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引言

這一本論文集一共收集了二十三篇論文。因為其中《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篇比較長一點，又放在卷首，於是就用這一篇的題目作為論文集的總名。 所有收集在這一本論文集裡的文章，發表的時間始於一九二六年，止於一九五四年。論文性質都多少和中西交通史有點關係，按照內容，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一篇至第四篇，都和唐代歷史有關，特別是唐代中外文化關係史和國內西南少數民族的歷史。第二部分，自第五篇至第十四篇，都是屬於所謂「敦煌學」範圍的文章。第三部分，自第十五篇至第十七篇，談的是攝山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洋美術。第四部分，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三篇，都是和目錄學有關的一些文章。 從一九二六年到現在，整整三十年；照古老的說法，三十年要算一世了。在這漫長的歲月里，像我所研究的比較狹隘的一門，雖然只是歷史科學巨流中的一個小小溪澗，也自有不少的變化和進步。舉「敦煌學」為例。自一八九九年發現了敦煌石室的藏書以後，便在東方學的研究中添上了一個新的部門。我之參加了這一方面的研究，最初是從敦煌所出通俗文學入手的。開始接觸到佛曲這樣一個名詞，於是追溯到音樂方面，提出了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淵源於印度北宗音樂的假設。後來逐漸明白佛曲與敦煌所出通俗文學中的變文是兩回事，佛曲與龜茲樂有關，而變文一類的通俗文學乃是唐代通行的一種講唱文學即俗講文學的活本。一九三七年在巴黎看到紀載俗講儀式的一個卷子，這一個問題算是比較滿意地解決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得到機會去巡禮敦煌千佛洞，考察漢代的玉門關和陽關的遺址；一九五一年又去新疆，巡禮了古代高昌（今吐魯番）、焉耆（今焉耆）、龜茲（今庫車、拜城）諸地的石窟寺；於是對於「敦煌學」才算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這距我開始作這一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來，「敦煌學」，特別是音樂和俗講文學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的進步。日本高楠順次郎、法國伯希和和日本林謙三諸人根據印度的七調碑，證明了並且修正了我所提出的龜茲蘇祗婆琵琶七調淵源於印度北宗音樂的假設。關於俗講文學，鄭振鐸、王重民、孫楷第、任訥、周紹良、王慶菽諸位先生，在搜集、整理以及研究傳布方面都作了很好的工作，為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 尤其令人興奮的是，解放以後這些方面都煥然改觀了。敦煌千佛洞設立了研究所了，石窟裡面裝上電燈了。西自天山，東至於海，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國家進行保護了。敦煌發現的俗講文學的話本也已匯集起來即將出版了。回想以前埋首伏案於倫敦、巴黎的圖書館中摸索敦煌殘卷，以及匹馬孤征，僕僕於驚沙大漠之間，深夜秉燭，獨自欣賞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畫，那種「擿埴索塗」「空山寂歷」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但是今天我們的心情不是過去的所謂「感慨系之」，而是「凡在見聞，莫不欣躍」！我想凡是參加過這一工作的朋友們，都會同意我的說法吧！ 關於唐代歷史的研究，陳寅恪、岑仲勉、賀昌群、唐長孺諸位先生都有很好的貢獻。我只是參加文化史和中外關係特別是和西域的文化關係研究的一方面。在這一方面，像近來季羨林先生對於唐代中國和印度文化關係的研究，比我以前的規模要壯闊得多了。 國內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在我們今天的歷史科學中是最重要的一個部門，而在過去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者，往往不能不有「孤芳自賞」之感。這一部門將來會有極其光輝的成就的。因為我們有這樣多的少數民族，對於他們的歷史的研究，不僅僅建立了他們本民族的歷史，並且在歷史科學的理論上，也會呈現出新的光芒的。我對於南詔史的研究，不過是「拋磚引玉」而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 中國古代和南海國家的關係，以及十六世紀至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和歐洲諸國在文化方面的關係，也是我過去研究的範圍。三十年來，我在這些方面只開了一個頭，還有待於以後大家的努力。 這些論文，都是發表過的，此次重印，大體上保持原樣，只在有大錯誤處略加些許改正，或加幾條補註。三十年的歲月，一晃便過去了，檢查自己的工作，不勝慚愧之至。一些朋友認為我所作的某些文章，還可供參考之用，慫恿我收集起來重印；這部論文集的出版經過便是這樣的。我們的國家就要制定關於發展科學的十二年規劃了，這是一個偉大的事業，不僅在我們的歷史上，就是在世界的歷史上，也是一個偉大的事業。我們過去在科學上落後的現象將要消滅了，十二年以後，我們在科學方面將要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出現。我在十二年規劃制定的時候，出版這一部論文集，為自己立一個里程碑，一以鞭策自己，一以求讀者指正。其目的不過如此而已！ 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向達謹記於北京西郊北京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