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西征小記
——瓜沙談往之一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兩次到敦煌。回來以後，打算根據所看到的材料，寫一本《瓜沙談往》小冊子，內中包括：一、《兩關考》，二、《莫高、榆林兩窟雜考》，三、《羅叔言〈補唐書張義潮傳〉補正》，四、《瓜沙曹氏史事攟逸》，一共四篇。前三篇都寫好了，只第四篇始終未有成稿。此次重印，因將一九四三年所寫《西征小記》作為《瓜沙談往》第一篇，而將《瓜沙談往》的總題移在每篇篇名之下，作為小題。
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補記。
近年以來開發西北之論甚囂塵上。然欲言開發西北，幾無在不與史地之學有密切之關係。今即就河西一隅而試論之。秦漢以後，河西為匈奴、大月氏、烏孫諸民族互爭雄長之地。漢武帝思雪高祖平城之恥，乃收河西於版圖之內，一以絕匈奴之右臂，一以建立通西域諸國之走廊。於是築長城以限胡馬之南下，移民實邊以奠長治久安之局。海通以前二千年來，中國與外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上之交光互影，幾無不取道於此。其後河西四郡雖間有短時期淪於異族，不旋踵而仍歸中國，此蓋非偶然也。三十一年春，國立中央研究院有西北史地考察團之組織，考察範圍為甘肅、寧夏、青海三省，其用意於純粹的學術研究而外，蓋亦思以其所得供當世從事西北建設者之參考，故為此篳路藍縷之舉。余應研究院之約，奉校命參加考察。以滇西變起倉卒，交通艱阻，遲至八月方克入川。九月下旬自渝抵蘭，十月初西行，經武威、張掖、酒泉，出嘉峪關以抵敦煌。到敦煌後住千佛洞者歷時九月，其間曾再游兩關，一訪榆林窟之勝，至三十二年七月方始束裝返川。萬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覽。今略依經歷所至，分記見聞，各成段落，不盡銜接；聊以備一己之遺忘，供友朋之問訊而已，閱者諒之！
余於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自渝抵蘭，十月一日西行；三十二年夏東歸，於七月二十日抵蘭，二十六日赴渝。來去俱甚匆匆，故於此西北名都，所知殊淺。三十一年九月始抵蘭州，以友人之介，得謁慕少堂（壽祺）、張鴻汀（維）兩先生。慕、張兩先生為隴右前輩，熟於關隴掌故，慕先生著有《甘寧青史略》四十冊，張先生著有《隴右方誌錄》及《隴右金石志》，主編《關隴叢書》；並以藏書著稱蘭垣。兩次過蘭，匆遽未能多所請益，兼窺所藏，亦憾事也。蘭垣舊書及骨董業不逮西安之盛，民十四陳萬里先生西行所見之蘭山市場已於三十年為敵機炸毀，今改建蘭園，電影場茶肆球場紛然並陳，骨董鋪不復可見。在南門內一鋪中見到彩陶數件，花紋粗率不足觀，價既不及以前之高，顧者亦復寥寥，蓋盛極而衰矣。始至閱肆，於道陞巷河聲書店得見石室本唐人寫《金剛經》一卷，首稍殘缺，字不甚佳。又西夏字殘經一冊，寫本刊本俱備，首有一小篇磁青紙金書，極精，末又有刊本八思巴蒙古字及回鶻字殘葉數篇，合貼成一厚冊，索價二千元，以價昂未購。只選取刊本回鶻字殘經十三篇。大約俱元代所刊寫者。其西夏字一冊，三十二年夏東歸往詢，則於旬日前為張大千所得矣。又獲蒙古錢一枚，冪八思巴字「大元通寶」四字，其後在張掖又得一枚。唯在河西一帶，始終未見西夏文錢，亦所不解也。金天觀在西門外，俗名雷壇，壁畫《金闕玄元太上老君應化圖》，凡八十一化。三十二年東歸，曾一往觀，觀內今為某幹部學校所據，畫壁畫之兩廊改為寢室，壁畫剝落，視前加甚。其所繪與成都二仙庵刊《老君歷世應化圖說》同，畫則清初之所作者耳。
武威為張介侯（澍）先生故里。先生一生於關隴文獻，網羅放失不遺餘力。生平著述等身。其《二酉堂叢書》，藏書家幾於家喻戶曉。先生著述未刊者極多，身後散失殆盡。二十二年在西安，從碑林碑估段某處得悉光、宣之際，法國伯希和自敦煌東歸，道經西安，即從彼處購去先生著作未刊稿本不少。二十七年在法京國立圖書館見到數種，皆伯希和所購得者，摩挲遺編，感喟無既。介侯先生後家秦中。三十一年過武威，訪問先生軼事，則知者寥寥，可慨也。武威又有一李樹鍵先生，清末為山東學使，著《續通鑑紀事本末》數十巨冊，在蘭州曾見其書，民初逝世。家富藏書。兩次過武威，俱以匆促不克往觀也。武威古剎舊有大雲、清應、羅什諸寺，民十四陳萬里先生西行，尚俱棟宇無恙，民十六河西地震，武威受禍最烈，諸寺皆盪為雲煙矣。羅什寺址今為武威中學校，大雲、清應則只余斷壁頹垣，兩塔各塌去一半，其形制猶是唐代之舊也。大雲寺旁一鐘樓，上懸大鐘一，「大雲曉鍾」，為昔日涼城八景之一。鍾青銅鑄，上鐫天王像，形極奇詭，而無銘文。旁有乾隆時康伯臣碑，謂是前涼時物，實則唐代所鑄耳。西夏文天佑民安碑及唐景雲碑俱於震後移至文廟。清應寺西為藏經閣，內貯康熙時西寧寫本番字《大藏》一部，原百零八函，今佚去數函，黃緞經袱，層層包裹，保存至佳。文廟在城東南隅，今改為民眾教育館。三十一年西行及三十二年東歸兩過其處，識王鳳元、郝仁甫二先生。在陳列室見到有天禧三年題識之陶器一件，系三十年張掖西三十里古城所出。據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樂煥先生雲，此是西夏李得明時物，其時西夏尚奉宋正朔，故題識雲耳。又見一木塔，六面俱繪佛像，彩色如新，描繪極精，不失五代宋初規模。木塔中空，據說明書雲，內中原有小銀塔一，銀塔上鐫「于闐國王大師從德」云云。原出敦煌千佛洞，今銀塔為馬步青攫去，而以木塔存武威民眾教育館。五代時于闐與瓜沙曹氏互為婚姻，則此當是于闐國供養千佛洞之物。銀塔所鐫銘文雖未窺其全，然其有裨於瓜沙曹氏與于闐關係之研究則無疑也。館內所藏，除西夏文天佑民安碑及唐景雲碑外，又有高昌王世勛碑，虞道園撰文，康里子山真書，趙世延篆額，碑陰為回鶻字，於民二十二出土於武威城北二十里之石碑溝，今亦移存館內。碑上半已斷去，猶高一公尺九十公分，廣一公尺八十公分，可渭巨製矣。館中尚藏有武威南山中出土唐代墓誌十餘方。其中如大長弘化公主、青海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忠及河東陰山郡安樂王慕容神威遷奉諸志，皆可以補正兩《唐書·吐谷渾傳》，甚可珍貴。弘化公主一志，民十四陳萬里先生西行已見拓本，著錄於其《西行日記》中，今館中說明謂與青海王志皆民十六出土，恐有未確。弘化公主墓出馬俑二具，亦在陳列室中，腿已斷去，身尚完整，彩色如新，姿態比例俱極佳妙；其後至敦煌見千佛洞諸唐窟壁畫上之馬無一不生動者，唐人之於畫馬似有特長，亦一奇也。青海王墓出二白磁罇，全體完好無缺，釉色甚佳。青海王烏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忠卒於武后聖曆元年，則此二磁罇蓋初唐時物矣。杜工部《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詩云：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近人言唐瓷者，率艷稱越窯，激賞其「千峰翠色」，而於邛州大邑白瓷則少有道者。唐代四川與河西交通頻繁，武威青海王墓所出二白磁罇，疑即唐人所云之大邑瓷也。客中無書，姑識此以待考。又北涼沮渠蒙遜於涼州開石窟寺，唐釋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述之云：
涼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據有涼土，二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修非雲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斫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其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不，人才遠之，便即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 所云土聖僧靈跡亦見《釋迦方誌》卷下《通 局篇》。
其規模之大於此可以想見。所記土聖僧靈瑞，則中國敬奉賓頭盧羅漢之最早見於記載者也。據《魏書·釋老志》，前涼佛教從敦煌一轉手，而北魏又得自前涼。是涼州石窟寺恰介乎敦煌與雲岡之間，為研究中國佛教藝術史絕重要之材料。然其所在，唐以後便無人道及，存否至今成為一謎。或以安西萬佛峽當之，非也。張掖東南百四十里有馬蹄寺，石窟為數約四十，三十一年地理組吳印禪、李承三、周廷儒三先生自青海越祁連山至張掖，曾便道往游。據其所述石窟形式，層累而上，與道宣所紀亦復不類。在武威時曾以涼州石窟所在叩諸郝仁甫先生，郝先生亦不之知，唯雲武威東南張義堡山中有大佛寺，佛為石鐫，甚大，寺前一方石，上鐫「晏筵石」三字，體類六朝。寺左右石崖上依稀有石窟痕跡，唯以涼城地震劇烈，石崩崖摧，多不可辨云云。則成為一謎之涼州石窟，或猶在武威南一帶山中歟？安得好事者負糧裹糗一訪之也！
武威以西是為張掖。漢武帝開河西四郡：立酒泉以為中權重鎮，北控居延，南枕祁連，西有敦煌以為前衛，東有武威，張掖為之後路，卒能擊破匈奴，以雪高祖之恥。時移代異，而形勢依然。至於武威、張掖則流水爭道，阡陌縱橫，林木蔚茂，儼然江南。故唐以來即有「塞北江南」之稱。地產米麥，又多熟荒。將來如能築壩蓄水，改用機器耕種，用力少而產量增，以其所出供給河西，足有餘裕，以前有「金張掖，銀武威」之諺，洵非虛語。二十七年以後，西路閉塞，於是張掖市面逐漸蕭條，武威以通草地，東路貨物來源較易，商業狀況轉好，因又有「銀張掖，金武威」之謠。總之二地在河西經濟上之地位極為重要。昔人於武威、張掖深溝高壘，有金城湯池之固，良有以也。余於三十一年十月一日自蘭州抵武威，休息一日，三日自武威至張掖，四日至各處遊覽。西來寺建於清代，後殿塑歡喜佛像，蓋喇嘛教之製作也。臥佛寺興修於西夏時代，其後累加修飾，今臥佛像乃臃腫不堪。四日下午往游南門外天主堂果園，晤常德輔神甫（Joachim zacher，S.V.D.）。常神甫德國人，至華已五年，操華語極流利。元代甘州路有十字寺，《馬哥孛羅遊記》亦謂甘州有基督教教堂，以此詢常神甫，謂元代十字寺寺址疑即為今城內城隍廟云云。張掖又有西夏時黑河建橋碑，舊在城南四十里之龍王廟，三十二年春為駐軍輦致城內民眾教育館，其夏東歸，無暇往觀。碑一面為漢字，背陰舊傳為西夏文，實西番字，西夏文云云傳聞之訛也。十月五日自張掖赴酒泉，出西門三十里，地勢略高，迤邐而上，道兩旁土阜累累，即為土人相傳之黑水國故址。三十年青海駐軍騎兵韓師，在此大事發掘，將舊城拆毀，取城磚鋪築公路，長達十里。三十年于右任過此，曾檢得有大吉二字銘文及草隸磚，衛聚賢並得有圖像磚，俱是漢代物。疑今所謂黑水國，或即漢張掖故城亦未可知。武威民眾教育館所藏有天禧三年題識之陶器，即韓師發掘此城中古墓所得者。據云遺址發掘僅及其三分之二雲。
五日下午抵酒泉，風日慘澹，始有塞外之感。酒泉城內外俱無可觀覽。所謂酒泉在東關外里許道北。同治十二年清軍既下酒泉，大事修葺，頗有亭台之勝。數十年來變亂頻仍，頹敗不堪。酒泉東門門洞內兩側牆上各嵌石柱一枚，高約二公尺半，闊約半公尺，上俱鐫回鶻字，三十二年夏東歸，始克細覽。疑此原是元代碑碣，一面漢文，一面回鶻字，修酒泉城時，解碑為二，用支門洞，另一面漢文嵌於牆內，遂不可見。近有人倡議於酒泉建西北文化陳列館，則此回鶻文殘石亦應在保存之列也。
玉門油礦，久已見於載籍，《後漢書·郡國志》酒泉郡延壽縣注引《博物記》曰：
縣南有山，石出泉水，入如筥 ，注池為溝。其水有肥，如煮肉鹵， 永永，如不凝膏。然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肅州玉門縣條云：
石脂水在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極明，水上有黑脂，人以草 取用塗鴟夷酒囊及膏車。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圍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逾明。酒泉賴以獲濟。
石漆也，苔也，皆未經煉過之原油也。光緒季葉德人某曾取原油至上海化驗，油居百分之五十，蠟三十，雜質二十。以所在僻遠，交通不便，遂置之。神物湮沈幾二千年，至今日始以供用，是知一物顯晦，亦自有時也。余於三十二年七月東歸，十二日自安西乘油礦局車赴礦，十三日留一日，周覽各井及煉廠，十四日自礦赴酒泉。將來西北開發，利用機器墾荒耕地，其有賴於油礦之處正甚多也。
甘州河與北大河合流而後過鼎新北注居延海，是為額濟那河，俗稱曰二里子河。漢長城障塞自北大河北岸迤邐而東，沿額濟那河以迄於居延海。此一帶蓋漢與匈奴百戰之場。俄國科斯洛夫（Kozlov）於居延海旁之黑城子（Karakhoto）發現西夏文文書不少，英國斯坦因（M.A.Stein）在此亦有所得。瑞典海定（Sven Hedin）考察團之貝格曼（Bergmann）則在額濟那河旁廢墩中得漢簡萬餘枚。是二里子河且亦為考古者之聖地矣。自酒泉東北行一百四十里至金塔，更三日是為鼎新，由鼎新駝行十許日即至黑城子。今則勉強可通汽車，視前遠為便捷。
安西以風多著聞於世，故俗有「安西一場風」之諺，謂其一年到頭皆是風也。余於卅一年十月八日自酒泉西行，至玉門尖，下午抵安西。以城內無住處，由人介紹與同行諸君往宿飛機場。場北即乾隆時所築新城，西面城垣為風裂成缺口十餘道，寬與昆明所辟便空襲時出城用之缺口同，風力之猛可見一斑。白玉門至安西，公路沿疏勒河北岸而西。北望戈壁大漠，平沙無垠，路南廢城烽燧，迤邐不絕，皆漢、唐間古長城以及障塞之遺址也。漢、唐時代此種障塞，北有大漠北山可資屏障，南有長河以供灌溉。說者謂當時胡馬南下，越過北山大漠以後，南方水草地域在漢族控制之下，千里齎糧，人勞馬疲，軍略上已處於不利之地，勝負之數不待決戰而後知矣。自今視之，其言信然。自安西至敦煌，舊為四站，二百八十里。三十一年尚無公路，汽車即循大車轍道，順三危山取西南向，在戈壁上行，道頗崎嶇。出安西西門，沿飛機場西南行，七十里瓜州口。瓜州口北四五里瓜州廢城，蓋清代之所築也。南行里許一小廟，四壁壁畫殘存少許，藻井畫亦未全毀，尚是五代之物。自瓜州口西南行七十里甜水井，水苦澀。貳師將軍之懸泉據云即在甜水井南十餘里三危山下，俗名弔弔水，以其出自山崖，故名。又七十里疙瘩井，又七十里敦煌城。余於三十一年十月九日午抵敦煌，下午即去千佛洞，住其間者凡九閱月。中於同年十月中旬至南湖一訪陽關遺址，三十二年三月旬往游大方盤、小方盤，探玉關之勝跡，訪河倉之舊城。其年四月復自敦煌至南湖，由南湖北行越中戈壁以至西湖，再訪玉關，然後東行以歸敦煌。五月至安西，禮萬佛峽諸窟，歷時一周，復返千佛洞。七月遂東歸返川。以在敦煌歷時稍久，見聞較多。以下分兩關遺址，敦煌附近之古城與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與榆林窟，在此所見到之敦煌寫經，凡四項，各紀大略。
（一）兩關遺址 漢代之玉門關、陽關，皆在龍勒縣境內。漢龍勒縣，至唐曰壽昌，即今敦煌西南之南湖也。陽關即在南湖，玉門關位於敦煌西北，距敦煌凡二百里，今小方盤城即古玉門關遺址，自南湖北行一百四十里至其地。南湖有人戶百餘家，遊覽較便，三十一年十月既至敦煌，晤地理組吳、李、周諸先生。李承三先生以事先東歸，吳、周二先生議游南湖，余與同行，往返四日。是為第一次訪陽關。翌年三月油礦局敦煌木料採運處有至敦煌西湖勘察木料之舉，途經大方盤、小方盤二城，乃古河倉城玉門關遺址，余與同行。往返六日。是為第一次訪玉門關遺址。至四月，敦煌駐軍因事往勘南湖及西湖，來邀同往。先自敦煌至南湖，復由南湖北行至西湖，沿小方盤、大方盤路以返敦煌，往返亦六日。是為再訪兩關。關於兩關遺址之考證及其他問題，具見余所作《兩關雜考》，為《瓜沙談往》之第二篇。茲所記者沿途道里大概而已。先自陽關始。出敦煌西門，過黨河（漢氐置水唐之甘泉也）。五里敦煌舊城，自此西南行，十五里南台，二十里雙墩子，三十里大墩子，七十里南湖店，宿。店位於黨河北岸，茅屋三間，炕上屋椽，煙薰若漆，蛛絲下垂，益以灰塵，喻者謂似瓦松倒植，又以為如藤花滿架。偶一震動，灰塵簌簌下墜，自禪家視之，則此即是亂墜之天花也。清代於此設石俄博汎，今店東五里許黨河北岸猶有房屋遺址，牆垣俱以鵝卵石砌，傾圮殆盡，當即其處。自南湖店西行，五里西千佛洞。黨河發源於南山中，自東西流，至是成西北向衝破三危山成一峽谷，出峽後復折向東北以達敦煌，然後北流，匯入疏勒河中。自敦煌以至南湖店西約四五十里，俱行戈壁中，以後地漸陡，四面沙丘，俗呼沙窩子，車騎俱困。未至南湖十許里，一地曰山水溝，沙丘中時見版築遺蹟，今則杳無人煙。南湖於三十一年冬築有一小城，名曰陽關堡，自敦煌入新大道即經堡前，而又適當南湖之中心。堡北俗呼工上，又分為南工、北工，因壩而得名。堡南俗名營盤，南湖諸泉，即在其東，方圓可十餘里，夏日蘆葦叢密，鳧雁飛翔，一行獵之佳處也。陽關堡西北三里許有地名古董灘，自古董灘北里許即紅山口，亦名龍首山，兩山中合，一水北流。出紅山口西北行十餘里是為水尾，居戶十餘家，南湖一保所轄止於此。自水尾而北而西，戈壁大漠遙天無際。堡東北五六里是為古壽昌城，城東西北三面城垣尚未盡圮，城中北面沙丘堆積高與城齊。城東南隅有光緒乙巳春安肅兵備道和爾貫額書、知敦煌縣事汪宗翰立之古陽關碑一，故世亦有以古壽昌城為即古陽關故城者，此不考之過也。案陽關遺址久已淹沒，土人且有陽關隱去之說，用益增其迷罔。然陽關屢見於唐人地誌，而其方位則實以壽昌縣之所在為其考定之尺度。《漢書·地理志》謂龍勒縣有陽關。據《新唐書·地理志》，壽昌縣治龍勒城，是唐代之壽昌即因漢龍勒舊縣而改也。《元和君縣圖志》卷四十沙州條壽昌縣因縣南壽昌澤為名。壽昌澤亦名壽昌海，敦煌某氏藏後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壽昌海下注云：
源出縣南十里，方圓一里，深淺不測，即渥窪池水也。
此所謂壽昌澤或壽昌海，即今日之南湖，南湖墾地因此得名，正在古壽昌縣南。《舊唐書·地理志》謂陽關在壽昌西六里，《元和志》同，《新唐書·地理志》則作十里，巴黎藏石室本又一《沙州圖經》同。古壽昌縣即唐壽昌城遺址，則必非陽關可知也。今紅山口及古董灘位於壽昌城西約六七里。出紅山口西北行百四十里是為小方盤城，即漢玉門關故址，自古董灘西行，則為通南疆之大道。古董灘去紅山口不過一里而遙，今人時於其地得玉銅諸器以及陶片，臨洮周炳南藏漢簡十餘片，其一有陽嘉二年五月二十日敦煌長史行諸字，亦出於此，故據唐人書，漢代之陽關應求之於今紅山口及古董灘之間，以壽昌遺址為古陽關，不可信也。
漢玉門關亦在龍勒縣境內。自斯坦因於今敦煌之小方盤城發見漢代屬於玉門都尉諸版籍以後，小方盤城之即漢玉門關遺址，久已成為定論。今自敦煌至小方盤城有二道。一取道南湖，出紅山口，十五里水尾。由水尾北行，循戈壁四十里至卷槽，其地以前可以耕種，後以來自南湖之水源不繼，道光中葉以後遂歸湮廢。今溝渠阡陌遺蹟尚歷歷可見，敗壁頹垣巍然峙於荒漠之中。自卷槽更北行約三十里蘆草井子，有井一，水尚可飲，自水尾至是七十里始略見水草。由蘆草井子更北行五十餘里，沿途漸見胡桐樹，即至小方盤。一道出敦煌西門過黨河，經飛機場西北行戈壁中七十裡頭道溝，牧羊人築土房一，小廟一，有水，更二十里為人頭疙瘩。或則出敦煌西門後，過黨河即偏西北行，自飛機場北取道武威堡入戈壁。七十里鹼泉子，小泉一泓，方圓數丈，水赤紅如馬溺，咸苦不可飲。自此西行二十里至人頭疙瘩，與頭道溝之道匯，為程亦九十里。唯取道頭道溝以至人頭疙瘩，俗雲九十里，實在百里左右，視鹼泉子一道為稍遠。頭道溝至人頭疙瘩之間，道旁時見小阜，質為沙石，風化剝蝕，離亂零落，細者揚為灰塵，化作砂礫，戈壁小石以此為多。大者如房，或亦盈丈，散布道旁，如虎踞，如獅蹲，有時排列道左右綿亘里許，則又似埃及之人首獅身怪獸。自人頭疙瘩以西七十里至大方盤城，景物尤奇。小阜或以剝蝕過甚，突立若率堵波，若墩台；或則四圍環合，頂平若削，中為平沙，自缺口策馬以進，如入古城，如游墟市。沿途胡桐樹甚多，往往成林，漢、唐烽燧掩映其間。薄暮時夕陽斜照烽燧以及土阜上，反射作黃金色，則又似蜃樓，似海市。渾疑此身不在荒漠之中矣。始至人頭疙瘩，即見其北遠山一抹，橫亘天際，是為北山，山南汪洋一片成銀白色，則疏勒河下游，所謂哈喇腦兒，義為黑海子者是也。哈喇腦兒以東數十里，敦煌稱之為北湖，安西稱之為西湖。兩縣人每年春於此耕地種麥，雨多則豐收，是為撞田。疑即漢效轂縣地。自人頭疙瘩以西，俱沿疏勒河南岸行，春夏之間，河水泛溢，到處沮洳，頗礙車騎。行七十里至大方盤城。城在河南，城南戈壁陡起，一墩翼然聳峙其上。城北數十步即是葦灘。城分內外二重。外城城垣傾圮已盡，唯北垣僅存少許。原來四面俱有碉樓，今西南隅一碉樓尚完整，高約三丈，西北及北面者猶存殘基。內城建於高約一公尺半之石台上，東西長南北狹，中分三室，隔以牆垣，更無門戶以通往來。三室面南各自辟戶。今東西北三面周垣猶存，南面略有倒塌。形制不類普通城堡。倫敦藏石室本《敦煌錄》曰：
河倉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時軍儲在彼。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圖經》亦有河倉城，謂周回一百八十步，文曰：
右在州西北二百卅二里，俗號河倉城。莫知時代，其城頹毀，其址猶存。
斯坦因據《敦煌錄》所記，以為大方盤即古之河倉城，其說是也。河倉城唐又名河倉烽，據《太平寰宇記》，唐時敦煌西北與壽昌蓋以此為界。自大方盤南循戈壁西行四十里是為小方盤城，漢玉門關之故址也。城周垣猶存，面西一門，北垣一門已堵塞。巴黎藏石室本殘《沙州圖經》亦有玉門關，謂城周一百卅步，高三丈，今猶如此，知尚是唐代之舊。城北稍東約一百公尺，一土阜形似廢墩，斯坦因在此得漢簡甚多，其玉門都尉諸版籍即出於是。城北土阜如廢墩者合此駢列而三。東南距城約二百公尺，亦有數土阜，三十二年四月過此，曾以兵士一班掘之，歷一小時才進一公尺許，土堅不可入，遂罷。是否真為古代烽燧遺址，尚未能決也。自小方盤西行三十里為西湖，俗名後坑子，澤中蘆葦叢生，形稍屈曲，自西北略偏東南，古所謂曲澤，或即指此。三十裡間漢代長城尚有存者，自小方盤迤邐於以迄於西湖東沿，高處往往達三公尺，版築而成，每層之間鋪以蘆葦，錯互相交。十里之間輒有一墩，成六棱形，墩下例有小室方丈許，隔成四間。室頂盡塌，而牆垣門灶痕跡尚可見。室旁砌土級上墩，今毀，跡僅有存者。此當是邏卒之所居也。長城其直如矢，自西湖至小方盤不稍邪曲。越西湖而西，不見長城，唯有烽燧。余兩次遊蹤，俱只止於此。據云自此西行兩站約百四十里，尚時見烽燧之遺蹟雲。自南湖至小方盤，中間一百四十里並無長城遺蹟，唯水尾以北每約十里即有一墩台，以迄於小方盤，此蓋漢代烽燧。疑兩關之間即以此等烽燧為之聯絡為之眼目，以防行旅之偷渡也。
（二）敦煌之古城與古墓 以上所述之兩關遺址以及河倉城古壽昌城，皆為敦煌有名之古城，為遊歷考古之士所艷稱者也。然漢敦煌郡治敦煌、冥安、效轂、淵泉、廣至、龍勒六縣，其冥安、淵泉、廣至三縣在今安西境內，敦煌、效轂、龍勒三縣在今敦煌境內。魏、晉以後，建置紛繁，典午之世敦煌一郡領縣至十二，視漢且倍之。大率旋興旋廢，初鮮常規。至今敦煌境內除前舉兩關諸遺址外，古城殘跡猶時時可以見之。今出敦煌城南門或東門，復東南行約十五里，過敦煌沙漠區邊際，越沙丘，即至一地名佛爺廟，以有小廟一座故名。廟建於光緒十五年，至今將六十年，棟宇如新。其地彌望皆是土阜，綿亘南北可五六里，東距戈壁不足半里。西則沙丘連綿，土阜不復可見。然西面沙丘中間有平地，屋基痕跡，依稀可辨。土阜間陶器碎片到處皆是，形制與他處所見六朝以及唐代之陶器同。則其地必是一古城遺址也。《敦煌錄》云：
州（沙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過石磧，帶山坡至彼，斗下谷中。其東即三危山，西即鳴沙山。
所謂州南當是州東南之誤，千佛洞 C為張大千所編號，P為伯希和所編號。以下仿此號窟窟外北壁上有唐人書《莫高窟記》，亦曰：
右在州東南廿五里，三危山西。
可證《敦煌錄》莫高窟條州南之誤。是唐代之沙州去今千佛洞二十五里，在千佛洞之西北。今自敦煌城至佛爺廟約十五里，由佛爺廟東南行戈壁中約十五里，上小山坡，坡盡復為戈壁，鳴沙山即在其南。此一戈壁為程亦約十里，行盡然後向南折下谷中，即至千佛洞。其情形與《敦煌錄》《莫高窟記》所紀同，則今佛爺廟一帶遺址，疑即為唐、宋時代之沙州也。唐、宋時代之沙州已在黨河東岸，故自敦煌經陽關以入西域者，必須過黨河。《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引晉天福間高居誨《使于闐記》曰：
瓜州南十里鳴沙山，雲冬夏 有聲如雷，雲《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雲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
王靜安先生以都鄉河為即黨河，恐有未諦。唐、宋時代之沙州固已在黨河東岸，然唐名黨河曰甘泉水，都鄉河則都鄉渠之別名也。《鳴沙石室佚書》影印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圖經》七所渠之第四所為都鄉渠，文曰：
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馬圈堰下流，造堰擁水，□里，高八尺，闊四尺。諸鄉共造，因號都鄉渠。
因其諸鄉共造，類乎總渠，水勢較大，俗又名之為河耳。非黨河也。
又出敦煌城西門，過黨河五里敦煌舊城。城垣尚有存者，城內則悉夷為田疇矣。道光《敦煌縣誌》卷七《古蹟》敦煌廢郡條云：
今按沙州舊城即古敦煌郡治也。今在沙州之西，牆垣基址猶存。以黨水北沖，城牆東圮，故今敦煌縣城築於舊城之東。
漢以後之敦煌郡治果在何處，尚無可考。唯按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圖經》一所故堤條引《十六國春秋》言嘉興五年（公元四二一年）沮渠蒙遜率眾攻李恂，三面起堤，以水灌城。使其城在黨河以東，蒙遜似難築堤以引水也。故漢、魏以降以迄六朝，敦煌舊城，或竟在河西，如《道光志》之所云。自舊城西約十里，俗名南台縣，亦名沙棗城，土阜累累，呈南偏西南向，長約十里。豈漢以來之敦煌郡治，當求之於此歟？此非發掘無由考定也。又《沙州圖經》言古效轂城在州東北三十里，周回五百步，唐時北面頹基尚數十步。今敦煌城東北數十里，鄉人云尚有古城遺址，是否即《圖經》所云之效榖城，未曾目驗，不敢定也。
凡此所陳，皆在敦煌附近之古城遺蹟也。敦煌屬之南山中尚有黨城，自敦煌南行入南山約二百里即至其地，以位於黨河上游之北岸，俗因呼之為黨城，視壽昌城為大，不知築自何代。案西涼李暠曾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子亭一地至唐、宋時猶存。巴黎藏石室本《沙州圖經》，卷首殘缺，紀甘泉水自南山發源，沿途所經，以及抵敦煌附近，釃為諸渠情形。其中即有子亭之名，辭云：
上殘 多野馬 中缺 狼蟲豹窟穴。其 中缺 里至子亭鎮西三 中缺約九字 烽。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闕烽。水東即是鳴沙流山。 中略 其水西有石山，亦無草木。又東北流八十里，百姓造大堰，號為馬圈口。 中略 其水又東北流卅里至沙州城，分泒溉灌。 下略
所謂山闕烽大約即指西千佛洞西之黨河口，黨河西北流至是衝破三危山成一峽口，然後復轉而東北。烽置於峽口，故曰山闕，清代有黨河口卡汎，大約即在其地附近也。自山闕烽至子亭鎮裡程，以《圖經》文有殘缺，不能詳知，疑不過百餘里。今從黨城西行至黨河口兩日程，與子亭鎮距山闕峰之距離相近，則黨城或即西涼以來之子亭鎮遺址，亦未可知也。伯希和、羽田亨合編《敦煌遺書》收有《敦煌名族志》殘卷，其所載陰氏有陰仁干為沙州子亭鎮將，又有陰琛者為行瓜州雍歸鎮將。萬佛峽張編六號窟門洞南壁供養人像自東至北第一人為慕容 盈，第三、第四兩人題名結銜俱帶紫亭鎮遏使，今具錄如次：
施主紫亭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保實 第三人
施主紫亭鎮遏使…… 第四人
慕容 盈為曹議金婿，後唐清泰時知瓜州刺史，慕容保實蓋其孫子，當在宋代。紫亭即子亭，天福本《壽昌縣地境》可證。又巴黎藏石室本《羅盈達邈真贊》云：
譽播衙庭，兼受極任。紫亭貴鎮， 理邊城。撫育疲徒，如同父母。又遷上品，委任馬步都。
又贊曰：
注持雄鎮，撫育孤危。榮超都將，名透丹墀。
是至唐、宋之際，子亭不僅猶為駐兵之所，且系瓜沙南藩一雄鎮，非親貴不能膺斯重寄也。又千佛洞 號窟，窟檐修於宋太平興國五年曹延祿之世，窟主為閻員清，窟檐樑上有員清題名，其全部結銜作：
窟主節度內親從知紫亭縣令兼衙前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閻員清
是在瓜沙曹氏之世，且於紫亭設縣置令矣。紫亭縣既不見於《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亦未著錄，千佛洞題名恰可以補史之闕文也。雍 鎮，亦見萬佛峽張編六號窟，窟內門楣上元至正二年書《齋糧記》，地無可考，疑即今萬佛峽南之石包城。
又按敦煌一地，漢、唐以來即綰持西陲鎖鑰，為華戎所支一都會，五代宋初瓜、沙曹氏且稱王自娛。而二千年來此地土著與夫強藩之鬱郁佳城究在何處，此亦至堪耐人尋味者也。《沙州圖經》記有州東二十里之闞冢，為闞駟祖倞之墓，高三丈五尺，周回三十五步。巴黎藏石室本陰善雄《墓志銘》，謂葬於州東南漠高里之原；羅盈達《墓志銘》，謂葬於莫高里陽開河北原。又如《孔公浮圖功德銘》，《索法律窟銘》，俱紀及葬地。凡此是否猶有可尋，蓋考古之士所亟欲聞知者也。三十一年冬始至敦煌，即聞人言佛爺廟至千佛洞中途戈壁上有礫石堆甚多，疑是古代墓葬遺址。其後數次往觀，則自佛爺廟以東此種礫石堆累累皆是，迤東以至於新店子，長達三四十里。大都中為礫石堆成之小阜，高者及丈，低則幾與地平，為數三五不等。堆前亦有礫石鋪成之狹長小道，稍稍高起。外以礫石堆成長方形之外圍，高僅尺許，制同圍牆，面南或西辟一甬道。三十二年三、四兩月赴西湖，則見敦煌北面戈壁中亦有類此之礫石堆，唯不及佛爺廟東戈壁上之彌望皆是耳。敦煌西戈壁上以及南湖附近俱有此種礫石堆，形制大概相同。亦有於長方形外圍之一端樹以土墼砌成之二墩，形同雙闕者，其餘則無異也。土人相傳稱此為營盤，有七十二座連營之說，以為乃昔日興修千佛洞時，監守軍士駐紮之所，東向直達安西云云。就其形式觀之，與斯坦因、黃仲良諸人在高昌所發掘之六朝以及隋、唐古墓絕相類似，則其為古代之墓葬群，蓋無可疑也。三十三年夏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至此從事發掘，以前之所推測者一一證實。佛爺廟東戈壁上者大都為六朝時代之墓葬，鳴沙山下及新店子有雙闕者則率屬唐代。此種墓葬，即就佛爺廟東戈壁上以至新店子一帶而言，為數逾萬，茲所及者不逮千分之一。其所蘊藏之有裨於漢、唐以來瓜沙古史以及西陲文化之研究者，可以臆測也。
（三）西千佛洞莫高窟與榆林窟 石窟寺之制度實起於印度，由印度以及於西域，然後傳至中國。河西為中古時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幾莫不由是，故石窟寺亦較他處為特多。敦煌有西千佛洞以及古名莫高窟之千佛洞；安西有古名榆林窟之萬佛峽以及昌馬之東千佛洞；玉門有赤金之紅山寺；酒泉有文殊山；張掖有馬蹄寺；武威有沮渠蒙遜所開今不知所在之石窟。此皆屬於河西者也。自此逾烏鞘嶺而東，則永靖有炳靈寺，天水有麥積崖，涇縣有石窟寺，邠縣有大佛寺。秦隴間之石窟寺約略盡矣。其間隴右多為石刻，河西率是塑像以及壁畫；論時代則又以河西為先，隴右不過承河西之餘波而已。河西諸石窟，涼州者已不可蹤跡，馬蹄寺疑受西番之影響，為時非古，文殊山、紅山寺、東千佛洞大都殘毀，所余無幾。河西諸石窟寺壁畫塑像之可稱道，而為我藝術上之瑰寶者，僅西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三地而已。時賢或立敦煌藝術之名，要當合此三者而觀之方可以知其梗概也。
西千佛洞在敦煌西南七十五里，以前唯二三外國遊人至此，相與稱道，近三數年則國人知之者亦漸眾矣。出敦煌西門，過黨河，西南行七十里，南湖店，更西行五里許，黨河北岸戈壁上二窣堵波翼然峙立，半就傾圮，形制猶是宋、元之舊。自此緣坡斗下谷中，河北岸即為西千佛洞。窟下土屋三間，一道人攜一幼女居此。屋前白楊成列，略有田疇，與莫高窟仿佛，而規模差小。窟即位於黨河北岸。絕壁臨流，鑿崖為窟；黨河即自窟下蜿蜒東逝。窟存者為數十五。以前大約俱有閣道通連，今已崩塌，另闢蹬道，並將窟鐾鑿通，以便往來。可以登臨者計凡九窟。又六窟高踞絕壁，莫由攀躋，只能自崖下仰望，略窺仿佛而已。南湖店下臨黨河處亦有三窟，壁畫僅有存者，窟亦崩塌過半。張大千共為編十九號：南湖店起十七號訖十九號；西千佛洞起一號訖十六號。就曾登臨之諸窟言之，大都為元魏一代所開，唐及五代、宋初續加興修。窟中央有中心座，座四面鑿龕，中塑佛像。四壁多繪賢劫千佛及佛趺坐說法像，亦有繪佛涅槃像者。中心座及四壁佛像下繪金剛力士像，與莫高窟諸魏窟同。莫高窟諸魏窟四壁及藻井於賢劫千佛像外，間繪佛本生故事，而西千佛洞則此類作品甚少。只第九窟窟內南壁西段繪《睒子經》故事，東段繪牢度叉斗聖，此則又為莫高窟諸魏窟所未有者。諸窟供養人像男子著褲褶，女子窄袖長裙，與莫高窟諸魏窟同。塑像多是犍陀羅式，畫法較之莫高窟諸魏窟更為真率簡樸。第五窟中心座東面座下有發願文一篇，可辨識者尚七十餘字，蓋佛弟子曇藏為其亡祖父母及父母造像之發願文也。文上又遭為時少後之人塗抹，上一層不甚可辨，文末比丘尼惠密（？）供養佛時及亡母田青苟供養佛時二行可識。蓋北魏人真書之極精者。第六窟窟內南壁西段有朱書「如意元 五 」六字題記，日字下為人以刀子截去。案巴黎藏又一殘《沙州圖經》卷首有云：
右在縣東六十里。《耆舊圖》雲，漢 中缺 佛龕，百姓漸更修營。 下缺
此一殘卷所志為壽昌縣。壽昌東六十里純是戈壁，僅西千佛洞為可興修佛龕，友人夏作銘先生因雲此所記即西千佛洞，其言是也。就此殘篇測之，西千佛洞之開創，縱不能早於莫高窟，當亦與之相先後也。其未能攀登諸窟，據張大千雲一窟有于闐公主供養像，題名已漫漶，蓋又是五代或宋初之所興修矣。西千佛洞合南湖店下三窟，張大千凡編十九號，有壁畫者只十八窟，以前疑不止此數，至今西千佛洞二號窟以西崩塌諸窟痕跡尚歷歷可見。遙想古代自西千佛洞至南湖店，沿黨河北岸（或竟緣河南北兩岸），當俱有石窟，迤邐高下，如蜂房，如鴿舍，其莊嚴華麗或者視莫高窟竟有過之。只以地當黨河轉向處，水流迅急，直趨北岸，水齧崖根，深入尋丈，危崖虛懸，崩塌自易。重以窟上即是戈壁，漫無遮攔，岩層雖與莫高窟同屬玉門系，而所含石礫遠較莫高窟者為粗，大者如盆如碗，小亦如拳如卵，更易崩裂。故自西千佛洞至南湖店，沿黨河北岸，為風剝蝕，崖壁裂成深溝，形同峽谷。此亦為石窟毀壞崩塌之一重大原因。是以就自然毀壞言之，西千佛洞之危險程度，蓋遠過於莫高窟也。
安西之萬佛峽古名榆林窟，位於安西南一百四十里之山中，適當踏實河兩岸。出安西西門，西南行逾十工山（即三危山）七十里破城子，南行過戈壁四十里水峽口。斯坦因所云之小千佛洞，土人亦名曰下洞，即在峽口，兩岸共存十一窟。自水峽口入山，沿踏實河南行，二十里蘑菇台子，又十里至萬佛峽。亦有自安西先至踏實者，為程九十里，由踏實然後取道水峽口以至萬佛峽，為程亦七十里。萬佛峽有窟約四十，有壁畫者張大千凡編二十九號。窟在踏實河兩岸。東岸二十窟，上下二層，下一層自北至南為一至五號，上一層自南至北為六至二十號。西岸九窟，自南至北為二十一號至二十九號。兩岸相距不及一百公尺。萬佛峽諸窟窟門外大都有一丁字形甬道，長者至達十五公尺。以兩岸相距甚近，峭壁陡立，反光頗強，故窟外雖有長十五公尺之甬道，窟內光線依然甚佳。而以有甬道以為保護，風日俱不易侵入，窟內壁畫受自然損壞之程度亦不若千佛洞之烈。中如第十七窟壁畫，顏色線條一一若新，蓋千佛洞所未有也。窟多修於瓜、沙曹化之世，供養人題名足以補曹氏一代史事者，頗復不少，應與千佛洞諸題名合而觀之。余可參看《瓜沙談往》第三篇《莫高、榆林兩窟雜考》，不復贅。
敦煌千佛洞，古名莫高窟，在敦煌城東南四十里。出敦煌城東門或南門，東南行，十五里佛爺廟。自此而東行戈壁中，南即鳴沙山，十五里上山坡。坡盡復為戈壁，約十里向南斗下谷中，是為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窟在鳴沙山東端，峭壁削成，高達十丈，南北綿亘三里許。一小河發源南山，北流經窟前，蜿蜒北行，遂沒入戈壁中；今名此水曰大泉，疑即唐人所云之宕泉。窟前白楊成行，拔地參天，盛夏濃蔭四合，不見天日，幾疑行韜光道中，皆二十年前道士王元籙之所植也。有上、中、下三寺。上、中二寺鄰接，在最南端，大約創建於清乾隆時，中寺今猶存乾隆時雷音禪林寺額；二寺俱由喇嘛住持。下寺在最北端，與上、中二寺相距約里許，為道觀，蓋王元籙所創修者。隔河東望約四五里，即三危山，遙視山色青黑如死灰，薄暮時夕陽返照，色又紫赤，如紫磨金；近之石骨峻嶒，如植劍，如露刃，撫之則隨手紛墜。三十二年教育部收千佛洞為國有，於其地設敦煌藝術研究所，以中寺為研究所所址；自張編第一號窟起至一六二號窟止，築一長圍。上寺劃諸牆外，改為新運促進會服務所。復於下寺駐兵一排，以資保護。緇流黃冠風流雲散。千佛洞自始創至今歷千六百年，將以此為最大之革命矣！千佛洞諸窟張大千凡編三百零九號，復益以耳洞若干；伯希和編一百七十一號，而每一號之副號有達三十者；綜計有壁畫之窟數當在四百左右也。
關於莫高、榆林諸窟創建之年代，及其在中國佛教藝術史上之地位與價值，國內外時賢論之已眾，茲不贅。今唯略記兩處自魏至宋確有年代可考各窟之年號，此為明了壁畫時代之尺度，研究敦煌佛教藝術者不可不知也。次則於莫高、榆林諸窟供養人像之題名有裨於唐、宋時代歷史以及瓜、沙故聞之研究者，亦為之略述一二，莫高、榆林諸窟歷史學上之價值，藉此可以知其梗概也。
榆林窟窟數不多，又多屬唐、宋以後所重修，有年代題記者寥寥無幾。只十七窟窟門外有光化三年題記一篇，墨色如新，唐人行書極為飛動。然窟固修於光化以前，壁畫為中唐佳作，謂為開於光化三年者非也。十三窟窟門外有雍熙五年戊子重修題記，雍熙只四年，五年戊子為端拱元年。第十窟窟外甬道壁上有西夏人書《住持窟記》一長篇，末題國慶五年癸丑。國慶為天賜禮盛國慶之省書，乃西夏秉常年號，癸丑為國慶三年，五年為乙卯非癸丑，二者必有一誤。榆林窟所有唐、宋時代紀年約盡於此。莫高窟諸窟有年代可考者以元魏一代為最早。 號窟北壁壁畫下發願文已漫漶，而「時正光□年」諸字猶隱約可見。莫高窟諸窟題識年代無早於此者。 號窟窟內北壁發願文有魏大統四年及五年諸年號，各魏窟壁畫保存之佳年號之清晰，當以此為最。唯其中二方，不知是何妄人思欲以刀子截去，以致殘損，誠堪痛恨。 號窟窟內中心座北面座下有隋開皇四年六月十一日發願文， 號窟窟內北壁壁畫下有開皇五年正月發願文；文俱殘缺。有隋代年號者只此二窟。 號窟原為初唐時開，復經宋人重修，三十二年冬為人全部剝離，唐初畫居然完好。窟內北壁壁畫下方一小牌子有貞觀十六年歲次壬寅奉為天雲寺律師道弘云云題記；窟內門楣上有□玄邁造像記，末亦有貞觀十六年紀年。此為翟家窟，道弘、玄邁疑俱翟姓。李唐一代年號雲以此題記為第一。 號窟外飛幢上有大學朱書貞觀二十二年陰仁本云云題記。貞觀年號總凡三見。 號窟窟內門楣上有垂拱二年發願文，大致完整。同窟北壁維摩變下有武后時張思藝造《維摩變發願文》，文存下半，張思藝姓名上尚隱約可見聖歷二字。 號窟窟內佛龕下發願文已漫漶，文末萬歲三年諸字尚可識。武后一代年號只此三事。 號窟窟內佛龕南菩薩像側有「清信弟子張承慶為身染患發心造二菩薩天寶七載五月十三日畢功」題記。同窟南壁觀音像側一題記雲，「觀世音菩薩弟子闞日榮奉為慈親蕃中隔別敬造」。是此窟於沙州陷蕃以後又經重修矣。 號窟窟內佛龕北菩薩像上有「天寶八載四月二十五日書人宋承嗣作之也」一題記。窟則亦經後人修過。 號窟窟內南壁壁畫已剝落，上有上元二年題識，的是唐人書，蓋未畫以前之所題。然此是肅宗之上元，非高宗之上元，就壁畫可以知之也。 號窟有咸通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魏博弟子石弘載及浙江東道弟子□□□題記一方，為張大千所剝離，臨行以贈敦煌藝術研究所，不知原在窟內何處。唯此乃開天時樂庭瓌所開窟，咸通題記當是重修時書耳。 號窟窟內佛龕下有咸通十三年發願文，窟內東壁一女供養人像題名有舍賤從良云云，亦莫高窟供養人題名之別開生面者也。唐代年號約盡於此，計凡十一見。又 號窟窟內門楣上有□佛贊文，文內有河西節度使張公稱渭，末作歲次癸亥，畫屬晚唐。則此所謂節度使張公，蓋為張承奉，癸亥乃昭宗之天復三年，李唐年代此為殿軍矣。至於五代則每姓恰有一年號以為代表，亦是一奇。 號窟窟外有梁貞明五年造像願發文殘片。 號窟窟內佛龕下發願文為唐清泰甲午所記，蓋後唐廢帝之元年。然此是隋窟，五代人重加修理耳。 號窟窟門已崩塌淨盡，佛龕下有晉天福口年發願文一篇，此亦是隋窟，非五代人所開也。 號窟窟內東壁有漢乾祐三年發願文一篇。 號窟窟外門楣上發願文有大周廣順七年諸字尚可識，七字不甚清晰，廣順無七年，疑或是三字。窟內為唐初開，只窟外天王像系五代人筆而已。宋代有 號窟窟外窟檐，為乾德八年曹元忠修，乾德只五年，此蓋開寶三年也。窟檐樑上有題記。此亦是隋窟，元忠重修門洞及窟檐，然窟檐內天王像為宋代佳塑，言塑像者所不可忽者也。 號窟窟外窟檐為太平興國五年曹延祿之世閻員清所修，窟檐樑上有題記二段。原亦是隋窟，初唐重修，閻氏又修窟檐也。 號窟窟外窟檐為開寶九年曹延恭之世所修，開寶九年即太平興國元年也。窟檐樑上有題記。檐外北壁上有太平興國三年及慶曆六年宋人題名二則，宋人題名此為僅見。此窟亦是初唐所開。宋代年號只此五事。元人在各窟題名最多，亦最惡劣，明代則只成化十五年及正統十二年二則，清人題名始於雍正。此種題名年代雖似無關宏恉，然歷代在河西之進退消長，幾俱可於此見之，是亦治史者所當知也。又 號窟為一晚唐窟，塑像全毀，壁畫亦粗率，西龕壁上乃有宋元嘉二年題壁。不惟畫非六朝，字亦是近人惡札。且莫高窟諸六朝窟皆在第二層或第三層，此在最下，殊為不類。其為近人贗作，毫無可疑；學人不必於此妄費考辨也。其 號窟窟內佛龕北壁上之梁大同八年題記，則敦煌任子宜先生遊戲之作，謹書於此，以諗來者。西千佛洞僅武后如意元年一題記，已見前，不更贅。至於研究敦煌壁畫，年號當然非唯一之尺度，此外尚應就各窟之構造形式，供養人像之服飾，繪畫之色調技術作風諸項，參仵比互，始能明其大較，所謂年號不過尺度之一種而已。
敦煌自天寶亂後，遂淪吐蕃，凡百餘年，至大中初張議潮興復舊物，始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圖籍來獻，重奉唐家正朔。石室本《敦煌錄》謂莫高窟「其谷兩頭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畫吐蕃贊普部從」云云。壁畫吐蕃贊普部從之天王堂及神祠，以及《大蕃陰處士修功德記》所載興修諸窟，今俱無可考。莫高窟諸窟今確知其為吐蕃據有沙州時之所興修者，有 一窟， 一窟， 一窟， 一窟， 一窟。 號窟窟內門楣上繪供養人像，北男南女，中間一牌子上大蟲皮三字尚隱約可見。窟內東壁門南女供養人像第一人題名云：
夫人蕃仕瓜州都督□倉曹參軍金銀間告身大皮反康公之女修行穎悟優婆姨如濟（？）弟（？）一心供養
號窟窟內塑佛涅槊大像，門洞宋人重修，經張大千剝離，下露供養比丘像，北面一像上題云：
大蕃管內三學法師持缽僧宜
號窟窟內塑七佛大像，佛座及四壁經宋人重修，佛座下今剝出藏文題識三行，喇嘛謂藏文末題虎年修云云，藏文下有漢字發願文一長篇，唯無年號。而 號窟窟內門楣上繪供養人像，形貌服飾與 號窟窟內門楣上所繪者同，疑亦是吐蕃據有沙州時所修也。 號窟窟內門楣上供養人像與 及 二窟同，唯窟內壁畫塑像俱屬隋代，則此不過吐蕃時代所重修者耳。大蟲皮乃是吐蕃武職官階，或者因其身披大蟲皮，故名。《舊唐書·吐蕃傳》紀貞元二年九月鳳翔節度使李晟使將王佖夜襲吐蕃營，命「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云云，是其證也。唐代吐蕃官制，書史紀載不多，此卻可以補兩《唐書》之闕。又《南詔德化碑》及樊綽《蠻書》俱紀有大蟲皮之制，金銀間告身亦見於《德化碑》。往治南詔史頗為不解。今見莫高窟供養人像題名，則南詔之制實襲吐蕃之舊。天寶以後閣羅鳳臣服邏逤，貞元時始重奉唐朔，其文物制度受吐蕃之影響，亦勢所必至也。因見莫高窟吐蕃時代供養人像題名結銜，遂拈此解。以西陲之殘跡，證南服之古史，或亦治李唐一代故實者之所不廢也歟？其莫高窟諸窟所有張議潮一代諸供養人像題名結銜之足以證明張氏一代之史事，補正羅叔言所撰《張議潮補傳》諸點，已於《瓜沙談往》第四篇《〈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一文中具論之，不復贅。
張議潮收復瓜、沙以後，淮深、承奉繼有其地，垂七十年，承奉且建西漢金山國號聖文神武皇帝。卒為甘州回鶻所迫，以致敗亡。後梁貞明中遂由長史曹議金繼長州事，歷四葉至百四十年，瓜、沙晏然不見兵革。曹氏史事亦只散見於新舊《五代史》及《宋史》中。上虞羅叔言始裒集群書著為《瓜沙曹氏年表》，前後凡兩易稿，而後曹氏一代一百四十年之史事，年經月緯，歷歷可考。然張氏敗亡以後，議金繼起，是否僅以長史之地位得掌州事？抑其間尚有其他因緣，因成張、曹繼世之局？又其時甘州回鶻雄張東道，于闐李氏虎踞西陲。瓜、沙曹氏處兩大之間，無一戰之力，而竟能綿歷四祀，未遭覆滅。果操何術，而能致斯？說者於此俱未之及。今證以莫高、榆林諸窟供養人像題名，則其中消息，似不難窺知也。關於曹氏與回鶻、于闐之關係，擬別為《瓜沙曹氏史事攟逸》一文述之，茲唯就前看向略論之。
張議潮妻宋氏，其兄議潭妻索氏，具見巴黎藏石室本《張氏勛德記》，及莫高窟兩 又 諸窟供養人像題名。而 號窟窟內北壁一女供養人像題名作：
河西節度使張公夫人後敕授武威郡君太夫人陰氏一心供養
此窟女供養人像與 號窟女供養人像衣飾形態俱相似，疑屬同一時期，而武威郡君太夫人陰氏當是張淮深之妻也。 號窟窟主為曹元忠妻翟氏，窟內東壁門北女供養人像第七人為曹延祿妻于闐國天冊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第八人題名作：
故外母武威郡夫人陰氏一心供養
號窟窟主為于闐國王，其後即曹議金女，題名作：
大朝大于闐國大政大明天冊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曹氏一心供養
號窟窟內東壁門南女供養人像第三人，亦是議金女之出嫁于闐者，其題名與上舉者全同。而 號窟窟內南壁女供養人像第三人題名作：
故□王母太夫人武威陰氏
號窟之故外母，外下脫一字 號窟之故□王母，故下一字漫漶；合二者而參觀之，當俱是故外王母。而 號窟門洞北壁俱是男供養人像，其第一人題名結銜大部分尚可辨識，作：
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支度營田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中缺 授 中缺 萬戶侯賜紫金魚袋上柱國 下缺 。
此皆是張氏節度河西時所帶之官勛，曹氏未之有也。故所謂故外王母陰氏與 號窟之河西節度使張公夫人後敕授武威郡君太夫人陰氏當即為一人，而故外王父則即是張淮深。以曹議金子女所修之窟，而稱張淮深夫婦為外王父、外王母，則議金應為淮深之婿。然議金妻今可考者凡三，一為甘州回鶻聖天可汗之女，所謂天公主隴西李氏者是也。一為鉅鹿索氏，大約元德、元深即索出；一為廣平宋氏，則元忠之生母也。就莫高、榆林諸窟供養人像題名考之，議金之妻尚未見有姓張者。唯淮深女亦可能為議金之母。使後一推測為不誤，則淮深應為議金之外王父。其子女而稱淮深為外王父，殊為不倫！然上舉二窟之為議金子女所興修確然無疑，而故外王父、外王母諸題名又至為清晰，何以彼此枘鑿，殊為不解。議潮妻宋氏，議潭妻索氏，而議金妻亦為索、宋二氏。或者議金二妻俱與淮深為侄輩，以內親之故，元忠等因相攀附，稱之為外王父歟？顧即所知者而試論之，則曹、張二家之有婚姻關係，為無可疑之事，是以張氏敗亡而後，議金以長史遂能繼長州事，歷四世百四十年而不墜也。
（四）在此所見到之敦煌寫經 敦煌石室藏書菁華既為斯坦因、伯希和所捆載以去，其殘餘遂於宣統二年由清學部命甘省全部輦送北京，今國立北平圖書館之所藏者是也。然自敦煌至北京幾近萬里，是以沿途之遺失以及到京後為有力者之所劫取，往往而有。而自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藏書發現，以迄於三十三年斯坦因東來之間，自有不少流入達官貴人以及當地人士之手。斯坦因、伯希和搜括以後，益之以學部之收買，而遺存於千佛洞者為數仍復甚多，一部分封存於 號窟內二轉經桶中，一部分為道士王元篆所隱匿。民三斯坦因重至敦煌，尚從王道士手中購去五百七十餘卷，而二轉經桶中之所藏者，亦於民三前後散佚。民初張廣建長甘，以石室寫經為買官之券，民間所藏幾為一空。民二十二任美鍔先生漫遊西北，至於敦煌。民二十五於英京晤任先生，話及此游，謂曾在敦煌一人家見到寫經近二百卷。則敦煌私人所藏固未盡也。民二十七知敦煌縣事某君於石室寫經有特好，因此迭興大獄，鎖琅璫者不絕於途。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之謂也。自是而後敦煌人遂視此為禍水，凡藏有石室寫經者，幾無不諱莫如深，動色相告。余於三十一年十月抵敦，以之詢人，輒不之應。三十二年二月以後，始輾轉獲見二十餘卷。世變方殷，則此區區者將來或亦不免為有力者負之而趨，以致盪為雲煙，化作劫灰！因於所見諸卷，凡稍有可取者，俱為略識數語，匯記篇末，庶幾徵文考獻者有所稽焉。
敦煌人藏石室寫經者，大都不願告人，唯任子宜先生於此不甚隱諱。曾觀其所藏，凡見寫經六卷，殘片三冊。《大般若經》一卷是唐人寫本。又長興五年即後唐閔帝之應順元年、廢帝之清泰元年六月十五日三界寺比丘道真所書三界寺藏內經論目錄一卷，首尾稍缺，長約三公尺半。道真有發願文書於卷中，其辭曰：
長興伍年歲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見當寺藏內經論部不全，遂乃啟顙虔誠，誓發弘願，謹於諸家函藏，尋訪古壞經文收入寺，修補頭尾，流傳於世，光飾玄門，萬代千秋，永充供養。願使龍天八部，護衛神沙，梵釋四王，永安蓮塞。城隍泰樂，社稷延昌。府主大王常臻寶位。先亡姻眷，超騰會遇於龍花，見在宗枝，寵祐常沾於親族。應有藏內經論，見為目錄。
所著錄者尚存一百四十八部。又梵夾式蝶裝本一冊，凡九十三葉，計收《菩提達磨南宗定是非論》《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及神秀門人淨覺注《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四種，只《定是非論》首缺一葉十二行，余俱完整。末有比丘光范跋云：
遺法比丘光范幸於末代獲偶真詮。伏睹經意明明，兼認注文了了。授之滑汭，藏保筐箱，或一披尋，即喜頂荷。旋妄二執，潛曉三空，寔眾法之源，乃諸佛之母。無價大寶，今喜遇之；苟自利而不濟他，即滯理而成恡法。今即命工雕印，永冀流通。凡 下缺約一葉 。
光范《跋》缺一葉，不知僅刻《心經》一種，抑兼指前三者而言。任君所藏，當是五代或宋初傳抄本，每半葉六行，尚是《宋藏》格式也。《南宗定是非論》，英、法藏本殘闕之處可以此本補之。《南陽和上語錄》首尾完整，北平圖書館藏一殘卷。《六祖壇經》，可與英、法藏本互校。淨覺注《心經》，首有行荊州荊原作全，誤長史李知非序，從知此注作於開元十五年。淨覺乃神秀門人，書為《大藏》久佚之籍，北宗漸教法門由此可窺一二。四者皆禪宗之重要史料也。其殘片大都拾自莫高窟，為之熨貼整齊，裝成三冊，寫本刊本不一而足。漢字殘片外，回鶻、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紛然並陳。中有版畫殘片十餘，其一作女供養人胡跪禮佛像，傍有曹氏吉祥姐牌子，當是五代瓜、沙曹氏之世所刊。線條無咸通九年王玠刊《金剛經》扉畫之勁挺，而婉轉圓潤，殊為可喜。殘片一段後有元泰定時題記，又其所藏《龍種上尊王佛印法經》殘卷末有至正題記。因此二事，任君遂謂石室閟封，當在蒙古之世。此恐不然。不惟英、法與我所藏石室遺書無咸平以後片紙，即藏經窟外壁上所繪菩薩赴會像，亦的是宋人筆，與蒙古無涉。泰定題記後人贗作，有至正題記殘卷，出自他窟，俱不足以為推測石室閟封之典據也。
又在他處見唐人書《大般若經》殘卷一卷，《大涅槃經》殘卷一卷。《無量壽宗要經》五卷，一卷有張良友寫題記，北平圖書館亦有張氏所寫者一卷。又五代人書《羯磨戒本》殘卷一卷，《大乘稻竿經隨聽手鏡記》殘卷一卷。《手鏡記》存七十餘行，末有題記一行，作：
大番國沙州永康寺沙彌於卯年十二月廿五日寫記歸正
蓋吐蕃據有沙州時之寫本也。又殘《道經》一卷，存七十餘行，全錄《上元金錄簡文真仙品》，凡十餘段。字體與以前所見神泉觀道士馬處幽寫諸經類似，開、天時寫本也。又《采華造王上佛授決號妙華經》一卷，首尾完具，凡五十一行。卷中授作 ，臣作 ，俱武后所制新字，蓋其時人書。原卷黃麻紙書，保存甚好。又天復二年翟奉達寫《逆刺占》一卷，存二百九十六行，長四四一·七公分，首尾完具，僅卷中略有殘損。紙背唐人書《詩毛氏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廿三卷十六鄭氏箋，存一百二十二行，卷首黏天成三年《具注歷序》不全，一面為《曆法立成》，只餘數行。此與殘《道經》等二種俱從張大千處見到。《逆刺占》藏敦煌鄧秀峰處，三十二年歸青海糧茶局局長韓某，裝裱時將《逆刺占》褙去，亦一劫也。《毛詩詁訓傳》當可補英、法所藏之闕佚。《舊唐書·經籍志》有《逆刺》三卷，題漢京房撰，與翟奉達所寫者疑是一書，唯未分卷為稍異。書中文辭鄙俚，且時雜像教話語，只以其中涉及京房，《舊書》不察，遂題為京房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逆刺》三卷，不題撰人，庶幾得之。《逆刺占》末翟奉達題云：
於時天復貳載歲在壬戌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燉煌郡州學上足子弟翟再溫記。
姓名旁註曰：「再溫字奉達也。」後又有七言詩二首、五言詩一首，皆奉達作，末復題云：
年廿作，今年邁見此詩，羞煞人，羞煞人！
奉達為歷學世家，至顯德六年尚從事於撰歷工作。天復二載年二十，顯德六年已七十七，可謂耄而好學矣。敦煌某氏藏有後晉天福十年州學博士翟上壽昌張縣令《壽昌縣地境》一卷，閟不視人，求之二年，僅從竇萃五、呂少卿二先生處得見傳抄本，據以錄副。瓜、沙地誌傳世者無慮十餘種，而首尾完整者寥寥無幾，此其一也。所謂州學博士翟即翟奉達。關於《地境》大概，余別有《記敦煌石室出晉天福十年寫本〈壽昌縣地境〉）》一文，茲不贅。三十二年三月復於敦煌郵局藺君國棟處見唐人寫《地誌》殘卷一，存一百六十行，長三公尺，首尾殘缺。存隴右道、關內道、河東道、淮南道及嶺南道，余闕如。每州識其屬縣，州則記其距京都里程、貢品、州及縣之公廨本錢。旁復以朱筆記其等第。其中如河東道之石州本離石郡，天寶元年改為昌化郡，此本已作昌化，是在天寶元年以後。關內道之坊州，此本著錄中部、鄜城、宜君三縣，天寶十二載析宜君置昇平，此本不見昇平之名。又河東郡蒲州之桑泉，於天寶十三載改臨晉，此仍作桑泉。就此諸證，可知其為天寶初年寫本。其所載公廨本錢，以及州縣名稱，可以補正《元和志》及兩《唐書·地理志》者甚多。唐初地誌傳世無幾，則雖殘篇斷簡，亦可寶也。紙背另書《占雲氣書》一卷，存《觀雲章》《占氣章》，彩圖下附註釋。卷末有圖無文，蓋寫而未完者。《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有《兵法雲氣雜占》一卷，不知是否即為此書。在此所見石室遺書二十餘卷，僅禪宗史料四種，《逆刺占》《毛詩詁訓傳》《壽昌縣地境》及此為稍愜心懷耳。
余舊有《敦煌別錄》之輯，英、法所藏石室遺書，其零篇斷簡較為別致者，無論經史與夫里巷小說悉為收錄，凡得百數十種。此行所錄，亦十餘種，輯成一冊，署曰《敦煌余錄》。劫餘之餘，聊以資他日之懷念而已！
河西一地，將來在經濟上究能開發至何種程度，今日尚難預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經濟上之地位，以之與漢、唐相較，初不因時代遷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則可以斷言者也。歷史上歷代在此進退消長之機，地理上河西一隅人地相應之故，時賢自有宏篇巨製為之推究闡明，若余之不學蓋不足以語此。今之所述，大都瑣屑微末，無當宏旨，所謂不賢識小，故曰《西征小記》云爾。
三十二年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寫初稿於莫高窟，三十三年重來敦煌，九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鳴沙山下重寫一過。一九五〇年春以此稿付《國學季刊》，仍舊稿不加更改，存其真也。向達謹記。
（見《國學季刊》第七卷第一期頁一—二四，
一九五〇年七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