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七絕詩淺釋 · 唐人七絕詩淺釋 七

赤壁 杜牧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首詩是作者經過赤壁（即今湖北省武昌縣西南赤磯山）這個著名的古戰場，有感於三國時代的英雄成敗而寫下的。詩以地名為題，實則是懷古詠史之作。 發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三年（208）十月的赤壁之戰，是對三國鼎立的歷史形勢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戰役。其結果是孫、劉聯軍擊敗了曹軍，而三十四歲的孫吳軍統帥周瑜，乃是這次戰役中的頭號風雲人物。 詩篇開頭借一件古物來興起對前朝人物和事跡的慨嘆。在那一次大戰中遺留下來的一支折斷了的鐵戟，沉沒在水底沙中，經過了六百多年，還沒有被時光銷蝕掉，現在被人發現了。經過自己一番磨洗，鑑定了它的確是赤壁戰役的遺物，不禁引起了「懷古之幽情」。由這件小小的東西，詩人想到了漢末那個分裂動亂的時代，想到那次有重大意義的戰役，想到那一次生死搏鬥中的主要人物。這前兩句是寫其興感之由。 後兩句是議論。在赤壁戰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攻戰勝了數量上遠遠超過己方的敵人，而其能用火攻則是因為在決戰的時刻，恰好颳起了強勁的東風，所以詩人評論這次戰爭成敗的原因，只選擇當時的勝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勝的因素——東風來寫，而且因為這次勝利的關鍵，最後不能不歸到東風，所以又將東風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並不從正面來描摹東風如何幫助周郎取得了勝利，卻從反面落筆：假使這次東風不給周郎以方便，那麼，勝敗雙方就要易位，歷史形勢將會完全改觀。因此，接著就寫出假想中曹軍勝利，孫、劉失敗之後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鋪敘政治軍事情勢的變遷，而只間接地描繪兩個東吳著名美女將要擔承的命運。如果曹操成了勝利者，那麼，大喬和小喬就必然要被搶去，關在銅雀台上，以供他的享受了（銅雀台在鄴縣，鄴是曹操封魏王時魏國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省臨漳縣西）。 後來的詩論家對於杜牧在這首詩中所發表的議論，也有一番議論。宋人許《彥周詩話》云：「杜牧之作《赤壁》詩，……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台上也。孫氏霸業，系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被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這一既淺薄而又粗暴的批評，曾經引起許多人的抗議。如《四庫提要》云：「（許）譏杜牧《赤壁》詩為不說社稷存亡，惟說二喬，不知大喬乃孫策婦，小喬為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故變其詞耳。」這話說得很對。正因為這兩位女子，並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屬於東吳統治階級中最高階層的貴婦人。大喬是東吳前國主孫策的夫人，當時國主孫權的親嫂，小喬則是正在帶領東吳全部水陸兵馬和曹操決一死戰的軍事統帥周瑜的夫人。她們雖與這次戰役並無關係，但她們的身份和地位，代表著東吳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尊嚴。東吳不亡，她們決不可能歸於曹操。連她們都受到凌辱，則東吳的社稷（政權）和生靈（人民）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詩人用「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樣一句詩來描寫在「東風不與周郎便」的情況之下，曹操勝利後的驕恣和東吳失敗後的屈辱，正是極其有力的反跌，不獨以美人襯托英雄，與上句周郎互相輝映，顯得更有情致而已。 詩的創作必須用形象思維，而形象性的語言則是形象思維的直接現實。如果按照許那種意見，我們也可以將「銅雀春深鎖二喬」改寫成「國破人亡在此朝」，平仄、韻腳雖然無一不合，但一點詩味也沒有了。用形象思維觀察生活，別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詩的生命。杜牧在此詩里，通過「銅雀春深」這一富於形象性的詩句，即小見大，這正是他在藝術處理上獨特的成功之處。 另外，有的詩論家也注意到了此詩過分強調東風的作用，又不從正面歌頌周瑜的勝利，卻從反面假想其失敗，如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云：「牧之之意，正謂幸而成功，幾乎家國不保。」王堯衢《古唐詩合解》也說：「杜牧精於兵法，此詩似有不足周郎處。」這些看法，都是值得加以考慮的。杜牧有經邦濟世之才，通曉政治軍事，對當時中央與藩鎮、漢族與吐蕃的鬥爭形勢，有相當清楚的理解，並曾經向朝廷提出過一些有益的建議。如果說，孟軻在戰國時代就已經知道「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則，而杜牧卻還把周瑜在赤壁戰役中的巨大勝利，完全歸之於偶然的東風，這是很難想像的。他之所以這樣地寫，恐怕用意還在於自負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鬱不平之氣。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廣武戰場時所發出的「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那種慨嘆在內，不過出語非常隱約，不容易看出來罷了。 可以和《赤壁》比較的，有錢珝的《春恨》： 負罪將軍在北朝，秦淮芳草綠迢迢。 高台愛妾魂銷盡，憑仗丘遲為一招。 這首詩也是即小見大，以和政治鬥爭毫不相干的女子來揭示一件具有政治意義的事情。 陳伯之本是南北朝時代梁國的一位將軍，梁武帝天監元年（502），擔任江州刺史。他是一個文盲，又愛任用私人，因而把事情辦得一團糟，後來朝廷對他加以告戒，又派人前往整頓吏治，他害怕了，就舉兵叛變，失敗以後，逃往北朝魏國，被封為平南將軍。天監五年，梁魏交戰。梁臨川王蕭宏是梁方統帥，命令著名文士丘遲寫信給他，勸他棄北歸南。這封信曉以大義，戒以利害，動以感情，指出梁國對他非常寬大，在他叛變以後，對他的祖宗墳墓、親戚家人、私人財產，都一律加以保護，毫未觸動（「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台未傾，愛妾尚在」），又指出江南風光美麗，令人懷念，如果他回想自己值得珍重和留戀的過去，一定感到難受（「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念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弦登陴，豈不愴悢」），希望他早日回來。這封信寫得合理合情，叩人心弦，連這位不識字的將軍也深受感動，因此就回到了梁國。它就是梁昭明太子蕭統收入《文選》中的《與陳伯之書》，是一篇一直傳誦人口的優秀作品。 這首詩就是歌詠這件歷史事實的。首句敘事，寫陳伯之奔魏。由於他叛變投敵，是有罪的，所以稱為負罪將軍。次句寫南都春色，是《與陳伯之書》中「暮春三月」諸句的改寫，同時暗用《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及王維《送別》「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隱含陳伯之思歸之意。這一句所寫景物，是陳伯之眼中所望，心中所想。一位生在南方，長在南方的人，一旦犯罪，逃往北方，到了春天，想到故國南京秦淮河畔非常熟悉、非常親切的芳草又呈現了一片碧綠，而自己卻千里迢迢，遠在魏國，怎麼能夠不動思歸之情呢？這就為事件的結局和下面的文章安排了伏線。第三句以《與陳伯之書》中「高台未傾，愛妾尚在」兩句為素材，而發揮詩人的想像力。在陳伯之舊居的高台之上，他的愛妾們該是日日登臨，凝眸北望，盼望他的歸來，以至於連心魂都為之銷耗殆盡了吧。第四句寫陳的歸來，而兼致對於丘遲的讚美。 這首詩寫陳伯之悔罪南歸，不從民族、國家的大義立言，也不從政治、軍事的形勢發論，而以與這些重大事物無關的婦女作為中心來寫，從表面上看，似乎也是小中見大，與杜牧《赤壁》相同，不過細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赤壁》雖然只說二喬，但由於她們的命運能夠反映出東吳的存亡，故其意義仍在顯示戰爭的勝敗關係到國家的榮辱，而《春恨》完全拋開了民族、國家、政治、軍事等重大方面，而只就私人生活，而且是私人生活中很小的一個方面發揮，好像陳伯之的南歸，其意義就只限於免於高台愛妾之銷魂，立言就非常不得體了。丘遲原信，寫得很全面，談到陳伯之家庭之受到保護，也不過梁國寬大政策之一端，而錢珝卻恰恰發揮了原書中並非重要的這一點，雖然也有情致，但是並無眼光。故此詩從藝術標準看，容有可取之處，而從思想內容方面看，就比《赤壁》差得遠了。借用劉知幾《史通·模擬篇》的一句話來說，二詩可謂「貌同心異」。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錄一） 杜牧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華清宮是杜牧愛寫的題材，在他的詩集中，有五言排律《華清宮三十韻》一首，又七言絕句《過華清宮絕句》三首、《華清宮》一首。這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 此詩的主題思想是揭露荒淫無道的唐玄宗及其寵妃楊玉環的奢侈生活所加於人民的苦難，與杜甫《解悶》中「側生兩岸」一首同意，但寫法完全不同。前詩側重於以「翠眉」與「布衣」對比，以見玄宗之輕才重色，勞人害馬，是以議論為主。此詩則主要的是揣摹楊貴妃看到進貢的荔枝來到時的滿意心情。畫龍點睛，而統治階級之作威作福，人民之被壓迫被剝削，都可想見，是以描寫為主。杜牧是非常敬佩杜甫這位偉大前輩的，但他自己也是一個有出息的詩人。而任何一個有出息的文藝家，除了應當謙遜地向前輩學習之外，還應當勇敢地向前輩挑戰，並且在自己的創作中顯示出或多或少的前所未有的實績，發出一些新的光彩來。否則，文學藝術就不可能向前發展，為人民提供新的精神食糧了。我們以老杜與小杜的這兩詩相比較，不能不承認，後者是青勝於藍，冰寒於水。 詩從臨潼到長安的途中著筆。已過驪山的華清宮，快到長安了，而猶回頭眺望，足見感觸之深。繡成堆，是形容驪山風物之美。《雍大記》云：「東繡嶺在驪山右，西繡嶺在驪山左。唐玄宗時植林木花卉如錦繡，故名。」故此三字也就是後來小說中常說的花團錦簇。長安離臨潼已遠，事實上是望不見的，所以這頭一句也和以下三句一樣，無非是回憶想像之詞。次句山頂千門，是寫宮殿的宏偉深邃，用張衡《西京賦》「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逾延」之意。為了迎接進貢荔枝的使者，而宮殿門戶，一重重地依著次序打開，說明使者之被重視，也正是說明唐玄宗、楊貴妃對私人生活享受之重視。這一句是後面的主要場面即第三句的前奏。第三句正寫。這時，在遠處大路之上，塵土飛揚，一位使者，鞭馬急馳而來，正向驪山頂上的華清宮前進。因為千門萬戶，都已打開，深居宮中的妃子也就看得見她即時可以到口的家鄉愛物了，於是，不禁嫣然一笑。結句不但點明一騎紅塵是為了進貢荔枝，而且說出無人知道。這也就是說，這班寄生蟲的奢侈生活，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人們看到這位使者拚命地奔馳，還有可能認為是呈遞什麼有關國家大事的緊急情報哩。上一句寫得極熱，這一句卻寫得極冷，相形之下，這些最高統治階級的醜惡形象就更加清晰了。洪昇在劇本《長生殿》的《進果》一出中，也寫了這個場面。他利用了戲劇那種樣式的特長，對此作了更廣闊的描繪和更細緻的刻畫，值得參看。 這篇名作中也存在一個雖然在藝術創作中可以原諒，甚至可以容許的錯誤，應當指出。原來，華清宮是位於今陝西省臨潼縣南驪山上的一座離宮，山有溫泉，氣候和暖，因而每年十月，以玄宗為首的大貴族們才遷到那裡避寒，春暖之時，再回長安。但荔枝成熟是在夏天。所以在華清宮看到進貢荔枝，是不可能的。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之句，長生殿即在華清宮中。天氣還很熱的七夕，玄宗、貴妃也不會住在那裡。《歌》中還有「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之句。玄宗一行從陝西進入四川，到了成都，就停止南進，而峨嵋在成都之南又幾百里，玄宗等根本沒有走過此山。像這些地方，或是由於詩人創作時不曾細考，隨情涉筆，以致出現錯誤，然而它們並無損於整個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所以說，這是可以原諒的。另外，這也有可能是作者想將作品的人物和環境典型化，使作品中呈現的藝術真實更高於生活真實，因而把某些最有代表性事物集中起來，寫在一起，以加強藝術的感染力，而不管其在實際上是否可能出現。如玄宗、貴妃冬天要洗溫泉，夏天要吃荔枝，詩人將場面寫為在華清宮收到荔枝，便將他們無論冬夏都要享受，集中體現出來了，這就更加突出了其生活的腐朽性，從而加強了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所以說，這是可以容許的。 唐人絕句中以華清宮為題材的好詩還不少，我們再選讀兩家，比較一下詩人們對於同一題材的不同處理，這對於欣賞和創作，都是不無益處的。 吳融《華清宮》云： 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旋干。 綠樹碧簾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 這首詩的主題思想與表現手法都與杜牧前詩相同，即借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來揭露階級矛盾，但形象則完全不一樣。 起句寫大雪，一「飛」字寫出風的威勢。北風驅使著雪花，到處飛舞，遍野漫天，望上去，連天空的層雲都顯得陰暗了；而在這座離宮範圍內，卻落下不久就干（旋，隨即），連樹葉也不枯黃，常年青綠。一面是地有溫泉，溫度較高，另一面則是宮殿建築堅實，設備完善。所以在這樣的嚴寒季節里，住在宮中的人，所看到的，仍然只是垂下的碧簾與宮外的綠樹互相掩映而已。冬天的大地換上了妝飾，他們都看不見，又怎麼會知道外邊的寒冷是怎麼一回事呢？當然不會知道了。連這都不知道，又怎麼能體察國家興衰和人民苦樂呢？就在這糊裡糊塗之中，安祿山就打進來了。 全詩以宮內宮外對比，以起句和結句寫宮外之情，中間兩句寫宮內之景，與一般絕句詩兩兩相對的寫法不同，顯得用意更為融合貫通，手法更為靈活自然，結構更為錯綜變化，雖然就語言來說，它的魅力較差。 以上兩首是寫華清盛時。崔櫓也寫過三首《華清宮》，現在選其中寫華清衰時的兩首來作對照。其一云： 草遮回磴絕鳴鸞，雲樹深深碧殿寒。 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又一云： 門橫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 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兩詩都極寫天寶之亂以後華清宮的荒涼景色，而其作意則在於緬懷唐帝國先朝的隆盛，感嘆現在的衰敗，有很濃重的感傷情緒，與杜、趙兩詩之以諷刺為主的不同。 前一首起句寫驪山磴道。用石頭修得非常工致整齊的迴環磴道，也就是當日皇帝來時乘坐御輦經過的地方。御輦既不重來，輦上鸞鈴的鳴聲也就絕響了。鳴鸞既經絕響，磴道自然也就荒草叢生。次句寫山中宮殿。皇帝不來，宮殿當然空著。樹木長得更高了，高入雲端，故稱「雲樹」，更茂密了，故曰「深深」。被這深深雲樹包圍起來的皇宮，雖然在花卉林木掩映之下，依然呈現一片碧綠，也許還更碧綠了，但由於空著，就充滿了寒冷的氣氛。只這一「寒」字，就把宮中富貴繁華，珠歌翠舞，錦衣玉食一掃而空。後半轉入夜景，寫人事更變之後，多情明月，雖然依舊出沒其間，但空山寒殿，已經無人玩賞。傳說唐玄宗和楊貴妃在天寶十載（751）七月七日夜半在驪山盟誓，「願世世為夫婦」。詩人想像他們一定也曾如同元稹在《連昌宮詞》中所寫的「上皇（玄宗）正在望仙樓，太真（楊妃）同憑闌干立」一樣，在月光之下，共倚玉石闌干，但現在卻只餘明月，自去自來，而先帝貴妃，俱歸寂寞，玉闌縱存，卻更無人倚了。 後一首起句點明空山宮殿，門戶閉鎖，悄然無人（這當然不是連看守房子的人也沒有，而只是說沒有享受它的「正經主子」而已。在這些地方，不可呆看。以詞害意，就說不通），以下三句，都就此生髮，寫離宮荒涼寥落的景色。宮在渭水之濱，由於宮中悄然無人，故詩人經過，所見惟有落日，所聞惟有秋聲（秋聲，指被秋風吹動的一切東西所發生的音響）。而山頭紅葉，也由於氣候的變冷，飄落到了山下，帶來了寂靜的寒意。「紅」與上「落日」配色，「葉」與上「秋聲」和聲。而夕陽西沉之後，卻又下起雨來。含雨的雲浮游天際，像夢一般迷離，而雲端飄落的雨絲，卻又像灰塵一般四處隨風飄散。繪聲繪色，極為逼真。 《文心雕龍·隱秀篇》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崔櫓這兩首詩，純屬描寫，而能「狀溢目前」，不著議論，自然「情在詞外」，可以算得上隱秀之作。 杜牧別有《過勤政樓》一首，其表現方法之即小見大，與「長安回望」及「四郊飛雪」兩首相同，而所反映情調之低沉傷感，又和「草遮回磴」及「門橫金鎖」兩首相近，今錄如下： 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 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 據史，玄宗在興慶宮西南建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這位皇帝常常和他的兄弟們在樓頭歡宴遊玩。可見勤政樓即花萼樓，雖有二名，樓實一座。 詩的前半由今思昔。八月五日是玄宗生日，開元十七年（729），由宰相奏請，定為千秋節，布告天下。「群臣以是日進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唐會要》）。成為一個上下同歡的佳節。但由於玄宗晚年非常昏聵，口頭上說要「勤政務本」，事實上卻反其道而行之，安祿山一反，連皇帝也當不成了。從那時以後，唐帝國就一直走著下坡路，情形愈來愈不妙。連社會風俗，也有了許多變遷。千秋節雖然還有一個空名，可是人們早已不在這一天用承露囊互相贈送，連承露囊這種東西也沒有了。就在這一百年左右，變化該是多麼大啊！後半感昔傷今。現在，詩人經過這座還僥倖保存下來的古建築，回想當日帝國極盛時代，玄宗在這座樓上做生日，樓前雜陳百戲，舉國歡騰，而今天則只見一片荒涼，連宮門上的金鋪都長滿青紫色的霉苔了（金鋪，銅製門飾，用以銜環，上作獸頭或其他形狀）。不說遊人在雨中經過其地，看到淒涼衰敗的前朝宮殿而傷情，卻說惟有霉苔因雨到處滋長，竟然由地面長到了宮門的銅鋪之上，好像稱心如意的樣子，則不但空存佳節之名，不見絲囊之贈，而且宮門深閉，從不打開，也不待言了。詩從民間露囊與宮門紫苔見意，以見廢興，與「長安回望」一首中之從荔枝見意，「四郊飛雪」一首中之從雪花見意，筆墨相同，而情調有異。 不同的作家，對於相同的或近似的題材作出不同的乃至全然相反的處理，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另外一種現象，即同一作家，對於相同的或近似的題材也一樣可以作出不同的乃至全然相反的處理來。這是由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和作家思想感情的複雜性這樣兩種客觀和主觀條件所規定的。在不同的條件之下，作家的主觀感受對同一客觀事物也可能有所不同，而任何客觀事物本身原來也就具有使人產生各種主觀感受的許多側面。因此，呈現於作品的思想、感情也就不可避免地會變得十分複雜了。就杜牧《過華清宮》與《過勤政樓》來說，前者以辛辣的諷刺揭露玄宗的荒淫，後者以感傷的情調詠嘆唐朝的衰落，這對於他本人來說，並不是一個矛盾。但我們今天讀時，顯然認為前者是更可取的，雖然後者也並非全無可取。以吳融與崔櫓之作相較，也是如此。 江南春絕句 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前人評畫，對於具很大的容量的小品，常常譽之為「尺幅千里」。我們讀了這首詩，也有這種感覺。這寥寥二十八字，在我們面前展現了一幅江南春景的長卷，情調愉快，筆觸生動，色彩鮮明，使我們如置身於無邊春色之中。 全詩四句，都是寫景：處處柳綠花紅，鶯歌燕舞。臨水有村莊，依山有城郭。而在郭邊村上臨風招展的，則是酒店用來招徠顧客的旗幟。在這怡紅快綠之中，水秀山明之處，還有南朝遺留下來的數以百計的壯麗宏偉的佛寺。它們既是統治階級剝削和愚弄廣大人民的見證，又是建築工人和藝術家的智慧、才能和辛勤的見證。這些寺廟中的崇樓傑閣，若隱若現地峙立在朦朧煙雨之中，更增添了無限風光。 在這二十八個字中，詩人描繪的景物，既有當時的時代特色，又不具體於一地，而是形象化地概括了整個江南地區。因此題曰《江南春絕句》，而以「千里」兩字開頭。 但是，如此好詩，也曾經遇到過糊塗的讀者。明朝有個楊慎，在他的《升庵詩話》中曾認為千里的「千」字，應改為「十」，理由是：「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楊慎雖然也算得上是一位博學能文的人，但對於這首詩所具有的美學意義，卻完全沒有理解。他既不懂得藝術形象可以而且應當從個別中見一般，一般即存在於個別之中，同時，又將想像排斥於創作手段之外，認為凡屬詩中所寫，必須目見耳聞。這當然不能不引起異義。所以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反駁他說：「即作十里，亦未必盡聽得著，看得見。題雲《江南春》，江南方廣千里，千里之中，鶯啼而綠映焉，水村山郭無處無酒旗，四百八十寺樓台多在煙雨中也。此詩之意既廣，不得專指一處，故總而命曰《江南春》，詩家善立題者也。」這個論述雖然沒有能夠提升到理論的高度來解決問題，但還是善於體會詩旨的。 贈別（二首錄一） 杜牧 多情卻似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 這是作者在揚州和一位妓女分別時贈送給她的詩。在古代社會中，婚姻的基礎不是兩位當事者的愛情，而是雙方家庭的社會地位。也就是說，愛情不是婚姻的基礎，而是婚姻的附加物；或不是先戀愛，後結婚，而是先結婚，後戀愛。所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現代所說的愛情關係，在古代僅在官方社會以外才有。」在說明什麼是「官方社會以外的婦女」時，恩格斯首先指出的是藝妓，即歌女舞女之類。 杜牧立朝剛正，很有氣節，論政談兵，也有見解，但在私生活上，卻是一個不拘小節的人。他在揚州淮南節度使府掌書記時，經常流連妓院，也為其中某些人寫過詩，其中有許多寫得很出色，很有感情，因為他確是真誠地愛她們。 《贈別》一共兩首。第一首讚美那位年輕姑娘嬌艷出眾，其他的揚州妓女都比不上她。這第二首則寫別夜離筵的惆悵情懷。前半賦情。回想過去歡聚，感覺非常多情，不是多情，怎麼會常在一起呢？而今不能不分別，卻又似乎無情，不是無情，怎麼會終於離開呢？究竟是多情，還是無情，想來想去，真使人迷惘了。然而在酒杯前面，想如同以前那樣，縱情歡笑，但怎麼也笑不出來，可見多情是真，無情是假。雖然多情，仍要離別，可見萬不得已，無可奈何。這樣一襯托，一騰挪，就顯示出彼此都難捨難分，有多少委婉曲折的心思在內。後半賦物，即以比情。蠟燭有心（芯），燭心燃燒，則蠟淚下流。蠟燭通夜不滅，則蠟淚也就流到天亮了。不說這一對就要分開的情侶，珍惜良宵，流著眼淚，綿綿話別，徹夜無眠，而說蠟燭因為有心，所以也知道惜別，因而替人垂淚，直到天明。燭本無知，就算有心，也不過是旁觀者，猶且如此，則這一對情侶本人又該如何難受呢？簡直無法形容了。前半以無情襯托多情，深情幽怨，全從側面顯示；後半以燭為喻，語意極其新鮮而又巧妙，所以一直為人傳誦。與這後兩句可以匹敵的，有李商隱在《無題》中所寫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一聯。它們都同樣富於創造性。 這種使無知之物人格化，以襯托人的感情的方法，古典詩歌中常見，前面我們已經讀過幾篇。這裡，再舉溫庭筠《過分水嶺》一首，它也寫別情，有與杜詩相似之處，正可合讀。 溪水無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 嶺頭便是分頭處，惜別潺湲一夜聲。 分水嶺在今陝西省略陽縣東南八十里，嶺下水分東西流，故名。首句點出溪水本屬無情之物，但又似乎有情，說明想法，總挈全篇，以下都由此生髮。次句寫以溪水為有情之由。山中獨行，踽踽無伴，要不是這條溪水相隨同行，那就更孤獨了。分明是人緣溪走，卻說溪隨人行，分明是人對溪有情，卻說溪對人有情，實質上都是為了描摹旅途中內心的寂寞。後兩句是次句的發展。到了嶺頭，便要和溪水分頭而行了。在分頭的前夜，卻聽到它潺湲的聲音，通夜不停，這不正是它在表示惜別嗎？靜夜深山，難以入睡，所以整晚都聽到溪聲，更引起了旅人獨行無侶，念遠思鄉之情，但不說自己心中的感觸，而只說溪水有情，溪水惜別，這實質上又是對內心寂寞的進一步描摹，即由於非常寂寞，就連同行了三天的臨時伴侶也覺得很可留戀。但不從自己方面來寫，而從對面無知無情的溪水來寫，就顯得格外有情致了。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宣宗大中二年（848），李商隱曾在四川東部住過。其時，他的妻子王氏留在長安。這首詩就是他收到王氏來信後回答她的。夜雨，點明作詩的時間。北，指位於巴山之北的長安。寄北，即寄給住在北方的人，以北作為住在北方的人的代詞。 起句從妻子來信說起，信中當然還說了許多其他的事，但重點卻在於「問歸期」。這就突出了妻子對於丈夫的懷念（從作者寫的其他懷念王氏的詩篇，特別是王氏死後悼念她的詩篇看來，他們夫妻的感情是很好的）。而現在要告訴她的，當然也有許多其他的事，但重點卻在於「歸期未有期」。詩人這時正離開了桂林鄭亞的幕府，留滯東川，一時沒有適當工作，如何能夠就回去呢？所以這「未有期」三字，包含了多少宦途失意，羈旅窮愁，有家歸不得的抑鬱難堪之情在內，然而寫得很平淡。這當然是為了減輕妻子精神上的負擔。次句忽然宕開，完全描寫作詩時當前景色。巴山之畔，旅舍獨居，已到搖落的秋天，又遭連綿的夜雨。秋雨不停，秋池已漲。遙夜難眠，孤燈聽雨，客懷離緒，不問可知。所以這一句雖是寫景，而實質上是借寫蕭瑟之景以抒離索之情，與上句是連非斷。 但光是不提自己的客況和離情，還是不足以安慰「問歸期」的妻子的，所以後半就由今天的離別和悲哀，寫到盼望他日的會合和歡樂。何當，即何時。什麼時候能和你在家中的西窗之下，剪燭夜談，拿我現在的處境作話題呢？那就好了。在這裡，詩人寫出了自己的盼望，也代妻子寫出了她共有的盼望。生活經驗告訴我們，凡是已經擺脫了使自己感到寂寞、苦惱或抑鬱的環境以及由之產生的這些心情之後，事過境遷，回憶起來，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快的，或者說，是一種摻和著悲哀的愉快。一方面，在回憶中，不能不想起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則那些終究是屬於過去的了，現在的愉快才是主要的。李商隱的這首詩，正是極其深刻地體會了，表現了這種情景。 這首詩的藝術構思極富特色。任何文學作品，不可能不涉及時間和空間。精確而形象地描摹生活中的空間與時間及其相關變化，則是作家們所必須擁有的手段。但在七絕詩中，由於篇幅的限制，往往是就一時而寫空間之殊異，就一地而寫時間之變遷，來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刻畫他的心情。至於將空間與時間的變化交織起來，以更其複雜錯綜的地點時間來布局的，卻很少見。此詩先寫今夜分居巴山之自己與長安之妻子，寫自己念長安、妻子念巴山；後寫想像中他日兩人同在長安，共話巴山夜雨時自己的生活，既寫出了空間之殊異，又寫出了時間之變遷；更重要的和主要的，還從空間時間的相關變化中寫出了人的悲歡離合。這就別開生面，更其豐富地展示了今日彼此相思之意。 用這種別開生面的、富有特色的構思寫的七絕並不多見。就我們所讀過的來說，則前於李商隱的劉皂，後於李商隱的王安石，也曾經使用這種結構方式寫出過成功的作品。 劉皂《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 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 在許多詩集中，這首詩都歸在賈島名下，其實是錯誤的。因為賈島是范陽（今北京市大興縣）人，不是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人，而在賈島自己的作品以及有關這位詩人生平的文獻中，從無他在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作客十年的記載。又此詩風格沉鬱，與賈詩之以清奇僻苦見長者很不相類。《元和御覽詩集》認為它出於貞元間詩人劉皂之手。雖然今天對劉皂的生平也不詳知，但元和與貞元時代相接，《元和御覽詩集》的記載應當是可信的。因此，我們定其為劉作。 詩的前半寫久客并州的思鄉之情。十年是一個很久的時間，十年積累起鄉愁，對於旅人來說，顯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每天每夜，無時無刻不想回去。無名氏《雜詩》云：「浙江輕浪去悠悠，望海樓吹望海愁。莫怪鄉心隨魄斷，十年為客在他州。」雖地理上有西北與東南之異，但情緒相同，可以互證。後半寫久客回鄉的中途所感。桑乾河在今河北、山西境內。詩人由河北返回陝西，取道桑乾流域。無端，即沒來由。更渡，即再渡。這「無端更渡」四字，乃是關鍵，要細細體會。十年以前，初渡桑乾，遠赴并州，是為的什麼呢？詩中沒有說。而十年以後，更渡桑乾，回到家鄉，又是為的什麼呢？詩中說了，說是沒來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果真如此嗎？不過是極其含蓄地流露出當初為了博取功名，圖謀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過去，一事無成，終於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陽家鄉這種極其抑鬱難堪之情罷了。但是，出乎詩人意外的是，過去只感到十年的懷鄉之情，對於自己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萬萬沒有想到，由於在并州住了十年，在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覺地對并州也同樣有了感情。事實上，它在自己的心中，已經成為第二故鄉，所以當再渡桑乾，而回頭望著東邊愈去愈遠的并州的時候，另外一種思鄉情緒，即懷念并州的情緒，竟然出人意外地、強烈地湧上心頭，從而形成了另外一個沉重的精神負擔。前一矛盾本來似乎是惟一的，而「無端更渡」以後，後一矛盾就突了出來。這時，作者和讀者才同樣感到，「憶咸陽」不僅不是惟一的矛盾，而且「憶咸陽」和「望并州」在作者心裡，究竟哪一邊更有分量，也難於斷言了。 以空間上的并州與咸陽和時間上的過去與將來交織在一處，而又以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襯，宛轉關情。每一個有久客還鄉的生活經驗的人，讀到這首詩，請想一想吧，難道自己不曾有過這種非常微妙同時又非常真實的心情嗎？ 王安石《州橋》： 州橋踏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覺遙。 今夜重聞舊嗚咽，卻看山月話州橋。 這是作者晚年退居金陵回念開封（又稱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舊遊而作。前兩句寫昔日在開封賞月，憶及金陵。州橋是開封城中汴河上的一座橋。山椒，山頂，這裡指距作者在金陵住宅不遠的鍾山（今名紫金山）。過去在州橋之上，踏著月光散步的時候，想到披上了一層銀白月光的鍾山，想到在山畔發出淒切的聲音急速地流過的溪聲（湍，急流），似乎近在耳際目前，並不遙遠。後兩句寫今日在金陵賞月，憶及開封。過去那如在耳際的淒切而急速的溪聲，今晚又聽到了，並且是真實的而非想像的。同時，也在玩賞明月，然而卻不是想山椒，而是話州橋，即身在金陵而將開封生活當作話題了。只言時地之不同，而人事變遷，不言而喻。 這首詩也是以空間與時間交織布局。但李商隱一首是由現在的巴山想到將來的長安，劉皂一首是由現在的桑乾想到過去的并州，同時也想到將來的咸陽，這一首則只是由現在的金陵想到過去的開封；又李詩及此詩都以景物點染，而劉詩側重寫情。這都是同中之異。 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 李商隱 暫憑尊酒送無憀，莫損愁眉與細腰。 人世死前惟有別，春風爭擬惜長條？ 含煙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 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 在讀到《閨意獻張水部》及《酬朱慶餘》時，我們曾以兩詩為例，說明贈答之體。那是贈答體的最基本的也是其最原始的形式。此外，詩人們還在那個基礎上，花樣翻新，創造了一些引人入勝的表現方式。現在，分別舉例加以說明。 這兩詩與杜牧《贈別》主題相同，即和心愛的姑娘分別時的傷離之作，但寫法各別。離亭，指分別時所在之地，亭即驛站。賦得某某，是古人詩題中的習慣用語，即為某物或某事而作詩之意。詩人在即將分離的驛站之中，寫詩來詠嘆折柳送別這一由來已久但仍然吸引人的風俗，以申其惜別之情。 第一首起句寫雙方當時的心緒。無憀，即無聊。彼此相愛，卻活生生地拆散了，當然感到無聊，但又勢在必別，無可奈何，所以只好暫時憑藉杯酒，以驅遣離愁別緒。次句寫行者對居者的勸慰。既然事已至此，不能挽回，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所希望於你的，就是好好保重身體。你本來已是眉愁腰細的了，哪裡還再經得起損傷？這句先作一反跌，使得情緒鬆弛一下，正是為了下半首把它更緊地繃起來。第三句是一句驚心動魄的話。除了死亡，還有什麼比分別更令人痛苦的呢？這句話是判斷，是議論，然而又是多麼沉痛的感情！第四句緊承第三句，針對第二句。既然如此，即使春風有情，又怎麼能因為愛惜長長的柳條，而不讓那些滿懷著「人世死前惟有別」的痛苦的人們去儘量攀折呢？這一句的「惜」字，與第二句的「損」字互相呼應。因為愁眉細腰，既是正面形容這位姑娘，又與楊柳雙關，以柳葉比美女之眉，柳身比美女之腰，乃是古典詩歌中的傳統譬喻。莫損，也有莫折之意在內。 第二首四句一氣直下，又與前首寫法不同。前半描寫楊柳風姿可愛，無論在煙霧之中，還是在夕陽之下，都是千枝萬縷，依依有情。而楊柳既然如此多情，難道它就只管送去行人，而不管迎來歸客？送行誠為可悲，而迎歸豈不可喜？因此，就又回到上一首的「莫損愁眉與細腰」那一句雙關語上去了。就人來說，去了，還是可能來的，何必過於傷感以至於損了愁眉與細腰呢？就柳來說，既然管送人，也就得管迎人，又何必將它一齊折光呢？折掉一半，送人離去；留下一半，迎人歸來，豈不更好！ 第一首先是用暗喻的方式教人莫折，然後轉到明明白白地說出非折不可，把話說得斬釘截鐵，充滿悲觀情調。但第二首又再來一個大翻騰，認為要折也只能折一半，把話說得宛轉纏綿，富有樂觀氣息。於文為針鋒相對，於情為絕處逢生。情之曲折深刻，文之騰挪變化，真使人驚嘆。而這種兩首詩用意一正一反，一悲一樂互相針對的寫法，實從贈答體演化而來。它是贈答體最靈活的應用，最不著痕跡的發展，因此也可以說是其最高形式。李集中還有《北齊》二首，作法也與此略同。 贈答體常見的一種變體是詩人代甲贈乙，又代乙答甲，以所揣摩到的甲乙雙方的情意為內容，以所體察到的當時當地的狀況為背景，當然也加上一些藝術創作中所容許的想像和虛構。這種詩，在實質上，還是詩人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反映，不過通過他人說了出來罷了。試仍舉李商隱詩為例。 《代魏宮私贈》云： 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 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 又《代元城吳令暗為答》云： 背闕歸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 荊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台一片雲。 曹操的兒子、曹丕的弟弟曹植，是漢、魏之際最有成就的詩人之一。他寫過一篇《洛神賦》，是以宋玉的《高唐、神女賦》為模式，寫他遇見洛水女神的情事的。但後人卻對這篇賦捏造了一個荒唐的傳說，說這是曹植為了他和他的嫂嫂，即曹丕的妻子甄后相愛不能遂心而作。無論就歷史事實或當時情勢而論，這都是絕不可信的。李商隱這兩首詩，就是寫這件事。但在他筆下，卻是甄后有情，曹植無意，也與傳說不符。這可能是詩人借這一傳說來記述他自己曾經拒絕過某一位女性施捨給他的愛情的事。年代久遠，史料缺乏，已經無可考證了。現在，我們只就詩論詩，以說明代為贈答這種方式。 第一首是代甄后的宮人私下寫來送給鄄城（今山東省鄄城縣附近）王曹植的。據史，曹植於魏文帝黃初四年（223）到洛陽來朝見，文帝最初卻對這位弟弟加以斥責，將他安排在西館居住，拒絕接受他的敬意。起句即由此事生髮，說曹植來到京城，由於被阻隔在西館，以致無法與甄后相會（佳期，猶言好時光，古人用來偏指互愛的男女相會的日子或婚期），次句承起句。曹丕在沒有代漢為帝之前，襲封魏王。魏都在鄴，為漳河所經。由於來京未能相會，所以離開魏都以後，加上漳河之阻隔，連夢中懷想都很難了。這兩句極寫甄后對曹植的愛慕相思之情。《洛神賦》云：「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又形容宓妃的體態儀容說：「榮曜秋日，華茂春松。」後兩句即取自賦語，但只用其詞，不用其意。這句的意思只是說如果曹植能夠體會到甄后對他多麼鍾情，那麼，本來不可能同時出現的秋菊春松也是可能同時出現的。這就是說，愛情是可以創造奇蹟的，就看你是否有勇氣去接受它。 第二首是代曹植的朋友元城縣（今河北省大名縣）令吳質暗中回答甄后的宮人的。《洛神賦》起頭幾句是：「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山名，即龍門，在洛陽南），越轅（坂名，在河南省鞏縣西南），……日既西傾，車殆馬煩。」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曹植自述見到了洛神，和她歡會之後，又匆匆分別的。前兩句也是就賦語改寫。後兩句反用《高唐、神女賦》意。賦述楚懷王在高唐夢見一位神女前來和他歡會，臨別時，這位神女自我介紹說：「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台之下。」而詩卻說：荊王（即楚王）本來就不曾做夢，高唐神女也就不必枉費心思，朝雲暮雨地來引誘他了。上首言「隔夢思」，故下首言「無夢」。這是對第一首後兩句的回答。 我們細看李商隱這兩首詩，就可以發現無論在立意、用典、措詞各方面，都有許多與事實和傳說矛盾的地方。關於甄后與曹植之間有曖昧關係的傳說本來就純屬臆造，但詩人卻又把這個傳說加以改動，將男女雙方互愛，變為女方單戀，這就與《洛神賦》的主題全然無關了，雖然詩中還是沿用了賦中一些語言和形象。同樣，他也把《高唐、神女賦》中楚懷王與巫山神女故事說成是女方一廂情願。其次，魏代漢後，魏都已由鄴遷洛陽，甄后當然也住在洛陽，而詩卻說「漳河隔夢思」，既與事實不符，也與上句「西館阻佳期」對不上號。再如賦以春松秋菊形容洛神，意在說明她無時不美艷動人，而詩則側重於兩者之「可同時」。賦中伊闕，本是山名，而詩則同時用作宮闕、城闕之意。背闕，即曹植《贈白馬王彪》中「顧瞻戀城闕」。這都只用其字面，而沒有用其本意。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這兩首詩，並非如某些注家所說，是為了批駁那個荒誕的傳說，而是借題發揮，來記錄自己生活中一段不適宜於十分公開的經歷。因此，詩人對於史實、傳說、地理以及原作中的形象和語言都任意加以靈活運用，不甚顧到它們的真實性和準確性了。 詩本身上的矛盾既然如此，再看題目，也有同樣情形。贈詩托為魏宮中的宮人，亦即甄后的貼身侍女，這還可以說得過去，因為她們是可能知道她的心事的。至於答詩托為吳質，就完全不可能了。曹植和吳質私交無論多麼親密，他也不至於將自己和親嫂這種不名譽的事向他公開的（即令實有其事），怎麼能談得上吳質又主動向宮人暗中作答呢？但就代為贈答而用意又針鋒相對來說，這兩首詩是一個很恰當的例子。 李商隱很愛用這種方式寫詩，在其集中，以五言寫的《追代盧家人嘲堂內》及《代應》二首，《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及《代貴公主》二首，又《百果嘲櫻桃》及《櫻桃答》二首，都可參看。 《百果嘲櫻桃》、《櫻桃答》已經由代人贈答發展到代物贈答。而其後又有人與物互相贈答的作品，也是一種新的發展。在王安石集中，有《嘲白髮》及《代白髮答》二首，又有《戲長安嶺石》及《代答》二首，都是人贈而物答。今舉後者為例。 《戲長安嶺石》云： 附憑崖豈易躋，無心應合與雲齊。 橫身勢欲填滄海，肯為行人惜馬蹄！ 《代答》云： 破車傷馬亦天成，所託雖高豈自營？ 四海不無容足地，行人何事此中行？ 這兩首詩雖似詠物之作，實質上則是政治抒情詩。 第一首寫人和長安山嶺上巨大的石頭開玩笑。前兩句形容嶺石位置之高。大山上的小山叫做，山邊高峻處叫做崖。躋是登上高處。這塊巨石由於造山運動，上升到山上很高的地方，沒想到簡直到雲端了。後兩句寫其橫亘道中，妨礙交通。古代神話，炎帝有個女兒在東海里淹死了，她就化成精衛鳥，常常銜西山木石，投入東海，希望將海填平。在古典文學中，精衛是一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富有毅力的形象。巨石橫在道中，已經使行人的馬蹄感到不便，可是它那副架勢還似乎想把滄海填滿，哪裡顧得上什麼交通阻隔的問題呢？ 此詩是作者代自己的政敵寫來嘲弄自己的。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信任，推行新法，打擊了大官僚地主特權階級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對人民的剝削和對中小地主的兼併。所以詩中比之為一塊在高山頂上妨礙交通的大石頭，並且還耽心它不僅現在阻隔山路，將來還會填平滄海，即對於他們有更大的不利。 第二首是石頭對這種嘲弄的針對性的回答。起句寫石質堅硬，出於自然，誰和它碰，都會吃虧。次句寫它位於高山道上，乃是大自然的安排，也並非自己要求所得。以「高」與上首「與雲齊」對應，又以「豈自營」與上首「無心」對應。後兩句說，四海之內，可以放下一雙腳的地方還多著呢，那麼，行人們為什麼一定要朝這條路上走呢？ 此詩是這位政治家對其政敵的義正辭嚴的駁斥。他認為，要變法，要改革，那是我不可改變的主張，即使對於你們既「傷」且「破」，那也沒有辦法迴避。至於擔任宰相，主持新政，是神宗皇帝的信任和委託，並非出自自己的鑽營。只能由你們改變自己的政治道路，由反對而擁護，或者至少不反對新政，至於我的主張，那是不可改變的。李壁注云：「此詩殆亦自況，可見公之自與素高，不浮言之意。」雖然說得很簡略，卻是對的。 總括以上所舉各例，我們可以知道，贈答詩有幾種形式。一是兩個作者，一贈一答。這是最基本的形式，如朱慶餘《閨意獻張水部》及張籍《酬朱慶餘》。二是一人代兩人贈答，如李商隱《代魏宮私贈》及《代元城吳令暗為答》。三是代物贈答，如李商隱《百果嘲櫻桃》及《櫻桃答》。四是代人與物贈答，如王安石《戲長安嶺石》及《代答》。五是暗用贈答體而不明言，如李商隱的《離亭賦得折楊柳》二首。至於《左傳》中所載列國大夫在聘問的時候，互用古人舊作代抒自己的情志，即所謂「賦詩」，則另是一種情況，不在我們這裡所說的贈答詩體之內。 嫦娥 李商隱 雲母屏風燭影深，長河漸落曉星沉。 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商隱習慣於用比興手法寫詩，曲折隱微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感情。因此，其作品的主題思想往往使讀者難以捉摸。古代神話，后羿向西王母討到了一些不死之藥，他的妻子嫦娥偷來吃了，奔往月宮，就在那兒永遠住下去了。詩人採用這個題材，寫下這首詩。它究竟要表達什麼，引起了後人的紛紛猜測。我們反覆體味詩意，認為紀昀「此悼亡之詩，非詠嫦娥」的說法，是比較接近真實的。 在封建社會中，雖說夫妻之間的愛情只是婚姻的附加物，但愛情也是可以培養的。一對少男少女，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支配下，最初多少帶有強制性地過著共同生活，但經過一段時間，也可以變得互相愛慕、憐惜和關切起來。一旦死別，也必然感到悲痛。在古典詩歌中，有所謂悼亡的作品，就是專指詩人為悼念自己亡故的配偶而寫的。但古代婦女能詩者不多，所以悼亡之亡，又往往偏指女方，即作者的妻子（寫詩悼念死去的妾、婢，不能稱為悼亡）。 李商隱二十七歲和王茂元的女兒結婚，在他四十歲的時候，王氏就死了。從前面讀過的《夜雨寄北》一詩中，我們看得出，他們夫妻感情很好。所以王氏死後，他寫過許多悼亡的詩篇，《嫦娥》則是其中的一首。 此詩寫作者的死別之恨，相思之情。前半從自己著筆，後半從王氏著筆。首句是室內景物，在雲母石嵌鑲的屏風之上，蠟燭投射的影子已經很深暗了。古人的屏風放在床前，而在天明以前的一段時間，則是夜色最深的時候，由於夜色之深，更見燭影之深。這就暗示了合歡床上的獨眠人一夜無眠的情況。次句是室外景物。拂曉時分，長長的銀河已經漸漸西斜，燦爛的繁星也已沉落，時間由深夜而黎明了。室內屏風上的燭影，用一「深」字形容，窗外銀河的落下，用一「漸」字形容，都是詩人在失眠之夜的細微的體察。 後兩句接寫死別相思之情，也就是對為什麼一夜無眠的解答。但不從生者如何思念死者，如何痛苦悲傷來寫，卻從死者如何牽掛生者，如何淒涼寂寞來寫。古代迷信，認為好人死了，可以升天，而將美貌的女子比作神仙，又是古典詩歌中的一種傳統。全詩的布局是由景及情，由實而虛。第二句寫了長河曉星，是當夜的生活實際。而由星、河想到月，想到月里嫦娥，想到她的孤獨，也極自然近情。所以便以嫦娥之奔月，比王氏之死亡。在這三、四兩句詩中，作者放縱了自己的想像。他想到，嫦娥到了月宮以後，雖然長生不老，永駐青春，成為一個「萬年年少女」（見曹唐《小遊仙詩》），但月球每夜從碧海中升起，經歷青天，又向碧海中沉落，上徹青天，下窮碧海，周而復始，永無休止，因而她所看到的，也就是無邊空闊，一片蒼茫。她惟一的伴侶，就是自己的影子。這是多麼孤獨，多麼冷清。在這種環境和心情之下，她應該對於偷吃靈藥，雖然變成了不死不老的仙人，卻要以永恆地過著單身生活為代價這一行為，感到後悔吧。說「碧海青天」，見空間之無限，說「夜夜」，見時間之無窮。這種無邊無際的淒涼，無窮無盡的寂寞，本是生者即自己所感，卻推而及於死者，這顯然是受到杜甫《月夜》的啟發。詩以妻子比為月里嫦娥，以「碧海青天夜夜心」寫她的環境和心情，就有人間天上，永無見期之感，更增加了死別的傷痛。寫一夜相思之情，而表現得如此曲折、深刻、豐富、新奇，這是李商隱的獨特成就，也顯示了詩到晚唐，有向更深更細的方向發展的一面。 作者在另一首題為《月夕》的詩中，也寫到了嫦娥的孤獨之感。 草下陰蟲葉上霜，朱欄迢遞壓湖光。 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應斷腸。 此詩大致和《嫦娥》相近。但前兩句純屬寫景，其中沒有暗含深刻的感情，如前詩所表現的一夜無眠之境。雖然也寫得不差，像「壓湖光」的壓字，就煉得很新穎，而且很有分量。後兩句與前詩同意，然第三句雖以神話中的月中三物點染淒清之景，也還不及「碧海青天」之闊大概括，而「夜夜心」又比「此夜」的內容要豐富得多。更重要的差別，還在於後者缺少了「悔偷靈藥」這一奇妙的設想來體現人物空虛的精神狀態，就不免顯得單薄了。 陸龜蒙的雜詩《自遣》二十二首，是他晚年退居家鄉所作，其中也有幾首悼亡詩，如下面一首，顯然是有意學步《嫦娥》的： 古往天高事渺茫，爭知靈媛不淒涼？ 月娥如有相思淚，只待方諸寄兩行。 靈媛，美麗的仙女，指嫦娥。方諸，一種類似銅鏡的器具，古人用它在月下承取露水。此詩想像從方諸上取得的露水，乃是嫦娥的相思之淚，用意也很新奇。但靈媛淒涼，是沿襲而非創造；全詩結構也比較淺直，讀後缺乏餘味，所以也不能與《嫦娥》比美。 真正使人讀來能夠感到盪氣迴腸如《嫦娥》一樣的，以七言絕句寫的悼亡詩，是元稹的《六年春遣懷》八首。他的《遣悲懷》七律三首，是古典詩歌中悼亡詩的名篇。這八首絕句也寫得很好。和《嫦娥》等之出以比興不同，《遣懷》全用賦體，用白描，而語淺情深，特別使人感動。其中一首寫道： 檢得舊書三四紙，高低闊狹粗成行。 自言並食尋常事，惟念山深驛路長。 又一首寫道： 伴客銷愁長日飲，偶然乘興便醺醺。 怪來醒後旁人泣，醉里時時錯問君。 詩題六年，指元和六年（811）。元稹的妻子韋叢是元和四年七月死去的。寫詩時，已有一年半了。 這組詩所寫，都是家庭中的一些瑣事。從一些瑣事的回憶及敘述中，詩人寫出了從愛妻死後，生活中和心情中的一些深刻的變化，表達了他無法擺脫的痛苦心情。 前一首寫他在清檢東西時，發現了韋叢給他的幾頁信。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字寫得不好，或高或低，或寬或窄，不過大體上能夠寫成一行一行罷了。信裡面寫了一些什麼呢？關於她自己，是說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並食（即并日而食，兩天吃一天的糧）是很尋常的事了。但她又告訴他，這並沒有什麼，所掛念的，只是在深山之中，驛路之上，勞苦奔波的丈夫而已。她向丈夫陳述了自己的辛苦，可是更加掛念比自己更辛苦的丈夫。這樣就極其簡潔而又生動地畫出了這位雖然出身高門，卻能安於貧賤的賢淑女子的形象。這首詩純粹是客觀描寫，但讀者自然可以觸及詩人十分激動的感情的脈搏。 後一首寫他借酒澆愁，沉醉以後，倒也真把愛妻的死亡從記憶中抹去了，以至於竟然問起她來（比如說，問她上哪裡去了），可是，這樣一來，倒引起了家中旁人深沉的感傷，以至於在他酒醒以後，反而不明白這些人為什麼在哭泣了。連旁人都無法抑制住由於這場悲劇而流出的眼淚，他又怎麼能真正抹去對於她的不可磨滅的記憶呢？ 同是悼亡詩，李商隱用比興，元稹用賦體，都寫得非常出色，可見比興和賦，並無高下，唯人善用。鍾嶸在《詩品》的序文中曾指出：「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又說明三者各有利弊，而興利除弊，則看詩人本身的造詣。李、元這些詩篇，可算是用比興而不深躓，用賦體而不浮散的佳作。 賈生 李商隱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將諷刺與議論融合成為一體，即借議論進行諷刺，或以諷刺發為議論這樣一種藝術手段，在杜甫的七言絕句中已經出現，到了劉禹錫，在這方面又有所發展，而李商隱則比劉禹錫更加突出。他的一些詠史之作，就曾運用這種手法，借古喻今，對中晚唐時代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敗，奢侈荒淫，進行了一系列尖銳、辛辣的揭露和抨擊。這些作品，既具有較高的思想性，藝術上也非常成功。施補華《峴傭說詩》曾指出，他的這些絕句，具有「以議論驅駕而神韻不乏」的風格特色。這一評價，我們是同意的。《賈生》正是其中名篇之一。 賈生，指賈誼。生，在這裡是先生的省稱，古人有將先生這樣一個敬稱拆開，簡稱為先或生的習慣。賈誼在漢文帝的朝廷中擔任官職的時候，還很年輕，業已表現出對政治現實深邃的洞察力和處理具體問題的卓越見解，因此雖是一位洛陽少年，卻被尊稱為賈生。他對皇帝的許多建議無可避免地觸犯了當時一些當權大臣如周勃、灌嬰之流，因此被放逐出外。在長沙住了幾年之後，他又被召回長安。文帝在宣室（未央宮的正殿）受厘（接受祭過神的祭肉，即接受神的福祐，是一種宗教儀式）之後，接見了他。因為剛祭過神，所以就問賈誼以鬼神的本源，賈誼說得頭頭是道，到了夜半，文帝前席（古人坐在鋪地面的蓆子上，坐的方式是雙膝跪下，以臀部安放在腳跟上。當談話或聽話很入神的時候，兩膝不自覺地向前移動，以便靠得更近一些，叫做前席）。談完以後，文帝說：「我很久沒有見到賈先生，自以為懂得比他多了。現在看來，還是不如他。」這首詩所詠，就是《史記》及《漢書》賈傳中所載之事。 此詩的主題顯然是借史事以諷刺統治者不知用人。首句從反面說起，寫漢文帝求賢的真誠和迫切，連已放逐遠方的臣子都要加以訪求，召他回朝，似乎這位皇帝真是勵精圖治、愛才如渴了。次句承上，正寫賈誼。一面是文帝求才心切，另一面被召回的逐臣賈誼又確有無與倫比的才情，那麼文帝必然虛心詢問賈誼，而且其所詢問的內容又必然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就不消說得了。這兩句事實上是欲抑先揚，但在行文上，卻很平順，使讀者看不出下面會突然出現一個大轉折。第三句是由正面轉到反面的過脈。「夜半前席」四字，是用《史記》原文，仍寫君臣際遇，談得投機，聽得入神，直到夜半，不覺前席，但在這四字之前，卻安上「可憐」（可惜）二字，同時，在「夜半」與「前席」之間，又安上「虛」（空）字，就陡然翻了一個邊，化讚賞為慨嘆，化歌頌為諷刺了。結句申明「可憐」和「虛」之理，在於不問蒼生（人民）而問鬼神，結出正意。古代儒家哲學認為「天道遠，人道邇」，「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左傳》）。詩人反對「不問蒼生問鬼神」，說明他是接受這種進步思想的。這兩句主要是說明事實，而以「可憐」二字及「虛」字點出事實中存在的問題，並未多發議論，但它卻給人以意外的辛辣之感，而在這辛辣之中，又還摻和著一點幽默，使人苦笑。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研究一下這首詩的歷史真實性問題。這可以分兩個方面來談。它所諷刺的統治階級不關心人民和不知道如何任用賢才，它所惋惜的許多「才調更無倫」的人，在那個時代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一番事業，都是符合封建社會實際情況的。通過它，讀者們可以看到許多不同時代的統治者可笑的面目和近於麻痹的精神狀態。同樣，這篇作品也感動了許多不同時代的懷才不遇的有志之士。因為詩人也正是借題發揮自己這種感情的。就這些情況說，它無疑地是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帶有普遍性的某種真實情況，因而具有一個作品應當具有的真實性。 但另一方面，此詩所反映的內容卻並不完全符合漢代當時歷史的具體情況。賈誼少年出仕，很受文帝重視，不次升遷，一年之中，就做到大中大夫。文帝還準備將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級的職位。他的政治主張，也被文帝所接受，有的並已付諸實行。不過由於他的主張中某些部分觸犯了豪強大族的利益，所以受到排擠，貶逐長沙，沒有幾年，仍由文帝召還。後來再次被排擠出京，不久就死了，只活了三十三歲。但在他死了以後，文帝還是繼續採用他的主張，而到武帝時代，他所計劃的許多措施就都付之實施了。這位短命的政治家、文學家，個人的遭遇帶有悲劇性，然而他對漢帝國的貢獻卻是顯著的，甚至可以說是輝煌的。所以，文帝和賈誼之間關係，並不是像李商隱所寫的那樣。就以問鬼神之道於宣室這件事而論，文帝剛剛虔誠地進行了祭祀，接著就接見賈誼，而鬼神之事，在古人的世界觀中，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所以因此問及，也很自然。在宣室受厘之後問鬼神，絕不排斥在其他的地點時間問蒼生，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寫詩不是寫歷史，為了藝術的需要，甚至不妨對某些史實進行必要的改動或另作解釋，這也是文藝學上的常識。所以，即使此詩有與史實不全然相符的一面，也無損於它的價值。 完全依據漢代歷史情況來詠嘆賈誼，並藉以發抒自己的君臣知遇之感的，則有王安石的同題之作：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 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司馬遷作《史記》，以賈誼與屈原同傳，用意在於顯示兩人都有忠君愛國之志，經邦濟世之才，但生不逢時，無以展其抱負，具有共同之處。班固作《漢書·賈誼傳》，後於《史記》一百多年。他對於賈誼的政治理論及具體建議在西漢歷史上所發生的影響，看得更為分明，所以在《傳贊》中指出：「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又說：「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提出了與司馬遷不同的看法。王安石這首詩，就是以班固的論點為依據而寫的。 唐人在自己貶官作詩自慰，或朋友貶官作詩相慰時，往往以賈誼之貶長沙為比，而詩句之中，總不免提到漢文帝薄恩，賈誼不遇的意思。如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漢文有道恩猶薄。」《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李白《巴陵贈賈舍人》：「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都是其例。但王安石此詩，卻一方面接受了班固的論點，另一方面按照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實際遭遇，寫出了翻案文章。 起句全用《漢書》原話，申明主旨。次句以駁詰的口吻反襯出正面的意思。後兩句是《漢書》文字的改寫。班固說賈誼雖然沒有做到公卿，但政治主張已被施行，不能算是不遇，是就賈誼立論。此詩說自古以來，雖然許多人做到了公卿，可是他們獲得的只是爵位，而其政治主張卻被皇帝擱置一旁，並不付之實施，這才真是對臣子的薄恩，是就古人泛論。前人多以為由皇帝賜與臣子以很高的爵位，就是恩深，否則就是恩薄；而王安石則認為，皇帝對臣子施恩之厚薄，不在於所賜爵位之高低，而在於是否採納他們有利於國家人民的政治主張。如果言聽計從，就是恩深，否則，即使爵位再高，也只能算是恩薄。這種看法，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見識。 這首詩是王安石發自內心深處的政治抒情。他受到宋神宗的賞識、提拔和支持，在保守、頑固分子的圍攻之中，堅決地推行新法，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神宗對他付託之重，信任之專且久，在歷史上是罕見的。這種君臣之間罕見的相知相得，使他對神宗充滿感激，以這種知遇之恩和在改革中取得的實績自豪，因而對漢文帝和賈誼這些歷史人物的關係也有超出常人的深刻體會，能夠對他們作出正確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以上兩首詩同樣是以賈誼這位歷史人物為題材，但由於李商隱和王安石的時代、身世、見識、性格等方面的不同，兩位詩人就在處理同一題材時，表現了完全不同的主題思想和藝術風格。李詩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帶有普遍性的歷史情況，王詩則更深刻地發掘了古代君臣知遇的實質。李詩用筆曲折，出之詠嘆，以韻味見長。王詩用筆奔放，純是議論，以見解取勝。在這裡，必須著重指出：議論，當它用得恰當的時候，決不排斥詩歌的形象性，反之，它還有助於形象性，使之更為豐富。當我們讀到「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何止）萬公卿」這種充滿激情而又非常深刻的議論的時候，難道從字裡行間看不見王安石這位傑出的政治革新家的形象嗎？難道這種議論不就是詩人形象的有機組成部分嗎？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之間，並不曾隔著一座萬里長城，要想在創作過程中將兩者完全加以區別和隔離，事實上是做不到的。 呂溫的《劉郎浦口號》也是一首值得一讀的詠史詩。 吳蜀成婚此水潯，明珠步障幄黃金。 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在赤壁之戰以後，劉備占據了荊州，又派兵攻占了位於今湖南省的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勢力逐漸大了起來，引起孫吳方面的畏忌。周瑜認為，劉備是梟雄，又有關羽、張飛等人作為羽翼，決不肯屈為人用，應當想辦法將他遷居東吳，用豪華的宮殿、美麗的女子等等去引誘他，腐蝕他，消磨他的雄心壯志。孫權於是決定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劉備，在今湖北省石首縣沙步成親。後人因名其地為劉郎浦。如我們在史書上所看到的，周瑜這條美人計並未成功，劉備終於還是在成都當上了皇帝，與曹魏、孫吳，鼎足而立，三分天下。 詩人經過劉郎浦，憑弔古蹟，隨口吟成了這首詩（口號，即隨口吟詩之意）。起句敘事。潯，水邊，這裡是指長江邊上。次句寫東吳嫁奩之盛。步障（古代貴族出行時用來遮蔽風塵的幕布）綴以明珠，帷幄飾以黃金，極形容奢華富麗。也就是史籍上周瑜所說盛築宮室，多其玩好之意。第三、四兩句是議論：誰會為了一個女子而看輕了天下呢（古人稱做皇帝為得天下。這裡「將一女輕天下」，就是清人陳子玉《題孔東塘〈桃花扇〉傳奇》中「不愛江山愛美人』之意）？而周瑜居然想用來換取劉備鼎足三分的心愿，難道不是妄想嗎？ 在古代社會中，國家、民族以及其他社會集團之間的婚姻，都是基於某種政治目的而締結的，是為政治服務的。當其與雙方政治利益都符合時，這種婚姻是鞏固的，起作用的，否則，它往往就變為女方個人的悲劇了。就是這位「明珠步障幄黃金」的貴婦人，到頭來也沒有得到一個好下場，由於政治條件的變化，後來她回到娘家，等於被遺棄了。詩人在這裡，連用兩個問句，來表明自己的看法，有頓挫之勢，搖曳之姿，增加了詩篇的情致。 這首詩的風調近於李商隱，而識見同於王安石，與《賈生》兩篇合讀，自見異同。 瑤池 李商隱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 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唐代宗教情況時，曾經指出：唐朝皇帝興道教，不管在政治上企圖如何，求長生吃藥都是一樣的。自憲宗起，許多皇帝是貪生怕死的愚夫，貪生便信奉道教，大吃長生藥，……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吃長生藥喪命的。武宗滅佛，以為可得老君的歡心。宣宗興佛，不吃道士藥，專吃太醫李元伯所制長生藥，以為太醫非道也非佛，結果還是中毒死了。至於大臣名人因服長生藥而死的為數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統治階級中人，這就是統治階級提倡道教的一點成績。范氏這一記敘基本符合事實。顯然，皇帝以及大臣名人們之所以求長生，是為了永久保持其尊榮富貴和飲食男女的享受，和他們貪婪無厭的剝削階級本性分不開的。 李商隱生於憲宗時代，死於宣宗時代，他看到好幾位皇帝為求長生反而短命，因此便寫了不少諷刺求仙服藥的詩。這些詩，都是借古諷今，揭露方術的妖妄，皇帝的昏庸，在當時很有現實意義。今選錄三首。 據《穆天子傳》等書的記載，周穆王愛好旅遊，他有八匹駿馬，每天能走三萬里路，因此什麼地方都能去。他曾到瑤池與仙人西王母相會。臨別之時，西王母作歌相送，有「將（願）子毋死，尚能復來」的話。穆王作歌相答，也表示三年之後，一定再來。還有一次，穆王經過黃竹，天氣很冷，遇到很多受凍的人，他就作了三章《黃竹歌》，表示哀憐。這首詩即根據這些素材寫成。 起句寫住在瑤池的西王母敞開了雕刻著花紋的窗戶，在等候周穆王的再度光臨。次句宕開，寫西王母在眺望之中，並沒有看到馬跡車塵，而只聽到了遠處傳來的、震撼著大地的《黃竹歌》的哀音。這就暗示了，在大地上，受凍受苦的人還多得很，與統治階級之求長生、貪享受是一個強烈的對比。第三、四句承起句而以疑問的口氣指出，西王母希望周穆王不死，能夠重來，可是這個希望終於落空了。西王母是求長生者所最嚮往的仙人，傳說只要吃了她的一個桃子，就可以長生不老，但周穆王雖然會見過她，還吃過她送的萬歲冰桃，可是仍然不免一死，何況那些根本還沒有見過她的人呢？紀昀評此二句云：「盡言盡意矣，而以詰問之詞吞吐出之，故盡而不盡。」很能說明作者在藝術構思上的匠心。 《漢宮詞》云：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在《山海經》、《漢武故事》等書中，青鳥是西王母的使者。據說，漢武帝有一年七月七日看見青鳥從西方來到他的宮廷，東方朔便告訴這位皇帝，西王母要來了，一會兒，她果然來了。漢武帝為了求仙，曾建造了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台等，又用銅鑄成仙人像，安放在殿前高處，手捧銅盤，盤中放個玉杯，來承接雲端的露水（這也就是詩中所說的金莖露），將這露水和玉屑吃下，以求長生。唐玄宗建集靈台，武宗也築望仙台。李商隱這首詩以漢比唐，諷刺當時皇帝之求仙，用意很是明顯。 宋人羅大經《鶴林玉露》說此詩：「譏（漢）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晤，猶徘徊台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承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司馬相如有消渴病，見《史記》本傳。消渴就是現代醫學上所謂糖尿病），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婉曲折，含不盡之意。」分析得很透闢。憲宗吃了方士柳泌制的所謂金丹，反而生病，裴潾曾上疏勸諫，其中寫道：「臣願所有金石煉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可見這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共同看法。 又《漢宮》云： 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 王母不來方朔去，更須重見李夫人？ 這首詩也是以漢武帝的故事為題材，極言求仙之荒謬的。 前兩句寫這位皇帝求仙之虔誠。為了要和仙人相見，他整夜都在祭祀，一直達到清晨。而由於到了清晨，太陽出來了，承露盤中玉杯里的露水都曬乾了，同時，甲帳之中，因為一直在進行各種宗教儀式，卻仍然溫暖如春（武帝以各種最名貴的珍寶作成帷帳，稱為甲帳，以較次的珍寶作成帷帳，稱為乙帳。甲帳留給下凡的神仙居住，乙帳自己住）。後兩句寫求仙之無益，結出本意，又分兩層說。第三句是說，西王母終於不來，傳說是因為偷了王母的桃子而逃下凡塵的仙人東方朔也終於死了。第四句進一步說，那麼，李夫人死後，難道還會真有鬼魂，須要和她相見嗎（這句詩中的更字，作豈字講）？李夫人是武帝的愛妾，她死後，武帝很傷心，有一位方士名叫少翁的，說能夠把她的魂魄召來。方士作法那天晚上，武帝在很遠的地方望到一個美女，很像她，可是又不能靠近去看，因此更加相思悲感。這兩句是揭露仙鬼之說，無非妄誕。 這後兩首詩也都是以疑問的口氣作結，讓讀者反覆吟味，然後得出應有的結論。紀昀評《瑤池》的一段話，對於這兩篇也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