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藝錄 · 五 文體論

(一)論詩樂離合 焦理堂《雕菰集》 (1) 卷十四《與歐陽制美論詩書》略謂：「不能已於言，而言之又不能盡，非弦誦不能通志達情。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周、秦、漢、魏以來，至於少陵、香山 (2) ，體格雖殊，不乖此恉。晚唐以後，始盡其詞而情不足，於是詩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為詞，謂之詩餘。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水匯為諸湖也」云云。按《通志》 (3) 卷四十九《樂府總序》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理可乎。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樂日微，章句雖存，聲樂無用」；《正聲序論》復申厥說。理堂宗旨實承漁仲，而議論殊悠謬。近有選詞者數輩，尚力主弦樂之說，隱與漁仲、理堂見地相同。前邪後許 (4) ，未之思爾。詩，詞、曲三者，始皆與樂一體。而由渾之劃，初合終離。凡事率然，安容獨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絕。藝之材職，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難廣施。強欲併合，未能兼美，或且兩傷，不克各盡其性，每致互掩所長。即使折衷共濟，乃是別具新格，並非包綜前美。匹似調黑白色則得灰色，以畫寒爐死灰，惟此最宜；然謂灰兼黑白，粉墨可廢，誰其信之。若少陵《詠韋偃畫松》所謂「白摧朽骨，黑入太陰」，豈灰色所能揣侔，正須分求之於粉墨耳。詩樂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謂不能弦誦即非詩，何其固也。程廷祚《青溪集》 (5) 卷二《詩論》第十五力駁鄭漁仲說，以為「詩之切學者二，義理、聲歌，而樂不與。徒以詩為樂之用，則詩與樂皆失其體」。雖程氏旨在申孔子「詩教」之說 (6) ，主以四始六義 (7) ，救三風十愆 (8) ，而其言殊可節取。曰義理，則意義是也；曰聲歌，則詩自有其音節，不盡合拍入破 (9) ，所謂「何必絲與竹」者也，亦所謂「拗破女兒嗓」者也。參觀《養一 齋詩話》卷四「詩樂表里」條駁李西涯，又David Dalches：The Place of Meaning in Poetry一書 (10) 。理堂「詩亡」云云，又拾明人唾餘。 (26—27頁) 錢先生在《詩樂離合，文體遞變》一節里說：「詩者，文之一體」，「先民草昧，詞章未有專門。於是聲歌雅頌，施之於祭祀、軍旅、昏媾、宴會，以收興觀群怨之效。」可見，詩與音樂的關係。詩的產生最初是由於音樂和舞蹈的需要，它本身沒有獨立的文學生命。《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就是說那時的詩大半是樂舞的辭曲填充物。 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詩歌本身也在發展，宋鄭樵《通志·樂略》云：「自後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理可乎？」又云：「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這段話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反映了詩歌本身的發展，始與弦歌有關，而後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所以清初文學家焦循在《雕菰集》里說的「不能弦歌者即非詩」的看法，是沒有從詩歌這一藝術形式本身的發展來看待這個問題，而是執著於鄭樵說的「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以為不能弦誦者便不是詩，這種看法顯然不對。 究竟什麼是詩，是否只有能弦歌者才是詩，這一則作了精闢的論述：(一)詩、詞，曲三者，始皆與樂一體，初合終離。這是藝術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生活發展給予的影響。比如《詩經》中的《頌》，時代最早，大都是當時的樂官為樂舞而寫的歌辭，這樣的詩與樂的關係自然極為密切，而時代較晚的《南風》，多是民間歌謠，當時的樂官採集之後，配以樂舞演唱，這些詩便與樂的關係較小。直至《詩·大序》的出現，明確提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個「言」就是詩，既有志，又有情，完全擺脫了樂舞，而確立了詩的獨立位置。為了說明詩樂分合的道理，這裡用了一個有趣而恰切的比喻，就是將黑白兩色調合而得灰色，可以用來畫「寒爐死灰」，若因此便將黑白兩色廢棄，只留灰色，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了黑白兩色之調合，便再也產生不了灰色。所以說，「文學弦歌，各擅其美」，不能欲「兼美」而「強欲併合」，只能隨其自然的發展而發展。詞、曲的道理亦然。(二)詩自有其音節。鄭樵說：「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樂日微，章句雖存，聲樂無用。」(《通志》)這段話也恰好反映了當時《詩經》沒有獨立的文學地位，而必須依附於樂舞的事實，但絕不能由此得出「不能弦誦者即非詩」的結論。清代文學家程廷祚進一步提出「義理、聲歌，而樂不與」的主張，較有道理。詩就是義理與聲歌，樂不必介入。義理就是意義，指詩的內容；聲歌就是詩自身具有的音節，指詩的語言形式。詩有了這樣兩項基本要素，還要樂做什麼呢？樂自然可以去完成屬於它自身的藝術使命了。 (二)文體遞變 金劉祁《歸潛志》 (11) 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明曹安《讕言長語》 (12) 卷上亦曰：「漢文、唐詩、宋性理、元詞曲。」七子祖唐祧宋 (13) ，厥詞尤放。如《李空同集》 (14) 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記》曰：「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何大復集》 (15) 卷三十八《雜言》曰：「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胡元瑞《詩藪》 (16) 內編卷一曰：「宋人詞勝而詩亡矣，元人曲勝而詞亦亡矣」；又曰：「西京下無文矣，東京後無詩矣」；又曰：「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27—28頁) 夫文體遞變，非必如物體之有新陳代謝，後繼則須前仆。譬之六朝儷體大行 (17) ，取散體而代之 (18) ，至唐則古文復盛，大手筆多舍駢取散。然儷體曾未中絕，一線綿延，雖極衰於明，參觀沈德符《野獲編》錢枋分類本卷十「四六」條 (19) 。而忽盛於清；駢散並峙，各放光明，陽湖，揚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錯綜者 (20) 。幾見彼作則此亡耶。復如明人八股 (21) ，句法本之駢文，作意胎於戲曲，豈得遂雲制義作而四六院本乃失傳耶 (22) 。詩詞蛻化，何獨不然。詩至於香山之鋪張排比，詞亦可謂盡矣，而理堂作許語，豈知音哉 (23) 。即以含蓄不盡論詩，理堂未睹宋之姜白石《詩說》耶 (24) 。亦未聞王漁洋、朱竹垞、全謝山之推白石詩為參活句，有唐音耶 (25) 。按謝山語見《鮚埼亭文集》外編卷二十六《春鳧集序》 (26) ，許增《榆園叢刻·白石道人詩詞》評論未收。《白石詩說》獨以含蓄許黃涪翁 (27) ，以為「清廟之瑟，一唱三嘆」，其故可深長思也。「詩亡」之嘆，幾無代無之。理堂盛推唐詩，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風》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芒，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 (28) ，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暉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29) 」蓋亦深慨風雅淪夷，不甘以詩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經，全篇本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立意 (30) 。豈識文章未墜，英絕領袖，初匪異人任乎。每見有人嘆詩道之窮，傷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詩之嘲。此譬之敗軍之將，必曰「非戰之罪」 (31) ，歸咎於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勝天」者矣 (32) 。亡國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盡」 (33) ；然亦有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者矣 (34) 。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掎裳聯 ，傳觴授簡，敦槃之會 (35) ，定霸文盟哉。恐只是少陵所謂「爾曹」，昌黎所謂「群兒」而已 (36) 。而當其致慨「詩亡」之時，並世或且有秉才雄驁者，勃爾復起，如鍾記室所謂「踵武前王 (37) ，文章中興」者，未可知也。談藝者每蹈理堂復轍，先事武斷：口沫未乾，笑齒已冷。愚比杞憂 (38) ，事堪殷鑑 (39) 。理堂執著「詩餘」二字，望文生義。不知「詩餘」之名，可作兩說：所餘惟此，外別無詩，一說也；自有詩在，羨餘為此，又一說也。詩文相亂云云，尤皮相之談 (40) 。 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為文，以文為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為文料；向所謂不雅之字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為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為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聖集》 (41) 卷八《詩賦》曰：「知非詩詩，未為奇奇。」趙閒閒《滏水集》 (42) 卷十九《與李孟英書》曰：「少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及昌黎以古文渾灝，溢而為詩，而古今之變盡。」蓋皆深有識於文章演變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師宿，解道黃公度 (43) ，以為其詩能推陳出新；《人境廬詩草·自序》不云乎：「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寧非昌黎至巢經巢以文為詩之意耶 (44) 。推之西土，正爾同揆。理堂稱少陵 (45) ，豈知杜詩之詞，已較六朝為盡，而多亂於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何大復 (46) ，作《明月篇》序，已謂「子美詞固沉著，調失流轉」，實歌詩之變體。《甌北詩集》 (47) 卷三十八《題陳東浦敦拙堂詩集》復云：「嗚呼浣花翁 (48) ，在唐本別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群 (49) ，餘習猶或蹈。惟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陳廷焯《白雨齋詞話》 (50) 亦以太白為「復古」，少陵為「變古」。何待至晚唐兩宋而敗壞哉。漁洋《論詩絕句》嘗云：「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堪以移評 (51) 。經生輩自詡實事求是，而談藝動如夢人囈語。理堂不足怪也。詩情詩體，本非一事。《西京雜記》載相如論賦所謂有「心」亦有「跡」也 (52) 。若論其心，則文亦往往綽有詩情，豈惟詞曲。若論其跡，則詞曲與詩，皆為抒情之體，並行不倍。《文中子·關朗》 (53) 篇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軒《與趙子直書》以為孟子復出 (54) ，必從斯言。蓋吟體百變，而吟情一貫。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詩者，或試其技於詞曲；宋元以來，詩體未亡，苟能作詩，而故靳其情，為詞曲之用，寧有是理。王靜安《宋元戲曲史》 (55) 序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說。謂某體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於理堂，謂某體限於某朝，作者之多，即證作品之佳，則又買菜求益之見矣。元詩固不如元曲，漢賦遂能勝漢文，相如高出子長耶 (56) 。唐詩遂能勝唐文耶。宋詞遂能勝宋詩若文耶。兼擅諸體如賈生、子云、陳思、靖節、太白、昌黎、柳州、廬陵、東坡、遺山輩之集固在 (57) ，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詩史》者 (58) ，於宋元以來，只列詞曲，引靜安語為解。惜其不知《歸潛志》、《雕菰集》，已先發此說也。顧亦幸未見《雕菰集》耳。集中卷十尚有《時文說》，議論略等尤西堂 (59) ，亦謂明之時文，比於宋詞元曲。然則斯人《詩史》中，將及制藝，以王、薛、唐、瞿、章、羅、陳、艾，代高、楊、何、李 (60) 、公安、竟陵乎 (61) 。且在國家功令、八股大行之世，人終薄為俳體 (62) 。(28—31頁) 這兩則說文體遞變的道理，不像物體的演化，必須經過新陳代謝、前仆後繼。中國各種文體，淵源於五經。歷代文體的變化，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會的原因。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云：「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他說的只是文體自身發展的原因，鑒於已有文體出現弊端，才促成新文體的產生。「弊」就是毛病，當某位敏感的文學家發現已有的文體在內容或形式上有著某種毛病或束縛時，便要尋求出路，由《詩經》的四言到形體較為自由的楚辭，然後古詩、五言、七言、律詩，絕句、詞、曲，皆是伴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而產生的新的文體。 這裡引金劉祁、明曹安的話，都在說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有一個時代的風格。到了明代前後七子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輩，他們由於不滿「台閣體」只追求典雅工麗的形式，不顧及格調的陳腐庸俗，而主張復古擬古，提出偏激之見。如李夢陽說：「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方山精舍記》)他所謂的「無」，就是「亡」的意思。何景明把這番意思明白地說出了：「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雜言》)他簡單地把文學形體的遞變，看作是絕對的新陳代謝或前仆後繼。明胡應麟也在《詩藪》里發表相同的意見。明郎瑛《七修類稿》進一步提出貴古賤今的主張，認為「文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如果說一個時代的文章有一個時代的標準是對的，但如果說後代的文學一定不如前代的文學，顯然大誤。郎瑛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若照他的主張，文體無需變化，停留在先秦，仍然讀四言詩，或許是他的最高境界。但是社會生活和人類語言都在不斷發展、變化，表達情感和模寫事物的要求自然是越來越豐富，文體也便隨之越來越千變萬化，多姿多采，整部文學發展的歷史就是如此。 這裡舉出六朝駢體文盛行，取代了漢魏以來的散體文，開始時由於這種文體追求語言對偶、句式整煉、聲韻和諧、辭采華美、使事用典諸多嚴格的追求而廣為流行，發展到後來，更趨於形式的講求，內容日益貧乏，風格日益柔靡。於是楊炯《王勃集序》，稱王勃把「積年綺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也」。王勃起來革除柔靡的文風，但寫的還是駢文。詩也如此，陳子昂批評「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興寄都絕」，他提倡風雅興寄，他所寫的《詠懷》，還是五言古詩。直到韓愈提倡古文運動，以古文代替駢文，傳奇興起，變文出現，但當時駢文並未中絕，在傳奇、變文中就有不少駢儷語。錢先生即指出「儷體未曾中絕」，又指出「忽盛於清」。即就明代說，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和應試科舉的需要，八股文起，排偶句法的興起，又重視講究對偶，到了清代駢文大為盛行，又出現了「駢散並行，各放光明」的境況。這裡例舉駢體的盛衰發展便可以說明，文學體制的發展可以在同一體制中推陳出新，不是一種文體先亡，之後生出另一種文體，而是猶如調色，黑白呈灰，黑紅呈紫，紅黃藍白黑五種原色，可隨意隨時調配，便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異樣色采，而原色是絕不能缺少的。錢先生以此比喻文學形體的發展，形象精闢，深入淺出，易於接受。這裡還形象地批駁了「彼作則此亡」的立論之誤，然而「詩亡」之嘆，幾乎每個時代都有。盛唐的大詩人李白，在《古風》的第一首便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其實正是他自己成為偉大的詩人！ 焦循在《雕菰集》講到唐以後「詩文相亂，而詩之本失」，「乃分而為詞，謂之詩餘」，「詩亡於宋」云云，都不可靠。這裡指出唐司空圖、金趙秉文和清趙翼、黃遵憲等人就唐「以文為詩」，「以古文渾灝，溢而為詩」，「以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等詩文相混的文體變化，發表了深有識見的議論，說明詩的體制本身可以有種種發展變化，但詩並沒有亡。清人陳廷焯看到李杜在文體和內容上的交化，卻沒有說清是怎麼回事。錢先生指出兩點：(一)詩情和詩體「本非一事」，不能混為一談。《文中子》云：「詩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與人同在，性情不亡，詩也不能亡。非但不亡，詩情和詩體還都會有各自的發展和變化。(二)文分朝代，卻不限於某朝。王國維於文體前冠以朝代，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若是說賦至漢代始盛，詩至唐代始盛，詞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說，賦只限於漢代，詩只限於唐，詞只限於宋，曲只限於元，便成了謬誤。一部文學史證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體，如元曲勝於元詩，不等於說元無詩；漢賦勝於漢文，也不能說漢賦勝於司馬遷的《史記》：詩至唐始盛，詞至宋始盛，也很難說唐詩勝於唐文，宋詞勝於宋詩、宋文，具體到某位文學家也是如此，不能說司馬相如的賦寫得好，就說司馬遷的文寫得不好，實際上他們「各擅其絕」，「各放光明」，並峙文壇。但有的文體，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稱為俳體，正說明它體制的低下。 (三)詩文的侵入與擴充 林謙之光朝《艾軒集》 (63) 卷五《讀韓柳蘇黃集》一篇，比喻尤確。其言曰：「韓柳之別猶作室 (64) 。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即余前所謂侵入擴充之說。子厚與退之以古文齊名，而柳詩婉約琢斂，不使虛字，不肆筆舌，未嘗如退之以文為詩。艾軒真語妙天下者。《池北偶談》卷十八引林艾軒論蘇黃之別 (65) ，猶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見此篇。(34頁) 關於詩文侵入擴充的文學現象，焦循指為「詩文相亂」，確是浮淺之見。把一向認為不宜入文的事物，取作為文的材料；把一向認為不雅的字句，組織成文彩斐然可觀的篇章，錢先生認為說是「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金趙秉文深為「少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遺憾，讚賞韓愈「以古文渾灝，溢而為詩」(《滏水集·與李孟英書》)，確是高見。這一則舉林光朝的一段韓柳比較的說法，頗為形象。他說韓愈與柳宗元的不同猶如造屋子，柳宗元先丈量自家應占的面積，不敢有絲毫出圈，而韓愈則先想好自己需要如何安排，依自己的心愿，不管是否會侵占到他人的地盤。以詩而論，柳詩是按詩的意境來寫，韓詩是以文為詩，打破詩文的局限。這個比喻很形象，將造屋的丈量面積，比作恪守文體的限制，與韓愈的開拓境界自然不同了。 這一則還引了林光朝論蘇黃之別的比喻，亦十分形象、精彩。他說：蘇軾與黃庭堅，「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妝裹，此坡谷之別也」。蘇軾如丈夫，大踏步出去，黃庭堅如女子，還要修飾一番，也可以說一個暢達豪放，「從心所欲，不逾矩」；一個深奧莫測，猶如「隔簾聽琵琶」(黃庭堅《跋翟公巽所藏石刻》)，風格迥然不同。 韓愈「以文入詩」，他的《南山詩》、《陸渾山火》、《月蝕詩》等，都寫得認真而灑脫，想怎樣寫便怎樣寫，本來古體詩在句數、對仗、平仄、押韻方面就沒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他更不束縛自己的筆，《南山》中連用「或」字五十一句，全是散文，描述山石草木全用鋪張的排比句，確是一種打破常規的大膽嘗試。韓愈力求標新立異，別創一體與他的侵入擴充之舉直接相關，他的「以文入詩」對詩的發展究竟值不值得稱道，歷來眾說紛紜，毀譽參半。比如司空圖在《題柳柳州集後》說：「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電挾雷，撐挾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柳宗元也很看重韓愈的詩，每「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讀」，並稱讚韓詩為「大雅之文」(馮贄《雲仙雜記》)。而宋人陳師道卻持不同意見，他說韓愈「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以文入詩，故不工爾」(《後山詩話》)。沈括也說韓詩只是押韻之文，格不近詩(《苕溪漁隱叢話》引)。清王夫之更譏諷說：「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餖輳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為酒令而已。」(《薑齋詩話》)但是，不論怎麼說，韓愈對後來產生的影響不容忽視，清葉燮《原詩》說：「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蘇(軾)、王(安石)、黃(庭堅)，皆愈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說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又是宋詩若干大家詩風的鼻祖，這個看法很有見地。 詩文侵入擴充之說，對評價古代作家和今日文學的發展，有理論上的啟發意義，它將引導打破一些形式上的框框，去評價古代作家的貢獻，去正視今日作家對於新的文學樣式的大膽嘗試。 (四)以文為詩與以詩為詞 劉會孟論詞 (66) ，與其論詩一揆 (67) ，若一反《後山詩話》評韓「以文為詩」、蘇「以詩為詞」之「非本色」 (68) 者。《須溪集》卷六《辛稼軒詞序》云：「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群兒雌聲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率雅頌入鄭衛也 (69) 。自辛稼軒前 (70) ，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乃稼軒橫豎爛漫。乃知禪家棒喝 (71) ，頭頭皆是。」(362頁) 這一則從宋代詩人劉辰翁論詞與論詩採用同一個準則說起，劉辰翁《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云：「文人兼詩，詩不兼文。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見《談藝錄》34頁)這是說文人如韓愈、蘇軾可以以文為詩，詩人杜甫，詩不兼文，他的文不出名。這裡讚美韓蘇的以文為詩，突破詩文的界限。宋代另一位詩人陳師道在《後山詩話》里說：「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評韓愈「以文為詩」，蘇軾「以詩為詞」，說明他反對「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主張保持詩和詞的本色。劉辰翁讚美韓蘇對各自採用的文體都有所突破，也就是前面講到的侵入擴充之說。韓詩蘇詞均「非本色」，都不是詩和詞本來所要求的樣子，說韓愈以文侵入了詩，或是說他的詩擴充到文句亦可；說蘇軾以詩侵入了詞，或是說他的詞擴充到詩句亦可，總之，他們都不恪守詩詞本色的束縛，都有所突破。 詩與文的體制不同，詩有字句韻律的限制，散文就沒有這些限制。比如韓愈的《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斗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便是一首嚴守字句韻律的七言律絕。再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流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 光看這幾句，就打破了四言、五言、七言詩的句式，猶如散文，有九字句、十三字句，除了押韻，幾乎是散文了。 再說詞和詩的區別，詞多寫兒女私情，詩可以寫風雲之氣，詞媚，詩嚴正，看《花間集》就可知道。蘇軾以詩入詞，如《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只看這上片，就有風雲之氣。所以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到辛棄疾之前，發展到用經用史，率雅頌入鄭衛，「橫豎爛漫」，屢屢用典，表現出更多的擴充與自由。辛棄疾的詞或激昂慷慨，或溫柔傷感，或議論暢達，或弔古傷今，正如劉克莊所說：「公所作，大聲鞺鞳，小聲鏗 ，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辛稼軒集序》)辛棄疾自閩中罷歸，隱居瓢泉時寫的一首《賀新郎》便很典型。 甚矣，吾衰矣。悵平生、交遊零落，只今餘幾！白髮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間萬事。問何物、能令公喜？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東窗里，想淵明、《停雲詩》就，此時風味。江左沉酣求名者，豈識濁醪妙理。回首叫、雲飛風起。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這類散文化的詞出現，對當時的文壇，無異是一記當頭棒喝，足以引起對文體變革的注意。 (五)柏梁體 堆垛物名，仿「柏梁體」之句 (72) ，唐宋以下，作者偶為之，不復 縷 (73) 。所見莫如諸襄七錦《絳跗閣詩集》之樂此不疲者 (74) ，茲舉五七言古近體各一例。卷一《述懷》第三首：「蓑笠銍耨 (75) ，弓廬陶旊段。硨磲瑪瑙珠 (76) ，魚菽鹽豉蒜」；卷八《又賦玉瓮詩》：「卣罍敦醫甗 鬲，觚盉角洗槃盂彝」 (77) ；《七蟲篇》：「鼃黽蛾螳鼠雀蟬 (78) ，飛鳴跳伏階庭前」；卷十《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經》：「沈賀錢陳董，虞洪宋李韓。隸真行狎草，長短瘠肥寬 (79) 」。先於徐文靖所為者 (80) ，南宋鄭青山清之《安晚堂詩集》 (81) 卷七《病後再和前韻》第二首：「事業鏤冰何所有，之乎者也已焉哉。」《隨園詩話》卷四載張璨《戲題》 (82) ：「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張南山《花地集》 (83) 卷二《曾樸園》：「煙霞泉石風花月，柴米油鹽茶醋糖」；《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四引郭臣堯《捧腹集·村學詩》 (84) ：「趙錢孫李周吳鄭 (85) ，天地玄黃宇宙洪 (86) 」；又柏梁體之打諢也 (87) 。(523—524頁) 《明詩綜》 (88) 卷八范嵩《過太平府有感》：「昨夜月明鄉夢醒，杜鵑啼上杜鵑花。」 清人惟金和能於敘事長篇中著堆垛物名句，爽利貫注，不滯不佻，遠非諸錦、張維屏所能及。《秋蟪吟館詩鈔》卷二《原盜》之八 (89) ：「井灶庖廥廁，楣檻屏柱牆；一一搰之爛 (90) ，惟恐屋不傷。盆缽鼎豆壺，幾匱櫥椸床 (91) ；一一撞之碎，惟恐物不 」；又《六月初二日紀事》：「先期大饗聊止啼，軍帖火急一卷批；牛羊豬魚鵝鴨雞，茄瓠蔥韭菰菔藜，桃杏櫨芍菱藕梨，酒鹽粉餌油醬醯 (92) 。」運用柏梁體可謂能手矣。(《談藝錄》增訂本補正，《錢鍾書研究》22頁) 提到柏梁台詩，最早的是《東方朔別傳》、《漢武帝集》，稍晚的是《藝文類聚》、《古文苑》。清人顧炎武認為是偽作，游國恩據顏延之《庭誥》雲「摯虞文論，足稱優洽，《柏梁》以來，繼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進而考證這首托於古人以文為戲之作，似乎在摯虞的《文章流別集》里已經錄入，則其作不能早於魏晉。而魏晉時代尚清談，一些士大夫遇事互相調笑時，有用聯句語、聯句詩、聯句賦者，如《世說新語·言語篇》記謝太傅寒雪日集兒女講論文義事，雪下大了，公曰：「大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便可以看作是韻同義貫的詠雪聯句詩。 相傳的柏梁台詩，首句是「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接著是「梁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各述各自職位需要說的意思，「皇帝曰」「梁王曰」的內容都與他們的身份相稱。又如「丞相曰：總領天下誠難哉。大司農曰：陳粟萬石揚以箕」等等，亦復如是。全篇共二十六句，都用某某曰以下七字句的形式，句末皆諧聲用韻，形成聯句體的格式，同時帶有遊戲諧謔的意味，人稱這種詩體為「柏梁體」。發展到後來，仿此體堆垛物名，也不限於七言聯句，更極盡俳諧之能事。 這裡講唐宋以後的作者很少有人再寫這類詩作，但清代的諸錦喜用此體，舉了他的四首作品，使讀者可以從中看到「柏梁體」的特點及其流變。《述懷》每句五字，連用二十字，從日常用品到貴重物品，從海產到調味品，內容全不搭界，卻包括了生活的全部，讀起來句句有韻，無一虛字，仿佛是在遊戲。《七蟲篇》寫七種小蟲，有飛的，有叫的，有爬的，有跳的，聚在門前，好不熱鬧，這可能是天氣變化前後的某種景象，除「前」字外，一句全是名詞：「鼃黽蛾螳鼠雀蟬」；一句四個動詞：「飛鳴跳伏」，兩個名詞「階庭」，堆垛成詩，還頗有味道。清經史學家徐文靖是講求實學的人，也嘗有柏梁體戲作。南宋的鄭清之，在《病後再和前韻》中，一連堆垛七個虛字，再生動不過地反映了他病後對畢生事業無限感慨、痛苦無奈的心情，真是「之乎者也已焉哉」，一言難盡。張璨的《戲題》，也是自己生活的寫照。頭兩句寫他家境尚好時的生活；「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自在瀟灑，後來他的父親跛了，家道敗落，需要他日日親自侍奉，生活起了變化，一天七件事成了「柴米油鹽醬醋茶」，前後兩樣的生活內容，都是實實在在的實物名詞堆垛於詩中。清梁紹壬所引的郭臣堯的《村學詩》，雖不能令人捧腹大笑，但也把村學讀書的內容，默寫出來了。 清金和很善於寫長篇敘事詩，其中也有堆垛物名的詩句，向不為人注意，《清詩紀事》所引到的若干詩評中，也未有道及這個特點的，錢先生指了出來。《原盜》是一首百六七十韻的長詩，這裡引出堆垛的二十個字的器物名稱，囊括了家中的動產和不動產，在強人手下，統統「捐之爛」，「撞之碎」，把太平天國軍隊進攻時的猛烈形象，勾勒得維妙維肖。《六月初二日記事》，堆垛了二十八個物名，這是太平天國軍的一張軍帖徵用的物名，其中沒有山珍海味，都是平常的葷素菜蔬和果品調料，也只有當他們造了統治階級的反之後才能得到。一首長詩中連用四句品物的堆垛，既烘托出當時十萬火急的氣氛，又有著一定的史料價值。 讀過錢先生舉引的柏梁體詩，與最初此類詩作比較，可以看到它的發展和變化，形式上仍保持句句押韻，表面上也保持了遊戲取樂的特色，實際內容則有了很大拓展，它既能表達詩人的情感，又能反映現實生活，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六)章咒氣與偈頌氣 紀曉嵐《點論李義山詩集》 (93) 卷下評《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云：「終恨有章咒氣」 (94) ；《點論蘇文忠詩集》卷四評《讀道藏》云：「作僧家詩 (95) ，不可有偈頌氣 (96) ；作道家詩 (97) ，不可有章咒氣。此固未免於章咒。」(546頁) 李商隱《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這首詩講的「會靜」，指道家凝神養靜修煉說，在這時候，作者想像飛騰，就會想到許多神仙故事，如說： 大道諒無外，會越自登真。丹元子何索？在己莫問鄰。蒨璨玉琳華，翱翔九真君…… 這是說，修煉神仙的方法，想來只有一種，沒有別的。合於這種方法，可以超越人世，自然「登仙」。「丹元子」指道家修心養神的一種方法，怎樣求得這種方法，在於自己的修煉，不必去問別人。修煉得道後就可以會見神仙，像會見仙人上元夫人，看到她穿著非常美麗的玉帶，看到仙人九真君，在天上飛翔。這樣寫，就同道士寫的章咒講到神仙的話相似了。清紀昀評點李商隱此詩說：「詩無風旨可采」，「雜之通明(陶弘景)《真誥》中，殆不可辨。然終恨有章咒氣。」《真誥》所記皆神仙授受真訣的事，敘述典雅，像給上級寫的公文，恭敬莊重至極，朱熹曾懷疑陶弘景撰寫此書時，從佛家的《四十二章經》里竊得不少，特別是關於下地獄、托生等荒誕之說，更是竊自佛書中。這裡紀昀沒有說李商隱從《真誥》中作手腳，但也指出他寫得跟《真誥》一樣。其實李商隱根本沒有升仙的事，李詩中寫升仙經歷，就是從《真誥》中學來的。所謂「章咒氣」，就是指詩從《真誥》里來，帶有《真誥》的章咒氣。然而，蘇軾的《讀道藏》卻不同：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乘閒竊掀攪，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心閒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歲厭世去，此言乃籧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 蘇軾的詩，是一篇詩體讀書筆記，先寫《道藏》的來歷和存放，以及如何珍視等等，後寫道家虛心求悟，像荷花的皎潔。否則厭世而去，氣絕之後，用粗竹蓆裹屍。人皆不注意學道，歸於土苴(泥和枯草)，何暇治天下，這是我的幽憂。這首詩寫出作者對《道藏》的看法，跟道士的章咒氣不同，也就是說蘇軾的詩寫得比李商隱好。指出詩的風格應避免有章咒氣，避免有偈頌氣。 (七)以詩品作詩 以「詩品」作詩，可上溯《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98) ；少陵「翡翠蘭苕」 (99) ，退之「鯨牙龍角」 (100) ，濫觴於是矣。(《錢鍾書研究》11頁) 以「詩品」作詩，可以追溯到《詩經·烝民》，尹吉甫作詩送別仲山甫，稱所作的詩「穆如清風」，用詩句來講這首詩。用詩句來講詩的，叫以「詩品」作詩。最突出的是唐代《詩品》二十四首，是二十四篇評詩之作，又是二十四首詩，即以詩來評詩。「穆如清風」便是以詩句來評詩，所以是以詩評詩最早的。 杜甫的《戲為六絕句》：「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也是以詩評詩，用詩句來評兩種風格：一種翡翠蘭苕，是秀麗的風格；一種鯨魚碧海，是雄偉的風格。韓愈的《調張籍》：「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是讚美一種雄奇的風格。又《送無本師歸范陽》：「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是讚美一種驚險的風格。此外如劉禹錫的《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韻》：「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錢先生在《談藝錄補訂》里稱為以詩評詩的「佳例」。元好問的《論詩絕句三十首》也是以詩體談藝者，然杜韓以詩評詩最為著名。 為具體了解以詩評詩之體，特列舉元好問《論詩絕句》中的幾首，以助從中窺見運用絕句形式寫作詩論、詩評的一斑。如第一首：「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開宗明義，他對漢魏以來詩作「紛紜」、孰為「正體」、無人評說的情況不很滿意，才決意自己以詩評詩。三十首絕句，從漢魏的古詩到宋詩，摘其要者幾乎都發表了意見，形成一組有系統有見解的文學批評佳作。元好問對陶潛的評論是：「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陶詩語言天然渾成、內容真淳自然的特點，他很讚賞。元好問是以建安風骨為論詩準則，所以對劉琨、張華，有自己的看法：「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他認為好詩要有風骨，要有悲壯慷慨之氣，劉琨正以悲壯取勝，所以賞識；張華雖然兒女情多於風雲氣，但他以為也勝過李商隱、溫庭筠。對待民間文學，他推崇具有清新剛健之氣的《敕勒歌》：「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引此四章，便可看出元好問的好惡，他對歷代文壇詩作，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有理論，有文采，使其成為以詩體論詩的重要作品。 (八)傳記通於小說 平景蓀《樵隱昔寱》卷十四《書望溪集書左忠毅公逸事後》 (101) 云：「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數行文字，奕奕有生氣。然據史可法《忠正集》崇禎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雲 (102) ：『逆璫陷師於獄，一時長安搖手相戒，無往視者。法不忍，師見而顰蹙曰：爾胡為乎來哉！』忠正述當日情事，必不追諱，豈易以一言哉。《龍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樞輔史公傳》 (103) 亦只云：『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按《戴南山全集》 (104) 卷八《左忠毅公傳》記此事云：「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鄰，宜厚自愛！異日天下有事，吾望子為國柱 (105) 。自吾被禍，門生故吏，逆黨日羅而捕之 (106) 。今子出身犯難，殉硜硜之小節，而攖奸人之鋒。我死，子必隨之，是再戮我也！』」又與史、左兩文所記不甚合。然《望溪文集》 (107) 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節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無愧平氏所稱「奕奕有生氣」。蓋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於添毫點睛，一篇跳出。史傳記言乃至記事，每取陳編而渲染增損之，猶詞章家伎倆，特較有裁製耳(參觀《管錐編》117頁又《宋詩選注》論范成大《州橋》)。劉子玄讀史具眼 (108) ，尚未窺此，故堅持驪姬「床笫私」語之為紀實 (109) ，只知《莊子》、《楚辭》之為「寓言」、「假說」而不可采入史傳(參觀《管錐編》165頁、1297頁)。於「史」之「通」，一間未達。譬如象之殺舜 (110) 、子產之放魚 (111) ，即真有其事，而《孟子·萬章》所記「二嫂使治朕棲」、「鬱陶思君爾」、「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語，斷出於懸擬設想。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堪入小說、院本。儒宗「傳記」(參觀趙岐《題辭》)，何減「園吏」「騷人」之「偽立賓主」哉。當吾國春秋之世，希臘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書記言 (112) ，早謂苟非己耳親聆或他口所傳，皆因人就事之宜，出於想當然而代為之詞，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艱，行而自省之惟艱，省察而能揭示之則尤艱。古希臘人論學談藝，每於當時為獨覺 (113) ，於後代為先覺，此一例也。(363—365頁) 《毛穎傳》詞旨雖巧 (114) ，情事不足動人，俳諧之作而已。唐人卻有以與傳奇小說等類齊舉者。李肇《國史補》 (115) 卷下云：「沈既濟撰《枕中記》 (116) ，莊生寓言之類 (117) 。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 (118) 。二篇真良史才也。」評小說而比於《史記》，許以「史才」，前似未見。《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韻見答》云：「史筆縱橫窺寶鉉，詩才清壯近陰何」 (119) ，自註：「干寶作《搜神記》，徐鉉作《稽神錄》，用意亦同。」李卓吾、金聖歎輩評《水滸》「比於班馬」 (120) ，「都從《史記》出來」等議論，阿堵中已引而未發矣。 (121) (384—385頁) 《望溪集》卷二《書〈刺客傳〉後》論太史公「增損」《國策》本文，不啻金針度人 (122) 。讀其《左忠毅公遺事》時，當解此意。參觀《管錐編》166頁《增訂之二》。(《錢鍾書研究》11頁) 這裡講到傳記、歷史散文與傳奇小說有相通處。這是三種不同的文體，錢先生認為從不同文體中可以看到相通之處。平步青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說文字「奕奕有生氣」，不是憑空虛贊，而是與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樞輔史公傳》、戴名世的《左忠毅公傳》比較之後得出的結論，很有說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諍臣左光斗，遭到閹黨魏忠賢的誣陷，死於獄中。他是人中的伯樂，在史可法還是書生時，便發現他是個人才，給以提攜和訓導，史可法後來終成抗清名臣。 錢先生舉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寫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於說明不同才力的人運用不同文體所產生的不同效果。現比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師見而顰蹙(憂愁不樂)曰：『爾胡為乎來哉！』」左公只說了這樣一句感嘆的話，可以看作是史可法親身經歷的真實記錄。 左光先《樞輔史公傳》：史可法在獄中見到左公，左公說：「予已至此，汝何故來死！」這是弟弟為兄作傳時代言的話，提到了「死」，多了一點危險的內容，進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傳》：史可法去獄中探望，左公竟說了六十二個字的話，把入獄的前因後果，都說得有條不紊，並對史可法作了日後的交代。顯然這些都是戴氏構想中代左公立言。這個寫法在當今的作品中常見運用，是作者生怕讀者看不明白，才虛構得頭頭是道，句句是實話，可惜沒有顧及到當時危急的情勢，是否有條件說這些話。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為生動感人。「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僅用九個字，形象地寫出史可法探監之難，左公已遭酷刑之慘，都見於言外。接著寫左公聽到史的聲音，卻睜不開眼，「乃奮臂」把眼睛撥開，「目光如炬」，怒斥史，說了四十七個字的話：「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人構陷。」把左史的關係，彼此的情感，以及兩人不可一世的氣概和會見的氣氛，都寫得「奕奕有生氣」，感人至深。 對此，想到以下幾點：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獄中會見的實情，好比骨頭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測和想像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於畫龍點睛，更能把握環境，傳達史、左兩人高貴的品質和情操，以及埋在人們心裡對史、左兩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對人物的刻畫和對環境氣氛的渲染，都使人覺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則對這些方面把握得不夠。 (二)文學作品，無論反映歷史事件，還是現實生活，都離不開寫人與事，而怎樣寫才能給人以真實感，從戴《傳》、方《逸事》的寫法可以得到啟示：瑣細的表面現象不等於真實，而與所寫有關的入情入理之言與事，則不可有所遺漏。如《管錐編》117頁寫禽言之「擬聲達意」，即出於想像。又如《宋詩選注》范成大《州橋》註：「確確切切的傳達了他們(淪陷區人民)藏在心裡的真正願望」，「我們讀來覺得入情入理」，這也靠想像和體會。不僅文學作品如此，中國工於記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錐編》166頁：「《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又如《左傳》寫驪姬床笫私語，介之推與母親偕逃前的對話，皆是「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所謂「記言」，皆由史家「懸擬設想」，「揣想生象」，虛擬合情合理的言與事，使其達到「如聞其聲，如得其情，生動細貼」的效果。所以說文學作品和史傳作品，在寫法上有相通之處，就在於擺脫不掉虛構和代言。 (三)韓愈為毛筆作傳，雖以「傳」名，實則是以傳記文學的手法寫作的一篇警世諷時之寓言故事。韓愈把毛筆人化，以戲謔的文詞寫出，引人大笑，發人深思，柳宗元認為司馬遷的《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若壅大川」，「必決而放諸陸」(《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李肇亦認為韓愈此文「不下史遷」，「真良史才」(《國史補》)，白居易也贊韓愈「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這些評論皆意在說明文學傳記、寓言故事與史傳的寫法有相通之處。 (四)不僅中國有文學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臘大史學家修昔底德也稱自己書中的記言，並非親耳所聽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據自己的設想揣摩，代為立言。因此，這裡指出史家與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應當首先明白這一點。《管錐編》對此有精闢的論述，錄於此作為補充。錢先生說：「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並舉例說：「《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後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左傳正義·隱公》)真是切當宏偉的高論。 (五)由此，聯想到《管錐編·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話頗有深意：「據此以訂史，是為捕風捉影，據史以訂此，是為煞風景。」又云：「吾國子書(筆記小說類)所載，每復類是。均姓名雖真，人物非真。有論《莊子》中膺篇《盜跖》者，於其文既信偽為真，於其事復認假作真，非痴人之聞夢，即黠巫之視鬼。」可惜，《管錐編》出版遲了，早在一九七五年批儒評法之際，聞知某院校正在新編文學史，其所謂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沒有作品的作家盜跖的章節，顯然是上了《莊子》的當。由此可見，錢先生所指出的，對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九)八股文通於戲曲 八股古稱「代言」，蓋揣摹古人口吻，設身處地，發為文章，以俳優之道 (123) ，抉聖賢之心。董思白《論文九訣》之五曰「代」是也 (124) 。宋人四書文自出議論，代古人語氣似始於楊誠齋 (125) 。及明太祖乃規定代古人語氣之例 (126) 。參觀 《學海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書文源流考》 (127) ，然二人皆未推四書文之出駢文。 竊謂欲揣摩孔孟情事，須從明清兩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漢宋人四書註疏，清陶世征《活孔子》 (128) ，皆不足道耳。其善於體會，妙於想像，故與雜劇傳奇相通。徐青藤《南詞敘錄》論邵文明《香囊記》 (129) ，即斥其以時文為南曲，然尚指詞藻而言。吳修齡《圍爐詩話》卷二論八股文為俗體 (130) ，代人說話，比之元人雜劇。袁隨園《小倉山房尺牘》 (131) 卷三《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一書，說八股通曲之意甚明。焦理堂《易餘籥錄》卷十七以八股與元曲比附 (132) ，尤引據翔實。張詩齡《關隴輿中偶憶編》記王述庵語 (133) ，謂生平舉業得力《牡丹亭》，讀之可命中，而張自言得力於《西廂記》 (134) 。亦其證也。此類代言之體，最為羅馬修辭教學所注重 (135) ，名曰prosopopoeia (136) ，學僮皆須習為之。亦以擬摹古人身分，得其口吻，為最難事。馬建忠《適可齋記言》 (137) 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記卒業考試，以拉丁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等 (138) ，即「洋八股」也。(32—33頁) 董思白《論文九訣》不見《容台集》中 (139) ，李延昰(古文「夏」字)《南吳舊話錄》卷四記董行書《制舉文九法》手卷 (140) ，佳絹二十餘丈，舊藏李氏，為馬士英勒索以去 (141) 。備載其文，說「代」曰：「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如《逍遙遊》代 鳩笑大鵬 (142) ，說曰：『我決起而飛』云云。太史公稱燕將得魯連書曰 (143) ：『與人刃我寧自刃。』」(參觀《管錐編》164—166頁)。《容台集·文集》卷二《俞彥直文稿序》亦云：「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同墅為孝廉時，以行卷謁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曾讀西廂、伯喈否。』 (144) 廖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又經月，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讀二傳奇何也。』廖始異其語，歸而讀之。」倪鴻寶有《孟子若桃花劇序》，見其弟子鄭超宗所選《媚幽閣文娛》中 (145) ，未收入《倪文貞公文集》，略云：「文章之道，自經史以至詩歌，共稟一胎，要是同母異乳，雖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詞劇，與今之時文，如孿生子 (146) ，眉目鼻耳，色色相肖。蓋其法皆以我慧發他靈、以人言代鬼語則同。而八股場開，寸毫傀舞。宮音串孔，商律譜孟 (147) ；時而齊乞鄰偷，花唇取諢；時而蓋 魯虎 (148) ，塗面作嗔；淨丑旦生，宣科打介則同。」賀子翼《激書》 (149) 卷二《滌習》略云：「黃君輔學舉子業，游湯義仍先生之門。每進所業，先生輒擲之地，曰：『汝能焚所為文，看吾填詞乎。』乃授以牡丹記。閉戶展玩，忽悟曰：『先生教我文章變化，在於是矣。』由是文思泉湧。」袁子才《小倉山房尺牘》 (150) 卷三《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云：「從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為優孟衣冠 (151) ，代人作語者。惟時文與戲曲則皆以描摩口吻為工，如作王孫賈 (152) ，便極言媚灶之妙，作淳于髡、微生畝 (153) ，便極詆孔孟之非。猶之優人，忽而胡妲，忽而蒼鶻 (154) ，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婦奸臣，此其體之所以卑也。」李元玉《人天樂》 (155) 第十七折亦云：「昔年諸理齋負笈遨遊，囊中惟攜《西廂》一卷，說道：『能活文機。』」何屺瞻《何義門先生集》卷十《書塾論文》反覆於八股須「順口氣」 (156) ，正董、倪所謂「寫他意中事」 (157) ，「以人言代鬼語」耳。陶世征《活孔子》梗概見唐鑒《國朝學案小識》卷八 (158) ，余未得而讀也。(360—361頁) 一般文學史講到明清兩代文學，多注重小說、戲曲，故使一般讀者對詩文知之甚少，尤其是八股文，是怎樣一種文體，有些什麼特點，了解不多，僅將它看作是應舉的必修課。這裡兩則指出八股文的淵源、與戲曲相通的特色，均為前人所未明確論述的。 (一)八股文是駢儷的支流，對仗的引申。清阮元在《揅經室三集》云：「洪武永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書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此番話僅將這種文學現象追溯到唐宋四六文句對偶的影響，清人周以清、侯康專門研究四書文的源流，也沒有觸及四書文出自魏晉六朝的駢文，錢先生在此作了補說。這裡不妨舉出幾個事例，如初唐四傑對比已多，楊炯集裡駢體比比皆是，如《群官尋楊隱居詩序》有云：「天光下燭，懸少微之一星；地氣上騰，發大雲之五色。」又「寒山四絕，煙霧蒼蒼；古樹千年，藤蘿漠漠。誅茅作室，掛席為門。石隱磷而環階，水潺湲而匝砌」。又如《大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云：「由是五噫標興，播金石而騰徽；七貴承榮，綰銀黃而疊茂。」又「西園坐宴，侶明月而飛文；北土行康，望浮雲而展足」等等，都是兩兩相對的句式。「六代語整而短」，如梁代吳均的《與宋元思書》有云：「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排比對偶句式，亦可見一斑。這裡將八股文排偶句的淵源直接追溯到六朝的駢文。八股文只是六朝及唐四六文的發展，每股的字數多於四字六字句。 (二)八股文與雜劇傳奇相通。八股文古稱「代言」，是就它依據四書五經，揣摹古人思想口吻寫作的一種方法而說的，「代言」者，即代替古人說話。這裡指出太史公稱燕將得魯連書曰：「與人刃我寧自刃。」(參觀《管錐編》)即指出史家已有代言體。「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與母偕逃前之問答，宣公二年鋇麑自殺前之慨嘆，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蓋非記言也，乃代言也，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而「設身處地，發為文章」很重要，猶如對演員的要求，要求他能進入角色，表現角色。或「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如《逍遙遊》中代 鳩譏笑大鵬說的話，實際上是莊子代 鳩譏笑大鵬說的話。清代陶世征，他從《論語》中追想孔子當日的聲音笑貌，處處模仿，維妙維肖，說明八股文與戲劇相通。明徐渭《南詞敘錄》指出邵璨的《香囊記》里混有四書文排偶句，讓不識字的人也用《詩經》、杜詩來講話，不是按照角色的口氣說話，因而失敗了。這裡還舉引了清人吳喬將八股文的代人說話看作是「俗體」，與元雜劇的代人說話有相似處。袁枚曾說八股通曲，焦循也將八股文與元劇比附，認為元劇不讓壞人唱曲，八股文也該不代壞人說話。明清兩代盛行八股文，所以研治者也多，但是論說最為透徹的是明倪元璐，他將元劇與八股文看作雙胞胎，「眉目鼻耳，色色相肖」。最耐人尋味的是例舉兩位應試者成功的經驗之談，都說自己所以能考中，有賴於熟讀《牡丹亭》、《西廂記》的緣故，學會了代人說話的本領。 (三)八股文不是中國獨有的文體。這裡舉出羅馬的修辭教學也注重普羅索珀皮亞，即擬人法的講授，讓小學生就開始學習怎樣使虛幻的人物具體化，或使抽象的事物人格化，他們也認為揣摹古人聲口，摹擬古人身分最為難事。這裡還舉到《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在留學期間的結業考試，便是代古羅馬皇帝擬寫詔書，並風趣地稱之為「洋八股」。看來，在「代言」這一點上，中外有相類似之處。說明這種代言體要體會古人的神情，用古人的口氣說話，是一種學童必須學習的修辭教學。但這種代言體只代古人說話，不說自己的話，所以吳喬稱它為「俗體」，貶低它的價值。 -------------------- (1) 　焦理堂《雕菰集》：清焦循字理堂，晚年築樓曰雕菰樓，因名集。集二十四卷。 (2) 　少陵：唐詩人杜甫嘗居杜陵，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 香山：唐詩人白居易。 (3) 　《通志》：宋鄭樵(字漁仲)撰，二百卷，總述歷代史事，分紀傳、年譜、略、列傳四體。 (4) 　前邪後許：邪許，見《淮南子·道應》，此謂前呼後應之舉。 (5) 　程廷祚《青溪集》：清程廷祚，號青溪，集十二卷。 (6) 　孔子「詩教」：《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7) 　四始六義：《毛詩序》以風、大雅、小雅、頌為四始，《史記·孔子世家》以風、大雅、小雅、頌中的第一篇為始。《詩大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後人釋風、雅、頌為詩之體，賦、比、興為詩之表現手法。程廷祚在此主要強調詩歌的教化作用。 (8) 　三風十愆：三風指巫風、淫風、亂風，《尚書·伊訓》指責沉於酣飲、歌舞、游畋、犯上的行為。同時指出十愆，與三風內容相同，曰：「舞、歌、貨、色、游、畋、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以上都為封建道德所不容。 (9) 　入破：指入樂，猶繁弦急響。 (10) 　《養一齋詩話》：清潘德輿撰，六卷，附《李杜詩話》三卷。 「詩樂表里」條：「詩與樂相為表里，是一是二？李西涯以詩為六藝之樂，是專於聲韻求詩，而使詩與樂混者也。夫詩為樂心，而詩實非樂，若於作詩時便求樂聲，則以末汩本而心不一，必至字字句句，平仄清濁，而詩化為詞矣。」 西涯：明李東陽號。李主張詩樂合一，潘主張詩樂分為二。 (11) 　劉祁《歸潛志》：金未喪亂時，祁(字京叔)歸隱鄉間，居室名歸潛，因以名集，十四卷，多記金事。 (12) 　曹安《讕言長語》：雜記，二卷，多據見聞，發明義理。 (13) 　七子祖唐祧宋：明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間的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為代表，後七子是嘉靖、隆慶年間的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以李、王為代表。他們相同的是提倡復古擬古，師唐廢宋。 (14) 　《李空同集》：明李夢陽(自號空同子)撰，六十六卷。 (15) 　《何大復集》：明何景明(號大復)撰，三十八卷。 (16) 　胡元瑞《詩藪》：明胡應麟(字元瑞)撰，二十卷，分論古今詩體，主張「體以代變」、「格以代降」，提出神韻，對清代產生神韻說有影響。 (17) 　六朝儷體：指吳、東晉、宋、齊、梁、陳時代盛行的駢體，追求對偶是其特點，詞采華美、內容貧乏、詩風柔靡是其弊端。 (18) 　散體：形式比較自由，不講對偶，是偏重內容的文體。 (19) 　沈德符：明人，撰《野獲編》三十卷。清錢枋編成分類本。 「四六」條：「本朝既廢詞賦，此道亦置不講。」指明朝用八股文考試。不用四六文。 (20) 　陽湖文家：指清代陽湖(今江蘇武進)人錢伯坰、惲敬、張惠言等，他們研究駢文。李兆洛編《駢體文抄》三十卷，宣揚駢文，與桐城派古文相抗衡。 揚州文家：指汪中，有《述學》內篇三卷，外篇一卷等著。他的駢文導源六朝，極著名。 奇偶錯綜者：李詳《論桐城派》，稱曾國藩之文「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可名為湘鄉派」。 (21) 　八股：八股文，明清兩代應舉的一種文體。試官規定排偶體制，限定字數，代古聖人立言。行文必有破題、承題、起講、提比、虛比、中比、後比、大結八個層次，死套這種模式寫出的文章便是八股文。 (22) 　制義：亦稱制藝，即八股。《明史·選舉志》：「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仿宋經義，然以古代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排偶是用排句來對偶，四六文是用四字句、六字句來講對偶，八股文是從四六演變來的，所以八股興，對偶體並沒有失傳。八股文代聖賢立言，院本即雜劇，雜劇代角色說話，猶八股代聖賢說話。八股興，代人說話的體裁沒有失傳。 (23) 　香山：唐代詩人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白居易的詩能儘量通志達情，焦循卻說：「非弦誦不能通志達情」，怎麼可以稱為知音呢？即不知詩。 (24) 　姜白石：宋代詞人姜夔，自號白石道人。有《詩說》一卷，論詩主含蓄，與焦循詩亡說不同。 (25) 　王漁洋：清王士禛，自號漁洋山人。 朱竹垞：清朱彝尊號。 全謝山：清全祖望字。以上三人皆推姜夔詩有唐音，與焦循詩亡說不同。 (26) 　《鮚埼亭文集》外編：清全祖望撰，五十卷。卷二十六《春鳧集序》：「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真風人之遺也。」認為姜夔詩有魏晉以來神韻，是唐以後詩所沒有的。 (27) 　《白石詩說》許黃涪翁：《白石詩說》：「語貴含蓄……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黃涪翁，宋黃庭堅號，又號山谷道人。 (28) 　揚馬：揚雄、司馬相如，都是漢代辭賦作家。 (29) 　絕筆於獲麟：孔子作《春秋》，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絕筆不再作。 (30) 　孟子：孟軻尊稱。《孟子·離婁》章里說到「詩亡，然後《春秋》作」。 (31) 　「非戰之罪」：《史記·項羽本記》：項羽兵敗到東城，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32) 　「人定可以勝天」：劉祁《歸潛志》卷十二：「人定亦能勝天。」按《周逸書·文傳》作「人強勝天」。 (33) 　文武之道：《資治通鑑》卷一六五梁元帝下：「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 (34) 　「不有所廢」：《左傳》僖公十年：「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35) 　掎裳連 ：牽裙連袖，指人多。潘岳《藉田賦》：「躡踵側府，掎裳連 。」 敦槃：諸侯盟會用的禮器，敦以盛食，槃以盛血，為槃血用。 (36) 　少陵所謂「爾曹」：杜甫《戲為六絕句》之二：「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昌黎所謂「群兒」：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杜韓之意相同，在於譏斥輕薄後生詆毀前輩的言論。 (37) 　鍾記室：南朝詩論家鍾嶸，兩度任記室官，專掌文翰。他在《詩品·總論》說：「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 (38) 　杞憂：《列子·天瑞》載，杞國有人憂天墜而廢寢食。後人乃以此比喻無謂的憂慮或無事自擾。 (39) 　殷鑑：《詩·大雅·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殷人滅夏，殷的子孫，應以夏之復亡為誡。 (40) 　詩文相亂：焦循說：「晚唐以後，始盡其詞而情不足，於是詩文相亂。」即認為詩亡而遁於詞。這是皮相之談，只看表面，其實詩沒有亡。 (41) 　《司空表聖集》：唐詩論家司空圖(字表聖)撰文集，十卷。 (42) 　趙閒閒：金趙秉文自號閒閒道人，撰《滏水集》二十卷。 (43) 　黃公度：清黃遵憲，字公度，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 (44) 　昌黎至巢經巢：唐昌黎韓愈、清巢經巢、鄭珍，皆以文為詩。 (45) 　理堂稱少陵：焦循認為杜甫不背於詩樂合一之志，豈知杜詩已亂於文乎！ (46) 　何大復：明前七子重要作家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他認為杜詩是唐詩中的變體。 (47) 　《甌北詩集》：清詩人趙翼(字雲松，號甌北)撰，五十三卷，好以議論入詩。 (48) 　浣花翁：指唐詩人杜甫，因居成都浣花里，故稱。 (49) 　青蓮：唐詩人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 (50) 　《白雨齋詞話》：清陳廷焯(字亦峰)撰，八卷。多推崇常州詞派。 (51) 　漁洋《論詩絕句》：清王士禛《精華錄訓纂》卷五下有《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其中說：「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只講開元天寶的盛唐詩，看不到宋元詩的變化。這裡指對杜詩的變化也看不到。 (52) 　《西京雜記》：或謂梁吳均撰，六卷。記司馬答盛覽問賦：「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詩。」 (53) 　《文中子》：亦稱《中說》，十卷，隋王通之子福郊、福疇纂述，文體仿《論語》。 (54) 　林艾軒：宋林光朝(字謙之)有《艾軒集》九卷。 (55) 　王靜安：近人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他的《宋元戲曲史·序》：「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繼寫者也。」 (56) 　子長：漢司馬遷字。 (57) 　賈生：漢賈誼。 子云：漢揚雄字。 陳思：三國魏陳思王曹植(字子建)。 靖節：晉陶潛(字淵明)，私諡靖節。 柳州：唐柳宗元(字子厚)，任柳州刺史，時號柳柳州。 廬陵：宋歐陽修，廬陵人。 東坡：宋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 遺山：金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都是著名文學家。 (58) 　《詩史》：指陸侃如、馮沅君著《中國詩史》。 (59) 　《時文說》：「時文家能達不易達之理，能著不易傳之神……故極題之枯寂險阻虛仄不完而寡思渺慮，如飛東於蠶叢鳥道中，鬼乎脫命，爭於纖毫，左右馳騁而未見有失……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也。」即指八股在達理傳神上比於宋元戲曲。 尤西堂：清尤侗號。著有《西堂雜俎》等書。 (60) 　王、薛、唐、瞿、章、羅、陳、艾，代高、楊、何、李：《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薛敷歌傳》稱祖薛應旂，「應旃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浮齊名，其詞文所品題，百不失一」。即指王、薛、唐、瞿。《明史》卷二百八十八《艾南應傳》曰：「萬曆末，場屋文腐爛，南應深疾之，與同郡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以興起斯文為任。」稱為章、羅、陳、艾。 高、楊：高啟、楊維楨，為明初著名作家。 何、李：何景明、李夢陽，為明代前七子的領袖。 (61) 　公安：明後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號稱三袁)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是公安人，稱「公安派」。他們反對前後七子復古擬古的論調和表現，認為文學應因時因人而變，不能一味摹擬古人，提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以卓見真情為文，但也產生了浮而不沉之弊。 竟陵：明後期，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同是選家、竟陵人，稱「竟陵派』。他們倡導抒發性靈，反對公安派的粗率輕浮，反對七子復古擬古，又主張學習古人精神，走上了深幽孤峭之途。 (62) 　俳體：指八股文的排偶體。宋洪邁《容齋續筆》十二稱《龍筋鳳髓判》為俳體，即為對偶文，認為不莊重。 (63) 　《艾軒集》：宋林光朝(字謙之)撰，九卷，附錄一卷。 (64) 　韓：指唐韓愈，字退之。 柳：指唐柳宗元，字子厚。 (65) 　《池北偶談》：清王士禛撰，以所居池北書庫為書名，二十三卷。 蘇：宋蘇軾。 黃：宋黃庭堅。 (66) 　劉會孟：宋劉辰翁字，號須溪。有《須溪集》七卷。 (67) 　揆(ku í葵)：準則。 (68) 　《後山詩話》：宋陳師道(號後山)撰，一卷。 韓：唐代韓愈。 蘇：宋代蘇軾。 (69) 　率雅頌入鄭衛：雅頌是雅正的，鄭衛是浮靡的，把雅正的詞混入浮靡的詞中。 (70) 　稼軒：宋詞人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居士。 (71) 　禪家棒喝：佛教禪宗祖師接待初學，常當頭一棒，大喝一聲，提出問題，促人覺悟。 (72) 　柏梁體：七言古體聯句。相傳漢武帝築柏梁台宴群臣時的七言聯句，句句押平聲韻，稱柏梁體。 (73) 縷：細述。 (74) 　諸襄七：清諸錦字，有《絳跗閣詩集》十一卷。 (75) 　銍(zhì至)；大鐮刀。 耨(nò u)：除草的農具。 (tiāo祧)：古量器。 (76) 　旊(fǎng訪)：捏土為瓦器。 段：錐擊成物。硨磲：同車渠，海中軟體動物的貝殼。 (77) 　卣(yǒu友)：古代中型酒器。 罍(léi雷)：古盛酒器。 敦(du ì對)：盛黍稷器。 醫(fǔ斧)：禮器，盛稻梁用。 甗(yón言)：古炊器，分兩層。 (yí移)：洗手盛水器。 鬲( ìl力)：炊具，一層。 觚(gū姑)：古酒器。 盉(hé河)：溫酒器。彝：青銅祭器。 (78) 　鼃：同蛙。 黽(měng猛)：金線蛙。 (79) 　《六和塔宋刊四十二章經》：杭州六和塔上刻有宋刊《四十二章經》，這經是沈、賀、錢、陳、董、虞、洪、宋、李、韓十個人寫的，他們用了隸、真、行、狎、草五種書法來寫，有長、短、瘠、瘦、寬多種形體。 (80) 　徐文靖：清學者，字位山。工於考證古體。 (81) 　鄭清之：原名鄭燮。有《安晚堂詩集》六十卷。 (82) 　《隨園詩話》：清袁枚撰，十六卷，補遺十卷。 (83) 　張南山：清張維屏字。 (84) 　《兩般秋雨庵隨筆》：清梁紹壬撰，八卷。 (85) 　《百家姓》讀本的首句。 (86) 　《千字文》讀本的首句。 (87) 　打諢：以詼諧的語言相戲謔。 (88) 　《明詩綜》：清朱彝尊編，一百卷。 (89) 　《秋蟪吟館詩鈔》：清金和撰，六卷。此處所引《原盜》句，《清詩紀事》題作《痛定篇十三日》。 (90) 　廥(ku ài儈)。藏芻稿處。 搰：掘穿。 (91) 　豆：高腳盤。 椸(y í移)：床前小几。 (92) 　菰：茭白。 菔：即萊菔。俗稱蘿蔔。 藜：一種野菜。 櫨：櫨橘。 醯：醋。 (93) 　紀曉嵐：清紀昀字。 (94) 　章咒氣：毫無文采，如同奏書，文盡意盡。 (95) 　僧家詩：指出家人不食人間煙火之作。 (96) 　偈(j ì寄)頌氣：佛教里的讚美詩有一定格式，不論幾言，必四句為一偈，到將頌讚之意說盡為止，毫無文采。 (97) 　道家詩：指那些上天入地求仙訪道之作。 (98) 　吉甫：周宣王時大臣尹吉甫，助宣王中興。 (99) 　少陵：杜甫。句見《戲為六絕句》之四：「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100) 　退之：韓愈。句見《調張籍》：「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又《送無本師歸范陽》：「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 (101) 　平景蓀：清平步青字。撰有《樵隱昔寱》二十卷。 左忠毅公：明諍臣左光斗，為閹黨魏忠賢所害，慘死獄中。 (102) 　《忠正集》：明名臣史可法撰，四卷。 (103) 　《龍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李雅、何永銀輯。 左光先：左光斗弟。 (104) 　《戴南山全集》：清戴名世(字南山)撰，十四卷。 (105) 　國柱：國家棟樑。 (106) 　逆黨：指閹黨魏忠賢。 (107) 　《望溪文集》：清古文家方苞(晚號望溪)撰，十八卷。又撰《望溪集》八卷。 (108) 　劉子玄：唐史學家劉知幾字。撰《史通》二十卷。 (109) 　驪姬：春秋時驪戎國之女，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立為夫人，獻公卒，被殺。 (110) 　象：人名，舜之同父異母兄弟。 (111) 　子產：春秋時公孫僑字。 (112) 　修昔底德(Thucydides)：古希臘歷史學家，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113) 　獨覺：獨知獨覺。 (114) 　《毛穎傳》：韓愈假託毛筆為傳。 (115) 　《國史補》：唐李肇撰，三卷，多記開元、長慶間事。 (116) 　《枕中記》：唐傳奇，寫盧生在邯鄲遇呂翁事。 (117) 　指《莊子》一書中的寓言。 (118) 　史遷：漢史學家司馬遷，撰有《史記》。 (119) 　《山谷外集》：宋黃庭堅撰，十七卷。 寶鉉：晉干寶，撰《搜神記》二十卷；宋徐鉉，撰《稽神錄》六卷。 陰何：梁詩人陰鏗、何遜。 (120) 　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贄字。 金聖歎：清代評論家金人瑞字，原名張采。兩人評《水滸》，將其比作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 (121) 　阿堵：唐代俗語，猶言這個。 (122) 　《國策》：《戰國策》，漢劉向編，共三十三篇。 不啻(chì赤)：猶言不僅，不但。 金針度人：猶言傳授秘訣。 (123) 　俳優之道：俳優俗謂滑稽戲，此指不莊重的寫法。 (124) 　董思白；明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 (125) 　四書文：用「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出題作文，自發議論，宋時稱為時文。《學海堂文集》卷八侯康《四書文源流考》：「四書文，今謂之帖括。帖括二字始於唐。」宋寶應二年，楊綰上疏請廢帖括，「神宗熙寧四年，用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鄭灝若《四書文源流考》：「四書之文，原於經義，創自荊公。」但在寫作上，這種時文，用排偶句法，代聖賢立言，又似始於宋楊萬里(號誠齋)。因侯康《四書文源流考》中又說：「惟楊誠齋傳文三首，汪六安傳文五首，與今體略同。」 (126) 　侯康《四書文源流考》：「至代古人語氣，則起自明初，乃明太祖與劉基所定。」《明史·選舉志》：專取四書五經命題試士，「蓋明太祖與劉基所定」。 (127) 　《學海堂文集》：清阮元編，十六卷。其卷八有《四書文源流考》。 (128) 　陶世征《活孔子》：清陶世征平生模學孔子，由一部《論語》追想孔子之神貌，遂寫《活孔子》。 (129) 　徐青藤《南詞敘錄》：明徐渭(字文長)自號青藤山人，著《南詞敘錄》。《敘錄》專論南戲，稱：「以時文為南曲，元末國初未有也。其弊起於《香囊記》。《香囊》乃宜興老生員邵文明(邵璨字)作，習《詩經》，專學杜詩，遂以《詩經》杜詩語句勻入曲中，賓白亦是文語，又好用故事作對子，最為害事。」即指斥他以時文的排偶句作南曲。 (130) 　吳修齡《圍爐詩話》：清吳喬(字修齡)撰，六卷。 論八股文為俗體：「學時文甚難，學成只是俗體，七律亦然……自『六經』以至詩餘，皆是自說己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雜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雖闡發聖經，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說話。」 (131) 　袁隨園：清袁枚(字子才)因卜居江寧小倉山之隨園，自號隨園老人、倉山居士。 (132) 　《易餘籥錄》：清焦循撰，二十卷。卷十七稱：「元人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為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厚德有道之人。余謂八股文口氣代其人說話，實為本於曲劇。而如陽貨、臧倉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是當以元曲之法如法。」即認為對八股中寫到的壞人，不當代壞人口氣說話。 (133) 　張詩齡：清詩畫家張祥河，有《小重山房集》、《南山集》等。 王述庵：清王昶，字德甫，號述庵。 (134) 　這裡講戲劇代劇中人說話，與八股代聖賢說話，代人口氣相同，所以讀了《牡丹亭》、《西廂記》，對寫八股文有幫助，並可考中。 《牡丹亭》：明代戲曲家湯顯祖代表作，寫杜麗娘與書生柳夢梅的愛情故事。 《西廂記》：元代戲曲家王實甫代表作，寫書生張珙與崔鶯鶯的戀愛故事。 (135) 　羅馬：古羅馬帝國。 (136) 　Prosopopoeia：譯音「普羅索珀皮亞」，意即修辭學上的擬人法，使虛幻的人物具體化，或使抽象的事物人格化。 (137) 　馬建忠：清人，曾遊學法國。撰有《適可齋記言》四卷，《記行》六卷。 (138) 　拉丁文：古義大利羅馬人的語言為拉丁語，文字為拉丁文。 猶太：指古羅馬時代猶太人的故國巴力斯坦。 詔：向下屬發布的文告。 (139) 　董思白：明代書畫家董其昌號。有《容台集》二十卷。 (140) 　《南吳舊話錄》：清李延昰(初名我生，字辰山)撰，二十四卷。 (141) 　馬士英：明魏忠賢奸黨，字瑤草。 (142) 　《逍遙遊》：《莊子》名篇，寓言。 鳩：斑鳩。《逍遙遊》：「蜩(蟬)與學鳩笑之(大鵬，一飛九萬里)曰：「『我決(疾貌)起而飛，槍(突)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143) 　太史公：司馬遷。指《史記·魯仲連傳》。 (144) 　西廂：即《西廂記》。 伯喈：元代戲曲家高明(字則誠)撰南戲《琵琶記》的男主人翁，姓蔡名伯喈，赴京應試，中狀元後，歷經種種磨難，最終與賢妻趙五娘團圓。 (145) 　倪鴻寶：明代書畫家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 鄭超宗：明鄭光勛。有《媚幽閣文娛》一卷。 (146) 　孿生子：雙生子。 (147) 　宮音串孔，商律譜孟：指用八股文的排偶句代孔子孟子的口氣說話。宮商指音律，八股的排偶句要合於對偶句的音律。 (148) 　齊乞：《孟子·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是寫齊人出外乞食。 鄰偷：《孟子·滕文公下》「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 蓋 ：《孟子·公孫丑下》，孟子與蓋大夫王 出吊子滕， 獨斷獨行，孟子不與 說話。 魯虎：《論語·陽貨》講孔子遇陽虎事。陽虎即陽貨。這裡是指八股文中代這些人說話，好像戲劇中的生旦淨末丑都有。 (149) 　賀子翼：明賀貽孫字。有《激書》二卷。 (150) 　袁子才：清袁枚字。有《小倉山房尺牘》十卷。 (151) 　優孟衣冠：春秋時，藝人優孟，善詼諧，曾在孫叔敖死後，著其衣冠，代其子爭得封地，後人以此稱假裝似真者。 (152) 　王孫賈：春秋時人，欲使孔子賞識他，對孔子說：「與其媚於奧，寧媚子灶。」為孔子拒絕。奧，黑暗的牆角。 (153) 　淳于髠：戰國時人，滑稽多辯。《孟子·離婁上》，淳于髡責問孟子為何不援天下。又《告子下》，淳子髡譏孟名實不副。 微生畝：春秋時隱士，嘗問孔子：「丘何如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止，疾固也。」 (154) 　胡妲：旦角的一種。周密《武林舊事·舞隊》稱傀儡戲有粗妲、細妲。 蒼鶻：戲曲中的副末。《輟耕錄》：「鶻能擊禽鳥。」 (155) 　李元玉：清李玉字。《人天樂》見《古本戲曲叢刊三集》，撰者署笑蒼道人，而《曲海總目提要》謂黃周星撰。第十七折《淨旦》：「小生：『那稗官野史之書，雖是俚詞，無非學問，若是會讀書之人看之，大可觸發聰明，增益意智，所以楊升庵《詞品》上說道：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昔年諸理齋負笈遨遊，囊中惟攜《西廂》一卷，說道：鳶飛魚躍，能活文機，莫過於此。冠翁讀破萬卷，想於此道亦必留心。』」 (156) 　何屺瞻：清何焯字，號義門。有《何義門先生集》十二卷。卷十《書塾論文》：「八股與講義區別者，在順口氣，而今人顧乃莫之也。口氣非描頭畫角所能有，舉其隅，亦曰觀聖賢之氣象而已。明季以來……若《論》《孟》文字，口氣概乎無辨也。」 (157) 　董倪：董其昌、倪元璐，皆明代書畫家。 (158) 　唐鑒：清人，字鏡海。有《國朝學案小識》十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