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唐代紀載南詔諸書考略
一 緒論
中國西南雲南、貴州、四川一帶，自古以來民族複雜，彼此分立，不相統屬。其后庄蹻開滇，漢武帝通西南夷，諸葛武侯平蠻，漢文化的勢力僅僅只到雲南東部，西部及南部依然故我，不受影響。六朝以至隋唐之際，土著大族有爨姓者逐漸興起，雄踞雲南東部。唐高宗以後，雲南西部今大理附近，是一些稱為烏蠻的六詔民族住在其間，聲勢漸盛；這在唐朝稱為東爨烏蠻。而在今雲南東部曲靖以西至於安寧一帶住居的民族，稱為西爨白蠻。東爨烏蠻，西爨白蠻，總名為二爨。玄宗開元時，六詔最南的蒙舍詔遂兼併五詔，統一全滇。蒙舍詔姓蒙氏，以於六詔中居最南，故稱南詔，統一後仍臣服於唐，受唐封為雲南王。天寶十載始背唐自立，國號大蒙。自此以後，雖有偶然來歸的時候，而唐朝始終不能完全控制，事實上建號稱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自天寶十載建大蒙國起，至昭宗天復二年為鄭買嗣所滅止，凡享國一百五十餘年。如自唐初蒙氏之始露頭角算起，則南詔之雄踞西南達二百七八十年，與李唐一代相終始。最盛時的疆域，北以今四川大渡河為界，南有今安南的北圻一帶，東面兵力曾到今貴州的遵義（唐名播州），以及廣西西部（唐屬邕管），西則今日的緬甸、泰國俱遭受過南詔的蹂躪。自八世紀初至九世紀末，儼然為東南亞洲一大國，與吐蕃分庭抗禮。
因為南詔疆域緊接唐邕管、黔州、益州諸地，南詔的盛衰也就影響到唐朝的安危。懿宗以後南詔寇邊幾乎不間年歲，整個的唐朝都為之騷動不寧。《新唐書·南蠻傳》紀僖宗時盧攜敘述當時南詔寇邊的情形，是：
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痛心。
南詔的禍患既然愈來愈烈，於是徐州的兵也調來駐防桂林；久戍思歸，因有龐勛之亂，其後王仙芝、黃巢即乘之而起。唐朝之亡其近因肇始於此。所以《新唐書·南蠻傳贊》說：「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南詔和唐朝的關係可算是夠大的了！
南詔和中國的關係雖然很重要，但因所包涵的民族太複雜，遺留下來的史料又不多，所以清朝一代治西北史地成為風氣，而致力於南詔史研究者卻寥寥可數。清乾隆時盧文弨曾校過唐樊綽所著《蠻書》，清末民初沈子培先生也有《蠻書校》本之作。盧校原本現存南京國學圖書館，只二十餘事，大都瑣屑，無關宏旨。沈校僅見一《跋》，全書存否，不得而知。歐洲漢學家注意南詔史者有一九〇四年出版珊松譯的《南詔野史》（C.Sainson， Nan - Tchao Ye Che ， 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Nan - Tchao ， Traduction d ' une Histoire de l ' ancien Yunnan ），伯希和（P.Pelliot）的《交廣印度兩道考》（ Deux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á la fin du Ⅷ siècle 依馮承鈞先生譯名）中，也討論到南詔史上的一些問題。日本學者有鈴木俊的討論六詔地望一文，發表於《東洋學報》中。近二十年來，中國方面注意西南民族歷史的人始逐漸多起來，雲南學者如方國瑜、徐嘉瑞、范義田諸先生，前中央研究院如陶雲逵諸先生，對於南詔史的研究，都發表過很好的文章。以視二十年前之寂寞無聲，真不可同日而語了。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到昆明，住在鄉下。因為想知道一點西南歷史，才從事於樊綽《蠻書》的研究。十幾年來，對於《蠻書》僅僅作一番校注工作，若說南詔史，還是在那裡摸索，並未能豁然貫通。今因周一良先生的敦促，於是將論唐代紀載南詔諸書的舊稿，加以修正，重新寫成《唐代紀載南詔諸書考略》一文。茲謹以此短篇作為獻給一良先生尊人叔弢前輩先生花甲之慶的禮物。並願藉此求國內外治南詔史的諸先進予以指教！
自漢武帝通西南夷以後，《史記》、兩《漢書》都有《西南夷傳》，述西南事情。其以西南的人著書專紀西南如雲南的歷史者，只有成都楊終的《哀牢傳》。楊終書僅《後漢書·西南夷傳》章懷太子注引一條，述哀牢夷九隆氏自禁高至扈栗凡八代名稱，余俱不傳。楊終以後，晉常璩《華陽國志》也曾約略紀到雲南。《太平御覽》所引書有《永昌記》《永昌郡傳》和《南中八郡志》。《南中八郡志》又見於《藝文類聚》，自是唐以前書，中有永昌一郡，其餘七郡，《類聚》《御覽》所引都未說及，不過其中提到交阯（《御覽》九一〇）邛河（《御覽》七九一），是《八郡志》的內容，也相當廣泛。《永昌記》提到哀牢王（《御覽》三五八）。《永昌郡傳》則於永昌郡外，並敘述到雲南東部朱提、建甯、興古三郡（《御覽》七九一、七八一、五五六）；這都是後漢以迄蜀漢所建的郡，齊以後始廢。故《永昌郡傳》或許也是唐以前的作品，與《哀牢傳》同為紀述雲南的最古文獻。
魏晉以後，雲南與中國的關係日漸疏遠。北周武帝天和五年（公元五七〇年），命大將軍鄭恪率師平越嶲，於其地置西甯州，只到今日西康的西昌一帶。隋文帝開皇十七年（公元五九七年），史萬歲平西甯羌，進討南甯夷爨翫，度西二河入渠濫川，破其三十餘部。西二河即今洱海，而渠濫川則今鳳儀。南詔時之稱大釐亦曰史，當與史萬歲有關也。到了唐朝，與西南交往日繁，使節往來不絕於書，於是山川能賦，成為著作。如袁滋《雲南記》、韋齊休《雲南行記》、樊綽《蠻書》、竇滂《雲南別錄》、徐雲虔《南詔錄》諸書，咸出於目識親覽，為今日研究唐代南詔史的第一手資料。袁滋、韋齊休、竇滂、徐雲虔諸人之作雖已不傳，而從《御覽》《通鑑考異》所引一鱗片爪，猶可以見其梗概。今就所知，略考如次。
二 袁滋《雲南記》
唐與雲南關係，高宗時始見記載，咸亨初（公元六七〇年左右）將軍李義（《舊唐書》作李義總，《駱賓王集》作李義）率師伐姚州群蠻。《駱賓王文集》卷九有《兵部奏姚州破逆賊柳諾設楊虔柳露布》及《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二文即紀此役。天寶初，雲南叛唐與吐蕃合，時擾西川。至德宗貞元初，南詔異牟尋苦吐蕃征斂無度，因清平官鄭回之勸，有歸唐之志。其時西川節度使為韋皋，遂發書招諭。貞元九年，西川與南詔定約；十年，南詔破吐蕃於神川；同年六月，唐遣袁滋為冊南詔使，至雲南。袁滋的《雲南記》，就是紀此行見聞之作。唐人著書言云南，當以袁氏之作為最早。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新唐書》一五一有傳，《舊唐書》一八五入良吏傳。據《新唐書·南詔傳》，貞元十年那一次的出使，以袁滋為持節冊南詔使，成都少尹龐頎副之，崔佐時、劉幽岩為判官，俱文珍為宣尉使。袁滋諸人入雲南，走的是北路，《新唐書·地理志》戎州開邊下小注云：
自縣南七十里至曲州，又四百八十里至石門鎮，隋開皇五年率益、漢二州兵所開。又經鄧枕山馬鞍渡，二百五十里至阿旁部落。又經蒙夔山，百九十里至阿夔部落。又百八十里至諭官川，又經薄 川，百五十里至界江山下。又經荊溪谷 渘池，三百二十里至湯麻頓。又二百五十里至柘東城。又經安甯井三百九十里至曲水。又經石鼓，二百二十里渡石門，至佉龍驛。又六十里至雲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四十里至羊苴咩城。貞元十年詔祠部郎中袁滋與內給事劉貞諒使南詔由此。
劉貞諒即俱文珍，從義父姓後改為劉。這就是《蠻書》所說唐代入雲南的北路，一稱為石門路。《地理志》所云開皇五年益、漢二州兵開路一事，也見於《蠻書》。《蠻書》卷一《雲南界內途程》紀北路云：
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從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上有隋初刊記處云：「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法曹黃榮領始、益二州石匠，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遍梁橋閣，通越析州、津州。」蓋史萬歲南征，出於此也。天寶中鮮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後遂閉絕。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冊命，而邛部舊路方有吐蕃侵鈔隔關。其年七月，西川節度韋皋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開石門路，置行館。（所引《蠻書》文字，依拙著《蠻書校注》，對《四庫》本時有是正）
這裡的石門，在今雲南鹽津縣境內。今鹽津縣豆沙關路左摩崖上還存有袁滋入雲南時經過此地的摩崖題名一篇。題名一共八行，俱左行，全文楷書，唯「袁滋題」三字篆文。文曰：
大唐貞元十年□□□□九月廿日雲南宣慰使
內給事俱文珍判官劉幽岩小使吐突承璀
持節冊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龐頎
判官監察御史崔佐時同奉恩命赴雲南冊
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度使尚書右僕射成都
尹兼御史大夫韋皋差巡官監察御史馬益統行營兵
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
袁滋題
袁滋是唐代的一位書家，以篆隸著稱當時，其篆書《唐廎銘》，知者甚多，楷書極少見。此一題名，可以補正兩《唐書》及《蠻書》之處不少。而所謂石門路，我又疑心就是秦漢以來自四川通雲南的五尺道。《史記·西南夷列傳》「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一語張守節《正義》云：
《括地誌》雲，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雲，其處險厄，故道才廣五尺。如淳雲，道廣五尺也。
唐時的郎州屬戎州都督府管，轄味、同樂、升麻、同起、新豐、隴堤、泉麻七縣，當今雲南昭通以南至於曲靖、陸涼諸縣地。故《括地誌》所指郎州境內的五尺道，大概就是石門路；隋、唐兩代不過加以修理而已。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四有《送袁中丞持節冊南詔》五韻一首，即贈袁滋使雲南者，詩云：
西南使星去，遠徼通朝聘。煙雨僰道深，麾幢漢儀盛。途輕五尺嶮，水愛雙流淨。上國洽恩波，外臣遵禮命。離堂駐騶馭，且盡樽中聖。
因為袁滋諸人走的石門路，就是秦漢以來的五尺道，所以權載之詩有「途輕五尺嶮」之語。這也可以作石門路即五尺道一說的佐證。
《舊唐書·袁滋傳》說滋「因使行著《雲南記》五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此書，卷數同。《宋史·藝文志》未著錄，又不見於《郡齋讀書志》諸書。《太平御覽》引有《雲南記》，我疑心是韋齊休的《雲南行記》，說見下。袁滋的書到宋代大概已經不存了，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考異》也沒有徵引。《大典》本《蠻書》卷十的末了有一段袁滋冊立異牟尋為雲南王的紀事，自袁滋到柘東起，至冊封完畢回到戎州為止，凡一千多字。文章爾雅，排日敘事，極為翔實，《新唐書·南詔傳》也有這樣的一段；這很可能就是取之於袁滋的《雲南記》。袁氏書可考者僅止於此。根據兩《唐書》《通鑑》《冊府元龜》，以及《蠻書》的紀載，我們可以推知袁滋諸人大概是貞元十年五月受命，六月離長安，七月馬益修石門路，九月二十日袁滋諸人過石門，十月十五日至安甯城，十九日到曲驛，二十一日過欠舍川，二十三日到雲南城，二十四日到白崖城，二十六日過大和城抵陽苴 ，二十七日行冊封禮。十一月七日事畢東歸，發陽苴 城，二十四日至石門，更十日，即十二月初四日到戎州。自戎州出發，往返大約三月。
南詔自天寶時背唐起至貞元十年，中間經過四十多年，始又奉唐正朔。袁滋奉使，在當時一定轟動了長安，也一定有不少的人為文為詩以壯其行的。但是現在我們只從《權載之集》中見到贈詩一首。載之又有《送袁中丞持節冊回鶻序》一首，序文開篇說今春回鶻君長納忠內附，以下說的全是滇池昆明的故事，以唐蒙、諸葛武侯為喻。這篇序顯然也是送袁滋使雲南之作，何以題目以及文內都錯上回鶻二字？以前在昆明，曾以此請教於陳寅恪先生，俱疑莫能明也！
三 韋齊休《雲南行記》
自德宗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袁滋使雲南，歸著《雲南記》以後，經過三十年，到穆宗長慶三年（公元八二三年），又有韋審規之使雲南。隨行者有韋齊休，著《雲南行記》二卷，蓋紀此行見聞之作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七偽史類紀韋齊休《雲南行記》云：
韋齊休《雲南行記》二卷，長慶三年從韋審規使雲南，記往來道里及見聞。《序》謂雲南所以能為唐患者，以開道越嶲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關外，盡斥棄之，疆場可以無虞，不然憂未艾也。及唐之亡，禍果由此。本朝棄嶲州不守，而蜀無邊患。以此論之，則齊休之言，可不謂善哉！
韋審規名見《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為韋氏平齊公房韋淡之子，壽州刺史，《元和姓纂》則謂系韋漸子。穆宗長慶元年，以段文昌為西川節度使。《白氏長慶集》卷卅二有《韋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制》，制文有「命文昌為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為上介，俾左右焉」之辭，是韋審規也於長慶元年受命為西川節度副使。段文昌的西川節度使，只做到長慶三年。長慶三年十月，就以杜元穎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所以段文昌的去職，當在十月以前，而審規當也連同調任。審規出使雲南，見《新唐書·南蠻傳》，《南蠻傳》說：
元和三年異牟尋死……子尋閣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十一年為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長慶三年始賜印。是歲死，弟豐祐立。豐祐 敢，善用其下，慕中國，不肯連父名。穆宗使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冊。豐祐遣洪成酋、趙龍些、楊定奇入謝天子。
勸利死，豐祐立，據《通鑑·唐紀》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條：
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
這一條的《考異》說：
《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雲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雲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
《舊唐書·穆宗紀》載有長慶三年秋九月「南詔王丘佺進金碧文絲十有六品」一事。《舊唐書》丘佺即《實錄》之立佺，都是《新書》弄棟節度王嵯巔的同名異譯。《冊府元龜》九六五《外臣部》封冊又有一段紀載說：
（長慶）三年九月，南詔遣使朝貢。以京兆少尹韋審規為冊立南詔使。
現在把新舊《唐書》《冊府元龜》《通鑑》等書的紀載綜合起來看，大約是這樣：審規當是於西川節度副使去任之後，就調授京兆少尹，時間或在長慶三年七月，豐祐繼位，於九月遣使入告，要求冊封，並獻金碧文絲十六品。唐朝以審規曾為西川節度副使，故派他為冊立南詔使，到雲南去冊立豐祐；其南行時間，應在長慶三年九十月以後。洪成酋諸人，則是韋審規到雲南冊封蕆事，隨同入唐謝恩的南詔使節，與七月、九月兩次，蓋屬另外一事也。
韋齊休，不見《世系表》《姓纂》諸書。《太平廣記》三四八《韋齊休》條引《河東記志》云：
韋齊休擢進士第，累官至員外郎，為王璠浙西團練副使，太和八年卒於潤州之官舍云云。
此韋齊休與隨韋審規使雲南者姓名相同，時次亦不相先後，疑即一人，唯事跡別無可考。其所著《雲南行記》二卷，宋以後即不傳。《宋史·藝文志》著錄此書，齊休作齊沐，齊又作濟。《御覽》引《雲南記》共二十三條，其九一九卷鵝，九二四卷鷳，九七四卷甘蔗，所引《雲南記》都提到韋齊休，今抄示這三條如次：
韋齊休使雲南，屯城驛西牆外有大池斗門，垂柳夾陰，池中鵝鴨甚眾。（九一九）
韋齊休使至雲南，其國饋白鷳，皆生致之。（九二四）
唐韋齊休聘雲南，會川都督劉寬使使致甘蔗。蔗節希似竹許，削去後亦有甜味。（九七四）
這應該都是韋齊休的《雲南行記》，所以紀載他自己的見聞。《御覽》九三七嘉魚條引《雲南記》，紀雅州丙穴嘉魚；八六七茶條引《雲南記》，紀名山縣蒙山茶；八三九稻條引《雲南記》，紀雅州滎經縣稻；九四二蛤條引《雲南記》，紀新安蠻婦人；九八〇蘆菔條引《雲南記》，紀嶲州界產諸葛菜；九五八柘條引《雲南記》，九七四甘蔗條引《雲南記》，皆及會川；九七三餘甘條引《雲南記》，又及瀘水南岸有餘甘子。以上所紀地名，在雅州、名山、滎經、新安、嶲州、會川，用樊綽《蠻書》卷一《雲南界內途程》篇中所紀自成都至雲南蠻王府路程來對校，《御覽》引《雲南記》中的地名，都在這一條路上。《蠻書》卷二過瀘水渡繩橋一句下有注云：「《雲南行記》雲渠桑驛。」由此可以推知《雲南記》的作者入雲南，一定是取的清溪關路，所以能紀載沿途見聞，經過地方，和《蠻書》清溪關路一樣。袁滋入雲南，走的是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即石門道，亦即秦漢間的五尺道，與《御覽》引《雲南記》不同。《御覽》引《雲南記》，有三條已著明韋齊休姓名，故其書之為韋齊休的《雲南行記》，而非袁滋書，大概可以無疑。韋齊休書，除《御覽》引《雲南記》二十三條即齊休《雲南行記》外，《蠻書》卷二過瀘水渡繩橋句下本注引一條，卷五《六 》第五標題下本注亦記韋齊休《雲南行記》有十 。又《御覽》九二四鸚鵡條引《雲南行記》兩條，一及瞿笨館，一及新安城路，瞿笨館無可考，新安城路則仍然在清溪關路上，所以這兩條也應該就是韋齊休的書。何以《御覽》引一書而析為二名，則不得而知。
綜合以上所述，加上《郡齋讀書志》引的《序》文大略，韋齊休的《雲南行記》所可考者如此而已。
當長慶三年韋審規、韋齊休使雲南的時候，同年十月唐朝發表了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充西川節度使。元穎是杜如晦的五世孫，以進士入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不閱歲至宰相，甫再期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到西川以後，為欲逢迎穆宗，以固寵幸，於是悉索珍異以獻，於邊防棄而不顧，因有文宗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南詔大舉入侵之役，進逼成都，西川寶貨工巧子女為之蕩然。《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紀南詔入侵西川，說：
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御。……
韋審規、韋齊休是長慶三年冬出使雲南，取道清溪關路，沿途所經如邛、雅、黎、嶲諸州，正是太和三年南詔入侵的路。杜元穎鎮蜀，邊防廢弛，恐怕就是受了韋齊休《雲南行記·序》中主張斥棄清溪關外諸地的影響。情報不實，遂釀巨禍。後來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想替杜元穎減輕罪名，將責任推到三十多年前的韋皋身上，以為是韋皋不應與南詔媾和，因而人心懈怠，疆場無備，故有太和三年之役。今日看來，衛公此說，絕非持平之論也。
唐朝坐鎮西川的如韋皋、李德裕，對於西南邊事，都有著作，今附著大略如次。
德宗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韋皋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坐鎮西川，歷二十一年。據《宋史·藝文志》，韋皋著有《西南夷事狀》二十卷，二十一年的經營，在書內必有詳細的紀載。今僅《通鑑》德宗貞元十年正月《考異》引《事狀》一則，正《舊唐書·韋皋傳》之誤，余無可考。韋皋以後，鎮蜀有名者為李德裕。《李文饒集》有《進西南備邊錄狀》，文中有云：
臣頃在西川，講求利病，頗收要害之地，實盡經遠之圖。因著《西南備邊錄》十三卷，臣所創立城鎮，兼畫小圖，米鹽器甲，無不該備。……第四卷敘維州本末，尤似精詳。……
《新唐書·李德裕傳》說德裕至蜀，「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眾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大約籌邊樓上左右兩壁所繪地圖即包涵在《備邊錄》的小圖之內。德裕此書，集作十三卷，《宋史·藝文志》著錄作一卷，疑誤。《通鑑》文宗太和五年五月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條《考異》引德裕《西南備邊錄》，德裕書傳世，只此一則。而《新唐書·李德裕傳》，敘鎮蜀日籌畫甚詳，疑其中不少取材於《備邊錄》也。
四 竇滂、徐雲虔、盧攜諸人所著書
懿宗咸通時有樊綽的《蠻書》十卷，竇滂的《雲南別錄》一卷；僖宗時有徐雲虔《南詔錄》三卷，盧攜《雲南事狀》一卷。樊綽《蠻書》留在後邊再說，茲先略論竇滂諸人書大概。
《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俱著錄竇滂《雲南別錄》一卷。竇滂於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代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貪殘失眾望。南詔入犯，滂望風潰退。十一年遂貶為康州司戶。他寫《雲南別錄》在何時不可考。《通鑑·唐紀》德宗貞元十年袁滋冊南詔條《考異》引滂書一條，說：「詔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冊府元龜》九六五紀貞元時唐賜南詔金印銀窠，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南詔德化碑》紀天寶十一載閣羅鳳北臣吐蕃，「於鄧川冊詔為贊普鍾南國大詔」。南詔即是南國大詔，貞元冊南詔，不過襲吐蕃之舊稱耳。
南詔自酋龍於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嗣立以來，至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前後幾二十年，幾於歲歲犯邊。乾符四年酋龍死，子法立，侵邊始少息。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與南詔常通使節。乾符六年，遣巡官徐雲虔使雲南，二月至善闡城（今昆明），留十七日而還。廣明元年六月，又副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龜年使南詔。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八月始還至西川。雲虔於三年之間，兩使南詔。他所著的《南詔錄》三卷，見於唐、宋《藝文志》，大約即是綜合兩次出使見聞而成。《南詔錄》宋以後即不傳，《通鑑·唐紀》僖宗乾符四年二月《考異》引此書，說「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南詔國號之又作鶴拓或大封人，始見此書。鶴拓、大封人，作何解釋，不得而知。方國瑜先生以為鶴拓是犍馱羅的對音，他從音韻學上推測，轉彎太多，我們總有點不敢相信。
和徐雲虔《南詔錄》同時候的書還有《雲南事狀》一卷，見《宋史·藝文志》。《通鑑·唐紀》僖宗廣明元年五月趙宗政還南詔條《考異》引《雲南事狀》，以正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遣使南詔之日月，又及豐祐以後漸為侮慢之故，並謂《事狀》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牒，或稱鶴拓，或稱大封人。南詔國號，至《南詔錄》和《雲南事狀》，始予著錄，則鶴拓或大封人之號，很可能始於僖宗之時。《事狀》，《宋史》不著為何人作，溫公《考異》以為「似盧攜奏章也」。攜為僖宗時宰相，辛讜、陳敬瑄之遣使南詔許以和親，攜之主張最多。溫公謂《事狀》為攜奏章，疑得其實。
五 樊綽《蠻書》
南詔和唐朝的關係，以懿宗時為最繁，幾乎每年都有邊警，而以中國的南部如安南、邕管為最甚。咸通時安南為南詔攻陷，於是邕管騷然，乃調東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龐勛叛變，遂兆唐室滅亡之機。所以南詔的盛衰，安南的得失，關係於唐朝者甚大。樊綽就是南詔攻安南時，親歷其事的人。他所著的《蠻書》，都是他在安南時搜集得來的材料，予以有系統的編纂。《華陽國志》而後，現存論述西南歷史地理最古最好的紀載，只有樊綽此書。
樊綽《蠻書》，《新唐書》《宋史·藝文志》著錄俱作十卷。樊氏籍貫無可考，為安南經略使蔡襲從事。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襲奉命經略安南，其年冬南詔大舉來攻，四年春安南陷，襲闔宗死者七十人，綽涉江逃免。《蠻書》之作，大約始於在安南時，蔡襲失敗之前，所以今本《蠻書》卷十末云：
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錄蠻界程途，及山川城鎮，六詔始末，諸種名數，風俗條教，土宜物產，六 名號，連接諸蕃，共纂錄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節度押衙張守忠進獻。
這大約是在咸通四年。到了咸通五年六月，樊綽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將《蠻書》又整理了一次，今本《蠻書》卷十末論黔、涇、巴、夏四邑苗眾一段有云：
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長史，問蠻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錄之，寄安南諸大首領，詳錄於此，為《蠻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蠻首末之序。
這一段文字，也許就是《蠻書》的自序，錯簡在此。
《蠻書》名稱，各書著錄殊不一致，《新唐書·藝文志》，《通鑑考異》，程大昌《禹貢圖》，蔡沈《書集傳》，作《蠻書》；《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元李京《雲南志略》，明初程本立，作《雲南志》；《宋史》又出樊綽撰《南蠻記》，都為十卷；蘇頌《圖經本草》作《雲南記》；《永樂大典》作《雲南史記》；《太平御覽》引又作《南夷志》。《四庫》著錄，名稱依《新唐書》。按照上引《蠻書》自稱為《蠻志》一十卷之語，似乎《新唐書》所著錄的名稱，應比較近真；或者《蠻志》為樊綽初定的名稱，定稿後乃稱為《蠻書》也。《蠻書》自宋以後繼續流傳。李京《雲南志略》提到樊綽此書。明洪武初程本立為雲南布政使，至麗江，在太守張翥處還看到樊綽的《雲南志》，程氏《巽隱先生文集》中《雲南西行記》一文曾紀其事。自永樂中收入《大典》，書遂不傳，所以《四庫提要》說：「雖以博雅如楊慎，亦稱綽所撰為有錄無書。」至於萬曆《雲南通志》卷二、卷三雖都引有樊綽《雲南志》，而文字與傳世《蠻書》頗不類，倒很像後世方誌中語，恐是傳聞之誤，實則樊氏書明中葉以後便已不傳。清乾隆時修《四庫全書》，館臣始從《永樂大典》中將樊氏書輯出，仍依《新唐書·志》分為十卷，並取《新唐書·南詔傳》及《通鑑考異》為之校勘。《蠻書》從此遂又流傳於世。今除《四庫》本外，有《武英殿聚珍版》本一稱內聚珍本，乾隆時《知不足齋》本，廣雅刊《聚珍版叢書》本，《琳琅秘書叢書》本，《漸西村舍叢書》本，《雲南備征志》本，凡六種版本。《知不足齋》本以下都出自內聚珍本，略有是正；而內聚珍本、《知不足齋》本兩種也不多見。內聚珍本大概以文淵閣《四庫》本為據，《提要》作於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時間最早。文淵本在四十七年，文津本在四十九年，兩本《提要》文字相同，而與內聚珍本有出入，書內文字也略有異同。據我的推測，《大典》內的《蠻書》，大概是絕大部分收於一韻之內，所以在國內見到《大典》最多的趙萬里先生，就沒有見到引用《蠻書》的《大典》，在國外見到《大典》最多的王重民先生，他說也只見到一條。大約引用《蠻書》的那一本《大典》，在庚子或不知道甚麼時候，一定佚失了。
因為《大典》原本不存，今日《四庫》本《蠻書》有無訛誤，就很難勘正。但是今本《蠻書》中時時夾有《四庫》館臣案語，從那些案語中我們還可以看出現行本《蠻書》，有些地方是經館臣誤改的。如：現行本卷四《名類》第四首紀爨歸王襲殺蓋聘、蓋啟父子，蓋聘、蓋啟《大典》原作孟軻、孟啟，館臣據《新唐書·南詔傳》改正，作蓋聘、蓋啟。唐《張曲江文集》卷十二有《敕安南首領爨仁哲書》，其中就有昇麻縣令孟聘之名，由此可知《新唐書》誤「孟」為「蓋」，《大典》作「孟」不誤，只「孟聘」誤作「孟軻」而已。《四庫》館臣未能廣徵唐人書，遂有此失。
還有《大典》本《蠻書》有很多脫落錯誤的地方，現在從類書如《太平御覽》以及金石文字中，可以補正不少的字句。如《御覽》時引《南夷志》，就是《蠻書》的另一名稱。《蠻書》卷一《雲南界內途程》第一石門路一段末「大部落則有鬼主」以下，文字脫落，致不可通。《御覽》七八九暴蠻等部落條引《南夷志》，正是今本此段，文字完整，今將《大典》本《蠻書》及《御覽》引《南夷志》這一條分列如次，以資比較。
大部落則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馬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大典》本《蠻書》）
大部落則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馬，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御覽》七八九暴蠻引《南夷志》）
《四庫》館臣輯《大典》本《蠻書》，不知利用《御覽》所引《南夷志》來校勘，致今本多留遺憾，這是很可惜的。此外滇南金石文字，也有可以補正今本《蠻書》的。如《大典》本《蠻書》卷一《雲南界內途程》第一石門路一段說石門路於天寶以後，路遂閉絕。至貞元十年南詔歸化朝廷，發使冊命，但是清溪關路又因吐蕃侵略不通，於是「其年七月，西川節度韋皋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閉石門路，量行館」。「閉石門路量行館」七字，頗難索解。現在從袁滋的刊石題名中「署巡官監察御史馬益統行營兵馬，開路置驛」的一句話里，可以知道今本《蠻書》的「閉石門路，量行館」七字，原來應該是「開石門路，置行館」，「開」「置」二字，展轉傳寫，訛成「閉」「量」，如此而已。
不過《四庫》館臣輯校《蠻書》，雖有疏漏之處，卻也煞費苦心，不應該埋沒了他們的功勞。《大典》本《蠻書》原有不少錯簡，如今本卷四《名類》第四獨錦蠻條末有五十八字，與上下文不相應，卷五《六 》第五篇首有五十二字與下文無關，卷八《蠻夷風俗》第八篇末一條紀行軍律令，不屬風俗範圍，館臣指出這些錯簡應在的地方，都很有道理。所以今本《蠻書》雖藉《大典》而倖存，然而仍待博採唐人紀載，金石文字，以及地理學、民族學、語言學的調查，好好的校勘和還原。有了一個比較可靠的本子，然後可以進一步談到研究。有清三百年樸學運動中，對於西南史地的研究，實在是太寂寞了。
《蠻書》分《雲南界內途程》《山川江源》《六詔》《名類》《六》《雲南城鎮》《雲南管內物產》《蠻夷風俗》《南蠻條教》《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共凡十卷。書內包括中古時代雲南的民族、歷史、地理、物產、風俗、制度，以及毗連諸番國的問題，極為複雜。每一個問題都很重要，都需要作廣博的考證和研究，待各方面的學者通力分工合作，絕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完成的。本篇只算是「喤引」而已！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六日初稿，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一日重寫一過於北京。
（見《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頁一〇九—一二七，一九五一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