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七絕詩淺釋 · 唐人七絕詩淺釋 五
邊思
李益
腰垂錦帶佩吳鉤，走馬曾防玉塞秋。
莫笑關西將家子，只將詩思入涼州。
這是詩人的一幅自畫像。他在抄錄自己的從軍詩送給友人盧景亮時寫道：「從事十八載，五在兵間，故為文多軍旅之思，或因軍中酒酣，或時塞上兵寢，投劍秉筆，散懷於斯文，率皆出乎慷慨意氣。」《唐才子傳》也說他從軍十年，「往往鞍馬間為文，橫槊賦詩，故多抑揚激厲悲離之作」，與高適、岑參相近。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評述是很切合實際的。
首句寫裝束，垂錦帶以見華貴，佩吳鉤（吳鉤，寶刀名）以示英武颯爽的風姿。次句寫行動，走馬邊塞，防秋玉門（玉塞，即玉門關。漢時，匈奴每當秋高馬肥，就入塞侵擾，所以秋季就要加強防衛，稱為防秋），是豪邁的氣概。他雖然身佩寶刀，參加戰鬥，是個戰士，但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在軍中仍然不廢吟詠，因此後兩句便說：別笑我這個關西將門之後（《後漢書·虞翻傳》：「關西出將，關東出相。」關，指位於今河南省靈寶縣南的函谷關。李益是姑臧即今甘肅省武威縣人，在函谷關以西，所以自稱「關西將家子」），只把詩情帶到了涼州，而別的卻什麼也沒有吧。寥寥幾筆，便突出了一位從軍詩人精神風貌的特徵。在部隊生活中，作戰是普遍的，而吟詩，則特殊的，要畫出一幅從軍詩人的肖像，就必須將個別與一般統一起來，體現普遍中的特殊，此詩正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南宋陸游也給自己畫過一幅像，可以和李益的自畫像合看。其《劍門道中遇微雨》云：
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這首詩是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作者從漢中（今陝西省漢中市）調到成都任職時，途中經過劍門山所寫的。他在當時是宋、金兩國對峙的前線漢中住了一個時期，由於自己積極反抗侵略，恢復失地的政治主張未被採納，心情很是抑鬱。詩中所寫旅途情景，淒涼意味，可能與此有關。
首句寫長年久客，生活潦倒，衣上既有旅途中蒙上的塵土，又有喝酒時沾上的痕跡，可是懶得換洗。次句承上，點明遠遊。陸游是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人，來到陝西、四川做官，可算得遠了，而且又多次調動工作，就更使人感到消魂了（消魂這個詞，在古代漢語中，含義很複雜豐富，難以準確地譯成現代漢語，大體上是精神上非常激動或感觸很深的意思）。這兩句是泛寫近年生活。後兩句接寫當前情景。現在，又在細雨中騎著一匹驢子經過劍門山進入四川了，那麼我該不該算是一個詩人呢？這一問，顯示了詩人複雜迷罔的心情。在唐、宋時代，詩人多半騎驢尋詩，所以騎驢已成為詩人的一種標誌。他本來是一位已經很有名的詩人，又正細雨騎驢，那不是多此一問嗎？但我們如果注意到他曾經多次表示過，他畢生最大的志願還是要做一位為國家報仇雪恥的戰士，而不是一位詩人，那就可以體會這一問乃是一種深感遺憾的表現了。
許多讀者，對於此詩，往往只注意到其詞意的瀟灑，卻忽略了這個問題提得突兀，對於詩中微旨，便難以領會了。在我們看來，這首詩畫的並不是一位雖然跋涉長途，仍悠然自得的詩人的形象，而是一位心情抑鬱的、並不甘心只做個詩人的戰士的形象。
這兩幅像都畫得好，因為它們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上汝州郡樓
李益
黃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
今日山川對垂淚，傷心不獨為悲秋。
李益生於玄宗天寶七載（748），約死於文宗大和三年（829）。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戰禍頻繁，社會動亂的局勢中度過的。這首詩寫下了他登臨一個舊遊之地的深刻感慨。
汝州即今河南臨汝縣。在安史叛亂中，以洛陽為重點的河南地區，乃是官軍與叛軍反覆較量的地方。汝州也是戰場，而且還遭受過由唐朝借來幫助收復洛陽的回紇部隊的洗劫。在安史之亂平定以後，河南的部分地區又被藩鎮割據，其中勢力強大的淮西鎮（即彰義鎮）轄區，全在河南境內，而魏博、宣武兩鎮轄區則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內。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宣武鎮發生內訌，朝廷趁機收回了權力。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平定了淮西吳元濟。十四年（819），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也將權力交還朝廷。河南才不再存在軍事對抗的局面。
這首詩的寫作年代雖然無可稽考，但必然作於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以後，因為在這年，詩人才七歲，而且汝州「鼓角似邊州」的情況還沒有發生；也必然作於元和十四年（819）以前，因為在這年之後，汝州「鼓角似邊州」的情況又已基本消失了。
弄清楚這些史實，對於理解此詩是必要的。這些史實告訴讀者，這首詩和一般的用對比手法寫今昔盛衰之感的作品不同，它不是描寫今與昔異，以昔日之盛與今日之衰對比，如我們在前述《江南逢李龜年》、《聽舊宮人穆氏唱歌》、《贈彈箏人》諸篇中所看到的，而是描寫今與昔同，昔日已是如此，今日仍然如此，以見局勢之可悲。
首句寫今，登樓時所聞所感。黃昏時候，軍中的鼓角之聲不斷地傳到高高的城樓上來，可見局勢緊張，戒備森嚴。這哪裡像一座腹地的城市呢？簡直和隨時都有被敵人侵擾的可能的邊州一樣。次句由今思昔。回想起來，三十年前也登過這座樓，也聽過這種鼓角之聲，誰會料到隔了這麼久，情形卻毫無改變？後兩句寫今日所感。山川固相同，鼓角也無異，所以更其使人傷心，而不禁對之垂淚了。結寫傷心的原因，但不從正面而從反面提出，只說不是吐露一番個人生活中傷春悲秋一類的感情，而其著意在於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樂自然可知。
以今昔對比的手法來寫的作品不少，但都是為了要顯示今與昔異，這首詩卻別具匠心，為了要顯出今與昔同，這是它值得重視之處。
觀祈雨
李約
桑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
朱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
這是作者在發生旱災時看到不同階級對於同一氣候的不同希冀，發生感慨，而寫下的一首詩。起句寫久旱。桑樹已經沒有葉子，只剩空條，這一年蠶絲的收成當然要落空了。地面塵土飛揚，無法播種，這一年穀物的收成當然也要落空了。只這七個字，就將廣大農民的生活已經瀕臨絕境的嚴酷現實極其深刻地寫了出來。
在古代，人們用自然科學來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很有限，他們有時不得不乞靈於自己所幻想和臆造出來的神祇，來拯救自己。因此，如次句所寫，就用隆重的儀式到水廟（即龍王廟）去迎接這位據說是具有興雲布雨的神通的龍王爺，抬著他出來遊行，以期他大發慈悲了。可以想像得到，這簫管之聲，是多麼熱鬧，同時，又是多麼辛酸。這一句寫出了千千萬萬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人民，是如何迫切地希望得到雨水，讓桑樹長出葉子，田中插上秧苗。
但是，這只是現實生活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那些富貴人家，住在紅色大門裡的高樓大廈之中，不愁吃，不愁穿，還照舊地聽歌看舞。他們也關心氣候的變化，不過，並不是希望下雨，而是恰恰反過來，生怕天氣轉陰，空氣中的濕度增加。因為這樣，無論是管樂器還是弦樂器，發音都不響亮了。在久旱的情況之下，人民不但希望下雨，而且希望下得大些、多些；而朱門中人，卻僅僅因為貪圖享樂，惟恐下雨，不但不希望下雨，連陰天都不願意。一面渴望下雨，一面卻惟恐天陰，這就更其深刻地、尖銳地揭示了農民和地主兩個對立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同時，農民們的勤勞淳樸，統治者的殘暴荒淫，也對照得非常鮮明。這也正如杜甫在《北征》中所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著墨不多，愛憎分明。
這種詩，在唐人七絕中比較少見，因而是非常可貴的。但少見並非僅見，下面，我們可以再讀幾首。
杜荀鶴《蠶婦》：
粉色全無飢色加，豈知人世有榮華？
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
在元代以前，棉花的種植還沒有從南方普及全國，衣服主要是以絲和麻作原料。在唐代，國家向農民徵收實物地租，絲織物及絲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因絲貴麻賤，所以養蠶織綢的農村婦女，到頭來反而穿不上絲綢。在這首詩里，詩人指控了這一事實。
前兩句寫這位蠶婦的處境。婦女是愛美的，有時總要搽點胭脂花粉，農村婦女何嘗例外？但她臉上全無粉色，那就是說，貧窮和忙碌，將她的生活興趣完全剝奪掉了。她不但面無粉痕，呈現出來的卻是由於飢餓而日益增加的憔悴，以「粉色」和「飢色」對舉，「無」和「加」對舉，更其尖銳地說明了問題。像她這樣，終日無休無止地勞動，還要忍飢挨餓，哪裡還知道人世間有富貴榮華呢？都是人，相差得多麼遠啊！
後兩句用這位蠶婦的口氣寫，代她打抱不平。我年年養蠶，人人都說我很辛苦（詩中「蠶辛苦」，蠶字作動詞用），為什麼我渾身上下卻不見一寸絲綢呢？勞動人民享受不到自己的勞動成果，自己辛辛苦苦，卻無衣無食，統治階級不勞而獲，卻安享榮華，這多麼不合理啊！然而又被統治者及其辯護士們說成是天經地義，作者作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敢於指出這一普遍存在的醜惡現實，就很值得讚賞了。宋張俞同題的五言絕句云：「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正好作為這首詩的補充，說明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來鵠《蠶婦》：
曉夕採桑多苦辛，好花時節不閒身。
若教解愛繁華事，凍煞黃金屋裡人。
這首詩也是詠養蠶婦女的辛苦，為她們用勞動成果供養了統治階級鳴不平。首句寫她們工作的勞累，次句說她們有勞無逸，愛美心情，游賞機會，全被剝奪了，與上一首「粉色全無」用意相同。後兩句明確地回答了在封建社會中，究竟是地主養活了農民，還是農民養活了地主這樣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蠶婦若是和住在金屋中的人一樣愛玩，那些寄生蟲就只有被凍死了。此詩在不平之中含有對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的輕蔑和嘲笑。憤慨而以笑罵出之，與上一首一樣內容，兩般手法。
劉禹錫《浪淘沙詞》：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
美人首飾侯王印，儘是沙中浪底來！
這首詩前兩句敘述，後兩句議論。江隈，江水彎曲的地方。江中金沙，夾雜在泥沙之中，在水曲流緩之處，容易沉積，所以在朝霧初開，陽光照射在清澈的洲渚之上的時候，淘金的婦女便擠滿在那些地方了。沙裡淘金，是一項很繁重、很艱苦的工作，有時甚至勞動一天，毫無所得。這兩句只作客觀敘述，而廣大農村婦女依靠耕桑已不足以養活自己，只好勉強幹著本來是應當由男人來幹的事的情況，都反映出來了。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是，經過極其困難而採集來的黃金，卻做了美人頭上的釵環和侯王腰間的印璽。但他們又有誰理會他們所享用的、所用來表示自己的富艷和權勢的物件，是來自沙中浪底呢？不著議論而議論自見。
自來寫民生疾苦的詩篇，寫農民的多，寫工人的少，寫男子的多，寫婦女的少。這篇詩寫女工的困苦生活，在題材上是罕見的。
孟賓於《公子行》：
錦衣紅奪彩霞明，侵曉春遊向野庭。
不識農夫辛苦力，驕驄踏爛麥青青。
一個驕縱不法的貴公子，在作者筆下活了起來。他穿著一件比天邊的彩霞還要鮮明的紅錦袍，天一亮就到郊野去春遊。這種公子哥兒，只顧縱馬而行，哪裡還管地里種的麥子。結果，農民辛勤的勞動就付之東流了。聶夷中的《公子家》寫道：「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所寫貴公子的驕橫無知，與此詩略同。它們都是借生活中常見的事，揭露階級矛盾，諷刺之意顯然。
白居易《代賣薪女贈諸妓》：
亂蓬為鬢布為巾，晚踏寒山自負薪。
一種錢塘江上女，著紅騎馬是何人？
穆宗長慶二年至四年（822—824），詩人任杭州刺史，這首詩當作於此時。他在錢塘江邊，看到了兩類婦女，一是很貧困的賣柴人，一是很優裕的妓女，對於她們生活上的懸殊，很覺不平，因此，用賣薪女的口吻寫下了這首詩。
首句寫賣柴女人自訴貧窮，頭髮像一團茅草，胡亂地紮上用布做的頭巾。次句寫她自訴辛苦，直到晚上，才打完柴，從荒冷的山上背了回來。後兩句寫賣薪女的發問。一種，猶如「同樣」，是當時的口語。既然同樣都是錢塘江上的婦女，你們這些穿著紅衣騎在馬上又是些什麼人呢？意思是說：既然都是同樣的人，為什麼我該這麼貧窮辛苦，你該過得那麼優裕逸樂呢？
一個封建社會中的官僚，能夠同情賣柴的婦女，代她發出不平之鳴，自然還是可貴的。但由於詩人的階級出身和當時的社會風氣等原因，卻使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帶有表面性和片面性。他只看到這兩類婦女在物質生活上的差別，卻看不到，就問題的本質來說，她們同樣是被壓迫、被損害的人。
和上面幾首一樣，這首詩也企圖用對比的手法表現出兩類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在生活上的差異，從而指控其不合理。它尤其和杜荀鶴的《蠶婦》相似，而且還更富於形象性，更有情致。但以上各詩，都是從對照中揭示了兩個對立的階級的矛盾，作者同情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斥責剝削和壓迫人民的統治者，對照是鮮明的，愛憎是分明的。而白居易此詩，卻由於認識停滯在表面現象上，將兩類同是受壓迫的婦女對立起來，從而沖淡了甚至於模糊了真正的階級矛盾。因此，這首詩儘管有其同情勞動婦女的一面，而且在藝術表現上也相當成功，但由於存在著這種認識上的錯誤，也就不能給讀者以完全正確的觀念，從而降低了它的思想價值。
宮詞（一百首錄四）
王建
射生宮女宿紅妝，把得新弓各自張。
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在本書的《引言》中，我們曾經簡略地介紹了王建《宮詞》的內容和它在藝術形式上的積極意義，以及在它的影響之下產生的另一些用七絕寫成的大型組詩。現在，試將這些作品各舉數例，以見一斑。
王建在大曆十年（775）進士及第以後，任渭南（今陝西省渭南縣）尉，和當時權勢很大的宦官王守澄認了本家，來往很密。從王守澄口中，他聽到了許多外面所不知道的宮廷生活情況，以此為原料，寫了一百首《宮詞》。由於他掌握了接近第一手的材料，而又具有正義感，所以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看出宮廷生活的黑暗面。當然，他寫了，甚至於用讚賞的口吻寫了宮中莊嚴、富貴、繁華的生活，但又情不自禁地寫出了莊嚴後面的淫佚，富貴後面的苦惱，繁華後面的淒涼。這種矛盾現象，說明了這組作品的複雜性，需要一分為二，具體分析。有人認為：《宮詞》「乃是一時遊戲的文章，雖然描繪生動，表現了詩人熟練的技巧，但它是沒有任何重大意義可言的。」這種片面的看法，恐怕難以被多數讀者所接受。
這一首詩寫宮女出獵之前的情況。她們知道要伴隨皇帝出宮去射生，頭天晚上就打扮得漂亮整齊（射生，用箭射動物，即打獵。宿，這裡指昨夜）。發給新的弓箭以後，又將弓拉開，試試它的硬度。上馬以前，接受了賞賜的酒，當然要拜謝。可是，她們跪拜時，卻沒有採用女兒的方式，而改用男兒的方式了。
這幅畫的確很生動。這些天真活潑的少女，在入宮以前，即使生在富貴人家，也多少還是有其自由生活的。一旦被送進了如《紅樓夢》中賈元春所說的「那見不得人的去處」，就好比鳥兒關進籠中，雖然物質享受可能還不壞，但人身自由就完全被剝奪了。《宮詞》中另外幾首就曾寫道：「悶來無處可思量，旋下金階旋意床。」「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和心緒。那麼，一旦聽到要出宮打獵，可以到外面的廣天闊地之中遊玩一下，即使是非常匆忙而短促的，又怎麼能不高興呢？女孩兒們並不一定喜歡打獵，她們渴望的是自由。通過打獵而能獲得這短暫的自由，當然是值得珍視的。詩人把握了她們這種內心活動，從而塑造出她們活躍的形象，事實上，也就控訴了將這些少女送進「那見不得人的去處」的罪惡制度。
欲迎天子看花去，下得金階卻悔行。
恐見失恩人舊院，回來憶著五弦聲。
這首詩寫某一位妃子為了保持恩寵，費盡心機。她想討好皇帝，特地上殿，奏請賞花。可是，當她辦完這事，走下金殿的台階，卻後悔多此一舉了。為什麼呢？因為要去看花，就必須經過另外一位妃子從前住過的地方。那位妃子，曾以善彈五弦琴而博得過皇帝的恩愛，現在雖然已失寵了，但如果皇帝走過她的舊院，回來以後，想起她彈奏五弦琴的聲音，那可怎麼好呢？對於那些宮妃彼此之間由於爭妍取憐而勾心鬥角、防微杜漸的心理，真是刻畫入微。而她們，無論是失恩人還是受寵人，都不過是被侮辱、被損害者，不但肉體供人蹂躪，而且精神也被人長期壓抑，變成了畸形的種種可悲的情況，都在詩中微妙地透露出來了。
私縫黃帔舍釵梳，欲得金仙觀內居。
近被君王知識字，收來案上檢文書。
這首詩寫一位宮女企圖出家去作女道士，可是沒有去成。黃帔是黃色披肩，女道士的服裝。金仙觀，是睿宗特為他的女兒西寧公主出家當女道士而建造的一座道觀。唐代自認是老子之後，而老子又被認為是道教的創始人，所以道教很流行。許多宮廷及貴族婦女有去當女道士的。這位宮人私下縫好黃帔，捨棄釵梳，準備要求出家了。可是近來又被皇帝發現她有些文化知識，派她收檢書案上的文件，所以沒有去成。她為什麼要出家，詩中沒有交代，大概是從未得寵，無可奈何地將當女道士這種並不能算是前途的事硬當作一種前途吧。她認為道觀生活勝過宮廷，也就暗示了宮廷生活的牢獄性質。
未承恩澤一家愁，乍到宮中憶外頭。
新學管弦聲尚澀，側商調里唱《伊州》。
這首詩寫一位初入宮廷的少女的心情和生活。為了向上爬，一家子都希望她能選入宮中。在沒有得到確信的時候，全都發愁。好不容易將她送進了「那見不得人的去處」，一家人不免歡天喜地，可是她自己卻從此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溫暖的家庭，失去了一切，怎麼能不回憶外頭的舊生活呢？她被派學習管樂、弦樂、聲樂，但都非常生疏。吹彈的聲音，滯澀而不和諧，只能用側商調唱《伊州》歌曲。她將來能不能如家裡所希望的，真正「承恩澤」呢？或者是在這個大囚牢里默默地關一輩子，最後又默默地死去呢？這就不知道了。
從上面這四首詩中，我們不難看出，王建的《宮詞》有一部分是以嚴肅的態度創作出來的，其中發射著人道主義的光輝。他同情那些女奴隸，確切地表達了她們的生活和心情。這，決不是什麼「一時遊戲的文章」，也不能說它們「沒有任何重大意義」。當然，《宮詞》中另外許多以歌頌的口吻去描寫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的篇章，是應當批判的。但我們既不能將精華和糟粕並為一談，也不能以這一面掩蓋那一面，因為這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與王建同時的王涯，也寫過三十首《宮詞》，雖然涉及範圍沒有王建的作品那麼寬廣，但其中也有一些寫得很成功。今舉兩首如下：
內人宜著紫衣裳，冠子梳頭雙眼長。
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卻道勝常。
這首詩寫的是一位內人（宮女）睡醒以後一個短暫時間內的精神活動。她起床以後，穿上可體的紫色衣裳，梳好頭髮，戴上冠子。一雙長長的眼睛，顯得十分俊氣。但這位打扮得很齊整的姑娘，卻有些精神恍忽，遇到人的時候，連向人問好這種日常的禮節都忘記了（勝常，唐人見面時問好的話，猶如現在說您好）。因為她的思維活動，還沉溺在方才的夢境之中。她夢見了什麼呢？詩人沒有說，也無須說，反正是她現實生活中所缺少而又極其值得回憶和留戀的情事吧。只輕輕一點，就將深宮怨女的苦悶心情、淒涼歲月揭示了出來。手法極簡練，內容極豐富。
永巷重門漸半開，宮官著鎖隔門回。
誰知曾笑他人處，今日將身自入來。
這首詩寫一位失寵宮女被打入冷宮的情況（永巷是漢代禁閉有罪宮女的地方，也就是冷宮）。前兩句寫宮官領著這位倒運的姑娘來到永巷，將門打開一半，把她推了進去，再鎖上門，就轉回去了。後兩句是她自己的話：從前笑別人關進這裡，現在卻輪到自己來受罪了。只作她本人的悔恨之詞，而皇帝之喜新厭舊，宮女之榮辱無常，就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大凡宮詞中揭露帝王私生活陰暗面的篇章，都採用了「直陳其事，而得失自見」的客觀描寫手法，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封建社會中，皇帝是天然尊長，詩人在其世界觀和倫理觀的制約之下，總不免「為尊者諱」，而另一方面，也因為這樣寫，藝術效果更強。另外，還應當指出，宮詞中的這一部分，在實質上，也就是宮怨詩。詩人們在所寫宮詞中包括這一部分，就使得其所反映的宮廷生活更為全面。一位現實主義的詩人，當他以宮廷生活為題材而進行創作的時候，宮怨不可能被排斥在他的視野之外。
晚唐時代的曹唐《小遊仙詩》、羅虬《比紅兒詩》和胡曾《詠史詩》也是以七絕寫成的大型組詩。它們顯然是在王建《宮詞》的影響之下產生的。
曹唐曾作過道士，他用七言律詩寫了《大遊仙詩》，又用七言絕句寫了《小遊仙詩》。這些詩，就其實質來說，都是道教的宣傳品。道教體現了統治階級貪婪的生活欲望。封建統治者不但希望有非常豐富美好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希望這種生活可以永存。道教則捏造出一個神仙世界，並且認為通過某種特殊的飲食男女的享樂手段就可以成仙，而成仙之後，又可以永遠保有包括飲食男女在內的一切享樂，成為所謂快活神仙。《小遊仙詩》中所描寫的，就是這些虛構的快活神仙的日常生活。它事實上是人間生活的翻版，而敷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例如：
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鎮東方。
不知今夕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
玉詔是皇帝詔書的美稱。除是任命。根據古代五行學說，青色代表東方，赤色代表南方，白色代表西方，黑色代表北方，黃色代表中央。天子用五色土築社壇，分封諸侯時，看他的國土在哪方，就在社壇上取那種顏色的土，放在白茅上賜給他。通過這種儀式，諸侯就擁有所分封的國家的權力。詩的前兩句寫這位姓沈的仙官，新除侍郎，即分茅土，可見玉皇之寵信。後兩句寫其夜遊侍從之盛，說「不知今夕游何處」，可見夜夜出遊，人所共知，但今晚到什麼地方則不能確定而已。又如：
昨夜相邀宴杏壇，等閒乘醉走青鸞。
紅雲塞路東風緊，吹破芙蓉碧玉冠。
這首詩寫夜飲醉歸，路遇大風，與前詩之高官得寵，連夜出遊，都是人間生活中所固有，但所騎的是白鳳、青鸞，並且想像到高空之中，紅雲塞路，大風破冠，就將人間生活帶到仙境中去了。這種幻景奇情，也就引起讀者一種新異之感。
《比紅兒詩》自序云：「《比紅》者，為雕陰（故城在今陝西省富縣北）官妓杜紅兒作也。美貌年少，機智慧悟，不與群輩妓女等。余知紅者，乃擇古之美色灼然於史傳三數十輩，優劣於章句間。遂題《比紅詩》。」據說，紅兒是在羅虬一怒之下被他殺了的。他後來深為悔恨，因此寫了這一百篇為她傳名。如詩序所說，這些詩中的多數都是以前代某一美女來和紅兒對比的方法來寫的。如云：
薄羅輕剪越溪紋，鴉翅低從兩鬢分。
料得相如偷見面，不應琴里挑文君。
又云：
金栗妝成扼臂環，舞腰輕轉瑞雲間。
紅兒生在開元末，羞殺新豐謝阿蠻。
前一首起句贊紅兒的服裝，次句贊紅兒的頭髮。後兩句以漢代著名的美人卓文君為比，說如果司馬相如偷看了她一面，就不會費心去彈琴挑逗卓文君了（挑字在這裡念上聲）。後一首起句贊紅兒臂環之華貴，次句贊紅兒舞技之高超。後兩句以楊貴妃寵愛的舞女謝阿蠻作比，說如果她倆生在同時，阿蠻可要羞死了。由於寫法多數相同，不免給人以疊床架屋的感覺，但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很有情致。王士禛在《唐人萬首絕句選》的例言中，表示很看不起孫元晏的《六朝詠史》、胡曾的《詠史詩》和曹唐的《小遊仙詩》，但卻選了《比紅兒詩》十二首，可見在這位長於絕句的詩人看來，在晚唐大型的七絕組詩中，羅虬的作品還是比較可取的。
古人詠史，大多是借對史事的詠嘆以抒發自己的懷抱，胡曾的《詠史》則更近於遊覽懷古之作，在每首下面，都標出一個地名，所詠即該地所曾經發生過的著名史事。如《姑蘇台》云：
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
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灞岸》云：
長安城外白雲秋，蕭索西風渭水流。
因想漢朝離亂日，仲宣從此向荊州。
前一首寫吳王夫差在公元前四九四年打敗越王勾踐以後，自恃強盛，不聽伍子胥的話，反而逼他自殺，從而放鬆警惕，貪圖享樂，沒想到二十年後，越王勾踐前來復仇，就把吳國滅掉了。後一首寫漢末著名詩人王粲（字仲宣）離開長安到荊州去依靠劉表的事。獻帝初平三年（192），李、郭汜等人，在長安作亂，王粲即於次年離開長安前往荊州，他曾寫《七哀詩》三首，第一首寫離開長安時所見亂中景象，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的句子，為後世所傳誦。詩題為灞岸，即由於此。
總的說來，晚唐出現的這些大型組詩，無論就思想性或藝術性來說，成就都是不高的，但作為唐代七言絕句在王建《宮詞》的影響之下所產生的一種延續現象來看，卻應當予以注意。這些作品的出現，說明古代詩人已經嘗試以短詩的形式，發揮長詩的作用。這些絕句，每首可以各自獨立存在，而若干首合起來，仍然是一個整體，這就大大地擴大了它的容量，可以用來更廣闊更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如龔自珍在清宣宗道光十九年（1839），即鴉片戰爭前一年所寫的《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就不僅多方面描繪了他個人的形象，而且這個瀕於風雨飄搖的封建帝國的政治社會面貌，都在這位敏感的詩人筆下透漏了出來。這位詩人將那麼豐富複雜的內容寫以七絕，編在一起，不可否認，是受了唐人的大型七絕組詩的影響。
秋思
張籍
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這首詩寫的是一位他鄉作客的人，也就是詩人自己的一個生活片段——托人帶一封家信回鄉。在二十八個字中，他極自然而又生動地描繪了事情的經過以及自己內心活動的全部過程。
首句寫作客洛陽，見到秋風已起，一年又快完了。後三句寫因此就行人的方便，托帶一封家書。可是在寫信時，卻覺得鄉思親情，萬重千種，寫不盡，說不完。雖然儘量地寫了，封了，交給了那位行人，而在行人要出發的時候，忽然又想到，還有很多沒有寫的，應當添加進去，於是，將信又取回打開信封，再添寫一些。
這首詩首句點明地點和時間，以下三句純屬心理描寫，一氣貫下，明白如話，極樸素，極真實。它將生活於通訊設備很簡陋、消息傳達很困難的封建社會中而在異地長期作客的人的思想感情曲曲傳出。由於這種事件和心情，在當時是一般客游者所經常遇到的，所以人們讀到這首詩，就感到非常親切有味，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唐詩別裁》認為此詩「亦復人人胸臆語，與『馬上相逢無紙筆』一首同妙」。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則更加推崇，甚至認為它是「七絕之絕境，盛唐巨手到此者亦罕」。由此可看出這篇詩的價值。
這類語淺情深的小詩，在中唐時代，元稹和白居易也很擅長，我們在後面還會讀到他們這樣的一些作品。在這裡，可以先舉白居易《禁中夜作書與元九》為例。
心緒萬端書兩紙，欲封重讀意遲遲。
五聲宮漏初明夜，一點殘燈欲滅時。
白居易和元稹這兩位傑出詩人的深摯友誼，是祖國文學史上的佳話。他們的友誼植根於早年共同的政治立場和文學觀點。在相聚的時候，常常同游，相別的時候，常常相念，這類的詩篇，在兩人集中都不少。
這首詩是白居易在元和五年（810）任翰林學士，在宮禁中值夜時寫的。詩的前兩句寫給元稹寫信時的心情。寫的時候，心事很多，寫好要封，臨封又讀，遲遲地不立刻封好，生怕還有什麼要加上去，用意層層深入。事實上，就是上一詩二至四句之意，但只用兩句寫盡，而挪出後兩句來描寫寫信時的景色，以作陪襯。這時候，宮漏已報五更，天剛發白，而窗下的燈也正因油已用完，快要滅了。這兩句只寫景，不寫情，而人之由於「心緒萬端」，以至通夜未睡，自然可見。前兩句展示了心理活動；而後兩句則展示了當時環境。這兩句不獨描寫了他對於好友在正義鬥爭中連遭打擊的惋惜以致失眠（元和四年春，元稹奉命到東川按獄，因彈劾節度使違法加稅，又平反冤案多起，被當權派所忌，召還，分司東都。他在洛陽，仍舊不避貴要，劾奏他們的違法行為，終於在五年春貶官江陵府士曹參軍），而且也同時描寫了他本人與好友分離之後的淒黯心情。以景結情，而情自在景內。
這首詩寫得詞淺意深，是詩人的一貫風格，但與張籍前詩相比，還不及其自然，所以不及張詩更為人們所喜愛和傳誦。
我們再來讀《唐詩別裁》舉出來與《秋思》並論的岑參《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干。
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天寶八載（749），詩人充任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府的書記。安西都護府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西。此詩當作於赴安西途中。
前兩句寫西征思家之情。愈往西走，則離東面的故園愈遠了，所以說「東望路漫漫」。龍鍾，在這裡指眼淚亂流的樣子。思家而流淚，淚流而袖濕，極形容離情，為後兩句作勢。自己正是滿腹離情，由東而西，恰好遇到一位去長安的使者，由西而東，這豈不是一個絕好的帶信的機會嗎？可是，馬上相逢，並無紙筆。信寫不成，機會又不可放棄，結果就只有托那位使者帶個平安口信了。這的確也是「人人胸臆語」，樸素自然，不假雕琢，極平凡而極親切感人。這種語言風格，用傳統的文學批評的術語來說，叫做本色。本色是創作中很難達到的一種境界。
王昭君
白居易
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
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裡時！
和親，即將貴族女子嫁給少數民族的君長，利用婚姻作為紐帶，以加強民族之間的關係，主要是政治關係，乃是漢、唐時代漢族統治階級常用的手段。派去和親的，絕大多數是皇室成員，這是當然的。因為這些所謂「金枝玉葉」，更容易引起對方的重視。西漢元帝時，王昭君以「後宮良家子」即一位普通宮女的身份嫁給南匈奴的呼韓邪單于，可算是一個罕見的例外。但這位普通宮女的命運，卻激動了兩千年來許多人的心。昭君出塞是我國最流行的民間故事之一，被以各種文藝樣式描寫著，傳播著。從晉代到清代，這個人物不僅多次出現在詩歌、講唱文學和戲曲里，也廣泛出現在音樂，繪畫、雕塑里。經過人民和歷代文學藝術家的發揮創造，王昭君逐漸成為一個豐富複雜的藝術形象。
昭君出塞是真人真事，最早見於《漢書》的《元帝紀》和《匈奴傳》。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意當漢朝的女婿，元帝就把王昭君嫁給了他。單于立她為閼氏（皇后），生了一個兒子。後來呼韓邪死了，昭君上書成帝，請求歸國。成帝命令她按照匈奴的風俗，再嫁給了呼韓邪單于的兒子復株累若鞮單于，又生了兩個女兒。如此而已。但到後來，「踵事增華」的結果，故事逐漸完整起來，而且愈來愈具有悲劇性質。綜合後來的傳說，這個昭君出塞的故事大體如下：
王嬙，字昭君（晉朝為了避司馬昭的諱，改稱她明君，唐人因為她嫁給了單于，算是妃子，又稱明妃），歸州（今湖北省興山縣南）人，長得極美，被選入宮。當時，元帝因為宮女太多，就要畫工毛延壽畫像進呈，選擇美貌的召幸。許多宮女都賄賂毛延壽，希圖得寵，只有昭君不肯。毛延壽就陷害她，將她畫得極丑，所以一直沒有接近皇帝的機會。後來呼韓邪求婚，昭君就自己請求去和親，元帝也答應了，等到辭行的時候，才發現她是後宮中第一美人，大為後悔，但已答應匈奴，無法改口，只好讓她去了，後來查究原因，將毛延壽處死。昭君到了匈奴以後，懷念祖國，非常憂傷，經常彈奏琵琶，抒發哀怨。呼韓邪死了，他的兒子又要娶她，她就自殺了。胡地都長白草，而她的墳墓（位於今呼和浩特市南）上獨長青草，因此稱為青冢，被後人長期憑弔。
從這個故事看來，在人們的心目中，王昭君是一個懷才不遇的人，是一個由於具有正直的品德而被陷害的人，是一個具有反抗性格的人，是一個熱愛祖國又為她作出了貢獻的人，是一個為廣大人民所同情和懷念的人。
和親，如果不是在被威脅和壓迫的前提之下進行的，對於促進一個多民族國家國內各民族的友好，加強彼此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交流與連繫，肯定是一件好事。唐代文成公主嫁給吐蕃國王松贊干布，對漢、藏兩族的團結友好，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人們所熟知。對於昭君出塞一事，古代作家由於認識水平所限，並沒有能正確地加以描述，有些作品甚至宣揚了封建奴才道德和大漢族主義思想。當然，大多數作品是同情昭君遠嫁異鄉，惓戀祖國的，或斥責統治階級昏聵糊塗或腐朽無能的。對此應當加以具體分析，適當肯定，不能一概抹殺。
白居易這首詩是以王昭君為題材的有名篇章之一。它突出地然而委婉地寫出了王昭君對於祖國的殷切依戀，渴望回到祖國懷抱的心情；並且從側面揭露了統治者的無情和好色。
首句從昭君遇到的一個難得的機會寫起。漢朝派有使者到匈奴來，辦完公事，要回去了。試想：她這樣一個弱女子，遠嫁匈奴，生活在語言、風俗、習慣都完全不同的環境中，一旦看到來自祖國的人，該是感到多麼親切、欣慰呢！而在極不容易和祖國通消息的情況下，當使者就要啟程回國的時候，怎麼能不利用這個機會，鄭重地托他帶個口信，表示自己迫切的希望呢！
次句寫口信的內容，也是她惟一的希望。她雖已長期遠嫁，但還是希望朝廷能夠用黃金將她贖買回去。這在當時，是一個可行的辦法（如在東漢末年，曹操就曾經將友人蔡邕的女兒、著名詩人蔡文姬從南匈奴贖回）。她存著這個心愿已經很久了，並且渴望這一天的到來。「何日」兩字，正非常精確地寫出了她迫切的願望，傳達出她每一天、每一年都祈求回到祖國的心情。
王昭君是位民間姑娘，又在漢宮裡住過一個時期，憑著階級本能和生活經驗，她深切地理解統治者的心思。她知道，如果她能被贖回，那決不會是由於皇帝的慈悲，而是由於自己的美色還可以供他玩樂。因此，詩的後兩句就寫她在托這位使者帶口信的時候，不得不叮囑他：倘使皇帝問起自己的容貌，可千萬不要說已遠不如當年在宮裡那麼動人了。皇帝如果知道她顏色已衰，怎麼還會費錢費事贖她回去呢？這兩句表現出她對這件事情有清楚的認識和細心的考慮，寫出了她的沉痛心情，也寫出了她的悲慘命運。
當然，這是詩人的虛構，然而這種虛構不正顯示了詩人對人物的內心世界開掘得多麼深，理解得多麼透嗎？
王昭君在匈奴是怎麼過日子的，詩人們也作過許多描寫。我們在這裡選讀幾首。楊凌《明妃怨》云：
漢國明妃去不還，馬馱弦管向陰山。
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單于照舊顏。
儲光羲《明妃曲》云：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
強來前帳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這兩首都是通過描寫昭君在匈奴的生活，來顯示她永離祖國的哀怨的。第一首寫孤身遠嫁，一去不還，縱有美麗的容顏，珍貴的鏡奩，也羞於為異族的君王而梳妝打扮了。第二首寫其不習慣於北方的氣候，遊獵的生活，卻又不能不強顏為歡，勉強適應。這都是寫其無可奈何的處境，孤寂不堪的心情，只舉梳頭、換衣、聽歌、看舞以及等候單于這樣一些瑣事，而多少難言的悲哀痛苦都在其內。
再如王渙的《惆悵詩》：
夢裡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
紫台月落關山曉，腸斷君恩信畫工。
則又是一種寫法，它通過對於昭君做夢的描寫表達了她的故國之思。夢入漢宮，室有錦屏，一覺醒來，仍在氈帳。紫台月落，關山天曉，時間雖同，地域全異，相隔萬里，無計重歸，這豈不是由於皇帝完全相信畫師的圖像而賜與的結果嗎？想到這裡，真不能不使人腸斷了。詩中並沒有指斥皇帝，而皇帝的昏庸自見（紫台，即紫宮，指漢宮。江淹《別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台稍遠，關山無極。」詩即用賦語）。
以上是一些以詠嘆為主的作品。此外，也還有人以議論為主，寫了許多關於王昭君的詩。如清人趙翼《古來詠明妃、楊妃者多失其平，戲作二絕》之一云：
遠嫁呼韓豈素期，請行似怨不逢時。
出宮始覺君恩重，臨去猶為斬畫師。
這首詩和他另外一首詠楊貴妃的，都是翻案文章。他認為昭君的遠嫁，雖系主動請求，其實並非自願，不過是因為以絕色而不見寵幸，有所怨恨，認為生不逢時而已，所以等到她出宮之後，才發覺君恩之重，否則，為什麼當她臨走的時候，元帝還把陷她於不幸的畫師毛延壽斬了呢？
翻案文章不是不可以做，但必須是舊日的案定錯了，才能夠翻，才應當翻。前人的詩，多半斥責元帝的昏庸，哀憐昭君的不幸，是符合於民間傳說中所塑造的這兩個歷史人物的形象的。而此詩一方面否定了昭君的反抗性格，另一方面，又為元帝斬畫師的行為開脫，認為他不是出於好色而後悔，反把這一行為解釋為是對昭君施恩，這就恰好暴露了作者自己奴才式的封建道德觀念。
同樣是屬於議論的作品，清初劉獻庭的《王昭君》兩首，就比較能夠正確地評價這一傳說。其一是托為王昭君的口吻寫的，詩云：
六奇已出陳平計，五餌曾聞賈誼言。
敢惜妾身歸異國，漢家長策在和番。
這首詩寫漢朝的君臣沒有正當的方法和足夠的力量去對付敵人，而只知道用美人計。在西漢高祖時代，陳平曾六出奇計，使漢朝轉危為安。其中之一是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圍困，陳平派人去遊說閼氏，得以解圍。據桓譚《新論》的揣測，陳平可能是說漢朝準備向單于進獻美女，閼氏恐怕美女來後，奪了她的寵愛，就立即請求單于撤兵。又文帝時代，賈誼曾經建議，要用五種誘餌來控制單于，其中第三餌就是「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由此可見，以美人計來緩和外侮，乃是漢家朝廷的祖傳秘方、好計策，那麼，我豈敢愛惜我自己一身之遠嫁異國呢？
這首詩徵引古事，連繫自身，委婉但又辛辣地嘲笑了統治階級的無能。戎昱《詠史》云：「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因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兩詩一反說，一正說，正可互相證釋。
其二云：
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
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
這一首就畫師立論。歷來歌詠此事，往往是恨畫師的貪賄作弊，顛倒黑白，欺矇皇帝，陷害昭君；也怪皇帝不明，信任宵小，以致絕代佳人，冤死異域。這也就是將對昭君的憐憫和惋惜變為對漢元帝與毛延壽的責備。另外，也有因為不便指斥皇帝，就將罪惡集中到畫師身上，而僅慨嘆皇帝之誤信的，如王渙之作。甚至還有利用殺畫師一事來為皇帝遮掩過失，認為這也算是對昭君的恩典，因為給她報了仇的，如趙翼之作。但此詩卻開門見山，認為畫師不足深論，主要是皇帝昏聵糊塗，指出這並非偶然的失察，也非昭君一人的遭遇。後宮有多少花朵樣的美人啊，但由於並沒遠嫁匈奴，皇帝就根本不知道罷了。
詠王昭君的詩，撇開她遠適異國，思念故土的悲哀，而集中火力來批判和諷刺最高統治者，是少見的。儘管歷史上的昭君和親也算是件好事，但在另外一些朝代，確實也存在過利用和親乃至於用美人計以求免於強敵的侵擾這種事實。而由於封建制度本身的缺陷，懷才不遇乃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在古典文學中，男子之懷才不見用，以女子之有色不見寵為比，又是一種傳統的表現方法。因而王昭君在某種意義上，就也是一個懷才不遇的形象。這後一首諷刺統治者之昏聵，無妨認為是包含有這種感情在內的。
對於一個歷史題材，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寫，這不但表現了作家們多種多樣的藝術技巧，也反映了其不同的立場、觀點。以上各詩大體上可以證明。
在以王昭君為題材的古典作品中，杜甫《詠懷古蹟》五首中的第三首、王安石的《明妃曲》兩首、歐陽修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兩首以及元馬致遠的《漢宮秋》雜劇，都是傑出的，可以參讀。
燕子樓（三首）
張仲素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
我們在這裡選讀的是張仲素和白居易兩位詩人唱和的兩組詩（和字念去聲），各三首。燕子樓的故事及兩人作詩的緣由，見於白居易詩的小序。其文云：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余為校書郎時，游徐、泗間（泗，泗州，已沉入洪澤湖）。張尚書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余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爾後絕不相聞，迨茲僅一紀矣。昨日，司勛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余，因吟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盼盼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唐代地方軍區之一，治徐州）有年，頗知盼盼始末，云：「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即徐州）有張氏舊第，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余愛繪之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同其題，作三絕句。
張尚書名愔，是名臣張建封之子。有的記載誤以尚書為建封。但白居易做校書郎是在貞元十九年到元和元年（803—806），張建封則已於貞元十六年（800）逝世；而且張愔曾任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最後又征為兵部尚書，沒有到任就死了，也與詩序合。再則張仲素原唱三篇，都是托為盼盼的口吻寫的，有的記載又因而誤認為是盼盼所作。這都是應當首先加以辯正的。
古人做詩，有這樣一種情況，即：某人先做了，他人也依照同一題目去做。不但題材主題相同，用的詩體也相同。如張仲素用七絕三首詠燕子樓故事，白居易也照樣做三首，張作為唱，白作為和。這種詩，合在一起，就稱為唱和詩。和詩用韻不一定要與唱詩同一韻部，如用同一韻部，就稱為和韻，即使和韻，和詩所用押韻各字的先後次序也不一定要與唱詩相同，如相同，就稱為次韻。像這兩組詩，就是和韻而又次韻的。原唱第一首用陽韻霜、床、長三字，第二首用先韻煙、然、年三字，第三首用灰韻回、來、灰三字，和作也完全相同。唱和之作，最主要的是在內容上要彼此相應，至於是否用同一體裁、韻部，那都是次要的。這兩組詩雖然遵循了最嚴格的唱和方式，但我們首先要注意的，仍然是在詩意的對應方面。
張仲素的原唱，是代盼盼抒發她「念舊愛而不嫁』，「幽獨塊然」在燕子樓住了十多年的生活和感情的。白居易的繼和則是抒發了他對於盼盼這種生活和感情的同情和愛重以及對於今昔盛衰的感嘆。一唱一和，處理得非常恰當。張仲素做詩時，當然並不知道白居易要和他。所以，從唱和這個角度來看，白居易在藝術上的難度更高。
張仲素這第一首詩寫盼盼在十多年中經歷過的無數不眠之夜中間的一夜。起句是拂曉時分燕子樓內外的景色。燈點了一整夜，油快幹了，所以說是「殘燈」。天亮時氣溫最低，霜花更重，所以特指「曉霜」。用一「伴」字，將樓外之寒冷與樓內之孤寂聯繫起來，是為人的出場作安排。次句正面寫盼盼。這很難著筆。寫她躺在床上哭嗎？寫她唉聲嘆氣嗎？都不好。因為已整整過了一夜，哭也該哭過了，嘆也該嘆過了。這時，她該起床了，於是，就寫起床。用起床的動作，來表達人物的心情，如元稹在《會真記》中寫的「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就很動人。但張仲素在這裡並不多寫她本人的動作，而另出一奇，以人和床做的極其強烈對比，深刻地發掘了她的內心世界。合歡是古代一種象徵愛情的花紋圖案，凡是以這種花紋裝飾的東西，都可稱為合歡，如合歡襦、合歡被等。一面是與殘燈、曉霜相伴的不眠人，一面是這位不眠人曾經在上面歷盡悲歡並且至今還留下了花紋圖案作為歷史見證的合歡床。在寒冷孤寂之中，這位不眠人在煎熬了一整夜之後，仍然只好從這張合歡床上起來，心裡是一種什麼滋味，還用得著多費筆墨嗎？
後兩句是補筆，寫盼盼的徹夜失眠，也就是《詩經》第一篇《關雎》所說的，「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地角天涯」，道路可算得長了，然而比起自己的相思之情，又算得什麼呢？一夜之情的長度，已非天涯地角的距離所能比擬，何況是這麼地過了十多年而且還要這麼地過下去呢？
先寫早起，再寫失眠；不寫夢中會見情人，而寫相思之極，根本無法入夢，都將這位「念舊愛」的女子的精神活動描繪得更為突出。用筆深曲，擺脫常情。
白居易繼和云：
滿床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床。
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為一人長。
凡是和詩，總比原唱較難。因為別人已經這麼寫了，在主題、題材甚至於風格各方面，總得彼此大體上一致。如果大唱反調，怎麼能叫「和」呢？但如果和原唱一步一趨，成為其複製品或摹擬物，毫無新意，豈非屋下架屋，床上施床，多此一舉？所以必須同中見異，若即若離，於原作既有發展，又無牴觸。白居易和張仲素這三首，正是如此。
這首詩的前兩句也是寫盼盼曉起情景。天冷了，當然要放下帘子禦寒，霜花就結在簾上，滿簾皆霜，足見寒氣之重。簾雖可防霜，卻不能遮月，於是月光依舊透過簾隙而灑滿了這張合歡床。天寒則「被冷」，夜久則「燈殘」，被冷燈殘，愁人無奈，於是只好起來收拾臥床了。收拾臥床，在古代原是侍妾的職責，所以常以「拂枕席」或「侍枕席」這類用語表明她們的身份。這裡寫盼盼「拂臥床」，既暗示了她的身份，也反映了她生活上的變化，因為過去她是為張愔拂床，而今則不過是為自己了。原唱不寫月與被，而將樓內殘燈與樓外曉霜合寫，獨眠人與合歡床對照。和作則以滿床月與滿簾霜合寫，被冷與燈殘合寫，又增添了她拂床的動作，這就與原唱既相銜接，又不雷同。
後兩句也是寫盼盼的失眠，卻從這位獨眠人與住在這座「張氏舊第」中的其他人對比著想。在寒冷的有月有霜的秋夜裡，別人都按時入睡了。沉沉地睡了一夜，醒來之後，誰會覺得夜長呢？《古詩》云：「愁多知夜長。」只有因愁苦相思而不能成眠的人，才會深刻地體會到時間多麼難熬。所以，在燕子樓中雖然還有其他人住著，但感到霜月之夜如此之漫長的，只是盼盼一人而已。原唱作為盼盼的自白，感嘆天涯地角，都不及自己此情之長。和詩則是感嘆這淒涼秋夜竟似為了她一人而過去得特別緩慢，這就是同中見異。
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
這是原唱第二首，寫盼盼撫今追昔，懷念張愔，哀憐自己。起句是張愔墓前景色。北邙山是漢、唐時代洛陽著名的墳場，張愔「歸葬東洛」，墓也就在那裡。松柏則是植在墓前的樹木。北邙松柏，為慘霧愁煙重重封鎖，乃是盼盼想像中的情形，而非事實。所以次句接寫盼盼在燕子樓中沉寂地思念情人的情形。「思悄然」，也就是她心裡的「鎖愁煙」。情緒不好，無往而非淒涼黯淡。所以出現在她幻想之中的墓地，也就不可能是為麗日和風所煦拂，只能是被慘霧愁煙所籠罩了。
古代諺語說：「女為悅己者容。」《詩經》中的《伯兮》曾描寫一位妻子在丈夫出征以後，就懶得打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崔國輔的《怨詞》寫道：「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都與本詩後兩句同意。古時朝見皇帝，上殿要取下劍，保證皇帝安全；脫下履，表示對皇帝尊敬。皇帝對大臣表示寵信，也可以特許劍履上殿，所以劍履就成為大臣的代詞。又傳說有些傑出的歌唱家唱歌時，音調高亢，聲波強烈，可以阻遏天空的行雲，衝動樑上的灰塵，所以也稱歌聲為歌雲或歌塵。紅袖指舞衣，舞衣要薰香，所以楊貴妃《贈張雲容舞》云：「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里。」這是說：自從張愔死後，她再也沒有心腸歌舞，歌聲飄散，舞袖香銷，已經轉眼十年了。白居易說她「善歌舞，雅多風態」，比之為「風嫋牡丹花」，可見她在當時的聲價，如果願意去伺候其他的貴人，是不愁沒有出路的。但她卻不願意再把自己的容貌和技藝奉獻給別人，以換取較優裕的生活，可見得是忠於自己的愛情的，無怪當時的張仲素、白居易乃至後代的蘇軾等都對她很同情而寫詩加以歌詠了（〔永遇樂〕《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是蘇詞中名篇之一）。
對於第二首詩，白居易是這樣和的：
鈿暈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即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張仲素的原唱寫盼盼在張愔死後，不願意再出現在舞榭歌台，和詩也就這一點生髮，著重寫她怎樣對待歌舞時穿著的首飾衣裳。
年輕貌美的女子誰個不愛打扮呢？何況盼盼又擁有可以把自己打扮得更漂亮的許多衣飾。可是，發射著光彩的金花，綺羅製成的衣衫，顏色都變得暗淡了。這是因為她幾回想穿戴起來，但每當這種想頭剛出現，又被另外一種想頭壓了下去，即：打扮了給誰看呢？想到這裡，就只有流淚的份兒了。所以，儘管金花褪去了光彩，羅衫改變了顏色，也只有隨它們去吧。「自從不舞《霓裳曲》」，誰還管得了這些。《霓裳羽衣》，是唐玄宗時代最著名的舞曲，這裡特別點出，也是暗示她藝術之高妙。空箱的「空」字，是形容精神上的空虛，如婦女獨居的房稱空房、空閨，獨睡的床稱空床、空帷。在這些地方，不可以詞害意。張詩說「已十年」，張愔死於元和元年（806），據以推算，其詩當作於元和十年。白詩說「十一年」，當是「一十年」之誤倒。元和十年秋季以前，兩人同在長安，詩當作於此時。其年秋，白居易就被貶出京，十一年，他在江州，無緣與張仲素唱和了（《唐詩紀事》張建封妓條以張仲素詩歸之盼盼，作「一十年」，而白和詩則作「二十年」，這個「二」是「已」之壞缺字。總之，兩詩應一作「已十年」，一作「一十年」，其作「十一年」或「二十年」，都是錯誤的）。
在這首詩里，沒有涉及張愔。但他並非消失了，而是存在於盼盼的形象中。詩中展現的盼盼的精神活動，乃是以張愔在她心裡所占有的巨大位置為依據的。
適看鴻雁洛陽回，又睹玄禽逼社來。
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這是原唱第三首，寫盼盼感節候之變遷，嘆青春之消逝。第一首寫秋之夜，這一首則寫春之日。
起句是去年的事。鴻雁每年秋天由北飛南。徐州在洛陽之東，經過徐州的南飛鴻雁，不能來自洛陽。但因張愔墓在洛陽，而盼盼則住在徐州，所以詩人緣情構想，認為在盼盼的心目中，這些相傳能夠給人傳書的候鳥，一定是從洛陽來的，可是人已長眠，不能寫信，也就更加感物思人了。
次句是當前的事。玄禽即燕子。社日是春分前後的戊日，古代祭祀土神，祈禱豐收的日子。燕子每年春天，由南而北。逼近社日，它們就來了。燕子雌雄成對地生活，雙宿雙飛，一向用來比喻恩愛夫妻。盼盼現在是合歡床上的獨眠人，看到雙宿雙飛的燕子，怎麼能不發生人不如鳥的感嘆呢？
人在感情的折磨中過日子，有時覺得時間的流逝很慢，所以前詩說：「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長。」而有時又變得麻木，覺得時間流逝很快，所以本詩說：「適看鴻雁洛陽回，又睹玄禽逼社來。」這兩句只作客觀描寫，但從另外兩個角度再次發掘和顯示了盼盼的深情。
後兩句寫盼盼哀嘆自己青春隨愛情生活的消逝而消逝，而從無心玩弄樂器見意。蔣防的《霍小玉傳》寫小玉臨死時控訴李十郎的負心，以致她「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有「綺羅弦管，從此永休」之語。這兩句也正是此意。在封建社會中的妓女，一般覺悟不高，認為穿著綺羅，奏著弦管，雖然是供人享受，同時也就是自己的享受了。周邦彥〔解連環〕云：「燕子樓空，暗塵鎖一床弦索。」即從這兩句化出，又可以反過來解釋這兩句。瑟以瑤飾，簫以玉制，可見貴重，而讓它們蒙上蛛網灰塵，這不正因為憶鴻雁之無法傳書，看燕子之雙飛雙宿而使自己發生「綺羅弦管，從此永休」之嘆嗎？前兩句景，後兩句情，似斷實連，章法極妙。
白居易和此首云：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這是和詩的最後一首，著重在「感彭城舊遊」，但又不直接描寫對舊遊之回憶，而是通過張仲素所告訴他的情況，以抒所感。
當年春天，張仲素從洛陽回來與白居易相見，提到他曾到張愔墓上去過。張仲素當然也還說了許多別的，但使白居易感到驚心動魄的，乃是墳邊種的白楊樹都已經長得又粗又長，可以作柱子了，那麼，怎麼能使盼盼的花容月貌最後不會變成灰土呢（爭教即怎使）？彭城舊遊，何可再得？雖只是感今，而懷舊之意自在其內。
這兩組詩如兩軍對壘，工力悉敵，勝負難分。題材的意義雖不重大，但體現了兩位詩人嚴肅的創作態度和精湛的藝術技巧。通過這些詩，我們也大致上可以了解古人唱和詩的一般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