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唐代刊書考
一 引言
唐人刊書，散見載籍；裒為一帙，以資觀覽者，尚未之見。茲篇之作，於諸家紀載唐代刊書之文，就耳目所及者為之排比，加以考辨，藉著其概。複次，清季西洋考古學家探險西陲，神州古物席捲而西，其中不乏唐代刊本，用述梗概，以諗國人。而近代諸家著述述及其他現存唐本者，並為匯錄，驗其然否。至於隋以前及隋代之無刊本，與夫印度像印開印書之先路，俱依次述之於首，以識唐代刊書之淵源雲。
二 論隋以前及隋代即有刊本之不可信
宋人筆記俱謂刊書始於李唐。明陸深著《河汾燕閒錄》，方創昉自隋代之論。清代承其說者頗不乏人。如阮吾山《茶餘客話》，高士奇《天祿識餘》。清末日本人島田翰著《古文舊書考》，論述中國雕版淵源猶襲陸說，更昌言南北朝即有墨版。而一八九四年法國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著《中國古代文明西源論》（ West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竟謂東晉成帝咸和時蜀中成都即有雕版印書之舉。拉氏所據為《蜀志》及《後周書》，說者常訾其以模拓碑版誤為印書，曾為覆檢二書，未得其據，因不具論。又按日本人中村久四郎於《東洋史講座》第十二號其所著《宋代學術宗教制度》文中謂敦煌發見之古物中有隋代木活字版發願文云云，然同書十三號中村不折即函辨其為贗鼎，伯、斯諸人亦未之言，則不足信矣。今錄陸氏與島田氏二家之說於後，繼辨其誣。
（甲）陸深《河汾燕閒錄》（明嘉靖陸氏家刊《陸文裕公儼山外集》本）卷上：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又在馮瀛王先矣。
（乙）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二《雕版淵源考》：
明陸深《河汾燕閒錄》云：「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版。」是語見於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曰：「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中村器堂氏依此文乃雲雕屬廢像，撰屬遺經，即非刻書之謂。余則以為陸氏在明猶逮見舊本，而紀雲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又案此語不載於《隋書》及諸雜史，信斯語也，則隋時已有雕板也。
又予以為墨版蓋昉於六朝。何以知之？《顏氏家訓》曰：「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書本之為言，乃對墨版而言之也。顏之推北齊人，則北齊時既知雕版矣。《玉燭寶典》引《字訓》解瀹字曰：「其字或草上或水旁或火旁，皆依書本。」已曰皆依書本，亦可以證其對墨版也。是隋以前有墨版之證。
按陸氏所引隋文帝敕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蓋「周武之時，悉滅佛法，凡諸形像，悉遣除之，號令一行，多皆毀壞」，以至「塔宇既廢，經像淪亡，無隔華夷，掃地悉盡」，故發此敕以「重顯尊容，再崇神化，頹基毀跡，更事莊嚴，廢像遺經，悉令雕撰」。陸氏乃據此文以為印書之始。袁恬《書隱叢說》即謂「雕者屬像，撰者乃經也，非雕刻之始也」。島田氏不察，仍襲陸氏之誤，故俞樾駁之曰：「至引隋開皇敕謂隋時已有雕版，雕版二字自是撰定之誤。雕像撰經乃是二事，若雲廢像遺經悉令雕版，廢像豈可雕版乎！」 可謂甚當。《歷代三寶記》卷十二有《象經法式》十卷，開皇十五年敕有司撰，袁氏所謂「撰者乃經也」者，此其證也。
又案陸氏文中「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二語，後來引者各異其辭。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作「悉令雕造」，島田氏又據別本逕作「雕版」，並曲為之解曰：「余則以為陸氏在明猶逮見舊本，而紀雲雕版，恐《宋藏》中必有作雕版者矣。」陸氏確曾見舊本，其所著《玉堂漫筆》卷下云：「世言《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此自唐開元間總結經律論之目，至貞元間又增新經二百餘卷，宋至道以後惟淨所譯新經又九千五百餘卷。予見南宋《藏經》與《元藏》不同，而本朝《藏經》又添入元僧以後諸人文字，而卷數仍舊，豈亦有添減歟！」云云是也。然其家刊本《河汾燕閒錄》作「悉令雕撰」，並不作「雕版」，日本縮刷《藏經》以麗元諸本校勘，於此亦作雕撰，無作雕版者，則島田之說不足辨矣。
島田又據《顏氏家訓》江南書本之語，以為系對墨版而言，遂謂墨版昉於六朝。俞樾駁之曰：「又引《顏氏家訓》謂北齊已有雕版，更恐不然，如顏氏果以書本對刻本而言，則當時刻本當已遍天下矣，何至唐時猶不多見也？書本乃寫本耳。古書本無不同，而傳寫各異，故曰江南書本，對河北書本而言，非對刻本言。《書證》篇或雲江南本、河北本，或雲江南書、不言本。河北本，不言書。隨便言之，皆以江南與河北對。」 葉德輝亦非其說，以為「若以諸書稱本定為墨版之證，則《劉向別傳》校讎者一人持本，後漢章帝賜黃香《淮南子》《孟子》各一本，亦得謂墨版始於兩漢乎？島田氏謂在北齊以前，所有援據，止諸書稱本之詞，陸氏誤字之語，則吾未敢附和也。」 二氏駁論，確當不移。故在未有新史料發見以前，僅據陸氏與島田氏之言，以為中國之有雕版始於六朝及隋，蓋不足信已。
三 唐代刊書之先導
中國在隋及隋以前之無雕版書，約如上述，而考諸現存實物及文獻，唐代刻書之確然有據，則無可疑。現今世界上最古之印刷品，當推寶龜本《陀羅尼經》。 [1] 然唐代日本文化大都傳自中土。如日本夾纈，其名見於宋王讜《唐語林》，創於唐玄宗之時， 即其一例，則刊印《陀羅尼經》恐亦有所受也。顧文獻無征，今不具論。茲篇所欲究者，為唐代刊書梗概，然於刊書之先導，亦不能不一述也。
中國印刷術之起源，與佛教有密切之關係。語其變化之概，當為由印像以進于禁咒，由禁咒進步始成為經文之刊印，而其來源則與印度不無關係也。今摭錄諸家言像印及印佛像之文如次：
（甲）《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龍，為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以下各贈華氎十段並食器，次伸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諸眾僧餞送使人。
（乙）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三十一《灌沐尊儀》：
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絹紙，隨處供養，或積或聚，以磚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滅。西方法俗莫不以此為業。
（丙）唐馮贄《雲仙散錄》印普賢像條引《僧園逸錄》：
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象，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
案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九有云：「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波，總聚於內，簾修供養。」日本寶龜本之《陀羅尼經》分置於百萬小塔中，即所謂法舍利也。王玄策所獲之佛印，即《寄歸內法傳》所云之泥制底（ Koitya ）及拓模泥像一類之物也。始言印刷之文獻，當以義淨之言為最先矣。
此種佛印流傳甚廣。日本大和法隆寺所藏不動明王像一紙印像三千，藥師如來像一紙印像十二，阿彌陀如來像以縱一尺一寸五分之紙而印像百八尊。此外尚有吉祥天女像，毗沙門天像，皆一紙而印像數十，當即佛印之類也。一九〇八年法人伯希和探檢敦煌石室，發見用佛印印成之千體佛，俱為唐代之遺。 考諸往昔道家修煉，登山涉水，往往佩帶棗木大印，印上刻字數達一百二十。 然初無傳播之想，不過用以避邪而已，不得謂之印刷也。至唐代印度佛印傳入中國，摺佛之風一時大盛，一紙中動輒印百千佛像，一印或數百千張，而後印刷方告萌芽，遂有後日之盛。
《雲仙散錄》記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五馱俱盡，乃摺佛之流也。唯《雲仙散錄》一書，宋洪邁 、張邦基 、趙與時 、陳振孫 諸人即疑其偽，清《四庫提要》論《雲仙雜記》稱：「其自序稱天復元年所作，而序中乃雲天祐元年退歸故里，書成於四年之秋，又數歲始得終篇。年號先後亦復顛倒，其為後人依託，未及詳考，明矣。」《雲仙雜記》一書即撏扯《散錄》而成。然八千卷樓舊藏宋開禧刻本《雲仙散錄》，馮贄序作天成元年非天復。舊本本不誤，《四庫提要》據此認為依託，未見其然。要之，佛印之作，印度傳播已久，玄奘當及見之，則《雲仙散錄》所記不無可信也。
自有道家四百字之棗木大印及印度之佛印，而後藉刊本刷印以為傳播文字之利始漸為人知。中國刊書史之由此蛻變，以至於正式刊刻書籍，其過渡時期史實，尚未發見何種文獻，唯有日本寶龜本《陀羅尼經》可為旁證。然其間尚有一事，似亦足以使此期史實呈一線曙光者，則曆日板是也。《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二月
丁丑，敕： 諸道府《近事會元》卷五曆日板條引此作諸道府州。 不得私置曆日板。
《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云：
准敕：禁斷印曆日版。劍南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歷亦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太和九年敕，蓋因馮宿之奏而發也。
按編年史有日曆一則，創始於德宗之時，此雲曆日，當非其倫。《唐語林》曾記僖宗入蜀，太史曆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參互朔晦，貨者各征節候，因而爭執，可見當時各地有私印曆書之事。所云曆日板者，疑即為印刷曆書之雕版。 恐各道府各置曆日板，印行曆書，不統於一，以致朔晦參互，節候先後，有悖於王者正朔之義，故敕諸道府不得私置。夫歷為人生日常所需，其應傳播，與廣刊經咒以求福田利益者，需要之切，正無以殊，則先登梨棗，理所當然。曆日版云云疑即指此耳。
[1] 日本光仁天皇寶龜元年即唐代宗大曆五年，公元七七〇年也。關於寶龜本《陀羅尼經》，可參看朝倉龜三著《日本古刻書史》五至十三葉，又卡德（T.F.Cartes）著《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考》（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第七章，此章譯文見《圖書館學季刊》二卷一期。
四 中國刊書史上之咸通時代
唐代道及刻書之文，說者俱以元微之《白氏長慶集序》為最先。 元《序》略云：「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以為模勒云云，即指雕刻而言。元《序》作於長慶四年十二月（公元八二五年），正與日本寶龜本《陀羅尼經》同時。元、白之詩刊為書冊，賣之市肆，遍於楊越，則刊書傳播已廣，刊刻範圍亦已由宗教方面轉入世俗文學。然此《序》所恃以為刻書之證者，僅模勒二字及模勒與繕寫二字對舉而已。顧模可釋為摹寫，勒亦可詮為鉤勒，從原跡摹寫鉤勒若今之影寫本然，似亦可通。至於二語對舉，遂指繕寫為傳鈔，模勒為刊刻，則其曲解，與見書本而即謂與墨板對舉者無以異也。元氏所云，揆之刊書蛻演之跡，及日本《陀羅尼經》，理實可能。然文字詮釋，似有未晰。故在未得第二種文獻及年代清晰之實物證據以前，不得據此即謂唐代在大曆時即已有雕版印書也。
中國刊書是否創始於唐，李唐一代在刊書史上之變遷若何，俱以文獻不足，難征其全，唯就所得諸家之言，考其時代，則大都在唐懿宗咸通或其後不遠之際。是刊書之事，當自此始漸為士大夫所注意，因而形諸紀述。今總稱之曰咸通時代。其在咸通前後者亦附見於中。關於諸家紀述唐代刊書文獻，今就所得見者，略依時序，比錄如左：
（甲）日本僧宗叡《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大藏·餘》二）：
《都利聿斯經》一部五卷 《七曜禳災法》一卷《七曜廿八宿歷》一卷 《七曜曆日》一卷 《六壬名例立成歌》一部二卷 《明鏡連珠》一部十卷 《秘錄藥方》一部六卷 兩 策子 《削繁加要書儀》一卷 元和年中者 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 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 右錄書等，惟非法門，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從六月迄於十月，於長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學僧圓載法師院求寫雜法門等目錄具如右也。日本貞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卻來於左京東寺重勘定入唐請益僧大法師位。
（乙）范攄《雲溪友議》卷下《羨門遠》：
紇干尚書泉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稔。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乃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洗鍊之者。……
（丙）司空圖《一鳴集》卷九《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礭八千卷樓藏舊鈔本作確。化莫丁本作募。雕刻律疏》：印本共八百紙。
……今者以日光舊疏，龍象弘持，京寺盛筵，天人信受，□迷後學，競扇異端。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惠礭 丁本作確。 無愧專精，頗嘗講授。遠欽信士，誓結良緣。所希龜鑑益昭， 此依丁本。 津梁靡絕，再定不刊之典，永資善誘之方。必期字字鐫銘，種慧 依丁 本。 牙而不竭；生生親眷，遇勝會而同聞。敢期福報之微，願允標題之請。謹疏。 據《四部叢刊》本以八千卷樓藏本校。
（丁）王讜《唐語林》卷七：
僖宗入蜀，太史曆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參互朔晦，貨者各征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爭月之大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歷，吉凶是擇，所誤於眾多矣。
（戊）柳玭《家訓序》：無名氏《愛日齋叢鈔》卷一引。
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漫染不可盡曉。
（己）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
世言雕版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嘗閱書肆，雲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版，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庚）無名氏《愛日齋叢鈔》卷一：
按柳砒《家訓序》（參看戊）、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為板本。大概唐末漸有印書，特未能盛行，遂始於蜀也。
（辛）《國史志》：
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術數小學字書。
（壬）朱益《猗覺寮雜記》卷下：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為正，見兩朝國史。
宗叡為唐代日本僧入唐八家之一，於清和天皇貞觀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與賢真、忠全、安展、禪念、惠池、善寂、原懿、偤繼諸人隨真如法親王入唐，於貞觀七年（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十一月歸國。歸國時攜回之經卷凡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西川印子本《唐韻》《玉篇》，則經卷以外附回者也。印子本即刊本。二書唐本現俱不存。然三十卷之《玉篇》、五篇之《唐韻》，俱屬鉅帙，在咸通時既已雕版流傳，播諸海外，則當時蜀中刊書之盛可想已。最先發見此段文獻者為日本禿氏祐祥，氏著《古代版畫集》後附《版畫考》一文，論及此事。
時代稍次於宗叡《目錄》者，是為范攄《雲溪友議》所紀紇干泉印《劉弘傳》數千本之文。攄為僖宗時人。紇干泉附見《唐書·裴休傳》，稱其與休茹素囋唄，同信桑門。此紀其苦求龍虎之丹，並大延方術之士云云，似與《傳》牾。然唐武宗時道教大盛，廢天下僧寺，一時士大夫趨赴風尚，俱舍而學道。會昌六年四月道士趙歸真伏誅，道教遂衰。宣宗大中元年修復廢寺，則紇干泉初或崇信道家，會昌而後，道家寖衰，用轉入釋氏，與裴休等皈依三寶，以挽晚節。《傳》僅記其崇信釋氏，系就晚年而言，范氏所言，則其往事耳。其鎮江右，當在趙歸真尚未伏誅以前，中朝大夫不少言修煉之術者，用敢雕印《劉弘傳》數千本以寄之也。故紇干泉之雕印《劉弘傳》，當在會昌之時，范攄於咸通時紀之，於此不僅可見會昌時江右已有雕版印書，而咸通時雕版書之已為社會所習見，亦於可知矣。
就宗叡《目錄》及《雲溪友議》二書觀之，咸通時雕印世俗書及道家書之情形，約可窺見一斑。清光緒季葉英人斯坦因發見敦煌莫高窟石室藏書，劫取菁華，以藏於不列顛博物院。其中有雕印本《金剛經》一本，經末題云：「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現存之中國雕版書，當以此物為最古矣。關於咸通《金剛經》，別述於第五節，茲不贅。今進而論司空圖所紀《雕刻律疏》一文之時代。
圖此文大約作於居洛之時。圖生平入洛，前後二次。第一次在咸通末及乾符六年之間。時召拜殿中侍御史，以赴闕遲，因責授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廣明元年，始還河北。自是不復至洛。第二次在昭宗時。昭宗遷洛鼎欲歸，柳璨希朱全忠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見誅，力疾至洛陽，時天祐二年八月也。圖此文當作於第一次入洛之時。若第二次，則史稱其謁見之日，墮笏失儀，旨趣極野，當無逸致作此閒文。即令作於此時，文中「洛城罔遇」之辭，必不敢形諸筆墨以賈禍也。故此文必作於咸通末第一次入洛，時距宣宗大中復修佛寺不遠，故「洛城罔遇，時交乃焚」云云，當指會昌廢佛之禍而言。蓋會昌廢寺，東都敬愛寺亦曾受波及也。唐皇甫枚《三水小牘》謂：「唐武宗嗣歷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薄點墨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於是東都敬愛寺北禪院大德從諫引公，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是敬愛寺在會昌時固曾罹廢寺之禍也。迄大中時佛教復興，敬愛寺用亦亟圖恢復，重雕律疏，故圖文所云「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以下四語，其為特指會昌毀佛之事而言，蓋確然有據。某君於此數語斷句作為「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夫印本既焚，已歸散失，尚何漸虞之有乎！而會昌、咸通時之即有印本，亦於斯可見。前之紇干泉之雕印《劉弘傳》在會昌時，亦可以此為一旁證。又按敬愛寺在東都建春門內，距南市不遠。南市有賣書肆。斯時敬愛寺雕印律疏至八百紙，印書之舉已屬常事，南市賣書肆中，縹緗插架，想當有刊本書籍陳於其中者矣。
懿宗之後是為僖宗。是時王仙芝、黃巢等揭竿起義，橫行天下。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中和元年正月僖宗遂幸成都，文德二年二月始克復歸長安。《唐語林》及柳玭所紀，皆此時事也。宗叡《目錄》所紀有西川印子本《玉篇》《唐韻》之印本，成都書肆固有出售者矣。柳玭謂閱書於重城之東南，所謂重城當屬乾符六年高駢所築之羅城，今稱蓉城。至今成都書肆尚多在蓉城東南學道街一帶，唐代書肆亦當在此也。 葉夢得以下四家之言，今不具論。
就以上諸家所紀者考之，會昌以降，雕版印書之風已盛，至咸通而紀者特多。 宗叡、司空圖、范攄諸文 。所印書今猶可考者，在世俗方面有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字書小學、《玉篇》《唐韻》之屬，道家方面有《劉弘傳》，釋氏方面有鳩摩羅什譯《金剛經》 詳第五節述現存之咸通本《金剛經》。 及律疏。當時印書之地可考者，有江右、 《雲溪友議》 。江東、 《唐語林》 。蜀、 宗叡《目錄》及柳玭《家訓序》 。東都、 司空圖《一鳴集》 。及敦煌 咸通本《金剛經》 。諸處，傳播之遠及於日本、 宗叡《目錄》 。長安。 宗叡攜回之印子本既獲於長安，又紇干泉雕印《劉弘傳》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洗鍊之者，中朝當即長安，而四海云云又可見其傳播之廣矣 。故在咸通之時，雕印書籍，即已遍布於長江、黃河兩流域間，則其盛可知矣。
五 述現存之咸通本《金剛經》
當十九世紀末葉，西洋考古之學大盛，於是中亞細亞、新疆、蒙古、甘肅一帶，遂時有外國考古學家發掘探考於其間。至一九〇七年，供職於英國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乃發見敦煌千佛洞莫高窟之秘藏。佛畫、寫本、印本、卷子，為所席捲而西，以藏諸倫敦之不列顛博物院者約八千五百餘卷。其明年法國人伯希和至此，復取去二千五百餘卷，藏於巴黎之國家圖書館。餘八千餘卷，則於清宣統時歸諸北京之京師圖書館。三處所藏，以寫本為多，印本甚少。印本之有時代可尋者，在倫敦約有五卷，巴黎約有四卷。咸通本《金剛經》即倫敦藏本，為斯坦因所劫去，而現存中國印本書之最古者也。咸通本《金剛經》印於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斯坦因之《中國西陲考古記》（ Ruins of Desert Cathay ）及卡德之《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考》曾述其大概。二氏書及日本禿氏祐祥《古代版畫集》、新村出《典籍叢談》俱附有影片。今摘譯斯坦因及卡德二氏之說如次，隨述是書內容於後。
（甲）斯坦因《中國西陲考古記》卷一第一八九頁：
石室又有一保存甚善之卷子，首為雕印甚佳之扉繪一篇。卷子正文全部俱屬雕版印成，末有雕刻年月，約當西元後之八六〇年（參看第一九一圖第六幅），余睹此為之大喜不置。世俗俱謂雕版印書始於宋代，據此可知宋以前久已有之，而在第九世紀時其藝術即已頗有可觀矣。其他漢文卷子中尚雜有畫卷及雕版之屬，雕繪之精，雖在無專門學識者觀之，亦一見而知其藝術之佳也。
（乙）卡德《中國印刷術之發明及其西傳考》第四一頁：
莫高窟石室閉藏潛而不彰者幾九百年，至是所藏卷子始復顯於世，而世界上最古之印本書亦即藏於其中。是書保存甚善，大致完好無缺，雕刻技術亦頗進步。由此可見其蛻演至今，必已甚久。歐洲谷騰堡（Gutenberg）以前所有之雕印品，俱不及此書之精。全書正文六葉，首副以雕版畫一短幅，黏成一長幅，長十六呎。綜觀此書，不唯雕版技術可稱上乘，即就各葉之大小而言，亦非日本寶龜本《陀羅尼經》之簡陋粗疏所可比也。每葉約長兩呎半，高僅一呎，雕版大小當亦如是。書末刊有年月一行，辭曰：「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
案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為公元八六八年五月十一日，斯坦因《中國西陲考古記》卷一第一八九頁作西元後八六〇年，第一九一圖第六幅作西元後八六四年，俱誤。是書第一頁為雕版扉繪，作佛在給孤獨園長老須菩提（Subhūti）起問之狀。釋迦牟尼佛坐於正中蓮花座上，座前一几上設供養法器，長老須菩提則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佛頂左右飛天旋繞，佛座兩則有二金剛守護，佛座後二菩薩九比丘帝王宰官圍繞隨侍，佛座前二師子分踞左右，所以表示佛為人中師子也。
扉繪之後是為《金剛經》本文。經首冠以淨口業真言。繼此為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Vajracchedikā-prājñāpāramitā-sūtra），經文每行大率為十九字，殿以真言。
扉繪刻畫甚精，人像衣褶簡勁，面容亦能表示各人不同之情感。須菩提古老蒼勁，虬筋外露，意態生動。全部線條於柔和中復寓勁挺之意，以之與高麗顯宗朝之《御製秘藏詮》 高麗本經即翻雕北宋本者 。及南宋本《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相較， 後二者雖工整精細有勝於前，然不及咸通本之純樸古簡。經文字體亦然。宋版本之佳者，字體每帶歐、虞神 味，如拜經樓藏殘本《漢書》及八千卷樓藏宋慶元本《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是也 。元人所刻與宋版書較，已帶匠氣，明清則自鄶以下矣。顧以咸通本《金剛經》與宋版書較，又顯然有別，一則古拙錯綜，一則整齊呆板。是故古版書就藝術方面言之，即在其能保持率真之氣，而不流庸俗耳。
圖中釋迦像上唇有微髭，此種傳說，為時甚古，從此亦可見是書淵源之遠也。經文之首附淨口真言，文曰：「凡欲讀經，先念淨口真言一遍：修唎修唎摩訶修唎修修唎娑婆訶，奉請除災金剛，奉請辟毒金剛，奉請黃隨求金剛，奉請白淨水金剛，奉請赤聲金剛，奉請定除厄金剛，奉請紫賢金剛，奉請大神金剛。」末附真言，文曰：「郍謨薄伽跋帝缽羅若缽羅密多曳唵伊哩帝伊失哩戍 馱毗舍耶娑婆訶。」《大正新修大藏經》本《金剛經》真言薄伽作婆伽，缽羅若作缽利壞，密多曳作弭多曳，伊哩帝作伊利底，伊失哩伊伊室利，戍嚧馱作輸盧馱，娑婆訶作莎婆河，譯音微殊，句讀亦異，其中足以校正今本鳩摩羅什譯《金剛經》者尚不鮮也。
咸通本《金剛經》大概約如上述。然其書是否為敦煌所刊，抑自他處傳來是亦待解決之一問題也。與刊本《金剛經》同時發見者，尚有其他雕版印之單片發願文甚多，此種單片大都分為上下兩載，上截為所欲供養之佛像，下截則為願文，所雕佛像及文字較《金剛經》及其他有年月之卷子本為簡率，卡德據此遂謂此種單片之發願文既甚簡率，則雕印之卷子本或系來自四川，而發願文則刊於敦煌也。由此推論，又可見在《金剛經》刊印以前，中國本部雕印書籍之業已盛，敦煌不過汲其餘波，方在創始耳。然而其間過渡之跡，則於茲顯然可睹矣。
今按卡氏所論不盡無據。巴黎藏有廣政十年寫本《維摩詰經講經文》第二十卷，書於西川之靜真禪院，流傳至敦煌之應明寺，是為敦煌與蜀中文化交流之證。又敦煌石室藏書兩萬餘卷，大率為寫本，印本寥寥可數，其地雕版印書之業尚未甚盛，而敦煌刊書之風受外來之影響甚大，亦大略可知矣。
六 論現存其他各唐本書
近代著述中頗有述及現存唐代刊本者，今略舉其言如次。
（甲）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二《雕版淵源考》：
案今世所傳經籍墨版，蓋莫古於李鶚本《爾雅》及闕民字本《左氏傳》，大坂有西村某者 達按新村出《典籍叢談》之 《唐宋版本雜話》及此謂系西村兼文。 嘗贗作三種書：延喜十三年本《文選》，唐天祐二年本《歸去來辭》 卷尾署大唐天祐二年 九月八日餘杭龍興寺沙門光遠刊行，今在神田乃武氏家。 是也。而其一則余忘之矣。明治二十一年清傅雲龍得《文選》於陳樹山所，驚喜，刻入於其《篡喜廬叢書》中，欽差大臣黎蓴齋制跋，兵部郎中傅雲龍作序，嘖嘖言其可信。且以此為唐世槧本流行之證。而曾不知其出於西村某之手。紙用寫經故張，字樣集寫經舊字活字擺印者也。蓋雖有巧妙足以欺人者，而其紙墨之間，猶不難判知其為偽也。況如《歸去來辭》門雖設而常關，脫門字，尚可謂之正善可據乎。
（乙）羅振玉《莫高窟石室秘錄》：
予於日本三井聽冰氏（高堅）許，見所藏永徽六年《阿毗達摩大毗婆娑論》卷一百四十四，其紙背有刻木楷書朱記，文曰「大唐蘇內侍寫真定本」九字，與宋《藏經》紙後之「金粟山藏經記」朱記同，此為初唐刻本之確據。
（丙）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雕版之始》：
按唐時雕本，宋人已無著錄者。蓋經五季兵戈之後，片紙隻字，盡化雲煙，久等於三代之漆簡，六朝之縑素，可聞而不可見矣。近有江陵楊氏藏《開元雜報》七葉 《孫 可之集》有《讀開元雜報》文當即此也。 雲是唐人雕本，葉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錢，有邊線界欄，而無中縫，猶唐人寫本款式。作蝴蝶裝。墨印漫漶，不甚可辨。此與日本所藏永徽六年《阿毗達磨大毗婆娑論》刻本，均為唐本之僅存者。 世傳卷子本陶淵明《歸去來辭》後署大唐天祐二年秋九月八日餘杭 龍興寺沙門光遠刊行云云，蓋不足信。
案以上所舉今人之視為唐刊本者，有《開元雜報》及《阿毗達摩論》第一百四十四卷二種。顧《開元雜報》雖有邊線界欄，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烏能必其即為刊印？即為唐本？矧讀孫氏文，毫不見有刊刻之意耶？至於《阿毗達摩論》之唐本，在日本學者且自疑其不典，以為或系西村兼文之流者所為。 當亦贗鼎耳。
敦煌石室印本有《加句靈驗》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羅振玉曾為之影印於《宸翰樓叢書》中；斯坦因《中國西陲考古記》影有《供養阿密陀佛發願文》單片一紙；卡德《中國印刷術之發見及其西傳考》影有《供養文殊師利菩薩發願文》單片一紙，此三種者細察其字畫，雕刻俱頗純樸，與咸通本《金剛經》較，更為率真。羅氏謂《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為唐本，其根據為「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之「國」字尚空一格，餘二種發願文，卡氏亦斷為唐本，言俱可信。言現存之唐本，於咸通本《金剛經》外若此三者，其庶幾乎！
（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年刊》
頁一—一九，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