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兩關雜考

——瓜沙談往之二 一 敘言 漢武帝通西域，於是列四郡據兩關。兩關者《漢書·西域傳》所謂「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是也。據《漢書·地理志》，敦煌龍勒縣有玉門、陽關，皆治以都尉，其地俱在今甘肅敦煌縣境內。漢以來中國與西域之交通無不取道於此。唐人於役西陲者，尤喜以之入於吟詠。是故兩關不僅在中外交通歷史上有其地位，即在文學上亦彌足以增人傷離惜別之情。晉魏以後漸就湮廢，遺址所在，久無定說。清光緒季葉，英國人斯坦因（Sir M.A.Stein）考古於我西陲，在敦煌北古長城廢塞發見漢代簡牘千餘枚，經法國沙畹（E.Chavannes）及我國羅叔言與王靜安先生先後為之刊布遺文，予以考釋。 [1] 不僅漢代西陲史事因而重光，即漢玉門關故址亦復顯於世，誠近代中國史學及考古學上一盛事也。余幸得讀諸老先書，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夏又獲旅居斯土。其間曾再游兩關，馳驅於大漠之間，游心於千載以上，摩挲殘壘，我思古人。歸來以後，以見聞所及，與友朋討論，證之前人所說，亦有未能盡合者。因以暇日略陳疑惑，以相商榷，朋輩討論之辭附著於後。博雅君子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1] 斯坦因所著有 Serindia 及 Innermost Asia 諸書。關於斯氏所獲漢晉簡牘之考釋，法國沙畹著有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一書，我國羅叔言及王靜安先生據以作《流沙墜簡考釋》，俱可參看。 二 兩關遺址 《漢書·地理志》謂玉門、陽關俱在敦煌郡龍勒縣境內，龍勒至唐為壽昌縣，隸沙州。據《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沙州條，壽昌在州西南一百五十里，伯希和、羽田亨合編《敦煌遺書》收巴黎藏石室本 P .2691號殘《沙州地誌》及敦煌某氏藏晉天福十年州學翟博士寫本《壽昌縣地境》， 俱作去州東北一百二十里， 友人夏君作銘謂《元和郡縣誌》壽昌縣東至州一百五里，其里數又不同，案壽昌距沙州里數諸書無作一百五里者，《元和志》五字下必脫一十字，《寰宇記》多據《元和志》作一百五十里，不作一百五里，可證也。 今敦煌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小腴壤曰南湖，居民百餘戶，居地東北約三里有古城，東、西、北三面周垣猶存，相傳即唐壽昌故城。羅叔言刊《鳴沙石室佚書》收巴黎藏石室本殘《沙州都督府圖經》及前舉《壽昌縣地境》，俱謂壽昌因縣南十里壽昌海得名。今古城南約十里為大澤，南湖水源出於是，所謂壽昌海舍斯莫屬，則澤北古城，即唐壽昌城故址，蓋無可疑矣。《壽昌縣地境》又謂有西壽昌城，在壽昌城西五里。案今南湖西北隅有地名古董灘，流沙壅塞，而版築遺蹟以及陶片遍地皆是，且時得古器物如玉器陶片古錢之屬，其時代自漢以迄唐宋皆具。古董灘遺蹟，迤邐而北以迄於南湖北面龍首山俗名紅山口下，南北可三四里，東西流沙堙沒，廣闊不甚可考。自此而西或西北更無其他古城遺址，頗疑唐人書中之西壽昌城即在今古董灘一帶也。殘《沙州地誌》亦著錄西壽昌城，惟謂在縣西二十五里，今古董灘西或西北既無古城遺址，則縣西二十五里者或系縣西北五里之訛誤耳。 至於陽關故址，據《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誌》，謂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元和志》卷四十、《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及《輿地廣記》卷十七俱同。《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記邊州入四夷道第五安西入西域道云： 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 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殘《沙州圖經》亦紀及陽關，其文云： 右在縣西十里，今見毀壞，基跡見存。西通石門澗□□□□，在玉門關南，因號陽關。 是唐人記陽關故址距壽昌城道里有六里與十里二說。顧壽昌城西除今名古董灘之西壽昌城外，更無其他遺址，則所謂陽關故城，當即是西壽昌城。作書者或稱之為陽關故城，或稱之為西壽昌城，其實一也。 夏君作銘日，《畿輔叢書》本《元和志》雲，魏嘗於此置陽關縣，因廢疑稱為陽關故城者謂陽關縣之故城也，而縣廢已久，名稱罕聞，故後人或就當地仍存在之壽昌城而稱之為西壽昌城。又按《晉書·地理志》，敦煌郡下龍勒與陽關並存，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遂以為立於曹魏，而不始於元魏，未知孰是。達按陽關縣之置當即由於陽關，而縣治或即在陽關故址，殘《沙州圖經》文可為證明也。 里程所紀參差，則或由計算起點微異，因有出入耳。今自此出紅山口，西北行過水尾入磧，一百四十里至小方盤，是為漢玉門關故址；西行經安南壩諸地以至於婼羌，則漢唐以來之南道也。紅山口兩山中合，一水北流，往來於兩關者，在所必經，陽關適在口內，可以控制西北兩路。口西山峰上一漢墩翼然高聳，自敦煌赴南湖未至四十里，即見此墩。陽關設於口內，而以此墩為其眼目，蓋可想而知也。 玉門關亦在龍勒縣界。沙畹及王靜安先生據斯坦因所得簡牘，謂斯氏地圖上東經九十四度稍西、北緯四十度三十分稍南之古城地圖上記號作TXIV（《流沙墜簡》作敦十四）者，即漢玉門關故址。此東經九十四度稍西、北緯四十度三十分稍南之古城，今名小方盤。斯氏所得漢代玉門都尉諸版籍皆出於此。漢玉門、陽關治以都尉，則小方盤之即漢代玉門關故址，可以無疑。《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誌》謂玉門關在漢龍勒縣西北一百一十八里，《元和志》《寰宇記》《輿地廣記》俱承其說。巴黎藏石室本殘《沙州都督府圖經》及《壽昌縣地境》謂在壽昌北一百六十里，所記各異。今自南湖出紅山口，西北行過水尾入磧，經卷槽、蘆草井子以至小方盤，為程約百四十里，與唐代之一百六十里不甚相遠，方位亦近。疑《括地誌》所紀為別道也。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殘《沙州圖經》亦紀及玉門關，其下文字全泐，唯存「周回一百廿步，高三丈」諸語，所紀為玉門關城垣之周回及高度。今小方盤城垣尚完整，俱屬版築，北西二面有門。城為正方形，每面約長三十公尺，高約十公尺。疑殘《沙州圖經》所云之步，乃步測之步，非計里開方之步也。今一步約合一公尺，一百二十公尺與一百二十步，大致相合。是亦可為小方盤即古玉門關故城之一證也。 自陽關至玉門關，兩關之間無長城遺址，唯每隔十里即有一墩，自水尾北迤邐不絕以至於小方盤南。墩作六棱形，構以土墼，每三層間以蘆葦一層，與小方盤附近所見諸漢墩同。以西皆是長磧，敵騎入侵，殊為不易。漢代之所以於此僅置烽燧以為戍邏者，其故或在斯歟？斯坦因考古敦煌，自紅山口西北行過水尾至卷槽，即取西北向至俗稱為南大湖、西湖一帶，未自卷槽直趨小方盤。故其地圖只記小方盤南及紅山口西北數墩，自小方盤南至卷槽，為程約八十里，闕略尚多也。 [1] 又案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五漢玉門、陽關路所記北道云： 北道出敦煌西門，渡黨河，西北行戈壁，七十里鹼泉，五十里大泉。四十里大方盤城， 廢垣無人，漢玉門關故地也。四十 里小方盤城。廢垣高丈余，長四五十丈，無居民。 陶氏以大方盤城為即漢玉門關故地。當時漢簡尚未復顯，陶氏失考，未可深責。靜安先生《流沙墜簡·序》以東經九十四度稍西之古城為即陶氏之大方盤城。蓋涉陶氏之說而誤。不知斯氏地圖上TXIV所謂漢玉門故關者，乃陶氏之小方盤城，大方盤城尚在其東四十里也。靜安先生所以致誤之故，夏君作銘謂由於先生著書時，未及見斯坦因之 Serindia 及 Innermost Asia 二書所附地圖，僅據斯氏著行紀（ Ruins of Desert Cathay ）後附略圖摹繪，漏略甚多，致有此失。夏君之言是也。斯氏詳圖東經九十三度五十四分左右、北緯四十度二十二分一古城遺址圖上註明為古玉門關者是為小方盤城，大方盤城尚在其東，正當東經九十四度、北緯四十度二十五分處，斯氏詳圖注曰古代倉庫。至於東經九十三度三十分處，斯氏並未發見古城，亦未見錄於地圖。靜安先生所云出於誤會，可以不論。 [1] 參看M.A.Stein， Innermost Asia ， vol .Ⅲ後附地圖，及同書附地圖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諸幅。 三 太初二年以前玉門關在敦煌以東說質疑 漢武帝使張騫鑿空通西域以後，遂開河西四郡。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復命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大宛，《史記·大宛列傳》紀此云： 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是歲太初元年也。……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 《漢書》卷六十一《李廣利傳》文與《史記》同，唯「而使使遮玉門曰」作「而使使遮玉門關曰」，增一關字。沙畹據《史記·大宛列傳》文，因在其所著《斯坦因在東土耳其斯坦沙漠所獲中國文書考釋》（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一書《序論》第六至第七頁主張漢武帝太初以前之玉門關應在敦煌之東，是以武帝使使遮玉門，貳師將軍乃留敦煌，不敢東向以入關也。敦煌西北之玉門關，則是太初以後所改置者。王靜安先生《流沙墜簡·序》亦贊成沙畹之說。三十年來言玉門關者，大都奉二先生之論無異辭。夏君作銘獨送疑難，以為漢代玉門一關並無改置之事。細案《史》《漢》文字，驗之新近發見之漢簡，夏君致疑不為無見，因考故書，申成其說如次。 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匈奴渾邪休屠王降漢以後，漢始夷河西為郡縣，建置河西四郡。據《漢書》卷六《武帝紀》，武威、酒泉二郡之置即在元狩二年，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則謂張掖、酒泉二郡之置俱在太初元年，武威在太初四年，敦煌在後元元年（公元前八八年），與《本紀》異。依《地理志》，四郡之開，與貳師西征蓋相先後。然《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云： 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公元前一〇五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又《漢書》卷六十六《劉屈氂傳》記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巫蠱事，有云： 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 《史》《漢》所紀，皆在後元元年前若干年，其時敦煌已稱郡矣。故河西四郡建置年歲，《本紀》所志疑得其實，不必待至貳師伐大宛始開邊設郡也。清儒以及近代學人討論四郡建置之文甚多，大多未從《本紀》，讀者可以一一覆按，茲不贅。 《史記·大宛列傳》又紀趙破奴、王恢擊破樓蘭事，文云： 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 《漢書·樓蘭傳》作「於是漢列亭鄣至玉 門矣」。 據《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趙破奴之封浞野侯在元封三年，王恢封浩侯在元封四年正月甲申，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侯。自是自酒泉至玉門始列亭鄣。此皆在太初二年以前。河西郡縣之建置完成於元鼎六年，而酒泉至玉門列亭鄣即在元封三、四年之間，政治軍事蓋幾於同時並進矣。如依沙畹、王靜安二先生說，此處所云之玉門亦當在敦煌以東，今玉門縣附近。然《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效榖縣下班氏本注云： 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轂，因立為縣名。 魚澤尉，石室本殘《沙州都督府圖經》作魚澤都尉。依桑欽說，魚澤障之立，最遲亦當在元封六年，與《史記·大宛列傳》所紀合。如太初二年以前之玉門關在敦煌以東今玉門縣附近，而《史記·大宛列傳》所云自酒泉列亭鄣至玉門一語，為指敦煌以東之玉門關而言，則班氏本注引桑欽說元封六年崔不意為魚澤障都尉之辭，將無從索解矣。 又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二次伐大宛，四年斬其王而還。貳師之行也。漢以李陵將五校尉隨後行，軍正任文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將軍後距。李陵事見《漢書》卷五十四《李陵傳》，任文事見《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樓蘭傳》。《樓蘭傳》云： 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間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師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 如任文所屯之玉門關在敦煌以東今玉門縣附近，則自此至樓蘭為程二千餘里，豈得雲便道？又自敦煌以東並屬漢地，匈奴生口豈能自投敵境，束手受縛，以泄其欲遮擊漢使之狀？唯以任文所屯之玉門關在今敦煌西北小方盤地，邏騎入磧游弋，是以截斷匈奴與樓蘭之往來，故能捕得往還於匈奴、樓蘭之生口也。 說者又曰：「即令任文所屯之玉門關為在今敦煌西北，亦無害於太初二年以前玉門關在敦煌以東之說也。玉門關之西遷，或者即在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二次伐大宛之時，故任文得而屯之耳。」案之史文，亦有不然。《漢書·武帝紀》太初三年下云： 夏四月遣光祿勛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史記·匈奴傳》紀此云：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史記·大宛列傳》述居延、休屠諸塞之築云：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通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 蓋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二次伐大宛，漢因築五原塞外列城至盧朐，並築居延、休屠諸塞，以固張掖、酒泉北邊，保持通西域門戶。匈奴之於是年秋大入定襄、雲中，張掖、酒泉，壞光祿諸亭鄣，正為破壞漢武帝防邊之策。不謂挫敗於任文之擊救。以在張掖、酒泉之攻略未成，匈奴乃轉而謀因樓蘭以絕漢師後過者，又以任文之進屯玉門關，引兵捕樓蘭王，而完全失敗。此為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二次伐大宛，漢與匈奴在河西諸郡攻守之形勢，據《史》《漢》之文可以推知者也。（《通鑑》卷二十一孝武紀敘任文擊救張掖、酒泉在太初三年，進屯玉門關在太初四年，與原所說合）若雲玉門關之西遷即在是時，則光祿諸亭障以及居延、休屠諸塞之築，班氏以及史公尚為之大書特書，而謂於玉門關之遷徙，其重要倍蓰於張掖、酒泉北諸鄣塞者，反不著一字，馬、班雖疏，恐亦不至如是之甚也！ 河西列四郡，為時俱在太初以前。《史記·大宛列傳》使使遮玉門一語，其玉門當即指玉門縣而言。太初二年貳師將軍自大宛敗歸，已入玉門關抵敦煌，將自此東歸酒泉。漢玉門縣在今玉門縣屬赤金附近，適扼入酒泉之要道，故武帝使使遮之，使不得入酒泉耳。《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紀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乞歸，有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此二語正可作《史記·大宛列傳》註腳。《漢書》於玉門下增一關字，恐有未諦。 敦煌為通西域門戶，漢有事於西域，皆於敦煌集結士卒，屯積糧糒，然後出發。貳師將軍兩次伐大宛，即可為此說證明。匈奴欲絕漢通西域之道，必西擊鄯善，東攻敦煌。漢欲救西域屯戍，亦以發敦煌兵為最近且便。敦煌之形勢如斯，故漢於元鼎六年析酒泉另置敦煌郡也。石室本《壽昌縣地境》玉門關下注云： 漢武帝元鼎九年置，並有都尉。 《地境》以玉門關之置在元鼎九年。然元鼎無九年，《地境》傳寫，或有訛誤。三十二年十一月，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夏作銘、閻文儒二君在敦煌西北斯坦因地圖上TX Ⅶ處，發見漢簡數十枚，其中一枚，存字兩行，首作酒泉玉門都尉云云。玉門都尉隸於酒泉，是玉門關之建置，尚在敦煌未自酒泉析出開郡以前。敦煌未開郡時之玉門都尉版籍既發見於敦煌西北玉門關故址附近，則太初以前玉門關並未在敦煌以東，因有此新發見而更無可疑矣。元鼎六年河西四郡先後建置蕆事：元封時自酒泉至玉門列亭鄣：太初三年復增築張掖、酒泉以北諸鄣塞。政治上軍事上之建置既次第告竣，而後貳師將軍二次伐大宛遂無後顧之憂。太初四年貳師凱旋歸來，西域城郭諸國相率懾服，故漢乃進一步經營西域。《漢書·西域傳》所云：「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之語，蓋謂自是以後，自敦煌西至鹽澤亦列亭鄣，如元封時酒泉至玉門之所為耳。靜安先生乃據此以為敦煌西北之玉門關置於太初四年貳師將軍二次伐大宛歸來以後之證，蓋未深考也。 四 六朝以迄隋唐之玉門關 漢代玉門關，自始置以至終漢之世俱在敦煌。唯至隋唐，則玉門關已徙至敦煌以東瓜州之晉昌縣境。隋煬帝大業七年西突厥處羅可汗為射匱所敗，走高昌，煬帝因遣裴矩將處羅可汗母向氏往諭之。《隋書》卷八十四《西突厥傳》云： 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甯曉諭之，遂入朝。 《元和志》卷四十瓜州晉昌縣云： 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 《隋書》亦云玉門關晉昌城，是自長安西去，必先至玉門關而後抵晉昌，與《元和志》所記合。《元和志》縣東二十步一語，清王琦注《李太白集·胡無人》詩引《志》作二十里，疑通行本《元和志》或有訛誤也。隋於玉門關並置有關官。《隋書》卷二十九《地理志》敦煌郡常樂縣下注云： 後魏置常樂郡。後周並涼興、大至、冥安、閏泉合為涼興縣。開皇初郡廢，縣改為常樂。有關官。 據《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關置令丞，上關令、中關令為從八品，下關令、上關丞、中關丞為從九品。唐制略同。隋常樂縣屬瓜州，唐於敦煌置沙州，別於晉昌郡置瓜州，治晉昌，即在隋常樂縣，而於舊廣至則立常樂縣。隋常樂有關官，其治所為玉門關無疑也。 唐貞觀初玄奘法師西行，亦取道瓜州之玉門關出伊吾以至西域。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紀法師過涼州至瓜州出玉門關云： 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法師至甚歡喜，供事殷厚。法師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 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 《傳》雲玉門關在瓜州北，出關西北行過五烽凡五百里，即入莫賀延磧伊吾國境。唐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則謂五烽在玉門關西。 唐瓜州治晉昌縣，今人考證謂約在今安西縣雙塔堡附近。瓠 河，冥詳《行狀》作胡盧河，即今窟窿河，經亂山子以入疏勒河。 私意以為唐瓜州治晉昌縣當即俗稱為鎖陽城之苦峪城， [1] 玉門關則在其北。據岑嘉州《玉門關蓋將軍歌》，唐時守關戍卒數達五千，規模之大可想而知。 唯今雙塔堡、亂山子一帶僅餘古烽墩二，其他遺蹟悉化雲煙，關址所在，疑莫能決也！ 隋唐時代之玉門關關址應無所更動。惟《元和志》謂關在州東，《慈恩傳》謂在州北；奘師自瓜州抵玉門關後，經五烽涉大磧以達伊吾。五烽，《傳》謂在關西北；《狀》則謂在關西，《傳》《狀》互異，未知孰是。斯坦因據《慈恩傳》，因謂奘師至伊吾，所取者即沿今安西經星星峽以至哈密之大道，其言甚辨。 唯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晉昌縣在今安西縣東，必以今安西西南七十里之瓜州故城為即唐代瓜州治所，則不無千慮之失耳。 至於漢以來原在敦煌西北之玉門關，何時始遷至敦煌以東瓜州境內，史無明文，不甚可考。惟按《三國志·魏志》十六《倉慈傳》云： 倉慈……太和中3遷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 自太和中上推二十年，當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十六年之際，其時馬超敗走涼州，隴右氐、羌繼叛。延康元年（公元二二〇年）酒泉、張掖復大亂。敦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郡人遂推功曹張恭推行長史事。中樞失政，邊陲雲擾，西域因而阻隔。黃初三年（公元二二二年）鄯善、龜茲、於闃王來獻，西域復通，因置戊己校尉，即拜行敦煌長史張恭為西域戊己校尉。 典午繼起，敦煌以僻在邊裔，仍多篡亂。《晉書》卷三《武帝紀》咸寧二年二月甲午下云： 初敦煌太守尹璩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領太守事。議郎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 唯其時地方雖多變亂，邊防似未盡廢弛。倫敦藏石室本 S .5448《敦煌錄》有云： 河倉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時軍儲在彼。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沙州四至八到云： 西北至河倉烽二百四十二里，與廢壽昌縣分界。 此所謂河倉烽即《敦煌錄》之河倉城，以今地考之，即在古玉門關故址之小方盤城東四十里，俗名為大方盤城者是也。三十二年十一月夏作銘、閻文儒二君於大方盤城東面土台內掘得晉泰始十一年石碣一，石刻文曰： 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 樂生 晉武帝泰始只十年，十一年乃咸寧元年（公元二七五年）。其時敦煌正令狐氏竊據一隅，又以與中樞迥隔，是以改元逾歲，而石刻猶作泰始也。「泰始十一年二月廿七日甲辰造」，當是指河倉城之建置而言。泰始十一年築河倉城既蕆事，因立石以紀之耳。樂生為何人，無可考。 泰始十一年上距黃初三年凡五十三載，猶從事於築河倉城以為屯積軍儲之需，則玉門關之尚未廢棄，經營西域仍自未懈，可以推知也。其後五涼鼎沸，四郡魚爛，割據獨立，有如弈棋。然自前涼以至後涼，時有西征之舉。前涼張駿曾以兵力懾服西域，以敦煌、晉昌、高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 晉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三八二年）苻堅遣呂光伐龜茲，龜茲即平，堅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太元十年（公元三八五年）光據姑臧，又以其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 西域校尉，當即指戊己校尉而言。而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護軍三營，疑俱承魏晉之舊而加以恢弘擴大耳。 玉門關之東徙與伊吾路之開通當有關係。《周書》卷五十四《高昌傳》末云： 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驗。又有魍魎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雲。 又《北史》卷九十七《高昌傳》云： 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 據此是伊吾路之開通蓋始於六朝也。《晉書》卷一百二十二《呂光載記》紀太元十年光自龜茲東歸： 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眾五萬距光於酒泉。 楊翰勸梁熙守高桐、伊吾二關，二關今地無可考。然既以伊吾名關，必在伊吾，則呂光東歸或已取伊吾路矣。又《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李暠傳》紀暠於庚子元年（晉安帝隆安四年，公元四〇〇年）。 又遣宋繇東伐涼興，並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此處之玉門已西以及屯玉門、陽關諸語中之玉門，皆當指玉門關而言，且疑已在敦煌以東。而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以及玉門大護軍營屯戍之所，亦當求之於唐代瓜州境內，而不盡如靜安先生所云在敦煌西北之玉門關。玉門關之東徙，或者即在典午末葉，五涼鼎盛，伊吾路開通之際，亦未可知也。 [2] [1] 《乾隆重修肅州新志·柳溝全冊》中《古蹟》記苦峪城東半里有故剎遺址，斷碑沒草萊中，《志》唐朝斷碑條云：「在寺基內。字畫不甚剝落，一面逼真唐體，雖未為唐人之極佳者，而斷非唐後之書。因首尾殘缺，僅存中段，文義不能聯貫。而總系大中時復河湟，張義潮歸唐授爵，大興屯墾，水利疏通，荷鍤如雲，百億京坻稱功頌德等語。其一面字體流入五代宋初，文意與前大略相仿，似頌曹義金之語。夫張、曹二公本治沙州，而瓜州亦其兼統。此處總系瓜州地方，但當日此處地名，碑文缺落無考。」乾隆初常鈞著《敦煌雜抄》卷下苦峪城條亦著錄苦峪城斷碑，文字與《肅州新志》同，當同出於採訪冊。《西域水道記》卷三及此，則又承《肅州新志》之舊。唯張義潮於大中初收復瓜沙以及伊州，咸通二年收復涼州，咸通八年即歸覲長安。十餘年間戎馬馳驅，曾未少息，諸書亦未有言義潮在瓜州境內興復水利大事屯墾者。則苦峪城斷碑不一定為頌揚義潮功德之作也。案《舊唐書》卷一百三《張守矽傳》（《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三《張守珪傳》文略同）云：「（開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 死，河西恟懼。以守矽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眾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御之意。守珪曰：彼眾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守珪為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林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張守珪在瓜州興復水利重整屯墾之舉，與苦峪城斷碑所紀頗相仿佛，則此殘碑者或即史書所紀之州人紀事之刻石耳。故疑世稱為鎖陽城之苦峪城即唐代之瓜州故址也。 [2] 王靜安先生《流沙墜簡·序》云：「至前涼時西域長史之官始見於史。而《魏書·張駿傳》則又稱為西域都護。《傳》言駿分敦煌、晉昌、高昌三郡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玉門大護軍三營為沙州，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案張駿時西域有長史無都護，都護二字必長史之誤，或以其職掌相同而互稱之。斯氏於此地所得一簡云：今遣大侯究犁與牛詣營下受試。稱長史所居為營下。又斯氏於尼雅北古城所得木簡有西域長史營寫鴻臚書語，此又《魏書·張駿傳》之三營其一當為西域長史之證也。此三營者戊己校尉屯高昌，玉門大護軍屯玉門，而西域長史則屯海頭，以成鼎足之勢。則自魏晉訖涼，海頭為西域重地，蓋不待言。」靜安先生《序》認張駿時玉門關尚在敦煌西北，於其東徙不置一辭。夏君作銘云：「《晉書·涼武昭王傳》云：隆安四年暠遣宋繇東伐涼興，並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似玉門關時已東移。玉門與陽關並列，當為關名無疑。漢時之玉門關在沙磧中，不能廣行屯田。其時暠初僭號，未得酒泉，涼興郡乃段業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而成。似玉門在晉昌宜禾縣之東酒泉之西，或即在唐時之瓜州境內歟？其所指之玉門，乃在敦煌之東，不獨就其文句在東伐之下可證，且若指伐西域而言，則『玉門以西諸城』一語範圍過泛。又下文暠自述功業謂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未提及有西征之舉，亦可為旁證。疑此時以前玉門關便已東移，但敦煌西北之玉門關仍保存其舊名，關廢名存，諸書記載，因生混淆耳。」夏君之言如此，因並著之。 案：此文初稿成於三十三年二月，三月稍予修正，題曰《玉門關陽關雜考》，以方回筆名發表於《真理雜誌》第一卷第四期，自頁三八九至頁三九八。三十四年三月復加改定，重寫一過，三月二十日寫了，因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