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修養 · 談惻隱之心

羅素在《中國問題》里討論我們民族的性格，指出三個弱點：貪污、怯懦和殘忍。他把殘忍放在第一位，所說的話最足令人深省： 中國人的殘忍不免打動每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人。人道的動機使我們盡一分力量來減除其餘九十九分力量所做的過惡，這是他們所沒有的。 ……我在中國時，成千成萬的人在饑荒中待斃，人們為著幾塊錢出賣兒女，賣不出就弄死。白種人很盡了些力去賑荒，而中國人自己出的力卻很少，連那很少的還是被貪污吞沒。 ……如果一隻狗被汽車壓倒致重傷，過路人十個就有九個站下來笑那可憐的畜牲的哀號。一個普通中國人不會對受苦受難起同情的悲痛，實在他還像覺得它是一個頗愉快的景象。他們的歷史和他們的辛亥革命前的刑律可見出他們免不掉故意虐害的衝動。 我第一次看《中國問題》還在十幾年以前，那時看到這段話心裡甚不舒服；現在為大學生選英文讀品，把這段話再看了一遍，心裡仍是甚不舒服。我雖不是狹義的國家主義者，也覺得心裡一點民族自尊心遭受打擊，尤其使我懷慚的是沒有辦法來辯駁這段話。我們固然可以反詰羅素說：「他們西方人究竟好得幾多呢？」可是他似乎預料到這一著，在上一段話終結時，他補充了一句：「話須得說清楚，故意虐害的事情各大國都在所不免，只是它到了什麼程度被我們的偽善隱瞞起來了。」他言下似有怪我們竟明目張胆地施行虐害的意味。 羅素的這番話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由中國民族性的弱點想到普遍人性的弱點。殘酷的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腸一樣由原始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還沒有被文化洗刷淨盡。小孩們大半歡喜虐害昆蟲和其他小動物，踏死一堆螞蟻，滿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犧牲，似不僅限於野蠻民族。羅馬人讓人和獸相鬥相殺，西班牙人讓牛和牛相鬥相殺，作為一種娛樂來看。中世紀審判異教徒所用的酷刑無奇不有。在戰爭中人們對於屠殺尤其狂熱，殺死幾百萬生靈如同踏死一堆螞蟻一樣平常，報紙上輕描淡寫地記一筆，造成這屠殺記錄者且熱烈地慶祝一場。就在和平時期，報紙上殺人、起火、翻船、離婚之類不幸的消息也給許多觀眾以極大的快慰。一位西方作家說過：「揭開文明人的表皮，在里皮里你會發見野蠻人。」據說大哲學家斯賓諾莎的得意的消遣是捉蚊蠅擺在蛛網上看他們被吞食。近代心理學家研究變態心理所表現的種種奇怪的虐害動機如「撒地主義」（sadism），尤足令人毛骨竦然。這類事實引起一部分哲學家，如中國的荀子和英國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惡」這一結論。 有些學者對於幸災樂禍的心理，不以性惡為最終解釋而另求原因。最早的學說是自覺安全說。拉丁詩人盧克萊修說：「狂風在起波浪時，站在岸上看別人在苦難中掙扎，是一件愉快的事。」這就是中國成語中的「隔岸觀火」。盧克萊修以為使我們愉快的並非看見別人的災禍，而是慶幸自己的安全。霍布斯的學說也很類似。他以為別人痛苦而自己安全，就足見自己比別人高一層，心中有一種光榮之感。蘇格蘭派哲學家如倍恩（Bain）之流以為幸災樂禍的心理基於權力欲。能給苦痛讓別人受，就足顯出自己的權力。這幾種學說都有一個公同點，就是都假定幸災樂禍時有一種人我比較，比較之後見出我比人安全，比別人高一層，比別人有權力，所以高興。 這種比較也許是有的，但是比較的結果也可以發生與幸災樂禍相反的念頭。比如我們在岸上看翻船，也可以忘卻自己處在較幸運的地位，而假想到自己在船上碰著那些危險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絕望、悲痛。將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變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許隨人而異，而心中總不免有一點不安、一點感動和一點援助的動機。有生之物都有一種同類情感。對於生命都想留戀和維護，凡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惻然感動，無論那生命是否屬於自己。生命是整個的有機體，我們每個人是其中一肢一節，這一肢的痛癢引起那一肢的痛癢。這種痛癢相關是極原始的、自然的、普遍的。父母遇著兒女的苦痛，仿佛自身在苦痛。同類相感，不必都如此深切，卻都可由此類推。這種同類的痛癢相關就是普通所謂「同情」，孟子所謂「惻隱之心」。孟子所用的比譬極親切：「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他接著推求原因說：「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他沒有指出正面的原因，但是下結論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他的意思是說惻隱之心並非起於自私的動機，人有惻隱之心只因為人是人，它是組成人性的基本要素。 從此可知遇著旁人受苦難時，心中或是發生幸災樂禍的心理，或是發生惻隱之心，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一念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動念的關頭，差以毫釐便謬以千里。念頭轉向幸災樂禍的一方面去，充類至盡，便欺詐凌虐，屠殺吞併，刀下不留情，睜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甚至落井下石，這樣一來，世界便變成冤氣瀰漫，黑暗無人道的場所；念頭轉向惻隱一方面去，充類至盡，則四海兄弟，一視同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養，幼有所歸，鰥寡孤獨者亦可各得其所，這樣一來，世界變成一團和氣，其樂融融的場所。野蠻與文化，惡與善，禍與福，死滅與生存的歧路全在這一轉念上面，所以這一轉念是不能苟且的。 這一轉念關係如許重大，而轉好轉壞又全系在一個刀鋒似的關頭上，好轉與壞轉又同樣地自然而容易，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緊握住這個關頭。各派倫理思想儘管在側輕側重上有差別，各派宗教儘管在信條儀式上互相懸殊，都著重一個基本德行。孔孟所謂「仁」，釋氏所謂「慈悲」，耶穌所謂「愛」，都全從人類固有的一點惻隱之心出發。他們都看出在臨到同類受苦受難的關頭上，一著走錯，全盤皆輸，丟開那一點惻隱之心不去培養，一切道德都無基礎，人類社會無法維持，而人也就喪失其所以為人的本性。這是人類智慧的一個極平凡而亦極偉大的發見，一切倫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於這點發見。這也就是說，惻隱之心是人類文化的泉源。 如果幸災樂禍的心理起於人我的比較，惻隱之心更是如此，雖然這種比較不必盡浮到意識裡面來。儒家所謂「推己及物」，「舉斯心加諸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是指這種比較。所以「仁」與「恕」是一貫的，不能恕決不能仁。恕須假定知己知彼，假定對於人性的了解。小孩虐待弱小動物，說他們殘酷，不如說他們無知，他們根本沒有動物能痛苦的觀念。許多成人殘酷，也大半由於感覺遲鈍，想像平凡，心眼窄所以心腸硬。這固然要歸咎於天性薄，風俗習慣的濡染和教育的薰陶也有關係。函人惟恐傷人，矢人惟恐不傷人，職業習慣的影響於此可見。希臘盛行奴隸制度，大哲學家如柏拉圖、亞理斯多德 [1] 都不以為非；在戰爭的狂熱中，耶穌教徒禱祝上帝殲滅同奉耶教的敵國，風氣的影響於此可見。善人為邦百年，才可以勝殘去殺，習慣與風俗既成，要很大的教育力量，才可挽迴轉來。在近代生活競爭劇烈，戰爭為解決糾紛要徑，而道德與宗教的勢力日就衰頹的情況之下，惻隱之心被摧殘比被培養的機會較多。人們如果不反省痛改，人類前途將日趨於黑暗，這是一個極可危懼的現象。 凡是事實，無論它如何不合理，往往都有一套理論替它辯護。有戰爭屠殺就有辯護戰爭屠殺的哲學。惻隱之心本是人道基本，在事實上摧殘它的人固然很多，在理論上攻擊它的人亦復不少。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攻擊戲劇，就因為它能引起哀憐的情緒，他以為對人起哀憐，就會對自己起哀憐，對自己起哀憐，就是缺乏丈夫氣，容易流於怯懦和感傷。近代德國一派唯我主義的哲學家如斯蒂納（Sterner）、尼采之流，更明目張胆地主張人應儘量擴張權力欲，專為自己不為旁人，惻隱仁慈只是弱者的德操。弱者應該滅亡，而且我們應促成他們滅亡。尼采痛恨無政府主義者和耶穌教徒，說他們都迷信惻隱仁慈，力求妨礙個人的進展。這種超人主義釀成近代德國的武力主義。在崇拜武力侵略者的心目中，惻隱之心只是婦人之仁，有了它心腸就會軟弱，對弱者與不康健者（兼指物質的與精神的）持姑息態度，做不出英雄事業來。哲學上的超人主義在科學上的進化主義又得一個有力的助手。在達爾文一派生物學家看，這世界只是一個生存競爭的戰場，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就是這戰場中的公理。這種物競說充類至盡，自然也就不能容許惻隱之心的存在。因為生存需要鬥爭，而鬥爭即須拼到你死我活，能夠叫旁人死而自己活著的就是「最適者」。老弱孤寡疲癃殘疾以及其他一切災禍的犧牲者照理應歸淘汰。向他們表示同情，援助他們，便是讓最不適者生存，違反自然的鐵律。 惻隱之心還另有一點引起許多人的懷疑。它的最高度的發展是悲天憫人，對象不僅是某人某物，而是全體有生之倫。生命中苦痛多於快樂，罪惡多於善行，禍多於福，事實常追不上理想。這是事實，而這事實在一般敏感者的心中所生的反響是根本對於人生的悲憫。悲憫理應引起救濟的動機，而事實上人力不盡能戰勝自然，已成的可悲憫的局面不易一手推翻，於是悲憫者變成悲劇中的主角，於失敗之餘，往往被逼向兩種不甚康健的路上去，一是感傷憤慨，遺世絕俗，如屈原一派人；一是看空一切，徒做未來世界或另一世界的幻夢，如一般厭世出家的和尚。這兩種傾向有時自然可以合流。近代許多文學作品可以見出這些傾向。比如哈代（T．Hardy）的小說，豪斯曼（A．E．Housman）的詩，都帶著極深的哀憐情緒，同時也帶著極濃的悲觀色彩。許多人不滿意於惻隱之心，也許因為它有時發生這種不康健的影響。 惻隱之心有時使人軟弱怯懦，也有時使人悲觀厭世。這或許都是事實。但是惻隱之心並沒有產生怯懦和悲觀的必然性。波斯大帝澤克西斯（Xerxes）率百萬大軍西征希臘，站在橋頭望台上看他的軍隊走過赫勒斯滂海峽，回頭向他的叔父說：「想到人壽短促，百年之後，這大軍之中沒有一個人還活著，我心裡突然感到一陣憐憫。」但是這一陣憐憫並沒有打消他征服希臘的雄圖。屠格涅夫在一首散文詩里寫一隻老麻雀犧牲性命去從獵犬口裡救落巢的雛鳥。那首詩里充滿著惻隱之心，同時也充滿著極大的勇氣，令人起雄偉之感。孔子說得好：「仁者必有勇。」古今偉大人物的生平大半都能證明真正敢作敢為的人往往是富於同類情感的。菩薩心腸與英雄氣骨常有連帶關係。最好的例是釋迦。他未嘗無人世空虛之感，但不因此打消救濟人類世界的熱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何等的悲憫！同時，這是何等的勇氣。孔子是另一個好例。他也明知「滔滔者天下皆是」，但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是何等的悲憫！同時，這是何等的勇氣！世間勇於作淑世企圖的人，無論是哲學家、宗教家或社會革命家，都有一片極深摯的悲憫心腸在驅遣他們，時時提起他們的勇氣。 現在回到本文開始時所引的羅素的一段話。他說：「人道的動機使我們盡一分力量來滅除其餘九十九分力量所做的過惡，這是他們（中國人）所沒有的。」這話似無可辯駁。但是我以為我們缺乏惻隱之心，倒不僅在遇饑荒不賑濟，窮來賣兒女作奴隸，看到顛沛無告的人掩鼻而過之類的事情，而尤在許多人看到整個社會日趨於險境，不肯做一點挽救的企圖。教育家們睜著眼睛看青年墮落，政治家們睜著眼睛看社會秩序紊亂，富商大賈睜著眼睛看經濟瀕危，都滿不在意，仍是各謀各的安富尊榮，有心人會問：「這是什麼心肝？」如果我們回答說：「這心肝缺乏惻隱。」也許有人覺得這話離題太遠。其實病原全在這上面。成語中有「麻木不仁」的字樣，意義極好，麻木與不仁是連帶的。許多人對於社會所露的險象都太麻木，我想這是不能否認的。他們麻木，由於他們不仁（用我們的詞語來說，缺乏惻隱之心）。麻木不仁，於是一切都受支配於盲目的自私。這毛病如何救濟，大是問題。說來易，做來難。一般人把一切性格上的難問題都推到教育，教育是否有這樣萬能，我很懷疑。在我想，大災大亂也許可以催促一部分人的猛省，先哲倫理思想的徹底認識以及佛耶二教的基本精神的吸收，也許可造成一種力量。無論如何，在建國事業中的心理建設項下，培養惻隱之心必定是一個重要的節目。 * * * [1] 編者註：現一般譯為亞里士多德，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