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會概略 · 第三節 勞動階級
一 勞動階級環境之轉變
所謂勞動階級，乃指勞其體力以謀生活者。換言之，即農、工、奴隸及商人等。顧唐代商人，勢力最大。前引《新唐書》卷五四《食貨志》（四）云：
自京師禁飛錢……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
身雖勞動，勢力可反抗官憲。所以唐代勞動階級，舍商人不論，只有農、工、奴隸三者。奴隸已見於前，工人史料，極為缺乏，故本篇範圍，限於農民方面。農民分為自耕農與佃戶兩種，兩者之身份地位與經濟狀況，雖各不相同，然皆屬於勞動階級。
我國自古以來，皆以農立國。農民占國民絕對多數，財政之源，惟此是賴。因此所遭虐政，受苦特甚。唐代天寶以前，政治清明，國庫充裕，勞動階級尚不受若何痛苦。及天寶以後，官多法亂，勞動階級之痛苦，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云：
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併，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因「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於是苛政雜稅，無不從此而生，勞動 階級，而大受其害，唐亦以「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
二 豪強之兼併與貪官之榨取
唐初人口稀少，政治優良，行均田制，人人有田可耕，農民尚不至於饑荒，《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云：
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永業，其餘為口分……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
《通典·食貨門》亦云：
（開元二十五年令）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
授田數目，大致相同，授田之後，依例不得賣買，但遇特別情形可以通融，《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云：
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即永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並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
《通典·食貨門》亦云：「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據此則，「貧無以葬」「自狹鄉而徙寬鄉」，可以賣田，若從遠役在外任，可以貼。賃賣買手續，系雙方申牒有司報告。同書《食貨門》又云：
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
田地既可私相賣買，則豪富之兼併勢所難免，高宗時，曾下詔禁之。《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云：
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併，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然農民為貧困及賦稅所迫，又安能坐待飢困，故雖明知法犯令，亦非出賣田地不可。《冊府元龜》卷四九五「田制」條引「開元二十四年詔」云：
聞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兼併，莫懼章程。借荒者，皆有熟田，因之侵奪；置牧者，唯指山谷，不限多少。
可見當時田地買賣，極其盛行。豪富之家，不獨蔑視法章，收買貧民土地且恃勢橫行，公然霸占。此事始於太宗時，而盛於高宗。茲據《舊唐書》舉例如下：
召拜澤州刺史……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占境內膏腴之田數十頃，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卷五八《長孫順德傳》）
永徽五年，累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卷一八五《賈敦頤傳》）
（宇文融）密奏從願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卷一○○《盧從願傳》）
所占田地，幸賴賢明官吏依法奪回，分給貧戶，但為官者，安得人人如此，諒已被占而無從收回者，必不在少數。
自來縣令，循吏少而貪官多，唐朝地方官，除少數清廉外，類多貪污，榨取農民。《全唐文》卷六六七白居易《論王鍔欲除官事宜》云：
王鍔在鎮日，不恤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憀，五年誅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凡有耳者，無不知之。
污吏對於貧苦無救之農民，竟至「五年誅求，百計侵削」。待「錢物既足」，復升官晉爵「領入朝」。吾不知唐朝綱紀，猶有存者乎。
當時地方官吏之榨取，半為肥己，半為奉上，《舊唐書》卷八一《李敬玄傳》云：
（元素）有吏才，初為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唐代地方官，既蓄意剝削，同時朝廷以國庫空虛，亦心存聚斂，於是官無論大小、錢不問多寡，迎上意皆爭先進奉，以邀恩寵。然試問奉上之錢帛，何自而來？《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云：
帝（德宗）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有日進，江南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歙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偉、李錡，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
既「以常賦入貢」，何從得「羨餘」，除向農民榨取外，別無生財之道。至於吏胥催租，《白香山集·重賦》詩有明白之敘述。詩云：
……奈何歲月久，貪官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匹，繰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
尤有甚者，吏胥催租，不問有無，皆任意苛索，民偶不給，則圍其宅而強奪之。《通考·田賦考》卷三云：
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征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賦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
似此向百姓榨取，直與盜匪之劫掠無異，尚何官吏之足言。
三 勞動階級受課役漕運之苦
農民果有足額之田地，課以國稅，理固當然。無奈原有土地，多為豪富兼併，而仍納原額之稅，則富者免徵，貧者重納，此農民所以苦也。《毗陵集》卷一八載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云：
然來書所陳，富人出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竊詳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並浮寄戶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每歲三十一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戚。
如此巨額之王賦，悉責之於少數農民。多數富豪大地主，則「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豈得謂平。然窮苦百姓，亦莫之奈何，只有「典桑賣地納官租」（白居易《杜陵叟》），或「輸官不足歸賣屋」（元稹《田家詞》）而已。故《昌黎全集》卷三七《御史台上論天旱人飢狀》云：
至聞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折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征，臣愚以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再義倉之設，本為惠民。然自中宗以後，官多移用，並勒農民 出輸送腳錢，適以擾民。《舊唐書》卷四九《食貨志》（下）云：
自是（貞觀二年）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
同書同志引「開元四年五月廿一日詔」云：
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賑給，近年以來，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糙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腳錢。
至大曆年間，又稅青苗錢，此種稅法，更較收穫後所征之正稅為苛。《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云：
（大曆）二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
唐代農民，既多貧困，且繳各種苛稅，其不爰徙其居，或鋌而走險者，寡矣。
唐初行府兵制，人民服役日數，本有一定。《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云：
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
唐代兵役，日數雖有一定，惟每逢徵調，急於星火，初婚之人，一經點到，亦須出發，吾人試讀杜甫《新婚別》，殊覺情形之悽慘。詩云：
菟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
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
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顧此乃係王事行役，亦非夫婿心中所願，故只自嘆命苦，「沉痛迫中腸」，空幃獨守，洗卻紅妝，「與君永相望」而已。
征途危險，生死莫測，人民視為畏途，不惜自殘軀體，以期倖免，白居易《長慶集》卷三《新豐折臂翁》詩云：
……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雲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
按天寶十年，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征討雲南蠻敗績，死亡六萬人，有詔募兩京及河南河北兵馳救，人民不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押送軍前老翁折臂，雖「痛不眠，終不悔」，蓋喜老身今獨在，不作雲南望鄉鬼也。
然有時雖自殘形體，不獨不免役，而且獲罪。《資治通鑑》卷一九六「貞觀十六年詔」云：自今有自傷殘廢者，據法 加罪，仍服賦役。人民不肯服兵役之原因，除征途危險外，且苦於行軍費用，自行籌備。《舊唐書》卷八○《褚遂良傳》云：
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
人民 欲謀避免當兵之苦，只有分居，使人口減少，不及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之數。《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云：
明年（玄宗二十六年）又詔民三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二十以下為中，又以民間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
至於家財富裕者，避免兵役之法，則以金錢賄賂。《全唐文》卷一五八劉仁軌《陳破百濟軍事表》云：
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紀錄，州縣發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壯，家有錢財，賂與官府，任自東西藏避，即並得脫，無錢用者，雖是老弱，催皆令來。
唐初於東北西北，連年用兵，天寶以後，內部又屢起藩鎮之亂，人民苦於徭役，不堪言狀。後並耕牛，亦為兵士所奪，民生益困。《全唐文》卷六五一云：
況河南府耕牛素少，昨因軍過宰殺，及充遞車，已無大半。今若更發四千餘車，約計用牛一萬二千餘頭，假令估價，並得實錢，百姓悉皆願去，亦須草木盡化為牛，然後可充給頭數。今假令府司排遣，十分發得一二，即來歲春農，必當盡廢，百姓坐見流亡……恐饑荒薦至。
「亦須草木盡化為牛，然後可充給頭數」，可見當時需索之多，農民耕牛，早已被奪，試問何以為生，恐不僅「流亡」而已也。且當時之兵，節制不嚴，旌旗所過，劫掠時生。《韓昌黎集》卷一九《與鄂州柳中丞書》云：
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焚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穎、淮、江，為之騷然。
似此狀況，繼續演變，又恐不獨「騷然」而已也。唐代建都於長安，用兵西北時，所用軍餉，皆由東南運去。自運河而黃河，舟楫之勞，多役民為之。《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云：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 於胸，而繩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
挽夫遭難，反「以逃亡報」，且復「系其父母妻子」，以治之罪。人民何辜，遭此荼苦！人民挽舟，本忍痛為之，然有司反別開花樣，以取樂焉，同書同捲雲：
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屩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闋，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眾艘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
此種勞民荒淫，與隋煬帝南幸在運河途次行樂，無以異也。漕運以水途遼遠，須時又久，到達之日，及所運之糧米當然有所損耗，然官吏不察，每治挽夫罪。同書同捲雲：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
王建《王司馬集·水運行》亦云：
西江運船之紅幟，萬棹千帆繞江水。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飢死。縣官部船日算程，暴風惡雨亦不停。在生有樂當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壞舟畏鼠復畏漏，恐向太倉折升斗。辛勤耕種非毒藥，看著不入農夫口。用盡百金不為費，但得一金即為利。遠征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
原來漕米到達時，所以不足原額者，多因「覆舟敗挽」之故，「部吏舟人（想繫船主），相挾為奸」，遂至挽者，無辜受累，致「死者不可勝數」，亦云慘矣。
四 勞動階級之逃亡
勞動階級之逃亡，因（一）課役之繁苛，（二）天災兵禍之頻仍，（三）貴族富人之兼併土地，生活壓迫。在此逃亡中，自耕農，多降為佃戶。蓋當時貴族階級，占有百頃或數千頃之莊園，自家奴隸不夠耕種，深感勞動力之缺乏，皆願逃亡之農民居其莊園，為彼工作，稱之為客戶、佃戶，或莊客、寄莊戶。《冊府元龜》卷四九五引「天寶十一年詔」云：
乃別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並潛停客戶，有官者私營農，如輒有違犯，無官者決杖四十，有官者錄奏取處分。
足證莊園主人，歡迎客戶（即座客），使其租耕田地。客戶對於莊主，所納租稅，皆系穀類，或其他農作物，稅額極重。每畝歲稅至一石或五斗，比諸官稅，多至十倍。《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引陸宣公之言曰：
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勤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
莊客收穫之大半，已納於莊主，數口之家，焉能足食，且除私稅外，中唐以後，並納官稅。《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云：
代宗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自加一等稅。其諸浮色客及權時寄住戶等，無問有官無官，亦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准八等戶，余准九等戶。
唐初租庸調之制，客戶、寄莊戶皆不納稅，惟自租庸調之法壞，戶稅法興，始納八等戶稅或九等戶稅。
唐初客戶，因免課役，所以苦於誅求之自耕農，逃入貴族階級莊園，為其寄莊戶者，為數極多。代宗課以戶稅，蓋為制止逃亡之風也。
玄宗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檢察天下戶口，得客戶八十萬，時全國戶口計七百餘萬，約占十分之一，則代宗時代，鄉居土著十不存半，客戶尤多。《唐會要》卷八五「寶應元年四月詔」云：「近日以來，百姓逃散，至於戶口，十不存半。」足知安史亂後，人民逃亡為客戶者數量之增加。德宗建中初，《通典》卷七謂「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然據《通考》卷三記載，實不止此。
兵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土著，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
再據《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鄉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則德宗時代，客戶實占天下戶口之半，為二分之一，比玄宗時代十分之一，相差過巨。社會轉變，戶籍浮動，於此益信。
勞動階級，逃亡數量之激增，影響所及，誠重且大，第一國家財政，收入之減少；第二，貴族階級之大地主，勢力之增大，結果必致國家貧弱，發生變亂。《唐會要》卷八五引「李嶠上表」云：
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掛，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闕於恆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為禍患，不可不深慮也。
因此法律上，對於逃亡，嚴行禁止，違者課罪。《唐律疏議》卷二八《捕亡》律文云：
即人有課役，全戶亡者，亦如之（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有軍名而亡者，加一等；其人無課役，及非全戶亡者，減二等；即女戶亡者，又減三等；其里正及監臨主司，故縱戶口亡者，各與同罪，不知情者不坐。
然人民以環境壓迫，逃亡之風依然未減。所以統治者對於逃亡善後辦法，另謀良圖。第一保護逃亡戶之田宅；第二逃戶復歸，免除租稅；第三編附流民於寄住地戶籍。茲分述之如下：
（一）保護逃亡之田宅 唐初人民逃亡，地方官皆變賣其田宅，致其歸鄉，無家可居、無地可耕，殊非撫輯善策。玄宗天寶十四年，特令官吏保其田宅。《唐會要》卷八五「逃戶」條云：
十四載八月制，天下諸郡逃戶有田宅產業，妄被人破除，並緣欠負租庸，先已親鄰買賣，及其歸復，無所依投，永言此流，須加安輯，應有復業者，宜並卻還，縱已代出租稅，亦不在征賠之限。
然保管田宅，究非善策，肅宗乾元三年，乃改為賃租，以充課稅，待逃戶還時歸之。同書同卷同條云：
自今已後，應有逃戶田宅，並須官為租賃，取其價值，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並卻還，所由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別有徵索。
倘逃戶歸還無期，出租辦法，亦未盡妥，故至代宗廣德二年，又改授浮客耕種，二年以後，逃戶未歸，即為其所有。同書同卷同條云：
廣德二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準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任別給授。
宣宗、懿宗時，又延長至五年，換言之，即浮客耕種逃戶之田地，逃戶五年未歸，始歸其所有。
（二）免除租稅 人民逃亡後，官吏例責其近親或鄰人，代輸賦稅，待其歸時償還，然及逃戶還家，償還無力又復逃亡者，比比皆是。所以玄、肅、代諸宗，皆先後下詔，免除逃戶租稅，同書同卷「天寶八年正月敕」云：「其有逃還復業者，務令優恤，使得安存，縱先為代輸租庸，不在酬還之限。」同書同卷「至德二載二月敕」云：「自今已後，所有科役，須使均平。本戶逃亡，不得輒征近親，其鄰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同書同卷「寶應元年五月十九日敕」又云：「逃戶不歸者，當戶租賦停徵，不得率攤鄰親高戶。」蓋所以安撫流亡，使其重歸故鄉也。
（三）編附流民於寄住地戶籍 中唐以後，租庸調之制廢弛，賦稅制度，缺乏統一，各地納稅，多寡不同，因此稅多。地方之人民，多逃入稅少之地方，於其中建築房屋，購置田地，作為終老是鄉之基礎。故武后時，李嶠上表即請用權衡之法，編附逃戶於寄住地戶籍，與普通百姓相同。《唐會要》卷八五「逃亡」條云：
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離失本業，心樂所在，情不願還，聽於所在隸名，即編為戶。
自後玄宗，對於編附寄住地戶籍之客戶，予以減租賜田之優待，《冊府元龜》卷四八六引「開元十六年十月詔」云：願編附邊州客戶給良田永除租課。《唐會要》卷八五「開元十八年裴耀卿上疏」，述之尤詳：
竊見天下所檢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已外，便令所在編附。年限向滿，須准居人。更有優矜，即此輩僥倖。若全征課稅，目擊未堪，竊料大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望從寬鄉有剩田州作法。竊計有剩田者，減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通融支給。其剩地者三分請取一分已下，其浮戶請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已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並為造一兩口屋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鄰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已上為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其戶於近坊，更供給一頃，以為公田，其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計，早收一年，不減一百石，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百六十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日免徵徭，安樂有餘，必不流散。
唐代對於勞動階級逃亡之善後三種辦法中，唯有最後一種，將就事實，頗為適用，其他兩種，無濟於事，而欲以國家法律，制止逃亡，更為不識時務之舉。
五 勞動階級之變亂
勞動階級，一苦於賦稅之暴斂，二困於徭役之繁多，三受貪官污吏之壓迫榨取，結局惟有逃亡或叛亂而已，叛亂原非人民本意，顧以環境壓迫，實逼至此。《唐語林》卷三云：
高宗時群蠻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府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裡，無去為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
徐敬業隻身見賊，賊不加害，且感其赦罪，悉歸田裡，則彼之為盜，非真盜也。《全唐文》卷一六九狄仁傑《請曲赦河北諸州疏》云：
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空然，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
人而至「拆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空然」，其不為匪為盜者幾稀矣。故同書卷二三五席豫之《唐故朝請大夫吏部郎中上柱國高都公楊對君碑銘》云：
出為汾州孝義縣令，前宰無良，下氓失業，稼穡之地，半為荒疇，桑榆之人，多任逋藪。
同書卷二一一陳子昂《上蜀川安危事（三條）》又云：
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其中游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
劫殺公行，雖系盜賊行為，然亦環境使然，固非彼輩殺戮成性也。同書卷二七三崔沔《請勿廢仙州議》云：
仙州四面，去余州界雖近，若據州而言則元遠。土地饒沃，戶口稀疏，逃亡所歸，頗成淵藪，舊多劫盜，兼有宿寇。
如此情形，豈能長久維持？若加以天災，便一潰不可收拾。僖宗時，黃巢之亂，莫不由此而起，《舊唐書》卷二○○下《黃巢傳》云：乾符（僖宗年號）中，仍歲荒，人餓為盜，河南尤甚。《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亦云：
懿宗時……徒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面，槐葉為虀。乾符初，大水，山東飢，中官田令孜為神策中尉，怙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
凡大亂之作，皆由於天災迭作，民不聊生，若貪官酷吏，加以「怙權用事，督賦益急」，不啻火上加油。瀕死之民，忍無可忍，唯有力圖生存，崛起叛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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