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會概略 · 第四節　公廨本錢

南北朝時，北魏官無祿，自謀生活，據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四云： 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廉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府中惟鹽菜，常令諸子采樵自給是也。（《允傳》）否則必取給於富豪，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結，莫不感其義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給於人，寬以善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寬傳》） 所以歷隋以至唐，官吏亦多無一定俸祿，貞觀元年，公私之費，皆賴公廨田，後以用度不足，乃置公廨本錢，取息為月俸。《唐會要》卷九三《諸司諸色本錢上》云： 貞觀元年，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以供公私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師官有俸，已而諸司置公廨，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科。 至於中央官吏，各人應得借本若干，如前引《唐六典》卷六所云。《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亦云：「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馹。」又《唐會要》卷九三又云： 乾元（肅宗年號）元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雇。 長安、萬年二縣，在玄宗時，得一千貫為借本，肅宗時得一萬貫為借本。諒其他州縣，亦得相當借本，計月取利，以作公私之費。再據以上記載，州縣之公廨錢，所得利息，大約以供馹及和雇之用，而京師之公廨錢，所得利息，多作為膳費，《唐六典》所謂「別借食本」，即其一例。同時《唐會要》卷九三亦云： 貞元元年四月，禮部尚書李齊運奏：常司本錢至少，廚食闕絕，請准秘書省大理寺例，取戶部闕職官二千貫，充本收利，以助公廚所乏。 同書同卷又云： 四年六月上御紫宸殿，宰臣李珏奏堂廚食利錢一千五百貫，供宰相香油蠟燭。 然除膳費外，間亦有以修理公署，及添買什物雜用。同書同捲雲：「新收置公廨本錢，應緣添修廨宇什物，及令史府史等廚並用。」 總之，唐代百官之費，大多靠公廨錢利息，所以自太宗貞觀實行以後，各帝均視為財利淵藪，未之更改，且用官府勢力，強迫人民借貸。《新唐書》卷一三二《沈既濟傳》云：「以息准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戶二百。」所謂「配戶」，即強迫各戶，分攤借貸，不然則有借本而無借人，百官膳費以及一切政費，無所從出，其何能淑。故不得不出此強迫手段。至其利息，前面所述比私人借款為重。今據《唐會要》卷九三記載，殊不盡然。 諸司所徵到錢，自今以後，仍於五分之中，常抽一分，留添官本。 其年（會昌元年）六月河中，晉、絳、慈、隰等州觀察使孫簡奏，准赦書節文，量縣大小，各置本錢，逐月四分收利，供給不乘驛，前觀察使刺史，前任台省官。 今准長慶三年十二月九日敕。賜諸司食本錢，共八萬四千五百貫文，四分收利。 官員於人戶上征錢，皆被延引，雖有四分收利之名，而無三分得利之實。 可知公廨錢月利，雖規定為五分或四分，然實則收得三分，固比私債之月利四分為輕也。不過當時窮民，因公私債務，家室破盪者，已屬不少，故李商隱《義山雜纂》云： 欠債不償逢主 惶愧 出門逢債主 悶損人 有錢不還債 痴頑 不欠債負 必富 唐代之官民借貸事業，由以上觀之，可以得數個概念：第一，唐代因中外通商，商業發達，於是放債借貸，極為流行，以為緩急相濟之便利。第二，唐代因商業發達，及土地兼併之故，產生勢力雄厚之資產階級，有操縱放債借貸之大權。第三，當時凡欲借貸之人民，皆可以有價值之物件做抵押品，向資本階級借錢以濟急需。第四，唐代不獨普通資產階級，可以經營放債之事業，即政府官吏，亦經營之，借利息以維持生活。第五，唐代放債之利息，官營者較私營者為輕。唐代放債借事業，既如是盛行，則當時政府費用之短絀，人民經濟之拮据，與及資產階級不勞而獲，可以想見矣。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