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一 敘言 唐代與西域交往甚繁，文物方面所受影響亦所在可見。馮承鈞先生曾為《唐代華化蕃胡考》， 日本桑原隲藏博士亦有《隋唐時代來住中國之西域人》一文， 考證俱甚精確，可為隋唐史研究上辟一新葉。唯馮先生文僅以蕃胡華化為限，材料亦止於兩《唐書》；桑原氏之作，範圍較廣，以人為主，而略及於各方面之文物。然俱語焉不詳，欲明唐代與西域文明關係者仍尚有待焉。 李唐一代之歷史，上汲漢、魏、六朝之餘波，下啟兩宋文明之新運。而其取精用宏，於繼襲舊文物而外，並時採擷外來之菁英。兩宋學術思想之所以能別煥新彩，不能不溯其源於此也。今試即戲曲繪畫諸方面言之。 元曲出於諸宮調，諸宮調導源於大曲。然大曲唐已有之，《教坊記》備記其目，率為舞曲，隸屬胡部。唐代大曲，中國久已失傳，而日本曾傳唐樂，尚有可考：大曲有《破陣樂》《團亂旋》《春鶯囀》《蘇合香》；中曲有《北庭樂》《回波樂》《蘭陵王》《涼州》《皇麞》《夜半樂》《打毬樂》《還京樂》《感皇恩》《蘇幕遮》；小曲有《甘州》《拔頭》之屬；其帖數拍數備具。 由此以求唐樂，固可以窺知梗概，更由此以下溯宋代大曲，不難得其仿佛。此一事也。又如般涉一調，元曲中屢屢見之，此顯然即龜茲蘇祗婆西域傳來七調之一。陳澧於凌廷堪由西域以溯源古樂，固詆為猶航斷港絕潢以至於海，然於宋元以來俗樂與蘇祗婆七調之關係，固亦不能否認。誠能求唐代大曲中曲小曲之音節於西域，而得其解，則宋元戲曲演變之痕跡為之大白。其貢獻於中國樂舞戲曲史者豈非甚大！此又一事也。 又如中國繪畫，唐以前以線條為主。至唐吳道玄始以凹凸法滲入人物畫中，山水樹石亦別開生面。逮王維創水墨山水注重暈染，遂開後來南宗風氣。宋代米芾亦以潑墨法為世所重。摩詰竺信象教，元章或亦疑為異族。誠能以西域古代之畫風與唐宋以來中國畫家之作比觀互較，究其消息，則宋元以後中國畫之遞變，不難知其故矣。 此外如胡服之日盛，波羅毬自唐以及於宋、元、明由極盛而趨於衰微以至滅絕，並可從以窺知中外關係之繁密，以及一代風尚之變易。此種史實俱可於李唐一代窺其端倪。 余愧不足以言此，茲唯刺取唐代傳入中國之西域文明與長安有關者，稍加排比，述之如次。唯為此事，亦必須對於中國與西域文明有深切之研究，然後可以互相比較，得其實際。顧在此間，西域史料不易尋求：如言胡服，無從知唐代西域波斯諸國之服裝；言樂舞，雖知胡騰、胡旋、柘枝、蘇幕遮之屬來自中亞，而無由知西域古代樂舞之梗概。茲篇唯能將中籍史料，就耳目所能接及者，為之抉擇爬梳，藉供留心此一方面史實者之捃摭。偶有推測，亦等於扣槃捫燭，是則尚祈博雅之士有以晉而教之耳。 至於本篇所指西域，凡玉門、陽關以西以迄於伊蘭高原地方俱屬之。印度與中國交往頻繁，關係過密，非區區此篇所能盡，用存而不論。又本篇以長安為限，有關洛陽之新材料亦偶爾述及。其所以如此，非敢故亂其例，以為或可以稍省覽者翻檢之勞云爾，大雅君子或不以為非歟！ 二 流寓長安之西域人 中國國威及於西陲，以漢唐兩代為最盛；唐代中亞諸國即以「唐家子」稱中國人， 李唐聲威之煊赫，於是可見也。貞觀以來，邊裔諸國率以子弟入質於唐，諸國人流寓長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於長安，此輩蓋預有力焉。桑原博士一文，於流寓長安之西域人曾約略道及，而未能盡，茲謹略事摭拾：以載籍所述泛及西域人士者記之於首，其國籍姓名彰彰可考者次敘於後。 中國史上西域人入居中國首都當以北魏一代為最多，其時流寓洛陽者，「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附化之民萬有餘家」 ，此萬餘家蓋括四裔而言。然觀於後來西域人入籍洛陽之多，可知其中西域人之成分，蓋亦不少也。 長安自周秦以來歷為國都，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俱為對外之中心。西域人之留居其間，雖不能比於元魏時之洛陽，卻亦不鮮，觀於康僧淵生於長安可見一斑。 至唐而西域人流寓長安者日多，按之載籍以及最近出土諸墓誌，一一可考也。 李唐氏族，據最近各家考證，出於蕃姓，似有可信。 有國以後一切建置，大率襲取周隋之舊。而滲以外來之成分，如兩京規畫，即其一端。 因其出身異族，聲威及於蔥嶺以西，雖奄有中原，對於西域文明，亦復兼收並蓄。貞觀初（公元六三一年），突厥既平，從溫彥博議，遷突厥於朔方，降人入居長安者乃近萬家； 此或可視為唐代對於外族「懷柔」之一端。唐京兆府戶口，在天寶初僅三十餘萬戶， 貞觀時當不及此，而長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萬家，其數誠可驚人矣。因此輩流人之多，至於憲宗之際，長安少年，耳濡目染，變本加厲，無怪乎東城老父為之慨嘆不已也。 天寶末，安史之亂，兩京淪陷，肅宗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元帥廣平王乃帥朔方、安西、回紇、大食之兵十五萬眾，收復兩京。其後安史之平得力於此輩者不少，而回紇葉護太子親將兵四千餘眾助討叛逆，厥功尤偉。肅、代之際，回鶻使者至長安，遂驕慢不可一世，常擅出坊市，掠人子女，白晝殺人，入獄劫囚，而莫敢誰何。代宗以後，回鶻麇聚長安者常至千人，華服營利，為公私害。 德宗即位，遂將留寓長安之回鶻人全部遣回，而有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鶻使者董突等九百餘人之慘劇。 按天寶以後，回鶻既代突厥而雄長朔漠，部族中遂雜有不少之西域人成分。代宗世常冒回鶻之名雜居長安之九姓胡，當即回鶻部族，桑原氏以為此輩九姓胡人應是昭武九姓苗裔。據《李文饒集》記在京回鶻譯語人，屢及石姓譯人，謂為「皆是回鶻種類」；西域石國人來中國，俱稱石姓，此輩當是石國人之臣於回鶻者；桑原氏以九姓胡人為昭武九姓，其說可信也。關於回鶻石姓譯人，別見於後，茲不贅述。至於回鶻人之在長安，並不因振武一戮而遂絕：《李文饒集》所記譯語人諸事，俱在會昌初年；會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和蕃大和公主以回鶻王崩國亂歸唐，至長安，隨從中即有回鶻人，日本僧圓仁留學長安，蓋親見之。 穆宗長慶五年（公元八二五年），右龍武大將軍李甚亦因其子貸在京回鶻錢不償，為回鶻所訴，遂遭貶斥為宣州別駕（參看後論《西市胡店與胡姬》一節）；凡此皆可見德宗以後回鶻人仍時往來長安之概也。 唐自太宗以後，吐蕃勢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際，西域四鎮淪陷，河隴一帶遂沒於吐蕃。至今所得敦煌石室遺書，卷末書大蕃歲月者不一而足，當即此一時期之所書也。 中國與西域之交通，因四鎮陷蕃而中斷，於是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遂流寓其間，仰給於鴻臚禮賓。桑原氏文指出《通鑑·德宗紀》，記當時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檢括之餘，有田宅者鴻臚停給，凡得四千人，此輩俱留不歸， 此亦一驚人之數字也。至於胡客之娶漢女為妻，並不始於德宗時，《唐會要》云： 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六月十六日敕：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者並不得將還蕃。 洛陽出土唐墓誌中漢女適西域人者亦往往有之。 驗之《會要》之文，似乎有唐一代對於漢女之適異族，律並無禁，只不得將還蕃國耳。 唐代流寓長安之西域人，大致不出四類：魏周以來入居中夏，華化雖久，其族姓猶皎然可尋者，一也。西域商胡逐利東來，二也。異教僧侶傳道中土，三也。唐時異族畏威，多遣子侄為質於唐，入充侍衛，因而久居長安，如新羅質子金允夫入朝充質，留長安至二十六年之久， 即其一例；此中並有即留長安入籍為民者，四也。茲謹綜合所知，分國敘述如次：先及蔥嶺以東於闃、龜茲、疏勒諸國，然後推及中亞、西亞，如昭武九姓以及波斯諸國。觀於此輩，而後西域文明流行長安，其性質之複雜，亦可概見矣。 于闐尉遲氏 於闃王室，相傳在唐以前即屬Vijaya一族。據斯坦因（M.A.Stein）及Sten Konow諸人研究，西藏文獻中之Vijaya即Saka語中之 ，中國史籍中之于闐王室尉遲氏即 一辭之譯音。于闐國人入居中國，遂俱氏尉遲。至於唐代流寓長安之尉遲氏諸人，淵源所自，大別有三：一為出於久已華化之後魏尉遲部一族；一為隋唐之際因充質子而入華者；其一則族系來歷俱不明者。今分舉如次： 唐代住居長安久已華化之尉遲氏，自以尉遲敬德一族，最為著名。尉遲敬德（《舊唐書》卷六十八，《唐書》卷八十九有傳），以高宗顯慶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卒於長安私第。敬德長安私第，據宋敏求《長安志》，在西市南長壽坊。其子寶琳附見兩《唐書》傳及許敬宗撰敬德碑。敬德猶子窺基大師，字洪道，尉遲宗子，所謂奘門龍象者是也。《宋高僧傳·窺基傳》云： 釋窺基字洪道，姓尉遲氏，京兆長安人也。尉遲之先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入華則以部為氏也。魏平東將軍說六代孫孟都生羅迦，為隋代州西鎮將，乃基祖焉。考諱宗，唐左金吾將軍松江都督江由縣開國公。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唐書》有傳。 敬德出於後魏尉遲部。《魏書·官氏志》謂為西方尉遲氏。按韋述《兩京新記》，長安嘉會坊裒義寺本隋太保吳國公尉遲剛宅，剛兄即尉遲迥。永平坊宣化尼寺則隋開皇五年周昌樂公主及駙馬都尉尉遲安舍宅所立。尉遲迥、尉遲安皆出於尉遲部，嘉會、永平、長壽三坊，自北而南彼此毗連，則此部人之占籍長安，最遲亦當在周隋之際，而敬德一族與此輩必有若干之關聯也。日本羽溪了諦以為後魏尉遲部實始於《窺基傳》中之平東將軍說，尉遲說即于闐史上之Vijaya-kirti，尉遲即Vijaya之音譯，說則譯kirti一字之義（kirti出於梵語之 ）云云。 羽溪氏說，尚待佐證，唯久已華化之敬德一族，其先亦出於闐，則無可疑也。 隋唐之際始由西域入居長安之尉遲氏，其最著者有名畫家尉遲跋質那及乙僧父子，而高僧智嚴當亦此名畫家之一族也。桑原氏文曾引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 尉遲乙僧于闐國人，父跋質那。乙僧，國初授宿衛官，襲封郡公。善畫外國及佛像，時人以跋質那為大尉遲，乙僧為小尉遲。 按尉遲乙僧及其父跋質那，史未言其為于闐質子，然而父子同封郡公，乙僧並授宿衛，非質子不能至此。跋質那，《名畫記》列之隋代，則跋質那及乙僧乃父子同為質子而久居長安者也。 乙僧畫風屬於凹凸一派，後來吳道玄之人物畫亦受此種影響，此在本篇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一節中更為詳論，茲唯略考跋質那父子與智嚴之關係。據《名畫記》，長安奉恩寺是尉遲乙僧宅，而按韋述《兩京新記》及《宋高僧傳·智嚴傳》，則奉恩寺原是智嚴舊宅。《智嚴傳》云： 釋智嚴姓尉遲氏，本于闐國質子也。名樂，受性聰利。隸鴻臚寺，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上柱國，封金滿郡公。而深患塵勞，唯思脫屣。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年）五月，奏乞以所居宅為寺，敕允，題榜曰奉恩是也。 尉遲樂與乙僧父子同為宿衛，同封郡公，而又前後同居一宅。按《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智嚴傳》，尉遲作郁持，當是譯音之異。又謂智嚴「自惟生居異域，長自中華，幸得侍奉四朝，班榮寵極」云云。 智嚴為中宗時人，上溯四朝，適在唐初，與大小尉遲同時。則諸人者疑為一家，由跋質那以至於樂，自隋末三世入居中國，先後以質子留宿衛京師。而樂則誕於西域，長自中華，如天寶以後尉遲勝之子銳然，是以翻經能「文質相兼，得其深趣」也。 神龍以後，至於天寶中葉，于闐質子，不復可考。天寶以後有尉遲勝，玄宗曾妻以宗室女（勝，《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四、《唐書》卷一百一十俱有傳，又見《冊府元龜》卷九百六十二）。祿山之叛，勝命弟曜行國事，自率兵五千赴難。安史亂平，勝遂留中國不去，寓長安修行里（本名修行坊），史稱其「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讓國於弟曜，尤為世所稱。據《舊書》，勝卒時年六十四，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贈涼州都督，子銳嗣。銳母，大約即唐宗室女也。據Sten Konow在《于闐研究》中考證，尉遲勝即西藏文獻中之Vijaya—sambhava。而于闐王尉遲曜則為西藏文獻中之Vijaya-bohan，亦即于闐國語中之 ；貞元初，悟空自西天反國過於闐，尚及見之也。 代宗時又有尉遲青，居在長安之常樂坊，德宗朝官至將軍。善觱篥，時人稱其冠絕古今，大曆中曾以此藝折服幽州觱篥名手王麻奴。 文宗太和中，長安又有尉遲章善吹笙。 此二人者不知是否出於華化已久之尉遲部，與尉遲敬德一族同其淵源？抑與跋質那輩同為於闃質子之苗裔？今俱無可考。按唐代教坊不少胡人，如曹氏父子、米氏父子，皆以善歌世其業，同出於昭武九姓。太和中之康迺、米禾稼、米萬槌輩疑亦是胡人（說見後），當與尉遲章等同隸樂府；其是否為隨北周突厥皇后東來諸樂人之子嗣，今不可知矣。 疏勒裴氏 疏勒國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 [1] 其裴姓對音之由來，至今學者未能言也。疏勒裴氏入居長安，當亦始於唐初，大率以質子宿衛京師，遂留不去。其族之著者有裴玢一家。玢，兩《唐書》有傳，《新書·傳》略云： 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 玢於元和初官至山南西道，史稱其「為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玢蓋以一華化之西域人從官而為循吏也。史未及玢後，林寶《元和姓纂》裴氏亦無京兆一房，或者以其異族，遂予刊落也歟？ 又有裴沙者，字缽羅，亦疏勒人。曾祖裴施，本蕃大首領；祖攴，宣威將軍；父達，雲麾將軍。沙於中宗時，以破突厥功，授忠武將軍，行左領軍衛郎將。以開元十二年（公元七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薨於洛陽私第，壽八十一（公元六四五—七二五年）。沙，兩《唐書》無傳，近年墓誌出土， 始顯於世。據墓誌，沙雖薨於洛陽，葬於北邙，然既行左領軍衛郎將，必曾流寓長安（關於左領軍衛，參看本節末述吐火羅人仆羅條）。志謂「仍賜几杖」，又謂「自樂道優閒，亦十有餘載」，則裴沙者，其後功成身退，息影林泉，遂卜居東都，優閒自適耳。 中國佛教史上有名之慧琳，亦姓裴氏，為疏勒國人。慧琳隸京師西明寺，「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公元七八八—八一〇年），方得絕筆」。 琳以元和十五年（公元八二〇年）庚子卒於西明寺，春秋八十有四（公元七三七—八二〇年）。其生與裴玢大略同時，疑為其族人也。 貞觀時，太常樂工有裴神符，與曹綱同時有裴興奴，俱以妙解琵琶，見稱當時。疑興奴即神符之裔，以琵琶世其家，而與曹氏、米氏同出西域，為疏勒人，故姓裴氏也。關於神符等與西域樂之關係，說見後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一節，茲不贅。 唐末又有一種傳說，謂裴休後轉生於闐為王子。《南部新書》云： 裴相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每發願曰：「乞世世為王，來護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間有裴字，聞於中朝。 此顯然由於疏勒國王室姓裴氏，因而附會於裴休之轉生；又因於闃象教之盛，遠勝疏勒，遂又由疏勒訛轉而為于闐。大概由於釋家緣飾，齊東野語，不足信也。 龜茲白氏 龜茲白氏，源遠流長，自漢至唐，王室一姓相承；蔥嶺以東諸國，唯于闐尉遲氏勉強可與一較短長也。白氏對音，馮承鈞先生由龜茲王蘇伐勃駛及訶黎布失畢二名還原所得之Suvarnapuspa（金花）及Haripuspa（師子花）二者推測，以為疑是：Puspa之譯音。 就目前而論，馮說蓋較為可據也。 隋、唐之間，樂府伶工有白明達者，《隋書·音樂志》附之龜茲部內，隋煬帝常欲循曹妙達封王之例以寵之。桑原氏謂白明達當是龜茲人，或系隨北周突厥皇后入中國之一樂人，隋、唐兩代龜茲樂之盛極一時（說見後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一節），與此輩龜茲樂人應不無關係。隋亡以後，至貞觀時，白明達以術逾等夷，積勞計考，並至大官；高宗時猶供奉內庭。史雖未及其長安居處，然其曾居於是，蓋無疑也。 此外有蕃將白孝德諸人，桑原氏文曾為舉述一二，其曾否流寓長安，今俱無考，置而不論。又本節注五十五引仆羅上訴書中有龜茲王子白孝順，當曾流寓長安。其與白孝德是否一族，今無可考。 又鄯善人至中國姓鄯氏，前賢論及西域姓氏，從無注意及此者。近洛陽出土鄯乾墓誌，卒於魏永平五年（公元五一二年）；車師前部王車伯生息鄯月光墓銘，卒於魏正始二年（公元五〇五年）：是為六朝時入中國之鄯善人。又鄯昭墓誌，卒於唐咸亨二年（公元六七一年）；其祖官於北周，父官於隋：是為唐代入中國知姓名之鄯善人。以俱卒於洛陽，長安尚未之見，茲姑不贅。 昭武九姓胡人 所謂昭武九姓，《唐書》與《文獻通考》之言微有不同。《唐書》所云之昭武九姓，為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通考》則為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烏那曷、穆：並以部落稱姓，示不忘本。關於昭武九姓之考證，可參看桑原隲藏、堀謙德、藤田豐八及馮承鈞諸氏書，茲不能詳。 要之，凡西域人入中國，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為氏者，大率俱昭武九姓之苗裔也。前引《通鑑·代宗紀》之商胡，《德宗紀》之九姓胡，即多屬此輩。茲舉流寓長安，姓名可考者分述如次。 康氏 康國人來中國，多以康為氏。桑原文於康姓考證甚詳，其所舉諸人，唐以前者不論，唐代有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或作康染顛），石城鎮將康拂躭延及其弟地舍撥；流寓長安者有玄宗時為安南都護、肅宗時為鴻臚卿之商胡康謙，貞元中長安琵琶名手康崑崙，唐初善畫異獸奇禽之名畫家康薩陀，李白《上雲樂》中之康老胡雛；而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之康植一家，桑原氏亦疑其為康國人。 今按康國人素以善賈市著稱西域，利之所在，無所不至。如高昌、蒲昌海一帶，以及北蕃部落，莫不有康國人蹤跡。高昌及蒲昌海左近住居之康國人，有近出墓誌及敦煌遺籍可以證明。 [2] 而北魏、周、齊以來北蕃部族入居中國者亦復不少，北蕃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姓一部落；柳城康姓，當即此輩。 史稱突厥頡利可汗為唐所敗，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來降於唐者甚眾，惟柘羯不至。按柘羯即赭羯，原是西域康國戰士。又如貞觀初以隋蕭後及楊政道來降之胡酋康蘇密之流，當亦屬於康部落。是所謂北蕃十二姓中，含有不少之西域種人，蓋無可疑也。 今所知唐代曾居洛陽之康杴（石藏北京歷史博物館）、康達□、康武通、康續諸人，其先人於魏、周之際，入官中朝，驗其墓誌，大都淵源西域。 [3] 此皆桑原氏所未及知者也。至於流寓長安之康國人，據余檢閱所得，尚有出於桑原氏舉出諸人以外者，茲並縷述如次，以補其闕。 占籍河南洛陽之康國人，亦有曾流寓長安者。唐代長安，各國人集居其地者甚多，其中康國人當亦不少，洛陽出土墓誌有康磨伽、康留買兄弟，當即此輩也。康磨伽曾祖感，涼州刺史；祖近德，安西都護府果毅；父洛，唐上柱國。磨伽以軍功授游擊將軍上柱國。志文云： 君諱磨伽，其先發源於西海，因官從邑，遂家於周之河南。 蓋亦為北周時入居中國之康國人也。磨伽卒於高宗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四月，志文謂磨伽： 以永淳元年四月三日疾薨於京之私第，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同返葬於洛州河南縣平樂之原。 志文有「一舉而掃龍庭，再戰而清翰海」之語，其人當系永隆、開耀間從裴行儉平突厥有功者。既雲遊擊將軍守左清道率同返葬於洛州云云，則所謂薨於京之私第，自指長安而言，其曾流寓長安，於茲可見也。 康留買為磨伽之兄弟行，志文謂： 公諱留買，本即西州之茂族，後因錫命，遂為河南人焉。 其一家之為康國人，蓋大致可信。留買亦因平突厥有功，「詔授游擊將軍守左清道率頻陽府果毅北門長上」。所謂頻陽折衝府，據羅振玉考證，隸於京兆， 而左右清道率府俱在西京，則留買亦必駐節長安。留買於磨伽卒後送櫬歸葬洛陽，己亦卒於其年七月十七日。兩志俱未及卒者年歲，二人孰長，莫由決定也。磨伽有子阿善，留買有子伏度，俱見志文。 康磨伽兄弟之後，又有營州柳城雜胡安祿山，其長安賜第在親仁坊。祿山本姓康氏，妻亦康姓，至中國後，受安波主之卵翼，遂易姓安氏。 桑原氏據姚汝能《安祿山事跡》，謂祿山或有中亞伊蘭民族之血統，為康國人。據顏魯公《康金吾神道碑》，北蕃大族有十二姓，其中即有康氏一部，屬於此族之阿義屈達干，其後即卒於長安。《康金吾神道碑》云： 公諱阿義屈達干，姓康氏，柳城人。其先世為北蕃十二姓之貴種：曾祖頡利部落都督，祖染可汗駙馬都知兵馬使，父頡利發默啜可汗衛衙官，知部落都督；皆有功烈，稱於北陲。公即衙官之子也。……以（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青龍甲辰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甲寅感肺疾薨於上都勝業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五（公元六八三—七五七年）。親事左右，莫不剺面截耳以哭。……銘曰：北方之強歟？十有二姓強哉矯。部落之雄者康，執兵柄，緬乎眇。…… 所謂「部落之雄者康」是阿義屈達干之得姓，蓋以「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為氏」耳。柳城康姓胡人出於康國，因魯公此碑而又加強其證。是以阿義屈達干歸唐後，即隸祿山麾下，為部落都督，可見二人族姓之關係，而祿山部下有不少康部落人，於阿義屈達干為部落都督亦可以見出若干消息也。剺面截耳，俱突厥法，柳城康氏雖出西陲，蓋為突厥所化久矣。阿義屈達干舉族歸唐，有四子：沒野波、英俊、屈須彌施、英正，俱以勇力聞於世，顏碑並著其事。 又按康國人中每多摩尼教徒， 而據《唐語林》： 顏魯公嘗得方士名藥服之，雖老，氣力壯健如年三四十人。至奉使李希烈，春秋七十五矣。……如穆護（原註：穆護即魯公男碩之小名也）天性之道，難言至此。 穆護原為摩尼教中僧職之名，說者多以魯公以穆護名其次男為異，今觀其所作《康金吾神道碑》，可知魯公與康國人曾有交往，則《語林》所云，或者魯公服膺摩尼教旨，而獲其養生之術歟？ 有名之華嚴宗第三祖賢首大師釋法藏亦是康國人，曾與玄奘、義淨同預譯事。《宋高僧傳》云： 釋法藏字賢首，姓康，康居國人也。風度奇正，利智絕倫。薄游長安，彌露鋒穎。 據閻朝隱《康藏法師碑》及崔致遠《法藏和尚傳》諸書，法師累代相承為康國（原作康居國）丞相，祖自康國來朝；父謐，唐贈左侍中；弟寶藏，中宗朝議郎行統萬監。法師生於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其生地不詳，驗其幼年求道，不出雍州，疑即誕於長安。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削染於太原寺，其後歷住崇福諸寺，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圓寂於西京大薦佛寺，春秋七十（公元六四三—七一二年）。此一家之入中國當在周、齊之際也。法藏撰《華嚴經傳記》，記調露初雍州萬年縣人康阿祿山被冥道誤追事，此康阿祿山疑亦是康國人。 又據康庭蘭墓誌，庭蘭官至右威衛翊府左郎將，開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〇年）九月卒於東都溫柔里，春秋六十有五（公元六九六—七四〇年）。庭蘭曾祖匿，唐游騎將軍守左衛翊府中郎將；祖寧，歸德將軍行右領軍衛將軍；父煩陁，雲麾將軍上柱國。庭蘭一家，就其姓名而論，當是唐代歸化之康國人，而右威衛翊府左郎將，左衛翊府中郎將，右領軍衛將軍，據《唐書·百官志》，俱是宿衛京城之官，則庭蘭諸人雖卒於東都，而在當年因曾一度為長安寓公；疑其入唐原為質子，慕戀華風，遂留不歸耳。 代宗時李端有《贈康洽》詩，開篇即云： 黃須康生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臥又明朝，忽憶故鄉頭已白。……邇來七十遂無機，空是成陽一布衣。 酒泉康姓，而又黃須，好飲，後寄居長安；則康洽者疑其先原為康國人。詩云酒泉，其亦猶涼州安氏之流歟？（李頎、周賀亦有贈洽詩，別詳本節注四一。）宣宗大中初，樂府又有康迺，善弄婆羅門，當亦如康崑崙然，同為流寓長安、原籍康國之樂工也。 安氏 唐代入居中國之昭武九姓胡人，康、安二姓同為顯族。姑臧涼州安氏，據林寶《姓纂》，系出安國。北魏安難陀至孫盤娑羅（《唐書·世系表》作盤婆羅）代居涼州為薩寶，蓋火祆教世家也。安興貴以執李軌功，拜右武衛大將軍歸國公，其入居長安，當始是時。至抱玉，賜姓李氏，與弟抱真同為有唐名將，兩《唐書》俱有傳（《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唐書》卷一百三十八）。抱玉宅在長安朱雀門街西修德坊。安氏一家及其與以前諸安氏之關係，桑原氏文述之綦詳，茲不贅。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年）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李綱切諫不聽。綱疏謂叱奴為舞胡，又與曹國出身之曹妙達、安國出身之安馬駒並論，桑原氏疑其為安國人，當可信也。居於洛陽之安國人尚有安延及安神儼。安延祖真健，後周大都督；父比失，隋上儀同平南將軍。墓誌（石藏北京歷史博物館）謂： 君諱延，字貴薩，河西武威人也。靈源浚沼，浪發崑峰，茂林森蔚，草敷積石。……詞曰：……望重玉關，族高崑岳。…… 神儼祖君恪，隋任永嘉府鷹揚；父德，左屯衛別將。墓誌謂： 君諱神儼，河南新安人也。原夫吹律命系，肇跡姑臧；因土分枝，建旟強魏。 神儼嗣子敬忠。此二人當俱姑臧安氏一族，出於安國，昭然無疑。 自唐初入居長安之安國人，除桑原氏所舉外，尚有安附國一家，附國祖烏喚，為突厥頡利吐發，番中官品稱為第二。父朏汗於貞觀初率所部五千餘人入朝，為置維州，即以朏汗為刺史，拜左武衛將軍，累授左衛右監門衛二大將軍，封定襄郡公。附國亦於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與父俱詣闕下，時年十八。太宗見而異之，即擢為左領軍府左郎將。後授上柱國，封騶虞縣開國男，咸亨初進爵為子。以調露二年（公元六八〇年）二月十八日終於長安，葬於雍州長安縣孝悌鄉。長子右鈐衛將軍北平縣公思祇，次子魯州刺史思恭。事實具見李至遠撰《唐維州刺史安侯神道碑》。 碑文有云： 侯諱附國，其先出自安息，以國為姓。 蓋為隸屬突厥之安國人，謂為出自安息，則文人之附會耳。注三十六引邵說撰《請雪安思順表》中之安波主及其子思順，與安附國一家或有若干血統上之關係，亦未可知也。 又長安出土有安令節墓志銘。令節以唐長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長安之醴泉里私第。志文有云： 君諱令節，字令節，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國王子，入侍於漢，因而家焉。歷後魏、周、隋，仕於京洛，故今為豳州宜祿人也。……祖瞻，皇唐左衛，潞州府左果毅。……父生，上柱國。……（令節）以長安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疾終於醴泉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子如岳、國臣、武臣等。……即以神龍元年三月五日葬於長安縣之龍首原，禮也。…… 是安令節一家，固亦為流寓長安之西域安國人也。 又按李頎《聽安萬善吹觱篥歌》有云： 南山截竹為觱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為我吹。……變調如聞楊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 既雲涼州胡人，則安萬善當為姑臧安氏，出於安國，與安難陀、安延、安神儼同屬一族。上林云云，或指安萬善之流寓長安而言耳。昭宗時長安又有舞胡安轡新，以曾斥李茂貞見稱於世，當亦西域人也（見《北夢瑣言》卷十五）。 曹氏 後魏以來，源出曹國入居中土之曹氏一家，特為顯貴，名樂工、名畫家不一而足：如曹婆羅門，曹僧奴，曹妙達；曹僧奴女北齊高緯之昭儀，三世俱以琵琶有名當世，妙達且以之開府封王。曹仲達為北齊有名畫家，出身曹國，當亦妙達一家。至於唐代琵琶名手尤多曹姓：曹保，保子善才，孫綱，俱以琵琶著稱當世。唐代樂府多襲周隋之舊，曹保一家，當即妙達之裔，於長安教坊中復大顯其身手也。關於曹保一家，桑原氏文所述綦詳，茲惟於其出身西域更舉數證。按李紳《悲善才詩》為感曹善才之歿而作，其中有句云： 紫髯供奉前屈膝，盡彈妙曲當春日。 按張說《蘇摩遮》第一首謂「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須」，是紫髯蓋西域胡人始有之也。曹氏之為胡人，觀白居易詩，似更為可信。白氏《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詩云： 撥撥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語兩玲瓏。誰能截得曹剛手，插向重蓮衣袖中。 白氏詩之曹剛即《樂府雜錄》中之曹綱。此所云胡啼番語，當非指琵琶之音調而言，大約以剛為西域胡人，故如是云云耳。白氏又有《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詩， 此善琵琶之女師曹供奉，疑亦是曹綱一家，如其不誤，則其祖孫父子兄妹（？）並以琵琶著於世，與曹妙達一家先後媲美矣。唐末又有曹觸新善弄婆羅門，江南李煜樂工曹者素善琵琶，或與曹保同為一族，亦未可知。 白氏《琵琶引》又謂善琵琶之賈人婦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云云，所謂曹善才當即曹保之子也。 又長安出土譙郡夫人曹明照墓誌，夫人以開元十一年十月八日終於居德里私第。志稱其「曾祖繼代金河貴族，父兄歸化，恭□玉階。……以其年（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廿三日遷窆於金光坊龍首原，禮也。……」據此，曹明照疑亦是由曹國移至武威、姑臧一帶之西域人也。 石氏 昭武九姓中之石國，其國王姓石氏，國人來中土者亦以石為氏。在唐初，石國人當有若干徙居今之陝西。《宋高僧傳·神會傳》云：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於岐，遂為鳳翔人矣。 既為西域人，又姓石氏，自屬出於石國。按神會以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坐滅於成都之淨眾寺，春秋七十五。從此上推，其祖父徙居於岐，當在唐初。按隋末西域雜胡據有伊州，至唐貞觀四年群胡慕化，率七城內附，因於其地置西伊州。此率七城慕化內附之首領為伊吾城主。據斯坦因在敦煌所獲光啟元年寫本沙、伊兩州地誌殘卷，貞觀四年內附之伊吾城主為石萬年，與康艷典等當同為昭武九姓胡人。 [4] 神會之祖，或即隨石萬年來朝之石國胡人，留戀中土，不忍遽去，因而遂家於岐，為鳳翔人。此鳳翔一支之石國人，有無流寓長安者，今無可考。 北京圖書館曾購得長安出土唐石崇俊墓誌一石，亦是西域人。志文云： 府君石氏，諱崇俊，字孝德。……府君以曾祖（？）奉使至自西域，寄家於秦，今為張掖郡人也。祖諱寧芬，本國大首領散將軍。皇考諱思景，涇州陽府左果毅。……（府君）有子曰清，……薦授左威衛左司戈，掌劍南道泉谷之任。……（府君）不幸遘疾，以貞元十三年二月二十日終於群賢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 此石崇俊一家是否即石萬年之後，今無可考。唯流寓以及卒於長安之西域石國人墓誌，要當以石崇俊一石為最初之發見，是亦可珍也。 桑原文引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詩，首雲「石國胡兒人見少」。王中丞名武俊，長安朱雀門街西道德坊有其家廟，長安當亦有居宅。此石國胡兒，蓋居於長安之一不知名之舞胡也。 《李文饒集》曾及回鶻部族中之石姓胡人，本節前已約略道及。茲按其《論譯語人狀》有云： 右緣石福慶等，皆是回鶻種類，必與本國有情。紇扢斯專使到京後，恐語有不便於回鶻者，不為翻譯，兼潛將言語輒報在京回鶻。望賜劉沔忠順詔，各擇解譯蕃語人不是與回鶻親族者，令乘遞赴京，冀得互相參驗，免有欺蔽未審。 同集又有《論回鶻石誡直狀》，有云： 右自兩月來臣等竊聞外議雲，石誡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懼朝廷處置，內求奉使，意圖脫身。又雲石誡直在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石誡直是一卑微首領，豈能有所感寤。況自今夏已來，兩度點檢摩尼、回鶻，又寵待嗢沒斯至厚，恐誡直之徒心懷疑怨。…… 又《賜回鶻可汗書》謂「石誡直久在京城，備知仁心」云云。是石誡直當為一回鶻首領，其家久居長安。會昌時，回鶻勢力已及西域，其部族中不少昭武九姓胡人，則石福慶、石誡直輩當俱是臣服回鶻之昭武九姓胡，其流寓長安應在文宗、武宗之際也。 大中初，教坊又有石寶山，善弄婆羅門——弄婆羅門或作婆羅門舞，即霓裳羽衣舞。此石寶山，或亦如曹氏、米氏，源出石國也歟？ 米氏 昭武九姓之米國即《西域記》之弭秣賀。鄧名世謂西域米國胡人入中國者因以為氏。唐代憲宗、穆宗兩朝著名之國樂米嘉榮及其子米和（一作米和郎，又作米萊加），皆西域人；桑原氏文已詳言之。太和初，教坊又有米禾稼、米萬槌，善弄婆羅門，《通考》歸之於龜茲部，與曹婆羅門並稱。米禾稼、米萬槌，當亦是米國胡人，在長安為國樂，而與米嘉榮、米和輩或屬同族也。 昭武九姓中，安、曹、史、米諸國並信奉火祆教。唐代火祆教傳入長安，東來開教者遂亦有米國人。最近長安出土米薩寶墓誌，薩寶為火祆教教職，米薩寶即米國人。墓誌作《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墓志銘》。志文有云： 公諱薩寶，米國人也。 其為米國胡人，無復可疑。米薩寶以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二月十一日卒於長安縣崇化里，春秋六十有五。其在中國火祆教史之地位，本篇後更有說。其人或系流寓長安之一火祆教長也。 溫庭筠《乾 子》曾記長安胡人米亮事。 謂亮工於覽玉，助竇乂致富，後遂居於崇賢里。米亮既是胡人，必出昭武九姓中之米國。唯《乾 子》本小說家言，則米亮之是否為歷史的人物，蓋難言也。 何氏 西域何國人，入中國姓何氏。唐以前何姓之西域人，桑原氏文曾指出隋代發明琉璃之何稠一家。又以唐中宗景龍四年（公元七一〇年）圓寂於長安薦佛寺之西域僧伽大師俗姓何氏，桑原氏據《太平廣記》引《僧伽大師事跡》，疑其與何國或有關係云云。今按《宋高僧傳·僧伽傳》已明言其為何國人。《傳》云： 釋僧伽者，蔥嶺北何國人也。自言俗姓何氏，亦猶僧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為康僧會也。然合有胡梵姓名，名既梵音，姓涉華語。詳其何國，在碎葉國東北，是碎葉附庸耳。 僧伽卒於景龍四年，年八十三，《傳》稱其「在本國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載」，是僧伽之入中土，蓋在高宗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左右也。 又按姚寬《西溪叢語》卷下論《牧護歌》一條有云： 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或以宋敏求《長安志》崇化坊並無祆寺，亦無波斯寺，因疑何祿其人為子虛烏有，姚寬蓋因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阿羅本傳景教而誤。 此說證以近出之米薩寶墓誌，可知其不然，而何祿之為實有其人，亦因此而加強其證據。此何祿亦必是西域何國人也。本篇後更有說，茲不詳贅。 余在長安，於碑估段姓處見何知猛墓志銘拓本一份，文有「望重起於西河」之語，當亦是西域人，唯其流寓之地及葬處俱不明，是否亦曾流寓長安，不敢遽決。 又洛陽出土有何摩訶墓志銘，志文云： 君諱摩訶，字迦，其先東海剡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鄉。……曾祖瞻，齊為驃騎……祖陁，梁充校尉，……父底，隋授儀同。……惟君不以冠纓在念，軒冕留心，懲襟定水之前，棲志禪林之上。……以調露二年二月十六日遘疾卒於洛陽界嘉善之私第也。春秋五十有一。…… 何摩訶一家之遷徙亦太離奇：由東海以遷於姑臧，由姑臧復回於中夏，而祖孫父子之名俱帶外國風味，其為外國人，大部分可信也。摩訶信教，其信何教不可考，總疑非佛教也。 波斯諸國胡人 唐時波斯商胡懋遷往來於廣州、洪州、揚州、長安諸地者甚眾，唐人書中時時紀及此輩。本篇論《西市胡店與胡姬》一節，對於長安以及長安以外波斯諸國商胡略有敘述，茲唯將波斯諸國胡人姓名彰彰可考者次敘所知如下。 唐時流寓長安之波斯人，最顯赫者自推波斯薩珊王朝（Sassan）後裔卑路斯（Firuz）及其子泥浬斯（Narses）二人。卑路斯為伊嗣俟（Isdigerd）子。伊嗣俟為大酋所逐，奔吐火羅，中道為大食所殺。卑路斯窮無所歸，咸亨間乃至中國，客死長安。長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請立以處波斯人者。子泥浬斯志圖恢復，調露初因唐之助，終未能果；景龍二年（公元七〇八年）復返長安，埋骨中土。此為客死長安之名波斯人也。其在洛陽者，有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逝世之波斯國酋長阿羅憾及其子俱羅。阿羅憾父子，桑原氏疑其為猶太人，原為景教徒。關於此輩，可參看桑原氏文，毋待辭費。今按隋末尚有諱徹字姡旺者亦波斯人，祖各志，父若多志（？）；於大業十二年（公元六一六年）三月十日卒於洛陽。墓誌出土失去其蓋，故名存姓佚。志文有云： 君諱徹，字姡旺，塞北突厥人也。……俠侄之苗胄，波斯之別族。…… 此蓋波斯部族之臣於突厥者，是以志文云爾也。 又按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及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波斯首領穆沙諾曾兩度來朝，授折衝，留宿衛。唐代留宿衛之外國酋長亦有久留不去者，如前論于闐尉遲氏之尉遲勝是也。亦有留數月而即遣歸者，如于闐王伏闍信及其子葉護玷是也。穆沙諾於開元時兩度入唐，其亦如伏闍信之例，暫居而即遣歸也歟？ 開元初，又有吐火羅葉護那都況利弟仆羅者，於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授左領軍衛翊府中郎將，十四年不遷，憤其苦屈，上書自訴。 據《唐書·百官志》，左右領軍衛同左右衛，亦掌宮禁宿衛，分兵主守則知皇城西面助鋪及京城苑城諸門。仆羅當亦系外國質子，入留宿衛至十餘年；其曾流寓長安，可知也。 天寶七載（公元七四八年），勃律國王蘇失利芝及三藏大德僧伽羅蜜多並來朝；伽羅蜜多放還蕃，蘇失利芝賜紫金袍金帶，留宿衛給官宅。八載，護密國王羅真檀來朝，授左武衛將軍，十四載陁拔國王子自會羅來朝，授右武衛員外中郎將，賜紫袍金帶魚袋七事；二人並留宿衛。按勃律即今巴爾的斯坦（Baltistan），護密為瓦罕（Wakhan），陁拔則今陀拔里斯坦（Tobaristan）地方。凡此諸人疑俱暫留長安即放還蕃也。 至於桑原氏文中所舉宣宗大中時之大食人李彥升，以進士第名顯，然其至長安以後之行蹤，今不可考。 太宗貞觀九年景教僧阿羅本至長安，於義寧坊立大秦寺，是為景教入中國之始。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復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以頌揚伊斯。碑書以漢文，兩側鐫敘利亞文，記大秦僧名七十人。所謂大秦國上德阿羅本者，當是羅馬東徼（Roman Orient）之人。據碑文，聖歷、先天之際，有景教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則亦是中亞人，說者以為碑文上之及烈（Gabriel）即開元二年與市舶使周慶立廣造奇器異巧以進之波斯僧及烈。據碑末敘利亞文，及烈乃總攝長安（Khumdan）、洛陽（Sarag）兩地景眾之主教，羅含亦即為Abraham之對音。而大施主伊斯則「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據碑末敘利亞文，伊斯即為Izdbuzid一名譯音，蓋即吐火羅斯坦（Tahuristan）地方王舍（Balkh）城故景教僧珉 （Milis）之子。而述此碑之大秦寺僧景淨，敘利亞文名Adam，為震旦法主。貞元二年（公元七八六年）景淨曾與般若三藏依胡本《六波羅蜜經》譯成七卷，「時為般若不閒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稱景淨為「大秦寺波斯僧」；則景淨確為伊蘭血統之中亞人。景教碑中上述諸中亞人，當俱屬長安寓公。敘利亞文人名中具伊蘭風者尚有數人，唯彼等是否俱屬長安大秦寺僧，為中亞人，抑屬中國教徒模仿，今難具考矣。 [5] [1] 馮承鈞先生謂阿摩支官號為于闐、疏勒兩王所共有。《元龜》卷九百六十四有開元十六年冊封于闐阿摩支尉遲伏師文，又封疏勒阿摩支裴安文云云。按「阿摩支」疑即梵文am tya一字對音，義為宰相大臣（見Sir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p.81）。大約隋唐間疏勒、于闐臣屬突厥，故其國王以諸侯自稱耳。 [2] 康國人東徙，沿途居停之地，今所知者有高昌、沙州以及柳城等處。西北科學考查團黃文弼先生在土魯番得有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翟郍昬寧母康波蜜提及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康富多夫人二墓誌：康波蜜多必是西域人無疑，而康富多亦當是康國人。至於沙州一隅之康國人，為數尤夥。據斯坦因所得光啟元年（公元八八五年）寫本《沙州伊州地誌》殘卷（日本小川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學論叢》羽田亨氏論此志篇曾錄全文，又見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Vol.VI，Part 4，pp.825—846），伯希和所得《沙州都督府圖經》（影本收入《鳴沙石室佚書》）以及《新唐書·地理志》，貞觀中沙州康國人聚居其間，築有四城，其首領康艷典、康拂誕延、地舍撥等，尤為著稱於世。（關於蒲昌海左近之康國部落，伯希和在 Journal Asiatique ，1916，pp.111—123有 Le 『 cha tcheou tou tou fou t ' ouking ' et la colonie sogdienne de la regin du Lob- Nor 一文，馮承鈞《史地叢考》譯名為《沙州都督府圖經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可以參看。）而羅振玉《沙州文錄補》康再榮建宅文中之沙州大蕃紇骨薩部落使康再榮，應即是所謂康部落之苗裔也。蒲昌附近之康國人，在唐代當甚為著名，是以源出西域之康國人夸其族系，每以出於蒲昌相矜。洛陽出土康武通墓志銘，銘詞論及武通族系，即雲「蒲昌貴族」，是可見也。 [3] 案康杴墓誌云：「吹律命系，肇自東周；因土分枝，建 西魏。」是明為屬於後魏之一部族，而杴在唐初授陪戎副尉，此為統理異族之官，必其人亦屬此族也。康達□墓誌則直雲「十六代祖西華國君，東漢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為屬國」。此當系緣飾之辭，大約北齊時入居中國，遂占籍河南為伊闕入耳。康武通為太原祁人，亦授陪戎副尉。志稱其妻唐（？）氏即酒泉單王之胤，所謂酒泉單王，不知何指，唯銘詞有「蒲昌貴族，酒泉華裔」之語則武通與蒲昌海附近之康國人有關係，固顯然可見也。康續亦河南人，墓誌謂：「昔西周啟祚，康王承累聖之基；東晉失圖，康國跨全涼之地。控弦飛鏑，電萬騎於金城；月塵漢驚，辟千營於沙塞。舉蔥岩而入款，寵駕侯王；受茅土而開封，業傳枝胤。」是續之先世，固蔥嶺以西之人，或系北齊之際入居中國，康王云云則諛墓之辭耳。續父名老，不知是否即李白《上雲樂》中之康老胡雛，還待通人考定。 [4] 小川博士《史學地理學論叢》羽田亨《唐光啟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誌考》述此甚詳。又可參看Lionel Giles： A Chinese Geographieal Tex of the Nineth Century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London Institution，Vol.VI，Part 4，pp.825—846，1932）。 [5] 關於景教碑之考證，可參看佐伯好郎著《景教碑文研究》（日文本及英文本），A.C.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pp.27—52。佐伯氏近著《大秦寺所在地考》，別有新解，說見本篇第七節。 三 西市胡店與胡姬 自張騫鑿空以後，陸路方面，敦煌一隅綰轂中西之交通；海路通西域則率取道徐聞、合浦。廣州之成為中西交通要地，當在漢末以後；中國之政治中心既形分裂，孫權建國江南，從事經營海上，乃有康泰、朱應宣化海南諸國之舉。自是以後，廣州遂為中西海上交通之重鎮，六朝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其富庶可想矣。唐代廣州猶為中西海上交通之唯一要地。泉州、明州、澉浦興於唐末以及北宋，華亭、太倉之興則又為元明以後之事。 唐代商胡大率麇聚於廣州。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等船，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是以黃巢攻陷廣州，猶太教、火祆教以及伊斯蘭教、景教等異國教徒死者至十二萬人。 [1] 唐代由廣州向中原，大都取道梅嶺以入今江西，而集於洪州；故《太平廣記》中屢及洪州之波斯胡人。 至洪州後，或則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則東趣仙霞，過嶺循錢塘江而東以轉入今日之江蘇。大江道遠，風濤險惡，因是南下或北上者多取錢塘一道；不惟富春江上風景清幽，足供留連，旅途實亦較大江為平安也。至江蘇後則集於揚州，由此轉入運河以赴洛陽。是以揚州之商胡亦復不少，田神功大掠揚州，大食、波斯商胡死者竟至數千人。 由洛陽然後再轉長安。故唐代之廣州、洪州、揚州、洛陽、長安，乃外國商胡集中之地也。 天寶亂後，回鶻留長安者常千人，九姓商胡冒回鶻名雜居者又倍之，此九姓胡是昭武九姓，說已見前。前引《通鑑·代宗紀》謂此輩「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德宗紀》亦謂「代宗之時，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所謂殖貲產，當即《德宗紀》之「舉質取利」，蓋此輩中最少當有一部分人營高利貸以為生也。貴顯子弟亦有向彼等貸款者。穆宗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年）六月，右龍武將軍李甚之子即因貸回鶻錢一萬一千貫不償，為回鶻所訴，甚遂被貶為宣州別駕。隨詔禁與諸蕃客錢物交關。詔曰： 如聞：頃來京城內衣冠子弟及諸軍使並商人百姓等多有舉諸蕃客本錢，歲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滯市易，不獲及時。方務撫安，須除舊弊，免令受屈，要與改更。自今以後，應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並不得輒與蕃客錢物交關。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條件聞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負，委府縣速與征理處分。 中國質店制度，唐以後始盛，或者與此輩營高利貸之胡人有關，亦未可知也。 唐代西域各國胡人流寓長安，其居處自不限於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夥，而賈胡則似多聚於西市。段成式《寺塔記》平康坊菩薩寺條云： 寺主元竟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齋畢，簾下出彩篚香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遂攜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值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 段氏《支動》又云： 予幼時嘗見說狼巾，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老僧賢泰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為沙彌，每隨師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狼巾。……」 《續玄怪錄》記杜子春事，老者約子春於西市波斯邸，其辭云： 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 同書記劉貫詞事亦謂： 及歲余，西市店忽有胡客來。 《南部新書》云： 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所吐爾，唯胡人辨之。 皆雲西市有賈胡及波斯邸，能辨識珠寶。而回鶻在長安，亦輒與西市商胡狼狽為奸。李肇《國史補》云： 回鶻常與摩尼議政，故京師為之立寺。其法日晚乃食，敬水而茹葷，不飲乳酪。其大摩尼數年一易，往來中國，小者年轉江嶺。西市商胡橐，其源生於回鶻有功也。 此段末句必有脫誤，今按《通鑑·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史炤注曰： 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為奸。至是遣歸國也。 史炤注正足以補《國史補》之訛脫，西市必多昭武九姓商胡，故回鶻可與囊橐為奸，殖貨縱暴也。至於長安胡人之聚於西市，在唐初當已有之。劉肅《大唐新語》云：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餘請不問。……」俄果獲賊。 此雖泛指西市居胡而言，然西市賈胡聚居，就以上所引諸文，已甚顯然矣。 長安布政坊有胡祆祠；醴泉坊有安令節宅，波斯胡寺，祆祠；普寧坊祆祠；義寧坊有大秦寺，尉遲樂宅；長壽坊有唐尉遲敬德宅；嘉會坊有隋尉遲剛宅；永平坊有周尉遲安故宅；修德坊有李抱玉宅；群賢里有石崇俊宅；崇化坊有米薩寶宅及祆祠。所有西域傳來新宗教之祠宇，以及西域人之家宅，多在長安城西部，祆祠唯東城清恭坊有之。中宗時，醴泉坊並有潑胡王乞寒之戲（解見後論《西域傳來之繪畫與樂舞》一節），足見其間為西域人聚居之所，故能有此胡戲。則西市之多胡店，其故似非偶然也。 唐代流寓長安之西域人，其梗概已約見上述。此輩久居其間，樂不思蜀，遂多娶妻生子，數代而後，華化愈甚，蓋即可稱之為中國人矣。西域人東來長安，為數既如此之盛，其中自夾有不少之婦女在內，惜尚未發見何種文獻，足相證明。唯唐人詩中屢屢詠及酒家胡與胡姬，如王績《過酒家》詩云： 有錢須教飲，無錢可別沽。來時常道貰，慚愧酒家胡。 是當時賈胡，固有以賣酒為生者也。侍酒者既多胡姬，就飲者亦多文人，每多形之吟詠，留連嘆賞，如張祜《白鼻 》詩云： 為底胡姬酒，長來白鼻 。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 李白天縱奇才，號為謫仙，篇什中道及胡姬者尤夥，如《前有樽酒行》云：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如花，當罏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 《白鼻 詩》云： 銀鞍白鼻 ，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醉後贈朱歷陽》云： 書禿千兔毫，詩裁兩牛腰。筆縱起龍虎，舞曲拂雲霄。雙歌二胡姬，更奏遠清朝。舉酒挑朔雪，從君不相饒。 皆可見此天才詩人之狂歡也。當時長安，此輩以歌舞侍酒為生之胡姬亦復不少。如李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之一云：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青綺門即霸城門，日本石田幹之助氏以為即唐之春明門。楊巨源《胡姬詞》云： 妍艷照江頭，春風好客留。當壚知妾慣，送酒為郎羞。香度傳蕉扇，妝成上竹樓。數錢憐皓腕，非是不能愁。 詞中「妍艷照江頭」一語，疑指曲江頭而言，是長安城東春明門至曲江一帶，其間當有賣酒之胡家在也。李白《少年行》之二又云：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關於金市之解釋，余亦同意於石田幹之助氏之說，以為系指長安之西市而言。長安胡店，多在西市，則其間有侍酒之胡姬，固亦至為近理者也。 [1] 公元後第九世紀，阿拉伯人 Abu - zaid 曾綜合各遊歷者之言，著成一書，其中述及一人於回曆二六四年（公元八七七—八七八年）在廣府親睹此事。又謂有Ibnwahab者曾至Khumdan（長安），謁見皇帝，皇帝示以耶穌騎驢與門弟子偕諸像云云。此書收入法國E.Renaudot： 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1718。此事見E.Renaudot： Ancient Accounts of India ＆ China by two Mohammedan Travellers ，p.42，1732；又見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es par les Arabes ，pp.63—64，1845。 四 開元前後長安之胡化 昔者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城貴戚，皆競為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李唐起自西陲，歷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襲前代之舊，一切文物亦復不聞華夷，兼收並蓄。第七世紀以降之長安，幾乎為一國際的都會，各種人民，各種宗教，無不可於長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於瑣微，而波羅球之盛行唐代，太宗即與有力焉。開元、天寶之際，天下昇平，而玄宗以聲色犬馬為羈縻諸王之策，重以蕃將大盛，異族入居長安者多，於是長安胡化盛極一時，此種胡化大率為西域風之好尚：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競事紛泊；其極社會各方面，隱約皆有所化，好之者蓋不僅帝王及一二貴戚達官已也。關於西域傳來之繪畫、樂舞、波羅球，以及西亞新宗教，以下分別敘述，各有專論，茲唯刺取有關於宮室、服飾、飲食諸端，在本節中予以陳說。 中國建築自中印交通，佛教傳入東土以後，當受有印度之影響。此以大同、龍門石窟雕刻上所表現之宮室構造，與印度阿旃陁（Ajanta）及珊齊（sanchi）之壁畫建築互相比觀，可以知之。至於採用西亞風之建築當始於唐。唐玄宗曾起涼殿，雖在盛暑，座內含凍。《唐語林》記此云：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水激扇車，風獵衣襟。知節至，賜坐石榻，陰霤沈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復賜冰屑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猶拭汗不已。陳才及門，遺泄狼籍，逾日復故。謂曰：「卿論事宜審，勿以己方萬乘也。」 開、天之際，諸楊用事，安祿山賜宅親仁坊，一時貴游競飾第宅，爭奇炫麗。而京兆尹王鉷謹事李林甫，復得玄宗寵任，尤為奢侈。其後以罪賜死，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遍，《唐語林》曾記其宅中自雨亭子云： 武后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子，檐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鉷，兩《唐書》有傳（《舊唐書》卷一百五，《唐書》卷一百三十四）。按《舊唐書·拂林國傳》云： 至於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遍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檐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如此。 玄宗涼殿，「四隅積水成簾飛灑，座內含凍」。王鉷自雨亭子亦復「檐上飛溜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與《拂林傳》所述俱合，當即仿拂林風所造。清乾隆時圓明園中水木明瑟，「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轉風扇，冷冷瑟瑟，非絲非竹；天籟遙聞，林光逾生淨綠」。所謂涼殿與自雨亭子，或即後世水木明瑟之類耳。 胡服之入中國，為時甚古，王國維先生《胡服考》言之綦詳：惠文冠具帶履靴，上褶下袴；隋唐以後，更趨窄小。此蓋由於戰術變更，由車戰而易為騎戰，故不得不然也。唐代所謂法服多參戎狄之制。長安因外國人麇集其間，漢人胡服者不少，本篇第三節引劉肅《新語》尹伊判謂「胡著漢帽，漢著胡帽」，此可為貞觀初長安漢人已行胡帽之證。貞觀十七年（公元六四三年），太宗子承乾以謀逆廢為庶人，徙黔州。《新唐書·承乾傳》謂其： 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椎髻剪彩為舞衣，尋橦跳劍，鼓鞞聲通晝夜不絕。……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戟為陣，系旛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剺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發，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 或以此為李唐出於蕃姓之證， 其然否不敢斷言。唯貞觀五年突厥平，從溫彥博議，移其族類數千家入居長安，承乾之好突厥言、突厥服，大約系有見於流寓長安之此輩，因而心生欣羨，為所化耳。所謂「習音聲學胡人」「椎髻」云云，俱指仿效西域妝飾而言，故史文特為析明，不與突厥淆混也。 《教坊記》又云：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即所聘者，兄見呼為新婦，弟見呼為嫂也。……兒郎既聘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雲學突厥法，又雲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知亦不妬，他香火即不通。 此皆因當時突厥勢盛，長安突厥流民又甚多，以至無形之間，習俗亦受其影響也。 隋及唐初，宮人騎馬，多著羃 。永徽以後，皆用帷帽。開元初遂俱用胡帽，民間因之相習成風。《舊唐書·輿服志》紀之云： 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羃 ，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用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尋下敕禁斷，初雖暫息，旋又復舊。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 ，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仿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理須禁斷。自今已後，勿使更然。」則天之後，帷帽大行，羃 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羃 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開元來……太常樂尚胡曲，貴人御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 姚汝能亦謂： 天寶初，貴游士庶好衣胡服為豹幅，婦人則簪步搖。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識者竊怪之，知其戎矣。 此種胡服之好尚，自以兩京為特盛，故元稹詩有「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之嘆。羃 ，馬縞以為「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繒帛為之」 。此亦是西戎之服，《隋書·附國傳》： 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缽；或帶羃 。 《舊唐書·吐谷渾傳》： 男子通服長裙繒帽，或戴羃 。 白蘭國與吐谷渾同，其男子亦服長裙帽，或戴羃 。馬縞謂象方巾，大約乘馬之時，以大幅方布被體，以蔽全身。乘輿或坐檐子，則羃不適於用。 羃 可以障蔽全身，而帷帽則只拖裙到頸以下，較為淺露。案帷帽即吐谷渾男子所服之長裙繒帽，吐火羅人所著之長裙帽，原為西域之服。郭思《畫論》謂： 帷帽如今之席帽，周回垂網。 《事物原始》云： 帷帽創於隋代，永徽中拖裙及頸。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全幅綴於油帽或氈笠之前，以障風塵，為遠行之服，蓋本於此。 馬縞云： 席帽本古之圍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韋為之。四周垂絲網之，施以珠翠，丈夫去飾。 吐谷渾、吐火羅之長裙帽，其所謂長裙即帽下之垂網也。永徽以前之帷帽猶裙長過頸。永徽以後，漸行短縮，所短縮者當為帽下稱為長裙之一部分。近來出土唐代陶俑，其中有一種女俑，即戴帷帽。余所藏洛陽、長安兩地出土唐代女俑，多戴帷帽，今攝製數圖附後，以資參考（參看本篇所附第一圖及第二圖）。又日本原田淑人著《唐代之服飾》所附圖版一二之第三圖及圖版一三之第一圖即為戴帷帽之女俑。圖版一二第三圖之背面像，尚可見條紋痕跡，馬縞所云「四周垂絲網之」當即是此，唯前面一部分須將面部露出，並非四圍障蔽耳。 胡帽，在初唐時長安即有戴之者，前引劉肅《新語》，可以為證。胡騰舞舞人戴虛頂織成蕃帽，柘枝舞舞人亦戴卷檐虛帽（參看本篇論《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一節）。近來出土唐代陶俑，胡人像甚多，所謂胡帽，於此可以考見梗概。中有一種胡人，其帽卷檐上銳，所謂卷檐虛帽當即此類（參看本篇所附第二圖5）。 唐代宮人又有為回鶻裝者。花蕊夫人《宮詞》云： [1] 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 唐代長安對於外國風尚之變遷，每因政治關係而轉移。回鶻裝束之行於長安，當在安史亂後，正如香山居士所云之時世妝，其盛乃元和時事也。 案吐火羅人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波斯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延下關之，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帽帔。 長裙帽即帷帽。「貫頭衫，兩廂延下關之」，或者與德國勒柯克（Le Coq）在高昌所發見壁畫中人物之像相近似。巾帔或即肩巾，大帽帔必是羃 無疑也。 [2] 唐代盛行長安之胡服，不知果何所似？唯劉言史《觀舞胡騰》詩有「細氎胡衫雙袖小」之句，李端《胡騰兒》詩云「拾襟攪袖為君舞」，張祜《杭州觀舞柘枝》詩亦云「紅罨畫衫纏腕出」，皆形容雙袖窄小之辭，與姚汝能所云襟袖窄小之言合。證以近出諸唐代女俑及繪畫，所謂襟袖窄小，尤可瞭然（參看本篇所附第一、第二、第三等圖）。其音聲隊服飾尤與波斯風為近。 [3] 則唐代所盛行之胡服，必有不少之伊蘭成分也。陶俑中著折襟外衣靿靴者亦不少。唐代法服中有六合靴，亦是胡服，為文武百僚之服，日本正倉院有烏皮六縫靴，足征唐制。 自居易《時世妝》云： 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 《新唐書·五行志》謂： 元和末，婦人為圓鬟椎髻，不設鬢飾，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唇，狀似悲啼者。……唐末，京都婦人梳發，以兩鬢抱面，狀如椎髻，時謂之拋家髻。 赭面是吐番風，堆髻在敦煌壁畫及西域亦常見之。 [4] 此種時妝或亦經由西域以至於長安也。（參看本篇所附第四圖）。 開元以後，貴人御饌，盡供胡食。所謂胡食之種類可于慧琳書見之。慧琳釋 云： 此油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亦有此名。諸儒隨意制字，元無正體，未知孰是。胡食者即饆饠、燒餅、胡餅、搭納等是。 漢魏以來，胡食即已行於中國，至唐而轉盛。至德元載安史之亂，玄宗西幸，倉皇途路，至咸陽集賢官，無可果腹，亦以胡餅充飢。《通鑑·玄宗紀》云： 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 胡三省注曰： 胡餅今之蒸餅。高似孫曰：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鴻《前趙錄》石虎諱胡，改胡餅曰麻餅。《緗素雜記》曰：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易其名曰爐餅；以為胡人所啗，故曰胡餅也。 是胡餅可名麻餅，亦曰爐餅。餅中並可著餡。《清異錄》云： 湯悅逢士人於驛舍。士人揖食，其中一物是爐餅，各五事，細味之，餡料互不同。以問，士人嘆曰：「此五福餅也。」 唐代長安盛行此餅，日本僧圓仁入唐，在長安及見之，其言曰： 開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賜胡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皆然。 此種胡餅，疑係西域各國常食，或即今日北方通行之燒餅。至於唐代之燒餅與今日之燒餅不同，其顯著之別即在不著胡麻。《齊民要術》有作燒餅法云： 面一斗，羊肉二斤，蔥白一合，豉汁及鹽熬令熟，炙之。面當令起。 唐代作燒餅法，與賈氏所云當不相遠也。 云： ，源順《和名類聚鈔》作 飳，音部斗，亦作 飳，謂為油煎餅。 大約即《齊民要術》中之 也。《要術》記其作法云： 盤水中浸劑，於漆盤背上，水作者省脂，亦得十日軟，然久停則堅。干劑於腕上手挽作勿著勃入，脂浮出即急翻，以杖周正之。但任其起，勿刺令穿，熟乃出之。一面白，一面赤，輪緣亦赤，軟而可愛，久停亦不堅。若待熟始翻杖刺作孔者，泄其潤氣，堅硬不好。法須瓮盛，濕布蓋口，則常有潤澤，甚佳，任意所便，滑而且美。 此種油煎餅，日本至今有之。 《資暇錄》述饆饠之得名云：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 或以為安國西百餘里有畢國（Bikand），其人常至中土貿易。 故疑所謂饆饠者，因其來自畢國等地，遂以為名耳。楊慎云： 《集韻》，饆饠脩食也。按小說，唐宰相有櫻筍廚，食之精者有櫻桃饆饠。今北人呼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 《青箱雜記》謂餅一名饆饠。 按升庵諸人之言近於臆說。饆饠既非波波，亦非磨磨，或因畢國得名，乃是今日中亞、印度、新疆等處伊斯蘭教民族中所盛行之抓飯耳。抓飯印度名pilau，亦作pilow，piláf，英國H.Yule及A.C.Burnell所著 Hobson - Jbson ，pp.710—711述此甚詳，與波波、磨磨截然二事。饆饠蓋純然為譯音也。唐代長安亦有之，且有專售此物之畢羅店，一在東市，一在長興里，俱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唐代賣畢羅亦以斤計，唯其中置蒜，以較今之畢羅，不知其異同為何如也？ 搭納不知是何物，待考。 有唐一代，西域酒在長安亦甚流行。唐初有高昌之蒲萄酒，其後有波斯之三勒漿，又有龍膏酒，大約亦出於波斯，俱為時人所稱美。西市及長安城東至曲江一帶，俱有胡姬侍酒之酒肆，李白諸人嘗買醉其中。金樽美酒，其有不少之異國情調，蓋不待言也。高昌蒲萄酒於太宗平定高昌後始入中國。《冊府元龜》紀此云： 及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帝自損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緹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 西域如大宛、龜茲諸國之葡萄酒，漢魏以來，中國即已知之。 [5] 唯在中土用西域法仿製之西域酒，要當始於太宗耳。 李肇記當時天下名酒有云： 酒則有……京城之西市腔，蝦 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漿類，酒法出波斯。三勒者，謂庵摩勒、毗梨勒、訶梨勒。 庵摩勒梵文作āmalaka，波斯文作amola；毗梨勒梵文作vibhitaka，波斯文作balila；訶梨勒梵文作harītaki，波斯文作halila。 [6] 據《舊唐書·波斯傳》，波斯產訶梨勒。三勒漿當即以此三者所釀成之酒耳。訶梨勒樹，中國南部亦有之。鑒真至廣州大雲寺，曾見訶梨勒樹，謂： 此寺有訶梨勒樹二株，子如大棗。 廣州法性寺亦有此樹，以水煎訶梨勒子，名訶子湯。錢易云： 訶子湯：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子小而味不澀，皆是陸路。廣州每歲進貢，只採茲寺者。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樹根蘸水，水味不咸。僧至訶子熟時，普煎此湯以延賓客。用訶子五顆，甘草一寸，並拍破，即汲樹下水煎之。色若新茶，味如綠乳，服之消食疏氣，諸湯難以比也。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投飲之。 法性寺，《嶺南異物志》作德信寺，陸路即六路，六棱也。三勒酒中之訶梨勒酒，其釀法或煎法是否亦如訶子湯，今無可考。 依高昌法制之葡萄酒及波斯法之三勒漿，當俱曾流行於長安市上。順宗時又有龍膏酒，亦出西域，如其果有此物，疑是西域所貢，藏於天府，人間無從得而嘗也，蘇鶚云： 順宗時處士伊祈玄召入宮，飲龍膏酒，黑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 按烏弋山離即Alexandria一字之對音，為前漢時西域一國家，至唐久不存，何得於唐代東來貢獻？蘇鶚所記或系小說家之讕言耳。 長安、洛陽兩地出土之古鏡甚多，其中有一種上鐫海獸、海燕以及葡萄花紋者，最為精美。前人稱此種古鏡為海馬葡萄鏡，以之屬於漢鏡一類，近始知其為唐鏡。海馬葡萄花紋圖案，傳自西域，以之鑄鏡，唐代始盛；是亦唐代兩京盛行西域文明中之一小例也（參看本篇所附第五圖）。 唐開元前後，西域文明之流布於長安，除上述而外，西域式之鐙彩，似亦曾一度為長安人士所篤好。張說有《十五日夜御前》《口號蹋歌辭》二首，其辭云： 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裡太平人。龍銜火樹千鐙艷，雞踏蓮花萬歲（龍池草堂本《張說之文集》作樹）春。 帝宮三五戲春台，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鐙（龍池草堂本作登）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今按張鷟《朝野僉載》曾紀睿宗時一事云： [7]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萬錢；裝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貫。妙簡長安、萬年少女婦千餘人，衣服花釵媚子亦稱是，於燈輪下踏歌三日夜；歡樂之極，未始有之。 張說詩疑即詠此。鷟書之燈輪，當即說詩之西域鐙輪也。開元以後元夕玩燈遂成故實，其中果夾有若干之西域成分，今無從得知。要之，其為睿宗時之流風餘韻，大致或可決耳。 [1] 《全唐詩》第十一函第十冊。所謂回鶻裝，與 Von Le Coq ： Chotscho 第三十圖 b 女像所服者或者近似。末二語蓋形容其窄小耳。 [2] Von Le Coq： Chotscho 第七圖a及第二十八圖諸像，折襟及貫頭衫，於此可以見之。第四十六圖e右方二女像，肩上所披，當是巾帔也。 [3] 參看濱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圖說》上卷二五頁。日本田中傳三郎編輯《波斯印度古代畫集》收有帖木兒派（Timausid）青樓遊樂圖，女伎服飾衣袖與唐代音聲隊奇似，可見此種服飾所受伊蘭之影響也。又M.A.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第十圖阿彌陀佛左下角之供養女像與第三十四圖佛在鷲峰說法圖左下角之供養女像，衣袖俱極長而窄，第三十四圖女像並有肩巾，大可以見唐代女子胡服之概。相傳為唐宣宗才人仇氏墓亦發見泥俑甚多，其中女像衣飾與敦煌畫及波斯服俱相似。又有著折襟胡服之男像。此種服飾當曾盛行於長安也。 [4] M.A.Stein： Serindia ， vol . IV 第六十八圖張佛奴供養佛像，佛座兩旁侍女之頭髻，又 The Thousand Buddhas 第三十八圖引路菩薩後隨女像之頭髻，疑俱是所謂堆髻也。 [5] 參見《晉書·呂光載記》，又《本草衍義》卷十八葡萄條引李白詩「胡人歲獻葡萄酒」。又參看B.Laufer： Sino - Iranica ，pp.220—245。 [6] 參看B.Laufer： Sino - Iranica ，p.378。 [7] 《朝野僉載》卷三（《寶顏堂秘笈》本）。《舊唐書·睿宗紀》亦紀其大略云：「先天二年春正月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門觀燈，出內人連袂踏歌，縱百寮觀之，一夜方罷。」《舊書·睿宗紀》又及同年二月一事云：「初有僧婆陁請夜開門燃燈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之，乃止。」此所謂僧婆陁，就其名而言，應是西域人。其所燃燈，或即西域式之燈彩，與上元之西域燈輪疑有若干相同之點。而僧人婆陁或即一火祆教徒，亦未可知也。又按《唐會要》卷九十九《吐火羅》條：「麟德二年（烏涇波）遣其弟祖紇多獻瑪瑙燈樹兩具，高三尺余。」德國勒柯克所著 Chotscho 著錄吐魯番Murtuq第三洞入口處壁畫燈樹圖，所謂西域燈輪或燈樹，尚可於此見其髣髴也。燈樹圖附著下方，以資參考。 五 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 中國自經魏晉之亂，咸、洛為墟，禮崩樂壞，漢儒所辛勤綴拾於秦火之餘者，至是亦復歸於散墜。祖孝孫所謂「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技」，蓋可見也。隋代宮商七聲竟莫能通，於是不得不假借龜茲人蘇祗婆之琵琶七調，而後七聲始得其正。蘇祗婆之七調：一曰娑陁力，二曰雞識，三曰沙識，四曰沙侯加濫，五曰沙臘，六曰般贍，七曰俟利 ：其源蓋出於印度，受西域之影響，而微有更易。 [1] 唐、宋以後之音樂，隨處可見此七調之痕跡，此在中國音樂史上固應特予以注意者也。 魏晉以後，不唯中國音樂殘失散缺，待外國樂入而復獲一新生命，即在繪畫方面，亦莫不然。中國畫之理論，至謝赫創六法，始有可言。然公元後第三世紀，印度Vatsyayana亦創六法（Sadanga，or「Six Limbs of Indian Painting」），與謝赫之論大致不殊，說者因疑謝氏有承襲之跡。 [2] 此說之當否姑不具論；要之，魏晉以後，中國畫家受印度之影響，則極為顯然：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唐以前畫家傳代之作，畫題帶印度成分者約十居五六；而張僧繇畫一乘寺，凹凸深淺，即為天竺之法，是可見矣。 魏、晉、六朝以來，因呂光平龜茲，得龜茲樂；北周突厥皇后亦攜來不少之西域樂人。至隋而九部樂特盛；中國之雅樂，有若告朔之餼羊，蓋不絕如縷耳。而西域樂人亦特見重於中土，北齊曹婆羅門一家、白智通、白明達、胡小兒、康阿馱、穆叔兒、安馬駒等，率蒙當時人主寵幸，至有開府封王者，對於西域樂舞之倡導可謂至矣。於畫則有曹仲達、僧吉底俱、僧摩羅菩提、僧伽佛陀（馮承鈞先生見告，謂《續畫品錄》著錄作釋迦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伯希和假定以為原名或是釋迦佛陀、佛陀吉底、俱摩羅菩提云云。伯氏說見一九二三年《通報》二一五至二九一頁其所著 Notes sur quelque aristes des six dynasties et des T ' ang ）。大尉遲、曇摩拙叉諸人，亦復馳名後世。六朝以來之樂舞與繪畫，幾乎有以西域傳來之新樂與新畫風為主體之勢，至唐遂臻於極盛之境。唐代樂舞除去西域傳來者幾無可言，繪畫則較為著稱之諸名家亦莫不與西來之文明有若干之淵源。關於此一方面之研究，非本篇所克述及。茲唯將有唐一代西域傳來之畫派與樂舞曾流行於長安者，比敘如次，以為言唐代與西域文明關係者之談助而已。 唐初流寓長安之西域畫家有康薩陁，善畫異獸奇禽，千形萬狀。桑原氏謂薩陁當系康國人；就其姓與名而言，此說或可信也。此輩西域畫家最有名者當推尉遲乙僧。乙僧父跋質那，人稱大尉遲，張彥遠以之歸於隋代。兩人俱繫於闐國質子，說已見上。乙僧善畫外國及佛像，說者以為「氣正跡高，可與顧、陸為友」，又謂其「外國鬼神奇形異貌，中華罕繼」；列於神品。其畫傳於今者甚少，有謂端方舊藏天王像乙僧筆，亦未能定也。乙僧畫就載籍所及者言之，蓋屬於凹凸一派。朱景玄記乙僧畫云： 乙僧，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間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狀不可名焉。又光澤寺七寶台後面畫降魔像，千態萬狀，實奇蹤也。凡畫功德人物花鳥皆是外國之物像，非中華之威儀。前輩雲，尉遲，閻立本之比也。景玄嘗以閻畫外國之人未盡其妙，尉遲畫中華之像抑亦未聞。由是評之，所攻各異，其畫故居神品也。 長安宣陽坊奉慈寺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堂中有尉遲畫，段成式云： 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實，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所謂「身若出壁」，「逼之摽摽然」，皆形容其畫儼然有立體之勢也。湯垕亦云： 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甚佳。用色沈著，堆起絹素，而不隱指。 與乙僧同時，曾蜚聲於長安畫壇之吳道玄，其人物畫亦受凹凸畫派影響。其弟子有盧稜伽、楊庭光、翟琰之流。宋蘇軾《書吳道子畫後》云： 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 米芾述吳畫云：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志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王防字元規家一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行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圜潤，折算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 湯垕述此最為明白，其辭云： 吳道子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早年行筆磊落揮霍，如蓴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方圓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傅彩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謂之吳帶當風。 米芾、湯垕諸人稱述吳畫之「口淺深暈成」，「其傅彩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諸語，以近年敦煌、高昌所出諸絹畫以及壁畫勘之，便可瞭然。大率於線條以外，別施彩色，微分淺深：其凸出者施色較淺，凹入之處傅彩較深，於是高下分明，自然超出縑素矣。唐代長安寺院中小尉遲及道玄畫壁甚夥，此種帶凹凸風之人物，必不少也。 說者或謂凹凸畫派傳入中國，僅在人物畫方面微受影響，山水畫則仍以骨法為主幹。 實則中國之山水畫至吳道玄亦復起一大變局。張彥遠論畫山水樹石云： 魏晉以降名跡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群峰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樹石，映帶其地，列植之狀，則若伸臂布指。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於俗變也。國初，二閻擅美匠學，楊、展精意宮觀，漸變所附。尚猶狀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繪樹則刷脈鏤葉，多棲梧菀柳。功倍愈拙，不勝其色。吳道玄者天付勁毫，幼抱神奧，往往於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又於蜀道寫貌山水。由是山水之變始於吳，成於二李（李將軍、李中書）；樹石之狀妙於韋鶠，窮於張通（張璪也）。 張氏所論唐以前畫，今不可多見；唯攝山隋舍利塔八相成道圖中之山水樹石，以及敦煌諸六朝畫，庶幾近之，蓋純為一種平面描寫。吳道玄山水，或者採用西域傳來凹凸畫之方法，是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用能一新其作品面目也。 唐代洛陽亦有尉遲乙僧及吳道玄畫，凹凸派之畫風當及於其地。又按凹凸派畫，雖雲淵源印度，而唐代作家之受此影響，當由西域人一轉手。尉遲乙僧父子以善丹青馳聲上京，即其一證；而近年來西域所出繪畫，率有凹凸畫之風味，足見流傳之概也。 [3] 隋承周齊以來之舊，有九部樂；唐太宗平高昌，得其樂部，遂益為十部。所謂十部者：燕樂、清樂、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高昌、康國是也。此十部中復分為坐立二部，皆以琵琶為主要樂器。其後坐部伎轉盛，據元稹《立部伎》詩注，當時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絕無性識者始退入雅樂部，則所謂秉承前休之雅樂，其衰亦可知矣！ 唐代不唯九部樂仍隋舊制，據《唐書·禮樂志》，唐初所有燕樂伎樂工舞人，亦無變易。隋代樂府承周齊之遺，白明達諸人，大概即為周突厥皇后攜來樂人之流裔，其後復臣於唐。唐高祖之傾心胡樂當不下於隋煬帝，是以白明達、安叱奴之流以胡人俱躋顯位。唐代樂府伶工遂多隸籍外國之世家。出於米國者有米嘉榮，嘉榮子和郎。後來又有米禾稼、米萬槌，名見《樂府雜錄》及《樂書》，以善弄婆羅門見稱。雖未雲其為米國人，而《文獻通考》以之隸於龜茲部下，又其名亦與一般華名不類；故前疑為華化之米國人，與米嘉榮一家有若干關係。米氏而外，曹保一家，更為源遠流長。曹保，保子善才，善才子綱俱以善琵琶著於當時。北齊曹婆羅門一家以善琵琶致顯位，唐代曹保諸人或其後裔。其後又有曹觸新、曹者素，當即曹保一家亦未可知。此兩家者騰聲譽於長安樂府，幾與李唐一代共始終，亦可謂之深根固柢也矣。康姓者有康崑崙、康逎；安姓者有安叱奴、安萬善、安轡新，大約即出於康國、安國。 唐代士大夫燕居之暇，大都寄情歌舞，留連風景。劉夢得有《與歌者米嘉榮》詩。曹氏一家，詠者尤多：白香山有《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代琵琶弟子謝女師曹供奉寄新調弄譜》；李紳有《悲善才》；薛逢有《聽曹剛彈琵琶》；元稹《琵琶歌》兼及崑崙、善才。皆可見此輩文人對於西域新傳來之歌調樂曲沉酣傾倒反覆讚嘆之概；是以香山居士至欲截曹剛之手以接於重蓮也。 開元、天寶之際，長安、洛陽胡化極盛，元稹《法曲》有云：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沈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 王建《涼州行》云： 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一作教）胡樂。 胡妝解已見上，茲不贅。胡樂之盛行於長安、洛陽，觀此二詩可見。《春鶯囀》為曲名，《教坊記》云： 高宗曉聲律，聞風葉鳥聲，皆蹈以應節。嘗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為《春鶯囀》，後亦為舞曲。 張祜《春鶯囀》云： 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 是《春鶯囀》為軟舞曲。白明達為龜茲樂人，所寫《春鶯囀》，當函有不少之龜茲樂成分在內，故微之詩列之於胡樂（關於《春鶯囀》舞，參看本篇所附第六圖上）。《火鳳》，傳貞觀時太常樂工裴神符擅長此曲。《唐會要》稱神符： 妙解琵琶。作《勝蠻奴》《火鳳》《傾杯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愛之。高宗末其伎遂盛。 神符又為五弦名手，始用手彈，後人習為 琵琶。與曹剛同時有裴興奴，亦善琵琶，長於攏燃。此二人同隸樂府，疑為一家，而系疏勒入唐之樂人。《火風》諸曲，當與《春鶯囀》同其派別，故微之詩云爾也。 唐代流行長安之西域樂以龜茲部為特盛。按龜茲樂部自後魏以來，即為世人所重：後魏曹婆羅門一家即受龜茲琵琶於商人，其孫妙達尤為北齊文宣所重，常自擊胡鼓和之。隋開皇中，西龜茲、齊龜茲、土龜茲三部，大盛於閭閻。至唐而坐立部伎之安樂、太平樂、破陣樂、大定樂、上元樂、聖壽樂、光聖樂，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歲樂、小破陣樂皆用龜茲樂。不僅朝廷諸大樂率用龜茲樂，笛及羯鼓亦復用之。元稹《連昌宮詞》云： 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綠續。 《逸史》曾記長安善吹笛之李謩（《樂府雜錄》作謨）與獨孤生故事，謂謩師為龜茲人，其辭云： 獨孤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 「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李謩）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 微之所記當亦指笛而言。此為龜茲樂在管樂方面極為有勢之一證也。段成式又云：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挽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按寧王長子汝南王璡，又名花奴，善擊羯鼓。疑寧王之揮汗挽鼓，亦為羯鼓，而龜茲樂譜則羯鼓譜耳。南卓《羯鼓錄》附諸宮曲，太簇商有《耶婆色雞》，此曲即出於龜茲； [4] 《黃鶯囀》當即《春鶯囀》。玄宗特喜羯鼓，於是宋璟、宋沇之流，亦相率承風。龜茲、高昌、疏勒、天竺諸部雖俱用羯鼓，而就《羯鼓錄》附諸宮曲觀之，疑唐代盛行於長安之羯鼓，其淵源實出於龜茲也。 龜茲樂中尚有觱篥，亦曾盛於長安。德宗朝之尉遲青，官至將軍，居在常樂坊。大曆中，以技折服幽州名手王麻奴。王麻奴於高般涉調中吹一曲勒部羝曲，青能用銀字管於平般涉調中吹之。按隋蘇祗婆介紹琵琶七調，其中有般涉調。又其他諸調，印度樂中每不之見，則蘇祗婆之琵琶七調，當系由印度樂蛻出之另一西域系統之音樂。因其宮調與中國舊樂可相比附，故遂特為言樂者所喜用耳。 隋唐以來之西域樂，大率樂與舞不相離。唐代樂府中盛行之樂舞，段安節記述甚詳。《樂府雜錄》舞工云：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即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軟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和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 字舞、花舞、馬舞，解見段氏此文自注，茲不贅述。健舞、軟舞之名，何所取義，今不甚可知。據《教坊記》及《樂府詩集》引：健舞曲為《阿遼》《柘枝》《黃獐》《拂林》《大渭州》《達摩支》；軟舞曲為《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社渠》《借席》《烏夜啼》；與今行段氏《樂府雜錄》微異。健舞曲中今確知其出於西域、含有伊蘭風味者，凡有《胡騰》《胡旋》《柘枝》三種；開元、天寶以後，盛行於長安，後更遍及於中國各處也。 唐人詩紀述此種胡舞者不少。於胡騰舞，有劉言史、李端二人詩可據。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詩云：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樽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氎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葡萄盞，西顧忽思鄉路遠。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瞠目，橫笛琵琶遍頭促。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棉花西見殘月。 王中丞即王武俊，宅在長安，說見本篇論《流寓長安之西域人》一節。李端《胡騰兒》詩云：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卷，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安西舊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揚眉動目踏花氈，紅汗交流珠帽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手叉腰如卻月。絲桐忽奏一曲終，嗚嗚畫角城頭髮。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 李詩末句，大約即指河隴為吐蕃所陷而言。就劉、李二人詩觀之，胡騰舞大約出於西域石國。舞此者多屬石國人，李端詩「肌膚如玉鼻如錐」，則其所見之胡騰兒為印歐族之伊蘭種人可知也。此輩舞人率戴胡帽，著窄袖胡衫。帽綴以珠，以便舞時閃爍生光，故云珠帽。蘭陵王、拔頭諸舞，舞人所著衫後幅拖拽甚長，胡騰舞則舞衣前後上卷，束以上繪葡萄之長帶，帶之一端下垂，大約使舞時可以飄揚生姿。唐代音聲人袖多窄長，為一種波斯風之女服。因衣袖窄長，故舞時須「拾襟攪袖」，以助迴旋。李端詩「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大約系指舞人起舞之先，必須略蹲以胡語致詞，然後起舞。宋朝大曲，奏引子以後，竹竿子口號致語， 李端所云之本音語，疑即大曲口號之大輅椎輪也。胡騰舞容不甚可知，依二詩所言，大率動作甚為急遽，多取圓形，是以「環行急蹴」「跳身轉轂」云云。胡騰之騰或指其「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形，反立毯上，復又騰起而言歟？與胡騰舞伴奏之樂器有橫笛與琵琶；酒闌舞罷，絲桐忽奏，於是一曲亦終矣。 健舞中與胡騰同出西域石國者尚有柘枝舞。石國亦名柘枝，亦名柘羯。薛能《柘枝詞》之二云： 懸軍征柘羯，內地隔蕭關。日色崑崙上，風聲朔漠間。何當千萬騎，颯颯貳師還。 此首所詠，指天寶九載高仙芝征石國一役而言。蓋以柘枝舞出於石國，故云爾也。茲略考柘枝舞舞人服飾、舞容之屬如次。《樂苑》云： 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御覽》五七四引帽上尚有鮮衣帽三字）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御覽》引無舞相占實四字）舞中雅妙者也。 陳晹云： 柘枝舞童衣五色繡羅寬袍，胡帽銀帶。案唐雜說，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角調有《五天柘枝》。用二童舞，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始為二蓮花，童藏其中，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之雅妙者也。然與今制不同，豈亦因時損益耶？唐明皇時那胡柘枝，眾人莫及也。 柘枝舞舞人衣五色羅衫，胡帽銀帶，唐人詩中亦多言之：張祜《觀杭州柘枝》詩 「紅罨畫衫纏腕出」，《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 「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又《觀楊瑗柘枝》詩 ：「促疊蠻鼉引柘枝，卷檐虛帽帶交垂。紫羅衫宛蹲身處，紅錦靴柔踏節時。」白居易《柘枝詞》 ：「繡帽珠稠綴，香衫袖窄裁。」又《柘枝妓》詩 ：「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帶垂鈿胯花腰重，帽轉金鈴雪面回。」窄袖纏腕與胡騰舞同；用長帶，著紅錦靴；「卷檐虛帽」，亦即劉言史詩中之「織成蕃帽虛頂尖」：此俱胡服也。就唐人詩考之，柘枝舞大約以鼓聲為節，起舞鼓聲三擊為度，故白居易《柘枝妓》詩云： 平鋪一合錦筵開，連擊三聲畫鼓催。 張祜《觀杭州柘枝》詩： 舞停歌罷鼓連催，軟骨仙娥暫起來。 又劉禹錫《和樂天柘枝》詩亦云： 鼓催殘拍腰身軟，汗透羅衣雨點花。 皆可見柘枝舞以鼓聲為節奏之概。柘枝舞至曲終，例須半袒其衣，故沈亞之《柘枝舞賦》云： 差重錦之華衣，俟終歌而薄袒。 薛能《柘枝詞》之「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即指此也。柘枝舞又重目部表情，此與胡騰不同。劉禹錫《觀舞柘枝》云： 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 沈亞之《柘枝舞賦》云： 鶩游思之情香兮，注光波於穠睇。 盧肇《湖南觀雙柘枝舞賦》云： 善睞睢盱，偃師之招周妓；輕軀動盪，蔡姬之讋桓公。 大約俱指舞人之流波送盻而言也。柘枝舞舞人帽上施金鈴，舞時抃轉有聲。至其來時藏於二蓮花中，花坼而後見，為胡騰、胡旋諸舞所未有，此事除《樂苑》外，不見各家紀載（《樂書》即襲《樂苑》之文），不識何故。唐、宋兩代柘枝舞之不同，陳晹《樂書》已言之。唐代柘枝舞大約有一人單舞與二人對舞之別；二人對舞則曰雙柘枝。張祜《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亦作《周員外出雙舞柘枝妓》，是以詩有「小娥雙換舞衣裳」之句。盧肇賦亦是觀雙柘枝舞，《樂苑》（據《御覽》引）亦云柘枝舞「對舞中雅妙者也」。是雙人對舞應名雙柘枝舞，其流傳之盛當有過於單舞。宋代柘枝舞為樂府十小兒隊之一，屬於隊舞。據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大曲中之柘枝舞凡用五人，舞人有竹竿子有花心；其口號致詞，入隊起舞吹唱遣隊，與其他大典無異，疑唐代之柘枝舞尚無如是之繁複與整齊也。關於宋代之柘枝舞，別詳余所著《柘枝舞小考》，茲附篇末，以資參覽。 胡旋舞，日本石田幹之助氏有《胡旋舞小考》一文， 考證綦詳，余愧無新材料以相印證，茲唯略述其概而已。案胡旋舞出自康國，唐玄宗開元、天寶時，西域康、米、史、俱密諸國屢獻胡旋女子，胡旋舞之入中國，當始於斯時。玄宗深好此舞，太真、安祿山皆能為之。關於胡旋舞，紀者雖多，而舞服舞容，反不若胡騰、柘枝之易於鉤稽。白居易《新樂府》有《胡旋女》， 注謂天寶末康居國獻之。其辭有云：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元稹《胡旋女》云： 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胡旋之義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傳。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火輪炫。驪珠進弭遂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潛鯨暗嗡笡海波，迴風亂舞當空霰。萬過其誰辨終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兩詩極贊胡旋舞旋轉之疾，而於舞人裝飾了未道及；蓋其旨固在諷刺時習，初無意於紀事也。至白氏謂胡旋舞出康居，石田氏已指其謬，茲不贅。段安節又云： 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毯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 《唐書·禮樂志》亦謂「胡旋舞舞者立毽上，旋轉如風」。此種胡旋舞法，諸家皆不載。《封氏聞見記》有躡毬戲，是否即為胡旋舞，今無可考。 軟舞曲中之《涼州》《蘇合香》《團圓旋》《回波樂》，中國載籍中已不甚可考，從日本書中尚可知其一二（團圓旋亦作團亂旋。關於團亂旋舞圖，參看本篇所附第六圖下）。 《蘇合香》有謂原出天竺，傳至西域，以入中國者 。《春鶯囀》在日本一名《天長寶壽樂》，為大曲，屬壹越調二十五曲之一。序一帖，颯踏（一作中序）二帖，入破四帖，鳥聲二帖，急聲二帖，並各十六拍；始作有游聲；舞女十人。其所謂帖，或即後來大曲中之疊；游聲則序中詞也。舞服舞容，日本亦不傳。 軟舞中之《蘭陵王》一名《大面》，或名《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帝弟蘭陵王長恭。段安節云： 大面出於北齊。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聲以效其指 擊刺之容。俗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段氏又謂戲者衣紫腰金執鞭。《蘭陵王》在日本一名《陵王》，又名《羅陵王》：有囀；有亂序中序各一帖；荒序八帖各一拍；入破四帖，後改為二帖，各十六拍。舞者一人別裝束假面帽子，執金桴。其《蘭陵王》舞服面具，並傳於今。日本高楠順次郎以為此曲系詠娑竭羅龍王（Sagara roi des Dragons）者， [5] 伯希和疑其無據。 [6] 今按日本所傳《蘭陵王》有囀詞云： 吾等胡兒，吐氣如雷。我采頂雷，蹈石如泥。右得士力，左得鞭回。日光西沒，東西若月。舞樂打去，錄錄長曲。 自稱胡兒，則其源或亦出於西域歟？（關於蘭陵王舞圖，參看本篇所附第七圖） 唐代樂府中又有《缽頭》，一名《撥頭》，又名《拔頭》，亦系一種舞樂。張祜有《容兒缽頭》詩， 即詠此也。段安節記《缽頭》由來云： 《缽頭》：昔有人父為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發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 《通典》作《撥頭》，云： 出西域。胡人為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為此舞以象也。 《舊唐書·音樂志》文同。缽頭舞今存於日本，舞者衣胡服，戴面具，披髮，手持短桴。高楠順次郎以為此舞從印度《梨俱吠陀》（Rig Veda）及《阿闥婆吠陀》（Atharva Veda）中Pedu王白馬（Paidva）奮戰卻毒蛇之故事演出。 高楠氏展轉證合，致力極勤；唯缽頭音之記者不一，是以說者於高楠氏之論多取存疑。中籍明謂出於西域，王國維先生以為當出西域之拔豆國，或者近是 （關於拔頭舞圖，參看本篇所附第八圖）。 唐代又行一種潑胡乞寒之戲，戲時歌舞之辭名《蘇摩遮》（一作蘇莫遮、蘇莫者）。此風曾及於兩京，《舊唐書·中宗紀》曾兩紀此事： 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十一月己丑，御洛城南門樓觀潑寒胡戲。 景龍三年（公元七〇九年）十二月乙酉，令諸司長官向醴泉坊看潑胡王乞寒戲。 按此戲出於西域康國，《舊唐書·康國傳》云： 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樂。 《新唐書·康國傳》《冊府元龜》所紀略同。此種潑胡乞寒之戲，在中宗時，兩京而外，並行於各地。是以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 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唐會要》引作征）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唐會要》引作效），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唐會要》引作戎）虜之俗（《唐會要》引此下尚有「軍陣之勢，列庭闕之中，竊見諸王，亦有此好，自家刑國，豈若是也」凡二十五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唐會要》引作將）則於四方，臣所未諭。《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裸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 呂元泰此疏，蓋因神龍元年十一月洛城觀潑寒戲而言。疏上不報。景龍三年諸司長官向醴泉坊觀潑胡王乞寒戲，其後右拾遺韓朝宗、中書令張說亦相繼上疏諫止。張說疏有云： 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芻言，特罷此戲。 裸體跳足，揮水投泥，即以水相潑盛為戲樂之謂。說疏上，至開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十二月七日下敕禁斷。敕文云： 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漬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輕，俱非法服，闐城溢陌，深點華風。朕思革頹弊，反於淳樸。《書》不云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況妨於政要，取紊禮經。習而行之，將何以訓！自今以後（《唐會要》引此下有「無問蕃漢」四字），即宜禁斷。 由以上所引諸文觀之，可見乞寒一戲，唐代曾盛行於兩京各處。自皇帝以至諸王，俱復好此，大約流寓長安之西域人不忘本習，而漢人則而效之。唐代行此，據《唐書·張說傳》，始於則天末年，《張說傳》云： 自則天末年季冬為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 其入中國當在北周宣帝時。《周書·宣帝紀》《通鑑·陳紀》俱謂始北周天元大象二年（公元五八〇年）；故玄宗敕謂因循已久也。蘇莫遮一辭又見般若三藏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一。薄伽梵告慈氏菩薩，論老苦有云： 又如蘇莫遮帽，覆人面首，令諸有情，見即戲弄。老蘇莫遮，亦復如是。從一城邑至一城邑，一切眾生，被衰老帽，見皆戲弄。 慧琳釋蘇莫遮帽云： 蘇莫遮，西戎胡語也。正雲颯麿遮。此戲本出西龜茲（一作慈）國，至今猶有此曲，此國渾脫、大面、撥頭之類也。或作獸面，或象鬼神，假作種種面具形狀。或以泥水沾灑行人，或持羂索，搭鉤捉人為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土俗相傳雲常以此法攘厭驅趁羅剎惡鬼食啗人民之災也。 慧琳所云，未及渾脫駿馬；又用羂索搭鉤捉人，帶面具，呂元泰疏及《康國傳》都未之及。張說有《蘇摩遮》詩，蘇摩遮即蘇莫遮，說曾上疏諫止乞寒胡戲，其《蘇摩遮》詩所紀，自屬得之目識親覽。以說詩與慧琳《音義》、呂元泰疏參互比觀，唐代乞寒胡戲，當不難得其梗概。說詩題下注云，「潑寒胡戲所歌。其和聲雲億歲樂」，是蘇莫遮乃為乞寒戲時歌詞之調名也。說詩五首，今錄前四首如次：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須。聞道皇恩遍宇宙，來將歌舞助歡娛。（《億歲樂》） 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妓（龍池草堂本妓作騎）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億歲樂》） 臘月凝陰積帝台，豪歌急鼓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億歲樂》）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惟願聖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續舊年。（《億歲樂》） 是所謂蘇莫遮之乞寒胡戲，原本出於伊蘭，傳至印度以及龜茲；中國之乞寒戲當又由龜茲傳來也。為此者多屬胡人，碧眼紫髯，指其為伊蘭族而言耳。「繡裝帕額寶花冠」，即呂元泰疏中所云之胡服。《康國傳》謂鼓舞乞寒，是以張說詩有「夷歌妓舞」「豪歌急鼓」之語；妓字應從明刊本作騎為勝，即呂疏所云之駿馬胡服也。戲時大約以油囊盛水交潑，故說詩云雲。《文獻通考》紀此戲樂器云： 乞寒本西國外蕃康國之樂。其樂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其樂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 大致俱西域康、安諸國樂部所常用者也。 《蘇莫遮》曲傳於日本，名《蘇莫者》，為盤涉調中曲。序二帖各六拍；破四帖各十二拍；急失傳。舞者別有一種服飾，戴假面，執桴；今猶有圖可見。有答舞，名《蘇志摩利》；答舞者左方先奏而右方從之之謂也。《蘇志摩利》為雙調曲，別名《庭巡舞》《長久樂》《回庭樂》，即新羅曲。舞者常服假面，戴帽著蓑笠。為此戲時，疑舞者步行，胡服騎馬者則持盛水油囊作勢交潑，舞者舞踏應節，以象閃避之狀。答舞者著蓑笠，猶足以窺潑水之故典。 大阪天王寺樂人秦家尚傳此曲，一樂人登台吹笛，舞者隨笛聲而舞。 此與唐人所傳已異，大約刪繁就簡，無復駿馬渾脫之概矣（關於蘇莫遮舞圖，參看本篇所附第九圖）。 有唐一代，從波斯傳來之波羅毬，最為流行，而以長安為特盛；其詳別見於本篇《長安打毬小考》一節中，茲不贅。波羅毬為一種馬上毬戲，亦有步打者。打毬時並須奏樂，《羯鼓錄》諸宮曲太簇商有《打毬樂》，大約即為此戲時之所奏也。宋代隊舞中之女弟子隊，其十為打毬樂隊，《宋史·樂志》紀之云： 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襦，系銀帶，裹順風腳，簇花幞頭，執毬杖。 此種衣飾，似乎俱是一種胡服。田邊尚雄引《樂家錄》云： 《笛說》曰：胡國馬上曲打毬游之時，於馬上奏此曲。 日本傳來唐樂有此，中曲，為道調二十四曲之一。曲分七帖，各十一拍。舞者四人，特有一種裝束，細纓冠著 ，執毬杖對舞。至五月節會，則舞者至四十人，服騎馬裝，執杖弄毬而舞。有答舞。 長安既盛行打毬戲，則此種波斯風舞曲之曾相隨而興，又可知也（關於打毬樂圖，參看本篇所附第十圖）。 [1] 余舊為《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考原》一文，原揭之《學衡》第五十四期（見本文集第二二八頁至第二四七頁），以蘇祗婆七調為印度北宗音樂之一支：婆陀力調即Shadja，般贍調即Paňchama；蘇祗婆所云之旦，即是th t。後於《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十號為《論唐代佛曲》，復申此說。近兩年來先後得讀法國Sylvan Levi及伯希和諸氏文，始知舊說多疏。讀者欲識蘇祗婆七調梗概，應讀S.Lévi： Le 「 tokharien B 」， langue de Koutcha ， Journal Asiatique ，1913，pp.311—380（馮譯《史地叢考》第一篇《龜茲語考》），又一九三一年《通報》（ T ' oung Pao ）第一第二期合刊九五頁至一〇四頁伯希和評《法寶義林》（Hôbôgirin， Dictionnaire encyclopèdique du bouddhaisme d ' aprés l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 ）一文。 [2] 見Percy Brown： Indian Painting ，pp.20—21。 [3] 從Von Le Coq： Chotscho 第四圖 d 面部及第二十二圖（《高昌壁畫菁華》第三圖）佛像面部，及M.A.Stein： Serindia ，vol Ⅳ 第一百二十五圖至第一百二十六圖焉耆明屋（ mingoi ）壁畫。可窺唐代凹凸畫大概。 [4] 《宋高僧傳》卷三《唐丘慈國蓮華寺蓮華精進傳》云：「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山下有伽藍。其水滴溜成音可愛。彼人每歲一時采綴其聲以成曲調。故《耶婆瑟雞》，開元中用為羯鼓曲名，樂工最難其杖撩之術。進寺近其滴水也。」悟空譯《十力經序》云：「安西境內有前踐山前踐寺。復有耶婆瑟雞山。此山有水，滴霤成音，每歲一時采以為曲。故有耶婆瑟雞寺。」兩書微異。耶婆瑟雞即耶婆色雞，S.Lévi以為即古龜茲語Yurpāske一辭之音譯，其為龜茲樂蓋無可疑也。L é vi說見 Journal Asiatique ，1913，p.320。 [5] 田邊尚雄《東洋音樂史》二三八頁至二三九頁，又Hôbôgirin， deuxieme fascicule ，p.155。 [6] T'oung Pao ，1931，No.1—2，pp.97—98. 六 長安打毬小考 波羅毬（Polo）為一種馬上打毬之戲。發源於波斯，其後西行傳至君士坦丁堡，東來傳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以傳入中國西藏、印度諸地。日本、高麗亦有此戲，則又得自中國者也。或謂波羅毬傳至東方，仍保持其原音， [1] 此說余尚未發見何種文獻足以為中國方面之證明。若《彈棋經序》所云之波羅，則本作波羅塞，俗本訛誤，蓋雙陸之別名，與戲於馬上之波羅毬不可混而為一也。以余所知波羅二字與此種毬戲連類並及者唯杜環《經行記》一書，《經行記》謂拔汗那國： 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 拔汗那即Ferghana，為漢代之大宛。其所謂毬場，必為波羅毬場無疑也。顧波羅毬傳入中國，波羅二字之音雖不可見，而波斯此戲原名之音，則似尚有殘痕。按波羅毬波斯名為 gui ，唐代名波羅毬戲為打毬，一名擊鞠。毬字之唐音為「渠幽切」，疑「毬」字乃用以譯波斯 gui 字之音。打毬既一名擊鞠，於是說者往往以為即漢魏以來所有之蹴鞠戲。實則蹴鞠戲以步打足踢為主，而波羅毬須騎馬以杖擊之，故云打毬或擊鞠也。 波羅毬傳至東方後，中國與日本、高麗所行者俱微有異同。 中國所行之波羅毬，其規則約略見於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宋史·禮志》《金史·禮志》及《析津志》諸書。《宋史》所陳過繁，今錄《金史·禮志》之說如次，以見波羅毬之梗概： 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眾為兩隊，共爭擊一毬。先於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勝。或曰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為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蹺捷也。 唐代之波羅毬，其規制大致當與此不殊。閻寬《溫湯御毬賦》云： 珠毬忽擲，月杖爭擊。 蔡孚《打毬篇》亦謂： 金錘玉鎣千金重，寶杖雕文七寶毬。……奔星亂下花場裡，初月飛來畫杖頭。…… 皆指毬與打毬杖二者之形狀而言也。打毬以先入網者勝，名曰頭籌；得籌則唱好。據《宋史·樂志》，大明殿會鞠，教坊例設龜茲部鼓樂，唐代亦然。王建《官詞》有云： 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鞘回過玉樓。 可見其與宋制不殊也。波羅毬傳入中國，歷唐、宋、元、明而不衰。明永樂時，北京羽林禁軍尚為此戲，其時毬場在東苑。 此戲之衰當在明之季葉，至清而寂然絕響，不唯民間不知打毬，即朝廷亦無此典。不知何故也。 波羅毬傳入中國當始於唐太宗時。唐以前書只有蹴鞠，不及打毬，至唐太宗，始令人習此。封演云： 太宗常御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為打毬，比亦令習，會一度觀之。昨升仙樓有群蕃街里打氈，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騁為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誡。」 此是唐初波羅毬已行於長安之證。《文獻通考》名打毬為蹴毬，亦謂始興於唐。 唐代之波羅毬大約直接從西域傳來，是以猶存波斯舊音。有唐一代長安盛行打毬，而皇室特嗜此戲，推究源始，俱由於太宗之倡開風氣也。 唐代諸帝率善此戲，唐初則有玄宗為諸王時便已善此，毬馬之精，雖吐蕃名手亦所不逮。封演紀此云： 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於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玄宗為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玄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 是以開元、天寶中數御樓觀打毬為事。宋晁無咎《題明皇打毬圖》詩： 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 《通鑑》亦謂： 上（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鬥雞擊毬，或獵於近郊，游賞別墅。 以此與本篇第五節引玄宗伺察寧王所云「天子兄弟當極醉樂」之言比觀，可知玄宗人極猜忌，聲色犬馬之好所以頹喪諸王之志氣耳。諸王亦復知此，是以玄宗偶譽汝南王璡，寧王便為之震驚失次。玄宗以音律毬馬獎勵臣工，於是爭奇鬥豔，競相紛泊，開、天以後長安胡化之大盛，玄宗倡導之功不可沒也。 玄宗而後，諸帝工打毬者尚有宣宗，其技之精，雖二軍老手咸服其能。《唐語林》云： 宣宗弧矢擊鞠皆盡其妙。所御馬，銜勒之外，不加雕飾，而馬尤矯捷。每持鞠杖乘勢奔躍，運鞠於空中，連擊至數百而馬馳不止，迅若流電。二軍老手咸服其能。 僖宗於此技尤為自負，謂當得狀元。《通鑑》紀之云： 上好蹴鞠鬥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三川節度亦以打毬勝負定之，一國政事竟視同兒戲。穆宗、敬宗於打毬戲俱沉溺忘返。敬宗嗜此，常至一更二更，戲者往往碎首折臂，而陶元皓、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之流以毬工得見便殿；其後竟為此輩所弒，年才十八。唐代諸帝嗜打毬戲，其結局要以敬宗為最慘矣。 有唐一代，長安之達官貴人，亦復酷嗜此戲，相習成風。玄宗時諸王駙馬俱能打毬，《通鑑》謂： 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 楊慎交宅在靖恭坊，其所自築毬場在坊西隙。 楊巨源《觀打毬有作》詩「新掃毬場如砥平」，可知波羅毬毬場貴能平滑，以便毬馬馳驟，是以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之，取其堅平，而豪侈亦可想矣。德宗時之司徒兼中書令李晟，文宗時戶部尚書王源中俱能打毬。晟宅在永崇坊有自築毬場。 源中為翰林承旨，宅在太平坊，暇日輒與諸昆季打毬於里第；則其宅中當亦有毬場也。 長安宮城內有毬場，宮城北有毬場亭，中宗於梨園亭子賜吐蕃觀打毬即在此也。大明宮東內院龍首池南亦有之；文宗寶曆九年，龍首池亦填為毽場。此外三殿十六王宅俱可打毬。平康坊亦有毬場。平常則街里亦可打毬，不一定毬場也。 而打毬原為軍州之戲，是以左右神策軍亦為會鞠之所；所謂兩軍老手，即指左右神策軍而言。段成式曾紀一善打毬之河北將軍云： 建中初，有河北將軍姓夏，彎弓數百斤。常於毬場中累錢千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 蓋言其手眼之明確也。李廓《長安少年行》云： 追逐輕薄伴，閒遊不著緋。長攏出獵馬，數換打毬衣。曉日尋花去，春風帶酒歸。青樓無晝夜，歌舞歇時稀。 聲色犬馬鬥雞打毬，大約為唐代長安豪俠少年之時髦功課，故廓詩云爾。 唐代長安打毬之戲不唯帝王、達官貴人、軍中以及閭里少年嗜之，文人學士亦有能之者。唐代進士及第，於慈恩寺題名後，新進士例於曲江關宴，集會游賞，而月燈閣打毬之會尤為盛舉，四面看棚鱗次櫛比。此輩能者至能與兩軍好手一相較量，則唐代文士之強健，於區區打毬戲中，亦可窺見一斑焉。《唐摭言》紀其一事云： 乾符四年，諸先輩月燈閣打毬之會，時同年悉集。無何，為兩軍打毬將數輩私較。於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強遲留，用抑其銳。劉覃謂同年曰：「仆能為群公小挫彼驕，必令解去，如何？」狀元已下應聲請之。覃因跨馬執杖，躍而揖之曰：「新進士劉覃擬陪奉，可乎？」諸輩皆喜。覃馳驟擊拂，風驅電逝，彼皆 視。俄策得毬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數輩慚沮， 俛而去。時閣下數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亦行此會，擊拂既罷，遂痛飲於佛閣之上。新進士榜發後在月燈閣集會打毬，其來當已甚久，唯不審果始於何時耳。 宋未南渡，每逢三月三日寶津樓宴殿諸軍呈百戲中有打毬，其小打為男子，大打則為宮監。此輩玉帶紅靴，各跨小馬，人人乘騎精熟，馳驟如神，雅態輕盈，妖姿綽約，說者以為人間但見其圖畫雲。 而樂府女弟子隊中亦有打毬樂隊，純是女子。唐代亦教內人打毬。王建《宮詞》云： 殿前鋪設兩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頭籌。 花蕊夫人《宮詞》亦云： 自教官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 可見唐代官人亦能打毬也。又當時為此戲有所謂打背身毬者，王建《官詞》云： 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鞘回過玉樓。 楊太后《宮詞》云： 擊鞠由來豈作嬉，不忘鞍馬是神機。牽韁絕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點飛。 按打背身毬不知何似，以意測之，或猶今日打網球之反手抽擊。馬上反擊，自然搖曳生姿，倍增婀娜。殿前之所以不打背身毬者，亦以時地俱甚莊嚴，不容過為輕盈耳。濱田耕作《支那古明器泥象圖說》附有騎馬女俑一具，窺其姿態，當是打毬女伎。側身俯擊，勢微向後，大約即所謂打背身毬耳。 打毬本以馬上為主，唯唐代長安亦行步打，王建《宮詞》所謂「寒食宮人步打毬」是也。步打之風至宋未衰，《宋史·禮志》曾紀其事。又打毬本應用馬，馬之高低俱有一定。然在唐代，長安並行驢鞠。郭知運子英乂拜劍南節度使，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他服用，日無慮萬數。 弒敬宗之毬工石定寬，即寶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六月鄆州所進之驢打毬人。《舊唐書·敬宗紀》： 寶曆二年六月甲子，上御三殿觀兩軍教坊內園分朋驢鞠角牴。戲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罷。 宋代則驢騾並用，此皆變格，非打毬正軌也（關於打毬圖，參看本篇所附第十圖）。 [1] T.F.Carter：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p.139. 七 西亞新宗教之傳入長安 以上所述，為宮室、服飾、飲食、繪畫、樂舞、打毬諸端。此外如西亞之祆教、景教、摩尼教，亦於唐代，先後盛於長安。綜此各方面而言，有唐之西京，亦可謂極光怪陸離之致矣。關於西亞諸宗教之流行中國，近世各賢討論綦詳，愧無新資料以為附益，茲謹述其流行長安之梗概如次。 西亞三種新宗教傳入中國，以火祆教為最早，據陳垣先生《火祆教入中國考》 當在北魏神龜中，即公元後五一八至五一九年之間也。北魏、北齊、北周並加崇祀。唐承周隋之舊，對於火祆教並置有官，據《通典》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視流外勛品薩寶府祆祝，四品薩寶率府，五品薩寶府史。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坊胡祆祠注亦謂： 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 布政坊祆祠，韋述《兩京新記》謂其立於武德四年。陳先生以為唐代之有祆祠及官俱以武德四年布政坊為始也。長安火祆教祠，就《兩京新記》及《長安志》所載，凡有四處：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西北隅，普寧坊西北隅，靖恭坊街西。洛陽之會節坊、立德坊、南市、西坊亦有祆祠。 上述唐代長安之火祆教祠及官，率據陳先生文。茲按火祆教官名薩寶，隋已有之，《隋書·百官志》云： 雍州薩保為視從七品。 諸州胡二百戶已上薩保為視正九品。 薩保即是薩寶，皆回鶻文Sartpau之譯音，義為隊商首領。日本藤田豐八、羽田亨、桑原隲藏諸人已詳細予以討論，茲可不贅。 以余所見，北齊時當即有薩寶之官，《隋書·百官志》論齊官制有云： 鴻臚寺掌蕃客朝會吉凶弔祭，統典客、典寺、司儀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薩甫二人，諸州薩甫一人。典寺署有僧祗部丞一人。司儀署又有奉禮郎三十人。 此所謂京邑薩甫、諸州薩甫果作何解，說者從未注意。按鴻臚寺本掌接待遠人，薩甫既屬於典客署，其所掌者必為僑居京邑及諸州之外國人。隋唐以前，甫字讀重唇音，則薩甫與薩寶、薩保同聲，與Sartpau一字譯音亦近。余疑北齊鴻臚寺之薩甫，即隋之薩保，唐之薩寶，同為轄火祆教之官也。 又按某氏鴛鴦七志齋藏有隋翟突娑墓誌，近從徐森玉先生處得見拓本，其文有云： 君諱突娑，字薄賀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訶，大薩寶。薄賀比多日月以見勛效，右改宣惠尉；不出其年，右可除奮武尉，擬通守。……春秋七十。大業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歲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寢，卒於河南郡雒陽縣崇業鄉嘉善里。葬在芒山北之翟村東南一里……。 翟突娑之父娑摩訶為大薩寶，必系火祆教徒無疑。又從突娑卒年七十推之，其父之為大薩寶，當在北齊、北周之時矣。突娑疑即波斯文 tars ā一字之異譯。 tars ā在景教碑中譯作「達娑」，本用以稱景士，同時又可用稱他教教徒。 [1] 故翟突娑當亦為一火祆教徒。此志可為《隋·志》實證，而在隋代，雍州而外，洛陽之尚有薩寶，似亦由此志可以懸揣也。 又前引光啟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誌殘卷，伊州有祆廟，祆主名翟槃陁，貞觀初曾至長安。文云： 祆廟中有素書，形像無數。有祆主翟槃陁者，高昌未破以前，槃陁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因以利刃刺腹，左右通過，出腹外截棄其餘，以發系其本，手執刀兩頭，高下絞轉，說國家所舉百事皆順天心，神靈助無不徵驗。神沒之後，僵仆而倒，氣息奄奄，七日即平復如舊。有司奏聞，制授游擊將軍。 敦煌亦有翟氏。 或謂此翟槃陁疑即羯槃陁人， 其說然否尚難遽定。唯翟突娑一家亦為火祆教徒，太原又多蕃族，或者亦出於西域，與翟槃陁者先後有若干之關係歟？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上論火祆教有云： 唐貞觀五年（公元六三一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襖教詣闕聞奏。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姚氏此條，說者多疑其不確。最近何遂先生贈北京圖書館長安出土米薩寶墓誌一方，志文可釋此疑，而證明姚氏之語不誣。米薩寶墓誌朱書，外間尚未之見，原文漫漶，水漬而後，約略可讀。《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二號曾載志文，今不避重贅，轉錄如次，以資博聞： 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墓志銘並序 公諱薩寶，米國人也。生於西垂，心懷□土。忠（？）志（？）等□□陰陽烈石，剛柔敘（？）德（？）。崇心經律，志行玄（？）門（？）。□苦海以逃名，望愛河而□肩（？）。□□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二月十一日□長安縣崇化里，春秋六十有五，終於私第。時也天寶三載正月廿六日窆於高陵原，禮也。嗣妻（？）子（？）等（？）□喪（？）戚（？）不朽。 銘曰： 滔滔米君，□□□□，榆（？）楊（？）□□□□□□法心匪固（？），□□沉良。逝川忽逝，長夜永□。 □維天寶三載正月廿六日。 火祆教薩寶例充以胡人，此明雲西域米國人，可為宋敏求《長安志》更增一證。又從此志可知長安崇化坊實有祆祠，姚氏語本不誣，敏求《長安志》記長安祆祠僅及布政坊、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四處，而不及崇化坊，特失記耳。 景教為基督教之別支。其入中國在貞觀九年（公元六三五年），大秦國上德阿羅本（Alopen）始來長安，詔於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景教碑頌謂「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玄宗時又曾一度中興。唐以後中國景教若存若滅，知之者亦鮮。明天啟間，《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出土，世人始復知有此古教。自此以後三百年來，研究景教之書，日出不窮，不可闡述。最近日本佐伯好郎為《大秦寺所在地考》一文， 不少新奇可喜之論。本篇於長安景教別無新知，前賢之作具在，毋待辭費，茲唯介紹佐伯氏新論梗概如次。 關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出土地點，自來有長安說，盩厔說與長安、盩厔之間說三者之不同。能將此碑出土問題解決，則建中時大秦寺數問題，「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及「每歲集四寺僧徒」二語之如何解釋，震旦法主景淨（Adam）、關內（？Khumdan）副大德（chorep scopus）、伊斯（Izdbuzid）、大德曜輪（Mar John，episcopus）、Shiangtsua副大德景通（Mar Sargi s ）諸人駐於何寺之問題，亦可渙然冰釋矣。 佐伯氏根據宋蘇軾《南山紀行》詩《小序》及自注，證明盩厔有大秦寺，軾詩序謂： 壬寅（嘉祐七年）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谿谿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南山紀行》詩自注亦謂： 是日（二月十七日）游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腳授經台尚在。遂與張果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 同年十一月三日再游大秦寺有詩題為： 自清平鎮游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四日，得詩寄子由同作。 金楊雲翼曾於役盩厔，亦有《大秦寺詩》。樂坡兄弟詩中俱有《五郡詩》，佐伯氏以為五郡在盩厔，為地名，大秦寺即在其地。盩厔五郡既有大秦寺，則「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之語，其「等」字應作「類於」或「同於」解，即在靈武地方亦仿五郡重立景寺。如此，建中時之景寺可以推知只有長安、洛陽、靈武、五郡四處，是以有「每歲集四寺僧徒」之語也。佐伯氏從而推論以為景淨當駐長安。伊斯本應駐錫靈武，其時因安史亂後朔方節度使屯於長安附近，故亦來其地。景通駐於五郡之大秦寺，曜輪駐於洛陽。又一與景通同名Mar Sargis者則駐於靈武雲。 余於今年四月因事去陝，便中得至盩厔之古樓觀一游，遂亦留心尋訪大秦寺遺蹟，居然不虛此行，為之大慰。按大秦寺在古樓觀西約五里地名塔峪，一寺翼然，今猶稱為大秦寺。土人或訛為大清寺。或呼為塔寺，則以寺東有古塔，故名。蘇東坡、楊雲翼詩中所詠之塔，當即指此也。據舊記，大秦寺在五峰邱木山。而寺下不遠稍偏西處有一村，詢之村人，謂名塔峪。余疑塔峪村即古五郡舊址，今所謂五峰邱木山，當因寺後有五峰聳立，故名，而五郡之得名疑因於五峰也。余別有《盩厔大秦寺略記》，附本篇末，讀者可以參閱，茲不更贅。 在火祆教、景教之後入中國者是為摩尼教。摩尼教創于波斯人摩尼（Mani），唐武后延載元年（公元六九四年），波斯人拂多誕（Fursta-dan）以摩尼教入中國，拂多誕義雲「知教義者」。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吐火羅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並請置法堂。至二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即加禁止，然西胡自行則不科罪；是其時流寓中土之胡人蓋有摩尼教徒在內也。開、天以後，回鶻勢盛，回鶻篤信摩尼教，摩尼教遂假其勢以大行於中國。長安有摩尼教寺，說者以為始於大曆三年，賜寺名為大雲光明寺；其在長安何處，今無可考。會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敕天下摩尼寺皆入官，長安女摩尼死者即達七十二人，流播之速，及其在長安之盛亦可見矣。關於摩尼教在中國之情形，有陳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國考》 及沙畹、伯希和兩氏《研究京師圖書館藏敦煌摩尼教殘經》 [2] 兩文，考證極為詳盡，不更覆述。 [1] 參看A.C.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p.178，p.216。 [2] Éd.Chavannes et P.Pelliot：「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1，pp.499—617；1913，pp.261—394. 八 長安西域人之華化 中國與西域交通以後，兩方面之文明交光互影：中國自漢魏以後各方面所受西域之影響甚為顯著，而西域諸國間亦有汲華夏文物之餘波者。如前漢元康時龜茲王絳賓之醉心中國文明，樂漢衣服制度；隋唐時代之高昌亦有中國詩書，兼為詩賦，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是其例也。上來所述，於唐代長安所表見之西域文明，已就耳目所及，約陳大概。唯其時流寓長安之胡人似亦有若干傾慕華化者：或則其先世北魏以來即入中國，至唐而與漢人無甚殊異；或則唐代始入中國，亦慕華風；凡此俱應分別觀之也。 案唐以前西域人入中國率有漢姓：來自康居者以康為氏，安國者以安為氏，月支者以支為氏，曹國者以曹為氏；此因國名以為氏姓者也。龜茲人姓白，焉耆人姓龍，疏勒人姓裴；除龜茲白姓來源或如馮承鈞先生所釋而外，余皆無解；然其模仿漢姓，則無可疑也。至於昭武九姓胥以國名為姓，當大盛於唐。尉遲一部起自北魏，唐代尉遲敬德一族華化已久，與秦叔寶一家通婚，是其血統已參有中華之成分在內矣。尉遲乙僧父子與尉遲樂當隋唐之際始入中國；《貞元新定釋教目錄》至以尉遲樂之姓為郁持，可見其華化尚淺。其他西域各國人流寓長安，各有漢姓，具見上述。此輩西域人本身唐時始入中國，雖有漢姓，而名字往往仍留西域痕跡，至下一代則姓名始俱華化：如裴沙字缽羅，中宗時入唐，嗣子名祥；裴玢五世祖名糾，至玢當已華化，故名為玢。安朏汗以貞觀時入唐，子附國當屬賜名，附國子思祗、思恭；安波主子思順；則姓名俱華化矣。若康阿義屈達干及其四子沒野波、英俊、屈須彌施、英正，以俱生於外域，不唯名猶舊貫，剺面截耳亦循本習，以較裴沙、安朏汗諸人似有別也。 又中國志墓立碑之風在來華之西域人中亦甚通行，出土各西域人墓誌即其明證。火祆教人亦隨中國習俗，如翟突娑、米薩寶之有墓誌是也。景士墓誌雖未發見，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即純為中國風之作品，可為華化之證據。唯摩尼教人無論碑石墓誌，至今未見，是為可異耳。 西域人入唐，與中國人通婚者亦多有之。安延妻劉氏，當屬漢人。洛陽出土有《大唐故酋長康國大首領因使入朝檢校折衝都尉康公故夫人汝南上蔡郡翟氏墓志銘》，翟氏曾祖瓚，隋朝議郎檢校馬邑郡司馬；祖君德，唐朝散大夫太常寺丞；父方裕，清河郡清河縣尉。如其所記先世閥閱非屬偽造，則此亦中外通婚之一例也。唐代長安流寓之西域人應亦有娶華婦者：本篇第二節引《唐會要》所紀貞觀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六月十六日敕，有諸蕃使人所娶得漢婦女為妾之語，代宗時回紇諸胡在長安，亦往往衣華服，誘娶妻妾。天寶以後，河隴陷於吐蕃，胡客留長安不得歸，亦皆娶妻生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參閱第9頁注①）。是其時中外通婚數見不鮮，並為律所不禁也。 唐代流寓長安之西域人亦有衣華服效華人者。本篇第三節引劉肅《新語》尹伊判即有胡著漢帽之語。代宗時，回紇諸胡在長安者或衣華服誘取妻妾，大曆十四年（公元七七九年）七月庚辰用詔回紇諸胡在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 皆可證明唐代長安西域人華化之一端也。 此輩傾心華化之西域人，當以於闃質子尉遲勝為最顯，尉遲勝已見本篇第二節，《元龜》紀之云： 尉遲勝，于闐質子也。……於京師修行里盛飾林亭，以待賓客，好事者多訪之。……貞元初（本國王弟）曜遣使上疏，稱有國已來，代嫡承嗣。兄勝既讓國，請立勝子銳。帝乃以銳為簡較光祿卿兼毗沙府長史還國。勝固辭，且言曰：「曜久行國事，人皆悅服。銳生於京華，不習國俗，不可遣往。」因授韶王諮議。兄弟讓國，人多稱之。 文質彬彬，居然君子，蓋不僅欣羨華服以及中國園林風物已也。至於系出西域，而著述燦然者則有尉遲樂、慧琳及賢首國師三人。尉遲樂即智嚴，與慧琳俱見本篇第二節。智嚴於開元九年譯有《說妙法決定業障經》一卷、《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一卷、《師子素馱婆王斷肉經》一卷、《大乘修行菩薩行問諸經要集》三卷，《貞元新錄》謂其： 經明唐梵，智照幽微。《寶積》真詮，如來秘偈，莫不屢承綸旨，久預翻詳，頻奉絲言，兼令證譯。於石鱉谷居阿練若習頭陀行。開元九年於石鱉練若及奉恩寺譯《決定業障經》等四部，並文質相兼，得在深趣。又譯《尊勝陀羅尼咒》一首及《法華經》《藥王菩薩》等咒六首，時有經本寫新咒入，幸勿怪之。 慧琳則： 內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聲明，支那詁訓，靡不精奧。嘗謂翻梵成華，華皆典故，典故則西乾細語也。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迄元和五載，方得絕筆，貯其本於西明藏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 是二人者當俱沈浸於中國文明之中，深造有得，是以一則「文質相兼，得其深趣」，一則「京邑之間，一皆宗仰」。大食人舉進士之李彥升，以視智嚴、慧琳，恐亦望風卻步也。 華嚴宗三祖賢首國師康國人，卒於長安大薦福寺，已見本篇第二節。賢首諱法藏，二十六歲即能誦《華嚴》兼講《梵網》。從學於智嚴法師，華嚴宗之二祖也。咸亨元年（公元六七〇年）削染於長安之太原寺。證聖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等在洛陽再譯《華嚴》，續法記云： 證聖元年三月，詔於東都大遍空寺同實叉難陀再譯《華嚴》，弘景、圓測、神英、法寶諸德共譯，復禮綴文，師為筆受。……次移佛授記寺譯。……聖歷二年（公元六九九年）十月八日譯畢。 此唐譯八十卷《華嚴》也。此後屢於兩京諸寺譯述講授，周旋於義淨諸大德之間，以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圓寂於長安之大薦福寺。其所著關於《華嚴》諸經註疏之書凡百餘卷。《華嚴》一經之闡揚，賢首之力為多。集華嚴宗之大成，為中國佛教史上一大偉人，智嚴、慧琳俱不之逮。崔致遠傳之云： 《麟史》稱沒有令名者三立焉：則法師之遊學、削染、示滅，三立德也。講演、傳譯、著述，三立言也。修身、濟俗、垂訓，三立功也。 法師與智嚴、慧琳諸人入唐，大率不逾三世，而其華化之深如是，洵足異矣。 附錄一 柘枝舞小考 段安節《樂府雜錄》記當時教坊樂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之別。健舞曲有棱大、阿連（《教坊記》作阿遼）、柘枝、劍器、胡旋、胡騰；疑俱屬胡舞。日本石田幹之助《胡旋舞小考》（見《史林》十五卷三號）謂胡旋舞來自康國；又以胡騰為石國舞；其說甚確，無煩辭費。唯健舞中之柘枝舞亦屢見於唐人書，或謂為胡舞，而未能確指所出。余意以為柘枝舞與胡騰同出石國。因舉所知，敷陳如次，以為言唐代與西域文明關係者之談助。 按柘枝舞，晏殊謂系胡舞（見《晏元獻類要》），《樂府詩集》卷五十六《柘枝詞·小引》，以為疑出南蠻諸國，其說云： 一說曰，柘枝本柘枝舞也。其後字訛為柘枝。沈亞之賦云：「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命佳人以繼態。」然則似是戎夷之舞。按今舞人衣冠類蠻服，疑出南蠻諸國者也。 《因話錄》（《圖書集成·樂律典》卷八十八《舞部》引）又謂柘枝一辭，由拓跋氏而得名，以為： 舞柘枝之本出拓跋氏之國，流傳誤為柘枝也，其字相近耳。 劉夢得《觀舞柘枝》（《劉夢得文集》卷五）詩云： 胡服何葳蕤，仙仙登綺墀。…… 泛雲胡服，未言何國。今按以柘枝為由拓跋氏之傳訛，固屬猜測之辭；出自南蠻諸國，亦未深考。余以為柘枝舞之出於石國，蓋有二證。 石國，《魏書》作者舌，《西域記》作赭時，杜環《經行記》作赭支。《唐書·西域傳》云：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 《文獻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記有柘羯，當亦石國。凡所謂者舌、赭時、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語Chaj一字之譯音。柘枝舞之「枝」為之移切，柘支國之「支」為章移切，同屬知母字。故柘枝之即為柘支，就字音上言，毫無可疑也。 複次，薛能《柘枝詞》（《樂府詩集》卷五十六引）三首俱詠柘枝舞，而第一第二兩首乃詠征柘羯事。其第一首云： 同營三十萬，震鼓伐西羌。戰血黏秋草，征塵擾夕陽。歸來人不識，帝里獨戎裝。 此詞末兩句之故事，傳說不一，茲不贅。唯就伐西羌一語而言，則柘枝詞所詠乃西域事也。第二首又云： 懸軍征柘羯，內地隔蕭關。日色崑崙上，風聲朔漠間。何當千萬騎，颯颯貳師還。 所云柘羯，據《唐書·安國傳》，猶中國言戰士也。唯案《文獻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云： 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眾。……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撫之。 是柘羯亦為地名。自隋末亂離，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於突厥。至頡利，更委任諸胡，疏遠族類。所謂諸胡，指部族中之西域種人；柘羯，即石國也。天寶九載，高仙芝將兵征石國，平之，獲其國王以歸。十一載，仙芝兵敗於怛邏斯城（ Talas ）；怛邏斯城亦屬石國。薛詩之「懸軍征柘羯」，蓋指仙芝此役而言。柘羯、者舌、赭時、赭支、柘折，皆為一地之異譯，而或以名地，或以指人，卒乃以為樂舞之名，亦如隋唐時九部樂之故事耳。薛詩第三首云： 意氣成功日，春風起絮天。樓台新邸第，歌舞小嬋娟。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 末二語為柘枝舞舞終時之姿態。詠柘枝舞而及西域，而及昭武九姓中之柘羯，則其與石國之關係，從可知矣。 柘枝舞舞者之服飾，舞時之容態，今俱不傳；茲唯從唐宋人書中籀繹一二，述之如次。 柘枝舞至宋猶存，樂府隊舞中十小兒隊即有柘枝隊。《宋史·樂志》云： 柘枝隊衣五色繡羅寬袍，戴胡帽，系銀帶。 按張祜《觀杭州柘枝》詩（《全唐詩》第八函第五冊）云： 紅罨畫衫纏腕出。 又《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同上）云： 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 又《觀楊瑗柘枝》詩（同上）云： 促疊蠻鼉引柘枝，卷檐虛帽帶交垂。紫羅衫宛蹲身處，紅錦靴柔踏節時。 白居易《柘枝詞》（《全唐詩》第七函第六冊）云： 繡帽珠稠綴，香衫袖窄裁。 劉夢得《觀舞柘枝》云： 垂帶覆纖腰，安鈿當舞眉。 又白氏《柘枝妓》詩（《白氏長慶集》卷五十三）云： 紅蠟燭移桃葉起，紫羅衫動柘枝來。帶垂鈿胯花腰重，帽轉金鈴雪面回。 可見柘枝舞舞工率著紅紫五色羅衫，窄袖，錦靴，腰帶銀蔓垂花，頭冠繡花捲檐虛帽。窄袖羅衫，即是胡服；卷檐虛帽，所謂胡帽；《宋史·樂志》之語，可以唐人詩為其註腳也。 白居易《柘枝妓》有「帽轉金鈴雪面回」之語；張祜《觀杭州柘枝》詩云： 旁收拍拍金鈴擺，卻踏聲聲錦袎摧。 帽轉金鈴云云，《樂苑》釋之甚詳。《樂府詩集》卷五十六《柘枝詞·小引》引《樂苑》云： 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屈柘枝》。此舞因曲為名，用二女童，帽（《御覽》五七四引帽上尚有鮮衣帽三字）施金鈴，抃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御覽》引無舞相占實四字）舞中雅妙者也。 陳晹《樂書》卷一百八十四柘枝舞云： 柘枝舞童衣五色繡羅寬袍，胡帽銀帶。案唐雜說，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角調有《五天柘枝》。用二童舞，衣帽施金鈴，抃轉有聲。始為二蓮花，童藏其中，花坼而後見。對舞相占，實舞中之雅妙者也。然與今制不同，豈亦因時損益耶？唐明皇時那胡柘枝，眾人莫及也。 是柘枝舞人帽上別施金鈴，妙舞迴旋之際，其聲拍拍，與樂聲歌聲相和，當更增人迴腸盪氣之情。《樂書》與《樂苑》所紀柘枝舞當猶唐制，宋以後便又不同矣。 柘枝舞大約以鼓聲為節，起舞鼓聲三擊為度，故白氏《柘枝妓》詩云： 平鋪一合錦筵開，連擊三聲畫鼓催。 可見也。張祜《觀杭州柘枝》詩： 舞停歌罷鼓連催，軟骨仙娥暫起來。 又劉禹錫《和樂天柘枝》詩（《全唐詩》第六函第三冊）亦云： 鼓催殘拍腰身軟，汗透羅衣雨點花。 皆可見柘枝舞以鼓聲為節奏之概。張祜《觀楊瑗柘枝》詩又有「緩遮檀口唱新詞」之句，是舞人舞時兼須歌曲；疑係唐代樂舞通例，不僅柘枝舞為然也。 柘枝舞舞至曲終，例須半袒其衣，故沈亞之《柘枝舞賦》（《沈下賢文集》卷一）云： 差重錦之華衣，俟終歌而薄袒。 薛能《柘枝詞》之「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即指此也。 柘枝舞頗重目部表情。劉夢得《觀舞柘枝》云： 曲盡回身去，層波猶注人。 沈亞之《柘枝舞賦》云： 騖游思之情香兮，注光波於穠睇。 盧肇《湖南觀雙柘枝舞賦》（《圖書集成·樂律典》卷八十八《舞部》引）云： 善睞睢盱，偃師之招周妓；輕軀動盪，蔡姬之讋桓公。 大約俱指舞人之流波送盻而言。「層波注人」，亦猶夫「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耳。 柘枝舞原疑有一人單舞，與二人對舞之別；二人對舞則曰雙柘枝。張祜《周員外席上觀柘枝》詩亦作《周員外出雙舞柘枝妓》，詩有「小娥雙換舞衣裳」之句。盧肇賦亦是觀雙柘枝舞，《樂苑》（據《御覽》引）亦云「對舞中雅妙者也」。是雙人對舞應名雙柘枝舞也。至於寇萊公之每舞用二十四人（見《石林燕語》）是為柘枝顛，不可以常例論矣。 關於宋代柘枝舞之大概初未之知，後得讀王靜安先生《唐宋大曲考》，乃悉史浩《鄮峰真隱漫錄》卷四十五有柘枝舞大曲，欲識宋代柘枝舞之梗概，此蓋為僅存之文獻也。 王先生亦疑柘枝出於柘支，余說與之暗合，深引為榮。《鄮峰真隱漫錄》柘枝舞大曲，茲抄錄如左（文津閣《四庫》本《鄮峰真隱漫錄》論柘枝舞有殘闕，茲依《疆村叢書》本）： 柘枝舞 五人對廳一直立竹竿子勾念 伏以瑞日重光，清風應候。金石絲竹，閒六律以皆調；僸佅兜離，賀四夷之率伏。請翻妙舞，采奉多歡。鼓吹連催，柘枝入隊。 念了復行吹引子半段入場連吹柘枝令分作五方舞舞了竹竿子又念 適見金鈴錯落，錦帽蹁躚。芳年玉貌之英童，翠袂紅綃之麗服；雅擅西戎之舞，似非中國之人。宜到階前，分明祗對。 念了花心出念 但兒等名參樂府，幼習舞容。當芳宴以宏開，屬雅音而合奏。取呈末技，用贊清歌，未敢自專，伏候處分。 念了竹竿子問念 既有清歌妙舞，何不獻呈？ 花心答念 舊樂何在？ 竹竿問念 一部儼然。 花心答念 再韻前來。 念了後行吹三台一遍五人舞拜起舞后行再吹射鵰遍連歌頭舞了眾唱歌頭 □人奉聖□□朝□□□□主□□□□□留伊得荷雲戲幸遇文明堯階上太平時□□□□何不罷歲□征舞柘枝。 唱了後行吹朵肩遍吹了又吹撲胡蝶遍又吹畫眉遍舞轉謝酒了眾唱柘枝令 我是柘枝嬌女□，□多風措□。□□□，住深□□，妙學得柘枝舞。□□□頭戴鳳冠，□□纖腰束素。□□遍體錦衣裝，來獻呈歌舞。 又唱 回頭卻望塵寰去，喧畫堂簫鼓。整雲鬟，搖曳青綃，愛一曲柘枝舞。好趁華封盛祝笑，共指南山煙霧。蟠桃仙酒醉昇平，望鳳樓歸路。 唱了後行吹柘枝令眾舞了竹竿子念遣隊 雅音震作，既呈儀鳳之吟；妙舞迴翔，巧著飛鸞之態。已洽歡娛綺席，暫歸縹渺仙都。再拜階前，相將好出。 念了後行吹柘枝令出隊 此種柘枝舞用五人。據日本今村鞆氏《日鮮支那古代打毬考》，則高麗打毬樂中實有一人手持竹竿，得籌與否，由竹竿以為指揮。大約竹竿子即因其持竹竿而得名也。至於花心不知果作何解釋？《真隱漫錄》除柘枝舞而外，尚有採蓮舞、太清舞、花舞、劍舞及漁夫舞，體制與柘枝舞約略相同。竹竿子在採蓮舞、太清舞、柘枝舞、劍舞中俱有之。花心則見於採蓮舞、太清舞、柘枝舞；為由五人組成之舞隊。花心大約即舞隊本身之領袖；而起舞遣隊之責，則由竹竿子任之，如今日樂隊之指揮然也。起舞之前或念詩一首，或駢語數聯，繼由竹竿子與花心設為問答之詞，然後正式起舞，「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是為入破。入破以後，由竹竿子念七言詩一首或駢語數聯遣隊，於是樂止舞停。日本所傳唐代舞樂，分為序、破、急三段（參看源光圀《大日本史·禮樂志》），疑宋代大曲中之柘枝諸舞，其節奏仍如是也。 柘枝舞在唐代本屬教坊，柘枝詞因舞而起；至宋猶存於樂府之中，其佚當在元宋之際；自是以後，唯於詞曲中存柘枝令之牌名而已。詞興而大曲亡，諸宮調院本興而詞亦衰。較近於民間藝術之劇曲一盛，則煩重之樂舞歸於消沈，終至滅絕，亦固其所也。 附記 本篇初稿曾載於《清華周刊》第三十七卷第十二期，茲略加修正，附於本篇之末。 附錄二 盩厔大秦寺略記 關於《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地點之有盩厔、長安及盩厔長安間三說，討論者甚眾，毋庸贅述。茲唯將盩厔之大秦寺，就余等尋訪所見及者敘其梗概如次。世有繼往者或不無微補焉。 盩厔縣位於南山之陰，縣治距西安一百五十里。大秦寺則在樓觀（今名樓觀台，即古崇聖觀地）。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余與徐森玉、王以中、劉子植三先生同車西行，思去盩厔一訪大秦寺遺蹟。早發西安西門，偏西南行四十里斗門鎮，二十里大王鎮，入鄠縣境；二十里澇店，入盩厔境；二十里尚村，二十里終南鎮宿。次晨由終南鎮南行，越阡陌，過亂石河灘，迤邐上山坡，穿過長里許之橡樹林，即至樓觀；為程約二十里。沿路阡陌縱橫，皆是稻田，鄉村林木蔚茂，儼然江南風物。 余等決定宿樓觀，觀俱道士，監院王姓，知客曾姓為湖南人。部署略定，余獨出樓觀西門閒眺。小山坡陁而下，儘是麥壠，一望如鋪綠錦。立麥壠中向西遙望，一塔翼然聳立山麓，形制甚古。余初擬獨往一覽，以相距尚有數里，尚待進午膳遂止。 余等因讀佐伯好郎《大秦寺所在地考》一文，因起漫遊盩厔之意，擬一訪所謂五郡與大秦寺者，是否至今猶有其地。而據乾隆盩厔舊志，大秦寺在黑水谷，故至樓觀後，即向道士問黑水谷所在，擬於當日一游，明日即行東反。詢後知黑水谷西距樓觀尚有四十里，不禁為之惘然，因決於午後周覽樓觀附近各地。先出東門探說經台諸地之勝，復轉而西，從麥壠中行至玉女泉小憩。於是越小坡，至午間所見古塔處，塔旁一寺，殘破不堪。余等坐寺門前階石上息足，余以旁有一塔，與坡公詩合，因戲言此即大秦寺也。同人皆為大笑。適有一村童立其旁，遂詢以寺名，村童答以此是大秦寺，余等聞言，俱雀躍而起，喜其巧合。因相率入寺內細察，王以中先生首先發見明正統鍾銘，徐森玉先生亦發見乾隆時寺僧墓銘。次日徐、王二先生赴黑水谷，考察舊志所云大秦寺在黑水谷之言是否可靠，余與劉子植先生則仍至大秦寺考察，又因寺僧之指示，得見咸豐時斷碑。此三者皆足以證明此寺寺基確即以前之大秦寺，因抄錄如左，以資考證。 （一）明正統鍾銘 明正統九年（公元一四四四年）鑄鐵鐘一口，懸於大殿門西檐下，鍾銘東北兩面可見，餘為牆掩，大約俱施功德人名也。銘錄如次： 五峰丘木山大秦禪寺鑄鈒序 大明國陝西省西安府盩厔縣僧會司遇仙鄉大峪里地坊大唐太宗敕賜承相魏徵大將尉遲恭起建監修至玄宗國師一行弘師被土星致災受已畢顯大神通作無為相南無金輪熾盛自在覺 王如來 倒壞本寺住持僧無盡禪師重造寺宇啟建□殿缺欠金鐘獨力難成□發誠心乞化到太和長安京兆坊張明鼎張明敏等處化到黑金壹阡陸百觔鑄鈒 正統歲在甲子孟夏伍月拾柒日丙寅 金火匠范琮和等鈒完 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 太子千秋天下太平萬民樂業五穀豐登 盩厔縣知縣鄭達縣丞王齊主簿馬馴典史許貴 （二）乾隆時寺僧墓碣 碣供養於大殿內東南面佛座上，碣文如次： 大禪師修行於終南盩厔縣大峪里地坊 五峰丘木山大秦寺供奉住持僧劉儒清之墓 大清乾隆五十七年吉日書於大秦寺 （三）咸豐時大秦寺殘碑 碑臥於寺門外西邊麥田中，下截殘去，不知所往。碑文如次： 杜亭邑 大老禪師法諱海闊墓表碑 易雲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故細行受細名大行受大（缺）老師不唯大行堪表即細行亦無不可表也海闊石（缺）負性柔弱寡言笑守師訓但廟內無養長老代理（缺）性純樸嗔曰盩邑大秦寺余落髮地也現有積囊何不（缺）規人皆謂其賢師弟海際不守法戒長老料其不能（缺）海闊與徒往焉甘受淡泊而不怨迨後諸事如意（缺）浪酒爛交寺業十花八九而亡海闊曰此寺墳墓在（缺）著錦數年業復如初兩寺皆興不賢而能治家若（缺）不忘其德欲立墓表囑余作文略述生平而表現任盩厔縣僧（缺） 大清咸豐九年歲在己（缺） 按以上所錄，文字俱甚俚俗。唯自明以來，此寺仍名大秦寺，則因此可以碻然無疑。民國《盩厔縣誌》謂大秦寺有記宋建隆四年（公元九六三年）重修舊碣，今已無存；據土人相告，此寺有舊碑，後移至縣中云云。此移至縣中之碑，其為記建隆四年重修寺宇之碑耶？抑現存西安碑林之景教碑即由此移至西安，因而十口相傳，有此異聞耶？由樓觀至盩厔縣城尚有三十里，余等求歸心切，無由至彼一驗傳說之然否，此事只有俟之他日矣。 蘇東坡《大秦寺詩》云： 晃蕩平川盡，坡陁翠麓橫。忽逢孤塔近，獨向亂山明。信足幽尋遠，臨風卻立驚。原田浩如海，滾滾盡東傾。 金楊雲翼《大秦寺詩》亦謂： 寺廢基空在，人歸地自閒。綠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暗谷行雲度，蒼煙獨鳥還。喚回塵土夢，聊此弄澄灣。 兩人詩俱及大秦寺塔。按今寺大殿東相距約四十尺許有七級八棱寶塔一座，《志》作鎮仙寶塔，形制雖為八棱，而與長安大雁塔約略相似。土人謂此塔即以造大雁塔所剩餘之材料作成云云，說似無稽，而觀其形制之近似，塔為唐物，大致可以無疑也。 塔最下一級中供佛像，俱系近塑。以前大約可以從最下一級依扶梯盤旋而上，不知何時將通路堵塞。塔北面有大銀杏樹二株，土人上下此塔，即從樹上橫架一梯於塔檐，由梯上飛渡。余亦依此法上塔一覽。塔中自第二級以上有木扶梯，轉折而上，尚完好可登。第二級第三級西壁俱塑有觀自在像作斜倚勢，彩飾全然剝落，只餘泥胎，然其姿態之幽靜身段之柔美，令人見而起肅敬之感。疑為古塑，即非李唐，亦當為宋、元高手之作，近代工匠不能企及也。惜塔中地勢逼仄，光線不佳，不能照像，至以為憾。四、五、六三層空無所有，六層制有擱版，原來當有佛像之屬，今亦不存。在第七層之西南兩門洞壁上見鐫有番字之二磚，因於四月二十六日重至塔上，拓取數份，後攜回北平以示彭色丹、于道泉兩先生，始知為藏文六字真言，蓋亦僧人好事者之所為也。唯所題字時亦不晚，塔內磚壁原來俱圬以石灰，其上有明天啟時人題名，則石灰壁之成最遲當在天啟以前。而六字真言陰文刻痕中俱填有石灰，可見此六字真言之鐫刻，為時當又在石灰墁壁之前也。或即唐代之遺，亦未可知。 又盩厔舊志謂黑水谷有大秦寺，證以徐、王兩先生去黑水谷勘察之結果，以及東坡詩注觀之，知舊志之言甚謬。東坡《南山紀行》詩自注有云： 是日游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遂與張果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又西至延生觀。……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遊潭，上有寺三。 今大秦寺在樓觀西約五里，延生觀又在寺西五里，而黑水谷又在延生觀西二十餘里，與坡詩正合。若大秦寺在黑水谷，則坡詩不應云爾，此一證也。又黑水谷兩山中合一水北流，與東坡大秦寺詩所述景物無一相合。只今大秦寺背倚山麓，前俯平川，麥田翻綠，有如錦海；讀九百年前坡公之詩，猶在目前。此二證也。 五郡城，據舊志在盩厔東三十里，與古樓觀相近。余等至樓觀後，訪所謂五郡者，不得其處。而正統鍾銘乾隆時劉儒清墓表俱有五峰丘木山之名，又今大秦寺下微偏西近平川處有一村，圍牆大半頹塌，而門洞牆基多為石砌，與秦、豫今日所見一般鄉村少異。土人自謂村名塔峪，余疑此即古五郡城遺址。依東坡詩，五郡地有水泉之美，而今塔峪村，附近溪流瑩潔，亦復甘美，唯坡詩以五郡置於樓觀及大秦寺之間，與今塔峪村微異，然則五郡其為別一地耶？當時匆匆，無暇細考，至今思之，猶有餘憾。 佐伯氏文中又引及張景先《五郡懷古》詩，佐伯氏據《道藏》六百零五冊《古樓觀紫雲衍慶集》轉引。今按張景先此詩題於重摸蘇靈芝書《唐老君應見碑》碑陰，題作「《五郡懷古》」，不作「五郡莊」；「列郡衣紅錦」，「衣」不作「依」；「全家茹紫芝」，「家」不作「國」。後有「元祐丙寅九月二十有六日太平宮主張景先題太平宮道士竇清源刊」題字。凡此俱可以補佐伯氏文之缺也。 又佐伯氏以樓觀附近有呂仙洞等呂純陽之遺蹟，因又重提其《大秦景教碑》書人呂秀岩即呂岩即呂洞賓之假設，以為更有可能。關於此事，余等亦獲見一事，或可供佐伯氏之參考。余等於五月一日返抵洛陽，在某氏處得見新出土呂洞賓之父呂讓墓誌。讓凡兄弟四人，以溫恭儉讓排行，讓其季也。讓有五子，一早殤，行三者名煜。據新安呂氏家乘，則洞賓行三原名煜，後改名岩，純陽洞賓又其後改之名。其父名讓，所志官階履歷，與新出土墓誌正合。唯俱不雲呂岩又名秀岩。是佐伯氏呂秀岩即呂岩之假設，固尚待新證據之發現，此際猶難為定論也。 （《燕京學報》專號之二，一九三三年十月出版。） （一）1.窄袖披肩巾之唐代女俑（北京圖書館藏，洛陽出土） 2.窄袖披肩巾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陽出土） 3.窄袖著折襟外衣戴帷帽之唐俑（著者自藏，洛陽出土） （二）1.窄袖袒胸披肩巾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陽出土） 2.窄袖袒胸戴帷帽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陽出土） 3.著折襟胡服戴帷帽之唐俑（著者自藏，長安出土） 第一圖 1.2.著折襟胡服戴帷帽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長安出土） 3.著折襟胡服戴帷帽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陽出土） 4.窄袖披肩巾之唐代女俑（北京圖書館藏，洛陽出土） 5.唐代胡人俑（著者自藏，洛陽出土，唐人詩卷檐虛帽於此可以見之） 第二圖 著窄袖衫之供養女像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所得唐畫，供養女亦著窄袖衫。洛陽龍門唐代諸窟中著窄袖衫之女像亦甚多，皆胡服也。A.Stein： Thousand Buddhas ,title page有此。今為複製備覽。 第三圖 1.2.堆髻之唐代女俑（著者自藏，洛陽出土） 第四圖 1.唐鏡（外匡花紋頗有西域風味，原鏡王以中先生藏，直徑9.8公分，洛陽出土） 2.海馬葡萄鏡（王以中先生藏，直徑9.7公分，洛陽出土） 3.海馬葡萄鏡（著者自藏，直徑12.7公分，長安出土） 第五圖 （上）春鶯囀（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下）團亂旋（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第六圖 （一）蘭陵王（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二）陵王中面（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第七圖 （一）拔頭（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二）拔頭大面（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第八圖 （一）日本所傳蘇莫遮舞（采自田邊尚雄《東洋音樂史》一一七頁） （二）蘇志莫利（蘇莫遮答舞，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第九圖 （一）打毬樂圖（采自高島千春舞樂圖） （二）打毬樂圖又一式（采自《骨董集》卷三） 第十圖 （三）明代打毬圖 第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