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 · 第七講 西漢以前的黃河下遊河道
1984年9月，譚其驤先生應邀至虹口區少年宮作學術講座
本講由兩部分組成：《西漢以前的黃河下遊河道》，原載《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原載《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均收入《長水集》下冊。本次選編取後文中逐條考證《北山經·北次山經》中河水下游支流部分，替換前文第二節《兩條見於先秦文獻的黃河下遊河道》中關於「黃河下游故道見於《山海經·山經》的河道」這一段，匯為第七講，仍用前文原標題。
黃河以善決善徙著稱。但傳世先秦著作中，只有少數幾次人工決開黃河用以浸灌鄰國的記載，絕無一語道及黃河曾改過道。《史記·河渠書》雖然從大禹導河敘起，講到黃河的決徙卻是從「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開始的。因此，大禹以後漢興以前黃河曾經決徙過幾次，決在哪裡，徙從何道，是一個千百年來異說紛紜，至今莫衷一是的問題。
筆者治黃河史已數十年，對這個問題早先是信從清人胡渭的說法的；後來察覺了胡氏之說並不可信，可又提不出一種足以自信的看法來。直到最近一二年，才逐漸形成了一套既不同於胡氏，也不同於古今其他學者，而自信應該比較符合於歷史實際的看法。
一、漢以前黃河下游改過幾次道？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漢興以前黃河下游改過幾次道？
《漢書·敘傳》：「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
《水經·河水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
《禹貢山川地理圖》卷上《歷代大河誤證圖敘說》：「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貢》異。漢元光……」
《四書釋地續·河入海》：「禹於帝堯八十載癸亥告成功……後一千六百七十六年為周定王五年己未，《周譜》曰河徙……此河入海之一變也。……漢武帝……」
《禹貢錐指》卷十三中之下及下，文長不備錄。
對這個問題，前人有兩種說法：一種根據《漢書·溝洫志》所載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橫所引《周譜》里「定王五年河徙」一句話，認為這是漢以前唯一的一次改道。從東漢班固 、北魏酈道元 、南宋程大昌 到清代的閻若璩 、胡渭 ，都是這樣理解。胡渭認定《周譜》的「定王五年」指春秋時的定王五年，即公元前602年。他把有史以來到清初歷代黃河的改道歸納為五大徙，即以這一次為五大徙的第一徙。這種說法影響極大，此後二百數十年直到如今，講黃河史的著述一般都採用其說。新中國成立初期，岑仲勉先生雖然別創定王五年不指春秋時的定王五年而指戰國時的後定王五年（前464）之說，但也認為漢以前只此一徙（《黃河變遷史》第五節至第八節）。
另一種是不相信《周譜》這句話，認為漢以前根本沒有改過道。這種看法始見於清嘉道間焦循所著《禹貢鄭注釋》，最近史念海同志撰為《論〈禹貢〉的導河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黃河》一文（載《陝西師大學報》1978年第1期），采焦說而又有所闡發，結論也認為根本不存在周定王五年河徙這麼回事，春秋戰國時黃河下遊河道一直沒有改變過，見於《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的「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才是歷史時期的第一次河徙。
先讓我們從事理上推究一下這兩種說法是否站得住。
上古記載疏闊，發生過的歷史事件沒有被傳世的文獻記載下來的，何可勝計？周定王五年河徙這一條，不見於《史記·河渠書》，也不見於所有先秦記載，若不是《周譜》提到而被王橫引用，這一條也不會傳下來。先秦經傳和《史記》可以有所脫略，怎麼可以斷定《周譜》記了這一條，便是上古黃河史的全部記錄？定王五年這一徙，便是上古唯一的一次河徙？可見認為漢以前黃河只改過一次道的說法是講不通的。
焦循說：「《周譜》固史公所熟見者，而定王河徙，紀、表、書、傳無一言及之，蓋考之不得其實，寧從其闕耳。」這是他不信定王五年河徙這條記載的一條重要理由，卻是一條完全不成其為理由的理由。試問：先秦史事見於先秦載籍而不見於《史記》的豈在少數，難道這些史事之不見於《史記》都是由於司馬遷考之不得其實而寧從其闕？事實恰恰相反，至少凡《左傳》與《史記》記事有出入處，業經前人考定，幾乎全都是《左傳》可信而被《史記》遺漏了，搞錯了。史事之可信與否，怎麼可能以《史記》載不載為斷？
胡渭認為周定王五年河徙，決口在今河南濬縣西南古宿胥口。此前的黃河就是「禹河」（指《禹貢》河），自宿胥口北出經《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魏郡鄴縣東「故大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此後的黃河就是西漢大河，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今濮陽西南古長壽津與漯別而東北入海。史念海同志列舉春秋史事，斷定「周定王五年黃河無在宿胥口改道事」理由是相當充分的。但是，《周譜》本來只說定王五年河徙，沒有說徙在宿胥口，念海同志的論證，只是駁倒了胡渭徙在宿胥口的說法，卻並不能因而就斷定這一年整個黃河下游都不可能發生改道，就否定《周譜》定王五年河徙這一條記載的可靠性。由此可見，說漢以前黃河從沒有改過道，同樣也是講不通的。
前人兩種說法都講不通，那麼漢以前的黃河下游究竟該是怎樣一種情況？這需要從河北平原的上古城邑聚落分布說起。我們打開漢以前的歷史地圖考察一下各個歷史時期的城邑聚落分布，不難發現這麼一種引人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從新石器時代經歷商周直到春秋時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著一片極為寬廣的空白地區。在這一大片土地上，沒有發現過這些時期的文化遺址，也沒有任何見於可信的歷史記載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在太行山東麓大致以今京廣鐵路線為限，在魯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駭河為限，京廣線以東、徒駭河以西，東西相去約自百數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間絕無遺址。商周時代的文化遺址和見於歷史記載的城邑聚落，則太行山東麓東至於今雄縣、廣宗、曲周一線，魯中山地西北仍限於徒駭河一線，中間的空白區仍達百數十至二百數十公里。春秋時代，邯鄲以南、太行山以東平原西部和泰山以西平原東部的城邑已相去不過七八十里，但自邯鄲以北，則平原東西部城邑的分布仍然不超過商周時代的範圍。平原中部的空無城邑地區，要到戰國圖里才歸於消滅。在戰國圖裡，這一帶出現了高陽（今縣東）、安平（今縣）、昌城（今河北衡水市冀州區西北）以東，武城（今縣西）、平原（今縣南）、麥丘（今山東商河西北）以北，鄚（今河北任丘北）、狸（今任丘東北）以南，東至於平舒（今河北大城）、饒安（今河北鹽山西南）十多個城邑，雖然密度還比較差，卻已不再呈現空白了。
河北平原中部春秋以前為什麼長期存在一大片空白，到了戰國何以會消滅這片空白？這只能用黃河下游情況的變化來予以說明。這一巨大的變化來自人類改造自然的業績，質言之，是河北平原古代勞動人民在黃河兩岸修築堤防的結果。
《漢書·溝洫志》載：西漢末年賈讓在他的《治河三策》里提到，「堤防之作，近起戰國」。從策文看來，賈讓說的堤防已不是指保護居民點的小段河堤，而是指綿亘數百里的長堤，就是在河北平原上黃河下游東岸的齊堤和西岸的趙魏堤。但賈讓沒有說清楚起於戰國的什麼時候。根據《水經·河水注》講到前358年時，河水有一條決流從漢白馬縣（故城在今滑縣東南）南通濮、濟、黃溝，後來「金堤既建，故渠水斷」，則前358年時尚無河堤。又據《史記·趙世家》前322年齊魏伐趙，趙決河水灌之，齊魏因而罷兵，則其時當已有堤。可見齊魏趙之間亦即河北平原的堤防之作，約當起於戰國中葉，前四世紀四十年代左右。
在沒有堤防之前，黃河下游每遇汛期，當然免不了要漫溢泛濫；河床日漸淤高，每隔一個時期，當然免不了要改道，情況大致和近代不築堤的河口三角洲地區差不多。在這種情況之下，人類當然只能在近山麓一帶汛期淹不到的高地定居，至於廣大平原中部，那就只能任其荒蕪不治，不可能形成聚落，更不可能出現城邑。這就是春秋以前這一帶一直是地圖上的一大片空白之故。戰國圖上所出現的上述那十多個城邑，都是進入前三世紀後才見於歷史記載的，約在黃河兩岸築起堤防之後的半個世紀。可見堤防的興築，很快就為河北平原帶來了驚人的變化：由於黃河的經常性泛濫和頻數性改道被控制住了，土地迅速得到墾闢，大大小小的居民點和城邑也就逐步布滿了這塊原來的空白地區。
理解了河北平原古代城邑聚落分布的戰國前後的巨大變化，也就很自然地會對漢以前黃河下游的改道問題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很顯然，在戰國築堤以前，黃河下游的改道絕不是一次二次，更不會是亘古不改，而應該是改過多次，很多次。
圖7-1 先秦各時期河北平原城邑與文化遺址分布圖
正是由於戰國築堤以前的河北平原是一片榛莽，荒無聚落，黃河在這裡改道對人類生活發生不了多大影響，不足以引起人們的重視，至少並不被認為是嚴重災難，所以儘管多次改道，卻基本上一次都沒有被史家記載下來。發生於周定王五年的那一次，可能影響較大，因而為《周譜》作者所記錄，但也說不上很嚴重，所以仍然不見於別的記載。
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又可以附帶解決另一個問題，即戰國以前的黃河下游流經什麼地區，在哪裡入海？
舊時代學者相信《尚書·禹貢》篇是大禹時的作品，《禹貢》里敘述的河水下游，顯然是流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對這一點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並無異議。異說始於二十多年前岑仲勉氏所著《黃河變遷史》。因為近代學者已考定《禹貢》乃戰國時作品，岑氏乃創為戰國以前黃河下游就是齊魯境內的濟水之說，認為《禹貢》里流經河北原的河水，是戰國時周定王五年黃河改道才形成的。岑說絕不可通，史念海同志已列舉了不少論據予以駁斥，現在我們可以再加上一條有力的反證，那就是，戰國以前黃河若不是流經河北平原，為什麼河北平原會有一大片沒有城邑聚落的空白區？這是包括岑氏在內任何人都回答不了的。
二、兩條見於先秦文獻的黃河下遊河道
見於先秦文獻的黃河下遊河道有兩條。
（一）《禹貢》的記載
一條是人所熟知的「禹河」，即見於《禹貢》的河。這條河古人以為是夏禹以來的河道，今人以為是戰國時的河道，雖有所不同，但古今人（除筆者外）都認為是見於記載最早的一條，又是先秦文獻中唯一的一條河道，則是相同的。
《禹貢·導水》章關於河水下游的敘述是「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這麼幾句話，儘管很簡單，我們可以用《漢志》《水經》《水經注》等所載河北水道，推定其具體徑流如下：
洛汭，即洛水入河處。大伾，山名，在今河南濬縣東郊；但古代所謂大伾，應包括縣城西南今浮丘山。古河水東過洛汭後，從今河南滎陽廣武山北麓起東北流，至今濬縣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是為「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走的是《漢志》《水經》《水經注》中的河水。
降水，即漳水。大陸，一片極為廣闊的平陸。古河水從宿胥口緣大伾西麓北流，經《水經注》中的宿胥故瀆和一段白溝，下接《漢志》中的鄴縣東「故大河」，至今河北曲周縣南，會合自西東來的漳水，到達曲周以北一片極為廣闊的平陸，是為「北過降水，至於大陸」。
「又北播為九河」，是說河水自進入大陸後北流分為九條岔流。「同為逆河入于海」，是說九河的河口段都受到渤海潮汐的倒灌，以「逆河」的形象入于海。九河中的最北一支是幹流，相當於《水經》中的漳水，於《漢志》為自今曲周縣南北流至巨鹿縣北的漳水；自今寧晉縣東南東北流至今武邑縣北的「故章河」即 水下游；自此以下東北流，至今青縣西南的虖池河和自此以下的虖池別河。
九河可能只是泛指許多條岔流，不是實數；但《爾雅》《釋水》已指實為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條河。《漢志》說勃海郡成平縣（故城今泊頭市北）境內的「滹池河，民曰徒駭河」，可見流經漢成平縣一帶的漢滹池河，原是《禹貢》時代的徒駭河，亦即黃河下游九河中的幹流；黃河改道後這一段河道為滹池河所奪，但直到漢代民間仍然保留著徒駭河這個古稱。除徒駭外，胡蘇、鬲津二河，漢代還分別見於東光（故城今縣東）、鬲縣（故城今德州東南）界中，見《漢書·溝洫志》。此外太史、馬頰、覆鬴三河應在徒駭南，胡蘇北；簡、絜、鉤盤三河應在胡蘇南，鬲津北。九河未必同時形成，也未必同時有水，很可能是由於大陸以下的河水在一段時期內來回擺動而先後形成的。
（二）《山經》的記載
《禹貢》河之外，另一條見於先秦文獻的黃河下游故道是見於《山海經·山經》的河道。由於《山經》中並無敘述河水徑流的專條；又由於《山海經》這部書多載神話，連通人如司馬遷都「不敢言」，一向不為歷代學者所重視，因此兩千多年來，這條《山經》河竟湮沒不彰，絕不為世人所知。直到三年前才算由筆者根據《北山經·北次三經》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條一條摸清楚，加以排比，再以《漢志》《水經》和《水經注》時代的河北水道予以印證，就可以相當具體地把這條見於記載的最古的黃河故道在地圖上顯示出來。
圖7-2 《山經》河水下游及支流河
下面即將《北山經·北次三經》中河水下游支流逐條予以考證。
沁水 丹林水 《北次三經》自西南而東北第十九山曰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於河」。沁水即《漢志》《水經》沁水，今沁河。據《水經·沁水注》，古沁水自今武陟縣治（木欒店，今木城街道）以下，又東流經縣東十六里武德故城南，又東南入河，與今沁河自縣治西南折南流入黃河不同。丹林水即《漢志》絕水，《水經·沁水注》丹水，今丹河。《沁水注》引此經直作丹水，無林字。丹水入沁而《經》雲「入河」，蓋謂合沁入河。
嬰侯水 汜水 謁戾山又有「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汜水」。《水經·汾水注》引此經作「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祀水」。嬰侯水即今平遙縣東南中都水，祀水（汜水）即縣東賀水，二水合流後西流注於汾水。二水不屬於河水下游支流。
濝水 第二十山曰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於河」。濝水即《漢志》《水經》淇水，《水經注》引此經亦作淇水。《漢志》淇水入河同此經。東漢末曹操於淇水口遏淇水東入白溝，故《水經》淇水下游為白溝。今淇河南流至濬縣西南淇門入衛河，略同曹操故跡，漢以前淇水則自此更南流入大河。
黃水 洹水 第二十一山曰神囷之山，「黃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洹」。據《水經·洹水注》，黃水乃漢隆慮縣即今林縣（今河南林州市）境內洹水之北源。洹水即《漢志》《水經》洹水，今安陽河。此經不及洹水所注，按《水經》洹水「東過內黃縣（故城今河南內黃縣西北二十里）北，東入於白溝」，自此以上白溝本大河故道，即《漢志》所謂「鄴東故大河」，則《山經》時洹水當在此入河。《漢志》洹水「東北至信成（故城今河北清河縣西北）入張甲河」，自內黃以東乃戰國後所形成，非洹水故道。
滏水 歐水 神囷山又有「滏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歐水」。按《漢志》《水經》滏水（今滏陽河上游）在漳水北，此滏水、歐水在漳水南，不知所指。
黃澤 《北次三經》第十四山曰蟲尾之山，「薄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黃澤」。第十六山「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於黃澤」。此黃澤在沁水之西南，不得為《漢志》《水經》內黃縣界內盪水所注之黃澤。
漳水 第二十二山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漳有清漳、濁漳二源，此經以二源會合以後為濁漳，與《水經》同，較《漢志》《說文》以合流後為清漳為合理。《漢志》漳水「東北至阜成（故城今河北阜城縣東）入大河」，《水經》漳水「東北過平舒縣（故城今河北大城縣治）南東入海」，此乃後世遷變。古大河在漢晉斥漳縣（故城今河北曲周縣東南）南會漳水，見《水經·濁漳水注》。
清漳水 第二十三山曰少山，「清漳之水出焉，東流於濁漳之水」。指清濁二漳會合以前之清漳水。
牛首水 滏水 第二十四山曰錫山，「牛首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滏水」。牛首水即《漢志》《水經·濁漳水注》中的牛首水，源出邯鄲縣西北，今上游猶名牛照水，流經縣北曰西河，又東注於滏陽河。《漢志》《水經注》牛首水東入白渠水，此段白渠水即今滏陽河，漢世及漢前之滏水則更在白渠之東，故《山經》牛首水入滏處應在今肥鄉（今河北邯鄲市肥鄉區）或成安縣界。經文不及滏水源流。按《漢志》魏郡武始縣「漳水東至邯鄲入漳」，「漳水」系「滏水」之誤，「邯鄲」系「邯溝」之誤。武始故城在今武安縣（今河北武安市）南，東北去邯鄲五十里。邯溝故城在今肥鄉縣西北十里。是漢世滏水上游同今滏陽河，東南流經磁縣城南後，應東北流至肥鄉縣界入漳。《山經》滏水同。《水經·濁漳水注》滏水入漳處在今臨漳縣境鄴城附近，此乃後世遷變。
景水 海澤 第二十五山曰景山，「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景水即《漢志》《說文》 水。 同浸，景 音近而變。《水經》作洺水，今曰洺河。《淮南子·地形訓》「釜出景」，高誘注「景山在邯鄲西南」。是景山即今武安縣南鼓山，洺河出其北麓，滏陽河出其南麓。《漢志》 水下游「東北至東昌入虖池河」，此後世遷變。《山經》景水應自今永年縣（臨銘關，今河北邯鄲市永年區）東與今洺河別而東流，至曲周縣北，注于海澤。《初學記·州郡》河北道引《水經注》云：「洺水東北徑廣平縣故城東，水積於大澤之中，為登泉，南北四十里，東西二十里，亦謂之黃塘泉。」《水經·濁漳水注》謂白渠水所瀦之雞澤，「東北通澄湖」，准以地望，澄湖亦即登泉。廣平故城在今雞澤縣東二十里，澤在其東，應在今曲周縣北境。洺水即《山經》景水，則澄湖即《山經》海澤。《山經》不及海澤所歸，據其時大河經其東，知澤水應泄出東注於河。
第二十六山曰題首之山，「無水」。
洧水 第二十七山曰繡山，「洧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洧應讀若有，即《漢志》《說文》湡水，「有」「湡」音近而變。今沙河縣北沙河。《漢志》湡水「東北至任（今河北任縣東）入 」，此後世遷變；《山經》洧水約當東流至今平鄉、廣宗界上入河。
湯水 第二十八山「曰松山，陽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河」。按《太平寰宇記》邢州沙河縣有「湯山在縣西北七十一里」，下引《山海經》云：「湯山，湯水出焉。」《太平御覽》卷四五河北諸山有湯山條，引《山海經》云云同《寰宇記》，而不及山在何州縣。今本《山海經》不見《寰宇記》《御覽》所引云云，疑此條松山陽水即湯山湯水之鈔訛，准以地望殊合。湯水應即《漢志》出襄國（今河北邢台市襄都區、信都區）之蓼水。《寰宇記》龍岡縣下云：「蓼水，一名達活水。《水經》云：蓼水出襄國西石井岡」，蓋「湯」緩呼之為「他郎」，又音變為「達活」。今邢台縣西北約四十里有談話村，「談話」又「達活」之音轉。其地距沙河縣（今河北沙河市）舊治正約七十餘里。《漢志》蓼水「東至朝平（故城在今河北任縣、南和間）入湡」，此乃後世遷變。古湯水當自邢台東流至今巨鹿、廣宗界上入河。今堙。
溹水 泰陸水 第二十九山曰敦與之山，「溹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於泰陸之水」。按《寰宇記》趙州臨城縣「敦與山在縣南七十里，泜水所出」。邢州內丘縣蓬鵲山「在縣西六十三里。《地理志》雲，中丘（故城今河北內丘縣西十里）逢山長谷，渚水所出」。內丘縣西六十餘里，正當臨城縣西南七十里，是蓬鵲山即敦與山，泜水、渚水皆出此山。《寰宇記》雖分繫於臨城、內丘二縣，於《漢志》則皆出中丘，泜水出西山窮泉谷，當指此山之陰，渚水出逢山長谷，當指此山之陽。是《山經》溹水即《漢志》渚水。水之上游今曰柳林河，源出內丘縣西，東流至縣治南，此下已堙。《山經》溹水約當東流至今隆堯縣境入泰陸水。《寰宇記》任縣下有「溹水在縣西一十五里，從龍岡縣界北來」，與《山經》溹水地望不合，當是另一溹水。泰陸水即《漢志》及後世大陸澤。經不言泰陸水所注，參以《水經·濁漳水注》漳水「徑南宮縣故城西……其水與湡澧通為衡津」，湡澧即大陸澤尾閭，此處漳水即《山經》大河故道，則泰陸水應東北泄出入河。其時景水、洧水、湯水皆入河不入泰陸水，是泰陸面積當猶不甚廣闊。
泜水 彭水 敦與山又有「泜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於彭水」。泜水即《漢志》泜水，今泜河。惟《經》所謂泜水僅限於合彭以上一段，合彭以下被目為彭水。《隋書·地理志》趙郡房子縣「有彭水」。隋房子縣故城在今臨城縣西南，地接內丘。《寰宇記》內丘縣有「沙溝水源出鵲山，東流經縣北五里」。《清統志》引舊志「沙溝水出蓬山，東流八十里至唐山縣界入泜河」。鵲山、蓬山皆蓬鵲山之簡稱，亦即敦與山，則沙溝水即《山經》之彭水，疑即得名於源出蓬山。沙溝水上游即《清統志》中發源內丘縣西、流經縣北之李陽河，惟李陽河下游入大陸澤而不入泜，此乃後世之遷變。今惟縣北以西有水，以東已堙。泜、彭會合後，《山經》目為彭水，《漢志》目為泜水，故《漢志》但著泜水而不及彭水，《山經》彭水之下游，即《漢志》之泜水也。
槐水 泜澤 敦與山又有「槐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泜澤」。按槐水見《寰宇記》趙州平棘縣引《水經注》，贊皇縣引《隋圖經》，即今槐河，出贊皇縣西北，東流經元氏縣南、高邑縣北。又有濟水，見《漢志》《續漢志》常山郡房子縣，《說文》《元和郡縣誌》趙州贊皇縣，即今濟河，或作泲河，出贊皇縣南，東流經高邑縣南。據《清統志》，舊時二水合於柏鄉縣北，又東至寧晉縣界入寧晉泊。《山經》以槐水為幹流，故有槐水而不及濟水，《漢志》以濟水為幹流，故有濟水而不及槐水。《寰宇記》贊皇縣下引《隋圖經》雲槐水「亦曰濟水」，非是。泜澤，《水經·濁漳水注》中作泜湖，顧名思義，當得名於為泜水所瀦。《山經》雖不詳彭水所歸，彭水下游即泜水下游，自當入泜澤。澤又為槐水所注，以地望推之，應相當於明清時代寧晉泊之西南部，今堙。《漢志》濟水作入泜而不作入泜澤，則以《山經》及《水經注》蓋就其夏秋水盛時而言，而《漢志》乃就其冬春水枯時而言。
歷聚水 洧水 第三十山曰柘山，「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洧水」。歷聚水出於在敦與山（今河北贊皇、臨城、內丘縣界上諸山）與維龍山（今河北元氏縣、石家莊市鹿泉區界上封龍山）之間之柘山，其水北流，以地望推之，應即《水經·濁漳水注》中之澤發水，今冶河，一作松溪河。澤發水北流注《漢志》綿蔓水，即《濁漳水注》之桃水，今綿河，一作桃河，應即此經洧水。
肥水 皋澤 第三十一山曰維龍之山，「肥水出焉，而東流注於皋澤」。維龍山即飛龍山，一作封龍山，在今獲鹿縣（今河北石家莊市鹿泉區）南、元氏縣西北界上。《漢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南至癭陶（故城今河北寧晉縣西南）入泜」。石邑故城在今獲鹿縣東南。是則石邑西之井陘山，實指飛龍山，肥水應即《漢志》洨水，今洨河。《漢志》洨水入泜，明清時洨水入寧晉泊，則肥水所注皋澤，應相當於明清寧晉泊之西北部。今堙。
敞鐵水 大澤 維龍山又有「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大澤」。待考。
木馬水 第三十二山曰白馬之山，「木馬之水出焉，而東北流注於虖沱」。木馬水即《水經注》三會水（《寰宇記》忻州定襄縣引），今牧馬河。白馬山今仍古名，在忻縣（今山西忻州市）西南六十里。
空桑水 第三十三山「曰空桑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於虖沱」。空桑山當即今雲中山主峰，海拔2645米。空桑水當即今雲中水，東流入滹沱河。
虖沱水 漊水 第三十四山曰泰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漊水」。虖沱水，《漢志》作虖池河，《水經注》作滹沱河，即今滹沱河。《山經》虖沱水東流至今晉縣（山西晉州市）注入漊水。《水經·濁漳水注》有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元和志》《寰宇記》獲鹿縣下皆云：隋置鹿泉縣於此，以鹿泉得名。「鹿泉出井陘口南山下。」「井陘口……在縣西南十里。」石邑縣下皆雲「鹿泉水一名井陘水，南去縣十里」。鹿、漊音近，鹿泉應即《山經》之漊水。《濁漳水注》鹿泉水東注綿蔓水，此所謂綿蔓水於《漢志》實為大白渠水。《山經》漊水自今獲鹿以下當循此道東流。惟《漢志》大白渠水東南入斯洨水，《山經》漊水既為虖沱水所注，則應在今晉縣附近會虖沱水，東北流取道漢之虖池河，至今安平縣東入於河。
液女水 沁水 泰戲山又有「液女之水出於其陽，南流注於沁水」。待考。
濩濩水 第三十五山曰石山，「濩濩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虖沱」。濩，讀若戶；泒，讀若孤。濩、泒一聲之轉，濩濩水應即《漢志》泒河、《水經》泒水。此經虖沱水所出泰戲山與濩濩水所出石山相接，與《漢志》所載虖池河與泒河（今本誤作從河）同出代郡鹵城（故城今山西繁峙縣東一百里）符合。《說文》：泒水「起雁門葰人（故城今繁峙縣稍南，蓋其時並鹵城入葰人）戊（今本誤作戍）夫山」，而郭璞注此經虖沱水曰：「出雁門鹵成縣南武夫山」，武夫無疑即戊夫，則虖沱與泒水所出實一山之兩麓，故《元和志》代州繁畤縣徑謂「泰戲山一名武夫山」。《通典》繁畤縣「有虖池河，源出縣東南泒阜山」，則此山又有泒阜之名，當得名於為泒水所出。《寰宇記》繁畤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亦名平山，亦曰氏天山，今曰派山」。氏天乃戊夫之誤，派乃泒之訛。是泒阜山又得簡稱為泒山。明以後泒山又訛作孤山，有大小孤山之別，見《方輿紀要》。要之，由濩濩水所出山之與虖沱水所出山之相接，亦可證濩濩水即泒水，今大沙河。惟《漢志》《說文》泒河濁流入海，《山經》時代濩濩水自今新樂以下應東南流至晉縣（今山西晉州市）西北注於虖沱水。
鮮于水 石山又有「鮮于之水出焉，而南（一本南上有西字）流注於虖沱」。鮮于水以地望推之，當即今源出五台山西、南流注於滹沱河之清水河。蓋五台與泰戲、戊夫連峰接巒，故水源亦被目為石山之一部分。
皋塗水 漊液水 第三十六山「曰童戎之山，皋塗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漊液水」。待考。
滋水 第三十七山曰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虖沱」。同《漢志》《水經》滋水。中上游同今滋河，下游應自今新樂縣（今河北新樂市）南南流至藁城縣（今河北石家莊市藁城區）北入滹沱河。按滋水源出今行唐縣西北，在清水河、大沙河、滹沱河三源之南，高是山則遠在此三源之北今靈丘縣西北（《寰宇記》），滋水源不得在此，《山經》誤。
滱水 高是山又有「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即《漢志》《水經》滱水，今唐河。惟漢世滱水東南流至今蠡縣南後，折北流會易水，又折東流入海；《山經》時代則漢之滱水自蠡縣以下至入海乃當時大河經流，故滱水僅限於上游東南流一段，在今蠡縣南注於河。
水 第三十八山曰陸山，「 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此水不見《漢志》《水經》。今按《漢書·王子侯表》載有中山靖王子將梁侯朝平。《水經·滱水注》有堀溝，「上承清梁陂，又北徑清涼城東，即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朝平為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是則將梁當得名於將水上有梁，將水即《山經》之 水。將梁城後訛為清涼城，在今清苑縣（南大冉，今河北保定市清苑區）東南二十里。酈道元時清梁陂水東北流為堀溝入博水，此乃後世改道，古 水當出自今唐縣或望都某山，東流偏北經今清涼城又東注於河。《清統志》保定府界河條載「又有清涼河，在清涼城北」，殆其遺蹟。
般水 第三十九山「曰沂山，般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般水即《漢志》博水，般、博一聲之轉。今曰望都河。《漢志》中山國望都：「博水東至高陽入河。」漢世博水所注實為滱水，蓋以此段滱水曾為《山經》河水經流，故流俗仍稱為河。般水所出沂山，郭注音祁，即《水經·滱水注》蘇水所出近山，沂、近形聲皆近。此山約當在今唐縣東北，蘇水出其東北麓，博水即般水出其東南麓。今望都河東流經清苑縣南合方順河為府河，東北流至安新縣南入白洋淀。《漢志》博水當在今安新縣西部舊安州界（漢高陽縣北境）入滱，《山經》般水即在此入河。
燕水 第四十山曰燕山，「燕水出焉，東流注於河」。燕、易音近，燕水應即《漢志》出中山國北新城西北、東入滱之易水，亦即《水經》受滱以前之易水。今雹河。其水出自今易縣西南。《御覽》卷四五引《隋圖經》「燕山在易縣東南七十里」，東南當系西南之誤。據《水經·易水注》，易水東流至渾埿城南，東合滱水，《山經》燕水注於河亦當在此。渾埿城即今安新縣治。
歷虢水 第四十一山曰饒山，「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饒山，應即堯山，在今完縣（今河北順平縣）西，一名伊祁山，則歷虢水應即《漢志》濡水，今為源出伊祁山之祁水，下游為滿城（今河北保定市滿城區）、清苑（今保定市清苑區）境內之方順河。《水經·滱水注》云：濡水「東北徑樂城（今保定市東南三十里）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故《山經》般水入河，歷虢水亦得作入河。饒山歷虢水在燕山燕水之南，今本《山經》列在燕山燕水之北，當系錯簡。
第四十二山曰干山，「無水」。
倫水 第四十三山「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倫水即《漢志》淶水，《水經》巨馬河，今拒馬河。倫山即《水經》巨馬河所出淶山。淪、淶一聲之轉。倫水東流注於河，即《漢志》「淶水東南至容城（故城今河北容城縣西北十五里）入河」。漢世淶水所注實為滱水，以其曾為《山經》大河故道，流俗仍稱為河。淶水即倫水入河處，當在今容城縣東。
繩水 第四十四山「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河」。繩水即《水經》聖水，繩、聖一聲之轉。據《水經·聖水注》所敘聖水源流，碣石山應指聖水上游所出大防嶺，即今房山縣（今北京市房山區）大石河所出大房山，亦有可能指聖水東源廣陽水所出西山，即今小清河所出北京西郊潭柘山。《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正義》：「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台之東。」宮以碣石為名，殆當由於自宮西眺得見二十里外碣石山之景色。聖水東南流至今涿縣。東有桃水即今北拒馬河，首受淶水東流來會，自下蓋桃、聖通稱，故《漢志》不著聖水而系桃水於涿郡涿縣之下云：「首受淶水，分東至安次入河。」此所謂「入河」即入滱，而《山經》時繩水所注則確為大河。《水經》滱、易與巨馬合流後稱巨馬河，則《水經》雲聖水「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應解作過安次縣南，合巨馬而入海。
雁門水 第四十五山曰「雁門之山，無草木」。按《水經· 水注》引此經作「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北山首經》有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於雁門之水」，《北次二經》有梁渠之山，「修水出焉，而東流注於雁門」，皆可證經文「雁門之山」下本有「雁門之水出焉」句，傳鈔脫去。雁門水即今南洋河及洋河。敦水為陽高縣境內南洋河一支流。修水即《漢志》於延水，今東洋河。
泰澤 雁門山北行「至於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此澤《海內西經》作大澤，疑即今涼城之岱海，亦得為察哈爾右前旗之蘇木海子。不屬於河水下游流域。
治水 第四十七山「曰 於毋逢之山，北望雞號之山……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郭註：「浴即黑水也。」郝懿行《山海經箋疏》：「郭知浴水即黑水者，據《海內經》『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而為說也。」按此經謂浴出 於毋逢山，而《海內經》作「出幽都山」，二說有別。蓋二山本連麓，水有二源，各出一山，此經浴水與《海內經》黑水雖同指一水而所指水源不同。水即《漢志》《說文》治水，《漢書·燕剌王傳》作台水，此經當本作治水，治、浴形近，傳鈔致訛。《水經》作 水，《水經注》又見桑乾水之稱，今上游曰桑乾河，下游曰永定河。永定河宋遼以來有盧溝、盧溝河之稱，盧意即黑，盧溝意即黑水。《漢志》治水「東至泉州（故城今天津市武清區舊武清縣治東南四十里）入海」。《水經》 水「東至漁陽雍奴縣（故城今天津市武清區舊武清縣治東）西入笥溝」，笥溝即沽水下游。《山經》不及治水流注何水，疑當入沽，說見湖灌水條。
湖灌水 《北次二經》自南而北第十四山曰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此水當即《漢志》《說文》之沽水，《水經》之沽河。蓋緩呼之為湖灌，急呼之則為沽。今上游曰白河，下游稱北運河。湖灌水入海，與《漢志》沽水「東南至泉州入海」，《說文》沽水「東入海」同。湖灌水雖獨流入海，但其在漢泉州縣境內之河口段，與河水河口段相去甚近，河水必時或決入湖灌水，湖灌水於《水經》稱沽河當由於此。沽有河稱，而位於沽西之治水即 水未嘗稱河，疑當由於《山經》時與《水經》時相同，治水在漢雍奴縣境入沽，故河水北決時入沽而不入治。《北山經》云：北次二經「凡十七山」，北次三經「凡四十六山」，今本《二經》才十六山，《三經》則為四十七山，意者此二經之間頗有錯亂。湖灌山偏東，疑當列在《三經》，而毋逢山、帝都山偏西，疑當列在《二經》，若然，則《二經》為十七山，《三經》為四十六山，與經文合。
根據上面各條考證，綜合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出《山經》時代河水下游的河道：
1．從今河南滎陽廣武山北麓起東北流，至今濬縣西南古宿胥口，走的就是《漢志》《水經》《水經注》里的河水。中間在今武陟縣東有沁水（今沁河），在今淇縣東南有淇水即《漢志》《水經》淇水（今淇河）北來注之。
2．從宿胥口北流至今河北曲周縣東南會合西來漳水（上游即今漳河），走的是《漢志》的「鄴東故大河」，中間洹水口以南、內黃縣境內一段，是《漢志》的清河水，也就是《水經》的白溝。在今內黃縣西有洹水（今安陽河）西來注之。
3．會漳以後又北流，走的就是《漢志》《水經》里的漳水，在今曲周縣東北有海澤即《水經注》澄湖水注之。在今平鄉、廣宗界上有洧水即《漢志》湡水（上游即今沙河）西來注之。在今廣宗、巨鹿界上有湯水即《漢志》蓼水（今堙）西來注之。在今巨鹿縣東北與折而東去的《漢志》漳水別，繼續北流同《水經》漳水；有泰陸水即《漢志》及後世大陸澤水來會。
4．自此以下，走的是《漢志》信都「故章河」即 水下游，於《水經》仍為漳水。北流至今寧晉縣東南有泜澤（舊寧晉泊西南部）水泄出注之；至今寧晉縣東有皋澤（舊寧晉泊西北部）水泄出注之；又東北流至今深縣（今深州市）南。
5．自此以下與東去的《漢志》 水、《水經》漳水別，北流至今蠡縣南會西北來滱水即《漢志》《水經》滱水（上游即今唐河），這一段在《漢志》《水經》時代已淤斷。中間在今安平縣東，漊水即《漢志》《水經》虖池河（今堙），匯集西北來虖沱水（今滹沱河）、滋水（上游即今滋河）、濩濩水即《漢志》《水經》泒水（上游即今沙河），西來注之。
6．合滱以下又北流，走的就是《漢志》《水經》的滱水，至今安新縣東南，燕水即《漢志》《水經》易水（今雹河）西來注之。中間在今清苑（今河北保定市清苑區）高陽界上有 水（今堙），在今安新縣西有般水即《漢志》博水（今望都河），合曆虢水即《漢志》濡水（今祁水、方順河）西來注之。
7．合燕以下東北流仍走《漢志》滱水，至今容城縣東南，倫水即《漢志》淶水（今拒馬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流至今霸縣（今河北霸州市）附近，這一段在《水經》時代已淤斷。
8．又東走《漢志》滱水即《水經》巨馬河至今天津市區入海。中間在今安次縣（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區）南有繩水即《水經》聖水（上游今北京市房山區大石河或小清河，下游今堙）自西北來注之。
簡括地說就是：宿胥口以上同《漢志》大河；宿胥口以下走《漢志》鄴東故大河，漢時除中間一段是當時的清河水外無水；今曲周縣東北以下走《漢志》漳水；今巨鹿縣東北以下，隔一小段《漢志》無水地段，接走《漢志》信都故漳河即 水；今深縣（今河北深州市）至蠡縣間一段《漢志》無水；自今蠡縣南以下走《漢志》滱水入海，下半段也就是《水經》的巨馬河。
（三）《禹貢》河與《山經》河的關係
如上所述：《山經》河水近海一段是經由《漢志》滱水入海的；而《禹貢》河的近海段，據《爾雅·釋水》九河條和《漢書·溝洫志》許商、韓牧等言，是九河中的最北一支徒駭河，也就是漢代民間還保留著徒駭河古稱的虖池河下游（見《漢書·地理志》勃海郡成平縣條）。可見二者並不是一回事。二者的異同具體說來就是：自今深縣南以上，二者相同；自此以下，《山經》河水流路見上述，《禹貢》河水折東與《山經》河水別，再走一段《漢志》 水至今武邑縣北，此下東北流走《漢志》虖池河至今青縣西南，又東北走《漢志》虖池別河至今天津市區南部入海。
這兩條見於漢以前文獻的黃河故道，孰先孰後？我在探討這個問題的過程中，時而認為《山經》河應在前，理由是：1.《山經》《禹貢》二書的著作時代，近代學者一般都認為《山經》在《禹貢》之前。2.《漢書·溝洫志》載西漢人論治河，多能言《禹貢》九河所在，應距漢較近；《山經》河則漢人無一語道及，蓋距漢已遠。時而又認為可能《禹貢》河在前，理由是：1.《山經》所載河水支流遠較《禹貢》為詳密，密者理應在疏者之後。2.漢人言《禹貢》河而不言《山經》河，這是由於儒生尊重《禹貢》而忽視《山經》，不足以反映時代之後先。但後來在我對漢以前黃河故道再次作一番通盤考核之下，終於又得出了另一種結論：這兩條見於漢以前文獻的黃河故道孰先孰後，現在我們還找不到足夠的資料可據以作出判斷，而這個問題不解決，對全部黃河史而言並不太重要，因為這兩條河誰也不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黃河故道。
三、《漢書·地理志》中的河水下遊河道形成於什麼時候？
第三條見於文獻記載的黃河下遊河道是《漢志》河，即見於《漢書·地理志》的河水。這條河道不僅見於《漢書·地理志》，又見於《漢書·溝洫志》，又見於《水經·河水注》，其具體徑流是：宿胥口以上同《山經》《禹貢》；自宿胥口東北流至今濮陽縣西南長壽津，即《水經注》里見在的河水；自長壽津折而北流至今館陶縣東北，折東經高唐縣南，折北至東光縣西會合漳水，即《水經·河水注》中的「大河故瀆」（一稱「北瀆」，用別於《水經注》見在河水自長壽津東出；一稱「王莽河」，因此瀆至王莽時空，世俗遂有此稱）；此下折而東北流經漢章武縣（故治今黃驊市伏漪城），南至今黃驊市東入海。
這條河道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古今學者有三種說法：
1．漢河即禹河說，這是兩漢六朝時通行的說法。
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決濮陽瓠子，歷二十餘年至元封二年（前109），武帝親至瓠子，命從官督卒數萬人築塞決口，功成，《史記·封禪書》說是「復禹之故跡焉」，《河渠書》也說是「復禹舊跡」，《漢書·溝洫志》同。按，元光三年以前、元封二年以後的黃河，走的都是《漢志》河，可見司馬遷、班固都認為《漢志》河（西漢大河）就是禹河，是大禹以來的舊跡。再從《漢書·溝洫志》所載從成帝時馮逡直到王莽時韓牧等人的議論看來，他們也同樣認為當時的大河基本上就是禹河，只是由於下游九河已填滅，失其故道，因而決溢頻仍。其後孟康注《漢書·溝洫志》，也以王莽河為禹河，酈道元注《水經·河水篇》，即引證了孟康的話，又說大河故瀆所經元城縣（治今大名縣東）北的沙丘堰，是《禹貢》「播為九河」所自始，可見他也認為西漢河就是禹河。《河水注》篇末說「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這是說酈時見在的河水即東漢後河水不是禹瀆。下文又提到「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和「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但皆不言所徙為何道。
2．始於周定王五年（前602）說，這是近二百七八十年來通行的說法。
《漢書·溝洫志》載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橫說：「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雲『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這是最早一家否認漢河就是禹河的說法。根據這幾句話雖然不能斷言王橫認為西漢河（今所行）始於周定王五年，至少可以說很有這種可能，因為「今所行非禹所穿也」這句話是緊接於「定王五年河徙」一句之後的。但王橫這句話經歷了千數百年並未引起學者們的重視。本橫說而加以闡發，明確坐實「自黎陽以下，《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者，即周定王時所徙，西漢猶行之，至王莽時遂空者也」（《禹貢錐指》卷十三中之下），並定此次河徙為歷史上黃河第一次大改道的（同書卷十三下），是清康熙中葉時的胡渭。自此以後，大多數清代學者和近代學者，都採用了這種說法。
3．始於漢武帝元光三年（前132）說。自宋至今學者，主此說者亦不乏其人。
《尚書》原文作「夾右碣石入於河」，《漢書·溝洫志》師古注引臣瓚亦作「入於河」，此作「入于海」系傳鈔之誤。
《史記·河渠書》「同為逆河，入於勃海」，《集解》引瓚曰：「《禹貢》雲，夾右碣石入于海 ，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之時不注勃海也。」按，《禹貢》「鳥（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河」，本意只是說鳥（島）夷從海外來貢，航道右邊經過碣石，再進入河口，不等於說河在碣石入海。即使作河在碣石入海理解，禹河穿河北平原東北流，所入的海當然也是渤海，怎麼能說禹之時不注渤海？可見臣瓚於地理一無所知，其言本不足重視。但後人往往以元光河徙為黃河一大變，實濫觴於此。
《漢書·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臣瓚所謂「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本此。「二年」系三年之誤，「東郡」系舉頓丘縣所屬之郡名。臣瓚只是把此次河徙作為禹後改變禹河故道一大事，尚未明言《漢志》河水即肇始於此徙。至南宋程大昌撰《禹貢論》及《禹貢山川地理圖》，才斷言漢河起於元光頓丘的改流。宋末王應麟說「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所更注也」（《困學紀聞》卷十），仍然是臣瓚的舊說。清嘉慶間洪頤煊撰《漢志水道疏證》，採用了程大昌說。稍後焦循撰《禹貢鄭注釋》，乃大為程說張目，力反胡渭漢河始於周定王五年之說。胡渭「舉十五證以明鄴東故大河為禹河之舊」，焦循則以為「鄴東之河不徙於定王五年，其證亦有九」。他的結論是：「自春秋至於戰國，大河皆行鄴東，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始徙於頓丘東南，史文甚明……王莽河即武帝時頓丘之徙河。……必以定王之徙即在頓丘，實無文獻之徵也。」在當代學人中，又有已故岑仲勉先生（《黃河變遷史》第八節）和史念海同志也採用此說。程、焦、岑、史四人對春秋戰國乃至漢初的河道的看法雖各不相同，但一致認為元光三年頓丘河決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漢志》河水是從這一年才開始形成的。
上述這三種說法哪一種對？答案是都不對。
判定漢河不可能就是禹河（《禹貢》河），理由有三：
一是與《禹貢·導河》經文不合。《導河》說「至於大伾，北過降水」，《漢志》河水流經大伾後不是北流而是東流，不合者一。《導河》說「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漢志》河水會合漳水處在勃海郡阜城縣，不是在大陸南而是遠在大陸之北，不合者二。《溝洫志》許商言九河在自鬲以北至徒駭間，《漢志》河北過降水處不僅反在大陸北，亦且已在九河區域之內，不合者三。酈道元認為「播為九河」始於元城、館陶間的沙丘堰，則大陸、降水，轉在九河之北，不合者四。
二是與《漢書·地理志》不合。《漢志》說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明說在西漢見行河水之外有一條在鄴東的故大河。若漢河即是禹河，怎麼會另有一條「故大河」？
三是胡渭、焦循列舉了二十四證證明漢以前黃河曾經走過《漢志》所謂鄴東故大河，這二十四證雖然有不少並不能成立，卻也決不能說全都站不住。若漢河即是禹河，那麼對這些史文將作何解釋？
判定胡渭漢河始於周定王五年說不可信，理由有四：
第一，王橫只說「《周譜》雲『定王五年河徙』」，酈道元鈔變作「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都沒有講到徙前走的是哪一條道，徙後走的又是哪一條道。說徙前走鄴東故大河即禹河，徙後即改走《漢志》河，完全出於胡渭臆斷，於文獻無征。
第二，自宿胥口東流至長壽津，自長壽津北流至今大名縣東，這一段漢河所經流的地方，周定王時都在衛國境內；長壽津稍東南，就是衛國國都濮陽所在。定王五年河徙若是從宿胥口潰決衝出這麼一條新道，衛國必然遭受極大的災難。周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七年，據《春秋》《左傳》，這一年春天衛國曾遣使到魯國會盟，冬天衛侯又親自與魯侯、晉侯、宋公、鄭伯、曹伯會於黑壤，如果衛國當年曾遭此大災，豈有「衛之君臣既不以災告，諸侯亦不以災吊」之理？這一點焦循指出在前，史念海同志又加以闡發在後，的確可以駁倒胡渭的說法。
第三，焦循所舉定王五年後河仍在鄴東諸證：其中第二證「春秋時設誓，必舉當前之物……昭公三十一年在乾侯（今河北成安縣東南）……地正在鄴東，公居此而以河為誓，河必徑於此邑」；第六證「《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云：『按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都是確鑿無可置疑的，可見並不能說定王五年黃河就離開了這條故道改走《漢志》河。
第四，五代北宋時凡河決浚、滑，決流必然是東下澶、濮、曹、單、鄆、濟，即從今濮陽繼續東流進入山東境內；只有在澶州（濮陽）境內決口，才可能北流進入今河北境內。這是當地的地勢所決定的。所以周定王五年河徙若果然是從宿胥口決而東流，那就應該從濮陽繼續東流形成像東漢大河那樣的河道，斷不可能在長壽津出現一個接近九十度的拐角，折而北流走《漢志》河。
判定漢河始於武帝元光三年說不可信，也有如下四項理由：
第一，元光三年一年之內，黃河發生了兩次決徙：第一次是「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第二次是夏五月濮陽瓠子之決。第一次只見於《漢書·武帝紀》，《史記·河渠書》和《漢書·溝洫志》都是隻字不提。第二次《武帝紀》記載了「河水決濮陽，泛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二十個字。而《河渠書》的記載就相當詳細：既點明了決口的具體地點是瓠子，又提到了決流的趨向是「東南注巨野，通於淮泗」；既提到了「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又交代了塞河工程的結果是「輒復壞」；下面又接敘當時的丞相田蚡圖私利勸阻武帝不要用人力強塞，「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一共用了一百多字。《漢書·溝洫志》同。
要是頓丘之決真的是沖成了《漢志》河那麼一條道，經歷東郡、魏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等好幾個郡好幾十個縣才入海，這是何等重大的災難，何況就發生在司馬遷活著的時代，《河渠書》中怎麼會隻字不及？頓丘之決若當真形成了後此百有餘年的漢大河徑流，那就要比瓠子之決在二十三年後即告堵塞重要得多，何以司馬遷竟會對後者詳哉言之，對前者反不綴一詞，輕重顛倒一至於此？萬一司馬遷竟是由於一時疏忽而脫載了重要史事，班固的時代距此亦不過百數十年，他能夠在《武帝紀》里記上有此一決，何以在《溝洫志》里對此也不給補敘上幾句？總之，從《史》《漢》對元光三年兩次河決記載的詳略可以看出，頓丘之決不可能是一次重要的決口，更不可能由於有此一決就決成了《漢志》大河。
第二，瓠子決後二十三年，元封二年夏四月，漢武帝自臨決河，「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從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於是卒塞瓠子」，司馬遷稱頌此役為「復禹舊跡」，若說《漢志》河就是元光三年的頓丘決流，司馬遷何至於昏憒乃爾，竟會把二十三年前的另一條決流目為「禹跡」？竟會把僅僅堵塞二十三年前黃河在夏天的一條決流，使它改走春天的另一條決流的功績，稱為「復禹舊跡」？司馬遷錯得如此荒唐，班固又何以全文照抄，不予改正？
第三，瓠子初決，塞而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田蚡因而對武帝說：「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武帝遂「不事復塞」。鄃縣故治在今平原縣西南，地處《漢志》河的西北岸。元光三年以前河水必然早就是流經鄃縣的東南，縣境經常遭受河患，所以田蚡知道河決西南對他有利，若說這條流經鄃縣東南的河水是二三個月前才形成的決流，那怎麼能說「鄃居河北」，田蚡又怎麼會知道不塞瓠子對他有利，塞瓠子對他有害？
第四，從秦漢之際到武帝元光三年以前，黃河經流地點見於記載者有：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七年出巡，歸途自山東半島東端並海而西，「至平原津而病」。《淮陰侯列傳》：漢三年，漢王使韓信將趙兵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漢書·韓信傳》同）。這兩條資料說明秦漢之際平原是黃河的一個渡口。
《史記·高祖本紀》：三年，漢王在河北，「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荊燕世家》《漢書·高帝紀》《荊燕吳傳》同）。這說明此時黃河流經白馬津。
《史記·高祖本紀》：六年，田肯說高祖曰：「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漢書·高帝紀》同）。說明此時黃河在齊趙之間，是齊的西界。
《史記·高祖本紀》：十年，陳豨反；十一年，豨將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漢書·高帝紀》同）。說明此時黃河在聊城之西。
《漢書·武帝紀》：建元三年（前138）春，「河水溢於平原」。這一條說明黃河流經平原的史料，時間下距河徙頓丘僅僅六年。
總括以上這些史料，自秦皇至漢武初年的黃河自宿胥口以下東徑白馬津，北徑齊趙之間聊城、平原之西，這不是很清楚說明了這條黃河是和《漢志》河水一模一樣的嗎？怎麼能說這是一條元光三年頓丘決流所形成的新道呢？
由此可見，胡渭把河徙頓丘理解為只是黃河史上一次影響不大的、未幾即塞的決口，的是不移之論，而岑仲勉說「那是極重要的變遷，應該列入胡渭所謂黃河大變之一」，史念海同志也說「的確是一宗大事」，卻很難解釋得通。
塞宣房即指塞瓠子。元封二年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見《河渠書》《溝洫志》。
胡渭認為頓丘之決是從頓丘東北「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巨野，通淮泗，而北瀆之流微，漯川之水涸矣。及武帝塞宣房 ，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余歸北瀆，餘波仍為漯川，頓丘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溝洫志》）略之」（《禹貢錐指》卷十三下）。雖然並無史料依據，卻是合情合理的推斷。
附帶提一提關於《武帝紀》「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這一句的句讀問題。渤海在頓丘東北，從頓丘東南流不可能注入渤海。故《通鑑》引此文僅作「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刪去「入勃海」三字。又在《考異》里列有一條：「《漢書·武帝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此恐誤，今不取。」這是認為錯在「入勃海」。胡渭、閻若璩則認為史文不錯，而是東南二字應當連上讀，即決處在頓丘的東南，不提決河的流向而只提決河的歸宿是注入渤海（《禹貢錐指》卷十三下，《潛丘札記》卷三）。後此治黃河史者一般都沿用了閻、胡二氏這種讀法。其實這種句讀法是違反古人的行文慣例的。說班固會寫出這樣的句子來，未免太奇怪了。看來《通鑑》認為《漢書》這句話有錯誤是對的，不過不應刪去「入勃海」三字，應該改「南」字為「北」字，因為不是入渤海而誤作入渤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誤北為南的可能性則很大。讀點應從一般行文慣例放在「丘」字之下。從頓丘東北流入渤海，正應該如胡渭所指出那樣奪漯川入海。
前人的三種說法都不對，那麼，《漢志》河形成於什麼時代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怎樣解答才算正確？這需要和《禹貢》河、《山經》河的時代問題合起來一起探索。
四、春秋戰國時代的黃河下游
西周以前的黃河下游，我們只知道它和東周、秦、漢一樣，也是流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至於具體流路，由於文獻不足征，已無法推斷。要講具體流路，只能從春秋戰國講起。
《山經》《禹貢》是戰國時代的著作，《漢志》是漢代的記載，但我們不能說戰國著作中的河道，就是在戰國時才形成的，也不能說，《漢書》中的河道，就是在漢代才形成的。河道形成的時代，一般都要比它見於著錄的時代早若干時間。就這三條河道而言，我們至少可以把它們上推到春秋時代，這是有史料足資印證的。
史念海同志認為管仲所說齊地西至於河的河水在濮陽附近，這是不可能的。春秋時自濮陽北至今大名，東至今鄄城、莘縣皆衛地，齊地西止今聊城，距離濮陽、館陶間一段《漢志》河尚遠。
《漢志》河在這三條河道中見於著錄最晚，但它在歷史記載中出現卻最早。《左傳》僖公四年（前656）管仲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管仲說西周初期齊太公時齊的四履已東至於海西至於河，那是不可信的；卻說明了管仲說這句話的齊桓公時代，齊國的西境已到達了黃河。齊國在二十八年前（魯莊公十年，前684）才滅掉譚國（今山東濟南市歷城區東），此時到達的黃河當然只能是今山東境內的《漢志》河，約當為流經高唐、平原的那一段 ，不可能是遠在今河北中部的《禹貢》《山經》河。這條資料說明至遲在春秋前期，《漢志》河業已形成。
又據《左傳》襄公十四年（前559）和哀公二年（前493），當時在今濮陽縣北七里的戚是臨河之邑；據《水經·河水注》，戚城正位於大河故瀆的東岸。這說明了春秋中、後期的河水也就是《漢志》河。
又據《水經·河水注》引《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前358），楚師在白馬口「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威王二十四年（前333）威王曰：「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白馬、高唐，都是《漢志》河流經的地點。
又《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年（前307）王謂公子成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按，漢晉時經縣（故城今廣宗縣東）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見《續漢書·郡國志》、《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水經·濁漳水注》。薄洛之水和薄洛津，是水以津得名，還是津以水得名雖不可知，要之，薄洛之水必流經薄洛津。這條水道於漢晉南北朝時是漳水，在《禹貢》《山經》里則為「北過降水，至於大陸」那一段河水。趙武靈王不稱這條水道為河水而別稱為薄洛之水，與河水並舉，可見其時的河水應別有所在。到哪裡去了呢？不可能有別的道，只能是在走《漢志》河的河道。其時薄洛之水上游在趙國境內，下游為中山國地，河水即《漢志》河的西岸是趙地，東岸是齊地，所以武靈王說這兩條水是趙「與齊、中山同之」的水。
以上三條，說明戰國中期的河水也是《漢志》河。
又據《史記·樂毅列傳》《田單列傳》，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即墨與莒未下，會燕昭王卒，子惠王立（前279），惠王使騎劫代樂毅，田單攻殺騎劫，「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河以南都是齊城，這只能是《漢志》河。田單若一直打到《禹貢》河或《山經》河，那史文就該提到他侵奪了趙地和燕地，但事實上並無其事。
此篇《國策·秦策》作「張儀說秦王曰」；按篇中有張儀之後事，《秦策》誤。
又《國策·秦策》黃歇說秦王 ：齊地「東負海，北倚河」，時在昭王三十四年（前273）。韓非以秦始皇十四年（前233）入秦，《韓非子·初見秦》篇有曰：「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這兩條又說明戰國後期的黃河走的也是《漢志》河河道。
此外在先秦文獻特別是戰國文獻中，還可以找出若干條資料足以說明當時的黃河下游與《漢志》河水相同，茲不一一列舉。
那麼，我們能不能說司馬遷以漢河為「禹跡」是正確的，春秋戰國時代的黃河始終就是這條《漢志》河呢？當然不能。首先，記載禹跡的《禹貢》篇中的河水就與《漢志》河不同，這一點上文業已闡明。再者，春秋戰國時有些史事中提到的「河」，也顯然不同於《漢志》河而符合於《禹貢》河、《山經》河。
上文提到過的《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在乾侯以河為誓，《史記·魏世家》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亦見《河渠書》）。這兩條，焦循用以證周定王五年後河水仍在鄴東，我們當然也能用以證春秋後期和戰國初期的黃河，曾經走《禹貢》河、《山經》河而不走《漢志》河。
又一條是胡渭提到過的《禮記·王制》篇「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西河指今山陝間黃河，東河應指宿胥口以北的《禹貢》河、《山經》河，才符合「千里而近」；若指長壽津以北的《漢志》河，那就超過千里了。胡渭以此作為周定王五年以前的材料雖未必確，但《王制》篇出自漢初儒生之手，所依據的應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資料，用以證實春秋戰國時黃河確曾走過《禹貢》《山經》中的河道，則是一條站得住的論據。
春秋戰國時記載中出現的河水既有許多是與《漢志》河相同的，又有一些是符合於《禹貢》《山經》河的，那麼，河水取道這兩條河道中的每一條的具體起訖年代，應該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由於資料不足，對這個問題我們無法作出明確的答覆。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在這四五百年中，黃河以經流《漢志》河為常，但曾不止一次決而改走《山經》《禹貢》河。一是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自宿胥口以下同時存在著一股東流如《漢志》河，一股北流如《山經》《禹貢》河。若確是後一種情況，那麼當然又有可能時而以東股為幹流，時而以北股為幹流。常態應是以東股為主，故見於記載者較多，但卻並沒有一種先秦文獻把它的具體經流記載下來，而只見於秦以後的《漢書·地理志》和《水經注》。以北股為主應是變態，故見於記載者較少，可是《山經》《禹貢》作者所根據的恰好是這種資料。
《山經》河與《禹貢》河自今深縣（今河北深州市）以上相同，自今深縣以下不同。上引三條資料中所提到的河水都是二者相同部分，所以無法判斷此時河水自今深縣以下走的是二者中的哪一條道。
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謂起賈章》：「且使燕盡陽地，以河為境。」《韓非子·有度》：燕昭王「以河為境」。這兩句話都是極言燕昭王后期（前三世紀八九十年代）燕幅員之廣。這裡所謂「以河為境」的「河」，依當時形勢推度，不會是《山經》河，因為《山經》河以北原是燕的腹心之地，燕若以這一線為境，不值得誇耀。也不像是《漢志》河，因為《禹貢》河以南、《漢志》河以北是趙國的「河間」地，其時「燕趙共相，二國為一」，燕不會去侵占趙地。所以此時的河很可能是介於《山經》河與《漢志》河之間的《禹貢》河。
現在還找不到一條先秦史事記載中的「河」是符合於今深縣（今河北深州市）以下的《山經》河水的。根據《山經》所載河水所受支流極為詳確，和《漢志》博水「東至高陽（治今縣東）入河」（中山國望都），盧水「亦至高陽入河」（中山國北平），淶水「東南至容城（治今縣北）入河」（代郡廣昌），桃水「東至安次（治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區西）入河」（涿郡涿縣）這幾條志文中的「河」在漢代實際已是滱水的經流而竟被稱為「河」這兩點看來，估計這一河段雖不知其始，理應在去漢不遠的戰國某一時期還是一條見在的河道。
既然《漢書·地理志》中有如上四條以滱為河的志文，那麼能不能說《山經》河到漢代還是見在的黃河的一股呢？不能。這可以用《漢書·溝洫志》和《地理志》的記載來予以證明：
必須先有自今濬縣西南古宿胥口北至今深縣南的《山經》河上游，才可能有高陽、容城、安次的《山經》河下游。濬縣、濮陽一帶是西漢一代治河的重點區域，但《溝洫志》備載武帝以來時人治河諸計議，絕無一人提到過當時或漢初存在著這麼一股河道。賈讓《治河三策》中的上策是「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亭在宿胥口側，見《水經·河水注》），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這條起自遮害亭、西薄大山、東薄金堤的賈讓理想中的河道，基本上就是《禹貢》《山經》中的河道，但他卻不說這是一條故道，只作為理想提出。王橫說「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也只是模模糊糊說西山下有一條故道，推之於遙遠的大禹時代。若這條河道在西漢當代曾經是見在的河水，漢廷議河諸臣包括賈讓在內何至於昏蒙無識至此？
編者按：洹，今本《漢志》誤作「國」，譚其驤先生已徑改。
阜城，今本《漢志》作「邑成」。《尚書》孔《疏》、《史記·索隱》引此條並作阜。漢無邑成縣，阜城縣位於河水西岸，知作阜是。
戶，今本《漢志》誤作「合」，據齊召南《官本考證》改。
泒，今本《漢志》誤作「從」，據楊守敬《晦明軒稿·漢志從河為泒河之誤說》改。
「入大河」應作入海。漢大河在章武（今河北黃驊）入海，遠在文安東南百數十里，文安境內不得有大河。且其南泒河、虖池別河入海，其北治水、沽水亦入海，滱水夾在其中，自應入海。詳見拙撰《歷史時期渤海灣西岸的大海侵》（《人民日報》1965年10月8日，收入《長水集》下冊）。
《漢書·地理志》載：洹 水「東北至信成（治今河北清河縣西）入張甲河」（河內郡隆慮）；漳水「東北至阜城（治今縣東）入大河」（上黨郡沾） ； 水「東北至東昌（治今河北武強縣南）入虖池河」（魏郡武安）；虖池河「東至參戶（治今河北青縣南）入虖池別河」 ；泒河「東至文安（治今縣東北）入海」（代郡鹵城） ；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代郡靈丘） 。從這幾條志文看來，可知這幾條發源於太行山自西而東的水道，在漢代是穿越河北平原直到平原東部才以河水、虖池等河和海為其歸宿的，這是《禹貢》河、《山經》河當時已不存在的確證。若還存在，哪怕是「殘破不全」，當然不可能有這麼多條水橫絕河水流到平原東部去。
泜，今本《漢志》誤作「沮」；章，今本《漢志》誤作「黃」：據王念孫《讀書雜誌》改。
《漢志》博、盧、淶、桃四水不作入滱而作入河，當由於當地民間對這一段滱水仍然沿襲著《山經》時代的舊稱稱為「河」，班固不事考核，徑予採錄之故。這種情況在《漢志》里是經常出現的，不單是這四條而已。如斯洨水「東至郻（治今河北辛集市東）入河」（真定國綿蔓），此「河」指的是《漢志》信都縣北的「故章河」，實為 水的下游。這是《山經》《禹貢》時代的河水故道，河徙後為漳水所經流，其後漳水又南移如《漢志》漳水，這段河道即被稱為故漳河，民間仍徑稱為「河」。又如泜水「東至堂陽入章河」 ，此「章河」指的也是故章河，是《禹貢》《山經》時代的河水，非《漢志》漳水，更非《漢志》河水。可見不能認為凡《漢志》提到的「河」，都是西漢當時的「河」，包括有若干漢以前的舊河在內，實際雖已非「河」，民間卻還沿襲舊稱稱之為「河」。《漢志》這些資料不能用以證明在章武入海的河水正流之外，當時另有被稱為「河」的河水支津或岔流，卻可用以證實在春秋戰國時的確存在過《禹貢》河和《山經》河。
《禹貢》河、《山經》河存在時代的下限雖無文獻可征，估計應斷流於戰國齊、趙、魏沿河築堤之時。見於漢代記載的金堤，都在《漢志》河的兩岸，可見齊、趙、魏所築河堤是沿著《漢志》河築的。自築堤以後，此前的東（《漢志》河）西（《禹貢》《山經》河）二股河同時存在、迭為主次之局，當即不再存在。
《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救趙之役，先「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巨鹿」，已而「乃悉引兵渡河」。前二年我曾經以此為據，認為《禹貢》《山經》河在秦漢之際時還未斷流。其實這條記載並不能證實這一看法。當時流經巨鹿之東的漳水，原是《禹貢》《山經》時代的河水，當地人自然還會沿用著「河」的舊稱，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可以斷言用「河」字就是一定是見在的黃河。張守節《正義》在「渡河」下注云「漳水」，這是有道理的。
以上講的是春秋戰國時代黃河下游的正流幹流。用幾句話概括起來是：戰國築堤以前，常走東股即《漢志》河，有時走西股即《禹貢》《山經》河；西股自今深縣以下有時走南支《禹貢》河，有時走北支《山經》河。築堤以後，西股斷流，專走東股，一直沿襲到漢代。
但春秋戰國時代河北平原上出現過的黃河河道不光是這兩股三支正流幹流而已，除此而外，還有若干決流和岔流，雖或存在的時間較短，或容納的黃河水只是一小部分，卻也構成了當時黃河下遊河道的一部分。這些河道有的是黃河決流所沖刷成的，有的則是被黃河占奪的鄰近水道的一部分。
何以知道在正流幹流之外，還出現過若干岔流、決流？這是我們從《漢志》《水經》里除當時的河水以外另有一些河北平原水道也被稱為河這一點看出來的。
岑仲勉認為河是水道的通稱，「北方有水便是河」（《黃河變遷史》第四節）。我們認為這句話只能通用於唐宋以後。唐宋以前，「河」是黃河的專稱、正稱，「黃河」或「濁河」只在文人筆下偶一用以形容其黃濁，只能算是一種別稱或雅稱。那時河既然是一條水道的專稱，當然不可能又用作通稱。唐宋以後「黃河」代替了「河」成為這條水道的專稱、正稱，別的水道才可能也稱為河。
古代「河」既是黃河的專稱，那麼《漢志》《水經》里為什麼會出現別的水道被稱為「河」？這只能是由於這些水道或其一部分曾經是黃河或其岔流的一部分，因而被稱為「河」或××河，後來黃河雖然離開了這條水，河的稱呼卻被沿用到了後代。
《漢書·地理志》中除河水外，河北平原水道稱河的計有十二條：
清河水（魏郡內黃） 屯氏河（魏郡館陶）
鳴犢河（清河郡靈縣） 屯氏別河（清河郡信成）
張甲河（清河郡信成） 篤馬河（平原郡平原）
故章河（信都國信都） 虖池河（代郡鹵城）
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勃海郡成平）
虖池別河（河間弓高） 泒河（代郡鹵城）
又滱水自高陽以下或稱滱（中山國北新成易水），或稱河（中山國望都博水、北平盧水，代郡廣昌淶水，涿郡涿縣桃水）
此外又有葉榆河篇，葉榆河即今雲南洱海。這個「河」字不是漢語，是採用了當地少數民族的語言，意即湖澤，與黃河無關。
《水經》中河水外稱河之水有七條 ：
巨馬河（專篇） 沽河（專篇） 瓠子河（專篇）
滹沱河（即虖池河，本有專篇，今本佚）
商河（見河水篇）清河（見淇水篇）潞河（見沽河篇）
在這十多條被稱為「河」的水道中，屯氏河、鳴犢河、瓠子河是西漢黃河決流所形成的，見《漢書·溝洫志》。屯氏別河出屯氏河，張甲河又出自屯氏別河，見《地理志》《水經·河水注》，其形成自當在屯氏河之後。除這五條以外，具余諸河，估計都應該曾經是春秋戰國時代黃河幹流或其岔流的故道。
諸河具體經流年代已無可稽考，只能作出如下一些推斷：
先秦黃河經行《漢志》河道時，時或在平原、高唐一帶決口，決流便走《漢志》篤馬河或《水經》商河東流入海。又據《水經·河水注》，漯水於高唐城南「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亦應為黃河走《漢志》河時的決流或岔流。
走《山經》《禹貢》河道的那一股黃河，時或在內黃以北決出東北流，便形成了《水經》里的清河，下游東光以下仍循《漢志》河水入海。清河屢見戰國記載（《趙策》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齊策》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約當前四世紀後期。黃河流經此道當然在這一時期之前，至是河已改走《漢志》河，這一河道不再為黃河水所灌注，水源僅限於內黃以南的洹、盪等水，濁流變成了清流，因而被稱為清河。
黃河全流畢出《漢志》河時，《山經》《禹貢》河水故道自宿胥口北出一段斷流，這就是《水經·淇水注》中的「宿胥故瀆」。稍北一段有黎陽諸山之水循河水故道北流至內黃會合洹水，這就是《漢志》出內黃縣南的清河水。內黃洹口以北至今曲周南會漳一段故道斷流，《漢志》魏郡鄴「故大河在東」指此。
《漢志》 水下游原先是漳水的一段，《山經》《禹貢》時代曾為河水所奪，因而在《漢志》信都國下又有「故章河」之稱。
《漢志》虖池河（《水經》滹沱河）和虖池別河的下游，曾經是《禹貢》河水下游的一段。
《漢志》滱水下游和《水經》巨馬河下游，就是《山經》河水下游的一部分。
《山經》河東決或《禹貢》河北決，曾走過泒河下游。
《山經》河北決，曾經過沽河下游。
五、結論十二點
本文論述所及的問題比較多，為了幫助讀者理清頭緒，所以在結束本文之前，不嫌辭費，再把全文所有論點簡括列舉如下：
1．漢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岑仲勉東周前黃河下游即濟水之說，極不可信。
2．黃河下游在戰國築堤以前，決溢改道是屢見不鮮的事。其時河北平原中部是一大片人煙稀少、荒蕪寥落的地圖上的空白地區，黃河在這裡決溢改道，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很小，因而也就為一般古代文獻記載所不及。
3．見於《周譜》記載而為王莽時王橫引用過的周定王五年那一次「河徙」，是漢以前唯一的被記載下來的一次改道，但決不能說事實上漢以前只改過這一次道。
4．《周譜》只說「定王五年河徙」，沒有說在何處決口，從何道徙向何道，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否定這條記載的可靠性，不能因為胡渭對這一次河徙所作的解釋不可信，就連帶把《周譜》這條記載根本否定了，從而得出春秋戰國時黃河從沒有改過道的結論。
5．黃河下遊河道見於先秦文獻記載的有兩條：一《禹貢》河，二《山經》河。這兩條河道自宿胥口北流走《水經注》的「宿胥故瀆」，至內黃會洹水，又北流走《漢志》的鄴東「故大河」，至曲周會漳水，又北流走《水經》漳水至今深縣南，二河相同；自此以下，《禹貢》河走《水經》漳水東北流經交河（今河北泊頭市）、青縣至天津市東南入海，《山經》河北流走《漢志》滱水經高陽、安新折東經霸縣（今河北霸州市）至天津市東北入海。
圖7-3 漢以前黃河下遊河道形勢圖
6．見於《漢書·地理志》《溝洫志》和《水經注》的西漢河道，既不是「禹之舊跡」，也不是形成於周定王五年的河徙，更不可能遲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頓丘才形成。
7．《漢志》河具體經流雖到漢代才見於著錄，卻是見於記載的最早一條黃河下遊河道（始見於前七世紀中葉記載），並且是春秋戰國時代長期存在著的河道。
8．《禹貢》《山經》河見於歷史記載較晚於《漢志》河（始見於前六世紀後葉），也比較不常見。有可能先有《漢志》河，某年從宿胥口北決而形成《禹貢》《山經》河。
9．《禹貢》河與《山經》河孰先孰後，現尚無法作出判斷。
10．春秋戰國時代，黃河下游以走《漢志》河為常，也曾不止一次走《禹貢》河、《山經》河；也有可能東（《漢志》河）、西（《禹貢》《山經》河）兩股曾長時期同時存在，兩股迭為幹流，而以東股為常。此外，漢代的篤馬河、泒河、沽河、清河、商河等，也應曾為黃河決流所走過。
11．戰國築堤以前，黃河下游曾多次改道，先後走過上述這些河道，但黃河流經每一條河道的確年已不可考。
12．約在前四世紀四十年代左右，齊與趙、魏各在當時的河道即《漢志》河的東西兩岸修築了綿亘數百里的堤防，此後《禹貢》河、《山經》河即斷流，專走《漢志》河，一直沿襲到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