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七絕詩淺釋 · 唐人七絕詩淺釋 三
客中作
李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農業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讀書人多數出身地主階級，鄉土觀念很重。同時，這些人為了「學而優則仕」，又必須離鄉背井，博取功名。加之交通不便，旅途辛苦，因而在他們的創作中，寫客恨鄉思的作品占有一定的數量。在這樣的作品中，總是對家鄉充滿了留戀和懷念，對客況充滿了慨嘆和悲傷。然而，李白這一首詩，卻反其道而行之。
前二句極寫酒之名貴。它是蘭陵（今山東嶧縣）的特產，又是鬱金香這種草藥所泡製的，喝了有散發鬱悶的功效。而這種散發著醉人香氣的酒，還用玉碗盛著，酒的顏色在玉碗之中，呈現出琥珀一般美麗悅目的光彩。試想：當前有如此之美的酒，還能不痛飲嗎？所以後二句接著說：只要作主人的能夠使作客人的開懷暢飲，那麼，客人就再也不會感到有什麼故鄉和他鄉的分別了。
這是一首翻案的作品。我們平常所說的翻案文章，一般是指見解、感情和向來多數人的看法不同，因而具有一新耳目，引人入勝的效果的作品。它們的出現，多半是某些作家以其敏銳的洞察力體驗生活，比另外許多人看得更深更新，因而就產生了與眾不同的藝術效果。當然，這種洞察力是和作家的世界觀與生活經驗不可分割的。李白這首詩顯然是他世界觀中樂觀主義精神和創作中積極浪漫主義精神的體現。
我們再看杜甫的《江畔獨步尋花》組詩中的一首：
稠花亂蕊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
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這首詩大約作於肅宗上元二年（761），是詩人從甘肅攜家，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到達成都，勉強定居下來時的作品。那時他剛剛五十歲，因為安史叛亂，使其身體精神都受到嚴重的摧殘，變成一個路都走不穩的老頭兒了。他不像李白那樣富於浪漫精神，故詩中經常流露嘆老傷病之感。但在某些篇章中，仍然顯示著他少年時代的那種樂觀和倔強，使讀者感到振奮。
首句寫錦江春光之盛，花木之繁。「花」而曰「稠」，「蕊」而曰「亂」；花發江濱，不曰滿，不曰放，而曰「裹」，就將江邊千紅萬紫，吐艷爭妍的景象和成都春光之美好完全顯示了出來，使讀者如置身其中。這一「裹」字，下得新奇、生動、富於創造性，非常帖切，值得仔細玩味。次句一轉，春光雖極美好，身體卻很衰弱，獨步江畔，本是賞春，結果反倒「怕春」了。這個「怕春」，事實上是愛春的深化；也是感嘆自己年衰，步行艱難，有失春意的深化。不然，坐在家裡不出大門就是了，有什麼可怕的呢？後兩句再轉，說雖然「行步欹危」，但我還能寫詩詠花，喝酒賞花。詩和酒還是供我驅使著的（在，助詞，猶著），我還不須要別人來照管哩！這一轉，所謂「怕春」，也就煙消雲散，不復存在，而這位老詩人倔強的性格，樂觀的精神就都十分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了。
劉禹錫的《秋詞》從另外一個側面體現了類似的情調：
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勝春朝。
橫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自從宋玉在《九辯》中寫出了「悲哉，秋之為氣也」這一有名的句子，悲秋便成為古典文學中傳統的情調。我國地處北溫帶，四季分明，秋天是氣候由熱變冷，植物由盛變衰的季節，古代詩人又生活在那個容易感到悲哀的封建社會，所以他們每每感物興懷，逢秋天而悲寂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劉禹錫對秋天卻另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興，如此詩所反映的。
首句寫向來前人對於秋天的感想，次句寫自己一人獨特的看法，出語平淡。但三、四兩句卻突出一幅動人的圖景，將天高氣爽的景色與自己充滿詩意的情懷融合在一起，極其形象地表達出來。秋色宜人，可以寫的很多，詩中只突出其晴朗一點，而又具體地以鶴飛之沖霄，與詩情之曠遠作為一實一虛的情景來寫，則無論是物是人，逢秋不是悲，不是寂寞，都不在話下了。這種寫法，既是以偏概全，也是以少勝多。
他人寫客懷多感，李白卻說「不知何處是他鄉」。他人寫老病堪傷，杜甫卻說「未須料理白頭人」。他人悲秋，劉禹錫卻認為「秋日勝春朝」。這些詩篇中所共同具有的樂觀精神，確能擴展讀者的胸懷，不只是翻案的藝術手段足可取法而已。
越中覽古
李白
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這首詩是所謂懷古之作，亦即詩人遊覽越中（唐越州，今浙江省紹興縣），有感於其地在古代歷史上所發生過的著名事件而寫下的。在春秋時代，吳越兩國爭霸南方，成為世仇。越王勾踐於公元前494年，被吳王夫差打敗，回到國內，臥薪嘗膽，誓報此仇。公元前473年，他果然把吳國滅了。詩寫的就是這件事。
詩歌不是歷史小說，絕句又不同於長篇古詩，所以詩人只能選取這一歷史事件中他感受得最深的某一部分來寫。他選取的不是這場鬥爭的漫長過程中的某一片斷，而是在吳敗越勝，越王班師回國以後的兩個鏡頭。首句點明題意，說明所懷古蹟的具體內容。第二、三兩句分寫戰士還家，勾踐還宮的情況。消滅了敵人，雪了恥，戰士都凱旋了，由於戰事已經結束，大家都受到了賞賜，所以不穿鐵甲，而穿錦衣。只「盡錦衣」三字，就將越王及其戰士得意歸來，充滿了勝利者的喜悅和驕傲的神情烘託了出來。越王回國以後，躊躇滿志，不但耀武揚威，而且荒淫逸樂起來，於是，花朵兒一般的美人，就占滿了宮殿，擁簇著他，侍候著他。也只寫這一點，就將越王將過去的臥薪嘗膽的往事丟得乾乾淨淨表達得非常充分了。都城中到處是錦衣戰士，宮殿上站滿了如花宮女（「春殿」的春字，應上「如花」，並描摹美好的時光和景象，不一定是指春天）。這是多麼繁盛、美好、熱鬧、歡樂，然而結句突然一轉，將上面所寫的一切一筆勾消。過去曾經存在過的勝利、威武、富貴、榮華，現在還有什麼呢？人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幾隻鷓鴣在王城故址上飛來飛去罷了。這一句寫人事的變化，盛衰的無常，以慨嘆出之。過去的統治階級莫不希望他們的富貴榮華是子孫萬世之業，而詩篇卻如實地指出了這種希望的破滅，這就是它的積極意義。
詩篇將昔時的繁盛和今日的淒涼，通過具體的景物，作了鮮明的對比，使讀者感受特別深切。一般地說，直接描寫某種環境，是比較難於突出的，而通過對比，則獲致的效果往往能夠大大地加強。所以，通過熱鬧的場面來描寫淒涼，就更覺淒涼之可嘆。如此詩前面所寫過去的繁華與後面所寫現在的冷落，對照極為強烈，前面寫得愈著力，後面轉得也就愈有力。為了充分地表達主題思想，詩人對這篇詩的藝術結構也作出了不同於一般七絕的安排。一般的七絕，轉折點都安排在第三句里，而它的前三句卻一氣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轉到反面，就顯得格外有力量，有神采。這種寫法，不是筆力雄健的詩人，是難以揮灑自如的。
我們可以再舉幾首作品來加深對於這種寫法的理解。韓愈《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白二十二舍人》云：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春白日映樓台。
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這首詩抒寫了作者春天在長安名勝曲江和張籍同游時的愉快，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對於沒有能夠同來的白居易的深切惋惜和輕微埋怨。
它一上來描寫了當天氣候的變化。那是一個多雲轉晴天的日子。原來天空中是有一層淡淡的陰雲的，但到了傍晚，就完全開朗了。天氣一開朗，曲江池畔的樓台亭閣，萬戶千門，就即刻在斜陽照射之下，顯示出來，而美好的春天也就更為動人了。「青春」兩字，啟第三句。由於這時正是春天，所以不但樓台是萬戶千門，花樹也是千紅萬紫，加上曲江水滿，碧波蕩漾，這是多麼迷人的季節、天氣、風景。那麼，以常情論，無論怎樣忙，也應該抽空來游賞一番吧？有什麼忙而不肯來呢？前三句極寫良辰美景，則第四句所加於白居易的惋惜和埋怨就更有說服力。它使讀者感到，如果我是韓愈，我也要埋怨白居易為什麼不去玩，如果我是白居易，我一定也會去玩。詩人在這裡，成為大家的代言人了。
再看元稹的《劉阮妻》：
芙蓉脂肉綠雲鬟，罨畫樓台青黛山。
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
東漢時，劉晨、阮肇兩人到浙江天台山採藥，遇到兩位仙女，雙雙結成夫妻。不久思家求歸，回到人世，已經過去幾百年了。這首詩即取材於這一仙女凡人的戀愛故事。
前三句極力描摹仙境之美好。它將虛無縹緲的仙境寫得如此的真實、迷人，好像一幅工筆畫，歷歷可見。首句寫仙女之美麗，肌膚紅潤如荷花，頭髮深綠如雲彩。次句寫居處之美麗，山中的樓台是彩畫的，樓外的山林是碧青的。第三句寫，再加上滿山遍野的桃花，長生不老的靈藥。這不是一切都有了嗎？在這樣美好的地方，有這樣美好的妻子，過著這樣美好的生活，並且還可以長生不老，但是，劉晨、阮肇還是回來了，為什麼呢？有了上面三句，反跌下文，使人覺得「憶人間」簡直不可理解，不能沒有第四句這一問了。
在我國古典詩歌中，無論詠史、遊仙，多數是自抒懷抱。元稹此詩，表面上是詠嘆古代一個仙凡戀愛的故事，事實上卻是懷念舊日情人崔鶯鶯的。
眾所熟知，元稹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張生與崔鶯鶯戀愛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後來被董解元和王實甫加以發展與再創造，成為古代文學中講唱文學與戲劇的偉大著作。這篇小說帶有很大成分的自傳性質，也是學術界所公認的。真就是仙，會真就是遇仙。元稹將小說題為《會真記》，也就是將鶯鶯比為仙人，和鶯鶯戀愛比為遇仙。這首詩也是如此。他的另一篇長詩《夢遊春七十韻》寫道：「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淺漫流，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正可與此詩參看。所謂「懷仙句」，就是指《劉阮妻》一類的作品（當然並不一定就是本篇）。元稹在唐代特定的歷史社會環境中，為了圖謀功名利祿，雖然很愛鶯鶯，但終於由於她出身卑微而將她拋棄了，後來另外和一位宰相的外孫女、僕射的女兒韋叢結了婚，顯見得他是一個庸俗的人，一個負心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對鶯鶯不能忘情，很懷念，很留戀，對自己的薄倖，有時候也感到內咎。在這種矛盾心情的支配之下，他選擇劉、阮入天台這個故事作為題材，發出了詩中那樣深沉的感慨。最後一句中所體現的對於劉、阮的帶點輕視的惋惜和埋怨，不正好說明了詩人自己的慚愧和悔恨嗎？
儘管這首充滿著惆悵之情的詩是將輕易拋棄的愛情比作失去的仙境來懷念，將貪戀世俗的功名利祿當成眷念人間現實生活來追悔，詩中竭力描寫了仙境之美好，「憶人間」之不可理解，有自覺可悲可嘆，可慚可惜種種複雜感情在內；但如果我們撇開詩人創作的動機，以及他在詩中的寄託，就詩論詩，則它在客觀意義上，正好從反面說明了劉、阮的熱愛人間，熱愛現實生活。仙境縱然使人著迷，還是抵不上人間現實生活的魅力。形象大于思想，如果我們從這一角度體會，雖然並不合於詩人本旨，倒可以從其中找出另外一種積極意義來。
以上三首詩，在結構方面，都是用一連三句來極力描寫一種美好的境界，到第四句才來一個有力的轉折，以突出作意。
我們還可以將李白的另一首懷古詩《蘇台覽古》來和《越中覽古》作一比較：
舊苑荒台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
蘇台即姑蘇台，是春秋時代吳王夫差遊樂的地方，故址在今江蘇省蘇州市。此詩一上來就寫吳苑的殘破，蘇台的荒涼，而人事的變化，興廢的無常，自在其中。後面緊接以楊柳在春天又發新芽，柳色青青，年年如舊，歲歲常新，以「新」與「舊」，不變的景物與變化的人事，作鮮明的對照，更加深了憑弔古蹟的感慨。一句之中，以兩種不同的事物來對比，寫出古今盛衰之感，用意遣詞，精煉而又自然。次句接寫當前景色，青青新柳之外，還有一些女子在唱著菱歌，無限的春光之中，迴蕩著歌聲的旋律（不勝本是負擔不起或禁受不住的意思，這裡引申作十分、無限解）。楊柳又換新葉，船娘閒唱菱歌，舊苑荒台，依然瀰漫著無邊春色，而昔日的帝王宮殿，美女笙歌，卻一切都已化為烏有，所以後兩句便點出，只有懸掛在從西方流來的大江上的那輪明月，是亘古不變的；只有她，才照見過吳宮的繁華，看見過像夫差、西施這樣的當時人物，可以作歷史的見證人罷了。
此兩詩都是覽古之作，主題相同，題材近似，但越中一首，著重在明寫昔日之繁華，以四分之三的篇幅竭力渲染，而以結句寫今日之荒涼抹殺之，轉出主意。蘇台一首則著重寫今日之荒涼，以暗示昔日之繁華，以今古常新的自然景物來襯托變幻無常的人事，見出今昔盛衰之感，所以其表現手段又各自不同。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詩人變化多端的藝術技巧。
此外，我們還可以將竇鞏的《南遊感興》再和《越中覽古》對照。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
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台。
南越王趙佗曾在今廣州市北的越秀山上築台。他在漢初，也是一位英雄人物，割據南越一帶，「聊竊帝號以自娛」，和漢帝國分庭抗禮，後來漢文帝待以恩德，才稱臣歸順中央。詩人遊歷廣州，有感南越舊事，寫下了這首詩。
詩一上來就寫明詩人的弔古之情，他看到漢代遺留下來的古蹟，有感於千年以來的成敗興亡，帶著傷感的心情，要想尋問一下漢代趙佗的舊事，但時間畢竟太久，往事已無可追尋了，眼前所見，但有珠江之水，南流入海，一去不回（以水流比喻人事之消逝，即《論語》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在文學作品中常見。在此詩以前，則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中的「古來萬事東流水」，以後則如蘇軾〔念奴嬌〕中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除了滔滔江水之外，也只有一片青青的春草，披拂於傍晚的東風之中，幾隻飛鳴的鷓鴣，上下於殘破的古台之上，昔日稱霸一方的英雄人物，又在哪裡呢？
這首詩的結構與《越中覽古》相似而又相反。李詩首三句一氣直下，寫昔日之繁華，而以結句寫今日之荒涼，形成鮮明的對比。此詩以起句虛點前朝，而後三句一氣直下，以「惟見」兩字勾勒，直注結尾，實寫今日，以為對照。李詩是上三下一，各自一意；此詩是上一下三，先虛後實。構思都比較別致。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農曆九月九日，因月日都是九數，故名重九。根據古代陰陽五行學說，九是陽數，故又名重陽。這一天，是一個傳統的節日，有登高，插茱萸，飲菊花酒，吃重陽糕等風俗習慣，相傳起於東漢。據《續齊諧記》所載，那時有個桓景，從費長房學道。有一年，費對桓說，你家在九月九日那一天有災禍，必須每人做一個彩袋，內盛茱萸，系在臂上，登上高處，飲菊花酒，就可以避免了。桓遵從了費的教導，晚上回家，看到家裡養的雞、犬、牛、羊都死光了。封建社會，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天災人禍很多，誰不想設法避開呢？因此，就逐漸形成一種風俗了。後來，系在臂上的茱萸，改為插在頭上。而九日登高，也以節日的形式出現，遊樂之意多，避災之意少了。
王維是太原祁（今山西省祁縣）人，後來遷居於蒲（今山西省永濟縣）。蒲在華山以東，故詩題稱留在家鄉的兄弟為山東兄弟。據舊注，他作此詩時，才十七歲。詩人少年時代曾遊歷長安和洛陽，此詩當是他出遊之時所作。
這是一首千百年來傳誦人口的詩，次句變成了一句成語，廣泛地被人引用，因為它表達人人容易遇到的事實和人人容易產生的心情。
首句點明作客，說「在異鄉」，而且是「獨在異鄉」，可見一人孤居獨處，既無親戚往來，又無家人同住，其孤寂比一般作客的人更甚，所以再接以「為異客」三字，加強氣氛。這句分量沉重，但脫口而出，又十分自然，一點也不刻畫做作。次句寫思親。說「每逢」，可見不止是今年的九日，也不止是九日，任何佳節，都會思親。在古代漢語中，親字單用的時候，往往偏指父母，此處也是如此。說「倍」，則可見雖是平常日子，也無時不思親，而佳節來臨，則加倍想念。只用「每逢」與「倍」這三個虛字，就不但寫出了佳節思親，而且將平日無時不思之情也有力地暗示了出來。由於用字之精確，就使意思轉深，感情加厚。它以流暢的語調，傳出了深摯的感情，寫出了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人人心中所有，想說出來，但又未能恰當地加以表達的話，所以成為膾炙人口的名句。
三、四兩句從對面寫，是詩人想像中的情境。本來是自己佳節思親，卻偏不承次句說由念父母而思兄弟，而說在家鄉的兄弟思念自己，已是翻進一層。而寫兄弟的思念自己，又不明說，不直說，而是設想出一個動人的情景：今天是重陽佳節，在家中的兄弟必然會到山上去登高，也必然會每個人頭上都插上茱萸，那麼，他們在登高的地方，遍插茱萸的時候，就自然也必然會感到少了一個人，會極其結記「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自己了。不明說直說兄弟之懷念自己，而從插茱萸這一風俗生髮，先用「遍插」，後用「少一人」，而對方相憶之情自見，自己相憶之情也就更為突出和鮮明了。
九日登高，插茱萸的風俗，自來是詩人們愛用的詩料，但如何處理，各具匠心。《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九日憶山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發，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為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為善用故事也。」胡仔這番議論，是告訴我們，使用素材，必須服從於主題的需要，這在今天還是有其參考價值的。
在前面，我們讀過王昌齡的《送魏二》和王維的《送韋評事》等，都是寫的想像中的情境。這首詩也是如此，但又有所不同。前面的各首，是從現在預計將來的情境，其區別和聯繫在時間。這一首以及我們還要講到的下面三首，則是從此地遙想彼地的情境，其區別和聯繫在空間。而其每用「遙知」、「想」、「憶」等字勾勒，使其間的區別和聯繫獲致清晰的呈現，則又是一致的。
韋應物《寒食寄京師諸弟》：
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自聽。
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
寒食也是一個節日，在冬至後一百五日或一百六日，即清明前一、二天。據傳說，春秋時，晉文公重耳流亡在外多年，後來復國，分賞功臣，卻把介之推忘了，致使他抱屈自焚而死。文公為了紀念他，在這一天禁止生火，大家都吃冷東西，所以稱為寒食。韋應物是京兆長安（今陝西省長安縣）人，宦遊異鄉，在這個傳統節日裡，懷念在家中的幾位弟弟，因而寫了這首詩寄給他們。
首句寫景，寫時，寫地，而著重於寫冷。春雨已自生寒，禁火則要寒食，更無暖意，又加上宦遊獨處，因此寒意更深。從景、時、地三個方面，三種情況來形容，就不僅表現了天氣、節候、環境之冷，而更其重要的，則是通過它們，流露了作者心情上所感受到的冷。次句是對處境與心理的補充。春天已到江上，枝頭已有鶯聲。鶯啼圓潤，有如流水，當然好聽，但也只有空齋獨賞，仍覺無聊。二句極寫自己的冷落孤寂。
三、四兩句把筆掉轉來，寫想像中諸弟在家鄉的情況。杜陵原是漢宣帝陵墓所在，為長安附近遊樂之所。春光正好，他們這時，必然連袂出遊，在芳草如茵的杜陵，把酒看花吧。以想像中諸弟在家鄉春遊之樂，對照自己實際上空齋之冷，而作客情懷，思親情緒，自然流露。
白居易《邯鄲至除夜思家》：
邯鄲驛里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
這首詩的題目極為醒豁地概括了它的內容。邯鄲，今河北省邯鄲縣。除夜，又稱除夕，一般指農曆十二月末日的夜晚，但在唐朝，冬至的前夜也可稱除夜，此詩題中除夜，即指冬至前夜而言。
首句敘事，次句寫思家。這思家的感情，不是抽象地加以說明，而是形象地加以描繪的。邯鄲是當時相當繁盛的都市。冬至是一年將盡的節日。在熱鬧非常的都市裡，卻無心出外遊覽，而只是在驛舍之中，對著孤燈，抱著膝蓋，讓影子陪伴自己。詩人的這一幅自畫像，不正好告訴讀者他是歸心似箭嗎？
後兩句繼續刻畫自己的思家之情，但仍不直說，而只是猜想家人也會同樣坐到夜深，同樣懷念自己。家人不只一位，所以還能夠「說著遠行人」，而自己則獨在旅途，以影伴身而已。那就更加使人難以為情了。
此詩機杼，全同王維一首，但九日登高，一年只有一次，而燈前憶遠，則家家如是，時時所有，因而所寫情境，更具有普遍性。它無論在內容上，語言上，都自然樸素，平易近人，體現了詩人一貫的風格。
羅鄴《雁》：
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
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這首詩是觸景生情，托物起興，以抒發故鄉之思的。前兩句寫眼前景物。雁是候鳥，春北去，秋南來，棲息於汀洲之上，而汀洲上又正開著稀疏的紅蓼花。詩人在傍晚時分，看到新來的雁子從汀洲的紅蓼花中飛起，感到一片水國秋光，於是聯想到雁子還能一年一度，去而復返，而人卻長在異鄉，因此更加想念起故園來了。
後兩句寫思鄉之情，也是從對面著筆。由他鄉之水國，想到故園之江樓，想到在今夜月光之中，必定有人在江樓之上，對月懷遠吧。不寫己之觸景生情而憶在故園之人，偏寫其人之對景登樓而念在異鄉之己，不但見己之思鄉情切，而且展示了一幅想像中的江樓望月圖，情致也更豐滿。
此詩後半也是用從對面設想和著筆的方法以深化主題，但前半不寫自己的情況，而專寫景物，托物起興，引起想像，因景及人，故和上面三篇又有同中之異。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這是一首極負盛名的送別之作。它曾被譜入樂曲，稱為《渭城曲》或《陽關曲》（《陽關三疊》），在唐、宋時代廣泛流傳。安西指唐代的安西都護府，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境。渭城在長安附近。陽關在今甘肅省敦煌縣西南，為自中原赴西北必由之路。當時行人到西北去，都要經渭城，出陽關（或玉門關）。此詩所寫，即詩人送別友人的情景。在唐代，西北地區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十分頻繁，各民族之間也經常有政治上的交涉，軍事上的衝突，因此，往來道途的人很多，而在當時，兩地的生活水平、風俗習慣，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當親友到這種遼遠艱苦的地方去工作，人們自然會更多更深地表示自己的殷勤惜別之情，如這首詩所寫的。
從詩中可以看出，元二並非離家作客，而是已經遊宦長安，這一次，又奉使到更遠的安西去。王維也是在遊宦之中，並非居家，這一次，乃是客中送客。元二從長安出發，王維送到渭城，置酒餞別，詩即從渭城風物寫起。
前兩句布景。地是渭城，時是早上，細雨濛濛，沾濕了微細的塵土。天氣不好，增加了旅途的困難，當然也就增加了別離的悵惋。客舍點明客中送客，並顯示遠送渭城，暫留復別的情況。古人送別，都要折柳為贈，所以柳色青青，見之不免觸目驚心。朝雨畫出淒清之景，新柳勾起離別之情，只寫景物，而別情已有豐富的暗示。
後兩句抒情。使命在身，分手在即，雖然遠送，勢難再留，這時，也沒有其他的辦法，只能勸元二再飲一杯，再待一會而已。用一「更」字，則此前之殷勤勸酒，此刻之留戀不舍，此後之關切懷念，都體現了出來。所以，這一個字的容量是很大的。為什麼如此地殷勤、留戀、關切呢？因為元二一出陽關，就再也沒有像自己這樣的知心朋友了，何況他還越走越遠，要到安西呢？從此以後，舉目無親，還是在故人面前，多飲一杯吧。只這寥寥十四個字，就將好友之間的真摯情誼，抒寫無餘。意賅言簡，語淺情深，正是這首詩的成功之處。
當然，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特別是由於在社會主義祖國中人民精神風貌的巨大變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巨大變化，這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情況已一去不復返了。但作為封建社會的生活史料，古代詩人的感情記錄和成功的藝術創作，它仍然是會永遠存在的。
我們還可以舉兩首情景與此詩相同，而成就不無高下的作品來與王維此詩進行比較。賈至《送李侍郎赴常州》寫道：
雪晴雲散北風寒，楚水吳山道路難。
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首句寫眼前景色，點明時令氣候，屬天時；次句預計李的別後行程，常州即今江蘇省常州市，他當是沿江東下，所以說「楚水吳山」，屬地理。這兩句表明朋友旅途艱辛，自己對朋友的關切。後兩句正面抒發惜別之意，以「今日」、「明朝」對照，見今日相聚之促，之不易，明朝相憶之深，之難堪，愈覺非盡醉不足以散愁。「今日」句即王詩「勸君更進一杯酒」，「明朝」句即「西出陽關無故人」，一覽可知。
再看岑參的《送賈侍御使江外》：
新騎驄馬復承恩，使出金陵過海門。
荊南渭北難相見，莫惜衫襟著酒痕。
江外，泛指長江下游以南的東南地區。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海門，指鎮江以下的江岸，長江東流入海，到此河床愈加寬廣，故稱海門。荊南，治所在今湖北省江陵縣，但轄區頗廣，包括今湖北西部、四川東部及湖南西北部，詩中用以泛指南方。渭北，指長安，城在渭水之北。驄馬，是蔥白色的馬。
前兩句寫賈之出使。「新騎驄馬」，是說賈氏新拜侍御官職（《後漢書·桓典傳》：「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新任侍御，又奉命出使，足見皇帝對他很信任，所以說「復承恩」。「出金陵，過海門」，言道途之遠，暗示其為國效勞，不辭辛苦，有讚美之意。
後兩句寫己之餞別。渭北是送行的所在；荊南是客去的方向。這裡用荊南，並非實指，而是借南對北，如俗語所云天南地北。從此一別，岑留渭北，賈赴荊南，難以相見了，那麼，何不盡歡而散呢？即使衫襟沾上酒痕，也別去管它吧。這兩句和賈詩後兩句同意，但次序正相反，第三句就是賈詩的「明朝相憶路漫漫」，第四句就是賈詩的「今日送君須盡醉」。
這兩首詩寫得也不算差，但和王維的那一首一比，就顯然缺乏強大的感染力。為什麼呢？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有一段話可供我們參考。他說：「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可歌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為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李氏所謂「達」，就是深透，「前所未道」，就是新鮮。王維的那一首詩，正是感情深透，語意新鮮，超過賈至、岑參，所以才吸引了更多的讀者，獲得了更高的評價。
我們再看一首與上述各篇情調截然相反的作品，高適的《別董大》：
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董大即唐玄宗時代著名的琴客董庭蘭，曾以琴藝受知於宰相房琯。詩人崔珏寫道：「七條弦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庭蘭。」撇開崔珏此詩另外的喻意不談，在8世紀漢民族已經十分盛行胡樂的時代，能欣賞七弦琴這樣的古樂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崔珏的詩也的確說出了當時樂壇的實際情況。但高適此作，卻以開朗的胸襟，豪邁的語調，來對付離別，激勵朋友。由於黃沙漫天，伸延千里，所以雲也似乎變成黃色。在這時候，夜幕將降，白日也只剩下一點餘光，北風吹著雁群，大雪紛紛落下。在這荒寒而又壯闊的環境中，送別一位身懷絕藝卻無人賞識的音樂家，在一般詩人的筆下，是難以發出什麼豪言壯語來相勸慰的。但這位氣質慷慨的詩壇老將，出人意外地寫出了「莫愁」兩句，頓覺天清地闊，前路光明。這也就是前人所說的「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高軒過》）。在此以前，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有「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之句，此詩也與之同一意境，足以鼓舞人心。與此對照，孟郊在《贈崔純亮》中說：「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只這兩句就活畫出其人的心胸狹窄，難怪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中要譏笑他是「高天厚地一詩囚」了。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世界觀及在世界觀影響下形成的性格，對於一位詩人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送沈子福歸江東
王維
楊柳渡頭行客稀，罟師盪槳向臨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這也是一首送別的詩。首句「渡頭」點明送別之地，「楊柳」點明節候，暗示別情，並關合下文「春色」。行客已稀，反襯自己和朋友的依依不捨。次句說「罟師盪槳」，則所送之人終於還是走了（罟，魚網。罟師，漁夫，這裡借指船夫。臨圻，據詩意，當是地名，今址不詳，也可能是臨沂之誤。臨沂，晉僑置縣，在今江蘇省江寧縣東北三十里，與題「歸江東」合。江東，泛指長江下游江南一帶）。第三、四句寫沈子福已走之後，自己臨流極目，惟見一片春色，遍於江南江北，遂覺心中相思的無窮無盡，恰似眼前春色之無際無邊。自己雖然無從和他同去，但此相思之意，始終相隨，一如春色之無所不在。詩人奇妙的聯想，將自然的春色與人類的思維兩種毫不相干的事物取來作比，而景與情合，即景寓情，妙造自然，毫無刻畫的痕跡，不但寫出了彼此之間深厚的友誼，而且將惜別時的微妙的、難以捕捉的抽象感情，極其生動地表達出來，成為可見可觸的形象，遂使人真覺相思之情，充塞天地，可謂工於用喻，善於言情。
唐人以奇妙的比喻寫離情的好詩不少，在這裡可以再舉魚玄機的《江陵愁望有寄》來和王詩比較：
楓葉千枝復萬枝，江橋掩映暮帆遲。
憶君心似西江水，日夜東流無歇時。
這位女詩人原先是李億的妾，後來在長安咸宜觀出了家，成為女道士。在唐代的少數女詩人當中，她寫愛情是比較大膽的，如「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類，的確道出了在男權社會中許多婦女的心聲。這首詩是寄給她的一位情人的，首句寫江陵秋景，次句寫愁望之情。極目遠眺，但見江橋掩映于楓林之中，日已垂暮，而乘船之人依然未到，所以後兩句接寫相思，以江流之永不停止，比相思之永無休歇。王詩以春色之遍於大江南北為比，是從空間極言其廣，此詩以西江水之日夜東流為比，是從時間極言其長。各極其妙。
以春色、流水比離別相思之情，很巧，很有魅力，使人容易接受。但也還有另外一種寫法，即用非常質樸的語言，直訴深沉的情感，也可以獲致同樣的效果。
雍陶《送蜀客》云：
劍南風景臘前春，山鳥江花得雨新。
莫怪送君行較遠，自緣身是憶歸人。
作者自己就是成都人，他遊宦異鄉，而送一位同鄉回去，自然別有感慨，此詩就是在這種特定情況之下寫的。前兩句極贊家鄉風土之好（劍南道是唐代行政區域之一，管轄劍閣以南，長江以北地區，治所在成都）。川西平原，氣候溫暖，土地肥饒，在臘月之前，就已春色盎然了。加上一雨之後，江邊花發，山上鳥鳴，都感到一番新意，自得其樂，豈不令人懷念？由此愈見朋友能歸之樂，自己難歸之苦，為下文作勢。後兩句更無修飾，也不誇張，只是把自己為什麼要多送朋友幾程的理由說了出來。比起王、魚兩詩巧妙的比喻，它便顯得有些笨拙了。但這藝術上的笨拙，卻和感情上的厚重同在。宋代的詩論家提倡「寧拙毋巧，寧朴無華」，便是有鑒於某些詩人專門在巧妙華麗的形式上下工夫，卻放鬆了內容上所必具的真情實感，補偏救弊，有其一定的道理。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王、魚兩詩只有妙喻而乏真情。這兩首詩是無可訾議的。
王詩第三句「惟有相思似春色」，說「惟有」，則相思以外的其他感情、事物不似或不全似春色可知。像惟有這類的勾勒字，重在突出一面，而與之相對應的另一方面的情況自見。這是詩人為了成功地表達其所要強調的某一內容而常用的方法，試再舉兩例。
杜牧《懷吳中馮秀才》：
長洲苑外草蕭蕭，卻計郵程歲月遙。
惟有別時今不忘，暮煙秋雨過楓橋。
這首詩不是寫別友，而是寫懷友，但又著重於懷念與友人相別的情景。起句寫自己從前在吳中（今江蘇省蘇州市，亦即長洲）與馮秀才在一道游賞古蹟的生活。苑，指吳王夫差的廢苑，即李白詩中的蘇台一帶。「草蕭蕭」，點明同游季節，與下文「秋雨」關合。次句寫相別以來，相距道途之遠，時間之長，引起下文「不忘」。三、四句正寫相憶，道遠時長，當然有許多記憶已經不免模糊了，但有一個場面，是至今忘不了的，就是己之離開，馮的送別。傍晚時分，下著疏雨，走過楓橋（在今蘇州城西九里），當時情景，還在眼前，雖然郵程、歲月，都已遙遠，但這一幅圖畫，還深印腦中。只要突出這一點，題中之所謂「懷」也就完全表現出來了。別時的情景，至今不忘，則相聚的情景，又豈能全忘呢？從一見多，不言而喻。
吳融《楊花》：
不鬥穠華不占紅，自飛晴野雪蒙蒙。
百花長恨風吹落，惟有楊花獨愛風。
這是一首詠物詩。它著重刻畫了楊花（柳絮）隨風飄蕩的特徵。首句寫其不比桃李之繁茂，也沒有其他花常有的紅艷，是陪襯，以下寫其隨風而舞，所以獨異群花，不怕風而愛風，也是用「惟有」兩字勾勒，突出了它的特點。大凡詠物的詩，都要別有寄託，才能小中見大，具有社會意義。如果只是單純的詠物，則往往不免陷於小巧，初看似乎新穎可賞，細玩則缺乏餘味，如此詩即是。
少年行（四首）
王維
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
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
用同一體裁寫下許多篇詩來表現一個總的主題，我們今天稱為組詩，古人則叫做連章詩。它們的結構，有的比較嚴密，不但首尾有照應，而且篇章前後的安排，都有軌轍可尋。有的則比較鬆散，只是作者依據特定的題材，廣泛地表現他所具有的獨特感受和見地，然後匯集在一處而已。當然，這種區別也並不是絕對的。結構嚴密，也不能排成數學公式；鬆散，也不是混淆顛倒，雜亂無章。
王維《少年行》四首就是結構比較嚴密的。它們之間有次序，有聯繫，每首可以獨立存在，合起來又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他選擇了當時遊俠少年生活中的幾個側面，從不同的角度予以再現，從而將他們的昂揚意氣、勇猛精神，對祖國的熱愛，立功名的雄心，很完整地反映了出來。
這第一首是寫一群俠少相逢聚飲。他們性格豪爽，不拘形跡，偶然會遇，只要意氣相投，就立刻下馬登樓，歡呼痛飲，杯酒之間，成為知己。本是寫俠少聚飲，卻將美酒放在首句來寫，以見豪俠之人，自然應當飲名貴之酒，也就是俗話中「寶劍贈與烈士，紅粉送與佳人」之意。次句寫少年，而冠以遊俠二字，則這群年輕人的身份和性格都清楚了。遊俠是先秦、兩漢時代的社會產物，司馬遷作《史記》，特立《遊俠列傳》，歌頌了他們當中的一些傑出人物。這種人有司馬遷所指出的「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背言」的長處，又有韓非子所指出的「以武犯禁」的短處。本詩所寫，只是俠少行事和性格中積極的一方面。新豐，漢縣，在今陝西省臨潼縣西北。咸陽，秦都，今陝西省咸陽市。這組詩是寫唐代的遊俠少年，因為唐代詩人習慣於借漢朝來寫本朝，所以用的地名、典故都是漢朝的。
第一句寫酒，第二句寫人，第三句才把兩者關合起來。此句寫這些少年的相逢及相逢時的精神狀態。「為君飲」三字，既渲染了互相獻酬的歡樂，又照應了美酒之可口。這樣，就將他們在相逢之頃，立刻成為朋友，飲酒談心的少年豪氣刻畫出來了。據杜甫詩，唐代普通的酒一斗大概是三百錢，而此詩及李白詩中均有美酒一斗十千的記載，就是說，要比普通的酒貴三十多倍。而這些俠少在相逢之際，就將這種名貴的新豐特產痛飲起來，這也暗示了他們的家庭出身，不止是形容其飛揚的意氣而已。結句點明少年們相逢的場所，「高樓」指酒樓，亦即「為君飲」的地方，「垂柳邊」，既描寫了高樓景物，又為「系馬」生根。這句乃是倒敘，事實上是在「為君飲」之前，又是「意氣」的補充描寫。有了這一句，俠少們的形象就更為鮮明了。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
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
第一首是少年們的群象，以下三首則是其中一人的單象。
這一首前兩句寫這位少年的出身和經歷，是敘事。後兩句寫他的志願，是抒情。羽林郎是漢代禁衛軍的軍官，他們大都來自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的良家（世家大族），通稱六郡良家子。驃騎指西漢時代著名的將軍霍去病，他曾任驃騎將軍，反擊匈奴的侵擾，卓著戰功。漁陽，漢郡，故地當今北京市東北一帶。他不但出身良家，初入仕途就擔任過令人羨慕的羽林郎的官職，而且還跟過名將出征，具有實戰經驗。但現在，他卻缺少到邊疆去作戰的機會。於是，他為了這個而難受起來了：誰能知道這種不能到邊疆去的苦處呢？到邊疆去作戰，當然會有危險，甚至喪失生命，但是為了保衛祖國而犧牲，該是多麼地光榮啊！即使最後剩下的只有一堆白骨，這骨頭也帶著俠氣，發著香味，也就是說，為國獻身，必然流芳千古（張華《遊俠曲》：「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這裡沿用其語，但意義比張詩崇高多了）。一般詩人多寫邊塞從軍之苦，而王維此詩獨寫不能到邊塞從軍之苦，從而突出為國獻身的崇高願望、昂揚鬥志和犧牲精神，使我們在今天讀了，還深受感動和鼓舞。
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
偏坐金鞍調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
這一首寫這位少年的武藝和戰功。起句寫其射技超群。雕弧是刻了花紋的弓。能擘開兩張弓，即能左右開弓。這在以弓箭為遠距離攻擊手段的古代，是一種很重要的武藝。次句寫其不怕強敵，即後來小說中所常常描寫的，衝進千軍萬馬，如入無人之境。後兩句承上而來。白羽，指箭。白羽、金鞍，與上雕弧同，都是為這位主人公的武器和服飾著色，以襯托其風姿的英俊。五單于，原來是漢宣帝時匈奴族內部爭立的五個君長，這裡借指敵人的幾個首領。偏坐，應上兩雕弧。他在戰鬥中，憑藉著高超的武藝和騎術，英勇殺敵，偏左偏右地坐在馬上，抽出箭來，射了出去，敵人的幾位首領，便紛紛被消滅了。這位少年的武藝、勇敢、功勞和為國獻身的精神，通過這篇詩的戰鬥描寫，使讀者獲得完整的印象。
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雲台論戰功。
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這一首寫這位少年勝利凱旋，評功受賞。第一句寫皇帝賜宴，第二句寫諸將評功。雲台是東漢洛陽宮中的一座台。明帝時，曾把開國功臣鄧禹等二十八人的像畫在台上。論戰功而在雲台，暗示這次戰勝強敵，功勞巨大，可以和開國功臣比美。第三、四句寫受獎封侯。軒，這裡指皇宮中有廊的平台之類。有些禮儀要皇帝在軒中舉行，稱為臨軒儀。明光，漢宮名。這時，這位少年已經不是俠少，而是將軍了，評功以後，又封侯爵，他佩帶著侯印，走出明光，真算是躊躇滿志，衣錦榮歸了。
這組詩共四首，一寫任俠，二寫立志，三寫建功，四寫受獎。有頭有尾，有條有理，勾畫了這位少年的前半生。但第三、四兩首，與其說是詩人用現實主義手法反映了這位少年已經達到的事實情況，還不如說是詩人用積極浪漫主義手法表現了他應該達到的發展情況。通過對某一個人的幾個側面的描寫，詩人給當時的遊俠少年的一生畫出了一個輪廓，描寫了他們的現狀，又著重指出了他們成長發展的道路。在盛唐時代，西北各族與漢族之間的鬥爭漸趨頻繁，反擊侵擾，使各族人民得以和平共處，繼續進行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交流，是中央政府的當務之急。這就是詩中俠少的生活理想和成長道路的現實依據。詩中當然也滲雜了追求功名富貴的個人名利思想，但為國效勞的崇高願望占著支配地位。
王維是唐代大詩人當中思想和風格變化非常劇烈的一位。他早年的積極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精神，到了晚年，幾乎完全被消極的浪漫主義代替了。他在《酬張少府》中寫道：「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在《秋夜獨坐》中寫道：「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很難想像，這些詩的作者筆下也曾經出現過《少年行》中的遊俠少年的形象。這，詩人本身當然要負一部分責任，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在封建制度之下，許多優秀人物被迫無所作為。王維是如此，其他的唐代大詩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又何嘗不也是在不同程度上由早年的積極轉變為晚年的消極呢？
營州歌
高適
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
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營州（今內蒙古自治區朝陽縣）是唐代的都護府之一。這首詩寫的是這個胡、漢雜居地區青年人生活的一個片段。
前兩句寫這位少年，草原里生，草原里長，自來就對於家鄉環境感到滿足（厭，這裡與饜通用，滿足之意），射獵，對於他們來說，既是生產，又是娛樂。身著狐裘，射獵城下，正好特徵地顯示了當地生活情況。蒙茸，是皮毛雜亂的樣子。狐裘而以蒙茸形容之，一方面當然是用《詩經》成語（《邶風·旄丘》：「狐裘蒙戎。」茸與戎通），另一方面也是描寫其人之粗豪隨便。這位營州少年，詩人並沒有明說他是漢人還是胡人，但從下文看，他就是那些十歲就能騎馬的胡兒之一。
本詩意在描寫邊塞風光而不在刻畫人物形象，或者說，他意在通過人物形象，見出邊塞風光，所以後兩句仍就風光著筆。第三句寫少數民族的人豪酒，雖然多喝，並不醉人（自然，事實上，那種酒所含酒精的度數不高）。第四句寫少數民族的人，自小就通騎術，還在童年已能騎馬。這樣就顯示了營州不同於內地的特色。
自來詩人寫邊塞，多及征戍之情，荒寒之境，而這首詩獨以欣賞的眼光，注視著草原風光，將各族人民和平共處的生活的一個側面，饒有興致地反映出來，給讀者以一種新鮮的感覺和美好的印象。這，在唐代非常繁富的邊塞詩中是稀有的。
夜月
劉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
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
文學藝術的題材是千差萬別的，很廣闊的。我們既不能將重大的、主要的題材和非重大的、次要的題材等量齊觀，也不應當將題材局限於狹窄的範圍之內。文藝既然是生活的反映，那麼，生活的範圍有多麼廣闊，文藝作品的題材也就應當與之相適應。
詩人們有時正面描寫政治社會上的重大事件，有時則通過一件小事，小中見大，顯示了某種重大的意義。還有的就只寫自己個人生活中的某些經歷、觀察、體會、感受，由於深刻地揭示了人們的優美健康的內心世界，也就豐富了讀者的精神生活，從而具有美感價值，具有普遍意義。劉方平這首詩，寫的只是詩人自己在一個月夜的感受，卻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為後世所傳誦，正是上述情況的一個成功的例子。
詩的前兩句寫景，同時也就記時。古人一夜分五更，以漏聲或鼓聲報知，稱為更漏或更鼓。「更深」，指三更以後。星月交輝，夜景明朗美麗，但月光已經西斜，不再高懸中天，所以只照到人家的一半，而北斗、南斗，也已橫斜（闌干也是橫斜之意），移動了它們傍晚開始出現的位置。從星月交輝到月斜星轉，是要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的，而看得如此分明，則人之不眠可知。
後兩句記聞，同時也就抒感。更深人靜，展轉難眠，忽然聽到蟲聲從庭院而起，透進了綠窗紗，於是，感到春天的氣候確實已很和暖，未免覺得節物變遷，有點觸目驚心了。本是聽蟲聲而驚春暖，卻先出春暖，後出蟲聲，是有意倒敘，引起注意。「今夜」與「新」相應。說「今夜偏知」，是此前不曾注意；說「新透」，是此前沒有聽到。蟲聲擾人，節物感人，所聞如此，所感如此，則原來就不能入睡的人，更無法成眠了。至於為什麼見月色而始即難以成眠，聞蟲聲而更無法入睡，是思念家鄉？懷想情人？嗟嘆身世？還是什麼別的？詩人一概不提，寫得極宛轉含蓄，而惆悵之情，自在言詞之外，讀者也當然無妨根據自己的生活和感情，自由地去加以填充。
此詩前寫因月光斗柄之傾斜移動而感到夜色之深，後寫因蟲聲忽聞而感到春氣之暖，都見出作者對環境觀察的敏銳細緻，反映的準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對一些事物的變遷，習而不察，但敏感的詩人，卻能將它們捕捉起來，描寫出來，就使讀者覺得既平凡而又新鮮。
和這首詩很相近的，有白居易的《寒閨怨》：
寒月沉沉洞房靜，真珠簾外梧桐影。
秋霜欲下手先知，燈底裁縫剪刀冷。
此詩前兩句寫景，後兩句寫情。其寫情，也和前詩一樣，是通過對事物的細緻感受來表現的。
洞房，猶言深屋，在很多進房屋的後部，通常是富貴人家女眷所居。居室本已深邃，又被寒冷的月光照射著，所以更見幽靜。帘子稱之為真珠簾，無非形容其華貴，與上洞房相稱，不可呆看。洞房、珠簾，都是通過描寫環境以暗示其人的身份。「梧桐影」既與上文「寒月」相映，又暗逗下文「秋霜」，因無月則無影，而到了秋天，樹中落葉最早的是梧桐，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前兩句把景寫得如此之冷清，人寫得如此之幽獨，就暗示了題所謂寒閨之怨。
在這冷清清的月光下，靜悄悄的房屋中，帘子里的人還沒有睡，手上拿著剪刀，在裁縫衣服，忽然，她感到剪刀冰涼，連手也覺得冷起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隨即想起，是秋深了，要下霜了。秋霜欲下，玉手先知，也正和前詩寫聽蟲聲新透而感春暖同一手法。暮秋深夜，趕製寒衣，是這位閨中少婦要寄給遠方的征夫的（唐代的府兵制度規定，兵士自備甲仗、糧食和衣裝，存入官庫，行軍時領取備用。但征戍日久，衣服破損，就要由家中寄去補充更換，特別是需要禦寒的冬衣。所以唐詩中常常有秋閨搗練、製衣和寄衣的描寫。在白居易的時代，府兵制已破壞，但家人為征夫寄寒衣，仍然是需要的）。天寒歲暮，征夫不歸，冬衣未成，秋霜欲下，想到親人不但難歸，而且還要受凍，豈能無怨？於是，剪刀上的寒冷，不但傳到了她手上，而且也傳到她心上了。丈夫在外的辛苦，自己在家的孤寂，合之歡樂，離之悲痛，酸甜苦辣，一齊湧上心來，是完全可以想得到的，然而詩人卻只寫到從手上的剪刀之冷而感到天氣的變化為止，其餘一概不提，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去體會。雖似簡單，實則豐富，這就是含蓄的妙處。
蘇軾的《惠崇春江晚景》雖然是一首題畫的詩，但其藝術手法和上面兩首有共同之處。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惠崇是北宋初期一位能詩善畫的和尚，很為王安石、蘇軾等人所推重。這位和尚擅長描繪水禽。這幅春江晚景，如詩人在其作品中所再現的，所畫是江干叢竹，叢竹之外，露出幾枝桃花，而江上竹桃，又與江中綠波互相輝映。著色既極其明麗，布景又非常清幽。加上又有幾隻鴨子，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著，更見靜中有動，呈現了一片大好春光。詩人在這裡，以自己對於這幅圖畫的體會，來解釋那位畫家對於自然的體會；在惠崇的筆下，鴨子如此生動活潑地在水中嬉戲，該是由於到了春天，水的溫度回升，而鴨子卻首先感到了這一變化，所以這麼洋洋自得吧。
以上，已經繳足題面。但詩人對這幅畫的體會卻不停止在這裡，他的想像將他從賞玩畫中所有而發展到描摹畫中所無的境界中去了。在長江下游，蔞蒿是春初的新鮮蔬菜，河豚魚更是其時的名貴食品，而做河豚魚羹，都用新生蘆葦的嫩芽作配料。他由桃柳之艷，春江之暖，而想到這也正是吃河豚的季節。鴨知水暖，是根據畫中所有而描寫的。河豚欲上，則是畫中所無，想像得之。前兩句是實，後兩句是虛，但合在一處，以虛境來補充實境，並沒有使讀者產生畫蛇添足，節外生枝之感。這是因為它們所寫，雖然虛實有異，卻都服從於表現春江晚景這一主題的緣故。
一般絕句的重點都在後半篇，每每用第三句轉到關鍵的地方，用第四句點明主旨，第一、二兩句只引起或襯托下面要說到的主要事物或意義。蘇軾這首詩的結構比較特殊，它的上下兩個半篇，各說一事，彼此無關，卻由主題的一致性將它們聯繫在一處，成為一個有機體。它的第二句之所以特別為人傳誦，則也是因為它體現了作者對於事物觀察的敏銳，體會的細緻和描寫的準確與深刻，給人以新奇的感覺，與劉、白兩詩寫因蟲聲之發而知春氣已暖，因剪刀之冷而覺秋霜欲下者，正復相同。
在上述三詩中，我們著重地解釋了詩人對事物的細緻敏銳的感受和反映。這在作品中，是屬於所謂細節描寫的。這種描寫，無論它本身寫得多麼成功，但如果無助於刻畫人物，闡明和豐富主題，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這三首詩中的細緻敏銳的感受之所以動人，正因為它們對於刻畫詩中人物和表達作品主題是不可少的。
三絕句
杜甫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杜甫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藝術形式上的創新精神也是他成就的一個方面。當時，流行在詩壇上的七言絕句大都是王昌齡、李白那樣一種面貌、韻調和風格，他同樣也能夠寫出與王、李流派近似的作品，但多數的作品，卻自辟道路，與他家不同。
現存杜甫七絕，多半寫於他入蜀以後，也就是他晚期的作品。這些作品，每每採用組詩形式，一題多篇；採用拗體或古體音節，避免調諧；採用口語俗詞，求其樸實；而且還反映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政治事件，並加以評論。所有這些，都使他的七言絕句獨樹一幟，雖然不能說是勝過他人，但的確是異於他人。這《三絕句》也可證明杜甫七絕所具有的這些特色。
代宗永泰元年（765）四月，劍南節度使嚴武去世，他的部下崔旰、郭英乂、楊子琳等互相殘殺，蜀中大亂。同年九月，回紇、吐蕃、党項羌、吐谷渾等進擾隴右和關內一帶，一直深入長安附近，大批難民，從陝西逃亡四川。而駐屯在陝西南部漢水流域的官軍，卻不去打敵人，而攔路淫掠，殘害百姓。這就是這組詩的歷史背景。
第一首寫蜀中大亂。前兩句記那兩年中兩地官兵譁變，殺害長官（開州，今四川省開縣）。故意用相同的句法、重複的文字，以見禍亂之烈，年年如此，處處皆然。後兩句是對當時叛變將領的斥責。詩人憤怒地稱之為「群盜」，比之為「虎狼」，而且進一步指出，他們比虎狼還要厲害（劇，甚也）。因為虎狼吃人，吃飽也就算了，但是這些強盜之殘害人民，則是除了男人，連他的妻子兒女也不肯放過。甲隨著乙，乙跟著甲，甲殺過來，乙搶過去，老百姓就簡直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感情熾熱，愛憎分明，我們今天讀起來，還仿佛聽到這位熱愛人民的老詩人切齒痛恨的控訴。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
自說二女齧臂時，回頭卻向秦雲哭。
第二首是記錄某一位難民的陳述。他們一家因為逃避党項羌、吐谷渾等的殺掠，和另外二十家結伴同行，奔赴四川。這二十一家，少說也有百來口人吧，但離開長安，進入駱谷道（在今陝西省周至縣西南，洋縣以北，是當時由陝西去四川的必由之路），沿途就因種種原因，大量失散和死亡，等到出了駱谷，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殘，余也）。可是洋縣離四川還很有一段路程哩。這兩句，是概括的敘述。下面轉而具體地講到自己的悲劇。由於兵荒馬亂，連最親愛的兩個女兒也無法顧及，只好將她們拋棄了，齧臂而別，隻身南逃（古人有咬對方的臂膊以表示極度親密的感情的習慣。如男女相愛，也有齧臂之盟）。他提起這一慘痛的往事，在對人訴說時，又不禁回過頭對著陝西那個方向哭了起來（秦雲，指陝西的天空）。「自說」兩字，連接上下文，並突出他記憶中最痛苦的一幕，也生髮結句。這兩句更其鮮明地再現了這位難民的動作和感情。
建安詩人王粲在他著名的《七哀詩》中寫道：「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與此詩所寫，異曲同工，都是對統治階級之間所進行的不義戰爭最嚴峻的控訴，也是災難深重的古代人民生活的真實記錄。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第三首寫官軍的殘害百姓。殿前兵馬，指皇帝的禁衛軍，有的注家說：「當時代宗任命宦官率禁衛軍平亂。」但羌渾並沒有進犯漢水流域，如系平亂，則應在長安附近或其北，而不應在其南方的漢水之上。但詩中既明言「殿前兵馬」，又明言「殺人漢水上」，可見確係禁衛軍駐屯漢上。史實不詳，關於其駐屯的原因，只有存疑。
第一句寫禁衛軍之威武雄壯，第二句突轉，寫其放縱暴虐，不異羌、渾。「驍雄」是讚詞，但加一「雖」字，再和下文「縱暴」一銜接，則一變而為貶詞了，所以這兩句是欲抑先揚，似揚實抑。第三句寫其殺戮人民，第四句寫其姦淫婦女。害怕羌、渾殺戮姦淫，正是老百姓向南逃避的原因，他們卻沒有料到，衛國的官軍和進犯的敵人，乃是一流貨色，才離虎口，又進狼窩，這個日子，可該怎麼過呢？
這三首詩，從題材上看，第一首寫地方軍閥的罪惡，第二首寫進犯敵人的罪惡，第三首寫禁衛官軍的罪惡；從手法上看，第一首著重正面的議論，第二首著重客觀的描寫，第三首著重辛辣的諷刺。合而觀之，當時廣大人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狀，都非常清楚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而唐帝國在安史亂後，分崩離析，動盪不安的整個局勢也自可想見。這一類的詩，在內容上有強烈的政治性，在藝術上有獨特的創造性，真是不愧「詩史」的稱號。元稹在《酬孝甫見贈》中讚嘆道：「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就是僅以一般人認為並非杜甫的特長的七言絕句而論，這一首讚歌，他也是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