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其驤歷史地理十講 · 第六講 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及其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
1960年代中期，譚其驤先生在復旦大學歷史系研究曱骨
本講由兩篇文章合併而成：1．《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圖》，原載《文物》1975年第2期，後收入《馬王堆漢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2．《馬王堆漢墓出土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原載《文物》1975年第6期，後收入《古地圖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二文均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本次選編將二文合併為第六講，並擬了新標題，略有刪節。
見於記載的我國古地圖，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西周初年周、召二公營建洛邑時畫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圖。春秋戰國以後，歷代官私製作的各種地圖，為史籍稱引所及者，更不可勝數。但是，由於地圖的摹繪要比書籍的傳抄困難得多，古地圖流傳存世的機會遠比古籍為少，所有北宋以前的地圖，早已全部失傳。長期以來傳世的我國的古地圖，最早的只有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兩幅石刻圖，即偽齊劉豫阜昌七年（1136）上石的《華夷圖》和《禹跡圖》，去今不過八百多年。現在這兩幅地圖既然是出土於西漢文帝十二年（前168）下葬的馬王堆三號墓中的，其製作年代去今已二千一百多年，比西安碑林中那兩幅石刻圖早了一千三百年。單憑這一點，已可見這兩幅圖的無比珍貴了，何況圖的內容又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製圖學史和歷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資料！
這兩幅地圖中的一幅，畫有山、水、居民點和道路等，相當於現代的地形圖，大約就是漢代通常所謂輿地圖。另一幅除同樣包括這些要素而採用不同的畫法外，又畫有某某軍某某軍的駐所，可姑名之為駐軍圖。這裡我們主要討論輿地圖。
一、古地圖碎片的拼接復原
先得簡單談一談這幅圖的復原過程。
原圖被摺疊成多層長方形，收藏在三號墓槨室東邊廂的漆奩里，出土時已腐爛破碎得像一塊豆腐渣一樣。各層的折邊部分全已斷裂，彼此不相連接。經故宮修裱工人師傅精心操作，在一層層揭開後將碎塊一一予以粘連，才裱糊成為三十二張帛片。每張帛片寬二十四、長十二厘米左右。我們所據以做復原工作的是比原物縮小一半的三十二張照片。
由於這幅圖所用的帛很薄，而畫圖的墨色很濃，經摺疊壓緊後，各層之間墨跡彼此滲染，同一線條、符號可以在三四片上乃至十多片上重複出現。墨色雖有深淺之別，但有時差別很小，很難辨別，這一方面為我們的復原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另一方面卻是衡量我們拼接工作正確與否的重要依據。
在有關單位的通力協作之下，經過試用各種方法拼接，終於突破重重難關，拼成了一整幅圖。橫四片一排，共四十八厘米，縱八片一排，也是四十八厘米。原圖比照片大一倍，是一幅縱橫各九十六厘米的正方形圖。在照片拼接圖的基礎上，刪去各片上由他片滲透過來的墨痕，將能夠辨認的線條、符號、註記儘量一一摹繪下來，並將山川的破損部分凡可以根據形勢接起來的用虛線接上，就出現了一幅復原圖。
圖6-1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地形圖復原圖
（《古地圖（馬王堆漢墓帛書）》，文物出版社，1977年）
二、繪製水準
《周禮·地官司徒》：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管子·地圖篇》：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 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周禮》和《管子》大致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據上引二書所載，則戰國時代地圖的繪製，應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這和《史記·蕭相國世家》里講到劉邦初入咸陽，蕭何即收其律令圖書藏之，劉邦因而得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這一段記載，是相符合的。但西晉初年裴秀在其所撰《禹貢地域圖》的序里卻又這麼說：
今秘書院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
裴秀對漢代地圖的評價很差。按常理漢代的地圖不應比秦以前的差，那麼究竟是《周禮》《管子》的話對，還是裴秀的話對？過去我們看不到宋以前的地圖實物，總認為我們所看到的南宋以後的地圖水平還不很高，那麼千年以前的漢代和千數百年以前的先秦的地圖，當然只能更差，裴秀的話應該是可信的，而《周禮》《管子》的話未免有些誇張失實。
當我們把馬王堆三號漢墓這幅圖復原出來之後，才知道我們先前的想法並不正確，至少不完全正確。圖中已經有了統一的圖例：居民點採用兩種符號，縣治用方框表示，鄉、里用圓框表示。細而均勻的線表示道路。粗細不等而有彎曲的線表示水道。山脈一般勾出逶迤轉曲的兩麓，中間加畫橫細線；遇大山則按山體勾出其盤亘範圍，中間細線畫成層層重疊狀。居民點的註記都在符號（即方框或圓框）之內。水道的註記多數都在下游將近與他水會合處，有些重要水道並在發源處加注「某水源」，少數也有注在發源處的。道路和山脈都沒有註記。
拿這種畫法和傳世的南宋以後古地圖相比，顯然決不能說處處趕不上後者，有些地方還要比後者強些。
山脈的畫法特別值得讚賞。這種畫法接近於現代的等高線法，要比宋以後直到明、清經常被採用的人字形畫法或山水畫中的峰巒那樣的畫法都強得多。居民點符號用方圓區別政區的等級，也一直沿用到近幾十年前。地名注在符號即方圓框之內，只要能夠容納得下，那就不比近代地圖注在符號旁邊壞。特別是在居民點稠密處，注在符號內不會造成誤讀，顯然比注在旁邊強。居民點註記加方圓框而水道註記不加框，比之於阜昌《華夷圖》和《禹跡圖》不分府州縣山川一概只註記不用符號，南宋黃裳《地理圖》凡有註記一概加框，不能不說是後出的宋圖反而不如這幅漢初的圖。
水道註記有一定的位置，更是一個顯著的優點，近代地圖一般都未能辦到這一點。道路除特殊情況外，本用不著標名。唯有山脈不標名這一點，是這幅圖在圖例方面一個重要缺點。可能有些山當時還沒有名稱，但已經命名的應占多數。圖中竟連名見於《楚辭》《山海經》相傳為舜陵所在的九疑山也不標名，這是很不應該的。
九疑山南畫著九條柱狀物，柱後畫有建築物，旁註「帝舜」二字。據《水經·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這座建築物當即舜廟，九條柱狀物當系舜廟前的九塊石碑。將著名建築物誇大地畫在地圖上，這是古今地圖慣用的手法，並不足怪。
三、詳確程度
關於圖的詳確程度，全圖應劃分為三大區，其中二大區又應各分為二小區，各區情況不同，不可一概而論。
1．主區
深水流域的營浦全縣、舂陵南半縣、炩道中西部大半縣、齕道西半縣，是這幅圖的主區。三號墓隨葬器物中有弓矢劍戈矛等兵器，墓主人利倉之子當系長沙國的一員將領，這一區域很可能就是他生前的駐防區域。在此區域之內所有山川聚落都是他本人或他的部下親身經歷過的，這部分的圖應是根據實地考察所得繪製成的，所以畫得最詳細也最精確。居民點除縣治外，還畫了鄉里。遺憾的是沒有畫出政區界線，長沙國界和縣界都沒有畫。山脈如九疑山周旋盤亘數百里，圖的北端是《水經注》所謂營陽峽，兩岸山勢緊逼深水兩岸，畫得都十分醒目而逼真。水道的曲折流向，基本上，甚或在很大程度上接近於今地圖。可惜的是有許多鄉里名和水道名已漫滅不可辨認。
水道畫得是否準確，最足以說明地圖的精密程度。下面試以圖中這一區域內的水道與今地圖相比勘：
圖中深水自九疑山舜廟前南流一段，順水流方向注作「深水原」，即今深水；折而西流、西北流、北流，今稱沱水；自今道縣東北受瀟水後，今稱瀟水。
深水南流有水自九疑山東側南流西折來會，今圖或作後河，或作沱水，或作消水源。
自此以下深水南岸支流第一水今稱烏龍江，江有二源，合口今稱兩河口。
第二水即今安寧河，流經禾洞、大塘，西北至碼市入沱。
第三水的東源，今名宜遷水；西源今名輦江；又有一小水北流至今小錫入西源。東西二源合流後又東北流，亦至碼市入沱。
第四水今名貝江，一作背江，北流至貝江鎮入沱。
第五水注作參水，即今馮水，一作嶺東河，北流至水口鎮入沱，今江華瑤族自治縣駐此。
第六水今名花江，東北流至花江鎮入沱。
第七水即今流經岐山腳至沱江鎮入沱一水，形似鐮刀，極為精確。
第八水注作臨水，今圖作萌渚水或作西河；因又稱水口以上的沱水為東河。東西河會流處的沱江鎮即1955年以前的江華縣治。
自此以下深水呈一以北流為主向的曲折形，至東北流折向西北流處，西岸注有水名，上一字字跡模糊，根據上游水邊有「深水原」字，此字當是深字。但按圖例深水二字理應注在此水下游流經營陽峽處，似不應注在這裡，可能是因為深平為駐防地，深水是防區內的主要水道，故在深平附近明顯處特別予以表示。
此處東岸有壘水自東來會，今名泡水。水有二源，大小略相等。兩源會合處已破碎，不知有無註記。今以東源為泡水上游，稱西源為東江。
深水西北流，西岸有一水發源都龐嶺東北流來會，註記「水」上一字右半為阝，左半不可辨，即今掩水，一作永明河。 水南岸下游一支流，疑即今圖發源銅山西北北流入掩一水，上游一支流即今瀑帶水。瀑帶水東岸有一大支流名馬河，近圖或稱瀑帶水合馬河以下為馬河。
濂溪水本為今道縣城西二十里自南北流入營水一小水名，把營水全流目為濂溪水是錯誤的。
深水又北流，營水發源都龐嶺東流來會，即今營水，有些圖上標作濂溪水 。
深、營會合後，折而東流，經營浦縣治南，折而北流，又東北有一水發源都龐嶺東流來會。下流水口應有註記，但已破滅。按壘水流域有一居民點名壘部。 水流域有一居民點名 部，此水中游有一居民點名侈部，則此水亦應名侈水，即今宜江。南岸有一大支流源出都龐嶺東北流來會，即今中坪河。北岸一支流自北南流來會，即今坦溪。
深水又東北流， 水發源九疑山北麓西北流來會，即今瀟水，一名九疑河。下游北岸一支流註記已磨損不可辨，即今仁澤水，一作仁水。其東有泠水發源九疑山支阜北流折西來會，即今泠水，一名巽水。泠水北岸有羅水自舂陵縣西西南流來會，即今都溪水，一名西江河。
上述諸水的屈曲輪廓，大體都接近於今地圖，有些部分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各水支流注入幹流的次序，也都符合於實際情況。當然也有畫得不很準確的。如輦江、貝江之間的距離應擴大；參水即今嶺東河畫得太短；花江畫得太長；泡水、東江上游都應作西北流向等等。但這些畢竟都是小毛病，在近現代圖中有時也在所難免。所以總的說來，這幅圖的主區部分準確性很高，下這樣一個結論，絕非過譽。
在這一區域內，大致是按十五萬分之一至二十萬分之一之間的比例尺繪製的。
上述情況足以證明：裴秀把漢代地圖不加區別地一概說成是「不設分率」，「不考正准望」，「不備載名山大川」，「不精審，不可依據」，是不正確的。他之所以把漢代地圖說得那麼不像樣，可能是由於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畫得差的，沒有看到過畫得好的；也可能是他所說的專指漢代的全國總圖，而總圖由於範圍太大，準確性當然要比小範圍的圖差；也有可能他是在故意貶低前人的成就，藉以抬高他自己所畫《禹貢地域圖》的身價。
王庸《中國地理學史》第二章第三節。
總之，在未看到這幅圖之前，我們是不免要誤信裴秀的話，簡單地認為漢代地圖的製作都是「殊欠精當」 的，當然也很難想到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製圖水平會達到這樣的高度，儘管只限於一個較小的地區範圍之內。
2．近鄰區
深水流域的舂陵北半縣、炩道縣東部小半縣和舂水上游的齕道東半縣，以及南平縣治一帶，是這幅圖的近鄰甲區。都龐嶺以西在今廣西境內的桃陽、觀陽二縣，湘粵分水嶺以南在今廣東境內的桂陽縣，是這幅圖的近鄰乙區。近鄰區應已不在三號墓墓主人駐防範圍之內，但仍在長沙國封域之內。所以僅僅畫出縣治和一些道路，不畫鄉里。
甲區與主區之間無大山大川之隔，製圖者對這一帶的地形還是比較了解的，所以對舂陵、炩道、齕道、南平四個縣治的位置還是畫得很準確。只是水道已畫得較差：缺畫自炩道縣治西流注入泠水之水；羅水即今都溪水，上游畫得太短；舂水即今鍾水，畫得太直。
圖6-2 馬王堆三號漢墓輿地圖主區及近鄰區山川縣治在今圖上的位置
見於《水經·湘水注》的觀陽縣，系孫吳所置，未必即漢初故治。且《湘水注》只說觀水西北徑觀陽縣西，亦無從推定其準確方位。
乙區與主區之間隔著都龐嶺和湘粵間的分水嶺，作圖者對它了解更差，因此，桃陽、觀陽二縣境內水道完全不畫，桂陽境內畫了一條發源縣北流經縣西的水，應即《漢書·地理志》桂陽縣下的洭水，今名連江。可是連江本東南流注入北江，圖中錯畫成西南流。縣治的位置也畫得誤差較大：桃陽即《漢書·地理志》洮陽，故城在今全州縣西北三十五里，圖中偏南約達32′；桂陽故城即今連縣治，圖中偏東約10′。觀陽故治因不見記載 ，無從考核。
3．遠鄰區
帛片圖幅的號碼是根據故宮的原編號。
圖幅西南部10、21、18和南部26至29、2至5共十一片所包括的地區 ，是遠鄰區。這個地區已超出長沙國封域之外，屬於秦末以來割據嶺南的南越王趙佗的轄境。因此這部分圖的內容既不畫鄉里，也不畫縣治，這麼大的地區只註上了「封中」一個地名，海岸不畫曲線而畫成一個半月形，水道全無註記，且極其粗訛，山脈道路完全不畫，其詳細程度又不及近鄰區，精確程度更談不上。裴秀所謂「雖有粗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如果用以評價圖中的這一部分，倒是相當合適的。
不過同在這一部分里，又該分為甲乙兩區。甲區是靠北接近主區的那幾片，這上面的水道，如10片上的指今掩水上游，21片上的指瀑帶水上游，自21片東流經26片至29片的應指富川江，自18片南流至29片與富川江相會的應指流經蓮塘一水，28片上自東北角向西南流一水，可能指大寧河；儘管掩水、瀑帶水上游並沒有伸展得這麼遠，富川江、蓮塘水的會口東去大寧河的實際距離要比圖中所畫的近得多，大寧河上源與連縣城下的水並接不起來，畫得誤差很大，但畢竟還是有所指的。乙區是靠南近海那幾片，這裡離主區更遠，製圖者想必是除了知道有幾條水南注大海以外什麼都不知道，那就難怪會畫得簡直不知所指了。
在一幅圖中主區詳密而鄰區疏略，近處精確而遠處粗訛，這是在單憑製圖者親身經歷所獲得的地理知識，而沒有鄰區遠處的地理地圖資料足資利用的條件之下，所繪製出來的地圖的很自然的現象。這種現象屢見於傳世的南宋以來晚清以前各種地圖，毫不可怪。例如：阜昌石刻《華夷圖》是根據著名的唐賈耽《海內華夷圖》縮制而成的，圖中所畫遠處的自玉門關以西至蔥嶺地區，即遠比近處的玉門關以東地區簡略，比例尺縮小了約三倍。一直到清代中葉，除實測的內府輿圖以外，仍有多種「中外一統輿圖」將內地十八省畫得占整個圖幅的十之七八，邊疆東三省、蒙、新、青、藏地區僅占十之一二，國外遠至英吉利、美利堅，也僅占十之一二。因此，我們決不能因為馬王堆這幅圖的第二部分即近鄰區畫得不很準確，第三部分即遠鄰區畫得很不準確而低估它的價值。正確地評價這幅圖的價值，應該以它的第一部分即主區為依據。上文業已闡明了圖的這一部分的精確性是相當驚人的。由此可見，這幅圖在我國製圖學史上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它不僅是一幅截至今天為止我們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地圖，同時又是一幅足以顯示我國製圖學早在兩千多年前業已達到高度科學水平的地圖。
這幅圖上除線條、符號、註記外，絕無一句文字說明，這一點也很值得注意。過去有人研究中國地圖史，認為古代地圖製作粗陋，單靠圖表示不了應具的內容，必須附有相當數量的文字說明。這幅圖的發現，根本推翻了這一臆說。
上面我們是拿這幅圖來和現代最精確的圖相比，那當然要差一些。要是拿這幅圖來和採用現代測繪技術以前的舊圖相比，那麼就這幅圖的主區部分而言，就絕不比任何圖差。即如《嘉慶重修一統志》的永州府圖和以《內府輿圖》為藍本的《大清一統輿圖》的這一部分，便都不及此圖準確。
總上所述，可見這幅埋藏地下二千一百多年的地圖的出土，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它的時代是那麼早，比以前傳世的我國最早地圖《華夷圖》《禹跡圖》早了一千三百多年，為地圖學史提供了最早的實物資料，此其一。它的準確性是那麼高，從而為我國地圖學史增添了極為光輝的一頁，使人們不至於再為裴秀的「漢氏輿圖」「皆不精審」這一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說法所迷惑，此其二。它的內容既準確又詳細，我們得據以窺見西漢初年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概貌，從而解決若干歷史地理上的問題，此其三。這三點都是很重要的，但本圖的價值還不限於此，如註記用的字體，測繪的方法、技術及其所用的工具等，也都值得加以研究。
圖6-3 《大清一統輿圖》中與馬王堆三號漢墓輿地圖主區相關部分
四、這幅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
下面談談這幅地圖所說明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
1．漢初長沙國的南界
1972年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簡報發表後，因為墓主人是漢初的諸侯長沙國丞相軑侯利倉之妻，有幾位同志撰文談到長沙國的轄境，徑以《漢書·地理志》所載長沙國所領的十三縣來解釋軑侯時代的長沙國轄境，這是不正確的。利倉官長沙丞相，封軑侯，時在西漢初高帝高后時代，即公元前二世紀初年，而《漢書·地理志》所載，則是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的政區分劃制度，前後相去約二百年，長沙國的轄境不可能沒有變動。事實上文獻記載里也有不少資料足以說明漢初長沙國和漢末長沙國之間的差別很大，大小迥不相倫。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合敘梁、楚、吳、淮南、長沙五個諸侯王國的疆域作「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谷、泗，薄會稽」。
《漢書·諸侯王表》敘述高祖末年十個諸侯王國（同姓九國加上這個異姓國中唯一剩下來的長沙國）的疆域，講到長沙國時，用的是「波漢之陽，亘九嶷」二語 。九嶷即《漢書·地理志》零陵郡營道縣南的九疑山，而營道縣又在零陵郡的南境，即此可知漢初的長沙國，包有《地理志》中的零陵郡。《地理志》也說明零陵郡置於武帝元鼎六年。《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在永州、道州下也說明秦屬長沙郡，漢為長沙國，武帝分置零陵郡。
《史記·南越列傳》和《漢書·南粵傳》又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漢初長沙國南界的比較具體的資料。
傳文講到漢高帝時在趙佗割據之下的南越王國「與長沙接境」。又講到高后時趙佗曾「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又講到文帝賜趙佗書，書中說起趙佗曾對漢朝提出「請罷長沙兩將軍」（指駐在長沙國境內用以監視南越割據勢力的兩個將軍）的要求，又說：「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可見從高帝歷惠帝、高后到文帝，亦即吳芮及其子孫為王，利倉父子為將相時代的長沙國，一直是與南越接境的。清人周壽昌指出《漢書·地理志》里位於長沙國之南的桂陽、零陵二郡，其時「俱屬長沙，未別置郡」（王先謙《漢書補註》引周壽昌《漢書注補正》），是正確的。
那麼《漢書·地理志》所說桂陽郡「高帝置」，《水經·耒水注》也說桂陽郡「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又是怎麼回事？
《觀堂集林》卷十二《漢郡考》。三郡指長沙、桂陽、武陵。武陵郡，《漢志》亦作高帝置，王氏亦予以否定。王氏認為《漢志》中的桂陽、武陵、零陵三郡和長沙一國，同在漢初長沙國封域之內。
清人全祖望想必是看到了《南越列傳》的記載，但又不敢說班《志》、酈《注》錯了，只得說班《志》作「高帝置」不夠詳晰，當云：「高帝二年分長沙置，五年屬長沙國。」（《漢書地理志稽疑》卷二）近人王國維才發覺《漢志》所稱高帝置的二十六個郡國，「其真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因此他根本否定了桂陽郡置於高帝時的可信性。除取證於《南越列傳》外，又據《漢書·賈誼傳》所載誼在文帝時上疏提到「長沙才二萬五千戶」，指出二萬五千戶「勢不能分置三郡」 。
今按：高帝二年，楚漢方相持於滎陽、京、索間，自此以東南，當時還不在高帝統轄範圍之內，怎麼可能分長沙為桂陽呢？《漢書·高祖紀》載五年二月初即帝位，詔「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吳芮為長沙王，中間明明並無桂陽一郡。可見全說顯然不能成立，王說是正確的。當然，即使果如全說，這個桂陽郡也是長沙國的一部分，並不能動搖漢初長沙國南境與南越相接這一極為明確的史實。
長沙國縮小到基本上僅限於《漢志》所載那麼大一塊地方，那是景帝以後的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云：「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所謂長沙「無南邊郡」，就是說把原來長沙國的南部地區相當於《漢志》桂陽、零陵二郡之地，從長沙國劃出，改為直屬於漢朝的桂陽郡。
如上所述，根據文獻記載，可以知道漢初的長沙國遠比《漢志》里的長沙國為大，其南境基本上轄有《漢志》桂陽、零陵二郡。但我們只能說基本上，卻不能說其南界與《漢志》桂陽、零陵二郡的南界完全一致，因為並沒有什麼資料足以證明這條界線沒有變動過。因此，漢初長沙國南邊的具體疆界，尚待進一步探討。
洭，今本《史記》及《漢志》桂陽縣下誤作「匯」，據《說文》洭字及《水經·洭水篇》改。洭水一作湟水，見《水經·溱水注》，《漢書·南粵傳》即作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湟溪關即得名於在湟水上。
「下橫浦」，《漢書·武帝紀》作下湞水，這是說通過橫浦關後循湞水順流而下。
《南越列傳》講到趙佗在秦末開始搞割據時的第一步措施是：他以行南海尉事的名義，「移檄告橫浦、陽山、湟溪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下文講到武帝元鼎四年，令「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明年，漢發兵分道擊南越，其中由路博德率領的一軍即「出桂陽，下洭水」 。此外又有「出豫章，下橫浦」 的，又有「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的。《史》《漢》所載有關漢初長沙與南越之間邊界的資料，就是這幾條。
橫浦關即今大余縣西南大庾嶺上小梅關，見《通典·州郡典》《方輿紀要》。陽山關「在陽山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見《太平寰宇記》引《郡國縣道記》。茂溪口不見今圖。唐宋陽山縣治即今治，西北四十里約當在今陽山縣與連縣（今廣東連州市）分界處稍南。湟溪關不見唐宋以前古地誌。清人錢坫以為《漢志》南海郡中宿縣下「有洭浦官」，官當作關，洭浦關即湟溪關（《新斠注地理志》卷十四）。據《水經·溱水篇》及《洭水篇》，洭浦關在洭水（今連江）與溱水（今武水及北江）交會處，當在今英德縣（今廣東英德市）西南連江口附近。楊守敬、王先謙、丁謙則以為在今連縣西北湟水（連江）發源處（楊氏《前漢地理圖》、王氏《漢書·南粵傳補註》、丁氏《漢書兩粵傳地理考》）。這大概是由於他們認為南越北界當略循五嶺山脊，置關當在嶺道要害處而作出的推斷，非別有所據。
傳文提到的豫章是郡名（郡境大致相當於今江西省），零陵是縣名（故治在今廣西興安縣東北；元鼎六年始置零陵郡，治泉陵）。桂陽則在漢代既有此郡名（治郴縣，即今湖南郴州市蘇仙區），又有此縣名（治今廣東連州市）。「屯桂陽」、「出桂陽」指的是郡還是縣？這是一個首先要弄清楚的關鍵性問題。若是指郡，則湟溪關有可能在湟水發源處今粵湘邊界上，漢初的長沙、南越之間的界線起湟溪關至橫浦關這一段也有可能大致即以五嶺山脈即今省界為界。陽山關在這一條線之南，便應是湟溪關後面的第二道關。若是指縣，則縣南的陽山關應是邊關，湟溪關即不可能在這個縣的西北，當然也不存在一條大致符合於五嶺山脈的長沙、南越邊界。單憑《南越列傳》的記載，我們只能傾向於是縣，因為桂陽縣是南臨洭水的，卻不能斷然排除有是郡的可能，因為漢兵從桂陽郡的其他地區出發，也未始不可以取道洭水南下。所以儘管《元和志》《寰宇記》都說連州在秦為長沙郡之南境，楊守敬等人都不予理會，竟把南越所據的湟溪關定位於連州西北。
這幅漢初長沙國深平防區圖的出土，斷然肯定了《南越列傳》「出桂陽」指的是縣。圖上畫的有桂陽縣。按照本圖幅的圖例，凡南越境內的郡縣一概不予註記，則桂陽縣顯然應在長沙國境內，這就證實了楊守敬等置湟溪關於湟水發源處是絕對錯誤的，漢初長沙、南越之間這一段疆界並不以五嶺山脈為界。
桂陽縣既在長沙境內，則桂陽縣東南的陽山關，應在長沙、南越界上。湟溪關應從錢坫說，即《漢志》《水經》的洭浦關。但這個關遠在陽山關東南二百餘里，不可能也在界上。若在界上，則陽山關又不可能是南越的邊關了。按元鼎五年漢兵一軍「出桂陽，下洭水」，這是取道陽山關旁的水路。一軍出豫章，逾橫浦，下湞水，這是取道橫浦關路。獨不見有取道湟溪關的，即此亦可證陽山、橫浦二關在界上，湟溪關不在界上。雖不在界上，但地當逾五嶺出溱、洭二水南下的衝要，故趙佗在策劃割據嶺南時，有必要聚兵扼守此關。
從陽山關東至橫浦關之間，據《元和志》有任囂（趙佗之前的秦南海尉）城，在韶州樂昌縣（今廣東樂昌市）南五里，據《輿地紀勝》有趙佗城在韶州仁化縣北九十里城口村（見今圖，北去湘粵省界約六里），故漢初長沙、南越間邊界，當在此二城稍北。任囂城之北約當以今樂昌縣（市）西北之樂昌峽為界。趙佗城之北當即以今省界為界。
按秦取楚江南地在始皇二十五年，此「三」字當作「五」。
漢初長沙國南界自陽山關以東至橫浦關一段，文獻資料不算很少，但我們在未見到這幅圖之前，仍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不易解決，已如上述。至於陽山關以西，則在文獻資料中可考者唯有湘、漓發源處一點。據上引《南越列傳》元鼎五年漢兵一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一條，可知零陵縣應在當時桂陽郡境漢初長沙國境內。又據《元和志》桂州全義縣（今廣西興安縣）：「故越城在縣西南五十里，漢高后時遣周灶擊南越，趙佗據險為城，灶不能逾嶺，即此也。」《輿地紀勝》靜江府：「古秦城在興安縣西南四十里。」又引《桂林志》：「秦城，在興安縣，秦始皇二十三年築以限越」 ，則零陵西南的漢初長沙國南界，應在秦城與越城之間，亦即今興安縣西南四十餘里處。秦始皇時所鑿溝通湘、漓上源的靈渠，在今興安縣西，全長六十里，渠的大部分應在長沙郡境內，小部分在桂林郡境內。這是和《寰宇記》桂州興安縣下「昔秦命御史監祿自零陵鑿渠至桂林」這一條記載相符合的。
從湘、漓發源處這一點東至陽山關之間的長沙南境邊界的走向，絕不見於傳世文獻記載，馬王堆這幅圖剛好可以補文獻之不足。圖中將深水南岸的支流一一畫出，還在這些支流的兩岸畫了不少鄉里，其中臨水即今萌渚水的鄉里，一直畫到水源萌渚嶺的山腳下。按圖例，這些地區應該在深平防區之內，可見當時長沙國南境是直抵今湘粵間的分水嶺。據《水經·湘水注》，馮水和萌渚水的上游都在蒼梧郡馮乘縣的轄境之內，這應該是漢武帝平定南越割據勢力以後改劃的郡界，不是漢初的舊界。
作者自校：小梅關當為唐開元四年張九齡開大庾嶺新道後所置關，唐以前舊關不應亦在此。附圖上橫浦關位置不知何據，亦非小梅關。
總上所述，我們把文獻資料與這幅圖中所顯示的情況結合起來，可作一線西起秦漢零陵縣西南，東南行穿靈渠，越海陽山、都龐嶺，經圖中□鄣約當今江永縣治之南，循今湘桂省界折南折東，又東經連縣南抵秦漢陽山關，折東北穿樂昌峽，折東循今湘粵、贛粵省界東至大庾嶺上秦漢橫浦關（即今小梅關 ），大概就是漢初長沙國與南越國之間的邊界。它既不是以五嶺為界，也不同於《漢書·地理志》里的桂陽、零陵二郡南界。
漢初這條兩個諸侯王國之間的邊界，應該是沿襲秦代的長沙郡與南海、桂林二郡之間的郡界而來的。因為趙佗乘秦末之亂起而割據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他當然不會放棄任何原屬於這三郡的土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南越列傳》記載看來，他也並沒有侵占原來屬於長沙的土地，只是在高后時曾一度「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邊界未嘗因而有所改變。
圖6-4 秦漢初長沙郡國南界示意圖
那麼秦王朝在劃分郡界時為什麼不按照自然區劃以五嶺為界，而要把五嶺以南的一部分土地劃歸長沙呢？這絕不是無意識的。秦代的郡是一級行政區，全國只分成三四十個郡。有些郡的轄境可以大到相當於今天一個省，甚至還大於一個省。因此，在那些邊遠地區，若完全按大山大川來劃分郡界，一旦天下有事，這些山川所形成的險阻，豈不正好為地方割據勢力所利用？秦始皇、李斯等想必是有鑒於此，採用了「犬牙相入」的郡界劃分法。在平定南越之後，便把嶺南的桂陽一帶劃歸了嶺北的長沙郡。這無疑是一項有利於鞏固統一、防止割據的重要措施。雖然後來趙佗乘秦末「豪傑畔秦相立」之機，憑藉南海僻遠，還是割據了南越三郡，可是由於他未能全有嶺南之地，他的北邊防線始終是不很堅固的。文帝時大概他曾經提出過希望把嶺南的長沙郡境劃歸南越的要求，這就是文帝給他的信中所提到的所謂「欲定地犬牙相入者」。文帝說這是「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所以「朕不得擅變焉」。「介」，顏師古解作「隔也」，不妥。應作疆界、界劃解，即《詩·周頌·思文》「無此疆爾介」之介，此處作動詞用。「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意即這是高皇帝劃給長沙的土地。實際劃定者應為秦始皇，漢制是沿襲秦制而來的，不過漢文帝不便說前朝所劃定的不可更改，因托之於高皇帝而已。
2．漢初長沙國西南邊區的八個縣治
編者按：據《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華書局，2014年），已改釋為泠道。
這幅圖在其主區和近鄰區範圍內畫著八個縣治：營浦、舂陵、炩道、南平、齕道、桃陽、觀陽、桂陽，這是當時長沙國西南邊區的一部分（可參閱圖6-2《馬王堆三號漢墓輿地圖主區及近鄰區山川縣治在今圖上的位置》）。其中營浦、炩道、桃陽三縣見《漢志》零陵郡，南平、桂陽二縣見《漢志》桂陽郡。但見於《漢志》只能說明西漢末年平帝元始二年時有這幾個縣，不能說明這以前有沒有。這幅圖的出土，說明了這五個縣最遲在漢文帝時代業已設置。炩道，《漢志》作泠道；桃陽，《漢志》作洮陽。可能是本作炩、桃，後改泠、洮；也可能是本作泠、洮，製圖者有所忌諱而改用炩、桃。
此外舂陵、觀陽、齕道三縣，不見《漢志》。其中舂陵見《漢書·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子買為舂陵侯。據《後漢紀·光武紀》及《後漢書·城陽恭王祉傳》：買封於泠道之舂陵鄉。傳至孫仁，以舂陵地勢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名。故《漢志》列舂陵侯國於南陽郡下。圖中見舂陵，一方面證實了《後漢紀》《後漢書》所載舂陵侯國原在《漢志》零陵郡境內是正確的，一方面又校正了買初封於「泠道之舂陵鄉」的錯誤。因為圖上舂陵二字外加方框，這是縣治的符號，可見舂陵在元朔以前早已是縣，並不是泠道的一個鄉。按《續漢書·郡國志》泠道下劉昭注補「有舂陵鄉」。袁宏、范曄蓋因舂陵侯國內徙南陽後，舂陵舊地改為隸屬於泠道的一個鄉，遂誤認為元朔以前舊制也是如此。
觀陽 歷代各種地誌皆從《宋書·州郡志》說作始置於孫吳。今既見於此圖，可見漢初已有此縣，西漢末年以前罷，孫吳系復置而非創置。但沈約對西漢郡縣建置的知識也只限於《漢志》所載，漢初已有此縣他是不可能知道的，故徑作「吳立」。
齕道 不見於漢以來任何記載，包括各種地方志。若沒有這幅圖出土，誰也不可能發現九嶷山區二千一百年前曾經建立過這麼一個縣這一歷史事實。
在圖的主區範圍內，《漢志》又有屬於零陵郡的營道一縣，不見此圖。齕道縣的罷廢與營道縣的增置，皆當在此圖製作年代之後，平帝元始二年以前，確年無考。
由於圖的主區部分畫得很精確，近鄰甲區也畫得相當準確，因此，在這一範圍內，圖中的縣治方位，往往可據以補正文獻記載，或確定不同說法的是非。
營浦 據《水經·深水篇》和《湘水注》，只知道營浦縣治在東北流的深水北岸，無從確定方位。據《元和志》《寰宇記》《方輿紀要》，漢縣即唐宋以後道州，今道縣治。《清一統志》引舊志則謂在州北營陽鄉，地名大漢。兩說歧異。而舊志所謂大漢，亦不知其確切方位。這幅圖上將營浦縣治畫在營、深二水會合處的稍下游，深水折北流處的上游，由此可見，舊志的說法是有根據的，但州北應作州東北。距今縣裡程雖無法確定，估計不會很遠，因而《元和志》等書不予注意，徑作古今同治。今縣治東三里有一村落以東門為名，疑即古營浦城的東門，則古城約在今城東二里許。
炩道 《水經·湘水注》：泠水「出九疑山，北流徑其縣（指炩道）西南，縣指泠溪以即名。」似縣治應臨近泠水。《寰宇記》更明確說「其縣臨泠道水為名」。《輿地紀勝》引《晏公類要》同。又據《舊唐書·地理志》《寰宇記》，古城在唐延唐縣、宋寧遠縣即今寧遠縣治東南四十里。《寰宇記》另一條記載及《紀勝》引《晏公類要》又作「東四十里」，知正確方向應為東偏南。但泠水西去寧遠不過二十餘里，故治若確是臨泠水，則不可能在今縣東偏南四十里。可能就是由於傳統說法有這一點矛盾，因此近代地方志上又另創故城在縣東南三十里蕭韶峰下之說，還說是「故址尚存」。1961年《湖南省志》即採用此說。究竟以何說為正，這幅圖為我們解決了問題。炩道縣治離泠水還有相當一段距離，而其方位正在今寧遠縣東偏南約四十里。可見《舊唐志》《寰宇記》所載的故城方位是正確的，而《寰宇記》《晏公類要》所謂縣臨泠道水則並不可靠。至於說什麼東南三十里「故址尚存」，更可以斷言是無稽之談。
南平 《寰宇記》：藍山縣「本漢南平縣也，今縣東七里有南平故城存」。宋藍山縣治即今治。《輿地紀勝》作南平古城在藍山縣東五里，是由於計里大小不同，實同指今縣東北七里「古城」。這種說法是和《水經·鍾水篇》經注所載鍾水流經南平縣東至鍾亭，漼水（即桂水）發源桂陽縣（今廣東連州市）北界山北流來會相符合的。鍾水即今藍山縣城東鍾水，漼水（桂水）即今發源湘粵界上北流至古城東十餘里注入鍾水的毛俊水。但近代地方志卻別創漢縣故城在今縣東北五十里土橋墟附近一說，論據是土橋墟附近一帶地屬南平鄉。《湖南省志》亦採用此說。此說本不能成立，因為明清時代的鄉名，本未必襲自漢代的縣名；且鍾水自土橋墟以下，根本不存在一條發源於湘粵邊界北流入鐘的水道，又顯與《水經》及酈《注》不合。這幅圖裡的南平縣畫在炩道縣南偏東，相當於古城的位置，而不在正東土橋墟的位置，又為肯定古城說、否定土橋墟說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
舂陵 《水經·湘水注》只說都溪水（今西江河）徑舂陵故城西，無從確定方位。唐宋以來《元和志》《寰宇記》《輿地紀勝》《方輿紀要》作在今寧遠縣北五十里，《清一統志》作在縣西北，近代地方志包括《湖南省志》作在縣北六十里柏家坪，楊守敬《水經註疏》作在縣東北。今按：《漢志》桂陽郡耒陽：「舂山，舂水所出。」舂水上游即今新田河，則舂山即今寧遠、新田界上之山，舂陵故城應在今舂水流域舂山東麓不遠處，西南去寧遠里距應從唐宋舊說為五十里。這幅圖上的舂陵城很明顯在今寧遠縣東北，寧遠、新田界山東麓，可以證成此說，從而否定縣西北及縣北柏家坪等說。
今本《元和志》《寰宇記》作「奔巢水口」。據《清一統志》引舊志及光緒《湖南輿圖》，寧遠有源出九嶷山的巢水，北流會瀑水後又會莽水，知「奔」系「莽」之字誤。莽巢水口在今縣東南三十餘里，其南正對九嶷山，與《漢志》及《續漢志》所載「營道，九疑山在南」符合。
主區和近鄰甲區所畫五縣，四縣都產生了補正文獻記載、確定故城方位的作用，只有齕道一縣，因為後代不存在這個縣，當然不可能具有此種作用。從圖上的方位看來，縣治故址約當在今藍山縣南偏西大麻營的鐘水東岸。這個齕道縣在九嶷山的東麓，《漢志》營道縣的故址則在九嶷山北麓的莽、巢二水會口，見《元和志》《寰宇記》 。又炩道縣也距離九嶷山東北麓不遠。漢承秦制，「凡縣主蠻夷曰道」，見《漢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志》。可見在西漢時代，九嶷山周圍的少數民族地區，已在一統王朝所設置的郡縣管轄之下。
在繪製這幅圖以前的漢初三十餘年間，承秦末戰爭之餘，戶口耗減，一般說來，增置縣治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圖中八縣，我們有理由把它們看成都是秦代已經有了的縣。這八縣的地區在《漢志》時代只有六縣，由此可見：
（1）前人認為秦代在《漢志》時代之前二百餘年，各地區的縣治設置應較少於《漢志》中所載。楊守敬在《嬴秦郡縣圖》的序文里，即曾以巴、蜀、漢中地區為例，推定秦縣約比漢縣少三分之一。這種說法是不一定可靠的。既然這幅圖告訴了我們長沙郡的西南部分秦縣可以反而比《漢志》的縣多，其他地區應該也不是沒有這種可能。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等於否定秦縣的總數應少於漢縣。
（2）長沙郡西南部分地處僻遠，置縣如此之多，可見秦王朝是很重視邊地的經營管轄的。此點亦可在文獻中得到印證。如始皇三十三年將河套地區從匈奴手中奪回後，即一下設置了三四十個縣，見《史記·始皇本紀》及《匈奴列傳》。又如燕地北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在漢高祖時共有七十九縣，見《絳侯周勃世家》。高祖時的縣數當然更該就是秦的縣數。而《漢志》此五郡合計僅得七十五縣，秦縣反比漢縣多四縣。或疑《世家》所載漁陽二十二縣應為十二縣之誤，因為漁陽在《漢志》里只有十二縣。即使果屬如此，秦縣亦僅比漢縣少六縣，不到十分之一。
（3）八縣中有炩道、齕道二縣，更可見秦始皇在削平六國完成統一後所建立的是一個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統王朝，其統治所及，不僅包括所有「華夏」地區，也包括了僻在南方山區的少數民族地區。
3．水道名稱的演變
水道註記也是這幅圖所提供的一項彌足珍貴的古代地理資料。因為在這一地區內的水道，既為前乎此圖的先秦文獻、後乎此圖的《漢書·地理志》記載所不及，就是在更後的《水經》和酈《注》里，雖然是記載到了，仍不及此圖詳細。並且所注水名往往與見於後代記載的水名不同，可據以推究其演變過程。下面試就可以辨認的幾個註記，一一闡述其史料價值。
今本《說文》「營」下有「道」字，依段注刪。根據《說文》這條記載，可知齕道罷廢后，深源一帶即改隸南平。
見段玉裁注《說文》深字、楊守敬《水經註疏》《水經注圖》等。
見《嘉慶重修一統志》永州府山川營水、瀟水等條，光緒《湖南全省輿圖說》等。《湖南省志》同。
深水 瀟水是湘水上游的一條大支流，而瀟水之名，唐代始見[1]。在唐代以前，《水經·深水篇》的深水和《湘水注》里的營水，都是北流經泉陵（今湖南零陵）城下入湘的，與唐以後的瀟水同。這兩個水名究竟哪一個在先，哪一個後起，源流是否完全相同，清代的考據學家有兩種意見：（1）根據《漢志》有營浦、營道縣，認為《漢志》雖不載營水，此水在漢代實名營水。深水之名則見於《說文》《水經》，較營水為後起。（2）根據《說文》「深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 ，《深水注》引晉呂忱《字林》深水「導源盧溪，西入營水，亂流營波，同注湘津」，認為深水實為營水上源之一，深水入營後營水下游雖然一直到入湘都可以通稱為深水，但畢竟應以營水為正稱 。這種看法表現在《一統志》、地方志里，便直稱瀟水古名營水，根本不提深水 。
清人戴震認為《水經》作於三國時人，這個論斷是不妥當的。《水經》各篇，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應根據各篇的具體內容，分別推定其寫作時代。《深水篇》應寫定於《說文》以前。
這幅圖上的註記，完全否定了清代考據家的看法。在這幅圖裡，很明顯，現在的瀟水及其上游沱水，當時都叫深水。在駐軍圖里則稱為大深水。這條水在圖上從發源九嶷山起直到進入《水經·湘水注》所謂營陽峽，畫成逐步由細到粗，可見深水的註記雖寫在今道縣以南，下游今道縣以北無疑也是深水的一部分。營水、 水都注在這條水的兩側支流上，可見這條水在受營受 以後，不會以營水、 水為名。受 以後更無其他較大水道來會，下游直到入湘當然都是叫深水。看到了這幅圖，現在我們可以把這條水名稱的演變過程考定如下：深水是這條發源九嶷山南麓，繞流西麓，折北流入湘水的水道在今天可以考見的最古的名稱。這個名稱應起自這幅圖的製作年代以前，一直到《水經·深水》一篇寫定的時代猶未變 。到了東漢中葉許慎著《說文》時，深水已僅指上游，下游與營水合流以後已改稱營水。晉呂忱撰《字林》時仍然如此。到了北魏酈道元《湘水注》中，則不僅下游，連上游九嶷山麓今之沱水也一概被以營水之名了。到了唐代中葉柳宗元文章中，下游又改稱瀟水。但在《元和志》里，道州以上仍稱營水。到宋初的《太平寰宇記》里，才改稱這一段為沲（沱）水。
營水 《水經注》《元和志》中的營水，不是今道縣城西的營水。這條營水不見於《水經注》《元和志》，始見於《寰宇記》。在看到這幅圖以前，人們很容易認為營水一名在宋以前指今之瀟水、沱水，到宋以後才移指這條水。《清一統志》館臣厚古薄今，所以在永州府山川下的營水一條，竟專指沱、瀟水而不及此水，別稱此水為濂溪水。但近代圖書多數雖改稱此水為濂溪水，仍有沿襲營水舊稱的。現在看到了這幅圖，才知道原來西漢初年的營水正是指的這條水，兩千多年來水名未變。而現今的瀟水下游和沱水被稱為營水，倒是西漢以後演變的結果。
圖中營浦縣治不在營水之浦而在深水之濱，這並不足以證明深水受營水後已改稱營水。若已改稱，營水二字註記應在營浦下游。蓋營浦初置縣時本在營水之浦，其後遷治深濱，而縣名未改。營水在深水支流中本不是很大的。何以深水之稱不為較大的臨水、 水、 水所奪，卻為較小的營水所奪？大概就是由於營浦這個縣治遷治深濱所致。先是將縣治附近一段深水改稱為營水，其後又逐漸向下向上擴展，終於到了酈道元時代，營水之稱遂被於深水全流。
營浦縣治不在營水之浦是可以理解的，但《漢志》的營道縣治在莽、巢水口，去營水甚遠，為什麼要以營道命名，則尚待索解。
水 註記有二：一在水口，一在水源。這條水不見宋以前記載，在南宋的《方輿勝覽》里始被認為瀟水的上游。近代方誌和地圖裡或稱瀟水，或稱九疑（或作嶷，或作凝）河。此水發源寧遠九嶷山北麓，西北流至道縣東境，泠水自寧遠東境西流經縣治南，合北來的都溪水，又西流來會，又西流至清口與沱水相會，同為此下瀟水的上游。泠水和都溪水源流都不比九疑河短小，因此，自清口以上，三條水中哪一條算是幹流，歷代地誌所載不一。《水經·湘水注》以都溪水為幹流，泠水入都溪水，不提九疑河。《輿地紀勝》同。《元和志》《舊唐書·地理志》《元豐九域志》只提到泠水（一作泠道水），不及其他二水。就是自《方輿勝覽》以九疑河為瀟水上游以來，明清和近代方誌和地圖裡也還有不用其說，仍以泠水為幹流，九疑河、都溪水為支流的。這幅圖上的「 水」註記，既為這條水提供了一個遠在《方輿勝覽》所提「瀟水」以前一千幾百年前的古名，又說明了《勝覽》雖在《水經注》《元和志》之後，其以瀟水而不以 水、都溪水為幹流，倒是符合於漢以前古人的看法的。
泠水 泠水是深水、營水以外又一為後代所沿用的水名。由於《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九域志》等北宋以前地誌只提到出自九嶷山的泠水，而不提到今之瀟水（九疑河），而始見於《方輿勝覽》的今之瀟水，也出於九嶷山，《清一統志》遂謂古之泠水，即祝穆以為的瀟水。王先謙《漢書補註》、楊守敬《水經註疏》《水經注圖》等皆從其說。圖中泠水也有水口、水源兩個註記，很清楚就是《水經·湘水注》中源出九嶷山，北流注於都溪水的泠水，也就是今之泠水。而相當於今之瀟水的，則是圖中的 水，足見《清一統志》認為古泠今瀟二名同指一水，是絕對錯誤的。
舂水 《漢志》桂陽郡耒陽縣下和《水經·湘水注》皆以出於舂陵鄉附近的今新田河為舂水（一作舂陵水）上游。《水經·鍾水篇》經注皆以出於九嶷山東麓東北流經今藍山、嘉禾二縣東的那條水為鍾水。新田河至今亦稱舂水，鍾水之名至今不變。但圖中的舂水卻不是《漢志》《水經注》的舂水，而是《水經》和《注》的鐘水。就這一點而言，有可能《漢志》、酈《注》的舂水倒是原始的舂水，而這幅圖上的舂水，則是由於舂水與鍾水會合以後，下游先被稱為舂水，後來又由下游推及上游，鍾水遂兼有舂水之稱。這種演變的情況是和上面講到的營水初指今道縣西營水，繼而推到道縣以下的深水，再後又推到道縣以上的深水，是一樣的；惟其演變歷程則猶在深水改稱營水之前。
參水、臨水、羅水，即《水經·湘水注》中的馮水、萌渚水、都溪水。壘水、 水，不見於宋以前記載，明清以來地誌作泡水、淹水，圖中的註記要比文獻上的水名記載早七百年乃至千數百年。
除上述三方面外，圖上還反映了圖幅的主區和近鄰區的地區開發、政區劃分和陸路交通線等方面的情況。但由於同墓出土的駐軍圖也畫到了這些方面而具體內容尤為詳細，所以得等待駐軍圖的拼接復原工作完成後，再行提出討論。
[1]「瀟湘」作為一個語詞，在《山海經·中山經》中已見「瀟湘之淵」，《淮南子》中已見「弋釣瀟湘」；但這個「瀟」字是一個形容詞，作深清解，不是一條水名，「瀟湘」猶言深清的湘水。「瀟」字《說文》作「 」，「深清也，從水，肅聲」。《水經·湘水注》「瀟者，水清深也」，引羅含《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其納瀟湘之名矣。」郭璞注《中山經》始以瀟為水名，注云：「今所在未詳也，瀟音消。」還說不出瀟水是哪一條水（段玉裁注《說文》，認為古籍中瀟字皆本作 ，其字讀如肅，亦讀如蕭，自郭璞別瀟、湘為二水，讀作消，後人遂改古籍自《詩·鄭風》「風雨 」以下諸 字皆作瀟）。唐柳宗元謫居永州，才在他的文章里稱永州（治零陵，即今縣）城下之水為瀟水（《柳河東集》卷二四《愚溪詩序》），稱永州地區為「瀟湘」（同上卷三六《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啟》），這是把這條水叫做瀟水見於記載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