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概論 · 第十一講 寫實主義開山大師杜甫
一種思想成了定型，便不能隨著時代進步；文學是思想的表現，所以文學經過一度的成熟，也就不易改變。安祿山之亂好像一聲晴天霹靂，把開元、天寶的歌舞昇平局面，一下打得粉碎。文學家是時代的喉舌，照理，他們這時候應當嚴肅地沉痛地喊出時代的痛苦，把以前的浪漫思想一概收束起來才對。但奇怪的是我們讀那時幾個詩人的作品，很不容易發現這次大亂的痕跡，王維有一首「凝碧池頭」，卻還不曾收入集中；岑參有扈從鳳翔的《行軍詩》二首，說的話也不大痛切。李白天寶亂後作品比較多，如《猛虎行》《贈從孫義興宰銘》《獄中上崔相渙》《贈張相鎬》以及《流夜郎》諸作，少說也有三四十篇，可是他除了說幾句「共工赫怒，天維中摧，鯤鯨噴盪，揚濤起雷」的抽象話，或「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不關痛癢的描寫以外，反而充分發揮他的策士習氣，像《猛虎行》：「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有時。」《永王東巡歌》：「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居然想乘亂以圖功名起來。此外各詩也處處以孟嘗、信陵期人，以賈生、謝安自負，「養士」「報恩」不絕於口角，「扶危」「撥亂」繹絡於筆端，大言炎炎，不可響邇。最後自知功名無望，又「心知不得語，卻欲棲蓬瀛」，要找什麼赤松、黃石去了。那首《扶風豪士歌》更寫盡了他暮年「俠」與「仙」的浪漫夢想。時代是這樣一個流血破壞、呻吟痛苦的時代，我們的詩人腦筋里還搬演著龍吟虎嘯風雲變色的戰國壯劇；或者拿著他的芙蓉綠玉杖，在雲端里遨遊自得，他曾自說「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看他這樣不懂事，果然有些「可笑」。黃魯直嘗說：「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飽瞑暗，啽囈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我想他並不是不屑作，其實是不會作，四十多年承平社會，五十載的豪華生活，使他遠遠地離開了實際生活，變成了個「白晝做夢者」，而且藝術典型已經固定，要他驟然改變創作的態度，談何容易呢？
同時那群詩人生活，固不見得個個都舒適，但生長開、天盛世，所見所聞都是富貴繁華的景象，寫作的技術天然成為放縱誇誕一派，叫他們去描寫新時代的一切，其實缺乏相當的訓練，所以他們對新時代的態度最初是不理會，最後是逃避：李白逃到天上；王維、裴迪逃入山林；高適、岑參則爽性逃歸靜默。大約因為這逼拶而來的新時代太醜惡了，不是素講唯美的他們所能忍受的緣故。
這群詩人抱著他們過去的光榮，甘心和舊時代一齊沒落，詩壇遂歸新詩人占領了。這位新詩人和他幾位同志對於當前的新時代，不但不退避，反而迎上前去，細心觀察它、解剖它，尋出它受病的癥結，開出脈案，好讓握政權者來下藥；把它的變化一一銘刻在作品裡，使後世知道那個大變動的真相。這才算把文學由天上提到人間，由夢想變成真實，而且代浪漫主義而興，成為唐詩一大宗派。
第一個肩起這神聖的文學使命者是誰？是杜甫。他比之開、天那群詩人年紀固不見得輕了多少，但四十以前尚無赫赫之名，文學的形式也就沒有固定。況且他在大亂前所過的也是黎藿不充、鶉衣百結的窮苦生活，對於人生的經驗比李白等深刻；以後他拿這經驗做基礎，進而描寫那顛連困厄的新時代，就比較地不費力了。況且他天性近於寫實派，四十歲以前記述自己貧賤生活的詩歌都生動有趣，能給讀者以一種新鮮真實的印象，有時學為浪漫體反而不大自然，他之成為中國第一個寫實詩人，環境固有關係，天才更有關係。
《江畔獨步尋花》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早年家貧，奔走吳越齊魯之間。至年四十獻《三大禮賦》。玄宗使宰相試其文章，授河西尉，不就。改右衛率府胄曹，與京中一班閒曹小官如鄭虔、蘇端往來，倒也過了幾時詩酒嘯傲窮詩人的生活。
安祿山破長安，肅宗即位靈武。他自鄜州微服奔行在，陷於賊中。第二年脫身至鳳翔，拜左拾遺。以疏救宰相房琯，禍幾不測，賴張鎬救之獲免。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後赴秦州，輾轉至蜀，依嚴武，結草堂於浣花溪上，種竹栽松，生活稍得安定。嚴武入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避至梓州。逾二年嚴武再鎮蜀，仍歸成都草堂。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次年嚴武卒，崔旰等據蜀作亂，他只好又帶著妻兒奔走於道路。由成都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忠州，居於雲安。不到半年又到夔州，居二年，因他的兄弟在荊州，東下出三峽，到江陵居公安。又赴岳陽，明年到潭州，又明年到衡州，想到郴州依舅氏崔偉，秋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他生於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壽五十八。
杜甫作品，據胡適說可分為三期。第一時期是大亂以前的詩，在京過他「騎驢三十載」的生活，從自己生活里觀察了不少的民生痛苦，從他個人貧苦的經驗里體驗出人生的實在狀況，所以在大亂之前已能感覺到社會國家的危機，而建築他寫實文學的基礎。
自安祿山之亂至入蜀定居，為他詩的第二時期，也是他詩最光榮的時代。他將當時社會崩壞的慘況，一一寫入詩中，可與正史互相印證，如《哀江頭》《哀王孫》「三別」「三吏」《北征》，都具有永久不磨的價值。
自入蜀至死於道路時為杜詩之第三時期，此時雖仍然困窮而生活較為安定。所作描寫田園的小詩，隨便揮灑都有天趣，後來轉徙於道路，但究竟比陷賊逃難時死生懸於呼吸的境況不同，所以詩的意境也比較平靜。
研究杜甫的詩，應分為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來論。內容方面：
第一，寫實天才的表現 杜甫天性近於寫實，少年時代已然，上文已經提過了。他在天寶九年（七五〇）《進雕賦表》中說：「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但今楊倫《杜詩鏡銓》編年本，杜甫作品自游齊魯（據《杜工部年譜》，游齊魯在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他那時二十九歲）後至天寶十四載（七五五）大亂前，僅存一百餘篇，就是胡適所說第一期的詩。這時正是浪漫文學最為活動的時期，杜甫有時未能免俗，也勉強學作浪漫詩體，但大都失敗，如《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玄都壇歌寄元逸人》《渼陂行》，皆是。我現在引他《渼陂行》中一段：「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渼陂不過方廣數里的小水，即說起風，景象亦不至變幻如此，詩人似乎太濫用他的想像力，而且用煞氣力，仍無瀟灑自如之趣，就是他不及李白的所在，無怪要招李白「飯顆山頭」之嘲笑了。寫自己賤貧生活的作品，如《病後遇王倚飲贈歌》：「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雲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線！」寫瘧疾狀況極真實，後來王生邀他在家吃飯，「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餚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靜如練。兼求富豪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王生亦非有餘之人，詩中「力致」「賒」「親自饌」「兼求」「密沽」等字寫出極力周旋之狀，愈覺情誼可感。但沒有杜甫的寫實手段，也不至於表現得這樣周詳細密。我們拿這與李白的「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相比，不覺得浮誇與真實之異嗎？又如《示從孫濟》《曲江三章章五句》《醉時歌贈鄭廣文》，甚至諷刺時政的《麗人行》《兵車行》，投贈大人先生的《贈韋左丞丈濟》《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也都有他寫實的本色。到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寫實主義的基礎已築得穩固。天寶之亂他寫了一百多首紀事詩，寫實文學更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宋祁稱其時事詩云：「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鍾惺稱其人寫諸詩云：「老杜蜀中詩，非唯山川陰霽，雲日朝昏，寫得刻骨；即細草敗葉，破屋垝垣，皆具性情，千載之下，身歷如見。」李子德也說：「萬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險，歲月之暄涼，交遊之違合，靡不曲盡，真詩史也。」他不但對於寫境喜真實，即對於中國人素不注意的紀時也喜真實。《北征》開首是「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居然應用散文款式成為詩中創格。又《戲贈友二首》之「元年建巳月」，《草堂即事》之「荒村建子月」，也都將年月紀出來。
第二，偉大人格的映射 人格是作品的根本，人格包含在作品裡，像太陽之光熱、人類之性靈、鑽石之晶瑩、寶刀之鋒利，換言之就是作家永久在作品裡活著。人格偉大，作品也隨之偉大，人格卑瑣，作品也隨之卑瑣。我們讀了偉大文學，如登泰山，如臨東海，在天空海闊的境界裡，自覺靈魂的拘束、思想的污濁，都排除得乾乾淨淨了，覺得自己的人格也崇高了、擴大了。亞里士多德說悲劇有淨化讀者靈魂的作用，我說偉大文學也有高化大化讀者人格的作用。古今詩人多得不可勝數，為什麼後代讀者對於杜甫這樣欽佩？為什麼他在作品裡表示悲哀時我們也悲哀，歡樂時我們也歡樂，憤慨時我們也憤慨，使我們的情感變成他的奴隸？這也無非為了他的熱忱、他的血性、他的高貴的品格，有以感動我們的緣故。
唐時詩人的思想多出道家，所以是個人主義的、出世的，杜甫的思想則出於儒家，所以是社會主義的、入世的。少年時即具有忠君愛國之心，濟世安民之志，你看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何等的抱負？後來身逢大亂，語及國運的顛連，奸邪的誤國，蒼生的困厄，胡羯的橫行，常大聲疾呼，怒發上指，肝膽如火，涕泗橫流，他的偉大人格更在作品裡充分表現了。
關於愛君的，如「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北征》），「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收京三首》），「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洗兵馬》），「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諸將五首》），「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始是乾坤王室正，卻交江漢客魂銷」，「興王會靜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宋祁稱其「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污，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皆憐之」。（《唐書·本傳》）蘇軾說：「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蘇子瞻詩話》）我們再來看他對於窮苦階級的同情，這在詩中更是俯拾即是。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敘宮廷的華侈、貴族的驕奢、達官的富厚之後，接著嘆息道：「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北征》：「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留花門》論吐蕃兵騷擾百姓的狀況：「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宿花石戍》：「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林居》：「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關於征戎之苦有《兵車行》「三別」「三吏」，前者為天寶十年（七五一）楊國忠捉兩京及河南、河北的百姓去打雲南蠻而作。這事本來楊國忠為個人的功名起見，不比那正當的民族防禦戰爭，所以杜甫表示反對，如「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不說戰爭本身的罪惡，但描寫戰爭對於社會的影響，是比其餘非戰文學更加進一步的寫法。「三別」「三吏」比《兵車行》又加幾倍沉痛，唯其中並無非戰思想，僅將那時兵禍之慘，如實寫出而已。最足表現杜甫偉大精神的，是那首有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䂬溪詩話》稱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又稱老杜似孟子。王安石也是個社會詩人，對於杜甫更佩服得五體投地。《題子美畫像》後半首云：「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第三，詼諧趣味的流露 我們因為杜甫慣於言愁，慣於替痛苦的社會寫照，都把他當作一位嚴肅詩人，但他的性格其實很幽默，很富於風趣。胡適說杜甫的祖父杜審言便是個愛詼諧的人，臨死還要開宋之問、武平一的玩笑，杜甫好像得了他的遺傳，故終身在窮困之中而意興不頹衰，風味不乾癟。我們看杜甫早年《進雕賦表》：「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其高自稱道有東方朔自薦表的趣味。《北征》寫返家時妻子兒女情景，「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綴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這已經寫得很有趣了，下文「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栗。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痴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不更叫人發笑嗎？還有一首《彭衙行》是追述鄜州逃難景況下一個款待他的朋友的。其中「痴女飢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張上若謂其「寫人所不能寫處，真極，朴極，亦趣極，惟杜公善用此法」。他《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廣文到官舍，系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把鄭虔頹唐放浪的狂態完全寫出。又送高適「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寫高從戎裝束，似贊似嘲也有幽默風味。又《狂歌行贈四兄》開自己玩笑，後來蘇軾亦慣為此。《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寫田義「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楊倫說：「夾敘夾述，情狀聲吻、色色描畫入神，正始班、馬記事，未必如此親切，千載下讀者無不絕倒。」至於浣花江邊的小詩如《絕句漫興》《江畔獨步尋花》《漫成》《絕句》，罵燕子，罵春風，罵桃花，花開既恨，花折又恨，一片奈何不得的光景，都可表現這老頭子十分趣味，無限風情。我們的詩人常常拉長臉子說正經話，或痛哭流涕為社稷蒼生擔憂，有時不免過於板重，但有這樣輕鬆的趣味，調劑其間，便使我們覺得他更近人情，更自然。我們讀杜甫詩，應當從他抑塞磊落、悲歌慷慨的情感里，沉鬱頓挫蒼壯的筆調里，領略他這特有的詼諧的風趣。
《絕句》杜甫
杜甫詩形式方面，我們不必多費筆墨，所要知道的：
一則他是用氣力作詩的第一人，他自己說「頗學陰何苦用心」「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漸於詩律細」，這認真作詩，開了中唐以後苦吟的風氣。
二則他對新詩體創造極其努力。可分三項來說，首為新樂府的創造；如《哀王孫》《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三別」「三吏」都獨創新題，自由抒寫，其成功比李白還來得大。胡應麟說：「少陵不效四言，不仿《離騷》，不用樂府舊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皋》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質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苕華》《草黃》之哀不是過也。樂天《新樂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語稍平易，不及杜之沉警獨絕矣。」次則雜體的創造，如《曲江三章章五句》《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朱熹謂後者「此歌七章，豪宕奇崛，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諸調而變化出之，遂成創體」。李薦《師友紀聞》：「太白《遠別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極致，不在屈、宋之下。」又次則為句法的創造，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故用倒裝，愈顯力量。
三則他作品的體裁異常廣博，李白專會作樂府，他則兼工律詩，風格也極多變化。故元稹稱其「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遁齋閒覽》說：「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騁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沈嘉亦常說：「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堪輿中然，太山喬嶽，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古柏，惠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