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概論 · 第十五講 功利派首創者白居易
人類的神經長久平靜，乍受外界的大刺激便引起非常的興奮，甚至陷於錯亂的狀態。及刺激不斷襲來，神經禁受不起，就暫時變成麻木，藉以自衛。這樣經過多時以後，神經的能力稍稍恢復，又遇著刺激，便又會引起反應。但第二度的反應，來勢每比第一度和緩，而且能養成深沉周密的內省功夫，練就對付艱難的能力，所謂「人生的經驗」便是這樣來的。
開、天長期太平之後，忽然有安祿山之變，一般人們受此意外打擊，只覺得驚恐、憤怒、憂愁、悲哀，種種情感，一時並集，發之詩歌也就如萬竅怒號，如怒濤鼓盪，表現心靈極度的不平衡，與神經異常的興奮。後來大亂雖平，宦官、藩鎮、外患成為連環表現的喜劇，「司空見慣渾閒事」，不容易再牽動情感了。而且時局日非，救亡無術，詩人們心灰也日甚，不知不覺把以前的激昂慷慨消磨於烏有之鄉，都走上嘯歌詩酒、盤桓風月的頹廢路上去。連杜甫入秦州時也說「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何況其他詩人呢。大曆後十餘年詩人們又離開了現實的人生，躲入藝術的小天地里，無非為此。
代宗時是偷安的局面，到德宗時連偷安都不成了。擁有重兵的藩鎮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李希烈自稱王號，四出攻掠。兵連禍結，苛稅繁興，民不聊生，人心思亂。其後涇原諸道軍奉朱泚為帝，公然叛於輦闕之下，逼得德宗不得不出奔，可算安祿山、吐蕃以後第三次的大禍。後來藩鎮分化愈多，朝廷領土一年狹似一年，稅賦所入一天少似一天，中央政府威權不過行於數省，其餘都在那些「土皇帝」手裡了。
憲宗即位後，極力想法裁製藩鎮的勢力，數年間討平劉辟、楊惠琳、李錡、王承宗、田興、吳元濟、李師道各強鎮。任用裴垍、李藩、李絳、裴度一班賢相，浸成中興之局，這時政治上很有蓬勃的活氣，詩人灰冷的心不覺隨之而熱，說話的興趣也因之而濃，詩壇又要湧起一度壯闊的波瀾來了。像韓愈便興高采烈去作他的《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還想勸皇帝定樂章，告神明，封禪泰山，奏功皇天，藉此展施自己潤色鴻圖的大手筆。但另一派詩人像白居易和元稹等，於瞻眺這縹緲的光榮前途之餘，回想過去五六十年的痛苦，察看目前累朝遺留的積弊，覺得未可樂觀。於是想借文字之功，來做一番裨益政教的工作，「人生藝術」的呼聲便應運而生了。他們同是受杜甫的影響，但比杜甫還進一步。杜甫那些時事詩，是一時刺激的反應，是客觀的描寫；而元、白一派卻是「痛定思痛」的反應，是主觀的諷諭。杜甫的態度是消極的，元、白則是積極的，杜甫的思想沒有成為系統，元、白則成為系統。所以杜甫僅是個寫實藝術家，元、白則為功利主義的藝術家。
白居易（七七二至八四六），字樂天，下邽人，貞元十四年（七九八）進士。補校書郎。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為翰林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以言事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召還京師，明年升主客郎中，與元稹同知制誥。長慶元年（八二一）轉中書舍人。復乞外，歷蘇杭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河南尹。開成初（八三六）起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八四六）卒，壽七十四。
《晚秋閒居》白居易
他長慶前所作詩手編為五十卷，號《白氏長慶集》，後又加《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共為七十五卷，凡詩三千八百四十首。（今存七十一卷，三千六百八十八首）以量數言已超軼前代任何詩人了。內容則他自分為「諷諭」「閒適」「感傷」大三類。（《長慶後集》則唯以「格詩」「律詩」分卷。）
白居易對「諷諭類」的詩，最自看重，平生的力量，可說都盡在這方面。他有與元稹論詩的長信，可說是他的一篇最重要的「文學宣言書」，也是文學史上一篇極有價值的作品。大略說采詩官廢，六義始缺之後，由楚、漢至於晉宋、梁陳，所有作品都離開人生，甚至嘲風雪、弄花草，變成一種不足輕重的玩意。「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所以「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的全部文學主張可說包括在「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十四個大字里。
他與元稹合作《策林》七十五篇，主張恢復周代采詩制度，作為採訪民意的機關。還有做府試官時所擬《進士策問》《新樂府》中的「采詩官」都是同一用意。有了這種機關，而後他們的諷諭作品始在政治上發生效果，不然也還是「空文」罷了。
他的諷諭詩中最重要的是《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還有《哭孔戡》《寄唐生》《宿紫閣山北村》《凶宅》《夢仙》等一共有一百七十二首。
《新樂府》作於元和四年（八〇九）為左拾遺時。《與元九書》說：「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新樂府》自序則說：「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這五十首《新樂府》有關於政治問題的，有關於社會問題的，有關於婦女問題的，有關於階級問題的。其中固然有的是迂腐的見解，如《法曲》《立部伎》《華原磬》《五弦彈》之刺夷樂亂華夏正聲；《馴犀》《蠻子朝》《驃國樂》之反對懷匯遠人之道。但如《道州民》《捕蝗》《杜陵叟》《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上陽白髮人》《母別子》《太行路》，卻都是大膽而有特識的議論。今引《賣炭翁》一首：
《友人夜訪》白居易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
《秦中吟》自序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其中《重賦》寫貧民生活：「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又寫官庫之富厚：「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傷宅》：「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饑寒！」《輕肥》：「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秋官為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為一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都可算得極好的社會主義文學。
我們現在再引他諷諭詩中《宿紫閣山北村》一首，以見那時武人的橫暴：
《長門怨》白居易
晨游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余喜，為余開一尊。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我們的詩人抱著如火熱忱，替這班被壓迫的民眾喊叫，原想藉此造成正當輿論的空氣，好達到他「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宗旨，誰知「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於是像他《與元九書》說：「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
近來有人評他的諷諭詩，說這類作品的短處，在語氣太質直，乏蘊藉之致；而千篇一律的「卒章顯其志」的辦法，也易引起一部分讀者的不快。但白居易在《新樂府》序文里早已替自己留下辯護的地步。況且這類詩是他獨創的體裁，正要以質直顯露見長，我們何能輕下評論？汪立名引海虞馮班的話，說：「白公諷刺詩，周詳明直，娓娓動人，自創一體，古人無是，蓋出於《小雅》也。」（汪編《白香山詩集》）讀者正須注意這「自創一體，古人無是」八個字。
次則我們要論他的「閒適類」的作品。這也是他自己所喜歡的。《與元九書》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在詩人中，白居易與陶潛性情可說最相近了。陶潛的胸襟沖和恬淡，但也有詠荊軻的篇什，白居易會作激直的諷諭詩，卻也會作悠閒自得的閒適詩。他平生最愛陶潛，曾作效陶體詩十六首，在江州刺史任上有《訪陶公舊宅》等詩。他說：「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不慕尊有酒，不慕琴無弦，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他又愛韋應物。《自吟拙什因有所懷》：「時時自吟詠，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題潯陽樓》：「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閒。」他的隨遇而安，易於滿足，都可以看出他和平淡泊的天性。像他的詩：
《自述》白居易
門前少賓客，階下多松竹，秋景下西牆，涼風入東屋。有琴慵不弄，有書閒不讀，盡日方寸中，澹然無所欲。何須廣居處，不用多積蓄，丈室可容身，斗儲可充腹。況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不種一株桑，不鋤一壟谷，終朝飽飯餐，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秋居書懷》）
朝飲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尚閒臥。暮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遇，夜深猶獨坐。又得琴上趣，安弦有餘暇，復多詩中狂，下筆不能罷。唯茲三四事，持用度晝夜，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往人，心安時亦過。（《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三）
《 虱新話》：「山谷嘗謂白樂天、柳子厚俱效陶淵明作詩，而惟柳子厚詩為近。然以予觀之，子厚語近而氣不近，樂天氣近而語不近……各得其一。」
他的「感傷詩」編為一百首，膾炙人口的《長恨歌》《琵琶行》都收容在內。其格詩律詩名作極富，不具論。
白居易詩的特點在平易二字，所謂「白俗」，所謂「老嫗都解」，與韓愈的險怪立在正相反對的地位。他寄韓愈的詩曾說：「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心知；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可見韓派詩人對付他的態度了。但他的詩實較韓派真實，近人情。趙翼說：「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為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斗險，使人盪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這可算是很有見解的批評。
因為詩具平易的特點，所以白居易在當時便成了一個大眾詩人。元稹《白氏長慶集序》曾說：「……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歌詠，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雲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之。」白居易《與元九書》也說：「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其流傳之盛，只有宋代一個凡有井水飲處無不歌的柳永的詞可以相比。
但他的詩雖然平易，藝術卻並不平易，他《自吟拙什因有所懷》云：「詩成淡無味，多被眾人嗤，上怪落聲韻，下嫌拙言詞。」其實是自謙的話。《滹南詩話》：「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韻大篇，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捻斷吟須，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甌北詩話》也說他的古體「令人心賞意愜，得一篇輒愛一篇，幾於不忍釋手。……惟意所之，辨才無礙，且其筆快如並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劉夢得所謂『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