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歷史的教訓 · 第三章 外族入侵

唐之中衰是從對外族態度的轉變開始的。太宗嘗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太宗一生無狹隘民族之褊見，不徒發諸言論，兼能躬自實踐，故征討四方，常獲得異族之效力。繼體者，高宗昏庸，武后陰鷙，尤其武后誅鋤異己，勇悍之士，慄慄自危，老將凋零，新進又暗於兵事，故在內則有突厥之脫離復立，在外則有吐蕃、契丹之侵略鴞張。 唐之中衰——從對外族態度的轉變開始 全氏書又謂高宗長期幸洛，因而維持國威於不墜，如從整個局勢來觀察，其說亦不能成立。 太宗嘗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通鑑》一九八）高麗白崖城之役，阿史那思摩中弩，親為吮血，契苾何力瘡重，自為傅藥，（同上一九七—一九八）太宗一生無狹隘民族之褊見，不徒發諸言論，兼能躬自實踐，故征討四方，常獲得異族之效力。繼體者，高宗昏庸，武后陰鷙，尤其武后誅鋤異己，勇悍之士，慄慄自危（漢人如王方翼之流徙，程務挺之被殺，外族如泉獻誠、阿史那元慶，均為來俊臣所構陷），老將凋零，新進又暗於兵事，故在內則有突厥之脫離復立，在外則有吐蕃、契丹之侵略鴞張。 （一）突厥 自貞觀初（六三〇）降附，垂五十載，至儀鳳四年（六七九），阿史那泥熟匐自立為可汗，同時二十四州首領並叛，唐兵往討者初雖小勝，然旋蹶旋起。永淳元年（六八二），阿史那骨篤（咄）祿收集亡散，勢益猖狂，此後（不知確年）遂徙回漠北。武后荒淫，屢用白馬寺僧薛懷義統兵以抗突厥，其毫無戰績，不問可知。 骨咄祿卒（天授二——六九一），弟默啜（Bäk-ˇcor）繼立，對唐益輕視，要索六胡州及單于都護府（即永徽時瀚海都護之後身）之地，則天賜以雜彩五萬段，粟數萬石，以求息事（聖歷初——六九八）。默啜無厭，仍長驅入河北，陷瀛、檀、定、趙、恆、易，掠財帛億萬、男女萬餘人而去。 （二）吐蕃 其語原為何，迄今無定論（大約與古突厥文Tüpöt有關，參《史地譯叢續編》六一—六三頁）①，西藏人自稱其地曰Bod，我曾證其即隋之附國②（附之古音為biu），或謂藏語stod-bod即「上國」之意，本屬西羌族類。據說始祖名鶻提窣野（伯希和還原為Ol-de-sbu-rgyal，余據Thomas之拼法，謂應與藏文Ho. Ide-spu-rgyal相當），猶言「來自天上君臨人類之王」。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贊遣使求尚公主，太宗不許，於是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聲言不得公主且深入。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弄贊親迎於柏海，羨慕華風，歸則築城郭、宮室以居公主。高宗即位，奏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工，皆給之。龍朔三年，侵併吐谷渾。 先是，隋煬平吐谷渾後，留其質子順不遣，及大業之末，前王伏允悉收故地，復為邊患。唐高祖雖遣順歸國，而入寇如故。貞觀九年，詔李靖等合突厥、契苾之眾，分六道往攻，大破之，順斬其相，舉國來降，伏允自縊死。順繼立，以久質於隋，國人不附，未幾被弒。子諾曷缽嗣，太宗封為烏地也拔勒豆可汗，十四年，又妻宗女弘化公主。至是，為吐蕃所攻，諾曷缽不能御，攜公主走投涼州③，高宗詔徙其餘眾於靈州，置安樂州以處之。 於時，吐蕃方面，祿欽陵（Khri hbrin）兄弟方當國，頻歲入邊，盡破西羌羈縻諸州，北服於闐（麟德二），取龜茲（咸亨元），安西四鎮並廢，薛仁貴復喪師於大非川④。儀風三年，特以中書令李敬玄督師，與戰青海上，王師大敗，敬玄僅得脫，高宗召群臣會議，闔朝無善策。吐蕃屢寇不休，萬歲通天二年，始遣使請和，朝令前梓州通泉尉郭元振往。欽陵力言，安西四鎮即舊日突厥五俟斤轄境，與吐蕃唯界一磧，漢兵易從此侵入，要求唐朝拔去鎮守，使各國離立，作為漢、蕃之中間地帶，元振婉辭卻之。既而贊普害欽陵專國久，討之，欽陵兵潰自殺，邊患始稍紓。 （三）契丹 始見《魏書·獻文帝紀》（五世紀後半）。古突厥文作Kitai。貞觀廿二年十一月，契丹⑤帥窟哥、奚帥可度者同內屬，以契丹為松漠都督府，奚為饒樂都督府⑥。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松漠都督李盡忠因被營州都督趙文翽所侮，殺文翽而據營（《舊書》一九九下訛「榮」）州，後遣兵討之，死大將數人，契丹攻陷幽、冀諸州。盡忠死，別將孫萬榮代領其眾，翌年六月，被突厥及奚在後掩擊，萬榮死於部下之手。 武后之世，得以支持不至於大亂者，厥有兩因：（1）繼承平之後，民生尚未大困。（2）一般人受佛教之迷醉。 注釋： ①十九世紀初，法國學者Abel Rémusat以為吐蕃當讀如「吐波」，伯希和則根據中國古音，謂吐蕃應保留Thu-puan的讀法，無須讀若吐波。余按《黑韃事略》云：「西南……曰木波（西蕃部領不立君），」王國維未之釋。考元王惲《玉堂嘉話》三有「吐蕃土波」之文，而《金史》一〇，明昌六年八月，「木波進馬」，同書一四，貞祐二年十月，「詔遣官市木波西羌馬」，又十五，興定元年八月，「陝西行省奏木波賊犯洮州」，從其地域、事物而觀，顯為吐蕃無疑。複次，《百丈清規》「帝師拔合斯八，法號惠幢賢吉羊，土波國人也，……初土波國有國師……」（據《蒙古源流箋證》四引），拔合斯八即《元史》之八思巴，本西藏人，土波為吐蕃，更多一證，故可斷木波皆土波之訛，若然則宋、元時代固有讀吐蕃如土波（或吐波）者，伯希和之疑問，似尚待研究。後檢得《舊書》一二二楊朝晟統士馬鎮木波堡，據言木波為吐蕃來路，土波之訛為木波，亦許因此。 ②關於附國之服飾，茲摘錄元戴表元《唐畫西域圖記》一節以供參考，《記》云：「《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為羌種。畫者又特舉其概，每國書一王而一二奴於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語，圓皮頭帽如缽，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腳靴，胸懸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靴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剡源文集》四）後檢伯希和《評赫爾滿〈中國歷史商業地圖〉》，謂附國不能單獨代表西藏，（《史地考證譯叢》五編七六頁）是也。 ③涼州即今武威，一九二四年河西地震，諾曷缽及弘化公主墓在武威南之祁連山崩陷出土，碑誌完好無缺。（一九四五年《新中國》七期陳寄生《青海土人為吐谷渾後裔考》） ④《新書·地理志》，大非川在鄯城（今西寧）縣西三百餘里，《通鑑輯覽》五二注以東南流入青海之布喀河當之，馮承鈞、陳寄生均承其說，陳且謂青海人稱水曰「非」。（同前引文）丁謙《唐西域傳考證》以為今雅瑪圖河。吳景敖辨《輯覽》之誤，證大非川為今之切吉曠原，（《西陲史地研究》一一—一二頁）即共和縣地，與《通鑑考異》引《十道圖》「大非川在青海南」之舊說相合。 ⑤清撰《三史語解》：「遼為達呼爾，因其言語用達呼爾語也」；鳥居謂今住呼倫貝爾之達呼爾（Dahur）即契丹之遺族。（《滿蒙古蹟考》一○六頁） ⑥藍著《隋唐五代史》注云：「《蒙古遊牧記》『翁牛特左翼旗北，有唐松漠府故壘。』……當在今熱河松嶺附近。」（上編一一二頁）藍所謂「松嶺」，不知何指，若今通行地圖繪松嶺在朝陽（即隋、唐之營州）之南及西南，非其地也。（參《東北通史》二四八頁）藍又注云：「《蒙古遊牧記》謂唐饒樂府在今翁牛特左翼旗地」；（同上引）依此，則松漠、饒樂兩府同在一處，尤不可信。《遼史》三七：「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牟理（Jos. Mullie）云：潢河即西喇木倫（Siramuren），平地松林在潢河源附近圍場以北，此高地平原應為今日赤峰縣西之大高原；（《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二頁）只泛言松漠，非確言松漠府所在。考契丹、奚兩部居地之記述，最詳者為《舊書》一九九下，《舊書》云：「契丹居黃水之南，……在京城東北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鄰，西與奚國接，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天寶十年，安祿山……就黃水南契丹衙與之戰。」「奚國……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狼河，北至霫國，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黃水即潢河，白狼河今大凌河。又《通典》一七八，營州柳城郡「北至契丹界五十里，……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帳四百里」，《太平寰宇記》七一所記西北、東北二至之里數，與《通典》同，惟北方則作「北至秦長城二百七十里，至契丹界潢水四百里」，東北則作「自界至契丹衙帳四百里」（吾人須記取現存此兩書均錯誤甚多，惟吳承志校改《寰宇記》之數為「西北至契丹界七十里，自界至契丹衙帳四百里」，究與《通典》東北到契丹衙帳四百九十里及《新書》薊州下「奚王帳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帳」之方向不合）；合而觀之，知今朝陽縣之西北、東北兩面，去契丹界都不及百里。又知朝陽縣東北四百里至四百五十里處，在唐初確為契丹衙帳（注意遊牧部落之衙帳，往往不止一處）。牟理謂「契丹最初即居東蒙古西喇木倫及老哈河匯流之處」，（同上引）說總甚近。大致言之，奚地應當於今熱河西南部，契丹當於熱河東北部，故兩國為東西相接也。（可參看《東北通史》一六九頁） 次論到松漠、饒樂兩府之今地，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行程記》云：「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七十里至崇信館，九十里至廣寧館，五十里至姚家寨館，五十里至咸寧館，三十里渡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嘗置饒樂，今渤海人居之。……自過崇信館乃契丹舊境，其南奚地也。」（《遼史》三七；藍著一一二頁誤引為「胡嶠《陷北記》」）潢水石橋即今巴林橋，（同前引牟理書一三頁）則饒樂都督似在其附近，即《遊牧記》所稱「松漠府故壘」（說見下）。但《遼史》三七又云：「饒州……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饒州之名，顯承自饒樂，然饒樂、松漠兩都督分屬奚、契丹兩國，斷非同在一地，是知《遼史》「置松漠府」一句，系誤將兩府混而為一（《東北通史》二四九頁亦云然）。《遊牧記》不加察，故以饒樂、松漠兩府同置於翁牛特左翼地面。《承德府志》置饒樂於翁金河流域，或因《新書》薊州下稱：「奚王帳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契丹衙帳」而云然（吐護真即土河，亦即老哈河）。至薛映謂崇信館以北為契丹舊境，似與上說不相容，則須知中唐以後，契丹漸強，奚地已被其逐漸兼併，「舊境」云云，非追溯於唐初也。真正松漠府之故址，今不可確知（《東北通史》二四八頁亦不能確言），依前引《通典》《寰宇記》，應在今朝陽縣東北約四百至四百五十里處。 吐蕃乘虛攻陷河、隴及安西、北庭 要了解唐代藩鎮之禍之延長，同時就要明白當日對外之緊張關係。安、史之亂，各國都向唐聲援（見第二章「安史之亂」），獨吐蕃取乘危態度。吐蕃往日以我河、湟一帶設備充實，故用兵側重爭取外圍（如安西四鎮），及安、史亂起（七五五），偵悉河西兵內調，守備空虛，於是改計從內圍進攻，河、隴先淪，西方路斷，安西、北庭遂為彼囊中之物。又復結合南詔，窺伺西南，使唐常處於心腹受脅之劣勢。外憂內患，相逼而來，唐之一蹶不振，亦吐蕃牽制有以致之，朱禮記隴右分鎮之大（見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二十二節），觀此而益知其非審時度勢之論。吐蕃此時侵勢，系取河、湟路入。廣德元年十月，破涇、邠二州，直薄長安，代宗經華奔陝。吐蕃入京，立章懷太子賢之曾孫承宏為帝，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適傳郭子儀引大軍將至，僅留城十三日，即悉數遁去。 續表 建中之後，大食訶論（Haroun-al-Raschid七八六—八〇九年天方教之大主教）與吐蕃數相攻，吐蕃歲西師（《新書》二二一下）③。然自時厥後，隴道不通，赴西域者須取道回紇。北庭、安西初時猶為唐守，迨貞元六年（七九〇，據《通鑑》二三三。《新書·地誌》作貞元三），北庭沙陀部酋朱邪盡忠降於吐蕃，節度使楊襲古率部二千人奔西州，安西道絕，莫知存亡。（據《通鑑》二三三。《元和志》四〇稱：「貞元七年沒於西番」，大約因此） 唐蕃邊界說 長慶二年（八二二）唐遣劉元鼎入吐蕃會盟，五月六日盟成，吐蕃人以漢、蕃文合刻於石碑，現存拉薩，漢文已多剝泐。《西藏圖考》三所錄，略云：「今蕃、漢二國所守見管封疆，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儘是大蕃地土。……唐差、蕃使並於將軍谷交馬，其洮岷之東，大唐供應，清水縣之西，大蕃供應。」大致同《清一統志》，他本所錄，文字又不盡相同。吳景敖專據《圖考》，作出如下之考證： ……惟盟文既首載各守見管本界，復載洮岷以東大唐所管，其塞以西方是蕃境，又秦、渭、洮、岷諸州地方，蕃人統以「墨儒」稱之，《藏史》紀清水勘界事曾云：「於唐土墨儒地方，甥舅各修一廟，畫日月於石，以為盟誓。」是雙方均認當時洮岷邊塞以東之地為唐土甚明。其遠在洮岷以東千里之清水故縣，自不能又為兩界（？國）界地所在。且盟文原有洮岷以東大唐供應之規定，苟以此清水界址確為清水故縣，則唐何能越界千里以事供應？反之，清水西至洮岷間既明為唐境，則清水以西大蕃供應之規定，又寧非矛盾？……長慶以後，吐蕃落門川討擊使尚恐熱曾一度竊據秦、渭、洮、岷間，內向求封請援，吐蕃相尚思羅保洮河以拒之，迨恐熱敗，九州亦悉復，可知長慶間唐蕃兩地之清水界址，原必不在清水故縣。（《西陲史地研究》一五—一六頁）吳氏因本其身歷，斷定唐蕃國界應在今岷縣西之大溝寨一帶（同上一六—一八頁；按大溝寨應即《申報圖》之大溝寨），頗堅人信，余初亦以為無可非議，近再取唐史細勘，始知吳說之謬，其證有六： 1．盟文既別本不同，如非取得別項強證，即不能專信《圖考》。據吳氏引《武備志》及《西寧新志》，均作「二國所守見管封疆，××屬大唐國界，其塞以西，方是大蕃境土，……其綏氏柵已（？）東，大唐祇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同上），「封疆」下只闕兩字，顯非「洮岷之東」，否則正如吳氏所指出，《圖考》著錄之文，為何前後矛盾？此《圖考》作「洮岷之東」之大可疑者一。 2．藏語之「墨儒」，依吳說既包秦州在內，而清水又是秦州屬縣，是《藏史》所謂「於唐土墨儒地方」，譯漢得為「於唐之清水縣」。且唐蕃建中四年正月會盟於清水，正是約定疆界之首次，謂「唐土墨儒」實指清水縣，尤與歷史事件吻合，初無蕃人認洮岷以東為唐土之痕跡，此吳氏解釋之不合邏輯者二。 3．建中四年正月張鎰與吐蕃盟文曰：「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 （《舊書》一九六下，並參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四十六節。鳳州今鳳縣。大渡河即岷江西支，近世所謂大小金川者是。）此約定吐蕃極為重視，其累次悔盟，亦以疆場未定為藉口，長慶初彼國未弱，多年爭持之界線，何故忽肯退讓至數百里以西？此吳說之不合當年事勢者三。 4．再從吐蕃之侵略觀之，自洮岷以東至清水縣，其武、秦、渭、成四州均陷於寶應元（七六二）或以前，原州陷於廣德元（七六三）（參前文），如果長慶初蕃人願退守洮岷，則是將六十年前吞併之五州，一旦無條件的復歸之於唐，此是如何親善之舉，何以唐人竟漠然視之？且何故秦、原二州至大中三年（八四九）而後稱其來歸？成、武二州更至咸通中而後收復也？（《新書》四十。此外渭州有無收復，史乏明文）此吳說之顯背史文者四。 5．吳氏又稱長慶後尚恐熱曾竊據秦、渭、洮、岷間，因以證長慶時兩國界址必不在清水；按恐熱內亂是會昌二年（八四二）以後事，距長慶初已廿年，且尚恐熱所據，當時是「吐蕃轄下的渭州」，非取之自唐，何能藉此影射長慶間秦、渭之復為唐地，此吳氏之誤解史實者五。 6．唐秦州在今秦安縣東，《元和志》三九稱清水縣西南至秦州一百二十五里，《九域志》則稱清水縣在秦州東九十里，合此推之，唐清水與今清水當相距不遠。依《申報圖》，今清水在東經一○六度，西去洮岷只二度或二度有奇，何嘗如吳氏所云相隔千里。《元和志》又稱秦州西至渭州三百里，渭州西南至岷州二百二十六里，充其量清水至岷州亦六百餘里耳，此吳說之里地失實者六。 總之，長慶盟書之國界，斷與張鎰約定無大出入，吳所考定，只此已可以推翻，任乃強氏認盟碑之清水即今清水縣西，與舊史正相合也。 稿既成，始知姚薇元有《唐蕃會盟碑跋》，其第三項《長慶唐蕃疆界考》研究已頗詳盡。（一九三四年六月《燕京學報》十五期九六—九九頁）彼謂碑文「今但云謹守如故，各守見管，是必所守之界，仍遵建中清水之盟。」實是定論，吳氏蓋未參及也。彼又引《甘肅新通志》一三：「清水故城在今甘肅省清水縣西十五里牛頭山下，俗名西城。」更求出實址，不必但作推測。 前引碑文末四句，姚校為「其綏戎柵已東，大唐祇應，清水縣已西，大蕃供應」，與《八瓊室金石補正》七一無甚出入（《補正》只「祇」字寫法略誤），吳書作「綏氏柵」者非是。姚氏引《舊書》八三《薛仁貴傳》，推定綏戎柵必居大非嶺即隴山之上；（九七頁）按《仁貴傳》云：「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大非嶺無疑在大非川之旁，與烏海均是今青海地方（參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十二節及第六十節），姚氏乃以之相當於甘肅之隴山，未免疏忽。姚氏又謂隴州汧源西大中六年改名之安戎關，即柵之故址，（九七頁）然據《新書》三七，此關本名大震關，與「綏戎」名稱不近，故其說亦待證實。 姚氏又云：「是介於綏戎清水中間之地，必不屬任何一方」，「建中之盟，在蕃盟於清水，是其證」，（九九頁）此數語亦須略作修正。據《舊書·吐蕃傳》，建中三年原約「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清水的地點顯未劃入蕃界，換言之，此一通道上東自綏戎柵起，西至清水縣止，均屬於姚氏所謂「緩衝區域」，出了清水縣的地點，才算蕃界。非謂到清水縣城即入蕃界也。約文解釋，分應慎重，故特拈出之。 姚文曾引《舊書》一一八《元載傳》： 今國家西境，極於潘原（姚雲，今平涼東四十里），吐蕃防戍，在摧沙堡（姚雲，今固原西北），而原州界其間。及《沈下賢文集》一○《元和末對策》： 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烏（姚誤「鳥」）、燉煌、張掖、酒泉，東至於金城、會寧，東南至於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姚誤「乎」）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硤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 皆可供研究天寶以後唐、蕃國界之參考，並附錄於此。 圖一 吐蕃侵占河隴及建中後之唐蕃邊界 注釋： ①《會要》七一：「武州，大曆二年五月十一日置，旋陷吐蕃」所記淪陷年與《新·志》異。 ②沙州之陷，《元和志》四○以為建中二年，《西域水道記》因之；羅振玉《張義潮傳》謂徐氏不知何據，蓋失考也。（一九五四年《歷史教學》二期三五頁金啟綜謂「沙州淪陷年月無確實史料可考」，亦仍未檢《元和志》）羅氏又據顏真卿《宋廣平碑側記》，推閻朝殺沙州節度周鼎當在大曆十二，據《新·吐蕃傳》朝殺鼎後自領州事，城守八年，乃降吐蕃，因從大曆十二下數八年，定為沙州陷於貞元元年（七八五）；然《新·吐蕃傳》既誤敘沙州陷於憲、穆之間，則其他所言，亦未必盡信，故從《元和志》。 ③巴爾托勒（Barthold）《蒙古時代前之突厥史》言，七八二—七八七年（建中三—貞元三）布哈爾築造長城，或用以防禦吐蕃。又《新·傳》稱貞元十七年吐蕃與康國兵出現於南詔。 南詔之興 天寶後吐蕃之橫行，南詔實為之助，「詔」猶雲「王」，本氐羌語，故苻堅稱作苻詔，相當於西藏語之Rgyapo（按漢語古稱「酋長」，「酋」「詔」只清濁之音轉而已）。併吞各詔之蒙舍詔，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樊綽《蠻書》三）。 古代住落雲南之民族，最為複雜，此屬於專門研究，即就其堆層問題言之，已有四種不同之說法： 1.戴維斯（Davies）說 a.蒙吉蔑 Mon-Khmer b.泰 Tai，Thai c.藏緬Tibeto-Burman 2.給爾登（Geldern）說 a.蒙吉蔑b.藏緬c.泰 3.魯易斯（Lowis）說 a.藏緬 b.蒙吉蔑 c.泰 4.李濟說 a.藏緬 b.泰 c.蒙吉蔑 陶雲逵主張1.說，其理由是自漢迄魏，史冊中所記雲南土族，多近於藏緬，惟哀牢夷當為泰之一支，其時已居於較西南之保山、蒙化一帶，藏緬語族至晉初乃構成東、西爨族①。 我從歷史觀點推之，以為最初應是蒙吉蔑，其主要住地，初名扶南，後名真臘，即柬埔寨②。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崑諸國，閣茂為大。」閣茂即吉蔑異譯③。吉蔑族繁盛於印度恆河東岸之時代，尚在泰族（布依）未至湄南江（Menam）下流之前④。又阿剌伯作品尚有一奇異傳說，云：創世紀，雅弗（Japhet）之子歌瑪（Gomer）傳種于吉蔑、Komr及中國三處；此三族之祖，居於大地之東，後因不和，中國人乃逐其鄰族于海島，自是以後，吉蔑居今之柬埔寨，Komr徙於今之馬達加斯加⑤；說雖離奇，然越南半島人本由高原南下，系不能反駁之事⑥。大凡民族遷徙，往往後浪推前浪，今觀吉蔑之南居海濱，在藏緬及泰族前，則認蒙吉蔑堆層居先，實近於事理。若其他兩族亦許同時並進，尚難遽作後先評定也。 雲南之開發，可上溯於楚，楚王曾經使將軍莊蹻（《後漢書》作莊豪）溯沅水西略至滇池⑦，因留王其地（《通典》一八七）。漢武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滇王舉國降，於是以為益州郡（今晉寧縣）。蜀後主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擒孟獲，改益州郡為建寧，用其俊傑爨習等為官屬。西晉置寧州，晉武初年有交阯太守建寧爨谷，又有爨能。李雄帝蜀，分寧州置交州，以爨深為刺史。劉宋初，有寧州刺史爨龍顏⑧。梁元帝授爨瓚南寧州刺史；其子翫降而復叛，開皇十七年，史萬歲討平之。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起，西南而石城（石城川，今曲靖）、昆川（今昆陽）、晉寧（今同名）、安寧（今同名），至龍和城（《通鑑》胡註：「綽雲，由安寧西行一日至龍和，疑為今老鴉關」）謂之西爨白蠻。又自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頭⑨，謂之東爨烏蠻⑩。（《蠻書》四） 詔有六，曰蒙嶲（，式委切，今小雲南附近）11，越析（亦曰磨些詔，在今賓川之北），浪穹（今洱源），邆賧（賧，式冉切，今鄧川），施浪（今洱源），蒙舍（今蒙化）12，皆烏蠻也13，高宗永徽四年（據《南詔野史》上），南詔細奴邏始遣使朝參。細奴邏生邏盛炎，武后時身自入覲；其俗父子以名相屬14，邏盛炎生炎閣，炎閣弟盛邏皮，開元元年，授盛邏皮特進台登郡王（台登，今四川冕寧縣）；十八年，其子皮邏閣滅並五詔，廿六年，賜姓名蒙歸義，以破西洱蠻功，晉特進雲南王，勢力日強，築太和城（「和」猶雲坡陀，今大理南十五里太和村）15及大釐城（即後來「大理」一名所本，今大理北四十里），守之，天寶七載卒，炎閣養子閣羅風（亦名承炎閣）立16。 九載，閣羅鳳與妻入謁都督，過雲南郡（即姚州，今姚安），太守張虔陁私之17，又多徵求，羅鳳怒，攻取姚州，殺虔陁。翌年，劍南節度鮮于仲通討之，羅鳳請還姚州，且曰：今吐蕃贊普觀釁浪穹，否則我歸吐蕃耳；仲通不許，戰於西洱河，大敗，死者六萬。楊國忠又使劍南留後李宓將兵十萬18擊之，深入至太和城，瘴疫及飢死者什七八，引還，羅鳳追敗之，擒李宓。羅鳳遂稱臣於吐蕃，吐蕃冊為贊普錘南國大詔（贊普鍾，藏語Btsanpo ˇcu3 ng，「鍾」此雲「弟」也，余按「鍾」當與漢語「仲」有關），改元贊普鍾元年（天寶十一，七五二）。十三載，築京觀於龍尾關（即今下關）19。至德元年，乘祿山之叛，合吐蕃取越嶲（今四川西昌，即嶲州）、會同，二年，進陷台登、邛部，據清溪關20。寶應元年，西開尋傳21，南通驃（Pyu）國，裸形、祁鮮，不討自服22。永泰元年（七六五），命長子鳳伽異於昆川置柘東城23，其部下為立《南詔德化碑》（現存大理），明羅鳳不得已叛唐歸吐蕃之故24（此一段多參據《德化碑》）。 大曆十四年，羅鳳卒，其子風伽異先死，伽異男異牟尋立，合吐蕃分三道入寇，德宗遣李晟等將禁兵往援，大敗之。興元元年，改號大理國。然吐蕃責賦重，歲徵兵助防，牟尋稍苦之，思歸唐；時西川韋皋（貞元三）偵知其情，屢遣諜遺書，九年，牟尋乃決策派使者三道來。十一年，皋奉朝命，使親信赴羊苴城（今大理城，羊亦作陽，苴音斜，，符差切）25，與牟尋盟於玷（亦作點）蒼山下（盟書見《蠻書》末），因發兵襲吐蕃，戰於神川（即麗江縣北之金沙江），降其眾十餘萬。自是，遣子弟來成都習書算，學成輒去，復以他繼，垂三十年不絕。（《可之集》二） 圖二 六詔住地及其通路 杜元穎鎮西川，昧於外情，削減士卒衣糧，戍邊者因皆入詔境鈔盜。大和三年末，詔人襲陷嶲、戎（今宜賓）、邛（今邛崍）三州，徑抵成都，陷其外廓，留西郭十日，去時，掠珍貨及子女百工數萬人，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可之集》）彼俗不解織綾羅，自是遂知紡織。（《蠻書》七）翌年十月，李德裕為西川節度，至鎮，即講求吐蕃、南詔通道形勢。朝命塞清溪關，德裕言，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余細路至多，不可塞。若得二三萬人，精加訓練，南詔自不敢動。最要是大度水（今大渡河）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守以大兵。其朝臣建言者（暗指宗閔、僧孺）由於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蜀人粗安。德裕又遣使索還所虜西川百姓約四千人。 德裕貶死，西川節度所任皆非人。（《野史》上）會昌六年、大中十二年兩寇安南，咸通元年陷之26，其酋世隆始僭稱皇帝。二年，陷播州（今遵義）27，又寇邕、嶲二州。四年，再陷安南。五年、六年，連寇嶲州。七年，高駢復安南28。十年，寇嘉州。十一年，圍成都。十四年，寇黔中。乾符元年，又深入至成都城外29。用兵幾廿載，上下俱困，此後不能為大患矣。 南詔之禍，率起於邊將失職，其最壞者天寶有張虔陁、鮮于仲通，大和有杜元穎。玄宗老耄，忽視吐蕃，縱容仲通、國忠等開釁西南，遂至為虎添翼，迫陷長安，代、德之際，無歲不寇。反之，韋皋密行招撫，則「南詔入貢，西戎寢患」，（《唐大詔令》一一八）以是知對待兄弟民族之萬萬不能自大。 南詔之地方區域，以為號，即泰語之xien（英文作chieng），與muon（漢譯「孟」「蒙」或「猛」）30之義相等。「者州之名號也」，凡六：「大和陽苴謂之陽，大釐謂之史，邆川謂之賧，蒙舍謂之蒙舍，白厓謂之勃弄」（今鳳儀縣白崖）31，韋齊休《雲南行記》則作十。（《蠻書》五） 注釋： ①《雲南土俗現代地理分布》。（《史語所集刊》七本四分四三七—四三八頁） ②費琅《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八五頁。 ③同上七頁。（並參《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一八八頁注六） ④同上四七頁。 ⑤同上六八頁。 ⑥同上一三一頁。 ⑦《華陽國志》四，滇池縣，「故滇國也，有澤水，周回二百里，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按突厥語tengis或dengis，海或湖之義，滇音顛，（《通典》一八七）與ten相對，（參《成吉思汗實錄》五三一頁）余認為「滇」系以海得名，今雲南土俗，有水便呼「海子」，正可反映。《國志》又云：「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此是古代入滇之東路。 ⑧龍顏碑見《金石續編》一。 ⑨《蠻書》六：「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賈勇步，入真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量水川西南至龍河，又南與青木香山路直，南至崑崙國矣。」（漸西村舍本）伯希和謂步頭即《蠻書》一之賈勇步，賈耽之古涌步；但從步頭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日期大長，暫以步頭位置於今之臨安（今建水），後文又疑賈勇步即今蠻耗。（《交廣印度兩道考》八及一四一頁）余曾以其行程日期差之，疑步頭應為《蠻書》一之下步而非賈勇步。（《聖心》二期拙著《南海崑崙與崑崙山之最初譯名》三八頁注①）近在講義初稿又斷定《蠻書》原本應作「沿江三、五日出南蠻」，不知者誤增「十」字；《蠻書》六同一條內，步頭與賈勇步並舉，則兩者顯非一地。今再詳之，步頭即下步之說，實不可通；考《德化碑》曾三著步頭（「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威懾步頭，恩收曲靖」又「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當日南詔及東爨勢力範圍，東南不能出今滇省邊界，而依《蠻書》一，下步卻系安南管地，同理，由通海城起出南蠻（即南詔）境，亦斷不需十八九日程（十四日加三至五日）。反覆尋勘，始悟「通海城南十四日程」之「十」字，同是衍文，通海即今通海，如以其南四日程之步頭置於建水。則嫌太近，置於蠻耗，又覺失之過遠，以里程准之，似應在蠻耗更西北之上游，蓋現時上水雖在蠻耗止航，下水之起點似可更西移也。惟其今本多衍兩個「十」字，故令地理家無從捉摸。更應附帶提及者，余在《聖心》稿內，依漸西村舍本以「行量水川」為句，又揭出此句以下與前文不相接；今又悟「行」字應屬上句，量水川以下三句別為一事，與前文無涉，龍河殆今瀾滄江，故南與青木香山路相直也，青木香山在永昌（今保山）南三日程。後來又考《元史》六一建水州條：「在本（會川）路之南，近接交趾，為雲南極邊治，故建水城，唐元和間蒙氏所築，古稱步頭，亦云巴甸，每秋夏溪水漲溢如海。」據《地理今釋》，建水州在今建水縣之西。按《元和志》三八欽州靈山，「今南四十里謂之水步，即是欽州北來人泝流舍舟登陸處」。南方俗語現在猶呼水陸上下處為「水步頭」或「步頭」，「步」音轉輕唇則曰「水阜」或「阜頭」，或又加土作「埠」，近世稱「商埠」，義即本此。今建水縣不邊紅河，非舟船上下處，應非步頭所在；惟建水西南紅河邊沿尚有地名「壩頭」，或其是歟？ ⑩《元史》一二一：「察罕章蓋白蠻也」，又「合剌章蓋烏蠻也」。《元史類編》二○稱，白蠻據麗江，烏蠻據大理。沙海昂疑「章」為「戎」之訛，J.F.Rock亦言jang常念作jung，同「戎」字或許有些關係，向達更進一步稱戎族以氐羌為主要成分。（《歷史研究》二期四頁）余殊不謂然；「羌」切韻k『iang，如K-音顎化，且變為不送氣，則與「章」切韻tsiang甚相近。戎與羌在上古區別極明，與其謂「章」為「戎」之轉，毋寧謂「章」為「羌」之轉也。 11據鈴木俊《南詔之意義及六詔住地考》，（《東洋學報》一九卷二號）余別撰《六詔所在及南詔通道一段之今地》一文，加以證明。陳碧笙以為「在今之蒙化附近」，（《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一四五頁《試論白族源出於南詔》）地仍未的。 12蒙舍當即《庸那迦國紀年》之Muon Se。（《譯叢》一四九頁） 13此據《蠻書》三；《通鑑》二一四引竇滂《雲南別錄》作「蒙舍、蒙越、越析、浪穹、樣備、越澹」，按滂只定邊軍節度，（《新書》二二二上）不如樊綽之可信。越澹應即《蠻書》二之越賧（同書八「川謂之賧」），在瀾滄江西，今騰衝地。（說見一九四七年《文史周刊》七四期拙著《唐代雲南管內幾個地理名稱》）《蠻書》又云：浪穹、邆賧、施浪總謂之浪人，故曰三浪詔。 14參一九五四年《歷史研究》二期四四頁劉堯漢《南詔統治者蒙氏家族屬於彝族之新證》。 15同前《譯叢》云：「其北境與大Muon Se（大理）之Ho國（中國）接界」（一四九頁）。按Muon Se即蒙舍，見前注12，Ho應是「和」之音寫，《庸那迦（Yonaka）國紀年》此一句應譯為「與大蒙舍之太和城接界」，非指「中國」，原譯誤。 16此據《蠻書》三及《新·傳》。照世系言，則閣羅鳳本為皮邏閣之從兄弟行，但《德化碑》稱：「王姓蒙，字閣羅鳳，大唐特進雲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分師，兩殄凶丑。……天寶七載，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固視閣羅鳳為皮邏閣之子，（《南詔野史》上同）《蠻書》三越析詔條亦言蒙歸義（即皮邏閣）長男閣羅鳳，豈當日炎閣養從孫為子耶？複次，胡蔚《南詔野史校注》（上卷）誤讀碑文為「家居閣羅鳳」，故謂其「取地名以為名」。 17《德化碑》稱為「越都督張虔陁」。 18據《新書》二二二上；惟《通鑑》二一七作七萬。 19元郭松年《大理行記》：雲南州西行三十里品甸，又山行三十裏白嵓甸，赤水江經之。又山行四十里趙州甸，即趙也，神莊江貫於其中。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即洱水下流。其西又有關，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入關十五里為點蒼，太和城在其下，周十餘里。又北行十五里至大理，名陽苴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廣德二年築）。 20《蠻書》一：「黎州（今漢源）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置關，關外三十里即嶲州界也」；又「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黎州清溪關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門，……天寶中，鮮于仲通南溪（今南溪縣西）下兵，亦是此路。」按《蠻書》同卷下文稱，自石門第九程至魯望，再行十二程到柘東（今昆陽北平定鄉），則石門路之一部，應相當於今威寧、宣威、曲靖（《德化碑》亦言仲通軍至曲靖）、昆明之通路，從方位而言，應曰東路。《蠻書》一清溪關，「至大定城六十里，至達士驛五十里（黎、嶲二州分界），至新安城三十里，至菁口驛六十里，至滎水驛八十里，至初里驛三十五里，至台登城平樂驛四十里（古縣今廢）」，共程三百五十五里；但《新書》四二嶲州下稱，「自清溪關南經大定城，百一十里至達仕城，西南經菁口，百二十里至永安城，城當滇笮要衝；又南經水口，西南度木瓜嶺，二百二十里至台登城」，實四百五十里，今本《蠻書》之地名、里數，顯有奪誤。（可參《蠻書校注》）又《德化碑》云：「節度使鮮于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暉從會同路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唐邛部縣，今越嶲北七十里，會同即《蠻書》之會通，又曰會川或會同川（會川今四川會理縣）。複次，由台登至俄淮（即准字）嶺為程五百三十里以上（據《新書》四二；《蠻書》此段路程，亦有脫漏），又由俄淮嶺至會川二百八十五里（據《蠻書》，但比《新書》亦少差數十里，依《新書》則台登至會川共約九百里上下）。從方位言，此路應曰西路。據《新書》，貞元十年袁滋使南詔，系取東路（石門），十四年內侍劉希昂使南詔，系取西路（清溪）。 21尋傳是部落名稱，見於《蠻書》者分在兩個不同區域；其一，在今八募一帶（說詳同前引拙著），即本文之所指。《德化碑》云：「爰有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是也。其又一則在今金沙江與鴉礱江會流之處。《蠻書》二云：「又有水，源出台登山，南流過嶲州，西南至會州（當作「川」，見上一條注）、諾（同書八，「諾，深也」）賧，與東瀘合（「合」字原脫，今校補），古諾水也，源出吐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尋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籠川犛牛石下，故謂之犛牛河，環繞弄視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即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所謂「又有水」者，即今安寧河。東瀘即鴉礱江，樊綽以當古之諾（亦作若）水，與《野史》上以金沙江當若水之說不同。磨些江則今之金沙江也，弄視川當指今麗江以北地方。安寧河在會理西北，先合於鴉礱江，再南，乃合入於金沙，匯點附近就是另一尋傳部落之住地。 22《德化碑》：「裸形不討自來，祁×（當是「鮮」字）望風而至。」按《蠻書》四：「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為窠穴，謂之為野蠻」；同書七：「自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並不養蠶」，又同書六：「麗水渡面（？西）南至祁鮮山，……祁鮮已西，即裸形蠻也。」 23《蠻書》六：「柘東城，廣德二年鳳伽異所置也，其地，漢舊昆川。」按《德化碑》以置柘東城為贊普鍾十四年春之事，依碑，敗李宓在三年，相當於天寶十三載（七五四），是十四年應相當於永泰元，今《蠻書》作廣德二（七六四），或其工程連兩年耶？ 24《萃編》一六○著錄《南詔德化碑》，前截幾全泐，獨碑首題「清平官鄭回撰」六字完好無缺，是否原來真跡，頗成疑問。考碑末：「×成家世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於當朝，生遇不天，再罹衰敗，賴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清平，用兼耳目，心懷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效齊斯，願諧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實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風烈」；一望而知為撰文者自述之語，其人無疑是清平官，但姓名（或名）為「×成」，與「鄭回」不類，「八王」尤非鄭氏典故。考《蠻書》三：「閣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大和城碑及表疏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罪過也」，並未揭出撰人姓名，《新·傳》及《通鑑》二一六亦然。惟《南詔野史》上云：「令清平官鄭回撰《德化碑》，唐流寓御史杜光庭書，立石太和國門外，明其不得已叛唐歸吐蕃之故」，未知有何前據？複次，王昶《跋德化碑》云：「考《雲南通志·古蹟》載，閣羅鳳刻二碑，一曰《南詔碑》，在城西南，注云，天寶間閣羅鳳歸吐蕃，揭碑國門，明不得已而叛，西瀘令鄭回撰文，今無可考。一曰《蒙國大詔碑》，即《德化碑》也，是南詔群臣頌德之碑，注云，在城北，鄭回撰文，杜光庭書，今剝落殆盡云云。是南詔有二碑，皆鄭回撰文，其刻石國門之碑，朱子《綱目》系其事於天寶十一載，此碑則在大曆元年，兩碑之立，相距十五年，而前碑已亡」；所引《通志》，可疑者計有四點：（1）羅鳳曾立兩碑，《蠻書》《新·傳》《通鑑》《野史》等都未說過。（2）南詔是唐人對彼之稱謂，蒙國大詔是彼國人自用之稱渭，彼國何以有「南詔碑」的名稱？（3）今《德化碑》前截即說明不得已叛唐之故，是否別有一所謂「南詔碑」成立在前，專敘此點？如其既有，《德化碑》似無須複述。（4）《新·傳》將立碑表明心跡事記在天寶十載仲通失敗之後（《通鑑》同），《野史》記在十三載破李宓之後，似皆不知確年而順帶提及，吾人相信朱氏《綱目》處理此節故實，亦應用同樣手法，並非經過考實，不應強調「天寶十一載」之時間性。合此觀之，我並不相信羅鳳曾立兩碑，《滇志》之誤，由於呆信《綱目》，且以《德化碑》後截純然歌頌吐蕃（文云：「我聖神天帝贊普德被無垠……」，「我」字上空兩格），疑其與無心叛唐不相應而信為別有一碑也。碑文只敘到贊普鍾十四年（葉昌熾《語石》二即以為是年所撰，且認《南詔蠻頌德碑》與《南詔德化碑》為一碑歧出），相當於永泰元年，王昶以為大曆元年立，似屬計算之誤。唐末至前蜀有道士杜光庭，《野史》所揭書人，亦極可疑，今不具論。 25驃苴低之「苴」，哈威謂即Swabwa之Swa，意即「君」也，（《緬甸史》上一五頁），又突厥語呼「新」為「陽」，則陽苴城全義當為「新王城」。 26《通鑑考異》二三云：「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南詔）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按《新書》各列傳之敘事，不依年序為先後，其例甚多，《南詔傳》在咸通元年之前稱南詔陷安南者，實將咸通元年事倒錯於前耳。 27《考異》二二，大中十三年南詔陷播州云：「《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雲，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是《新·紀》似據盧潘奏而書也。《通鑑》二五○又於咸通元年十月己亥後書，「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亦本自《新·紀》九。考尉遲偓《南楚新聞》記黔南事有雲，「咸通二年蠻寇侵境」，茲從之。 28陳碧笙《滇邊散憶》云：「七年復取安南，高駢大敗之」；（二○頁）按再陷安南在四年，陳書誤。 29廣明元年，盧攜稱咸通以來，南詔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通鑑》二五三）只概括言之，可參看《考異》二三及胡注，《互證》二○疑安南只咸通四年一陷，系未見攜奏之故。 30《蠻書》四言：「茫蠻部落，並是開南雜種也，茫是其君之號。」張禮千謂泰語「孟」為城鎮之意。（《東方雜誌》四○卷一八號） 31今本奪去一，《校注》云：「疑後龍口一城當亦為一，系傳寫誤脫一句也。」余按龍口城即今大理上關，似未得為一，惟《蠻書》五云：「渠斂趙，本河東州也，西岩有石和城，烏蠻謂之土山坡陀者，謂此州城及大和城俱在陂陀山上故也」（同書八，「山謂之和」），似占一之數，即《野史》上之趙州，今改鳳儀縣。 安史亂中之回紇——不與吐蕃合作 我國古代往往受北方強鄰之侵略，當危急之際，不受侵略而反得其援助者史冊上確是罕見（可與吐蕃之侵奪河、隴比觀）。 回紇（Uighur，景教徒作Ighur，Iaghur，《海屯紀行》作loghus）隋時稱韋紇，《隋書》列作鐵勒之一種，德宗時改譯回鶻，或謂即漢之烏揭。其開化似比突厥較早。唐初居獨洛（Tohgula）河北之娑陵（Sälänga）水上，部內分為十姓；屬部中別有九姓烏護（Toguz Oghuz見《回鶻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後世又分為黃頭回紇（Salik Uigur）等支派。拉施特謂「回紇」之義為「聯合幫助」。 回紇，于闐文或拼作Hve：hvu：ra，其前兩音相當於「回回」（見拙著《回回一詞之語原》，《史語所集刊》十二本），彼族徙居天山後多信奉天方教，明、清人遂呼天方教為回回（或回）教，更進一步混稱天山各種部族為「回人」，至今猶稱奉天方教者為「回族」。羽田亨云：「回教」系因回紇人最先信奉而得名①，立說最為得當。林幹以為「當時所謂回回，系指大食國，即現今的波斯及阿拉伯而言」，又引《正字通》云：「回回是大食種」②，實未能追溯其原義。 回紇與突厥世仇，可從古突厥文碑見之。突厥內部歷次亂事，回紇幾無不為積極分子。但兩族之語言，差異極少（據伯希和說）。當武后初，突厥徙回漠北，回紇又嘗拔刀助唐，合謀突厥（參拙著《突厥集史》八）。後來回紇破敗，一部來投，居甘、涼間，一部仍為突厥所役屬，此點最宜分辨清楚。 天寶初，其酋骨力裴羅（即闕毗伽「Kül Bilgä」可汗，《唐歷》及《新書》二一七上倒為毗伽闕可汗或骨咄祿毗伽闕可汗） 擊殺突厥之烏蘇米施（Ozmiš）可汗，兼併漠北，唐封為懷仁可汗（《舊書》誤以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為闕毗伽可汗），其全銜應為登里囉沒蜜施、頡翳德蜜施、毗伽可汗，天寶六年卒。 子磨延啜立，擊破西北邊之拔悉密（Basmil）及三葛邏祿（ܡc Qarluq）。會祿山叛，請助討，自率兵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突厥（即祿山部下自長安逃赴朔方者），破之榆林河上（至德元）。遣太子葉護將四千騎至鳳翔，肅宗命廣平王俶與約為兄弟，率朔方、回紇、大食等軍收復長安（至德二）。回紇繼隨子儀追賊，破於陝州之新店，慶緒大懼，棄洛陽走河北。回紇大掠東都三日，意猶未厭，耆老復以繒錦萬匹賂之，乃止。既而葉護還長安，請自歸取馬掃范陽餘孽，帝令歲遺回紇絹二萬以報之（均至德二）。明年（乾元元），磨延啜請昏，帝妻以幼女寧國公主，是為破格之例（唐代前所外降者皆宗室或外戚子），並冊為英武威遠毗伽可汗，其本國全銜曰「×登里囉汨沒蜜施、頡咄登（？）密施、合俱錄×」，尋卒。國人慾以寧國殉，公主拒之，後以無子得還。 繼位者少子牟羽（Bügü）可汗。寶應元年秋，受史朝義所誘，方率兵向闕，遇唐使告知代宗即位，時兵已過三城（即三受降城），見州縣丘圩，有輕唐之意。上亟遣藥子昂往迎勞，遇於忻州南，又令僕固懷恩（九姓鐵勒人，其女為可汗之可敦「qatun」）往見之，乃允助討朝義。回紇欲入自蒲關（即蒲津關），由沙苑（同州馮翊縣南）出潼關東向，子昂阻之，請自土門（井陘）略邢、洺、懷、衛而南，不可。又請自太行南下扼河陰，亦不可。乃請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食太原倉粟，回紇從之。詔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會師進討。回紇辱雍王，引左右廂兵馬使藥子昂、魏琚、判官韋少華、行軍司馬李進，各鞭一百，琚、少華均死。既而會同諸道兵進攻，復收洛陽。回紇兵大掠，人皆遁保聖善、白馬二寺，回紇火之。屠殺萬餘人，可汗留營河陽三月，乃去。唐於是（廣德元）冊為「登里羅汨沒蜜施、頡咄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tängri dä qut bulmyš為天賦莊嚴，ihutmys為以功績御國，又 alp külüq bilgä為神武、光榮、賢智）。永泰初，懷恩反，誘回紇、吐蕃入寇，會懷恩死，二虜不和。子儀自叩回紇營，與其帥握手（握手如平生歡，見《後漢書》），讓其背約。回紇請擊吐蕃以報。子儀取酒共飲，回帥請設誓。子儀酹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互祝之詞，與近世歐俗同）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宗族滅絕。」因與回紇合擊吐蕃，大破之。然其人留京師者率負功，橫行無忌。大曆十三年，入寇太原，河東節度鮑防與戰，不利，死者萬餘。及德宗立，又入九姓胡之言，欲悉師向塞，宰相頓莫賀達干（ton bagha tarqan）持不可，弗聽。莫賀怒，因擊殺之而自立，並誅其支黨及九姓胡幾二千人，建中元年（七八〇），冊為武義成功可汗。 先是，回紇來者常參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值其酋長還國，逗留振武三月，耗供給甚巨，軍使張光晟詗知其用囊盛女子闌出，因勒兵盡殺回紇及群胡，收駝馬數千，繒錦十萬，送女子還長安，可汗雖知之，卒未責償。貞元三年，來請和親，德宗積舊憾，初欲不許，繼用李泌言，妻以八女咸安公主。四年，可汗上書自稱子婿，願以兵助除吐蕃，又請改「回紇」為「回鶻」，於是加冊為汨咄祿（qutluq莊嚴 幸福）長壽天親毗伽可汗，明年卒（七八九）。 以後國更數主，貞元十一年（七九五）奉誠可汗卒（即汨咄祿毗伽可汗），無子，國人立其相跌骨咄祿為可汗，即登里囉羽錄沒蜜施、合、汨咄祿、胡祿、毗伽可汗（胡祿= ulugh，神聖），唐稱懷信可汗，永貞元年卒（八〇五）。 繼位者曰保義可汗，中文全銜為「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毗伽可汗」（愛即Ai之音譯，義為月神）③，據此可汗之漢文聖文神武碑，其在位時為回紇極盛之世。曾北擊堅昆，殪其可汗；西收北庭，越大患鬼媚磧；吐蕃攻圍龜茲，汗自領兵赴援，敗吐蕃兵于于術④；西方某族不貢，汗復征之，遂北至真珠河（Jinˇcüügüz，Naryn R．），俘掠無數；又進攻葛祿，西追至拔汗那國；此其大較也。元和三年，來告咸安公主喪。既而屢請昏，有司度費當五百萬，憲宗方內討叛藩，不之允。及元和末，始許以太和公主下嫁，長慶元年來逆女，納馬二萬，橐駝千。 上文所言漢文碑⑤，舊史未之及，清光緒十六（一八九〇）年，芬蘭人Heikel始訪得之，文甚殘缺，今所據者為羅振玉《遼居雜著》校本。沙畹等謂是保義可汗所立（《摩尼教考》二四頁），殊有語病；考碑文言唐「×帝蒙塵」，上空二格，與稱其「天可汗」同，「俘掠人民」之民字缺末筆，則知碑為歌頌保義功德而立，其文由唐人撰書者。碑陰粟特文所志之年為馬年，由是可推定立於元和九年甲午（同上引書二四頁）⑥。 回紇自有國以來，曾助唐一收長安，兩復東京，殄滅朝義，除大曆十三年一役及後來亡國時外，未嘗擾唐邊，前後三尚帝主，明以前我國北鄰之最為親善者也。至於助唐牽制吐蕃，除前文所舉外，貞元六年⑦，其相頡於伽斯（il ugäsi國光榮之義）擬合北庭節度楊襲古復取北庭，不幸大敗，七年，吐蕃攻我靈州，回紇敗之，十三年，回紇取涼州，元和十一年，吐蕃向漠北進攻，於時李絳曾言，「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李相國論事集》）憲宗末年，亦因吐蕃比歲為邊患。故許降公主。（《舊·回紇傳》）惜肉食者無遠謀，卒不能與北鄰作有計劃之密切聯合，以消弭西邊之大患。 注釋： 1《西域文明史概論》八八頁。 2《新建設》四一期四一—四四頁及四二期四五—四八頁《試論回回民族的來源及其形成》。林氏曾言：「若謂回回民族中含有突厥族的成分，那到是可能。」又「因此回回在其形成為一個民族的過程中，自不免摻入許多漢族的成分。」按伊斯蘭教輸入我國，其範圍是逐漸擴大，在去今三百年前，某些漢族摻入成分，當然尚易識別，故順治四年甘撫張尚列舉為纏頭回、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漢回等數種，意義本甚明白。林氏卻認為彼時不合用「漢回」二字，則對於彼分析回回民族來源的初意，反覺有所矛盾矣。 3據田坂興道氏言，回紇可汗銜之常為「愛登里囉」（ai tängridä，奉月神）或君登里囉（kün tängridä，奉日神）系受摩尼教之影響。可汗銜之回紇文為 alpu inanˇcu bagha targhan tänridä ülug bulmis alpu qutlugh bilgä qaghan（見同下注⑦引文）。 4據沙畹氏言，於術在庫車與庫爾勒（Korla）之間。 5全碑系以漢、突厥、粟特三種文字分撰，馮譯《摩尼教流行中國考》誤粟特為康居。（二二頁） 6據《新書》二一七上，永貞元年懷信可汗死，唐冊其所嗣為滕里野合俱錄毗伽可汗，元和三年死，唐冊新可汗為保義可汗（長慶元年死），《通鑑》二三六—二三七及二四一，又《元龜》九七六及九六五略同。惟《會要》九八則稱俱錄毗伽可汗死元和六年（《元龜》九六五別一條同，殆鈔自《會要》），七年正月，唐另冊一可汗，其人死於元和十一年，是年十一月始冊立保義可汗，與《新書》《通鑑》異。關於保義嗣位之年，《會要》斷不可信，據回紇可汗碑之粟特文紀年，保義嗣位，不能晚於元和九（馬）年也。田坂興道疑保義嗣位在元和六年，再無他據，（同下注⑦引文六一七頁）司馬修《通鑑》，尚得見《憲宗實錄》，故從之。陳垣氏《摩尼教入中國考》謂可汗碑立於長慶間，亦誤。 7涉六、七年事，《舊·回紇傳》與《會要》九八有衝突，可參看田坂興道《中唐西北邊疆之情勢》。（《東方學報》十一冊五八六—五九〇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