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 南詔史略論
——南詔史上若干問題的試探
一 引論
南詔蒙氏之在中國歷史上初露頭角，大約始於公元後第七世紀左右，即唐太宗貞觀初至高宗永徽之間。到了第八世紀中葉，即玄宗天寶初年，閣羅鳳建國稱王，聲勢日益浩大。南詔極盛之時，版圖所及北抵今大渡河，與唐以一衣帶水為界；其兵力東邊達到今貴州的遵義和廣西的西部；南方的今越南、泰國，西方的今緬甸，三個國家的北部，俱曾一度為南詔所征服。自第八世紀中至第九世紀末，儼然為東南亞洲一大國，雖臣服於吐蕃，實則無異於分庭抗禮，同成唐室心腹之患。唐朝末年至不得不調徐州之兵遠戍桂林，以防南詔，因釀龐勛之亂。所以《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南蠻傳》的《南詔傳贊》末說：「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以前歷史學家之重視南詔和唐朝歷史的關係，於此可見。
清朝學者在歷史研究方面有很多的貢獻，而治南詔史者卻寥寥可數。近二十年來，南詔的歷史方始得到若干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注意，他們的著作為南詔史的研究開闢了道路。 [1] 本文就南詔史上與民族、文化以及史料方面有關的若干問題，提出一點意見。這些意見只是試探或假設的性質，不敢說就能闡明南詔史上的一些疑問。「舊學商量」，還望治西南民族史的專家予以指教。
[1] 南詔史的研究始於清代，清高宗敕修《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唐樊綽所著《蠻書》，並用聚珍版印行，南詔歷史的原始史料，才重顯於世。其後不久，盧文弨即據聚珍版《蠻書》加以校勘。盧校本《蠻書》今存南京圖書館，雖寥寥二十餘事，無關宏旨，究不失為開創之作。乾嘉以後學者治史地者如林，顧獨不及《蠻書》。清末沈曾植有《蠻書校本》，僅從其《海日樓文集》中得見所為《跋》，書存亡不可知。以上二人都是乾嘉學派的正宗，而所致力者僅限於校勘箋注之學。近二十年來，注意南詔史的人逐漸多起來了，研究的面廣了，也比較地有系統了。雲南方面如徐嘉瑞、方國瑜、夏光南、范義田，前中央研究院的凌純聲、陶雲逵，之江大學的徐松石，華西大學的楊漢先，以上諸位先生都曾有專書或論文，討論南詔史上各方面的問題。其中如凌純聲的《唐代雲南的烏蠻與白蠻考》（見《人類學集刊》一卷一期），陶雲逵的《幾個雲南土族的現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計》（見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本四分），俱曾予研究南詔史的人以不少啟示。西方學者在本世紀初即已注意到南詔史的研究。一九〇四年，法國的C.Sainson發表了他所翻譯的《南詔野史》（ Nan - Tchao Ye Che ， 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Nan - Tchao ， Traduction d ' uneHistoire de l ' ancien Yunnan ，1904），其時，伯希和（M.P.Pelliot）也發表了他的《交廣印度兩道考》（ Deux itineraires de Chine en Inde á La fin du Ⅷ Siécle ），都是有關南詔研究的重要著作。一九四七年美國羅克（Joseph F.Rock）發表了他所著的《拿喜古國史》（ The Ancient Na - 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1947）一書，雖所述限於雲南麗江一帶摩些族的歷史，但很多地方都與南詔有關。日本學者也有關於南詔之作，以《東洋學報》上發表的鈴木俊《論六詔地望》一文為最早。
二 南詔史上的民族問題
西南少數民族的歷史上有許多問題都是很複雜的，例如民族堆積層次問題，就是一個。以雲南為例，莊蹻開滇以前和以後，有哪些種族在雲南活躍過或生活過？他們之間先後的關係又是怎樣？幾十年來其說不一。 又如漢唐間雲南著名的豪族爨姓， 以及樊綽《蠻書》所提到的東爨烏蠻、西爨白蠻又是些甚麼種族？《蠻書》既然說「六詔並烏蠻」，何以又不算入東西二爨之內？ 這些烏蠻、白蠻是土著呢？還是自他處遷徙來的呢？《華陽國志》提到青羌，《蠻書》也有劍羌、大羌的名稱， [1] 這些青羌、劍羌、大羌都出見於古代雲南比較偏西的地方，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羌、爨以及六詔究竟有無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中外學者紛紛議論，至今意見不能一致。
這些問題之中，民族堆積層次問題又是比較複雜的一個，須待考古學人類學的工作相當地展開，才能有所決定，暫置不論。現在只就兩爨、六詔、青羌、劍羌、大羌，提出個人的意見。
蒙古憲宗三年（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平定大理以後，於雲南立合剌章及茶罕章兩管民官，合剌、茶罕為蒙古字，義雲黑、白。據伯希和、沙海昂（A.J.H.Charignon）以及羅克諸人的解釋，中國史籍上的戎、爨、章三字，實即同名異譯，只因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而已。 [2] 伯希和諸人的解釋，大體上是對的。因此我們以為雲南古代的民族情形有一部分是如下面所假定：
東爨烏蠻、西爨白蠻、六詔，以及青羌、劍羌、大羌，不是雲南土著，而是原來居住在陝西、甘肅、四川、西康四省之交隴山山脈一帶逐漸向南遷徙的氐族和羌族。這些氐族和羌族一部分進入成都平原，後來沿著岷江流域南下，經今四川宜賓、慶符、雲南昭通，以至雲南安寧以東。這一支是為爨族。又一部分沿著岷山山脈以西散布於今西康省境內，其南遷以至於雲南大理一帶的一支，名為六詔，青羌、劍羌、大羌俱應包括在這一支之內。他們雖然都屬於氐族和羌族，而同源異流，所以六詔為烏蠻，而不算入東西二爨之列。
茲從地名、傳說、姓氏幾方面來說明上面這一個假定。
戎是古代西方的一個重要種族，極盛之時，勢力達到今洛陽附近。周秦之際，戎族逐漸退到隴山山脈的中心地點今天水、武都以及四川的北部。這時候的戎族以氐、羌兩族為其主要的成分。秦興於天水附近，緊鄰西戎。公元前第七世紀，秦穆公始「東平晉亂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公元前第四世紀末，秦滅巴蜀，於是秦遂有今天水、武都以及四川北部的大部分地方。公元前二二一年，秦並六國，置三十六郡，其中如上郡、北地、隴西、巴、蜀諸郡，原來都是西戎故地。漢族與西戎的衝突，至秦置三十六郡始第一次告一段落。上郡、北地、隴西、巴、蜀諸郡的建置，即是說明漢族的勢力已正式進入到這些地方，而以氐、羌為中心的西戎，不得不向西向南以山嶽地帶為其藏身之所了。秦之闢地千里建立郡縣，是經過一番鬥爭的。《後漢書·西羌傳》曾紀有下列的一件事：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劍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
秦厲公之立在公元前第五世紀前半期。《後漢書》的記載說明秦虜掠羌人作為奴隸，並用相當殘酷的方法迫害他們。《華陽國志·蜀志》還載有秦惠王移民巴蜀的事：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
周赧王元年為公元前三一四年。秦因巴蜀戎族尚相當強大，因移秦民實邊以相對抗，這種移民實邊的辦法，一定得擠走原來的土著，勢必發生民族的遷徙。
秦之稱霸西戎，廣地千里，開闢巴蜀，是歷史上第一次對於氐族和羌族的重大壓迫。
秦、漢之際，北方民族發生變化，匈奴逐漸強大，月氏被迫西遷，氐、羌轉而受匈奴的奴役，和匈奴結為聯盟，對於新興的漢朝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秦、漢兩代都定都關中，不能聽任近在肘腋的氐族和羌族威脅生存。於是乃有漢武帝開通西域斷匈奴右臂，置天水以及河西四郡，以隔絕匈奴與氐、羌的交通的一系列措施。《後漢書·西羌傳》有一段文字，簡單扼要地說明了秦、漢兩代對於氐、羌的鬥爭：
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眾羌不復南度。至於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
漢武帝之北卻匈奴西逐諸羌，是歷史上第二次對於氐族和羌族的重大壓迫。
自公元前第七世紀起到公元前第二世紀，六百年間氐族和羌族受盡了秦、漢兩代殘酷的壓迫，但是其餘種散布於關中以及秦、隴地區者仍復不少，忍無可忍，因有東漢東羌之亂，斷斷續續將七十年始告平定。漢桓帝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東羌入寇三輔，段熲應桓帝問所上書分析當時形勢甚為明白。段熲上言有云：
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並、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
自安帝永初四年（公元一一〇年）先零羌入寇起，至桓帝元康元年，歷時六十七年。靈帝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段熲受命征討東羌，二年東羌平，計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漢朝脅下癰疽伏疾固然除去，而秦、隴之間氐族和羌族所受的災難也就不小了。
永初東羌之亂歷十餘年，江統《徙戎論》說：「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接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 是其時氐、羌亦有侵入蜀及漢中者。至於此後數十年間氐族和羌族有無流亡入蜀之事，雖史無明文，然試看晉惠帝時巴氐李特之隨六郡流人入蜀，可以想見秦、漢以來每與氐、羌發生一次大鬥爭，結果必引起氐族和羌族的一次大遷移。巴氐李氏特其最著者而又見於史籍著錄而已。
周、秦之際，氐、羌退居於隴山山脈之中，而以天水一帶古所謂秦州或隴州的地方為其中心。其地有大隴山、小隴山，又有大坂名隴坻，《辛氏三秦記》說：「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許，欲上者七日乃越。」古今來不知有多少詩人對於九回的隴坂，傾吐了無數哀怨淒麗的詩句。 所以隴山以及隴坂九回幾乎成為氐族和羌族的一個象徵。漢武帝時於其地置天水郡，王莽改為填戎，明帝時改為漢陽郡，屬縣之一名成紀。魏、晉以後置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六郡；巴氐李氏隨六郡流人入蜀，六郡即指秦州所屬的六郡而言。武都亦為氐族聚居之處，晉以後又稱為南秦州。 仇池即在武都，氐族部落大帥楊騰，於漢建安中，即公元後第三世紀初，徙居仇池，魏、晉以後，其族漸強，為患隴、蜀之間，至北周末季始漸告衰微。
古代自天水經漢中入四川道路甚多，最古者為金牛道，即秦惠王時入蜀之路，經今廣元、劍閣、綿陽、廣漢以至成都。又一為米倉關道，經今南鄭、巴中、閬中、南部、三台，合於廣漢，亦至成都。自武都南下有陰平道，三國時鄧艾襲蜀即取此道，經江油、綿陽以至廣漢，與前兩道合，總匯於成都。 古代聚居於天水、武都、隴山山脈中的氐、羌民族，被迫南下進入四川，其所經行大致不出上述諸道。從這些大道上的古代地名，還可以看出氐、羌遷徙的痕跡來。
在米倉關道上有儀隴縣，置於梁時，並於其地置隆城郡，隋廢郡，縣改隸巴西郡。 儀隴縣名至今未改。在陰平道上的彭縣，後魏為天水郡，後改為九隴。後周置九隴郡和九隴縣，唐代還有九隴村。 儀隴、九隴，都與隴山有關。因為住居隴山的氐族、羌族南遷，曾在這些地方流寓過，後人遂取儀隴、九隴等名以志過去的一段歷史事實。儀隴標識著對於隴山的懷念，而九隴乃從隴坂九回得名；後魏之又以九隴為天水郡，是為與隴山有關的顯明證據。九隴境內有九隴山，亦應與縣名為同一來源。
自成都沿岷江南下有彭山縣，周武帝於此置隆山郡，隋開皇時罷郡為縣，至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因避玄宗諱改為彭山縣。 隆山、隆城，其實就是隴山、隴城。由彭山順流而下至岷江與金沙江合流處是為宜賓。兩漢置犍為郡，治僰道，即今宜賓；秦、漢以後自四川入雲南多取道於此。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以及隋、唐時代的石門道，都是指的從宜賓過江，經今慶符、昭通以至曲靖的一條大道。三國蜀時，分犍為置朱提郡，晉朱提郡所統五縣中有漢陽、南秦二縣。南秦不知在何處，漢陽則在今慶符縣， 漢陽、南秦原為天水、武都的別稱。在四川通雲南東部的大道上出現了與氐族、羌族聚居的天水、武都有關的地名，這只能與儀隴、九隴等量齊觀，予以同樣的解釋，不然是說不通的。
隴山山脈中的氐族、羌族，秦、漢以來屢次遭受壓迫，於是陸續從米倉、金牛、陰平諸道進入四川。到了成都平原的一支又沿著岷江南下，經五尺道至雲南東部今曲靖、昆明、安寧以至於建水一帶。從沿途遺留下來的地名看，他們遷徙的路線是很清楚的。屬於戎族的氐、羌到了雲南以後，改稱為爨，爨不過是戎族的同名異譯而已。魚豢《魏略》說氐人「或號青氐或號白氐」 。白氐之名特著於後世，羌亦有青羌之稱；西爨白蠻之為氐族，東爨烏蠻之為羌族，其起源大概如此。大理段氏系出白蠻，因此改趙州為天水郡，改永北為成紀鎮， 也自然可以理解了。我並且以為滇國、滇池之名也源出氐、羌，而與填戎有關。「填」「滇」音同，所謂「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 ，只是一種望文生訓的傅會之辭，不足據為典要。
以上說的是氐族和羌族在岷山山脈東邊沿著岷江南下進入雲南東部稱為兩爨的一支，根據地名建置的沿革，追溯他們遷徙的歷史。還有一部分氐族和羌族活動於岷山山脈西邊今西康境內，其進入雲南，居住於今大理四周的一支，是為六詔。這一支的遷徙情況，與兩爨有點不同。
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記載，公元前第二世紀以前，西南民族分布的情況是：夜郎以西為滇國，自滇以北最大的數邛都，邛都東北徙莋都最大，莋東北又數冉駹最大，冉駹東北便是白馬。這些民族都屬於氐族一類；散處於岷山山脈以西及金沙江的南岸。至漢武帝通西南夷始於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以邛都為越嶲郡，莋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越嶲郡相當於舊寧遠府境，沈黎郡相當於舊雅州境，汶山郡相當於舊茂州及雜谷廳境。而舊階州、松潘又都包括在武都郡內。秦、漢以後開闢西南，力量都集中在巴、蜀，即岷山山脈以東的一帶地方，於是巴、蜀一帶的民族鬥爭也最厲害。《華陽國志·蜀志》說秦張儀、司馬錯伐蜀，蜀王敗走武陽，為秦軍所害，蜀王傅相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逢鄉白鹿不知為今何地，武陽即今彭山縣，是蜀王逃亡的路線也是沿著岷山南下。而越南古代史上還有蜀王子建國稱安陽王的一段歷史，這裡的蜀王子當即為秦張儀、司馬錯所滅的蜀王的後人，率其種人南奔至於越南北部，竟像後世的虬髯公自王于海外扶餘一樣，建國稱王。
秦、漢兩代對付留在巴、蜀的所謂夷人，手段是異常殘酷的。就像勇猛善戰的板楯蠻，屢世效忠於漢，卒因「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於漢末屢次叛變，漢靈帝時漢中程包答靈帝問說得很清楚：
板楯七姓射殺白虎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忠功如此，本無噁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棰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因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
所以岷山山脈以東的巴、蜀地方，在秦、漢兩代開邊闢土的政策之下，氐、羌以及像板楯蠻一樣的其他種族，如不能效法蜀王子之別尋生路，便只有與板楯蠻同其命運；在激烈的民族鬥爭中是沒有第三條路的。巴、蜀地區秦、漢殖民進行愈厲害，民族的移動也愈明顯。
至於岷山山脈以西的情況就不同了。這一地區的居民，據《史記·西南夷傳》所紀，主要的是戎族，其中包涵有氐族和羌族在內。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以後，雖然曾在這些地方設官置吏，為時只十幾年，秦滅漢興，遂棄而不顧，盡力於蜀土的開闢。 大約到漢武帝平南越的時候，才開始經營西南夷，建置越嶲、沈黎、汶山、武都四郡。但是這些郡縣的建置是很不安定的。前面說到東漢歷時七十年始告平定的東羌之亂，是東漢的一件大事。自武帝元鼎六年以後以至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三百三十年間東西羌以及蜀郡徼外諸夷的叛亂，總在六十次左右，即平均每五年約有一次。在這六十次左右之中，蜀郡徼外夷所謂武都、汶山、沈黎、越嶲，以及永昌諸郡蠻夷反叛的事件，就兩《漢書》《本紀》《西南夷傳》所紀有時次可考的而言，將近三十次，即平均每十年蜀郡徼外夷必爆發一次變亂。像安帝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的一次，「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這些地方道路崎嶇遼遠，氣候又復溫暑毒熱，轉輸困難，動致飢疫，所以如杜欽之流遂有「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的議論。 其後蜀漢時諸葛亮「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也只在這些地方採取羈縻政策，不願多費氣力。《後漢書·西羌傳》曾說到羌無弋爰劍的後人：
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跡。兵臨渭首，滅狄豲戎。忍季父邛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秦始皇時務並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
秦獻公在位的時候為公元前三八四—三六二年，那就是說在公元前第四世紀以後，羌無弋爰劍的後人已逐漸分布到廣漢、武都、越嶲一帶，大都在岷山以西，一直到金沙江邊上。《後漢書》明說犛牛種越嶲羌，而所謂青羌、劍羌、大羌，也應是無弋爰劍的後人。這與《史記》所說邛都、莋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的話並無衝突。古代紀載說到廣漢、武都的白馬種，往往稱之為白馬氐或白馬羌，氐、羌互用。故說氐類，也應包括有羌族在內。自公元前第四世紀至公元十三世紀中葉，這一地區大概始終保持著一種漢弱彝強的形勢，各民族之間亦有移動，但不如岷山山脈以東那樣的激烈。這從地名方面多屬氐、羌族的原來名稱，漢化痕跡不甚顯著一點可以看出來。《蠻書》卷二記的是山川江源，其中有一段紀金沙江，文云：
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過嶲州，西南至會州諾賧，與東瀘水合，古諾水也。源出吐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尋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籠川犛牛石下，故謂之犛牛河。環繞弄視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即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又東北入戎州界，為馬湖江。至開邊縣門與朱提江合流，戎城南門入外江。
這是說的金沙江沿途異名，以及到今宜賓南門與岷江會合的情形。諾水亦即《山海經》里的若水。麗江拿喜族稱黑為na，稱大水為ibi，涼山彝族稱黑為no，稱大水或河為yee，故所謂若水、諾水以及諾矣江，是古代彝族對於今金沙江的一種稱呼，「若」「諾」以及諾矣江，即no-yee的對音。諾矣江之重複翻譯，與現在地圖上的博楚河如出一轍。古代金沙江流經摩些族境內稱為摩些江，流經彝族境內又稱為若水、諾水，或諾矣江，譯義即是黑水。「若」「諾」以及「瀘」字，俱是一聲之轉，俱是指的一條水。 [3] 古今來對於梁州黑水的考訂聚訟紛紜，如其能從氐族和羌族的語言中去求解釋，也許不至於如此紛歧。 五月渡瀘著於蜀漢，若水之名見於《山經》，因為氐族、羌族居此地千多年來無大變化，所以到了唐朝，猶然名從主人，保留了前代的舊稱。
又據《魏書·地形志》，北魏武帝太平真君三年（公元四四二年）於南秦州漢陽郡置蘭倉縣。漢代的永昌郡有蘭倉水，行者苦於勞役，致有「度蘭倉為它人」之歌。北魏在南秦州所置的蘭倉縣，其建置詳情不得而知，而其與永昌蘭倉之南北呼應，息息相關的情形，還是可想而知的。
以下就傳說和姓氏兩方面來說明氐族、羌族和兩爨以及六詔的關係。
關於傳說，只舉隴坂和九隆的兩個故事，試予以解釋。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因為氐族、羌族原來以隴山為其居住的中心，所以隴山以及隴坂九回幾乎成為他們的一個象徵，一般行役對於隴頭的流水隴坂的九回，也不勝其幽怨之情。但是在岷山山脈的中部，古代邛人、莋人分界之處的邛徠山上，也發生了類似的故事。《續漢書·郡國志》廣漢屬國都尉嚴道有邛僰九折坂者，劉昭注引《華陽國志》曰：
道至險，有長嶺若棟八渡之難，楊母閣之峻，昔楊氏倡造作閣故名焉。邛徠山本名邛莋，故邛人、莋人界也。岩阻峻，回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退。
王陽的故事是很有名的，因為講孝道的說到為人子者不登高不履險，莫不舉王陽為典型的例子。王陽故事略見《漢書·王尊傳》：
（尊）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徠九折阪，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像這樣的九折阪就是隴阪九回，邛徠山也恰巧是邛人、莋人即氐族和羌族所在之處，應該不是偶然相合。這一個故事的後面，可能隱藏有一段民族遷移的歷史事實在內。
其次說一說九隆的故事。九隆是哀牢夷的故事，見於《後漢書·西南夷傳》及《華陽國志》。今舉《後漢書》文如次：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
這與「天命玄鳥、感而生商」，同樣是一種原始的感生神話。如若把沈木化龍等等神秘的外衣剝去，九隆故事便只說明這一民族系出隴山。九隆者九隴也，與漢人姓氏之有河內、河東等郡望同一意義，並無何等神秘之處。
兩爨以及六詔源出於氐族和羌族，從姓氏方面也可以得到證明。氐族和羌族的姓氏是有不同的，其不同由於漢化之有深有淺。《後漢書·西羌傳》云：
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
羌族氏族雖然無定，然或以父名和母姓相連起來為種號，那還是有姓氏的，不過不一定為漢式的姓氏罷了。至於氐族情形，略見《魏略》。《魏略·西戎傳》云：
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氐語。
氐族因與漢族錯居，多能說漢話，也效法漢人，有漢式的姓氏。氐族接受漢文化的程度比羌族要深一些，即比羌族進步一些，所以常有輕視羌族的表示。最突出的例子是苻堅拒絕姚萇要傳國璽的一番話。《晉書·苻堅載記》紀此云：
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幹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氐族著姓如苻（苻洪、苻堅等）、楊（楊騰、楊難當等）、李（李特等）、呂（呂光等），都是有名的豪族，此外張（氐豪張熙）、齊（齊萬年等）、姜、梁也號稱大姓。而趙整、趙曜、尹緯、尹詳之流，或則稱為西州豪族，或則佐輔氐、羌首領如苻堅、姚萇其人，我以為他們也屬於氐族。苻、楊、李、呂、張、齊、姜、梁以及趙、尹，都是漢姓。羌族的姓氏不如氐族漢化之甚。姚弋仲、姚襄、姚萇、金大黑、金洛生、雷惡地、雷弱兒、彭奚念諸人，取姚、金、雷、彭為姓，而宕昌羌的梁懃，就不一定以梁為姓了。越嶲大帥有高定元、李承之，也是羌族之有漢姓者。 比較起來羌族姓氏之漢化不如氐族之顯著，足見《後漢書·西羌傳》和《魏略·西戎傳》的紀載是相當正確的。現在再來考查一下古代雲南白蠻、烏蠻的情形。
《蠻書》上說到白蠻姓氏的有下列幾處：
三、越析一詔也。……有豪族張尋求，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沖之妻，遂陰害波沖。（卷三）
青蛉蠻亦自蠻苗裔也。……有首領尹氏。……貞元年中南詔清平官尹輔酋、尹寬求皆其人也。（卷四）
渠斂趙本河東州也。……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皆白蠻。（卷五）
波州……故渭北節度段子英此州人也。故居墳墓皆在雲南。（卷六）
這裡的段子英，《蠻書》上沒有說他是否白蠻。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九，二十九換段姓條諸郡段氏云：
左金吾大將軍鄜坊節度段奇京兆人，生岌、嵩、 ，汾原節度檢校兵部尚書祜，《雲南狀》雲，魏末段延沒蠻，代為渠帥。裔孫憑入朝，拜雲南刺史，孫左領大將軍，生子光、子游、子英。子光試太僕卿長川王生秀試太常卿。子英率府遂郡王神營州兵馬使。
《姓纂》這一段文字不容易懂，疑有脫文。大致可以解釋為段子英是魏代沒蠻的段延之後。所謂魏代，不知指的是曹魏抑為元魏，總之無論曹魏或是元魏，都找不出征伐南蠻之事。後來如楊慎《滇記》認為大理國段思平先世為武威郡人。所謂沒蠻以及武威云云，大約出於傅會，襲用漢姓，攀附武威一支。南詔既統一六詔，併吞兩爨，對於西爨白蠻曾加以大規模的遷動，徙至永昌者達二十餘萬戶，徙至其他地方者亦復不少。《元史·地理志》記有南詔徙民至會川的事，所紀約略如次：
會昌路永昌州 州在路北，治故歸依城，即古會川也。唐天寶末沒於南詔，置會川都督，至蒙氏改會同府，置五賧，徙張、王、李、趙、楊、周、高、段、何、蘇、龔、尹十二姓於此，以趙氏為府主，居今州城。……
其中如張、王、李、趙、楊、尹是氐族的著姓，也是白蠻的望族，這十二姓一定是徙來的白蠻，而段子英以及後來的段思平，也應是白蠻，亦即屬於氐族。
至於《蠻書》提到烏蠻而有漢姓的只有下列兩條：
蠻賊將楊秉忠、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悉是烏蠻賊人。（卷四）
獨錦蠻烏蠻苗裔也。……其族多姓李。（卷四）
唐代雲南白蠻有漢姓可考者達十二姓，而烏蠻漢姓卻寥寥可數；這正是氐族和羌族的情形。
故從地名上，從傳說上，以及從姓氏上，都可以證明南詔史上的東爨烏蠻、西爨白蠻和六詔，是屬於氐族和羌族。分別來說，白蠻屬於氐族，烏蠻以及六詔屬於羌族；南詔為烏蠻，故為羌族，大天興國的趙氏，大義寧國的楊氏，大理國的段氏，大中國的高氏，都是白蠻，故為氐族。
《蠻書》記載石門路上竹子嶺西有盧鹿蠻部落，屬於東爨烏蠻。《元史》也說武定路有 鹿蠻，博南縣唐為盧鹿蠻部落，元於建昌路設羅羅宣慰司，有羅羅斯。盧鹿羅羅雖為烏蠻，和南詔卻是分得很清楚的；兩者同為烏蠻，而不能混為一談。
[1]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號為飛軍，錢轂鈔本及廖寅校刊本俱作軍號飛□，茲依顧觀光校。）《蠻書》卷四：「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 羅皮鐸羅望既失邆川浪穹，退而逼奪劍、共，由是遷居鐵橋已上，其地名劍羌，在斂尋睒西北四百里。」又同書同卷樊綽自記受蔡襲命入蠻帥朱道古營寨，有云：「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蠻賊將楊秉忠、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悉是烏蠻，賊人同迎，言辭狡詐。」又同書卷十云：「咸通三年春三月八日，因入賊朱道古營柵，竟日與蠻賊將大羌楊阿觸、楊酋盛、柘東判官楊忠義話得姓名，立邊城自為一國之由。」
[2] 伯希和《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本頁二四）云：「今人已知猶言黑章之合剌章及猶言白章之察罕章，乃蒙古人適用於雲南兩種種族之稱。據余所知，章字今尚未得其解。余以為即爨字之蒙古譯音。」沙海昂在其所譯註之《馬可波羅行紀》第一一七章《哈剌章州》注一（馮承鈞譯本頁四六〇）云：「案哈剌章一名中之哈刺，世人久已識為突厥蒙古語之黑。然章字或如Laufer之考訂，為西藏語名稱雲南西北麗江府一部落之稱歟？抑為戎之訛歟？」沙氏疑章即戎字之別譯，尚未敢定，羅克乃進一步予以說明。羅克在他的《拿喜古國史》里解釋元代茶罕章管民官時說道：「章jang字的音通常念作jung，同中國西戎的戎jung字或許有些關係。在西藏天主教會編《藏拉法三合字典》（ Dictionaire thibétain - latin - francais par les Missionaire Catholique du Thibet ）三五一頁提到音作Jang的hjang字，指的是住在雲南西北的一個部族，有一個大城名三睒（Sa-Tham即麗江）。中國人稱之為摩些，自稱為拿喜。」（見羅克著《拿喜古國史》第一冊頁六〇—六一）
[3] 關於摩些族及涼山彝族語言中的黑和水諸字的問題，可參看李霖燦《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的198，230，489，1594諸字，Paul Vial， Dictionnaire Francais - Lolo 的231，291諸字，以及聞宥《川滇黔 文之比較》（《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七卷頁二四五至二四九），此不具舉。
三 南詔和天師道、氐族、北方語系語言以及吐蕃有關的幾個問題的解釋
南詔本身屬於羌族，氐與羌原來的關係相當密切，故南詔文化中之有氐族成分，是很自然的。同時南詔和唐同吐蕃也來往很密，所以唐文化同吐蕃文化對於南詔的影響也很深。本節不能作全面的討論，只提出幾個問題來談一談。
南詔文化上有一個問題比較費解，即是南詔崇信三官，和元以前「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的事。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西川節度使韋皋派巡官崔佐時至雲南，與南詔異牟尋訂盟，共攻吐蕃。《蠻書》載有此次訂盟的《誓文》，略云：
貞元十年歲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雲南詔異牟尋及清平官大軍將與劍南西川節度使巡官崔佐時謹詣玷蒼山北，上請天、地、水三官，五嶽四瀆，及管川谷諸神靈同請降臨，永為證據。……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度隨表進獻，一本藏於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誡子孫。伏維山川神祈，同鑒誠懇。
《典略》曾紀到漢靈帝熹平光和之際（公元一七二—一八三年）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情形：
熹平中妖道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
異牟尋《誓文》開始就提出「上請天地水三官」，文末「一本藏於神室」就是《典略》的「其一上之天著山上」，「一本投西洱河」就是《典略》的「其一沉之水」，「一本牟尋留詔城內府庫，貽誡子孫」就是《典略》的「其一埋之地」。誓文很明顯的用三官手書方式，故南詔的宗教信仰確然為五斗米道，是毫無可疑的。古代雲南又祀奉王羲之。元李京《雲南志略》有云：
其俊秀者頗能書，有晉人筆意。蠻文雲，保和中遣張志成學書於唐，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後，分置省府，詔所在立文廟，蠻目為漢佛。
明《寰宇通志》也說到張志成：
張志成昆明人，唐太和間入成都學王羲之草書歸國人多習之。
保和是南詔晟豐祐的年號，太和是唐文宗的年號，兩者時次相當。但是太和三年，南詔正入寇成都，那時不可能派學生留學成都，張志成云云，疑是一種傳說。不過這一傳說也不儘是無根之談，韋皋與南詔通好以後，南詔曾遣大臣子弟為質於皋，皋舍之於成都，咸遣就學。 張志成的傳說大約是這樣來的。元朝之在雲南建孔子廟始於張立道，《元史·張立道傳》云：
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
王羲之是天師道世家，有書聖之稱，自是天師道中名人。天師道是五斗米道發展以後的名稱。所以信仰五斗米道的南詔，不奉孔子而奉王羲之。
南詔之所以信奉天師道，因為這原來是氐族和羌族的本來信仰。前蜀巴氐李氏族人於漢末就信奉張魯的鬼道，李雄尊天師道人范長生，稱為范賢而不名，並欲「迎立為君而臣之」，後乃加范長生為天地大師，封西山侯。 其信仰天師道可謂至矣。又在晉代，氐族苻堅為羌族姚萇所殺，《晉書·姚萇載記》記載了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余。寤而驚悸，遂患陰腫。
氐族苻氏以及羌族姚氏應該都是相信天師道的，否則姚萇夢見苻堅率天官使者和鬼兵，不會「懼走入宮」。因為氐、羌信奉天師道，所以在他們向南遷徙的路上也隨處發見天師道的痕跡。如《華陽國志》所紀犍為民陳瑞的事就是一個例子：
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為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 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為師者曰祭酒。父母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吊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眾以千百數。濬聞以為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為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
二千石的太守也信上了天師道，勢力可算不小了。犍為正是氐、羌族南下以入雲南的路上一個重要地點。《蠻書》曾紀載入雲南的南北二路。北路為石門路，即自今宜賓取道昭通的一條大道；南路即出清溪關越大渡河南下過金沙江以至雲南的一條大道。北路上諸族的信仰情形是：
第九程至魯望，即蠻、漢兩界，舊曲靖之地也。……依山有阿竿路部落，過魯望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大部落則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
大鬼主小鬼主以及一切信使鬼巫，即說明這一帶的烏蠻部落所信奉的也是天師道。《蠻書》又提到南路上的勿鄧部落：
邛部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鄧部落，大鬼主夢沖北方闊千里。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止五姓，在邛部台登中間，皆烏蠻也。……貞元七年節度使韋皋使嶲州刺史蘇隗殺夢沖，因別立大鬼主。
南路上勿鄧部落的大鬼主和北路上諸部落的大小鬼主性質一樣，都是以部落酋長而兼宗教教主，這與天師道的組織也甚為符合。
自漢末至唐宋，隴蜀之間的氐、羌以至雲南的南詔和大理都相信天師道。天師道是氐、羌以及南詔、大理的固有宗教信仰，還是受的外來影響，現在尚不能就下結論。不過天師道的起源實有可疑。過去都認為天師道起源東方，與濱海地區有密切關係。然天師道祖師張道陵學道於西蜀的鶴鳴山，在今岷江東岸仁壽縣境內。仁壽西隔江為彭山、眉山，俱屬古隆山郡，是氐、羌族經歷之處。故我疑心張道陵在鶴鳴山學道，所學的道即是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為中心思想，而緣飾以《老子》之五千文。因為天師道的思想原出於氐、羌族，所以李雄、苻堅、姚萇以及南詔、大理，才能靡然從風，受之不疑。 至於南詔、大理之又信佛教，那是後起的事，與本族的原始信仰並無妨礙。
以上說的是南詔與天師道的關係。其次，南詔系出羌族，然其文化上卻有濃厚的氐族影響。首先是南詔初期的開國重臣出身白蠻者為數很是不少。唐玄宗天寶十載（公元七五一年），協助南詔閣羅鳳的孫子異牟尋大敗唐將鮮于仲通，使南詔國勢轉危為安的段儉魏，就是白蠻。段儉魏因功改名段忠國。他是當時南方大大有名的人物，唐代以及吐蕃的文書上經常提到他， [1] 《南詔德化碑》現存碑陰題名，段忠國是第一名。《德化碑》已剝蝕不堪，今據阮福《滇南古金石錄》所載，碑陰題名勉強可識者約有七十個，其中段、趙、李三姓各占五個，尹姓四個，張、王二姓各二個，楊姓最多有十一個，余為爨、琮、孟、唐、喻、盛、洪、石、阿、孫、黑、劉、杜諸姓。這只是一個殘碑，不足見其全貌，但是張、王、李、趙、段、楊、尹諸姓顯然是豪族大酋，如尹附酋、尹求寬之名並見於《蠻書》著錄。南詔初期極盛之時，朝廷上的搢紳顯宦，系出白蠻者居重要地位，氐族在政治上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新唐書·南蠻傳》詳載南詔官制，其中有云：
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軍將，曰員外，猶試官也。
《德化碑》也有大酋望的名稱，這是僅次於清平官的一種官階。酋望一辭也見於《晉書·苻堅載記》：
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為慚，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
此處酋望一辭可作酋長望族解。因此南詔的酋望一官，可能原屬氐族中的一種稱呼，後遂成為官名。南詔之詔，本為氐語，苻堅有苻詔之稱，堅以錦袍遺慕容沖，亦自稱詔曰。氐族的文化高於羌族，故六詔制度多憑藉白蠻，我們不能因為六詔稱詔，就說南詔等六詔屬於白蠻，即為傣族。
《新唐書·南蠻傳》的《兩爨蠻傳》末提到昆明蠻，文曰：
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土歊濕，宜杭稻。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
昆明蠻為白蠻，大概在今雲南洱海以東東川境內。《新唐書》說這一族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並不說昆明蠻就系出突厥。不過南詔有一點卻似乎與突厥有關。《蠻書》提到白蠻語言中的虎字：
大蟲謂之波羅密。 亦名草羅。
又說：
蠻王並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 南蠻呼 大蟲為波羅密。
似乎是稱虎為波羅密了。然上引正文明雲綴波羅皮，《蠻書》論蠻夷風俗，也說：
貴緋紫兩色。得紫後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後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並闕其背。謂之大蟲皮，亦曰波羅皮。謂腰帶曰佉苴。
據此是又稱虎為波羅。佚名著《玉谿編事》記有星回節日南詔君臣賦詩的事：
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日，游於避風台，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避風善闡台，極目見藤越。 鄰國 之名也 。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 謂天子為震 旦 。翊衛類夔契。伊昔經皇運，艱難仰忠烈。不覺歲雲暮，感極星回節。元昶 謂朕曰元，謂卿曰昶 。同一心，子孫堪貽厥。」清平官趙叔達曰： 謂詞臣為清平官 。「法駕避星回，波羅毗勇掅。 波羅虎也。毗勇野馬也。驃信首年幸此曾射野馬並虎 。河闊冰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 俚柔百姓也 。獻琛弄棟 國名 。來。願將不才質，千載侍游台。」
這裡也說南詔稱虎為波羅。所以《蠻書》兩處的波羅密，密字乃是衍文，正應作波羅。波羅密的密字不是因波羅蜜果而誤，便是由於金剛般若波羅密而連類互及。現在西南少數民族中拿喜族稱虎為 la ，出於藏語，涼山彝族作zl，蓮山傣語作so，沒有作波羅的。只有維族語中稱虎為yolbars，土耳其語作pars，與波羅音比較相近。換一句話說，就是稱虎為波羅，比較接近於北方語系特別是突厥語系，而與漢藏語系、撣傣語系都遠一點。當然不能據此考證，就斷定兩爨以及南詔尚未南下以前與北方語系民族有如何的關係，茲僅提出這一個問題，供語言學家和研究西南民族歷史的專家參考。 [2]
南詔文化的來源是很複雜的。除去濃厚的氐族文化成分，尚不能即下斷語的北方語系種族影響而外，最顯著的當然要數漢文化。從漢代的尹珍、孟孝琚起，一直到南詔時代，經濟的發展，政治上的制度以及文學藝術各方面，都與漢文化有分不開的關係。這應該有專文來為之敘述，不在本篇之內。現在只談一談南詔文化與吐蕃的關係，僅舉一例以概其餘。
南詔與吐蕃疆界毗連，交往頻繁。就像今天藏族稱雲南麗江為Sa-Tham。唐時磨蠻所住在今麗江境內，有一處名為三探覽，即為藏名Sa-Tham的對音。 [3] 由此一事，可見南詔、吐蕃關係之深了。天寶十載以後，閣羅鳳投向吐蕃，受贊普鍾的封號，兩者的關係更為密切，首先表現在政治上一部分官制之採取吐蕃制度。南詔官制具見樊綽《蠻書》和《新唐書·南蠻傳》中的《南詔傳》。而從《南詔德化碑》碑陰題名所帶勛階看來，有好些是《蠻書》和《新唐書》所不載的。碑陰題名諸人大都帶有一種告身，凡有金、銀、瑜石、銅、頗彌五種，每種復分大小。告身本屬唐制，而分成這樣的五種，在唐代卻不經見。告身而外，還有大蟲皮，據上引《蠻書》，有功者始能披大蟲皮。所謂有功，應特指武功而言。以前總以為金銀等告身大蟲皮，是南詔的制度。後來在敦煌千佛洞看到吐蕃時代所繪的壁畫，畫上供養人像附有題名。如 （C指張大千所編號，P指伯希和所編號）窟，窟內東壁門南女供養人像第一人題名云：
夫人蕃任瓜州都督□倉曹參軍金銀間告身大蟲皮康公之女修行穎悟優婆姨如濟（？）弟（？）一心供養
是所謂金銀告身大蟲皮云云，吐蕃也有這種制度。因此南詔的這些部分很可能是閣羅鳳投蕃以後，從吐蕃學來的。而從敦煌千佛洞題名中，並且可以窺知吐蕃的政治制度，同唐朝也有密切的關係。
[1] 參看 Journal Asiatique ，Tome CCXL，1952.Fas.No.1.pp.81—85對於J.Bacot F.W.Thomas，Ch.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 - houang relatifs á l ' histoire du Tidet （《敦煌所出有關西藏史文書》）一書的評論。
[2] 我不懂比較語言學，此處所舉，是根據下列各書及論文查出來的。拿喜語根據李霖燦《麽些象形文字字典》頁六三第七六一號；涼山彝語據聞宥《川滇黔 文之比較》，見《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七卷，頁二四六第一五號；蓮山傣語根據羅常培《邢慶蘭蓮山擺彝語文初探》頁一三二；維語據在新疆所聞；土耳其語據H.C.Hony， A Turkish - English Dictionary ，p.271。
[3] 參看《蠻書》卷六，及J.F.Rock， The Ancient Na - Khi Kingdom of Southwestern China ，Vol.I，pp.60—61注四五。
四 論南詔史上的史料問題
以上第二、第三兩節所提出的論證，主要的意思在說明以下諸點：
一、民族方面，打算說明所謂東西兩爨以及六詔系出氐、羌。東西兩爨是沿著岷江流域進入雲南東部的氐、羌族；而六詔則是居住於岷山山脈以西逐漸進入雲南環居於大理周圍的氐、羌族。
二、文化方面，打算說明天師道與氐、羌以及南詔的關係，氐族影響在南詔文化中的地位，南詔文化所受吐蕃的影響。至於南詔語言中的北方語系成分，只是提出問題，不敢遽下斷語。
總起來說，從漢朝起一直到元朝，雄長雲南的應該是系出氐、羌的民族。就文化而論，氐族比羌族高，受漢文化的影響也比較深。《後漢書·冉駹夷傳》說「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此處之頗知文書，未明其言為知漢族文書，還是指的本族文書。也未說明是夷、是羌，還是氐族的王侯。據上引《魏略·西戎傳》，頗疑所指仍多屬氐族。即在西南各民族中，系出氐族的各族，有相當高的文化。從今天彝族有文字，拿喜族也有文字並相傳文字創於唐朝的例子看來，氐族之有文字，那也是很可能的。古代雲南出於氐族的大理段氏，並且還有系統井然的歷史傳說。茲就此點予以初步分析。
研究南詔的歷史，顯然有來源不同的兩種史料。第一種是漢文史料，現存者有樊綽《蠻書》《新唐書·南蠻傳》；已佚者有袁滋《雲南記》、韋齊休《雲南行記》、竇滂《雲南別錄》、徐雲虔《南詔錄》、盧攜《雲南事狀》，此外還有韋皋《西南夷事狀》和李德裕《西南備邊錄》。《新唐書·南蠻傳》即綜合諸家之書而成，而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也間引諸家之說，加上《太平御覽》所引，袁滋、韋齊休諸人之作，可以窺見大概。 第二種是從當地人民，特別是所謂白文，翻譯出來的史料。如傳為出自宋人張道宗的《記古滇說》，元李京《雲南志略》，明楊慎《滇記》，蔣彬《南詔源流紀要》，阮元聲《南詔野史》，都可歸入這一個類型里去。
第二種史料可以楊慎《滇記》為代表。楊慎在《滇記》的後面說到他的史料來源：
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元峰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眾教，稍為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
據此，《滇記》乃是楊慎根據僰文《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為之轉寫而成的。楊慎根據僰文寫的有關西南民族歷史的書，除《滇記》而外，尚有多至八百餘卷的《西南列國志》。清陳鼎《滇遊記》提到楊慎譯《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的事，他在所著《蛇譜》里又提到楊慎的《西南列國志》：
越裳氏國有蛇群處穴中，每至春日融和，風光澹蕩則出。聚鳴草莽中。或作絲竹聲，或作金石聲，或為擂鼓鳴鑼聲，或為喇叭長號作天鵝聲；簫管瑟琶，百樂畢備，故曰百樂蛇。國人聞其聲大喜，多置酒相賀，謂其年必豐，人無疾厄，蓋瑞蛇也。好事者則攜樽往聽，直作一部鼓吹矣。然蛇畏人，聞人聲輒避去，皆默飲不敢嘩。楊升菴先生流寓滇中數十年，通彝語，識僰文，乃譯黑新逵《西南列國志》八百餘卷，載蛇狀甚詳。予在大理浪穹何氏見其抄本，惜匆匆北還，不能盡錄其書入中原以為恨。
楊慎所譯的《西南列國志》以及他寫《滇記》所根據的《白古通》《元峰年運志》的僰文原本，現在都失傳了。顧祖禹在他的《讀史方輿紀要》里引了幾條《自古通》。楊慎是明朝一位學問淵博的學者，同時也以捏造古書著稱於世。因此以前我們對於《白古通》《元峰年運志》《西南列國志》之究竟有無其書，頗為懷疑。一九四二年前後，石鐘先生訪古大理，在喜洲附近發見許多明代古墓，墓前有碑，有些立於明初，比楊慎的時代為早。明初的墓碑里也往往提到《白古通》以及《白史》之名，則《自古通》實有其書，並非楊慎所杜撰。這是一部十口相傳的民族歷史。清康熙時的《白國因由》，亦出於《自古通》一類的書，其中充滿了佛教傳說和神話。
此外還有兩幅畫，也可歸入第二種類型的史料之內。第一幅為《南詔圖傳》，相傳為南詔舜化貞中興二年（唐昭宗光化二年，公元八九九年）南詔主掌內書金券贊衛理昌忍爽王奉宗等所畫。圖載梵僧感化細奴羅故事。畫末有「嘉慶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九月二十二日成親王觀」題記，原件已歸日本一私人收藏。第二幅為大理國段智興盛德五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公元一二四〇年）描工《張勝溫畫卷》。圖為利貞皇帝 信畫，繪 信及佛菩薩梵天八部寺眾天竺十六國王像。原畫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這兩幅畫，尤其是《南詔圖傳》，上面有許多說明，可以作為南詔史史料看待。不過我對於《南詔圖傳》的年代頗為懷疑。畫上說是中興二年，而畫後又有文武皇帝聖真，文武皇帝為鄭買嗣諡號，買嗣繼南詔蒙氏自立在唐昭宗光化三年（公元九〇〇年），畫當更在其後。又第二幅《張勝溫畫卷》作於十三世紀，畫上題記如佛、菩薩諸字，還照唐人的寫法作仫、 ，《南詔圖傳》為時在前，而題記全無唐人筆意。所以《圖傳》最多只能是大理時代的畫，不能看得太早。 [1]
第一種類型的史料，大多是唐朝方面出使的行人以及戍邊的官吏，就他們目識親覽詢問搜訪所得的材料編纂而成。第二種類型的史料，大多根據云南古代民族的歷史傳說，加以翻譯和改編而成。第二種史料和第一種史料比較，有一個最顯著的不同之點，就是：第二種史料的各種著作一致認為南詔蒙氏之前，有張姓者，在雲南建號稱王，立白氏國，又作白子國、白國。至張樂進求，始遜位於蒙氏細奴羅，南詔蒙氏蓋繼承白國張氏之統。張、蒙二姓禪讓的傳說，還加上許多佛教的神話，從《南詔圖傳》起以至於《南詔野史》《白國因由》，一脈相傳，井然不紊，都是第一種類型的史料里所沒有提到的。
茲將第二種類型史料里所特有的幾個問題提出來，和第一種類型的史料作比較研究，從而進一步推測其史料的可靠性究竟到甚麼程度。
首先要談的就是白子國或者白國的問題。白子國的問題，在第二種類型的史料里都提到。據說九隆氏八族四世孫名仁果，生當漢代，傳十七世至龍祐那，蜀漢建興三年（公元二二五年），諸葛武侯南征殺雍闓以後，遂以龍祐那為酋長，代替雍闓統領諸部，賜姓張氏，是為有姓之始，乃建白國。龍祐那之十六世孫張樂進求，受唐封為大將軍雲南王。至唐太宗貞觀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張樂進求禪位給南詔蒙氏細奴羅，於是南詔蒙氏遂代白國張氏而興，立國號曰封民。這是白子國張氏簡單的歷史。
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這樣一個雄踞雲南至四百年的白子國呢？從第一種類型的史料看，從漢唐間雲南的古代碑刻看，可以斷言並無此國。自《史記·西南夷傳》以至《新唐書·南蠻傳》紀載雲南古代的歷史，只說某某地帶君長以什數，某最大，其夜郎自大的滇與夜郎，眾亦不過幾萬人，從未說及統領諸部的白子國。提到南中大姓，也無張姓。那時候的西南一些民族，還停留在奴隸制時代，不可能有像白子國這樣的國家組織。《史記》諸書的記載，比較起來還是近於實錄。
其次雲南現存古代石刻，自漢代的《孟孝琚碑》起，以下有《祥光碑》《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和唐代的《德化碑》《王仁求碑》。在這些碑文里找不到與白子國有關的絲毫痕跡。尤其是《德化碑》，裡邊提到平定五詔，招討諸爨，而於白子國卻不著一字。
這些情形，絕不能歸之於偶然遺漏。漢唐以來，漢族的勢力深入到今雲南東部的昭通、曲靖、陸涼、東川、昆明、安寧、晉寧，西部的姚安、雲南、大理、永昌，於諸處建立郡縣；對於雲南的情況是相當清楚的。如其真有建國曆四百年統領諸部的白子國，不會在漢文史料中完全失載。
《蠻書》紀載六詔中的越析詔，有這樣的一段話：
三、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居，舊越析州也。去囊蔥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沖之妻，遂陰害波沖。劍南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部落，以地並於南詔……
這裡的張尋求與張樂進求的名字很相近。但是張尋求是唐德宗貞元時人，與傳說中的張樂進求時間相差有百五十年。張尋求是越析詔部落的一個豪族，用現代話說，是越析詔部落里的一個土豪，里貫身分也與張樂進求不同。很可能張樂進求這一個傳說中的人物即是從張尋求影射出來的，實無其人。既無白子國和張樂進求其人，張、蒙二姓禪讓的故事自然也不能看作歷史事實了。
其次為南詔建國與佛教關係的問題。根據第二種類型的史料，南詔建國，與佛教有密切的關係。《南詔圖傳》卷末題記有云：
巍山主掌內書金券贊衛理昌忍爽臣王奉宗等申：謹按《巍山起因》《鐵柱》《西洱河》等記並《國史》上所載圖書聖教初入邦國之原，謹畫圖樣並載所聞，具列如左。臣奉宗等謹奏。
聖教指的是佛教。《圖傳》卷首還有細奴羅子羅盛炎之婦夢諱等授記了回歸家之圖。所以整個《圖傳》繪的是梵僧授記，細奴羅受命自天的故事。《南詔野史》所記與《圖傳》同。《圖傳》自雲根據《張氏國史》《巍山起因》《鐵柱記》《西洱河記》等書。《記古滇說》以及《南詔野史》並說白子國張氏、南詔蒙氏俱為天竺阿育王后人。清康熙時的《白國因由》以為授記的梵僧即是觀音的化身，並還演出觀音滅羅剎的神話。
南詔同佛教的關係，並不如第二種史料所說之甚。《蠻書》說到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正月南詔侵略安南，有胡僧在安南羅城設法， 僖宗乾符元年（公元八七四年），高駢為西川節度使，以南詔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 南詔後來之信佛教，乃是事實。但在初期恐不如此。閣羅鳳時代的《德化碑》固然看不出佛教的影響，即至德宗貞元十年，異牟尋與崔佐時定盟，《誓文》亦只上達三官，並不求證佛陀。南詔信佛教，當始於公元第九世紀以後。雖然如此，三官的信仰仍未消滅，是以元世祖征服大理以前，王羲之廟仍然遍於滇中，佛教並未能爭取到壓倒一切的形勢。故觀音感化南詔授記因而建國的故事，顯然出於後來，特別是佛教中人的傅會。《張勝溫畫卷》最初之只在釋門諸老宿如東山禪師德泰以及月峰鏡空諸人手中流傳，即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白子國，張、蒙兩姓的禪讓，以及南詔建國之初的那些佛教上的神話，都是後人建造起來的空中樓閣。建造這些傳說的時代，疑在南詔亡國白蠻段氏繼統以後。其所以要造出這樣的傳說，現在還沒有發現很好的可以解釋此事的材料。以下的解釋只能算是一種假設或者推測。
大理國段氏系出白蠻，為段忠國後人。段思平之代楊干貞而起，段氏自己已經造出一篇感生的神話，思平之母觸沉木而生思平，和哀牢夷的九隆故事如出一轍。段思平受命自天，建國稱王是不會被人懷疑的了。但是段氏為白蠻，段氏以前的楊氏、趙氏也是白蠻，大體上是白蠻繼烏蠻族南詔蒙氏之統而建國稱王。段思平感沉木而生，在段氏方面，特別是在白蠻民族方面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但是如何解決烏蠻與白蠻之間的問題，即烏蠻不服從而想恢復故國的問題？南詔享祚二百七十多年，閣羅風的聲威震盪於西南各族之間，段忠國是閣羅鳳的清平官，這些都是歷史事實，不容否認。於是造出一個出於白蠻的張仁果的白子國來，由白子國再描繪出一段張仁果的三十三世孫張樂進求和系出烏蠻的南詔蒙氏細奴羅禪讓的故事。天下原來是白蠻的，後來遵照天命，讓給烏蠻，現在白蠻段氏又遵照天命，收回天下；極其合情合理，名正言順。如此，族內的問題以及族與族之間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所謂《張氏國史》《巍山起因》《鐵柱》《西洱河》等記，是這一套傳說的素材，而《白古通》《元峰年運志》乃是這一套傳說的完整的綜合著作。
以上的解釋自然是一個假設，一個推測，但是也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假設和推測。氐族受漢文化的影響本來很深，大理國段氏還設科選士。元郭松年《大理行記》有云：
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
大理也經常向宋朝購取儒書。其崇尚儒家之風，並影響到了出家人，所以傳說之中雜有不少的儒家禪讓之說。
研究南詔的歷史，對於南詔史史料的兩種來源、兩種類型必須有明確的認識，否則就難於作出正確的判斷。
（見《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二期頁一—二九，
一九五四年五月出版。）
[1] 關於《南詔圖傳》及《張勝溫畫卷》，可參看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頁三八六—四〇二、四一八—四二六。又Helen B.Chapin，Yünnanese Images of Avalokitésva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No.2，pp.131—186.August，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