有如此，才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像是德意志靈魂的真正名副其實的象徵，既年輕，又年老，太成熟，可還是太富於發展潛力。這種音樂表現了我所認為的德國人的情況，他們屬於昨天和後天，但他們尚沒有今天。 （二） 我們這些「善良的歐洲人」，也會一連幾小時沉湎於強烈的愛國主義，並陷入古老的戀情和狹隘的觀點中。我剛剛舉了這方面的一個例子——一連幾小時充滿民族激情，充滿愛國痛苦，充滿其他各種洶湧而至的古老情感。有些人要花半年時間，另一些人則要花半輩子時間，這要看他們消化「政變材料」的速度和力度了。實際上，我可以想像一些懶惰的、優柔寡斷的種族，他們甚至在當今迅速變化的歐洲也要花半個世紀的時間，才能克服愛國主義和鄉土情感的返祖性發作，而再次返回理性狀態。也就是說，返回「善良的歐洲主義」。我在脫離主題思考這些事情時，碰巧親耳聽到了兩位老愛國主義者的對話，他們的聽力顯然都不太好，因而說話聲音較大。一個說：「他對哲學的了解跟農民或新兵一般多，很無知。可如今這又有什麼關係？目前是大眾時代，大眾匍匐在一切規模巨大的事物面前。政治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政治家給大眾建起了一座新的通天塔，大眾把極端龐大的帝國和極端巨大的權力稱作『偉大的』。而與此同時，我們這些較為謹慎和保守的人，卻不放棄古老的信念，而仍然認為只有偉大的思想，才使某一行動或事情偉大，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假設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從事『激烈的政治活動』，人民則生來沒有搞政治的天賦，因而不得不犧牲自己古老而可靠的道德，放棄愛，趨向於新的、可疑的平庸。假設一位政治家想要迫使其人民『從事政治活動』，而人民在此之前要有比這更好的事情去做和思考，從內心深處厭惡政治性國家的動盪、空虛和爭吵不休。假設一位政治家想要激發其人民沉睡的激情和欲望，想要使他們對自己以前的畏首畏尾和超然冷漠感到恥辱，使他們對自己的洋腔洋調和隱藏在內心永恆的東西感到討厭，想要貶低他們的最基本的稟性，攪亂他們的良心，使他們的思想狹隘，趣味『民族化』。什麼！一個政治家要幹這些勾當，他的人民要在未來的全部日子裡，為此而悔過，這樣一個政治家會是偉大的嗎？」「當然了！」另一位老愛國者會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否則他就不會這麼做了！想做這種事也許是發瘋了！但也許一切偉大的事情的開頭都是這麼發瘋！」「真是濫用詞語！」另一位大聲反駁道，「是強大！強大！強大而瘋狂！而不是偉大！」兩位老人顯然激動起來，互不相讓地喊叫著自己的「真理」；但我在一旁卻感到很愜意，思量著較為強大的一方，會以多快的速度控制另一方，思量著一個民族在智力上的淺薄會得到補償，即另一個民族會變得深刻。 （三） 不管我們是將它稱為「文明」「人性化」，還是「進步」，也不管我們是否只褒不貶地用政治套語，將它說成是歐洲的民主運動。總之，在所有由這類套語指明的道德和政治前景的背後，龐大的生理過程正在展開，且在日益擴大，這就是歐洲人的同化過程。他們正日益脫離各統一種族，在氣候和遺傳上藉以產生的那些條件；他們正日益擺脫許多世紀以來，銘刻在身心上的環境限制。也就是說，正在緩慢地出現一種從本質上說是超民族的遊牧性人。從生理上說，這種人的特徵是，擁有最強的適應本領和能力。歐洲人的這種演化過程，其速度會由於舊病的嚴重複發而受到阻礙，但它的強度和深度卻會因此而增強和加大——仍在肆虐的「民族感情」風暴和重壓，還有方興未艾的無政府主義，也都與它有關。這一過程帶來的結果很可能是他們天真的宣傳者和讚頌者，即「現代思想」的倡導者始料不及的。通常把人拉平、使人平庸的那些新條件，這些都是些有用的、勤勞的、可充當不同角色的、聰明的群居人——極有可能也會產生一些特殊人物，這些人都具有最為危險的媚人品質。因為，雖然適應能力很強的人每天都在努力對付不斷變化的情況，但每隔一代人，甚至每隔十年便開始一項新的工作，所以不可能產生強有力的那種類型的人。雖然這種未來的歐洲人給人的總體印象很可能是一大群能說會道的、意志薄弱的、手很靈巧的工人，但他們像需要每天的麵包那樣，也需要有主人和下命令者。歐洲的民主化會有助於產生一種準備接受奴役的人，但是在一些個別的特殊情形下，強者必然會比以往變得更強大、更富有。這要歸因於他所受的無偏見的教育，歸因於他詭譎多變的手法、辦法和偽裝。我的意思是，歐洲的民主化同時也不自覺地創造了一種培養暴君的環境——我取暴君這個詞的所有意思，甚至包括其最超自然的意思。 （四） 有一段時間，人們認為德國人的特點是有深度，但既然現在最為成功的新德意志精神渴望已得到了完全不同的榮譽，並已體驗不到有深度的「妙處」。因此，眼下採取下述觀點，就是適時的和愛國的，即我們曾自我欺騙，自我表揚。總之，德國人的所謂深度本質上是種異樣的、不對頭的東西，謝天謝地，那是我們即將成功擺脫的東西。那麼，讓我們試著重新了解德國人的深度。為此，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剖析一下德國人的靈魂。德國人的靈魂首先是由許多部分組成的，來源是多種多樣的，是聚集拼湊成的，而不是實際建造成的——其起源造就了這一結果。如果一個德國人冒昧地宣稱：「哎呀，我的心中有兩個靈魂。」那他就是瞎猜了，德國人的靈魂遠不只是兩個。但作為由許多種族混合摻雜而成的民族，作為名副其實的「中歐民族」，德國人要比其他民族顯得更加不可捉摸，自相矛盾和未被人認識，它的不可預料性令人驚訝和害怕。他們是無法加以界定的，因而單單這一點就已令法國人望塵莫及。德國人的一個特點就是，「德國人是什麼樣的人」這一問題，在他們的討論中從未消失。德國劇作家科策布確實非常了解德國人：他們興高采烈地向他喊道——「我們是大家所熟知的」。法國女小說家桑也認為自己了解德國人。德國浪漫主義小說家讓?保爾知道自己在宣稱，對德國哲學家費希特的虛偽的、充滿愛國熱情的恭維和誇大感到憤慨時，在做什麼？但歌德對德國人的看法卻很可能不同於讓?保爾，儘管他承認讓?保爾對費希特的態度是對的。但問題是歌德究竟怎麼看德國人？可是歌德對周圍的許多事情從未明確地說明自己的觀點。他很狡猾，整個一生都知道如何對一些事情保持緘默——他這樣做也許是有充分理由的。的確，使他感到高興的既不是獨立戰爭，也不是法國大革命，促使他重構「浮士德」，甚至重新思考「人」的整個問題，卻是拿破崙的出現。他用非常嚴厲的詞語譴責德國人引以為豪的東西，說這些東西來自外國：他有一次把大家知道的德國人的氣質，界定為「對自己和他人弱點的寬容」。但他是不是搞錯了？德國人的特點是，很少有人對他們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德國人的靈魂中有走廊和遊廊，其中有洞穴、躲藏處和地牢。雖然雜亂無章，但卻讓人感到神秘莫測，魅力無窮。德國人非常熟悉如何通向混亂的小徑。正如一切事物喜歡自己的象徵那樣，德國人喜歡雲彩和一切朦朧的、演進中的、半明半暗的、潮濕隱蔽的東西。在他們看來，一切不確定的、未充分發育的、自我置換的、成長中的東西，就都是「有深度的」。德國人本身並不存在，他正在變化，也正在發展。所以，發展實質上是德國人的發明，在哲學慣用詞語的廣大範圍內，擊中了它的主導思想，該思想連同德國啤酒和德國音樂一起，正努力使整個歐洲德意志化。外國人對德國人靈魂深處的矛盾，展現出來的謎（黑格爾將這些謎予以體系化，理察?瓦格納則最終將它們譜成了曲），感到驚訝並為其所吸引。「性情溫和而懷有惡意」——這樣一種並列在其他民族那裡是荒唐的東西，但在德國卻常常是正當的。只要在斯瓦比亞人當中生活一段時間，就會體驗到這一點！德國人木訥而不善交際，可使人驚奇的是，身體卻異常靈活，膽子也特別大，善於走鋼絲（連諸神都不敢睜眼看）。誰若想親眼看一看德國人的靈魂，那就看一看德國人的趣味，看一看德國人的藝術和舉止好了——粗俗得哪裡談得上「趣味」！最高貴的和最俗氣的竟比肩而立！這種靈魂的整個構造是多麼雜亂，多麼豐富！德國人拖拽著自己的靈魂，拖拽著自己經歷的每一件事。他消化事件的能力極差，從未「擺脫」它們；德國人內心深處進行的是一種艱難而猶豫不決的「消化」過程。正如所有慢性病人，與所有消化不良的人喜歡方便的東西一樣，德國人喜歡坦率和誠實：坦率和誠實來得多方便！德國人袒露心跡、自滿自得的誠實很可能是其當今所做的最危險的、也是最成功的偽裝，也正是他玩弄的手法。運用此手法，他「仍然能得到許多」！德國人自由放縱，因而用誠實而茫然的藍眼睛注視著一切——其他國家便立即把他與他的晨衣混淆在一起！我的意思是說，聽憑「德國人的深度」保持自己的原樣吧——我們或許只有在自己人當中才能隨便嘲笑它！今後我們最好還是繼續對它的外貌和好名聲表示尊敬，最好不要將我們這樣一個有深度的民族的古老聲譽，過於廉價地換成普魯士的精明，換成柏林的風趣和堅毅。就讓人們認為自己深刻、笨拙、敦厚、誠實、傻氣好了，這樣做或許反而才是深刻的！最後，讓我們應對我們的名聲表示敬意——我們並非無緣無故地被稱作「虛偽的民族」。 （五） 「古老的美好」時光已逝，莫扎特的心中這樣唱道！我們是多麼幸福啊！他的洛可可式音樂仍然對我們頗具吸引力，他那「與人們相投的志趣」、細膩的熱情和那孩子般對中文及其華麗辭藻的喜愛，他的謙恭有禮，對高雅、多情、輕快、傷心落淚的渴望，他對南方的信仰仍然召喚著留在我們內心的某種東西！但這一切遲早將結束！但誰又會懷疑對貝多芬的理解和喜愛，會更早地結束！因為他只不過是風格斷裂和過渡的最後回聲，而不像莫扎特那樣，是歐洲許多世紀以來偉大鑑賞力的最後回聲。貝多芬是經常出毛病的古老靈魂，是與不斷生長，且過於年輕的未來靈魂之間的中間事件。他的音樂映照著永恆失去和永恆希望的曙光，而歐洲正是沐浴在這種曙光之中而與盧梭一起做夢，圍繞著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之樹跳起舞來，最後在對拿破崙的崇拜中險些跌倒。但這種思想感情已多麼快地變得那麼蒼白，如今理解這種思想感情是多麼困難。盧梭、席勒、雪萊和拜倫的語言，聽起來是多麼陌生，只有在他們的心中，歐洲的命運才能說出話，才知道如何用貝多芬的曲調歌唱！無論德國音樂後來變成了什麼樣子，其都屬於浪漫主義，也就是屬於這樣一場運動，這場運動從歷史上看，要比那偉大的插曲，即歐洲從盧梭向拿破崙過渡，要更加短促、短暫和膚淺，同時也屬於蓬勃興起的民主精神。韋伯——如今我們多麼為《自由射手》和《奧伯龍》擔心！多麼為馬施內的《漢斯?海靈》和《吸血鬼》擔心！甚至多麼為瓦格納的《湯豪舍》擔心！這些都是消亡了的，但尚未被人遺忘的音樂。而且，整個浪漫主義音樂還不夠高貴，音樂味也不夠濃，只能在劇場中和大眾面前勉強維持其地位。從一開始，浪漫主義音樂就是二流音樂，真正的音樂家是不把它放在眼裡的。費利克斯?門德爾松的情況則有所不同，這位性情平和的大師，以較輕盈的、較純潔的、較愉快的靈魂，很快就贏得了讚譽，但也同樣快地被人遺忘了，成了德國音樂的一段美麗插曲。但羅伯特?舒曼卻認真對待事物，因而從一開始也被人們認真對待——他是創立流派的最後一個人，現在舒曼的浪漫主義流派已被超越，難道我們不感到心滿意足、如釋重負嗎？舒曼遁入了其靈魂的「撒克遜式瑞士」，其性格一半像維特，一半像讓?保爾。他的《曼弗雷德》歌劇音樂是個錯誤，是個誤解，而且冤枉了拜倫。舒曼的趣味，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小家子趣味（也就是說，是一種危險的喜歡溫和抒情和感情陶醉的傾向）。他總是離群索居，膽怯地後撤和退縮，他是個高尚的意志薄弱者，完全沉湎於千篇一律的歡樂和憂傷之中，從一開始就多少有點女人氣，亦有些自傲。這樣一種舒曼，早已僅僅是音樂上的德國事件，而不再像貝多芬那樣，在更大的程度上也不再像莫扎特那樣，是歐洲事件。在舒曼那裡，德國音樂受到了最大的威脅，他有可能不再是歐洲靈魂的代言人，而淪為純粹的民族事務。 （六） 對於有第三隻耳朵的讀者來說，閱讀德文書真是一種折磨！他站在緩慢旋轉的聲音沼澤地旁，是多麼氣憤，在沒有旋律、沒有節拍、沒有舞曲的情況下，德國人竟稱為「書」！竟還是讀書的德國人！他讀得多麼懶散，多麼勉強，多麼差勁！究竟有多少德國人知道，並認為自己應該知道，每一種好的句子中都蘊含藝術——若要理解好的句子，就必須覺察到這種藝術！例如，若誤解了它的速度，便會誤解句子本身！人們不應對決定韻律的音節猶豫不決，應感到打破過於嚴格的對稱，是有意的，而且是一種魅力，並應耐心而仔細地傾聽每一個連貫之處和自由速度之處，應覺察出元音和複合元音之間順序的意義，應覺察出其排列順序是多麼微妙地、多麼豐富地給它們增添色彩。讀書的德國人當中，有誰會殷切地承認這種義務和要求，又有誰會殷勤地非常仔細地傾聽語言中的藝術和意願？畢竟，人們「對此不感興趣」。於是，人們沒有聽到風格上極為明顯的對比，於是，最為細膩的藝術技巧便浪費在了聾子身上。以上便是我看到人們極其笨拙而並非出於直覺地，把兩位散文大師混淆在一起時的感想。一位大師的語速遲疑不決，冷冰冰的，似乎是從潮濕洞穴的頂上落下來。他希望它們發出沉悶的迴響；另一位大師，則像舞劍那樣靈巧地揮灑語言，從手臂到腳趾上下翻飛，嗖嗖作響，寒光凜凜。 （七） 德文文體與和諧悅耳的聲音和耳朵毫不相干，我們那些優秀音樂家的文章寫得很差，便證明了這一點。德國不大聲讀書，也不為耳朵讀書，而只是使用眼睛，他已暫時把耳朵收在了抽屜中。在古代，一個人讀書時，是為自己讀某種東西，而且高聲朗讀；若某個人不出聲地讀書，他們會感到驚奇，會盡力悄悄地弄清其原因。所謂高聲朗讀，就是運用聲音的逐漸增強、轉調、聲調變化和速度的改變，古人樂此不疲。那時，書面語規則和口語規則是一致的：這些規則部分取決於耳朵和喉嚨的發展和古人的肺活量。在古代，句號首先代表生理上的總體，代表一口氣說出的東西。古雅典雄辯家摩西尼和西塞羅的文章中出現的句號，包括聲音升高兩次和聲音降低兩次，這些都在一口氣中完成，古人感到其中樂趣無窮。他們通過學校教育知道如何欣賞其中的功效，也知道使用這種句號的人多麼稀少，使用這種句號多麼艱難。我們實際上無權使用這種大句號，因為我們這些現代人，從每一種意義上說都氣短。其實，這些古人都是演說的愛好者，因而都是理論家和批評家，於是，他們使演說家的技巧達到了頂點。與此相同，在18世紀，由於義大利的所有貴婦人和紳士都知道如何唱歌，因而對歌曲的鑑賞（連同歌唱藝術）達到了巔峰。然而在德國（直到最近才有一種講台雄辯術開始羞怯而笨拙地扑打起稚嫩的翅膀），嚴格說來，只有一種接近於藝術性的公開演講——即布道壇上的講道。在德國，只有牧師知道音節或詞語的重量，知道句子如何撞擊、彈跳、奔突、流淌和結束。只有他們的耳朵有良知，但也常常是不安的良心，因為有許多原因使德國人很難熟練掌握演說技巧，或幾乎總是掌握得太遲了。所以也難怪，德國散文的傑作便是其最偉大的牧師的傑作——《聖經》，至今一直是最優秀的德文書籍。與路德的《聖經》相比，幾乎所有其他的一切都只不過是「印刷品」。那是某種與《聖經》不同，並非生長於德國，因而一直未在德國人的心中紮根的東西。 （八） 世界上有兩類天才：一類天才的要務是生成，設法生成。另一類天才則情願結出果實，開花結果。與此相同，在傑出的民族當中，有這樣一些民族，對於婦女的懷孕問題，即形成、成熟和完成這一秘密任務，落在了他們的肩上。比如，希臘人就是這樣的民族，法國人也是這樣。另一些民族則不得不結果實，不得不成為新生活方式的原因，就像猶太人、羅馬人那樣，或毫不誇張地說——像德國人那樣？這些民族被不可名狀的狂熱所折磨，不可抗拒地要掙脫自己，喜歡和嚮往外族人，而且像意識到自己充滿生殖力，因而受到「上帝恩寵」而被授權的一切東西那樣，自高自大。這兩種天才像男人和女人那樣，相互追求；但他們也相互誤解——同樣像男人和女人那樣。 （九） 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偽善，並將它稱為美德——人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自己心中最美好的東西。 歐洲欠猶太人什麼？有許多東西，好的和壞的，尤其是一種既是最好、又是最壞的東西，即莊重的道德風格，其中隱含著可怕而威嚴的無數要求和無數意義，整個浪漫主義和壯麗而崇高的道德可疑性。因而還有在那些彩虹和生活的誘惑物中的一個最吸引人、最誘人和最精美的要素，在它的餘暉中，我們歐洲文化的天空在閃閃發光，或許行將熄滅。為此，在旁觀者和哲學家當中，我們這些藝術家要感謝猶太人。 （十） 如果有各種各樣的陰雲和干擾，簡單地說，就是愚蠢行徑的一次次輕度爆發經常籠罩著一個民族的精神，而這個民族卻具有民族狂熱和政治野心的話，那我們就必須好好思考一下了。比如，在當今德國人當中，交替出現的有反法蠢行、反猶蠢行、反波蠢行、基督浪漫蠢行、瓦格納蠢行、條頓人蠢行、普魯士人蠢行（請看一看那些可憐的歷史學家，如濟貝爾之流和特賴奇克之流，以及他們那緊緊纏著繃帶的腦袋吧），以及所有其他遮蔽德意志精神和良心的東西。願人們原諒我，每當我大膽地在這種傳染病流行得很厲害的地方做短暫逗留時，我也不能完全免除這種疾病，而是像其他人那樣，開始思考與我無關的事情——而這正是患上政治傳染病的最初症狀。比如，關於猶太人，請聽我說說以下的事情：我還從未遇到一位對猶太人抱友好態度的德國人，不管謹慎的政治家多麼堅決地去駁斥反猶主義，這種謹慎的政策或許也都不是針對這種情感本身，而只是針對這種情感危險的多餘部分，尤其是針對這種多餘情感的令人反感的無恥表露方面。在這一點上，我們千萬不要自己欺騙自己。這就是一般本能之明確無誤的宣言和立場，人們必須仔細傾聽，必須依此而行。「別讓更多的猶太人進來了！關好門，特別是關好通向東方（和通向奧地利）的大門！」——性格仍然軟弱和不穩定，因而就很容易被另一種更強的種族消滅。毫無疑問，猶太人是歐洲當前最強大、最堅強和最純粹的種族，他們甚至知道如何在最惡劣的條件下取勝（實際上要比在有利條件下更知道如何取勝），其所依靠的是某種道德，而如今人們想把這種道德稱為罪惡。首先是因為他們具有堅定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必在「現代思想」面前感到羞恥；他們只是在自己確實發生了變化時，才改變自己，其方式恰似俄羅斯帝國進行征服的方式，也恰似一個擁有充足時間而尚未衰落的帝國，即遵循「儘可能慢」原則。一位心裡裝著歐洲的未來的思想家，在他關於這種未來的所有看法中，會首先像預料俄國人那樣，預料到猶太人將在各種力量的大競賽和大搏鬥中，成為最穩健、最有可能獲勝的一方。當前在歐洲被稱作民族，而實際上這僅是製造之物而不是天生的東西，在各種情況下都是某種在不斷演變、尚很稚嫩、很容易被取代的東西，還不是一個種族，更不像猶太人那樣，是個比青銅更持久的種族。這樣的民族應極其小心地避免一切魯莽的對抗和敵對！的確，猶太人如果願意的話，或者如果像反猶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使他們受到驅使的話，現在就可以取得對歐洲的優勢，但其實是霸權。同樣確定無疑的是，他們並沒有為這一目的而努力和籌劃。相反，他們希望，甚至有點胡攪蠻纏地想要被歐洲吸收和同化。他們渴望在某個地方定居，得到承認和尊重，希望早日結束遊牧生活，不再做「漂泊的猶太人」。我們確實應該考慮到這種衝動和傾向，也應該對它採取主動態度（這很可能預示著猶太人本能的減弱）。為此，把那些大叫大嚷的反猶主義者驅逐出境或許才是有益的，也是應該的。我們應非常謹慎地、有選擇地採取主動態度，就像英國貴族所做的那樣。自不待言，新德意志精神的較有勢力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應毫不遲疑地著手與猶太人建立關係，比如，與來自普魯士邊境的那個貴族軍官建立關係。看一看這位賺錢和忍耐方面的天才（他特別具有某種智慧——可惜在上面提及的那個地方卻缺少這種智慧），能否通過訓練掌握遺傳的下命令和服從的技巧（德國目前正因掌握這兩種技巧而享有盛名），在許多方面是很有意思的。但在這裡，最好中止我洋洋自得的長篇大論和我輕快活潑的親德立場，因為我已觸及了我的嚴肅主題，即我所理解的「歐洲問題」，也就是如何為歐洲培養新統治階級的問題。 （十一） 英國人不是哲學的種族。培根意味著對哲學精神的全面進攻，霍布斯、休謨和洛克則意味著一百多年來「哲學家」這一概念遭受著唾棄和貶值。康德奮起反對休謨而抬高自己，也正是衝著洛克，謝林擲地有聲地說「我瞧不起洛克」。在與英國機械論愚弄世界的鬥爭中，黑格爾和叔本華（還有歌德）站到了一起。這兩個在哲學上相互敵視的天才兄弟，向著德國思想的對立兩極分頭推進，因而也正如只有兄弟倆才會做出的事情那樣，去互相冤枉。英國目前所缺少的，而且一直缺少的東西，其實卡萊爾這個半吊子演員和雄辯家——這個愚蠢的糊塗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力圖把他對自己的了解，即自己所缺少的東西隱藏在熱情的假面具之下，而他缺少的就是真正的智力，簡單地說，就是哲學。此種非哲學種族的特點便是嚴守基督教，他們需要基督教戒律來實施「道德化」和人性化。英國人比德國人更陰鬱、好色、固執和殘忍，也正是這個原因，他們成為兩者之中的較為卑劣者，同時也最為虔誠，英國人因而更需要基督教。對於較敏感的鼻子來說，連英國的基督教也有英國人的特有氣味，即憂鬱和飲酒過度，於是人們有充足理由用基督教來充當解毒劑——用較為精製的毒藥和較為粗製的毒藥。較為雅致的毒化形式，對於行為舉止粗俗的民族而言，實際上是向前邁進了一步，也向著精神化邁進了一步。英國人的粗俗和鄉巴佬式的拘謹，現在仍通過基督教上演童話劇，通過祈禱和唱讚美歌被令人滿意地掩蓋著。對從前在衛斯理派的影響下（最近則作為「救世軍」），對那些學會了做道德說教的大群醜鬼和浪蕩子來說，一陣懺悔實際上可能是相對而言，他們所能達到的「人性」的最高表現形式——我們有理由承認以上所述。不過還有一句傷害英國人最富於人性的話，那就是他們缺少音樂感，藉助比喻來說就是（而且情況也確實如此）他們身心的動作之中，沒有節奏和舞蹈，甚至沒有對它們的渴望，更沒有對「音樂」的渴望。聽一聽他們說話，再看一看最漂亮的英國女人走路——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更漂亮的鴿子和天鵝。最後聽一聽他們唱歌！可是我要求的太多了…… （十二） 有些真理得到了平庸頭腦的最充分承認，因為這些真理最適合他們，有些真理對平庸的精神來說，只是具有魅力和誘惑力。我不得不逼迫人們來面對這種令人不快的結論，因為現在一些令人尊敬的、但平庸的英國人——可以提及的有達爾文、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赫伯特?斯賓塞的影響力，在歐洲的中產階級正在開始獲取支配地位。其實，誰會懷疑這樣的頭腦暫時占據支配地位是有益的呢？若認為高度發達的、突兀高聳的頭腦，特別適合於確定和收集許多瑣碎的普通事實，適合於從中推出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作為例外，他們從一開始就相對那些作為「規則」的人而言，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畢竟，他們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而且不僅僅是感知。實際上，他們也必須是某種新東西，他們意味著某種新的價值，也必須代表新的價值！知識與才能之間的鴻溝或許要比人們想像的更大，也更神秘——儀態大方而能幹的人，即創造者，也許必須是無知的人。而另一方面，對科學發現而言，比如達爾文的那些發現，某種狹隘、乏味和勤懇認真也許不會有什麼妨礙。但最後不要忘記，英國人及其根深蒂固的平庸，再次導致了歐洲智力水平的全面下降。所謂「現代思想」，或「18世紀的思想」，或「法國人的思想」，即德意志思想深惡痛絕並奮起反對的東西——源自英國，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法國人只不過是這些思想的模仿者和實施者，是其最優秀的戰士，僅此而已！可見，法國人是其第一批最為意味深長的犧牲品。由於「現代思想」極端親英，法國人的靈魂最終已變得極為瘦弱和憔悴，以致現在人們回憶起法國16世紀和17世紀的情景，回憶起充滿激情的巨大活力與卓越的發明創造力時，幾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記憶。不過，我們必須堅決維護歷史上的公正裁決，保護它免遭當前的偏見和表面現象的影響：歐洲的高貴——情感、趣味和舉止方面的高貴，從這個詞的最佳意義上說，乃是法國的產品和發明；而歐洲的卑賤，現代思想的平庸，則是英國的產品和發明。 （十三） 甚至在目前，法國仍然是歐洲最富於理智的文化中心，也仍然是培養趣味的高等學府。但人們必須知道如何去發現這種「充滿趣味的法國」。有趣味的法國人把自己隱藏得很好，他們的人數可能很少，而且還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並不摟抱最強壯的大腿：其中一部分是宿命論者時、憂鬱症患者、病殘者；一部分是放蕩不羈、過於追求完美的人，有藏匿深山的抱負。他們的共同點是，面對具有民主精神的中產階級的胡說八道和高談闊論，都捂上了耳朵。而實際上，當前映入人們眼帘的是醉醺醺的、變得很野蠻的法國，其懶散地躺在那裡——最近剛剛在維克多?雨果的葬禮上花天酒地了一番，其趣味之低級，實帶有孤芳自賞的味道。他們還有另一共同的地方，就是喜歡抵制理智上的德意志化——同時又根本沒有能力在理智上德意志化！在這種富於理智的法國，也是悲觀主義盛行的法國，叔本華或許要比在德國能更加如魚得水，更加土生土長。那就更不用提海因里希?海涅了，因為他早已重新化身於巴黎，一個更為高雅和講究的抒情詩人；也不用提黑格爾了，他目前通過法國文學評論家泰納發揮著幾乎像專制君主般的影響力。然而，說到理察?瓦格納，法國音樂越是學著讓自己適應現代靈魂的實際需要，它就越是走向「瓦格納化」。我們可以事先有把握地預見到這一點，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發生了這種情況。不過，法國人仍然可以自豪地把三件事情吹噓為自己的遺產和所有物，進而吹噓為自己古時在歐洲享有智力優勢的標誌，儘管其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趣味德意志化和庸俗化了。首先是有喚起藝術激情，獻身於「形式」的能力，為此而創造了為藝術而藝術，以及其他許多詞語——三個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就不缺少這種能力。由於尊重「少數」，法國一次又一次地使音樂文獻中的所謂室內樂資料得以保存下來，而在歐洲的其他國家則尋覓不到室內樂。法國人宣稱對歐洲享有優勢的第二件事情，是他們那古老的、多側面的、關注道德的文化。人們可以發現，受這種文化的影響，連給報紙寫故事的小說家和偶爾逛巴黎林蔭大道的人，也在心理上很敏感，具有很強的好奇心。例如，在德國，人們對此一無所知（更不要說知道這件事情本身了）。德國人幾個世紀都未看到達到上述境界所必需的關注道德的作品，而如前所述，法國卻有很多這類的作品。那些因此而認為德國人天真的人，是在稱讚他們的一個缺點。德國人在唯意志心理學方面，既無經驗又無知，德國人之間交往的單調乏味不能不說也與此有關；另一方面，在這一細膩而令人心靈震顫的領域，法國人則具有真正的好奇心和創新才能，作為前者的對立面，同時也作為後者最成功的表現，亨利?貝爾值得加以注意。這位卓越而超前的先行者，以拿破崙橫掃歐洲的速度，橫穿了歐洲，實際上是作為歐洲靈魂的考察者和發現者，跨越了幾個世紀的時光——後人花了兩代人的時間才在某些方面趕上他，經過了很長時間才覺察到一些使他困惑和狂喜的謎——這位古怪的伊壁鳩魯學說的信奉者和提問者，這最後一位偉大的法國心理學家。還有第三種優勢：就是法國人的性格中，在某種程度上有一種對南北方的成功綜合的特徵，這使他們領悟了許多事情，也命令他們做其他一些事情，而英國人卻絕對無法懂得這些。法國人的氣質時而接近、時而遠離南方，時時涌動著普羅旺斯人和利古里亞人的血液，以保護他們免受北方可怕的、灰暗色氣候環境的影響，保護他們免受陰沉沉的概念幽靈的糾纏，保護他們免受貧血的危害。由於貧血，德國人的趣味過於搖擺不定，致使我們目前以很大決心開出了鐵血政策，即「高壓政治」這劑藥（依據的是一種危險的治療方法，該方法要我們等待，再等待，而不是寄予希望）。法國還對較為難得的人和極少感到滿足的人，表現出超前的理解和歡迎態度。這些人理解力太強，不能滿足於任何一種對祖國的信仰，他們在北方時知道如何愛南方，在南方時知道如何愛北方——是天生的中部地區的人，「善良的歐洲人」。對於他們來說，天才創造了音樂，這位最近出現的天才看見了一種新的美和富有魅力的東西，因為他發現了一個沉浸在音樂中的南方。 （十四） 我認為，應當多多提防德國音樂。假設一個人像我那樣熱愛南方，把南方視為一所恢復大多數精神罪惡和大多數肉體罪惡的大學校，視為陽光無限充足和燦爛的地方，到處都是充滿自信的人，這樣一個人一定要學會對德國音樂有所提防。因為此種音樂不但會再次傷害他的趣味，而且還會再次傷害他的健康。這樣一個南方人，一個並非籍貫上而是信仰上的南方人，若夢想著音樂的未來，就必須還要夢想著音樂擺脫北方的影響；就必須在耳畔迴響著一種更為深沉、更為有力或許還有有悖常情和更為神秘的音樂序曲。一種超級德國音樂，它不像所有德國音樂那樣，一見到變幻無常的蔚藍大海和地中海萬里無雲的晴空，便顯得有所減弱，蒼白無力而漸漸消失。一種超級歐洲音樂，它即使面對大漠上昏暗的晚霞，也能絲毫不退縮，也能保持舒適自在，照樣與漂亮而孤獨的猛獸一起徘徊徜徉，其靈魂類似於棕櫚樹……我可以想像這樣一種音樂，它極大的魅力在於它對善與惡一無所知；也或許只有海員的一些思鄉之愁、一些金色的影子和一些輕微的愛好，可以輕輕掠過它的表面。這種藝術會從遠處看到正在沉沒的、幾乎叫人無法理解的道德世界的色彩，並會表現得非常殷勤好客，非常謙卑，接受這些姍姍來遲的避難者。 （十五） 由於民族主義在歐洲各民族之間狂熱興起，過去製造了而且現在仍在製造著病態的陌生感，也由於短視和輕率的政治家，藉助這種狂熱，目前掌了權，因此，並不認為他們目前奉行的分裂政策僅僅是插曲。由於以上各種原因，以及眼下完全無法提及的許多原因，人們現在忽略了或武斷而錯誤地誤解了歐洲希望統一這個明確無誤的表示。對於20世紀所有思想較為深刻和視野較為寬廣的人來說，其心靈神秘勞作的實際普遍傾向，便是在為實現這種新的綜合鋪平道路，便是嘗試著預測未來歐洲人的樣子。只是在對他們的模仿中，在他們較為虛弱的時候，或許在他們年老時，他們才屬於「祖國」——在成為「愛國主義者」時，他們也才平靜下來。我想到的這種人有拿破崙、貝多芬、斯丹達爾、海因里希?海涅和叔本華。如果我把理察?瓦格納也算作這些人當中的一個，請不要見怪，關於瓦格納，人們千萬不要被他對自己的誤解所欺騙（像他這樣的天才很少有權理解自己），更不要被目前法國抵制和反對他不禮貌的喧鬧聲所欺騙。其實，理察?瓦格納與20世紀40年代末的法國浪漫主義，是最緊密和最親密地相互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在其需要的所有高度和深度上從根本上說也是相似的。歐洲，統一的歐洲，其靈魂以各種各樣、五光十色的方式，急迫而充滿渴求地向外和向上突進——往哪裡去？是沿著一道新的光線，還是向著一個新的太陽？但誰會力圖準確地表達出，所有這些新說話方式的大師都無法清楚表達出來的東西？的確，同樣的暴風雨緊張折磨著他們，他們在以同樣的方式進行著探索，這些最後的偉大探索者們！他們都有很深的文學造詣，是第一批文學研究大師。甚至本人大都是作家和詩人，是藝術和感官的——中間人和調和人（瓦格納，作為音樂家也被視為畫家，作為詩人也被看作是音樂家，作為藝術家一般說來也被視為演員）；他們都瘋狂地「不惜以任何代價」去表達自己的思想——我要特別提及與瓦格納關係最近的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洛瓦；他們都是在崇高的領域內，以及令人討厭和叫人害怕的領域內的偉大發現者，實際上都是表演和劇場藝術的偉大發現者；他們的才能都遠遠超過其天賦，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藝術鑑賞家，能神秘地接近所有那些引誘人、誘惑人、抑制人和使人心煩意亂的東西；都是邏輯和直線的天生敵人，追求奇異的、異國的、可怕的、扭曲的和自相矛盾的東西。作為人，作為意志上的宙斯之子坦塔羅斯，作為粗俗的暴發戶，他們知道自己在生活和行動中，與高貴的優雅和舒緩無緣。比如，請想一想巴爾扎克，他們都不要命地工作，幾乎把自己累死；他們在行為舉止上都是放棄社會道德規範的人和社會道德規範的反叛者，他們野心勃勃，貪得無厭，他們不知保持心情平靜，不知享受生活；他們最終都在基督教的十字架旁撞得粉碎而沉沒。總的說來，他們是魯莽冒失的、盛氣凌人的、野心勃勃的、好高騖遠的高等人階層。他們首先必須使他們所在的世紀懂得「高等人」這一概念……理察?瓦格納的德國朋友們應聚在一起商量一下，看一看瓦格納的藝術中有沒有純德意志的東西，看一看他享有的崇高聲譽是否恰好有超德意志的根源和衝動。就此而言，不應低估巴黎對他這種類型人的發展多麼得必不可少，本能的力量曾使他渴望在最關鍵的時刻訪問巴黎。眼下應低估他的整個行為方式和自我標榜，做法如何，只有在見到法國的社會主義原貌時，才能達到自我完善。較為仔細地比較一下或許會發現，令理察?瓦格納的德意志稟性感到榮耀的是，他在各方面的行為都要比19世紀的法國人表現得更有力量、更大膽、更嚴厲和更高貴。原因是，我們德國人到目前為止要比法國人更為野蠻。或許，理察?瓦格納的最為傑出的藝術作品不僅在目前，而且永遠都無法為當今的整個拉丁種族所接近、理解和效仿。齊格弗里德的形象，即那個非常自由的人的形象，或許太自由了、太真實了、太歡快了、太健康了、太反對天主教了，使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感到無法接受。這個反對拉丁人的齊格弗里德，甚至是對浪漫主義所犯下的一種罪惡，故瓦格納在其悽慘的晚年，便充分贖回了這種罪惡，他當時預料到人們的趣味將具有政治傾向，於是以他特有的宗教熱情，開始宣傳如何通向羅馬之路，雖然尚未開始踏上這條道路。為了使人們不誤解上面最後幾句話，我將藉助幾句強有力的韻文，使即使不那麼靈敏的耳朵也能聽出我的意思。我所要表達的意思與「最後的瓦格納」和他的《帕西發爾》音樂正相反。 這是我們的表達方式嗎？ 這種令人心慌意亂的嚎叫，是否出自德國人的心靈？ 這種自己對自己的撕咬，是否出自德國人的身體？ 這種教士般的鋪敘， 這種香氣繚繞的興高采烈？ 這種搖晃、跌倒和蹣跚？ 這種難以捉摸的叮叮噹噹聲？ 這種修女般偷偷地拋媚眼，祈禱報時鐘的鳴響？ 這種完全虛假的天國中的歡騰雀躍？ 這些都是我們的表達方式嗎？ 請好好想一想吧！你仍等待著得到承認。 因為你所聽到的僅是對羅馬出於直覺的信仰！ 六、靈魂的純淨與高貴 （一） 人類的每一次提升，都是由貴族社會造成的，而且永遠都是如此。貴族社會相信人與人之間有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和價值差異，認為需要有某種形式的奴役。若沒有產生具體的階級差別，若沒有產生統治階級總是逼視和俯視他們的部屬和工具，若沒有產生於統治階級服從和命令，以及控制和習慣保持距離的那種感傷力，人們就不會希望不斷擴大靈魂本身之內的距離，就不會形成較為高級的、較為難得的、更進一步的、較為廣大的、較為全面的國家，人類就不會提升。或者在超道德的意義上使用道德上的慣用語句來說，就不會出現不間斷的「人的自我超越」。毫無疑問，對貴族社會的起源史，人們一定不要抱有任何仁慈的幻想：真相是殘酷的。讓我們沒有偏見地看一看至今較為高級的文明究竟是怎麼產生的！仍然具有自然本性的人、徹頭徹尾的野蠻人、食肉的人，仍然具有不屈不撓的意志力和權力欲，向著較為虛弱的、較有道德的、較愛好和平的種族（或許是從事貿易的、或飼養家畜的村落）猛撲了過去，向古老而成熟的文明民族猛撲了過去。這些民族智窮才盡，頹廢墮落，他們最後的生命力正在漸漸熄滅。開始時，高貴種姓都是野蠻種姓，他們的優勢不僅表現在身體力量上，而且還表現在精神力量上——他們是較為全面的人（較為全面的人無論從哪一點說，其實都是「較為全面的動物」）。 （二） 腐敗墮落，標誌著各種本能將陷於無政府狀態，被稱為「生命」的各種感情的基礎將被動搖——根據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根本不同的東西。比如，在大革命開始時，法國貴族懷著極端厭惡的心情放棄了他們的特權，並沉溺於道德感情之中，這就是腐敗墮落，實際上只不過是已存在了幾個世紀之久的腐敗墮落的尾聲。在這個過程中，法國貴族逐漸放棄了他們的貴族特權，把自己的身份降低至王族的附庸（最終甚至只是充當點綴，只是出席閱兵典禮）。然而，強壯而健康的貴族的本質特徵卻是，它不應把自己看成是王權或國家的附庸，而應把自己看成是王權和國家的意義所在和最高辯護人，所以就應該問心無愧地接受大批人的犧牲。為了它，必須壓制他們，使他們淪落為有缺陷的人，淪落為奴隸和工具。其基本信念恰恰必須是，不應聽憑社會為了自身而存在，畢竟社會僅僅是一個基礎和腳手架，藉此經過挑選的階級，可以將自己提升至更高的職責，並一般地可以將自己提升至更高級的存在，就像爪哇島上那些追逐陽光的攀緣植物那樣——它們用枝幹盤繞著櫟樹，直到最後遠遠高於櫟樹，但卻正因為有櫟樹的支撐，它們才能在明媚陽光之下展示其頂端，顯露出幸福之情。 （三） 避免相互損害，避免相互使用暴力，避免相互剝削，使自己的意志與其他人的意志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只要具備必要的條件，這會在某種不精確的意義上，導致個人之間的良好品行。可是，一旦人們想要開始普遍地採用這種原則，甚至把這種原則當作基本的社會原理，那就會立即暴露出它的內涵——它是否定生命的意志，是分解和腐爛的原則。在這裡，人們必須作根本性的思考，以抵制一切感情上的脆弱。生命本身實質上是占有、損害、對異國人和弱者的征服、鎮壓，即便用最溫和的詞語形容，至少也是剝削。儘管很久以來，這些詞語就被打上了恥辱的烙印，但為什麼人們還總是去使用它們呢？即便是那個如前面所假定的，在其內部是每個人相互平等對待——每個健康的貴族集團內部就是這樣的組織，如果它是個充滿活力的而非垂死的組織的話，也必須對其他組織做所有那些事情。雖然在其內部每個人避免相互做這些事情，但是它將成為強力意志的化身，不得不努力成長，以期有所發展，並獲得優勢。這不是因為任何道德或不道德的緣故，而是因為它活著，因為生命就是強力意志。然而，在這方面，歐洲人的普通意識要比在其他方面更不願意被糾正；無論在哪裡，人們現在都在熱烈談論未來的社會狀況，甚至假借科學的名義大談特談，說「剝削性」將退出歷史舞台。其實在我看來，似乎是他們保證要發明一種生活方式，按照這種生活方式，生命將避免發揮所有機能。剝削並不屬於墮落的或有缺陷的原始社會；剝削是固有的強力意志的結果，而強力意志就是生命意志。儘管它作為一種理論是新奇的，但作為現實的它，卻是全部歷史的基本事實。就讓我們在此限度內真誠對待自己吧！ （四） 我在目前仍流行於這個地球上的高雅和粗俗的道德之間遊歷了一番，發現許多有規律的，同時反覆出現而且又相互聯繫的特徵，最後我發現兩種主要類型，就是主人道德和奴隸道德。不過，我要立即補充說明，一切較為高級的混合文明也試圖去調和這兩種道德；但更為常見的是，兩者的混淆和相互誤解，有時會難分難解地並列在一起，甚至在一個人身上，在同一個靈魂內部。道德價值的特徵要麼產生在統治階層，統治階層意識到自己不同於被統治者而感到高興；不然的話就是產生於被統治階級，即各種各樣的奴隸和依附者。在前一場合，由於是統治者決定「善」這個概念，因而尊貴高雅而傲慢的個性被視為優越的特徵，這種個性決定著等級差別。高貴型的人區別於這樣的人，因為這些人身上表現出來的與上述尊貴高雅而傲慢的個性相反。高貴人鄙視這些人。在第一種道德中，「善」與「惡」的對立其實就是「高貴」與「可鄙」的對立——儘管「善」與「惡」的對立產生於另一來源。懦夫、憂心忡忡者、卑鄙猥瑣者、只考慮眼前利益者，都是受鄙視的；而且，眼光狹隘的多疑者、自卑者、甘受虐待如同狗一樣的人、搖尾乞憐的拍馬屁者，尤其是那些說瞎話的人，也都是受鄙視的。所有貴族的一個基本信條是——平民百姓是靠不住的。「我們這些可信賴的人」——古希臘的貴族都這樣自稱。很顯然，無論在什麼地方，道德價值的名稱都首先運用於人，然後才被加以引申，並運用於行為；所以，道德史家從「同情他人的行為為什麼受稱讚」這一問題出發，是大錯特錯的。高貴型的人把自己視為價值的決定者，因此並不需要得到認可。他斷定：「凡是對我有害的，它本身就是有害的。」他知道，完全是自己賦予事物榮譽，他是價值的創造者。他尊重自己內心承認的一切，這樣的道德只是自我讚美。處於突出地位的只是充實的感情、抑制不住的強力感、高度緊迫的幸福、希望給予和贈予的富裕意識，所以高貴者也會幫助不幸者，但並非出於同情，而是出於充溢的強力所產生的一種衝動。高貴者把自己尊為強力者，並能控制自己，知道如何說話，如何保持沉默，喜歡對自己嚴厲而苛刻，並且敬重一切嚴厲而苛刻的人。古代斯堪的納維亞的一則英雄傳奇中說：「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最高神奧丁給我的胸中放了一顆鐵石般的心。」這是從一個自豪的維京族人的心裡理所當然地唱出來的。這種類型的人甚至為自己天生不善於同情而備感自豪。因此，這位古代斯堪的納維亞英雄以告誡的口吻補充道：「誰在年輕時沒有鐵石般的心，誰就將永遠不會有這樣的心。」抱有這種想法的高貴者和勇敢者距離下面這樣一種道德最為遙遠，這種道德認為同情或為他人做事，或無私，才是有德者的特徵。對自己充滿信心、對自己充滿自豪感、對自私懷有根本的敵意和嘲諷態度，自然而然地看不起同情心和「溫情」一樣，肯定屬於高貴的道德。也正是強壯有力的人才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因為這是他們的本領，是他們發揮創造力的領域。深深崇敬古代和傳統——一切法律都建立在這種雙重的崇敬之上。信任和偏愛祖先，不信任和不喜歡後來者，是強壯有力者的典型道德特徵。相反，具有「現代思想」的人，幾乎本能地相信進步和未來，而且越來越不尊崇古代，並由此充分暴露出這些「思想」出身卑賤，然而由於統治階級的原則很嚴厲，所以他們的道德與當代的趣味最相牴觸，也最令當代的趣味不舒服。這一原則就是，人們只對與自己地位相等的人承擔義務；對地位較低的人或一切異己者，可任意地或者隨心所欲地行事，總之，可以「超越善與惡」。正是在這裡，同情和與其類似的感情占有一席之地。長久地感激和報復的能力與義務——這兩者只存在於地位相等者圈子內的巧妙報復，優雅細膩的友誼，樹敵的某種必要性（以此發泄忌妒、好鬥、傲慢等情緒，其實是為了成為好朋友），這一切都是高貴道德的典型特徵。這種道德，如前所述，不是「現代思想」的道德，因此目前很難付諸實施，也很難發掘和揭開它。 第二種道德即奴隸的道德，則是另一番情景。假設受壓迫者、受苦者、未獲解放者、厭倦者和那些對自己沒有把握的人也來談論道德的話，那麼，他們的道德評價中的共同點能是什麼呢？很可能是對人類的整個狀況表示悲觀主義的懷疑，而且會譴責人類及其狀況。奴隸不喜歡強壯有力者的道德，他充滿了懷疑和不信任，絕對不相信強壯有力者尊崇的一切「善事」，而寧願使自己相信——強壯有力者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另一方面，那些有助於緩和受苦受難者的生存痛苦的品質，則受到推崇和吹捧。正是在這裡，同情、溫和、樂於助人、寬厚、忍耐、勤勞、謙恭和友善，通通贏得了尊敬。因為在這裡，這些是最有用的品質，而且是承受生存重負的唯一方法。奴隸道德實質上是功利主義道德。正是在這裡，產生了人盡皆知的「善」與「惡」的對立：強力和危險性被認為屬於惡，即不容輕視的某種恐懼和難以捉摸的力量。所以，按照奴隸道德，「惡」人引起恐懼；而按照主人道德，恰恰是「善」人引起恐懼和試圖引起恐懼，而惡人則被視為卑鄙的人。若按照奴隸道德的邏輯推論，最終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去鄙視這種道德的「善」人的。哪怕是輕微的、好意的鄙視，兩者之間的對比便會達到最大的效果。因為，按照奴隸的思維方式，善人不管怎樣都必須是穩妥可靠的人，必須是性情溫和的、容易受騙的，或有點兒傻的老好人。在奴隸道德占優勢的地方，無論何處，語言都顯示出使「善」和「傻」這兩個字眼的意思相互接近的傾向。而最終的根本區別是：對自由的渴望、追求幸福的本能以及細膩的自由感情，必然是屬於奴隸道德和奴隸品性，正如巧妙而狂熱的崇敬和獻身是貴族思維方式和評價方式的通常表征一樣。由此我們可以立即明白，為什麼作為激情的愛一定有它絕對的高貴來源。眾所周知，這種愛的發明權屬於普羅旺斯的騎士詩人，即那些出色的、富有獨創性的、有「快樂知識」的人，歐洲欠他們的太多，甚至歐洲本身的存在都受惠於他們。 （五） 虛榮也許是高貴的人最難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其他人認為虛榮是不言而喻的，而高貴的人卻傾向於否認虛榮的存在。關鍵是要讓高貴的人認識到有這樣一些人，這些人力圖使別人對自己產生好的評價，雖然他們並「不配」得到這種評價，可是卻相信所產生的好評價。這在高貴的人看來，一方面趣味太低下了、太不自重了，另一方面也太可笑和荒唐了，以致他寧願把虛榮看作是一種例外，在人們談到它的大多數的時候都表示懷疑。比如，他會說：「我也許弄錯了自己的價值，但卻要求別人承認我對自己的評價。不過，這並不是虛榮（而是自負，或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所謂『謙恭』和『謙虛』）。」他甚至會說：「由於許多原因，我可以喜歡別人的好評價，這可能是因為我熱愛和尊重他們，他們快樂我也高興，也可能是因為他們的好評價，可以增強我對自己的信心，同時可能是因為別人的好評價，即便我不同意，現在或以後對我也是有用的。然而，所有這一切都並不是虛榮。」具有高貴品格的人，首先必須藉助於歷史而清楚地認識到，從遠古以來，在所有社會階層，普通人都僅僅是被人們所認為的那種東西——根本不習慣於確定價值，甚至給自己選定的價值正好也是主人給他選定的（創造價值是主人的特權）。即便是現在，如果普通人仍總是等待著對自己的評價，然後出於本能使自己服從這一評價（絕不是僅僅服從「好的」評價，而且還會服從壞的評價和不公正的評價。比如，想一想大多數虔誠的婦女從告解神父那裡學會的，以及虔誠的基督徒從教會那裡學會的自我欣賞和自我貶低），也會被看作是不同尋常的返祖現象所造成的結果。實際上，隨著民主社會秩序的緩慢崛起（這種社會秩序崛起的原因是，主人血統和奴隸血統的混合），主人的那種為自己選定價值和對自己「評價很好」的高貴衝動，將會得到越來越多的鼓勵和發展。但也總會有一種更為古老的、更為強大的、更為根深蒂固的傾向與其作對，而且在「虛榮」現象中，這種較為古老的傾向征服了年輕人。愛虛榮的人每一次聽到對自己的好評價都會感到高興（而完全不考慮其用處，也不考慮是真是假），正如他每一次聽到不好的評價都生氣那樣，因為他屈從他們這兩種評價，並且感到不得不去屈從這兩種評價，最為古老的屈從本能地充溢於他的內心。正是愛虛榮的人血統中的「奴隸氣」，奴隸殘存的那點兒狡猾——比如在女人身上，就仍有許多奴隸氣！誘使人們盡力博得好評，也正是奴隸們隨後立即匍匐在這種評價面前，但是，似乎這種評價並不是他呼喚出來的。所以，我再次聲明虛榮是一種返祖現象。 （六） 一個（物）種的產生和一個類的確立及強大，要經過與基本上不變的惡劣條件作長期鬥爭。另一方面，飼養者的經驗告訴人們，某一（物）種若得到的營養太多，受到的保護和照料過多，便會很快產生大量的變種，產生許多奇異和畸形之物。姑且把貴族社會，比如古希臘的某一城邦，或威尼斯，可視為養育人的一種有自由意志和沒有自由意志的裝置。其中一個人挨著一個人，要靠自己獨立生存，他們想要使自己所屬的族占優勢，主要原因是，他們必須占優勢，否則便要冒被消滅掉的巨大危險。那裡缺少促進變種生長的特殊照顧，也沒有過多的營養和保護。他們必須作為種，作為某種東西而存在，也只有藉助于堅硬的、一致的、簡單的結構，才能在與鄰人或與其反叛的，或要反叛的僕人的不斷鬥爭中占優勢並永存。各種各樣的經歷使他們明白，主要是哪些特質使他們在面對各種神和人後，仍然能夠生存下來，並且至今一直處於不敗之地。他們把這些品質稱為美德，僅僅發展了這些美德，並使它們趨於成熟。他們做這些事情時很嚴厲，其實他們渴望嚴厲。每一種貴族道德在教育年輕人、管束女人、婚姻習俗、長幼關係、刑法等方面，都是偏執的。它以「正義」的名義，把偏執本身看成是一種美德。由此便產生了一類具有若干明顯特徵的人，一種表情嚴肅的、尚武的、矜持寡言的人（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魅力和微妙之處，有著極敏銳的感受力），歷經世代交替而不受影響；如前所述，與不變的惡劣條件不斷展開鬥爭，是使一類人變得穩定和堅強的原因。然而，最終還是會出現幸福局面，嚴重的緊張狀態便會得到緩和。也許鄰人當中不再有敵人，甚至享受生活的資料也極其豐富。古老行為準則的束縛和約束一下子解除了，人們不再把它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不再把它看做是生存的一個條件。即使它繼續存在，也只是一種奢侈，一種仿古趣味。變種，無論是更高級、更雅致、更難得的變種，還是退化和畸形的變種，都會突然大量湧現，使個體敢於成為個體，敢於脫離集體。在歷史的這一轉折點，一種像原始森林中那樣多種形式的蓬勃生長和抗爭、一種熱帶速度的生長競爭，以及一種令人驚奇的衰落自我毀滅，會並列出現，而且常常混雜並糾纏在一起。其原因是各種利己主義殘酷無情的相互對抗，迅猛地發展，互相爭奪「陽光」，無法再用至今存在的道德規定予以限制或讓它們實行克制。正是這種道德本身積聚了如此巨大的力量，把弓拉得這麼滿，以致它現在已經「過時」，或正在變得「過時」，目前已經達到令人不安的危險。人們將超越舊道德，去過一種更加偉大的、更多方面的、更全面的生活。「個人」將占據突出位置，將自己頒布法律，依靠自己的技巧和策略來自我保存、自我提升和自我解脫。只有新的「為什麼」，只有新的「怎麼會」，而不再有任何共同的準則，在一起時只會相互誤解和互不尊重，迷茫、墮落和最高尚的欲望可怕地糾纏在一起，從善與惡中湧現出大量天才，春季和秋季不祥地同時出現，亦在尚不疲乏、尚不疲倦的新腐敗中充滿了特有的新魅力和新奧秘。將會再次出現危險，道德之源會受到巨大的威脅。這次將威脅到個人，威脅到鄰人和朋友，威脅到普通人，威脅到他們的孩子，威脅到他們的心靈，威脅到他們的欲望和意志中，所有與個人關係最為密切、最為隱秘的深處。此時出現的道德哲學家將要宣講什麼呢？這些目光銳利的看客和遊手好閒者發現，結局正在迅速地向人們逼近，周圍的一切都還在墮落，不停地墮落，除了一種人，即不可救藥的平庸者以外，一切都不會延續到後天。只有平庸者有可能繼續存在和繁衍。他們將是未來的人，將是僅有的倖存者。跟他們學做平庸者是目前仍然有意義和仍可贏得聽眾的唯一道德。但宣講這種平庸的道德卻很難。這種道德是什麼，想要什麼，誰也說不清！它只能談論節制和尊嚴，只能談論義務和兄弟般的友愛，要掩蓋其諷刺意味，很難！ （七） 有人具有追求地位的本能，但同任何其他本能相比，具有此種本能已經是地位高的標誌；有人樂於懷有細膩微妙的崇敬之情，並由此可推斷出他們的出身和習慣都很高貴。靈魂的純淨、善良和高尚，根據追求地位的本能來判斷具有最高的地位，但卻尚未受到令人敬畏的權威的保護，而免遭魯莽的觸摸和不文明行為的損害時，會受到可怕而危險的檢驗。這種東西就好像一顆活的試金石，普普通通，尚未被人發現，且具有試探性質，或許有意蒙著一層面紗，做了偽裝。致力於考察靈魂的人，可利用這種手法的許多變形來確定某一靈魂的最終價值，以確定他所屬的固有等級。他可以用其尊崇的本能來檢驗它。差別造成仇恨，若把某一神聖的器皿、某一密閉神龕中的珠寶、某一部關於人類命運的書籍放在這一本能之前，則許多粗俗的本性便會像髒水那樣突然湧現出來；而另一方面，則會有不由自主的緘默、猶豫的目光和一切手勢皆停止，由此而表明靈魂真切地感受到了最值得尊敬的東西。歐洲至今整個說來仍在尊崇《聖經》的方式，或許是歐洲受基督教訓導而行為舉止教養有素的最好例子。像這樣內容如此深奧和意義極其重大的書籍，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專橫殘暴的政權來保護它們，這樣要經過幾千年的漫長時期，才能全面理解和揭開它們的奧秘。一旦逐漸灌輸給了大眾（即各種淺薄的人和傻瓜）這樣一種情感，即他們不得觸摸每一樣東西，在一些神聖的體驗面前，就必須脫掉鞋子，並把髒手藏在背後，那麼，便是取得了重大進展，這可以說是向人性邁出了最為重要的一步。相反，在所謂有教養的階級當中，在「現代思想」的信奉者當中，最令人憎惡的莫過於在他們的寡廉鮮恥，莫過於在他們觸摸、品嘗和撥弄每一樣東西時，眼和手的從容不迫和傲慢無禮。儘管如此，在普通老百姓當中，在下層階級當中，尤其是在農民當中，可能還是比喜歡讀書看報、有知識的半上流社會（即有教養的階級當中）有著更多較為高尚的情趣和崇敬之情。 （八） 從一個人的靈魂中，抹不掉他的祖先最喜歡和最經常做的事情。不論他的祖先是勤勞節儉的人，埋首於書桌和錢箱之前，欲望不太大，與小市民沒有什麼兩樣，道德標準也不太高；還是習慣從早到晚發號施令，喜歡粗俗的消遣和更加粗俗的義務及責任；或是最後不時地放棄血統和財產上的古老特權，以求全身心地為他的信仰而生活，去做無情地服從於良心和良心無比敏感的人，為每一次違背良心而臉紅。一個人根本不可能在本性上沒有其父母和祖先的特性和偏好，無論表面上的情形顯得多麼兩樣。這就是種族問題。假如對父母有所了解，便可推知孩子的情況，而不管何種令人討厭的無節制、不管何種卑劣的忌妒、不管何種笨拙的自吹自擂——這三種特徵合在一起，便構成了一切時代真正的平庸類型——都必然會遺傳給孩子，像卑賤血統那樣肯定會遺傳給孩子。藉助於最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只能就這種遺傳進行自我欺騙。當今的教育和文化又能做些什麼？在很民主的或不如說很平庸的時代，「教育」和「文化」從本質上說都必然是騙術。在出身方面，在身心繼承的平庸方面進行欺騙。當今的教育工作者鼓吹真誠高於一切，同時向學生不斷高喊：「要真誠！要自然！是什麼樣就表現出什麼樣！」即便是這樣品行正直而一本正經的蠢驢，很快也會學會利用賀拉斯的「寓教於樂」。結果怎麼樣呢？就是一直退化到平庸。 （九） 冒著觸怒天真無邪的耳朵的風險，我提出利己主義是高貴靈魂的本質，我指的是一種不可改變的信念。其他存在物必須自然地服從於像「我們」這樣的存在物。高貴的靈魂接受利己主義這個事實，而不提出絲毫異議，也未感覺到其中有什麼刺耳、令人不舒服或武斷之處，而是將其視為這樣一種東西，根基存在於事物的基本規律之中。如果要為它取名字的話，他會說：「這就是正義本身。」在某些情況下（這些情況會使他在開始時猶豫不決），他承認，有另外一些享有同樣得天獨厚條件的人。一旦解決了這一地位問題，他便依賴傑出人物都懂得的一種上天賦予的超凡心理機制，像自己獨處時那樣，充滿自信而又謙遜地知道如何尊重他人，周旋於那些與自己地位相等的人和享有同樣得天獨厚條件的人當中。在與地位相等的人交往時，必須具有的這種技巧和必須進行的這種自我約束，是利己主義的又一例證。每一位傑出人物都是一樣的利己主義者，他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讓給他們權利就是讓給自己權利。他確信，榮譽和權利的交換，作為一切交往的本質，也是事物的自然狀態。高貴的靈魂受充滿著激情而敏感的報答的本能的推動，既索取又給予，這種本能位於其本性的基礎部位。在地位同等人當中，「施惠」這一概念沒有意義，也沒有好名聲。也許有高妙的辦法贈予禮物，就像是從上面照到人身上的陽光，有高妙的辦法把它們當作露珠如饑似渴地喝下。但高貴的靈魂卻沒有玩弄這些手法和做這些誇示的才能。在這方面，利己主義已阻礙了他。一般說來，他固執地「往高處」看——他要麼水平地和故意地往前看，或往下看。他知道自己所處的高?度。 （十） 「人們只能真正尊敬不考慮自己的人。」歌德對拉特?施洛塞爾說。 中國有個俗語，做母親的甚至用它教育孩子，這個俗語就是：「小心駛得萬年船。」從本質上說，這是現代文明的根本趨向。我確信，古希臘人也會首先注意到當今歐洲人自己使自己矮小——單單在這方面，我們就立即會使古希臘人感到反感。 （十一） 卑賤究竟是什麼？詞語是觀念的發聲符號；而觀念則是經常重複和同時出現的感覺，或感覺群中或多或少明確的心理符號。使用相同的詞語並不足以達到相互理解的目的，我們還必須使用相同的詞語來表達相同種類的內心體驗，但歸根結底，我們必須要有共同的體驗。由於這個原因，即使不同民族的人使用相同的語言，一個民族內的人也要比不同民族的人能更好地相互理解。或者更確切地說，若人們長期在相同的條件下一起生活，便會產生一個能夠「自我理解」的實體，即一個民族。在一切靈魂中，相同數目的、經常反覆出現的體驗已壓倒了較少出現的體驗，於是，關於這些體驗，人們能迅速地相互理解——語言的歷史就是一種縮寫過程的歷史。依靠這種迅速的理解，人們會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危險越大，迅速而無障礙地就必要事項達成一致意見的需要也越大；處於危險狀態的人們不相互誤解——這是交往過程中萬萬不可少的。而且，在一切愛和友誼中，人們還會體驗到，一旦發現使用相同詞彙的雙方，有一方的感情、思想、直覺、願望或恐懼不同於另一方，愛和友誼便不復存在了（對「永恆誤解」的恐懼，也正是這一守護神常常阻止異性過於匆忙地相互依附，儘管感官和心靈促使他們相互依附——不是某種叔本華式的「人類的守護神」）。靈魂中的哪類情感覺醒得最快，開始講話和下命令，哪類情感便決定價值的一般等級次序，並最終決定想要東西的清單。一個人對價值的看法會在某種程度上暴露出其靈魂的結構，並由此可看出他的生活狀況，他的內在需求。假如由於命運的安排，一切時代所聚攏的只能用相同符號來表達相同需要和相同體驗的人，那麼，總的說來結果便是，人們的需求很容易傳播開來，這最終意味著人們只具有普遍的和共同的體驗，在至今對人類起作用的一切力量當中，這肯定是其中最強大的一種力量。較為相同、較為普遍的人，一向總是占有優勢；較為傑出的、較為高雅的、較為獨特的和難於理解的人，則往往孑然獨立；他們常常在孤獨中死於偶然事件，也很少能繁衍下去。必須藉助相反的巨大力量，才能阻止這種自然的使人人趨同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人會演化成千人一面的、普遍的、平庸的、喜歡群居的人——演化成卑賤的人！ （十二） 心理學家——我指的是天生的、命中注定的心理學家，越是將注意力放在較為傑出的個人和病例上，其被同情心窒息的危險就越大。他必須比其他人更加嚴厲，更加歡樂。因為較優秀的人生來是較為特殊的靈魂，其墮落和毀滅實際上乃是普遍現象。總是目睹這種現象是可怕的。心理學家發現了這種毀滅，先是偶爾發現一次，然後是在整個歷史上幾乎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現較優秀的人，這種普遍的內心絕望，這種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說，都是永遠「太晚」。心理學家由此而遭受的多方面折磨，有一天這會致使他轉而仇恨自己的命運，致使他力圖自我毀滅——即致使他「想要毀滅」自己。人們會在幾乎每一個心理學家身上發現一種很能說明問題的傾向，即他喜歡與生活井然有序的普通人交往，由此暴露出他總是需要治療、需要某種逃避和忘卻，遠離他的洞察力和敏銳目光，即他的「職業」使他的良心有所感觸的東西。害怕記憶是他獨有的特徵。別人的判斷很容易使他保持沉默。他不動聲色地傾聽人們如何表示尊敬，如何讚美，如何愛和如何頌揚，儘管他對這些已有所察覺，他甚至明確同意某些似是而非的觀點，以此掩蓋他的沉默。或許，這種自相矛盾的狀況會變得非常可怕，以致他學會了深深地同情和極度蔑視，而大眾、受過教育的人和空想家，則學會了深深地崇敬「偉人」和奇異的動物。由於有這些偉人和奇異的動物，人們便去祈福和尊敬祖國、世界，人的尊嚴和人自身，讓年輕人向他們學習，以他們為楷模並教育年輕人。我們知道的僅僅是在所有引人注目的事例中，發生的都是一樣的事情：大眾崇拜一個神，而這個神只是一個可憐的被獻祭的動物！成功一向是最大的說謊者，而「行動」本身也就是成功。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征服者、偉大的發現者，都被掩蓋在他們的業績中，直到認不出他們來為止。藝術家和哲學家的「行動」，只是創造了如此行動的人，只是創造了被普遍認為如此行動的人。被人們崇敬的「偉人」，那是後來編造出來的可憐的小小謊言，就如在歷史價值領域，盛行鑄造偽幣。比如，那些偉大的詩人，如拜倫、繆塞、萊奧帕爾迪、克萊斯特、果戈理——乃是紅極一時的人物，現在呈現出來的樣子和過去不得不表現出來的樣子，都充滿了熱情，非常敏感，帶有孩子氣，不穩重，相信和不相信全憑一時衝動。靈魂中總有某種瑕疵需要掩蓋。常常為了內心的褻瀆而用作品進行彌補，常常試圖忘卻，遠遠脫離太真切的記憶，常常掉在泥潭中，並幾乎愛上泥潭，以至於變成像是沼澤地周圍的鬼火，並自稱是星星。於是人們把他們稱作理想主義者，常常與揮之不去的厭惡情緒做鬥爭，與不時出現的懷疑幽靈做鬥爭。這種幽靈使他們變得冷漠，使他們渴望榮譽，使他們從喝醉了酒的諂媚者手中接過「現在的信仰」而吞下去。這些偉大的藝術家和一般所謂的高等人，對曾經發現了他們的人來說，是多麼大的折磨啊！因而可以預見，正是從女人（女人在受苦受難的世界上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同時不幸的是，想要遠遠超出自己的能力幫助和拯救受苦的人）那裡，他們如此快地學會了讓無限而忠實的同情心大發，而大眾，尤其是虔誠的大眾，卻不理解這種同情心，用許多刨根問底的、自鳴得意的解釋，而使他們不知所措。這種同情心總是對自身的力量抱有錯誤的看法。女人喜歡相信，愛可以做一切事情——這是女人特有的迷信。哦，了解心靈的人發現，即便是最熱烈、最深切的愛，也是那麼的可憐，那麼的做作，那麼的笨拙——他發現，愛與其說會拯救人，不如說會毀滅人！在有關耶穌生平的神聖寓言和滑稽的模仿之下，可能隱藏著最令人痛苦且有關愛的知識的殉難，是最清白無辜的和最熱烈渴求的靈魂的殉難，這顆靈魂從未有過足夠的人類之愛。它需要愛，不屈不撓地和瘋狂地需要被人愛，也不需要其他任何東西，而對拒絕給他愛的那些人大發脾氣。這是有關一個可憐靈魂的故事，它渴望得到愛，因此而創造了地獄，把那些不願意愛他的人送到那裡。它最終了解了人類的愛，因為這種愛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無知！有這種看法的人，對愛有這種了解的人是在找死！可是人們為何討論這種令人痛苦的事情呢？當然是因為人們困惑不得不討論。 （十三） 每個深深遭受過痛苦的人，會從理智上變得桀驁不馴和懷有厭惡之情，這幾乎決定了人們的地位等級，決定了人們能多麼深地忍受痛苦。一件使人膽寒的確定無疑的事情是，他因此而會受到徹底的影響，並被打上深深的烙印，在經歷過痛苦之後，他比最機靈、最聰明的人懂得更多，也熟悉和「通曉」了許多遙遠而可怕的世界，而「你對這些世界卻一無所知」！受苦的這種理智上的桀驁不馴，被選中的有知識的人、「被引入門的人」、幾乎被獻祭的人的這種高傲，發覺需要用各種形式的偽裝來保護自己，以免與好管閒事的、愛表示同情的人接觸，也以免與所有那些未經歷過同樣痛苦的人接觸。深深的痛苦可以使人高貴，可以把人與人區別開來。最為精緻的偽裝形式之一，就是伊壁鳩魯學說，連同某種無拘束的炫耀性趣味，伊壁鳩魯學說不把痛苦放在眼裡，以防備一切傷感和懊惱。伊壁鳩魯主義者是利用快樂的「快樂的人」，因為他們由於快樂而被誤解——他們希望被誤解。還有一些利用科學的「科學家」，因為科學而顯示出快樂的外表，因為科學性而得出一個人是膚淺的這一結論，他們希望把人引入歧途，以得出錯誤的結論。還有一些奔放不羈的傲慢之人，他們想要掩蓋和否認他們具有破碎的、不可救藥的高傲心靈（例如，哈姆?雷特的憤世嫉俗——加利亞尼的事例）。偶爾愚蠢本身就是不幸的、過於自信的知識面具。由此可以認為，尊崇這一「面具」，不在錯誤的地方利用心理學和好奇心，是較為高雅的人性的一部分。 （十四） 把兩個人區分開來的，是不同的純潔感和標準。這與他們的全部真誠和相互幫助又有什麼關係？這與他們的全部相互友好又有什麼關係？事實依然是——他們「彼此感受不出對方的氣息」！追求純潔的最高本能，使受這種本性影響的人成為一個聖人，並處於最為奇特和最為危險的孤立境地，而這正是這種本能的神聖之處和最高的精神化。沐浴時感覺到無法形容的快樂，心中懷有熱望和渴求，不斷迫使靈魂走出黑夜，並進入明媚的早晨，擺脫憂鬱、苦惱，進入晴朗、明亮、深邃和高雅的境界。也恰如這樣一種傾向區別於其他傾向那樣！它也把人與人區別開來。這位聖人可憐的是污穢的人性，太過人性。而假如可憐本身被他認為是不純潔的，是污穢的，那就有水平和高度了。 （十五） 高貴的標誌是，從未想到過要把我們的義務降格為對每個人承擔的義務；不願放棄或與他人分享我們的責任——把我們的特權和行使特權視為我們的義務。 一個人若想要成就一番偉業，便會把在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看成是有利於自己前進的手段，或看成是阻礙自己前進的障礙，或看成是暫時的歇腳處。也只有在他得到了提升和享有支配地位之後，他才有可能以獨特而傲慢的方式對同胞表示出慷慨大度。在此之前，感到不耐煩和意識到自己不得不經常上演喜劇，因為即便是奮爭也是一場喜劇，也會像每種手段那樣掩蓋目的——會破壞與他人的所有交往，因為這種人熟悉孤獨中最有毒的東西。 （十六） 等待者的問題。要有好機會，要具備許多不可預料的因素，這樣，將問題的解決擱置起來的高等人，才會在適當的時刻採取行動，或者說才會「爆發」。通常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在世界的一切角落，都會有人坐著在等待，他們不知道自己將等到何時，更不知道自己將空等一場。偶爾也會聽到起床號，也會出現「准許」採取行動的機會，但往往都來得太遲了。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和採取行動的力量，已在坐著不動中耗竭了；多少人想「跳起來」時才驚恐地發現，自己的四肢已經麻木，精神也太過沉重！他自言自語道：「太遲了！」他已沒有了自信，自此以後永遠廢了。就天才而言，「沒有手的拉斐爾」也許並不是例外，而是普遍情況，但誰又說得清呢？或許天才根本就不是那麼罕見，而罕見的是那五百隻手，天才需要五百隻手來對「合適的時機」施行暴政——來抓住時機！ （十七） 誰不想看一個人的長處，而只是睜大雙眼注視此人身上的那些明顯的短處，誰就會由此而將自己的短處暴露無遺。 遭受各種損害和損失時，粗糙的低等靈魂明顯要比高貴的靈魂境況好些。考慮到後者生存條件的複雜多樣，它遇到的危險肯定會更大，實際上極有可能遭受不幸而毀滅。就像蜥蜴斷了爪子會再長出來，而人則不能。 太糟了！總是這種樣子！一個人蓋好了房子之後常常發現，他不知不覺地學會了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是他絕對應該在著手蓋房子之前知道的。所以總是會聽到致命的那句「太晚了」！ 徘徊的人，你是誰？我看見你踽踽而行，沒有嘲笑，沒有愛，目光深不可測，像一個線錘那樣濕漉漉的，顯得悲傷不已，剛剛探測過每一深度，便從水中拉上來，一副不滿足的樣子——它在水下要尋找什麼？胸中從不嘆息，雙唇掩蓋著厭惡之情，一隻手只是在緩緩握緊：你是誰？你做了些什麼？你在這裡休息一下吧！此處熱情款待每一個人。恢復恢復精神吧！你到底是誰，眼下什麼會使你高興？什麼會使你恢復精神？說出來，只要我有，我就給你的！「使我恢復精神？使我恢復精神？使我恢復精神？唉，你真是多管閒事，你說得夠多的了！可還是給我吧，求求你。」給你什麼？什麼？快說出來！「另一個面具！第二個面具！」 （十八） 內心憂愁的人在幸福的時候會暴露出真面目，他們抓住幸福的方式，似乎是出於忌妒而去悶死和勒死它。哎，畢竟他們知道得太清楚了，幸福遲早會逃離他們！ 「可惜呀！可惜！他說什麼？他不回來了？」是的！但如果你為此而抱怨，你就誤解他了。他會回來的，就像每個想要高高地跳起來的人那樣。 「人們會相信我的話嗎？我堅持認為人們會相信我的話。我想到自己總是感到很不滿，也總是對自己很不滿，雖然只是在很少的情況下，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想到自己，而且總是不喜歡我這個『主體』，總想脫離『自我』，也總是不相信這個結果，因為總是抑制不住地懷疑自己和認識自己的可能性，這種致使我覺得連理論家們提出的『直接知識』這種觀念，也有詞語上的矛盾之處。這是一種不可否認的事實，它是我對自己最確定無疑的了解。我內心中肯定有一種強烈的反感，不願相信任何有關我自己的確切事情。或許其中有什麼謎？很可能。但幸運的是，沒有什麼東西使我痛恨。或許它暴露出了我所屬的種類，但沒有暴露給我自己，這著實叫我感到很愜意。」 （十九） 「你怎麼了？」「我不知道！」他支支吾吾地說，「希臘神話中的鳥身女怪剛飛過我的飯桌。」如今一位溫文爾雅、不苟言笑且不愛交際的人，有時也會突然發狂，摔盆砸碗，把飯桌掀翻，咆哮怒吼，致使每個人驚駭不已。最後安靜下來後，感到無比羞愧，對自己又氣又惱。這是要幹什麼？是為了什麼？是要餓死自己嗎？是要用記憶把自己憋死嗎？對想要有一顆高尚而高雅的靈魂而言，卻很少見到有人把自己的飯桌擺好，因此對把飯菜做好的人而言，發怒的危險總是很大。不過，現今這種危險特大。如果有一個人被拋入喧鬧的平庸時代，而自己又不想與它同桌就餐，那他很容易被餓死和渴死，或者最終會突然感到噁心。我們大家很可能都坐在了不屬於自己的桌子旁，恰恰是我們當中那些最崇尚精神從而也最難養的人知道，如果我們突然洞悉了自己吃的東西和與自己同桌吃飯的人，並由此而感到希望破滅，將會造成多麼危險的消化不良。 （二十） 如果真的想要讚揚，那在意見不一致的地方讚揚才是一種精巧又高貴的自我克制，否則實際上便會讚揚自己，這與高雅趣味是背道而馳的。毫無疑問，上述自我克制提供了不斷被誤解的極好機會和誘因。要想能使自己具有這種真正的趣味和道德，就一定不要生活在智力低下的人當中，而要生活在這樣的人當中，這些人高雅的誤解和錯誤會引人發笑，否則就將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他讚揚我，所以他也就承認我是正確的」這種愚蠢的推理方法，將會毀掉我們這些遁世者的一半生命，因為由此我們也將與傻瓜為鄰，與傻瓜為伴。 （二十一） 生活在廣袤而高傲的平靜之中，永遠超越……根據自己的意願，對具有或不具有感情，表示贊成和反對。一連幾小時把自己降格至他們的水平，像坐在馬背上，或像坐在驢背上那樣坐在他們身上。因為人們必須知道如何利用他們的愚蠢和他們的熱情。保留自己的三百個顯著位置，並保留自己的墨鏡。因為在一些情況下，沒有人一定能盯住我們的眼睛，更不會盯住我們的「動機」。而且選擇那個調皮而歡快的惡德，即以溫文爾雅為伴，並且保持四項美德：勇氣、洞察力、同情心和孤獨。因為，孤獨作為一種把我們引向純潔的崇高趨勢和傾向，是我們身上的一種美德。人與人相互接觸，即「處於社會之中」——不可避免地肯定是不純潔的。而無論是什麼樣的交往，都會使人在某種程度上、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時候變得「平?庸」。 （二十二） 最偉大的事件和思想（最偉大的思想就是最偉大的事件）需要最長的時間才能被理解。而與它不同時代的那幾代人，是不會經歷這樣的事件的——他們經歷不到這些事件。這裡發生的事情，類似於恆星領域發生的事情。最遙遠的星星發出的光，到達人類所居住的地球需要的時間也最長；在它尚未到達時，人類否認遙遠的天際有星星。「一種思想需要多少世紀才能被理解」，這也是一種標準，同時也得對此進行等級劃分和制定規則，它對於思想和星星來說都是必要的。 （二十三） 什麼是高貴？如今高貴這個「詞」對我們還具有什麼意義？高貴的人以什麼樣的方式表現自己？在平庸向我們襲來、一切變得灰暗不明、烏雲密布的天空之下，如何辨認出高貴的人呢？確立他高貴地位的並不是他的行動——行動總是模糊不清的，總是神秘莫測的，也不是他的「作品」。如今在藝術家和學者當中會發現有許多這樣的人，這些人通過行為暴露出對高貴的深切渴望，這些渴望驅使著他們。但是，這種對高貴的需要從根本上不同於高貴靈魂本身的需要，實際上，反而是缺少高貴靈魂之明顯而危險的標誌。在這裡，我們再次在一種新的和更為深刻的意義上，借用一種古老的宗教套語——起決定作用的和決定品質的，不是行為，而是信仰。高貴的靈魂擁有的是某種對自身的根本肯定，這是一種不能被追求、不能被發現或許也丟不掉的一種東西。高貴的靈魂，就是自己尊重自己。 （二十四） 讓一些富有理智的人扭動自己的身子，用手捂住自己奸詐的眼睛，似乎他們的手並不是告密者。最終總是會暴露出他們有某種東西要隱藏——理智。至少儘可能長久地進行欺騙，並成功地表現出比實際上愚蠢的最巧妙方法之一。此種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被稱作熱情，其中包括屬於熱情的東西，比如美德。因為據不得已而了解這一點的人所說，美德即熱情。 （二十五） 在一個隱居者的著作中，人們總是可以聽到某種曠野的回聲，某種孤獨的竊竊私語和怯生生的警覺；在他那最激烈的言辭中，甚至在他的哭泣中，發出的是一種新的、較為危險的沉默之聲，隱藏之聲。他孤獨地日日夜夜、年復一年地坐在那裡，靈魂陷入常見的衝突和對話之中，他已變成了洞穴，已變成了尋寶者、保護珍寶者和他洞穴中的一條龍——他的洞穴很可能是個迷宮，更可能是個金礦。他的思想本身最終具有了自己的一種暮色，也具有了一種很深的土壤氣息，即某種無法與人交流、令人討厭的東西，凜冽地吹在每個過路人的身上。這位隱居者不認為哲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陳述過自己真正的看法，寫書不正是為了隱藏我們內心中的東西嗎？他甚至會懷疑哲學家究竟能否具有「最終的真實」看法？也會懷疑在哲學家的每個洞穴之後，是否一定有個更深的洞穴，除表面的東西外，是否有個更寬廣的、更奇異的、更豐富的世界？在每個底部之下，每個「基礎」之下，是否更為深遠？每種哲學都是表面上的哲學。一個隱居的人得出的結論是：「哲學家突然停在這裡，四處張望，這常有某種隨意性；他在此處把鐵鍬放在一邊，不再往深處挖，也常有某種隨意性，而且其中還有某種可疑的東西。」每一種哲學也掩蓋了另一種哲學；每一種看法也是一個隱藏處；每一字詞也是一個面具。 （二十六） 每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較為害怕的是被人理解，而不是被人誤解。後者可能會傷害他的虛榮心，但前者則會傷害他的心靈，他的同情心。他的心靈總是說：「你怎麼也和我受過同樣的苦？」 人，是一種複雜的、愛撒謊的、狡詐的和不可思議的動物，令其他動物感到可怕的，乃是他的狡詐和聰慧，而不是他的力量。人發明了問心無愧，最終把靈魂當作某種簡單的東西來享受。因而，全部道德便是一種長期的、厚顏無恥的造假活動，藉此，才有可能在看到靈魂時得到享受。從這一觀點來看，「狡詐」這一概念或許包含比一般所認為的多得多的東西。 一個哲學家是這樣一個人：他不斷地經歷、看到、聽到、覺察到不同尋常的事情，並希望和幻想著發生不同尋常的事情；他覺得自己的思想是自己特有的一種事件和閃電，似乎來自外面，上面和下面；他自己或許就是一場孕育著新閃電的暴風雨，是個具有重大影響的人，在他周圍總是有隆隆聲，有竊竊私語聲，有人驚得目瞪口呆，有奇怪的事情在發生。哦，哲學家是這樣一種人，他常常逃離自己，也常常害怕自己，但好奇心又總是使他「恢復自制力」。 （二十七） 一個人如果說：「我喜歡這件東西，我把它當作自己的東西，我打算保護它免遭每個人的損害。」一個人如果能處理一件事情，能使決心變成行動，能堅持自己的看法，能占有一個女人，能懲罰和回擊傲慢無禮的行為；一個人如果能發怒，能運用武力，使弱者、受苦的人、被壓迫的人，甚至動物都樂於服從他並自然而然地歸屬於他。總之一句話，一個人如果生來是個主人，如果這樣的人有同情心，那麼這種同情心才具有價值！但那些受苦者的同情心又有什麼價值？那些鼓吹同情者的同情心又有什麼價值？如今幾乎整個歐洲有一種對痛苦的病態過敏和敏感，還有一種令人反感的、不可抑制的嘮嘮叨叨，一種女人氣，這種嘮叨和女人氣，在宗教和哲學胡說八道的幫助下，試圖把自己打扮成某種高人一等的東西——有著一種對痛苦的十足崇拜。我認為，這些幻想家所謂的「同情心」沒有男子漢氣概，總是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我們必須堅決而徹底地杜絕這種最新的低級趣味。最後，我希望人們把「快樂的科學」這個有效的護身符掛在胸前和脖子上，以保護自己免受這種低級趣味的影響。 （二十八） 奧林匹斯山諸神的惡習。——有個哲學家，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英國人，曾試圖在所有善於思考的人面前來詆毀笑，他說：「笑是人性的一大缺點，每個善於思考的人都應努力加以克服。」（霍布斯語）——而我卻寧願按照笑的質量給哲學家評定等級——最高一等是那些能發出洪亮笑聲的哲學家。假如諸神也作哲學思考（由於許多原因，我堅信這一點），那我確信，他們由此也知道如何以超人特有的新方式來大笑——儘管曾損害所有嚴肅的事情！諸神喜歡嘲笑，即便談論神聖的事情，他們似乎也禁不住發笑。 （二十九） 心靈的守護神——那個巨大而神秘的東西具有的守護神，那個誘惑之神和那個憑良心行事的捕鼠者，他的聲音能將每一靈魂帶到地獄之中，他說的每一句話和投射的每一瞥，都帶有些許引誘的動機和味道。與他的完美相適應的是，他知道如何露面，不是像上面說的那種樣子，而是披上偽裝，對他的追隨者進行額外的限制，迫使他們更加靠近他、更加熱誠和全面地追隨他。心靈的守護神，將使每個大聲喧譁和自負的人保持沉默，並給他們關心和照料，以撫平狂躁不安的靈魂，使它們體驗到一種新的渴望，希望能像鏡子那樣平靜地躺下，映照出高高的天空；心靈的守護神，教會了笨拙和過於急躁的手如何停頓，如何更為靈巧地把握。他可嗅出隱藏的、被人遺忘的財寶，可嗅出厚厚的黑色冰層之下，點點滴滴的善和甜甜的精神性，可探測出長久掩埋在泥沙中的每一粒黃金。每個人與心靈的守護神接觸之後，離開時都會感到更加充實：既不是受到了偏愛或受到了驚嚇，也不是對其他人的好事感到高興或感到壓抑，而是自身感到豐富充實，感到比以前精神振奮，似乎迎面吹來一股解凍的春風，冰融化了；也感到更加沒有把握，或許更加敏感，更加脆弱，更加易受傷害，但心中充滿了叫不出名字的希望，充滿了新的意志和傾向，也充滿了惡意和相反的傾向……但朋友們，我正在做什麼呀？我正在跟你談論誰呀？我是不是忘記告訴你他的名字？你是不是自己已經覺察出這個想要受到如此稱讚的、值得懷疑的神和人是誰？因為，像每個自童年起便總是在外國跑個不停的人經歷的那樣，我也在旅途中遇到過許多陌生和危險的人。不過，一次又一次地，遇到都是我剛談到的那個人：其實也就是酒神狄奧尼索斯，就是那個偉大的、說話支支吾吾的人和誘惑者，就像你所知道的，我曾暗中無比崇敬地把第一批果實獻給了他——在我看來，我是最後一個向他供奉祭品的人，因為我還未發現有誰能理解我當時所做的事情。然而，與此同時，我卻對這位神祇的哲學有了很多的了解，而且如我所說過的，我是酒神的最後一位真傳弟子。朋友們，或許我最終也可以讓你們嘗嘗這種哲學的味道。講授這種哲學的聲音要壓低，唯有低低的聲音才合適，因為此種哲學講的都是難以理解的、嶄新的、陌生的、奇妙的和不尋常的事情。狄奧尼索斯是個哲學家，所以眾神也作哲學思考，這種事實在我看來是件新奇事，並非沒有圈套，就是在哲學家當中也會引起懷疑。在你們當中，我的朋友們，反對者也許較少，也只不過感到這種事實來得太晚了，來得不是時候，因為我已看出來，你們現在不願意相信神和神祇們。或許我應更加直言不諱來說些逆耳的話。的確，酒神在以下對話中向前走了一步，走了很遠，總是超過我許多步……實際上，根據人類的習慣做法，我本應授予他一些光彩奪目的、華而不實的榮譽稱號，本應讚美一番他作為研究者和發現者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並讚美一番他的無所畏懼的真誠、誠實和對智慧的熱愛。但酒神不知道如何處置所有這些令人尊敬的虛名。他會說：「這些留給你們自己和像你們這樣的人吧，其他人誰又會要它們！我有什麼理由遮蓋我赤裸的身子！」人們是不是覺得這種神和哲學家缺少羞恥心？他有一次曾說：「在某些情況下我愛人類。」並因此而提及了在場的希臘神話中彌諾斯的女兒阿里阿德涅：「我認為，人類是一種招人喜歡的、勇敢的、有發明創造力的動物，在地球上沒有什麼物種能與他們匹敵，他們能穿過所有迷宮不斷前進。我喜歡人類，常常想如何能使他進一步提高，使他更加強大、更加邪惡、更加深刻。」「更加強大、更加邪惡、更加深刻？」我驚恐地問。「是的，」他再次說，「更加強大、更加邪惡、更加深刻，也更加漂亮」。這位誘惑之神於是微微一笑，似乎他剛剛說了一些娓娓動聽的恭維話。人們由此會立即看出，這個神不僅缺少羞恥心，而且，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在一些事情上，眾神都可以教導我們人類，以使我們人性能夠多一點。 （三十） 哎呀！你們到底是什麼呀？我寫下和畫出的那些思想！不久以前，你們還是那麼色彩斑斕、年輕和心存惡意，又充滿了那麼多的刺兒和暗香，使我打噴嚏和發笑。可現在呢？你們已不再讓人有新奇感，其中有些恐怕會很快成為真理，它們看起來那麼不朽，老實得那麼可憐，又那麼令人生厭！能是另一種樣子嗎？那麼我們寫下和畫出的是什麼呢，這些使用毛筆的官吏，這些使寫下的東西成為不朽的人，單靠自己能畫出什麼呢？只能畫出馬上要褪色和走形的東西！也只能畫出力量耗盡的、漸漸遠去的暴風雨和過時的陰鬱感情！只能畫出迷失了方向和飛累的鳥兒，它們現在聽憑自己被我們的手捉住。我們使不能活得更久、不能飛得更久的東西不朽，只是使那些力量耗盡而溫和的東西不朽！只是為了你們的下午。你們是我寫下和畫出的思想，也只是為了這些思想，我才擁有許多種顏料，或許是許多各式各樣的顏料，五十種黃色顏料、棕色顏料、綠色顏料和紅色顏料。但誰都不會由此而猜測出你們在早晨是什麼樣子；你們是從我的孤獨中突然迸發出的火花和產生的奇蹟；你們是我過去的、可愛的、罪惡的思想！ 七、喚起心中的情感 （一） 同感——所謂理解別人，就是在我們心中模仿別人的情感，只不過我們往往要追溯他的某一確定情感的原因，比如追問：他為何而憂傷？從這原因出發，以便自己也變得憂傷。但更常見的並不是這樣，而是按照別人身上發生和顯示的效果，在我們心中喚起情感，這時我們在自己身上模仿別人的眼神、聲音、步態、姿勢（甚或他們在文字、圖畫、音樂中的寫照）的表達方式（至少達到肌肉和神經活動的輕微相似）。於是，由於動作與感覺受到由此及彼和由彼及此的訓練，其間便有了一種因襲的聯想，我們心中就會產生一種相似的情感。在這種理解別人情感的本領方面，我們一生都甚有成就，只要與人相遇，幾乎總在不由自主地練習這種本領，尤其觀察一下女子的面部表情更是如此。她們不停地模仿和反映她所感覺到的四周情景，時而顫動，時而閃光。不過，最能說明問題的當是音樂，我們在迅速而細緻地領悟情感和發生同感方面都是音樂大師。倘若音樂是情感的模仿，那麼，儘管那情感遙遠而不確定，音樂仍然常常足以使我們去分享這種情感，以致我們毫無來由地悲傷起來，完全像個傻瓜，純粹因為聽到了音律，這音律以某種方式使我們想起悲傷者的聲音和動作，甚或他習慣的聲音和動作。 據說丹麥有一國王，因一個歌手的音樂而沉浸於戰爭的激情中，一躍而起，殺死了他朝廷里的五個宮人。而當時並無戰爭，亦無敵人，更不用說一切都相反，可見由情感回溯原因的力量如此強大，足以勝過眼前的印象和理智。然而，這幾乎是音樂的效果，而且無須舉出如此荒誕的事例便可以認識這一點，音樂使我們陷入的那種情感狀態，幾乎永遠與我們對眼前實際境況的印象，與明白實際境況及其原因的理智相矛盾。我們若問，為何我們對別人情感的模仿會變得如此之熟練？那麼，答案無疑就是：人。一切被造物中最怯懦的被造物，由於他那細膩而脆弱的天性，他的怯懦便成了教師，教會他發生同感，以迅速領悟到人（以及其他動物）的愛憎分明。在漫長的數千年間，他在一切陌生和活潑的事物中看到了一種危險。他如此一瞥，就立刻按照面貌和姿勢形成一個印象，認定在這面貌和姿勢背後隱藏著某種兇惡的意圖。一切動作和線條都含著意圖，人甚至把這種看法應用到無生命事物的本性上——陷入幻覺，以為根本沒有無生命的事物。我相信，在觀賞天空、草地、岩石、森林、暴風雨、星辰、海洋、風景、春色之時，我們稱作自然情感的一切，其源盡出於此。若不是在遠古時代，人們按照其背後的隱義來看待這一切，並受到恐懼的訓練，我們現在就不會有對於自然的快感，正像有恐懼理解的教師，也不會有對人和動物的快感。所以，快感、驚喜感以及滑稽感都是同感的晚生子，恐懼的小妹妹。它因此是以迅速偽裝的能力為基礎的——在驕傲自負的人和民族身上大為削弱，因為他們較少恐懼。相反，種種理解和自我偽裝在怯懦的民族中真是如魚得水，這也是模仿藝術和較高才智的溫床。當我從這裡主張的這種同感論出發，思考如今正得寵並且被聖化的神秘過程論，而按照此論，憑藉一種神秘的過程，同情便把兩個靈魂合為一體，一個人便可以直接理解另一個人。當我想到，像叔本華這樣明晰的頭腦也愛好這種痴人說夢的、毫無價值的玩意兒，這種愛好又傳播到了其他明晰或半明晰的頭腦當中，我就不勝驚詫和憐憫了。我們覺得不可理解的荒唐對他們來說是多麼津津有味！當全人類聽從理性的秘密願望之時，又多麼近似於瘋子…… （二） 喚醒死者的人——虛浮的人們一旦能夠對一段過去的時光發生共鳴（特別在勉為其難之時），便更高地估價這段時光，他們甚至要儘可能地使它起死回生。但是，虛浮的人總是不計其數的，所以只要他們來處理一個完整時代，歷史研究的危險實際上就非同小可，太多的力量虛擲在盡一切可能喚醒死者方面了。用這個觀點看問題，也許最能理解整個浪漫主義運動。 （三） 美依時代轉移——倘若我們的雕刻家、畫家、音樂家想要把握住時代意識，那他們就必須把美塑造得臃腫、龐大、神經質。正如希臘人立足於當時的公眾道德，把美看作並且塑造成貝爾維迪爾的阿波羅一樣。我們本應稱之為丑的，可是幼稚的「古典主義者們」使我們喪失了全部誠實。 （四） 我們對希臘都極為陌生——東方或現代、亞洲或歐洲來與希臘相比，它們全都以貪大求多為崇高的表現；相反，倘若人們置身於裴斯頓、龐貝和雅典，面對全部希臘建築時，就會為希臘人善於並且喜歡用多麼小的體積來表達某種崇高的東西而驚奇了。同樣，在希臘，人們在自己的觀念中是多麼的單純！我們在人類知識方面怎樣遠遠超過了他們？但是，與他們相比，我們的心靈以及關心心靈的觀念就顯得像迷宮一般！倘若我們願意並且敢於按照我們的心靈形態造一建築（於此我們還太怯懦）。那麼，迷宮就必是我們的樣板。屬於我們並且實際上表達我們的音樂已經透露了這一點！人們在音樂中為所欲為，因為他們誤以為，沒有人能夠透過他們的音樂看出他們的真相。 （五） 不同的情趣——我們的胡言亂語與希臘人何干！我們對於他們的藝術又知道些什麼？這種藝術的靈魂是對於男性裸體美的熱愛！由此出發，他們才感受到女性美。因此，他們對女性美有一種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眼光。對女子的愛也是如此，也以另一種方式愛慕，並以另一種方式蔑視。 （六） 悲劇與音樂——鬥志昂揚的男子，比如埃斯庫羅斯時代的希臘人，是難於打動的，而一旦同情戰勝了他們的剛強，他們便如受一陣暈眩襲擊，被「魔鬼的威力」所鎮伏，於是感到甚不自由，從而因一種宗教的恐懼而激動。隨後，他們就對這種狀態生出疑慮。只要一日身處其境，他們就品味到神不守舍和興奮的喜悅，同時還夾雜著最辛酸的苦痛：這是戰士喜歡的飲料，一種稀有、危險、又苦又甜的東西，一個人很不容易享受到的。悲劇就訴諸如此感受同情的靈魂，並訴諸剛強好鬥的靈魂，這種靈魂難以制伏，無論是以恐懼還是同情，不過同情卻可使這種靈魂日漸變得柔和。但是，對於那些如帆順風一樣順從「同情癖好」的人，悲劇又有何干？在柏拉圖時代，當雅典人變得更柔和、更敏感之時——唉！他們距我們大城市市民的多愁善感仍然那麼遙遠！哲學家們已經在控訴悲劇的害處了。恰在剛剛開始的這樣一個充滿危險的時代里，勇敢和男子氣的價值提高了，這樣的時代也許會使靈魂又逐漸堅強起來，以致迫切地需要悲劇詩人，而悲劇詩人暫時還有點兒多餘——我這是用最溫和的語句來說。接著，對於音樂來說的，較好的時代（肯定也是較惡的時代）也許會再次到來。那時，藝術家把音樂奉獻給特立獨行的、內心堅強的、受極其嚴肅之真正激情支配的人們。可是，對於正在消逝的時代中，今日那些過於好動、發育不全、個性殘缺、好奇貪婪的渺小靈魂來說，音樂又有何干？ （七） 商人文化的基本思想——人們現在一再看到，一個社會的文化正在形成，商業是這種文化的靈魂，正如個人的競賽是古希臘文化的靈魂，戰爭、勝利和法律是羅馬文化的靈魂一樣。商人不事生產，卻善於為一切事物定價，並且是根據消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據自己真正的個人需要來定價，「誰來消費這個，消費掉多少」這才是他的頭等問題。他本能地、不斷地應用這樣的定價方式：應用於一切事物，包括藝術和科學的成果，思想家、學者、藝術家、政治家、民族、黨派甚至整個時代的成就。他對創造出的一切都只問供應與需求，以代替自己規定一樣東西的價值。這成就了整個文化的特徵，被琢磨得廣泛適用卻又至為精心，制約著一切的願望和能力：你們最近幾個世紀的人都將會為此而自豪，倘若商業階級的先知有權交給你們這筆財產的話！不過，我不太相信這些先知。用賀拉斯的話來說：讓輕信的猶太人阿培拉去相信吧！ （八） 學會沉默——你們這些世界政治大都市中的油嘴滑舌之徒，你們這些年輕有才、求名心切的傢伙，你們覺得對任何事情——總會有點事兒發生的——畢竟發表意見只是你們的義務！你們如此掀起塵囂，似乎以為自己成了歷史的火車頭！你們總在打聽，也總在尋找插嘴的機會，卻喪失了一切真正的創作能力！無論你們多麼渴望偉大的作品，孕育的深刻沉默絕不會降臨到你們身上！日常事務驅趕得你們猶如驅趕秕糠，但你們卻自以為在驅趕日常事務——你們這些油嘴滑舌之徒！一個人倘若要在舞台上充當主角，就不應該留心合唱，甚至也不應該知道怎樣合唱。 （九） 更好的人類——有人對我說，我們的藝術訴諸現代的貪婪無厭、任性、怨恨、備受折磨的人們，而在他們荒蕪的景象之旁，卻向他們顯示一種極樂、高超、出世的景象，從而使他們得以暫時忘卻憂愁，舒一口氣，也許還可以從這忘憂中恢復避世歸本的動力。可憐的藝術家啊，竟有這樣一種公眾懷著這樣一種半牧師、半精神病醫生的用心！高乃依要幸運得多——「我們偉大的高乃依」，如同塞維涅夫人用女人在一個真正的男子漢面前的聲調驚呼那樣。他的聽眾也要高明得多，他以自己的騎士美德、嚴肅的責任、無畏的犧牲、英雄的自製形象而能夠使他們賞心悅目！他以及他的聽眾是以多麼不同的方式來熱愛人生，並非出於一種盲目的枯竭「意志」，因為不能滅絕它便去詛咒它，而是視為偉大和人道能夠並存的一個場所，在那裡，哪怕是慣例的最嚴格限制，對於君主專制和宗教專制的屈從，也不能壓抑住一切個人的驕傲、騎士精神、優雅和智慧，反而令人感到是一種刺激和動力，從而去反對天生的榮耀和高貴，反對繼承而來的特權和熱情的願望！ （十） 所謂「本身」——從前人們問：什麼東西可笑？就好像外界有些事物附有可笑的特徵似的，而人們不過是突然發現了它們罷了（一個神學家甚至認為這是「罪惡的天真之處」）。現在人們問：什麼是笑？笑是如何發生的？人們稍經思索而得出結論：並不存在本身善、美、崇高、邪惡的東西，而是有種種心境，處在這些心境之中，我們便把上述詞彙加到了我們身外身內之物上面。重新又收回了事物的稱謂，或至少想起是我們把稱謂借給了事物——且留神，按照這種見解，我們並未失去出借能力，既沒有變得更富有，也沒有變得更吝嗇。 （十一） 惡人與音樂——愛情的完滿幸福在於絕對的信任，這種幸福除了屬於深深猜疑的惡人和慍怒者之外，還會屬於別人嗎？他們在其中享受自己靈魂那異乎尋常的、難以置信卻又頗為可信的例外！有一天，那種浩渺無際的夢幻似的感覺降臨到了他們身上，襯托出他們一切或暗或明的生活——好像一個誘人的謎和奇蹟，大放金光，超出一切語言和形象。絕對的信任令人無言，是的，在這幸福的相對無言之中甚至有一種痛苦和沉重。所以，這種受幸福壓抑的靈魂常常比其他人和善良的人更加感激音樂，因為，他們透過音樂猶如透過一片彩霓來觀看和傾聽，他們的愛情仿佛變得更遙遠、動人而且輕鬆了。音樂是他們的唯一手段，使他們得以凝視自己的非常境況，並且借一種疏遠和緩解作用以達到賞心悅目。每個戀人在聽音樂時都這樣想：「它在說我，它代替我說，它了解一切！」 （十二） 藝術家——德國人想靠藝術家達到一種夢想式的激情；義大利人亦想因此擺脫其實際的激情而得到休息；法國人想從此獲得證明其判斷的機會，並藉機說說話。那麼，我們太低賤了吧！像藝術家那樣去支配自己的弱點。如果我們難免有弱點，不得不承認它們如同法則一樣駕馭我們，那麼，我希望每個人至少要有足夠的技巧，善於用他的弱點反襯他的優點，借他的弱點使我們渴慕他的優點。大音樂家們可是相當擅長此道的，在貝多芬的音樂中常常有一種粗暴、急躁的音調；在莫扎特那裡則有一種老實夥計的和氣，必為心靈和智慧所不屑取；在瓦格納那裡有一種強烈的動盪不安，使最有耐心的人也要失去好脾氣，但他在這裡恰好回到他本來的力量。他們全部借其弱點而使他人渴望其優點，十分敏感地品味奏鳴著的真、奏鳴著的美、奏鳴著的善。 （十三） 關於劇場倫理——誰若以為莎士比亞戲劇有道德作用，看了《麥克白》就會不可抵抗地放棄其野心的罪惡，他就錯了。倘若他還相信莎士比亞本人與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錯了。真正受強烈野心支配的人，會興高采烈地觀看他的這一肖像，而當主角毀於自己的激情之時，不啻是在這盆興高采烈的熱湯里加上了最刺激的佐料。詩人自己感覺不到嗎？從犯滔天大罪的那一刻起，他的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氣派地走上了他的舞台，絕非一副流氓相。從這時起，他才「魔鬼似的」行動，並吸引相似的天性仿效他。在這裡，「魔鬼似的」是指違背利益和生命，順從思想和衝動。你們是否以為《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使兩位主人公毀於通姦恰是提供了一個反對通姦的教訓？這可是把詩人給顛倒了，詩人，尤其像莎士比亞這樣的詩人，珍愛自己的激情，同樣也珍愛自己準備赴死的心境——他們的心靈依附於生命，但並不比一滴水依附於玻璃杯更執著。他們不把罪惡及其不幸的結局放在心上，莎士比亞是這樣，索福克勒斯也是這樣。後者在這些劇中本來可以很容易地把罪惡當作全部的槓桿，但他毫不含糊地拒絕了。悲劇詩人同樣不願意用他的生命形象來反對生命！他寧肯喊道：「這是最大的魅力，這是令人興奮的、變幻的、危險的、陰鬱的，常常也有陽光普照的人生！生活是一場冒險，無論採取這種或那種立場，它始終會保持這種性質！」他的呼喊發自於一個動盪不安、力量充沛的時代，發自一個因洋溢著熱血和精力而如痴如醉的時代，發自一個比現代惡劣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須把一部莎士比亞戲劇的意圖弄得合宜而公正，即必須誤解它。 （十四） 黑夜與音樂——耳朵，這恐懼的器官，只有在黑夜當中，在森林和岩洞的幽暗之中，才能充分表達，就像恐怖時代，即人類最漫長的時代的生活方式業已發達的那樣，在光明中耳朵著實是不太必要的。由此而有音樂作為一種黑夜和幽暗藝術的性質。 （十五） 預先領略的人——具有詩人氣質的人，其特長和危險都是他們那淋漓盡致的想像力。對於將要或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他們都會預先領略、預先品嘗、預先經受了，以致最後事情真的發生和實現時，他們已經疲倦了。頗知箇中滋味的拜倫在日記里寫道：「如果我有一個兒子，他應當成為完全散文式的人物——律師或海盜。」 （十六） 活生生的矛盾——所謂的天才身上存有一種生理的矛盾，他時而有許多野蠻的、紊亂的、無意識的衝動，時而又有許多最高的和目的性行為的衝動。如果他有一面鏡子，鏡中便會顯示出這兩種衝動相互並存、相互交織，但也常常相互衝突。這麼看來，他時常是很不幸的，即使在他最愜意的時候，即在創作時，同樣如此。因為他忘了正是這時，他在以最高的和目的性行為做著某種幻想的、非理性的事（這就是一切藝術）——而且不得不做。 （十七） 我們會在什麼情境中成為藝術家——有誰會把某個人當作自己的偶像，試圖在自己面前為自己辯護，他就把那人理想化；他在這一點上就成了藝術家，以求心安理得。如果他在受苦，那麼他並非苦於不知道，而是苦於欺騙自己，仿佛他不知道。這樣一種人（包括一切墜入情網的人）的內心悲歡可不是尋常之人可以理解的。 （十八） 浮誇的風格——一個藝術家，如果他不是在創作中宣洩他那高漲的情感，從而使自己放鬆下來，而卻要直接傳達高漲的情感，那麼他就是浮誇的，而他的風格也就是浮誇的風格。 （十九） 科學的美化——洛可可式園林藝術產生於這種情感：「自然是醜陋的、野蠻的、單調的。來！讓我們去美化它！」（自然的美化）同樣自稱哲學的東西總是產生自這種情感：「科學是醜陋的、枯燥的、冷酷的、艱難的、拖沓的——來！讓我們去美化它！」哲學求一切藝術和詩歌之所求，特別是求娛樂，不過它是遵照祖傳的驕傲來求此的，以一種更加崇高超然的方式，面對一批精選的智者。為他們造一種園林藝術，如在「俗人」那裡一樣，其主要魅力是視覺騙術（比如說，藉助於亭閣、遠景、假山、曲徑、飛泉），摘取科學的某些內容，兼以配上種種奇光異彩，摻入大量不確定性、非理性和夢幻，使人在其中「宛若置身於原始自然」，使之能夠不感到辛苦和單調，悠然漫步——這並非小小的野心：有此野心的人甚至夢想藉此使宗教成為多餘之物，而前人是以宗教為最高種類的娛樂藝術的。這過程向前發展，終於達到高潮，現在反對哲學的呼聲已經開始高漲，人們呼喊道：「回到科學去！回到科學的本性和本來面目去！」——也許這揭開了一個時代，恰好是在科學的「野蠻的、醜陋的」部分中發現最有力的美，這正如自盧梭以來人們才發現了高山荒原之美的意義一樣。 （二十） 用新的眼光來看——假定藝術中的美永遠是幸福者的肖像（我認為這是真理），是依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個偉大的自立法則的個人對於幸福者的想像為轉移的，那麼，現代藝術家的所謂現實主義關於現代幸福的看法又究竟意味著什麼呢？無疑現實主義類型的美，才是我們今天最容易理解和欣賞的。因此，我們是否必須相信，今天的幸福就在於對現實主義的敏銳的感覺和忠實的把握，因而並非在於真實性，而是在於真實性的知識。科學的作用已經如此廣泛而深入，以致20世紀的藝術家也不自覺地成為科學「神聖性」本身的頌揚者了！ （二十一） 辯護——樸實無華的風景是為大畫家而存在的，奇特罕見的風景卻是為小畫家存在的。也就是說，自然和人類的偉大事物必為其崇拜者中渺小、平庸、虛榮之輩辯護——而偉人則為質樸的事物辯護。 （二十二） 美的領域更廣闊——我們在自然中遨遊，機敏又快活，為了發現並當場捕獲萬物固有的美；我們時而在陽光下，時而在風雨交加時，時而在朦朧晨曦中，欲窺見那一段達於完美和極致的，點綴著峭岩、海灣、油橄欖樹、傘松的海岸。同樣，我們也如此遨遊於人群中間，去做他們的發現者和偵察者，並顯示他們的善與惡，以此展現他們固有的美。這美的展現，一人須在陽光下，另一人須在暴風雨中，第三人又須在暗夜和雨天裡。難道要禁止把惡人去當作有其粗獷線條和配光效果的原始風景來欣賞嗎？如果惡人裝出善良規矩的樣子，我們看了豈不像一幅劣作和諷刺畫，猶如自然中一個污點令我們苦惱？是的，這可是禁止的，人們至今只知道在道德的善人身上去尋找美，難怪他們所得甚少，總在尋找沒有軀體的虛幻的美！惡人身上肯定有百種幸福為道學家們想所未想，也肯定有許多尚未被發現出來的百種美。 （二十三） 遠看——甲：為何這樣孤獨？乙：我沒有生任何人的氣。不過，我覺得獨處時看我的朋友，比起與他們共處時更清楚，也更美，而當我最愛音樂，也最受其感動時，我是遠離音樂而生活的。看來，我需要遠看，以便更好地思考事物。 （二十四） 一切好東西必須變得乾燥——怎麼，應當以一部作品所誕生時代的眼光來理解這部作品嗎？然而，倘若不是這樣來理解它，將會有更多的樂趣，更多的驚奇，也會學到更多的東西！你們不曾注意到嗎，每一部優秀的新作，只要它處在當時潮濕的空氣里，它的價值就最小？因為它尚如此嚴重地占有市場、敵意、輿論以及今日與明日之間一切過眼雲煙的氣息。後來，它變得乾燥了，它的「時間性」消失了。這時，它才獲得自己內在的光輝和溫馨，是的，此後才有永恆的沉靜目光。 （二十五） 界限與美——你是在尋找有優美教養的人嗎？那你就應當像是尋找優美景物時一樣，去滿足於有限的眼光和視野。無疑也有全面的人，他們必定像全面的景物一樣富有教益，令人驚奇，但是不美。 （二十六） 學習——米開朗琪羅在拉斐爾身上看到功力，在自己身上看到自然：在拉斐爾是學習，在他自己則是天賦。然而，這可是一種愚見，乃是懷著對大學究的敬畏之心而說出來的。天賦，若非從前——不論是我們父輩時，還是更早的一時段學習、經驗、練習、掌握，又是什麼呢？而且，學習就是自己使自己有天賦——不過學習也並非易事，不能只靠善良的願望，必須善於學習。在藝術家身上，常有一種猜忌或驕矜，一旦遇到異己的因素，就立刻會鋒芒畢露，不由自主地從學習狀態進入防禦狀態。拉斐爾和歌德一樣，並沒有這種猜忌或驕矜，所以他們是偉大的學習者，而不僅僅是祖傳礦藏的剝削者。拉斐爾是作為一個學習者而逝去的。當時，他正在把他偉大的對手自稱「自然」的東西占為己有，他每天從中搬走一些，這最高貴的竊賊。但是，在他把整個米開朗琪羅轉移到自己身上之前，他就死了——他的最後一批作品，作為一項新的學習計劃的開端，不夠完美，卻仍然相當出色。正是因為這偉大的學習者在他最艱難的作業中被死神打擾，把他所憧憬的那本可達到的最終目標一起帶走了。 （二十七） 「自我逃避」——那種智力痙攣的人，對自己焦躁而陰鬱，就像法國浪漫主義作家拜倫和繆塞一樣，他們做任何事，都像脫韁之馬，以從自己的創作中獲得短暫的、幾乎使血管崩裂的快樂和熱情，接著便是嚴冬一般的悲涼和憂傷。這種人應該如何忍受自己啊！他們渴望上升到一種外在於自我的境界，懷此渴望的人，如果是基督徒，則祈求上升到為上帝，「與上帝合為一體」；如果是莎士比亞，則上升到熱情人生的形象中方感滿足；如果是拜倫，則渴望行動，因為行動比思想、情感、作品更能把我們從自身引開。那麼，行動欲骨子裡也許就是自我逃避——帕斯卡爾會這樣問我們的。事實上也是如此！行動欲的最高典範可以證實這個命題。不妨以一個精神病醫生的知識和經驗公正地考慮一下——歷代最渴望行動的四個人都是癲癇病患者（即亞歷山大、愷撒、穆罕默德和拿破崙）；拜倫同樣也備嘗此種痛苦。 （二十八） 知識與美——如果人們像至今仍在做著的那樣，把他們的愛慕和幸福感只留給想像和虛構的工作，那麼，毫不奇怪，當他們遇到與想像和虛構相反的情形時，就會感到索然無味了。那種因穩妥有效、循序漸進地認識事物而產生的喜悅，已經從現代科學方法中大量湧現，為許多人所感受到。這種喜悅暫時還未被所有這些人相信，他們往往只在脫離現實、沉浸於外觀之時才感到喜悅。這些人認為，現實是醜陋的，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哪怕最醜陋的現實知識也是美的；他們也不知道，一個見多識廣的人，對於現實偉大整體的揭示每每使他感到幸福，他根本就不會覺得這個整體是醜陋的。難道有什麼「本身美」的東西嗎？認識者的幸福增添了世界的美，使一切存在物都更加光彩照人；知識並非僅僅把自身的美強加於事物之上，而是不斷滲入事物之中；但願未來的人類為這命題提供證據！在這裡，我們回想起一件古老的事實：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天性如此不同的兩個人，在什麼是最高幸福的問題上卻有著一致看法，並非對於他們或對於人類而言的最高幸福，而是最高幸福本身，甚至是對於神和至聖者而言的最高幸福；他們發現它在於認識，在於嫻熟地從事發現和發明的理解的行為（絕非在於「直覺」，如德國半神學家和全神學家，絕非在於幻覺，如神秘論者；同樣絕非在於創作，如一切實踐者）。笛卡爾和斯賓諾莎也曾做出相似的論斷，他們想必品嘗過知識！他們的真誠想必也面臨過危險，因此變為事物頌揚者的危險！ （二十九） 讓幸福閃光——畫家無法畫出現實中天空的那種深邃光亮的色調，故不得不把他畫景物所使用的色調降得比自然的色調低一些，通過這樣的技巧，他重新達到光澤的逼真以及與自然色調相應的那些色調的和諧。同樣地，無法表現幸福之光澤的詩人和哲學家，也必須懂得補救。他們應當把萬物的色彩表現得比實際的色彩黯淡一些，以使他們所掌握的光源近於太陽，恰似美滿幸福的光芒。悲觀主義者賦予萬物最黑暗最陰鬱的顏色，使用的卻是火焰和閃電，天國靈光和一切閃射強光、令人炫目的東西，在他們那裡，光明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增加恐怖，而使人感到事物比本來的樣子更可怕。 （三十） 詩人與鳳凰——鳳凰給詩人看了一卷燒焦的東西，它說：「別害怕！這是你的作品！它沒有時代精神，也沒有反時代精神。因此，它必須被燒掉。不過這應該是一個好兆頭。它具有朝霞的某些特性。」 八、藝術飛揚的快樂 （一） 我輩藝術家——如果我們愛一位女子，當我們想起每一女子所承受的種種可厭的自然性時，就容易憎恨自然。我們寧願根本不去想它，而一旦我們的靈魂觸及此類事，便會不耐煩地抽搐，並且如已經說過的，去鄙夷地冷視自然——我們受到了侮辱，好像自然用褻瀆的手侵犯了我們的所有物。這時人對一切生理學充耳不聞，並悄悄吩咐自己：「人是靈魂和形態，此外還是別的什麼，我一概不要去聽！」對於一切戀愛者，「皮膚下的人」是恨事，是不可思議，是對神聖和愛情的褻瀆。其實，現在戀愛者對於自然和自然性所感覺到的，從前神及其「神聖全能」的每個崇拜者也同樣感覺：凡天文學家、地質學家、生理學家、醫生關於自然所說的一切，都看成是對他的珍藏的侵犯，因而也是一種進攻，而且還看到了進攻者的無恥！在他聽來，「自然規律」好像是對神的誹謗；他由衷希望看到一切機械性可歸結為道德意志和道德命令的舉動，既然無人能為他效勞，他就盡其所能地向自己隱匿自然和機械性，並生活在夢中。這些往昔之人啊，竟無須入睡而逍遙於夢鄉！而我輩今日也毫不遜色，以我們整個求清醒和白晝的美好意志！只要愛著、恨著、渴慕著，總之，只要感受著——夢的幽魂和魔力便立刻降臨我們，我們就昂首仰望，置一切危險於度外，踏上最危險的路途，升達幻想的穹頂和塔尖，宛如天生即為攀登——白晝的夜遊者！我們的藝術家！自然性的隱匿者！安詳而不知疲倦的漂泊者，游於高峰卻不視其為高峰，反當作平原，這才是我們的坦途！ （二） 母親——獸類對雌性的想法和人類對女性的想法有所不同，在那裡，雌性是生產的生物。他們之中無父愛，但有某種對配偶的幼崽的愛和親近。雌性則把幼崽當作其統治欲的滿足、當作財產、當作事業、當作其完全理解並且能與之絮叨的東西，這一切的總和便是母愛，它可以同藝術家對自己的作品的愛相比擬。孕育使女子變得更溫柔、更耐心等待、更畏怯、更樂於服從；同樣地，精神的孕育便造就思想者的性格，使它與女子的性格相近，這是男性母親。在獸類，男性是美麗的性別。 （三） 不完滿的魅力——我在這裡看見一位詩人，如同有的人，他以他的不完滿所施展的魅力，來勝於由他圓滿完成的一切，甚至，他終於無能為力而獲益出名，遠超過他的豐盈之力。他的作品從來不完全說出他原本想說的東西，或他想看到的東西，仿佛他對一種幻象有了先驗的趣味，卻未嘗有這幻象本身，對這幻象的偉大期望留在他的心靈里，而他從中提取了自己對焦渴和飢灼的同樣偉大的雄辯。他以此把他的聽眾舉到自己的作品和一切「作品」之上，給聽眾插上翅膀，使他們升到從未到過的高度。於是，聽眾自己變成詩人和觀看者，並且嘆服那位造福者，仿佛是他直接引了他們觀賞他的至聖和終極之處，仿佛他達到了他的目的，真的見過並且傳達了他的幻象。原來未達到目的，也恰好成全了他的名譽。 （四） 藝術和自然——希臘人（或至少雅典人）愛聽精彩的言語，他們甚至嗜此成癮，這比一切其他特徵更能把他們同非希臘人區別開來。他們如此地渴望舞台激情，以至於只要說得精彩，他們就高興地容忍了劇作的不自然，實際上，激情是如此拙於言辭！如此訥訥而窘困！即使找到了言辭，也是如此慌亂、悖理並且自羞自慚！現在多虧希臘人，我們全都習慣了舞台上的不自然，就像多虧義大利人，我們忍受且樂於忍受唱著歌的激情一樣。聽人在至難境況中說得精彩而詳盡，已經成了我們的需要，而我們卻不能從現實中得到滿足。而現在令我們興奮的是，悲劇英雄在生命臨近深淵，現實中人多半已喪失神智、不用說更喪失妙言之時，他猶自能言善辯，姿態動人，整個兒精神清朗。這樣一種與自然的背離，也許是為人的驕傲備下的一席佳宴。人因此而愛藝術，愛它表達了一種高貴的英雄氣的不自然和慣常做法。人們有權利責備戲劇詩人，如果他不把一切化為理智和言辭，反而總會留一點緘默的零頭在手裡，就像人們也不滿意那樣的歌劇音樂家，他不知道為最高激情尋找旋律，而只會發出一種衝動的「自然」的訥訥和叫喊。在這裡正應當違反自然！在這裡幻想的通常魅力正應當向一種更高魅力讓步！希臘人在這條路上走得很遠，很遠，遠得驚人！比如，他們儘可能把舞台造得如此狹小，以拒絕一切深遠背景的效果。又比如，他們使演員不能有其表情變化和靈巧動作，把演員變成莊嚴僵硬的假面妖怪。這樣，他們也就剝奪了激情本身的深遠背景，而強加以優美言語的法則。真的，他們竭盡全力抵制使人恐懼和憐憫的形象，他們不願恐懼和憐憫——可敬的、最可敬的亞里士多德！然而，當他論及希臘悲劇的最終目的時，卻不著邊際，更談不上中肯了！試看希臘悲劇詩人，最能激勵他們勤奮、創造、競爭的是什麼？無一不是用激情征服觀眾這一意圖！雅典人進劇場是為了聽優美言語！索福克勒斯一心製造優美言語！——請原諒我這異端邪說！而嚴肅的歌劇則截然不同，一切歌劇大師都謹防他們的角色被人理解。「一個偶然撿起的詞能夠幫助不經心的聽眾，但在總體上，情景卻必須自己說明自己——這與言語完全無關！」他們全都這樣想，全都如此戲侮言辭。也許他們只是缺乏勇氣，才沒有把他們對言辭的最終蔑視完全表現出來吧；羅西尼再稍許放肆一點，他也許該讓人「啦——啦——啦——啦」唱個沒完，這才算順理成章！歌劇角色偏不應該「以言辭」讓人相信，倒應該以音調讓人相信！這便是區別，這便是優美的非自然性，這類音樂首先是要給聽音樂的耳朵以小小的休息（從旋律即此種藝術最高超，因而也從最費力的享受中抽身出來休息），可是立即就有了另一種東西：一種增長著的焦躁，一種增長著的牴觸，一種對完整的音樂、對旋律的新渴望。從這種觀點出發，要怎麼看待瓦格納的藝術呢？也許相同？也許不同？我常常覺得，在上演前演員必須先把他作品的台詞和音樂背熟了，否則是既聽不到台詞，又聽不到音樂的。 （五） 論詩的起源——人類幻想的愛好者，同時主張本能道德的學說，如此推論：「假如人在一切時代都把功利推崇為最高的神，全世界的詩歌又從何而來呢？言語的這種節律化與其說促進了，倒不如說是阻礙了傳達的清晰性。儘管如此，它好像是對一切功利目的性的嘲弄，在地球上到處興起，而且仍在興起！詩歌那野蠻而美麗的非理性駁斥了你們！功利主義者偏是要一度擺脫功利，把人提高，激勵人趨於道德和藝術！」在這裡，我可真要幫助功利主義者說一回話了，他們誠然很少言之成理，實在叫人可憐！在古代，當詩歌產生之時，確實是被看作功用的，而且是一種很大的功用。當時，人們把節律置入言語當中，那種將句子的一切元素重新排列，強令選擇字眼，重新潤色的思想，使之更具隱晦、別致、悠遠的力量，無疑是一種迷信的功用！人們發現，詩比散文更容易被記住。人們認為，靠節律能把自己的話傳播得更遠些，人們尤其想利用自己在聽音樂時，所體驗到的那種不可抗拒的制伏作用，節律是一種強迫，它能喚起一種遏止不住的求妥協和調和的欲望，不但腳步而且心靈都按節拍行進——人們推測，神的心靈興許也如此！於是人們試圖用節律去強迫神，施之以暴力，他們向神獻上詩歌，就猶如給神套上有魔力的圈套。還有一種更奇特的觀念，也許更有力地促進了詩歌的產生。在畢達哥拉斯學派那裡，這種觀念似乎被看作哲學學說和教育技巧。然而，在有哲學之前很久，人們就承認音樂有一種力量，可以宣洩情感、淨化靈魂、緩解憤懣，而且這正是靠音樂中的節律。當心靈失去正常的緊張度與和諧時，人就必須按歌者的節拍舞蹈，這便是此種醫術的處方。此種醫術，使特龐德平定了一場暴亂，恩培多克勒安撫了一位怒者，達蒙治癒了一位害相思病的少年。人們也用此種醫術來醫治桀驁不馴、亟欲復仇的眾神。開始是驅使其情感的迷亂和放縱達到頂點，如此而令怒者瘋狂，亟欲復仇者沉醉於復仇——一切縱慾的秘密都是要使一位神的憤怒瞬時釋放，達於癲狂，使它從此以後感到分外舒展寧靜，讓人類也得以安寧。究其根源，詩歌是一種和緩手段，並非因為它本身是柔和的，而是因為它能造成柔和的效果。不但在祭歌中，而且在古代的世俗歌詠之中，前提都是節律要練就一種魔力。如在划船時，歌是對被想像在此活動的魔鬼的一種迷惑，使它俯首聽命，失去自由，做人的工具。人一動作，便有了唱歌的緣由。每種行為都有神靈的合謀：巫歌和符咒看來是詩的原始形態。而詩也被用於神志（希臘人說，六韻詩是在德爾菲神廟裡發明的），節律在這裡也應當去施展一種強迫。為自己求預言——在詞源上意味著為自己決斷某事。人們相信，只要取得阿波羅的支持，便能贏得未來，而且按照最古老的觀念，阿波羅不只是一位預見的神。如果準確地按照節律逐字逐句說出禱詞，它就決定了未來，而禱詞正是阿波羅的發明，阿波羅作為節律之神，也能規束住命運女神。從總體上看，試問，對於古代迷信的人們來說，難道還有什麼比節律更有功用嗎？它無所不能：魔術般地促成一項工作；逼迫一位神顯靈、親近、聽從；按照人的意志安排未來；把自己的靈魂從任何過度（恐懼、躁狂、哀憐、復仇欲）中解脫出來，而且不僅是自己的靈魂，還包括最惡的魔鬼的靈魂。沒有詩，人便什麼也不是，有了詩，人便近乎是一位神。這樣一種基本感情是不會消失殆盡的，直到現在，在同這種迷信長期鬥爭了數千年之後，我們之中最有智慧的人也不時地做節律的傻子，即使只在這一點上，如果一種思想有一個韻律的形式，靈巧地蹦跳而來，他就覺得它更真實。偏偏是那些最嚴肅的哲學家，一向如此嚴格地堅持可靠性，卻也傾心於詩的語言，以賦予他們的思想以力量和可信性，這豈非是十分有趣的現象？然而對於真理來說，詩人的贊同比詩人的反對更加危險！正如荷馬所說：「歌者說謊太多！」 （六） 善與美——藝術家不斷頌揚，而且是頌揚所有那些狀態和事物，據稱人置身其中便能感到美好、偉大、沉醉、愉快、幸福或智慧。這些挑選出來的事物和狀態，其價值對於人的幸福來說是可靠的，業已固定的，它們便是藝術家的對象。他們總是守候著，以求發現它們，然後把它們移入藝術的園地。他們自己並非幸福和幸福者的評價者，但他們總是擠到這些評價者近旁，懷著最大的好奇和興致，以求立即利用其評價。由於他們除了急切之外，還有傳令使的大肺活量和善跑者的腿，他們總是置身在最早頌揚新的美好事物的人之中，而且常常顯得是首先為之命名和評價的人。然而，如上所述，這是一種誤解，他們不過是比真正的估價人更敏捷、更大聲罷了。那麼究竟誰是真正的估價人呢？是富人和閒人。 （七） 論劇場——這個白天又給了我強烈高昂的情感，倘若在當天夜晚能夠有音樂和藝術的話，我確知，我不想要那種音樂和藝術，這就是所有那些試圖麻醉其聽眾、刺激他們的感情一度熾烈的亢奮音樂和藝術。那些心靈平庸的人，到了夜晚，並不像駕輦凱旋的得勝者，而像生命飽嘗鞭笞的疲憊騾子。如果沒有麻醉劑和夢想的鞭撻，這些人知道什麼「心潮澎湃」？所以他們有自己的鼓舞者，一如他們有自己的酒。可是，他們的酒和沉醉與我何干！熱情洋溢的人又何必要酒！他甚至厭惡鄙視這藥和藥劑師，他們並無充分理由要在這裡製造一種效果——炮製心靈的高潮！怎麼人竟要把翅膀和驕傲的幻想送給鼴鼠，在入睡之前，在它爬進土洞以前？人竟把它送進劇場，給它在又瞎又困的眼睛前擱上觀劇鏡？這些人的生活不是「行動」，而是「忙亂」，當他們坐到舞台前，觀看著稀奇人物時，生活對他們而言就不再是一場忙亂了嗎？你們說：「這樣是合乎規矩的，這樣是消遣，教養要求這樣！」原來如此！那我真是太缺乏教養了，因為這般景象太使我厭惡。誰親身經歷夠了悲劇和喜劇，誰就寧可遠離劇場；或者破例走進劇場，他會覺得這整個過程（包括劇場、觀眾和編劇）才是真正的悲劇和喜劇，以至於台上演出的劇目對他而言反倒無足輕重了。誰是浮士德、曼弗雷德一流人物，劇場裡的浮士德、曼弗雷德與他何干！他不禁想，人們竟然把這樣的人物放到劇場裡去。最強烈的思想和熱情，竟然陳列於既無思想，又無熱情，卻只能受麻醉的人面前！竟然用這樣的人物來當麻醉劑！劇場和音樂成了歐洲人的大麻和檳榔！啊，誰給我們講一下麻醉品的全部歷史！這幾乎是「教養」史，所謂高等教養的歷史！ （八） 論藝術家的虛榮心——我相信，藝術家常常不知道自己最擅長什麼，因為他們太過虛榮，要尋求更驕傲的東西，不甘於像這些小植物，新鮮、珍奇、美麗，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真正完滿地生長。他們對於自己的花園和葡萄山的家產估計得也相當馬虎，他們的愛好與他們的見解風馬牛不相及。這裡有一位音樂家，他比任何一位音樂家都更擅長於從痛苦、壓抑和備受折磨的心靈世界中發現音調，並賦予無言的動物以語言。沒有人能像他那樣去領悟晚秋的色彩，品味最新鮮短促且難言的幸福，他知道隱秘不安的心靈在午夜而發的聲響，在這午夜裡，因與果似乎失去了聯繫，每一瞬間都能「從虛無中」發生點什麼，他幸運地從人的幸福根基中汲飲，如同從人的幸福杯底汲飲。在那裡，最苦最甜的酒滴都融為一體了。他知道疲憊的心靈不能再跳躍飛翔，甚至不能再行走；他有驚怯的眼神，其中蘊含著隱秘的痛楚、撫慰的理解和無言的別離。是的，作為一切隱憂的俄耳甫斯，他比任何人更偉大。某些東西靠了他才歸屬藝術，這些東西迄今似乎是不可表達的，甚至配不上藝術的，用言辭只會嚇跑它們——心靈的某些細小精微的感受；是的，這是一切細微感受的大師。可是他不願做這樣的大師！他愛好高牆和冒險的壁畫！他沒有看到他的心靈其實另有趣味和癖好，他最愛靜坐在殘垣頹屋的一角，在那裡，他把自己隱藏起來，繪製其獨有的傑作，它們都很短，往往只有一拍長；在那裡他才變得完善、偉大和美滿，也許唯有在那裡。可是他不明白，他真是太虛榮了，所以才不明白。 （九） 今與昔——既然我們丟失了那更高的藝術，即節慶的藝術，我們一切藝術品的藝術又算得了什麼？從前，一切藝術品都陳列在人類節慶的大道上，作為高尚幸福時刻的紀念品和紀念碑。現在，人們想用藝術品把可憐的精疲力竭者和病人從人類痛苦的大道引誘到一旁去，以消磨淫邪的片刻，並向他們提供小小的麻醉和瘋狂。 （十） 散文與詩——應當看到，散文大師幾乎也總是詩人，不論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或是躲在「斗室」里的，人只有面對詩才能寫出好散文。因為好散文是同詩的一場不間斷而有禮貌的戰爭，它的全部魅力在於不斷地躲避和對抗詩，每個抽象名詞都欲作為對詩的捉弄，用譏諷的調子說出，每種枯燥和冷淡都要使這位可愛的女神陷於可愛的絕望之中。它們常常有片刻的親近與和解，接著便是突然的跳回和譁笑，時常在這位女神陶然於她的朦朧和晦暗時，幕簾拉開了，射進了耀眼的光芒，時常從她唇間奪走一個詞，用那種聲調唱出來，使她不得不用縴手掩住耳。於是有了千般戰爭的快樂，其中也包括失敗。非詩人、所謂散文化人物對此一無所知，所以他們只是寫著說著壞的散文！戰爭是一切好事物之父，戰爭也是好散文之父！20世紀有四位異常奇特和真正充滿詩情的人，他們才夠得上是散文之冠，而20世紀一向是不利於此的——因為缺乏詩，如已經指出的。除了歌德，20世紀產生了他，也公平合理地使用了他，依我看，也只有列奧帕第、梅里美、愛默生和《幻想的談話》的作者朗德才配稱散文大師。 （十一） 為了莎士比亞的榮譽——也為了莎士比亞這個人的榮譽，我所知道說得最好的話是：他相信（反對愷撒的叛黨首領）勃魯托斯對這一類德行未嘗有過絲毫懷疑！他為勃魯托斯（高級道德的最可怕的縮影）奉獻了他最好的悲劇——這部悲劇至今還被冠以一個錯誤的名字。靈魂的獨立不羈——便是這裡的法則。在這裡，沒有什麼犧牲可算得太大，為了它，人必須能夠犧牲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哪怕他是最偉大的人物、世界的榮耀、無比的天才，倘若人熱愛自由，熱愛偉大靈魂的自由，而他卻使自由受到了威脅——莎士比亞必定是如此感覺的！他把愷撒抬得那樣高，這正是他向勃魯托斯表示的最精微的尊敬，如此他才使勃魯托斯內心的問題臻於偉大，同時展示了能夠粉碎這個死結的心靈力量，他使這位詩人同情勃魯托斯並與他同謀；真的是政治自由嗎？或政治自由也不過是某種不可言說的一個象徵？我們面對詩人自己心靈的某種未為人知的隱秘事件和冒險，他只想用象徵說出來。同勃魯托斯的憂鬱相比，哈姆?雷特一切的憂鬱算得了什麼？也許莎士比亞了解勃魯托斯，如同他了解哈姆?雷特一樣，是出自經驗！也許他也有過他的黑暗時分和他的邪惡天使，如同勃魯托斯。然而，不管有著什麼相像之處和隱秘關係，在勃魯托斯的整個形象和德行之前，莎士比亞膜拜於地而自慚形穢，自愧遠遠不如——他在他的悲劇里為此提供了證據。其中，他兩次讓一個詩人出場，也兩次都對他傾注了如此不耐煩的極端蔑視，以致聽來像一種呼喊——自我蔑視的呼喊。在詩人出場時，連勃魯托斯也失去了耐心，這個詩人如詩人們所慣於表現的那樣，自命不凡、慷慨激昂，亦糾纏不休，這種人物似乎很為其偉大的可能性而感到自豪，然而在行動哲學和人生哲學之中，卻連普遍的正直也很少達到。「他了解時代，我可了解他的脾氣——滾開，掛著鈴鐺的小丑！」——勃魯托斯喝道。不妨把這話鍍回寫這話的詩人的靈魂中去。 （十二） 叔本華的標籤——我們再來談一談活著的叔本華分子中最著名的人物瓦格納。他的境況和有些藝術家一樣，他錯誤地解釋了其所創造的形象，也認不清他自己在藝術中那尚未闡明的哲學。瓦格納直到中年還被黑格爾引入歧途。後來，當他從自己塑造的形象中品味出叔本華的學說，並開始用「意志」「天才」「同情」來闡述自己時，他又一次被引入歧途。儘管如此，這一點仍然是真實的，沒有比瓦格納的英雄們身上那種瓦格納氣質更與叔本華精神相牴觸的了——我所指是最高自私的無辜，把偉大激情當作自在的善來相信。一句話，他在英雄的面貌中的齊格弗里德特性。一位藝術家的哲學終究並不重要，只要它只是一種附加的哲學，並不損害他的藝術。人們不太注意，防止因為一種偶然的、也許十分不幸和荒唐的假面具，而對一位藝術家生氣。我們要知道，藝術家是一個不演戲就難以長久支持下去。讓我們始終忠實於瓦格納，忠實於他身上真實的和原初的東西——特別是通過這一途徑：我們始終忠實於自己，忠實於我們身上真實的和原初的東西。讓我們撇開他知性的脾氣和痙攣，併合理地斟酌一番，像他的這樣一種藝術，需要有一些什麼特別的養分和代謝，才能生存和成長！他作為思想家卻經常地犯錯誤，這一點其實無關緊要，公正和忍耐均非他的事情。只要他的生命在他自己面前擁有權利並且保持權利，這就夠了。生命向我們每個人呼喚著：「做一個男子漢，不要跟隨我，而要跟隨你自己！你自己！」我們的生命在自己面前也應該保持權利！也應該自由無畏地在無辜的自私中實現自我成長和繁榮！ （十三） 論德國音樂——德國音樂現在比任何別國音樂更像歐洲音樂，因為只有在它之中，歐洲因革命所經歷的變化才得到了表現，也只有德國音樂家懂得表現騷動的民眾，懂得那原不必如此震耳欲聾的可怕的人為喧譁。相反，例如，義大利歌劇只知道僕役或士兵的合唱，卻不知道「民眾」的合唱。此外，從一切德國音樂中可以聽出一種對於貴族的嫉妒，尤其是對於機智和優雅的嫉妒，被視之為一種宮廷、騎士、古老自信的社會風度。這不是指那種音樂，如歌德的藝師們在大門前，或「在大廳里」演奏給國王消遣過的。這裡不說：「騎士勇敢盼睞，美人投入其懷。」在德國音樂里，哪怕典雅出場也不無良心的不安，只有在典雅的鄉村姐妹嫵媚里，德國人才感到自己完全合乎道德，由此而一直上升到他那狂熱的、玄奧的並時常是粗暴的「崇高」，那貝多芬式的崇高。如果要想像一下子屬於此種音樂的人物，就請想起貝多芬吧，當他緊挨歌德，如那次在提普利茨相遇時所顯示的，便猶如半野蠻緊挨文化，平民緊挨貴族，改邪歸正者緊挨善人，而且不只是「善」人，夢想家緊挨藝術家，渴求安慰者緊挨已得安慰者，過度多疑者緊挨心平氣和者，便猶如一個鬱悶者和自虐狂、一個痴傻的狂喜者、一個幸福的不幸者、一個天真無邪的放浪者、一個狂妄之徒和笨漢——猶如一個「野人」。歌德是如此感覺和形容他，像歌德這個例外的德國人，與他相匹配的音樂尚未發明呢？最後請考慮一下，德國人如今越演越甚的對旋律的蔑視和旋律感的退化，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民主主義的放肆和革命的餘波。旋律如此明顯地嚮往規則，同時如此憎惡一切變化著的、無形式的、任意的東西，以致聽起來它像是發自歐洲古老秩序的音響，像是一種召喚，向古老秩序的一種回歸。 （十四） 我們對藝術的最後感謝——如果我們未曾高揚過藝術，未曾發明過這種對於虛幻事物的崇拜，那麼，如今由科學所賦予我們的那對於普遍虛幻和欺騙的洞察——對於作為認知著感受著的生存前提的幻覺和誤解的洞察，就簡直使人忍受不了。隨誠實而來的便是厭惡和自殺。然而，我們的誠實具有一種相反力量，幫助我們避開這樣的結局，這就是藝術，即對於外觀的美好意志。我們從不禁止我們的眼睛去修緣和完成對象，於是，我們負載著渡過生成之河的不再是永恆的缺陷，我們倒自以為負載著一位女神，因而自豪而又天真地為她服務。作為審美現象，我們總還可以忍受生存，而通過藝術，我們有眼睛、手，尤其是良知，而能夠從自身造成這樣的現象。我們有時必須離開自己休息片刻，即從一個人為的遠處了解和俯視自己，為自己一笑，或為自己一哭。我們必須發現藏在我們求知熱情中的英雄和傻子，必須間或欣喜於我們的愚蠢，以求能夠常樂於我們的智慧！也正因為我們歸根結底是持重嚴肅的人，所以沒有比調皮鬼的帽子更適合於我們，我們需要它對付自己，需要一切恣肆、飄逸、放縱、嘲諷、傻氣、快樂的藝術，以求不喪失我們的理想所要求的那種超然物外的自由。倘若帶著敏感的誠實完全陷於道德之中，並且為了我們對自己提出的那過分嚴格的要求，甚至變成道德的怪物和嚇鳥的草人，這對於我們將會是一種退步。我們也應當能夠站在道德之上，如同一個每一瞬間都害怕墮落的人，帶著戰戰兢兢的僵硬姿態，在道德之上飄浮和嬉戲！為此我們豈能沒有藝術、沒有傻子呢？只要你們仍然以不論何種方式自羞自慚，你們就還不屬於我輩！ （十五） 最美好的未來的音樂——在我看來，第一流的音樂家是這樣的人，他除了至深的幸福的悲哀之外，尚不知道任何悲哀；迄今還不曾有過一位這樣的音樂家。 笑——笑就是：幸災樂禍，不過要帶著好心腸。 詩人和說謊者——詩人在說謊者身上看到了他的同乳兄弟，這位兄弟的那份乳汁也被他吸去了，於是這兄弟就一直很病弱，從來也不曾做到問心無愧。 作品和藝術家——這位藝術家只有強烈的虛榮心，而別無其他，結果，他的作品僅是一枚放大鏡，遞給別人用來端詳他。 選擇中的頌揚——藝術家挑選他的題材，這是他的頌揚方式。 嘆息——我在路上捕獲了這個見解，並迅速地用最現成的拙劣文字把它固定住，使它不再離我而飛走。可是，這樣一來，它就死在這些枯燥的文字上了，在其間懸掛飄搖。當我端詳它時，我仍然無法明白當初捕獲這鳥兒時，為什麼我那樣快活。 我們應該向藝術家學習什麼？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使事物美麗、誘人、令人渴慕，倘若它們本身並非如此？而我認為，它們本身從來不是如此的！在這裡，我們可以向醫生學點兒東西，比如他把苦藥稀釋，或者往混合罐里加酒加糖。但是，更可以向藝術家學習，他們生來就是不斷地耍玩這種發明和妙招的。從事物遠離，直到不能再看見它的許多東西，而為了仍然看見它，又必須幻入許多東西，或者只看事物的一角，就好像在一個剪孔里看，或者將它們如此安排，使它們部分地移位，只能做遠景的透視，或者透過有色玻璃，或在夕陽返照中觀看它們，或者給它們罩上一層不太透明的表皮，我們應當向藝術學習這一切，而在其餘方面應當比他們更聰慧。因為在藝術停止和生活開始之處，他們這種精微的能力便也停止了。可是我們要成為生活的詩人，首先是在最細小、最平常的事情上！ （十六） 最幸福者的危險——它有著精微的感官和精微的趣味，習慣於把精選的最優秀的精神產品當作日常食物；它陶醉於一顆強健、果敢、無畏的心靈，以沉靜的目光和堅定的步伐走過人生，始終如同準備過節般地準備面對最意外的事件，而且滿懷對未發現的世界和海洋、人和神的渴望；它傾聽著每種音樂，仿佛其中有勇敢的男子漢、士兵和航海者恬然於短暫的休息和娛樂，並且在片刻的至深享受中，為眼淚和幸福者紫色的憂傷所征服。誰不願意這一切成為他的財富，他的境界啊！這便是荷馬的幸福！這便是為希臘人創造了他們的眾神——不，也為自己創造了他的眾神！然而一個人心靈中有著這種荷馬的幸福，便也是太陽下最容易痛苦的被造物！僅是以這等代價，他才換得了生存的波浪，迄今才沖洗到岸邊的最珍貴的珠貝！擁有了這樣的珠貝，人對痛苦就越來越敏感，終於還是太敏感了；一點微小的煩惱和嫌惡就足以使荷馬厭倦生命。他未能解出少年漁夫向他提出的一個愚蠢的小謎語！是的，小謎語是最幸福者的危險！ （十七） 閒暇與悠遊——像美國人那樣的拜金，這是一種印第安式的、印第安血統所特有的野蠻，而他們工作時那令人窒息的匆忙（新大陸真正的惡習）已開始使古老歐洲野蠻化，在歐洲傳播了一種極為奇怪的無精神性。人們現在已經羞於安靜，而且長久的沉思幾乎也使人的良心受到責罰。人們手裡拿著表思想，吃午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人們像一個總是「可能耽誤」了什麼事的人那樣生活著。「寧可隨便做點什麼，勝於一事不做」。這條原則也是一根繩索，用來縊死一切教養和一切高級趣味。很顯然地，一切形式都會因工作者的這種匆忙而毀滅殆盡，甚至形式的感覺，感受運動旋律的耳朵和眼睛也被毀滅了。其證據存在於如今到處提倡的粗笨的明確性之中，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一旦想真誠相處時所面臨的種種情形之中，存在於同朋友、女人、親戚、孩子、教師、學生、領導的交往之中——對於禮儀，委婉的情誼，交談的一切風趣。總之，對於一切閒適，人們不再有時間和精力了，因為逐利的生活不斷地迫使他殫精竭慮，並置身於經常的偽裝、欺騙或競爭之中，現在用比別人少的時間做成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道德。所以，只有很少幾個鐘頭可以允許人去真誠。可是，在這幾個鐘頭里，人已經疲倦，不只想「放鬆」自己，而且想四肢攤開地躺直，甚不雅觀。現在人們按照這種嗜好寫明自己的書信，其風格和精神將不斷成為真正的「時代標誌」。如果還有對社會和藝術的娛樂，那也只是因工作疲勞的奴隸而替自己準備的一種娛樂。唉，我們的有教養者和無教養者的「快樂」多麼容易滿足！唉，對一切快樂越來越懷疑！工作越來越成為唯一使人問心無愧的事情，求快樂的意向已自樂為「休養的需要的」。是的，不用多久，就會走得如此之遠，人們倘若對於一種沉思生活的意向讓步，便將不無自蔑和內疚——罷了！從前與此相反，工作使人內疚。一個好出身的人不得不工作時，要把他的工作隱藏起來。奴隸工作時要受到這種感覺的壓抑，他在做某種可鄙的事——「做」本身就是某種可鄙的事。「唯有在閒適和優美之中才有尊貴和光榮」，古代的偏見如此迴響！ （十八） 女性的生命——要欣賞一件作品的極致之美，任何知識和任何善良願望都無能為力，這需要最稀有的幸運機遇。雲翳一度為我們從山巔移開，使太陽照耀其上，我們不但要站在合適的位置上來觀看，同時心靈也從其高處移去屏障，而且還需要一種外來的表達和比喻，好像就是為了獲得一個支點，保持住自身的力量。可是，這一切很少同時湊齊，以致我相信，一切美好事物，不論是作品、事業、人和自然，其頂峰對於多數甚至最優秀的人來說，至今仍是被隱藏和遮蔽著的，倘若向我們顯露，它也只向我們顯露一次！希臘人祈求：「一切美的事物出現兩次三次！」唉，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向眾神如此頻呼，因為非神聖的現實根本不給我們美的事物，或者只給一次！我要說，世界上美的事物過於豐富，儘管如此，美的時刻和美的事物的顯露仍然非常稀少。然而，也許這便是生命最強的魔力，她罩著一層美的金縷面紗，允諾著也抗拒著，羞怯又嘲諷，同情又引誘。是的，生命是一個女子！ （十九） 首先應明白怎樣區分藝術品——凡思想、詩歌、繪畫、樂曲，甚至建築和雕塑，不是屬於獨白藝術，就是屬於面對證人的藝術。那種表面上的獨白藝術，一切祈禱詩，其中包含著對上帝的信仰，故也應算作面對證人的藝術，因為對於一個虔誠者來說，並不存在孤獨——是我們無神論者首先給出了這個發明。若要辨別一個藝術家的全部觀點，不知道是否還有比這更深刻的區別。他是否用證人的眼睛來看待他正在創作的藝術品（看「自己」），或者是「忘掉了世界」，好像這是每種獨白藝術的本質因素——獨白藝術基於遺忘，它是遺忘的音樂。 （二十） 玩世不恭者的話——我對瓦格納音樂的反對，乃是生理上的反對，為何先要喬裝在美學形式之下呢？我經歷的「事實」是，當這音樂開始對我起作用時，我就不能再輕鬆呼吸了；我的腳立刻因為這音樂而不馴、暴動（腳需要的是節拍、舞蹈、行進，它從音樂中首先要求的是好的步行、邁進、跳躍、舞蹈所洋溢的那種興奮），起來抗議的還有我的胃、我的心臟、我的血液循環。我在這時已經不知不覺地嘶啞了。我這樣自問：我的整個軀體究竟想從音樂中得到些什麼？我相信，是它的舒展作用使一切動物性機能仿佛因輕盈、勇猛、恣肆、自信的節律而加速了。鐵和鉛的人生仿佛因美好溫柔的金的和聲而鍍了光彩。我的憂愁要躲在完美性這個隱蔽處和深淵裡休養，為此我需要音樂。戲劇與我何干？它那道德狂喜的痙攣，使「民眾」感到滿足的，與我何干？演員全部表情姿勢的戲法與我何干？可以猜到，我本質上是反對劇場的，而瓦格納則相反，本質上是劇場人物和演員，還是空前最狂熱的演員，當他作為音樂家時同樣如此！順便說說，瓦格納的理論是：「戲劇和音樂始終只是姿態的手段。」音樂成為戲劇姿態和演員派頭清晰化、強化、內在化的工具，而瓦格納戲劇不過就是尋求許多戲劇姿態的一個場合！除了其餘一切本能，他還有一個大演員的指揮本能，在所有一切事情上均如此，如上所述，作為音樂家也是如此。我曾經相當費力地向一位正直的瓦格納信徒說明這一點，我還有理由補充說：「請你對自己稍微誠實些，我們並非在劇院裡！在劇院裡，人們僅僅作為群眾是誠實的，但作為個人卻自欺欺人。當人們走進劇院時，便把他們的自我留在家裡放棄發言權和選擇權，放棄自己的趣味，甚至放棄當他們在自己的四壁之內面對上帝和他人時所具有並運用的那種勇敢。沒有人把他對藝術最純淨的官能帶進劇院，連為劇院工作的藝術家也不這樣做。在那裡，人是民眾、公眾、女人、鄰人、隨從；在那裡，最個人的良知輸給了『最大多數』的平均化魔力；在那裡，愚蠢像淫慾和傳染病一樣發揮著作用；在那裡，『鄰人』統治著；在那裡，人化為鄰人……」（我忘記講述這位開明的瓦格納信徒對於我生理上的反對的回答了：「那麼，實際上不過是您對於我們的音樂來說還不夠健康吧？」） （二十一） 我們的兩個方面——我們應該承認，在我們藝術家身上有著巨大的分歧，一方面是我們的趣味，另一方面則是我們的創造力，二者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各行其是，並不斷地各行其是，各有著自己的路徑。我是說，二者有著完全不同的衰老、年輕、成熟、腐爛的程度和速度，比如，一位音樂家在一生中能創造出許多東西，而這恰與他身上那任性的聽眾之耳、聽眾之心所珍重，嗜好、偏愛的東西相衝突——他還未嘗意識到這種衝突呢！如同一種近乎精確而規則的經驗所表明的，一個人能夠憑他的趣味輕易超過他的力量的趣味，而且他的力量並不因此而麻痹或在產生上受阻，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發生，而我要提醒藝術家注意的正是這一點。一個不知疲倦的創造者，一個廣義的「母親」類型的人，一個這樣的人，他除了精神上的受孕和撫育之外便一無所知，也一無所聞，他全然沒有工夫思考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也全然沒有工夫進行比較，他不再有訓練他的趣味的願望，而只是馬虎地將它遺忘，也就是任其隨遇而安，自生自滅。一個這樣的人也許會產生出作品來，這些作品遠非他的判斷力可及，以致關於這些作品和關於自己，他只能說些蠢話。在我看來，這在多產的藝術家身上幾乎是常規——沒有人比做父母的更不了解自己的孩子，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甚至也適用於整個希臘的詩人世界和藝術家世界，他們從來不「知道」他們所做的…… （二十二） 什麼是浪漫主義——人們也許記得，至少我的朋友中會有人記得，我從前迷誤甚深，估價太高，總是作為期望者向現代世界衝擊，我的理解，19世紀悲觀主義哲學就好像是思想的較高力量的、無所畏懼的勇敢的表征，人生凱旋的表征，其實這些特徵都屬於18世紀，屬於休謨、康德、孔狄亞克和感覺論者的時代，以至於在我看來，悲劇認識似乎是現代文化的真正奢侈，也是它的一種最昂貴、最顯赫、最危險的揮霍（然而無論如何，由於現代文化的過於豐富，又是它的一種可允許的揮霍）。同樣地，我認為德國音樂正是德國靈魂的一種酒神式的強力表達，我相信在其中聽到了地震，一種自古積壓的原始力量隨著這隆隆震聲終於得到了釋放，而並不顧惜從來稱作文化的一切，因此搖搖欲墜。可以看到，我當時無論是對哲學悲觀主義，還是對德國音樂，均未認清構成其真正性質的東西——它們的浪漫主義。什麼是浪漫主義？每種藝術，每種哲學，都可以被看作是服務於生長著、戰鬥著的生命的藥劑和輔助手段，它們始終是以痛苦和痛苦者為前提的。然而，有兩種痛苦者：一種是苦於生命的過剩的痛苦者，他們需要一種酒神藝術，同樣也需要一種悲劇的人生觀和人生理解；另一種是苦於生命貧乏的痛苦者，他們借藝術和認識尋求安寧、平靜、靜謐，尋求自我解脫，或者迷醉、麻痹、瘋狂。與後者的雙重需要適合的是，藝術和認識中的全部浪漫主義，曾經和繼續與之相適合的是叔本華和瓦格納，我這是舉出最著名最露骨的浪漫主義者的名字，當時我誤解了他們——順便說說，眾所周知，這對他們無損。生命最豐裕者，酒神式的神和人，不但能直視可怕可疑的事物，而且歡欣於可怕的行為本身，以及一切破壞、瓦解、否定的奢侈。在他身上，醜惡荒唐的事情好像也是被許可的，由於生殖力、致孕力的過剩，簡直能把一切沙漠造就成果實纍纍的良田。相反，最困苦、生命最貧乏，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大多需要溫柔、平和、善良，可能的話，還需要一個上帝，它真正完全是病人的上帝，一個「救世主」，同樣也需要邏輯，需要對人生的抽象理解——因為邏輯使人平靜，並提供信任感。簡單地說，需要某種溫暖抵禦恐怖的密室，關閉在樂觀的眼界之內。這樣，我漸漸學會了理解伊壁鳩魯，酒神式悲觀主義者的這個對立面，同樣也理解了「基督徒」。而事實上，僅是伊壁鳩魯主義者的一個類型，兩者實質上都是浪漫主義者。我的眼光越來越敏銳地洞察反推論的那種最艱難最棘手的形式，大多數錯誤都是在其中造成的，這就是由作品反推到作者，由行為反推到行為者，由理想反推到需要此理想的人，由每種思想方式和評價方式推到在背後起支配作用的需要。在考察一切的審美價值時，我現在使用這個主要尺度，我在每一個場合均問：「這裡從事創造的是飢餓還是過剩？」另一種尺度從一開始就好像要自薦——它醒目得多，這就是著眼於創作的動機究竟是對凝固化、永久化的渴望，對存在的渴望，還是對破壞、變化、更新、未來、生成的渴望？然而，只要加以深究，這兩類渴望就仍然顯得含混不清，並且正是按照前面那種在我看來更佳的方案才能解釋清楚。對破壞、變化、生成的渴望，可以是過於充沛的、孕育著未來的力量的表現（人所共知，我對此使用的術語是「酒神精神」這個詞），但也可以是失敗者、欠缺者、落伍者的憎恨，這種人破壞著，也必須破壞，因為常住者甚至一切常住、一切存在激怒著他，刺激著他。要理解這種情緒，人們不妨就近觀察一下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求永久化的意志同樣應該有兩種解釋。一方面，它出於感謝和愛。這種淵源的藝術永遠是神化的藝術，也許它熱情奔放如魯本斯，快樂嘲諷如哈菲斯，明朗慈愛如歌德，使萬物披上荷馬式的光輝和榮耀。另一方面，也可以是苦難深重者、掙扎者、受刑者的那種施虐意志，這種人想把他最個人、最特殊、最狹隘的東西，把他對於痛苦的實際上的過敏，變成一種有約束力的法則和強制，他把他受刑的形象，刻印、擠壓、烙燙在萬物上面，仿佛以此向萬物報復。後者在其最充分的表現形式中便是浪漫悲觀主義，而不論它是叔本華的意志哲學，還是瓦格納的音樂——浪漫悲觀主義，這是我們文化命運中最後的重大事件。還可能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悲觀主義、一種古典悲觀主義——我有這種預感和幻覺，簡直擺脫不掉，就好像成了我的所有物和專有物，不過「古典這個詞使我感到逆耳，它被用得太舊了，太圓滑了，變得面目全非了。我把那種未來的悲觀主義命名為酒神悲觀主義（因為它正在到來」，我看到它在到來）。 （二十三） 「科學」的偏見——由於等級秩序規律的作用，學者只要還屬於精神上的中產階級，就根本不可能有真正偉大的問題和疑問進入他們的視野，他們的勇氣和他們的眼光都不夠格，特別是把他們造就成研究者是他們的需要，他們內心想使事物有這樣那樣性質的計劃和願望，他們的恐懼和希望都過於快地平息和滿足了。例如，英國學究斯賓塞異想天開，要畫出一條理想的分界線、水平線，奢談什麼「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的最終和解，而這使我們這樣的人幾乎感到噁心。在我們看來，人類倘若以這種斯賓塞式的前景為最終前景，就只配受蔑視，只配毀滅！不過，他心目中的最高希望，在另一些人看來也只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可能性，這是斯賓塞所不能預見到的一個疑問。處於同樣情況的是現在許多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家欣然接受的那種信念，即相信這樣一個世界，它應當在人的思想和人的價值觀念中有其等價物和尺度，相信一個「真理的世界」，人們借自己渺小的四方形的人類理性便可以一勞永逸將它把握住。怎麼？我們真願意這樣把人生貶低為一種計算的苦役和練習，並貶低為數學家的蟄居斗室？人們尤其不該企圖消除生存的多義性質，這是良好趣味的要求，這種趣味對於超出你們眼界的一切肅然起敬！有一種世界解釋，它把你們的存在合理化，使你們能夠科學地研究和工作下去，這種世界解釋除了數字、計算、度量、觀察和掌握之外，其餘一概不容許。如果以為只有這種解釋是正確的，這是愚蠢和幼稚，倘若不是精神病和白痴的話。正確的解釋可能正好相反，正是生存最表面最外部的東西：它的外觀、它的皮膚和感官特徵首先被人把握，甚至也許只有它們被人把握。一種你們所謂的「科學的」世界解釋，永遠是一切可能的世界解釋中最愚蠢的，即最無意義的一種。這是說給搞科學研究的人聽的，他們如今喜歡冒充哲學家，甚至極其謬誤地認為，力學是關於最初和最終規律的學說，全部人生都必須建立在力學的基礎之上。然而，一個本質上機械的世界是一個本質上無意義的世界！假如評價一種音樂的價值，就要看它有多少東西可以被點數、計算，可以納入公式，這樣一種「科學的」音樂評價何等荒謬！從中能把握、理解、認識些什麼？其中被當作「音樂」的東西一錢不值，實在是一錢不值！ （二十四） 我們的慢時間——所有藝術家和為「作品」生活的人、母親類型的人都這麼感覺，他們總是相信，在生命的每個段落上（它往往由一部作品來劃分），已經達到了目標，他們總是忍耐地接受死亡。懷著這種心情：「我們在這方面是成熟了。」與其說這是疲倦的表現，不如說是某種明朗寬容的表現，往往是作品本身以及一部作品的成熟遺留給它的作者的。於是，生命速度放慢了，變濃厚了，呈蜜汁狀了，化為長長的延長符號了，化為對這長長的延長符號的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