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歷史的教訓 · 第四章 農民起義
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唐自玄、肅、代、德，暴斂已烈，然猶可勉強度活，入晚唐後，遍地虎狼，逃亡無所，其勢變成「官迫民反」，此所以一爆發而立即燎原也。
剝削愈多，百姓愈苦
開元之初，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中間雖嘗罷遣廿余萬（《通鑑》二一二開元十年），然不久而屢興戰役（東北、西北及西南）。安史亂後，更軍費大增。職是之故，不得不講求理財，理財又可分言論與方法兩項記之。據余所見，通李唐一朝，其言論可取者得二人焉。
（一）劉彤
北周之際，凡鹽池、鹽井，皆禁百姓使用，官賦其稅，隋開皇三年始罷之。（《隋書·食貨志》及《通典》一〇）入唐後，諸州所造鹽鐵，每年雖有官課，但中央似不大過問。開元九年①左拾遺劉彤上論鹽鐵表云：「……然而古費多而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民盛事也，臣實為當今宜之。夫煮海為鹽，采山鑄錢，伐木為室，豐余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余之人，蠲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捐有餘而益不足。……然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同上《會要》）其計劃之大致，即（1）凡人民未獲國家許可，不得霸占公地、公物，以取豐富之利潤，此種獲利甚厚之事業，應歸國家專營及貿易。（2）貧窮之民，宜免除徭賦，使得專心務農。（3）如果貧民可以蠲免稅賦，則被壓迫之民眾，自然望風景附。其言頗與近世主張國家收入主要靠國營事業之理論相近，見解迥出向負唐代理財盛名的劉晏之上。玄宗曾令姜師度、強循②等計會辦理，卒以沮議者多，並未由中央收管。（同上《會要》）
劉彤「柔荒服」之見解，實即儒家所謂「王道」，如果善於體會及運用，何難化臭腐為神奇。
（二）陸贄
有中央統治之剝削，有貪官污吏之剝削，更有豪門、地主之剝削，剝削愈多，人民愈苦，則反抗生焉。試觀陸贄論兼併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見下文），又李紳詩：「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知中唐以後，上層階級如何壓迫剝削，下級農民如何困窮無告，即此一端，唐已有必亡之道矣。茲節錄贄疏（《宣公集》二二）於下方，所言雖仍不免受時代之限制，然在彼時能作此等話，稱曰「民主經濟論」，不為過也。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逾，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併，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群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婪，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家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今茲之弊，則又甚焉。……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征，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忘，為日已久，故欲修整頓，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安、史發難，昔日之財源既大大縮減，同時又軍費日增，唐室自不得不多方設法以求應付。當日籌款方法，約可別為六類如下：
1．鹽
至德元年，第五琦拾劉彤之策，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如舊業戶並遊民願業者，使為亭戶，免其雜徭，隸於鹽鐵使，私煮者罪有差。（《舊書》一二三）琦既貶死（上元元），劉晏代之（寶應二），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逾十倍，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總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元和三年收入七百二十餘萬，（《元龜》四九三）是為最高之數。（又《舊書》一四稱，元和五年收賣鹽價錢六百九十八萬五千五百貫。惟《通典》一○言「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按《會要》八七，元和「七年王播奏，去年鹽利，除割峽內井鹽，收錢六百八十五萬，從實估也」，九百餘萬或非實估之數，故而不同。）
劉晏之理財，計有三長：（1）募疾足傳遞四方物價，其上下能於四五日內知之，故食貨之重輕，盡在掌握，使囤積者無所施其術。（2）所任使多後進有干能者，故富朝氣而不敢為非。（3）視事敏速，乘機無滯。
當日產鹽之區，約可分為三類：一曰散鹽，即海鹽，自幽州以南至嶺南沿海之地。二曰池鹽，河中府解縣池與陝州安邑縣池總謂之兩池，元和時歲收一百六十萬貫。（《元和志》一二）靈州回樂縣有溫泉鹽池，懷遠縣有鹽池三所。（《元和志》四：「隋廢；紅桃鹽池鹽色似桃花，在縣西三百二十里。」③）威州溫池縣有溫池。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夏州有二鹽池，色青者曰青鹽，一名戎鹽，入藥用。（《元和志》四）豐州界有胡洛（落）池。三曰井鹽，成州長道縣有鹽井。劍南之陵、綿、資、瀘、榮、梓、遂、閬、普、果十州④共有鹽井九十所。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只許於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比來因循，兼越興元、洋、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報，其果、閬兩州鹽不足供給當地，若兼數州，自然闕絕，今請將河中鹽放入六州界糴貨；（《會要》八八）此為後世劃分引岸之始基⑤。
2．茶
茶飲至中唐而盛（玄宗時毋景著《伐飲茶序》，代宗時陸羽著《茶經》）。貞元八年水災，詔令減稅，諸道鹽鐵使張滂籌抵補之法，因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十分稅一，是為茶屬專稅之始。自此，每歲得錢四十萬貫。（《會要》八四。惟《陸宣公集》二二言歲約得五十萬貫）大和九年，從王涯議，設榷茶使，由官收茶自造作，旋即罷之。（《元和志》二八言，饒州浮梁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
代宗以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是為我國茶葉外銷漠北之始。（《新書》一九六《陸羽傳》）又建中二年常魯使吐蕃，贊普以壽州、舒州、顧渚（今長興）、蘄門（應即今之祁門）、昌明（川茶名）、湖（今岳陽）各茶出示，（《國史補》下）又知此時茶飲已輸入吐蕃。
3．酒
北周之末，曾置酒坊收利。（《隋書·食貨志》）唐至廣德二年，始敕諸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大曆六年又分酒店為三等，建中元年罷之。三年，初榷酒，悉令官釀，每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惟京畿免榷。貞元二年，並推行於京兆，每斗榷酒錢百五十文，然亦有榷曲而不榷酒之地方。大和末稅收約百五十六萬餘緡，釀費居三分之一⑥。
4．青苗錢及地頭錢
廣德二年，百司俸料不給，初令諸州征青苗錢，每畝十文，大曆三年更加五文，候苗青即征之，故名青苗錢。又有地頭錢⑦，每畝二十文，共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舊書》一一永泰二年數）
5．借商錢
北齊武平時，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隋書·食貨志》）此借商錢亦見於六朝者。肅宗初，遣御史分赴江淮、蜀漢，籍豪商富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十收其二，謂之率貸。（《通典》一一）建中三年，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韋都賓等建議，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令富商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於是試行於京師，約罷兵後以公錢還，計借商及括僦櫃（即今之質庫、當鋪）⑧質錢共得二百萬緡。（《通鑑》二二七）論者多責其苛擾，試問此種做法，比諸同年稅錢每千增二百，鹽每斗價增百錢，其苛擾之廣狹為如何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持論者乃見不及此。唐末仿行者有乾符五年太原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唐末見聞錄》）又廣明元年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高駢奏盜賊蜂起，皆出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通鑑》二五三）
6．屋間架稅及除陌錢
建中四年，判度支戶部侍郎趙贊奏設兩種雜稅：（甲）稅屋間架，即今之住屋稅。法凡兩屋謂之一間，屋分三等：上等每間出錢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隱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犯家。（乙）除陌錢，約與今印花稅相類。東晉貨賣牛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萬輸值四百，無文券亦約百分收四，名為散估。唐舊制公私給與、貿易率一貫稅二十，至是增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罰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於犯家。行不數月，遇興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罷⑨。同時，贊又請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擇其上腴，樹桑環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絲以補公用，旋自認非便，遂寢不行。
征課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數自應大進，而征之事實，卻又不然。李吉甫《元和國計簿》稱，元和兩稅、榷酒斛、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通鑑》二三七胡注據宋白轉引），以物質不同之單位，糅合互加，實際本無從比較，今姑如所言計之，建中初之收入，總計四千七百五十五萬五千餘貫石，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寶少，且比建中較少一千二百餘萬貫石。
推原其故，則由於地方官假公款以為進奉，進奉之入於宮內者愈多，斯公款之上於度支者愈縮。代宗生日，臣工有獻，是其開端。德宗宮內頗事奢靡，相傳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蔡絛《西清詩話》引李石《開成承詔錄》）。及朱泚既平，尤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韓滉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貞元二），節度使韋皋有月進（據《國史補》，《舊書》四八作日進），觀察使李兼有月進，諸使杜亞、劉贊、王緯、李錡皆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時，又有進奉，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觀察，宣州判官嚴綬假軍府為進奉，召補刑部員外，是直賣官鬻爵之變相矣。
順宗即位，罷諸粃政。憲宗繼體，旋又復舊，度支鹽鐵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群臣上尊號則獻賀物。（《新書·食貨志》）此外，如王鍔自淮南入朝，厚進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閻濟美違赦進奉（均元和三），河東王鍔進家財三十萬緡（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代宗時，常袞曾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視之，已有受寵若驚之勢，易言之，即教下使貪也。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財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殺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歸宮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戶之剝削，益不可數計。此外更有因錢幣價漲，不加調整，使民間負數倍之損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稅法》云：「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⑩，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鬥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積相同，隔三四十年，生產不會增多，納實物卻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隨幣值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矣。
注釋：
①《通典》一〇：「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檢責海內鹽鐵之課。」《舊書》一八五下《姜師度傳》：「（開元）六年，以蒲州為河中府，拜師度為河中尹……再遷同州刺史……尋遷將作大匠……明年，左拾遺劉彤上言。」又《會要》八八：「開元元年十二月，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一月五日，左拾遺劉彤論鹽鐵上表曰。」（《舊書》四八《食貨志》十二月作十一月，余同），三書所記年月，各有不同。首就《會要》論之，十二月在十一月之後，如果敘十二月於前，依照古人作文成法，似應雲「先是十一月」，不應雲「其年十一月」。再就《舊·傳》言之，考《舊書》八，開元九年「正月丙辰（九日），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七月戊申（三日）罷中都，依舊為蒲州。」《通典》一七九：「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六月三日詔停。」又《通鑑》二一二，置中都月日與《舊書》八同，惟罷中都在「六月己卯」（三日），合而參之，詔置中都應在九年正月（其餘《元和志》一二作「元年五月」，《舊書》三九及《新書》三九作「八年」，《舊書》一八五下之「六年」，與《通典》一〇、《會要》八八之「元年」，均錯誤無疑），罷中都應在同年六月（《元和志》亦稱「至六月詔停」；《舊書》八誤推遲一月，故書作「七月戊申」）。抑《通典》一七九引韓覃《諫作中都疏》有云：「《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眾，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誡，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時。」似彼稱九年五月，置中都，亦大可信：殊不知定計後未必立即動工，以事理推之，蓋詔置在正月，動工在夏月，《通典》亦未細考；況從嚴義而言，五月非孟夏也。
語歸正傳，師度之拜河中尹，殆與詔置中都同時，《會要》八八之「元年十二月」，應「九年二月」之衍誤。惟劉彤上表究在九年十二月（依《通典》）抑十一月（依《會要》），卻無法斷定。至《舊書》一八五下之「六年」，如改作「九年」，則下文之「明年」字不復適合，因《會要》同卷又稱十年八月十日已敕師度不須巡檢鹽地，彤之表必非上於十年冬間也。
②唐人寫「循」「脩」兩字，頗難辨別，故他書或稱為「強脩」，參看拙著《元和姓纂四校記》四一八—四一九頁。
③據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五日《南方日報》，寧夏省政府東自黃河岸石咀山起，築公路長三百里，西至阿拉善旗蒙族自治區巴音烏拉山下之吉蘭泰鹽湖，湖周約一百六十里，有深達五尺的鹽層，殆即唐代懷遠縣鹽池。關於吉蘭泰鹽池，可參《蒙古遊牧記》一一。
④鞠著《唐代財政史》引《元龜》四九三有梁州，無果州（五八頁）；按梁州即興元府，不屬劍南，「梁」是「果」之訛。又本文鹽井之數，系據《通典》一〇；《新書》五四則言黔州井四十一，成、嶲各一，果、閬、開、通一百二十三，邛、眉、嘉十三，梓、遂、綿、合、昌、渝、瀘、資、陵、榮、簡四百六十，合散得六百三十九，與《通典》相差頗巨。
⑤關於鹽之專賣，可參鞠氏書五六—六四頁。
⑥榷酒法之變更，可參鞠氏書七〇—七四頁。
⑦《通鑑》二二三胡注據宋白引大曆五年詔：「自今已後，宜一切以青苗錢為名。」鞠氏書沿之；（一九頁）可是大曆八年正月制仍稱青苗、地頭，（《制詔集》一四）長慶三年元稹奏（《長慶集》三八）及會昌三年七月制又只見地頭錢之名。
⑧加藤繁《唐宋櫃坊考》謂僦櫃即《乾子》之櫃坊，賃其櫃以藏金銀財物而付保管費，與質庫異，辨《通鑑》胡注之誤。又認《霍小玉傳》之寄附鋪即櫃坊。（《師大月刊》一卷二期）按吾縣舊俗質庫建築頗固，除質當外，亦代人保管財物而收費，想中古時亦兩者兼營，無專立一業之必要，此可比觀近世銀行而知之。佐野以為農民賣農產的所得稅，（同前引書二三〇頁）非也。
⑨鞠著以為除陌錢一項只是停止加算，（九九頁）是也，可參看。
⑩同集三，《進士策問第一道》又云：「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及茲三十年……而其稅以一為四。」首須說明者此文內之兩個「千百」，均應乙正為「百千」，與疏內之「十千」文例相同，猶雲「百貫」（粵俗舊亦呼「百貫」為「百千」）。再以粟斗價百、帛匹價二千與應納實物相勘合，價目之數字，並無錯誤。但與疏文之絹匹四千、米斗二百之價相比，則價值較廉一半；可是此兩段文字均指建中初定兩稅時之物價，不應懸差若此，故知其中任一必誤，茲以疏上在後，故從疏說。
農民受嚴重壓迫及其反抗
《唐鑒》二二云：「君為聚斂刻急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眾也。」彼所謂「盜賊」，概言之，則反對統治階級嚴重剝削之農民也。唐自玄、肅、代、德，暴斂已烈①，然猶可勉強度活，入晚唐後，遍地虎狼，逃亡無所，其勢變成「官迫民反」②，此所以一爆發而立即燎原也。
農民生產之大宗為糧食，藉以供賦役需索者亦惟糧食，唐代米價升降之差額至巨，茲將貞觀中迄元和末見於著錄者依年次記之③。
續表
除開乾元元年特受錢幣影響及廣德、溫州兩例外，因豐歉而米價升降，其差額竟達七百五十倍之巨（即二錢與一千五百錢之比），在一般看法，固以豐年為盛事，然穀賤傷農，所入或不足以供賦役之需索⑦；反之，農民經過多方剝削，餘糧有限，米價踴貴，更只有坐而待斃，正有類於啼笑皆非也。張籍《野老歌》：「歲暮鋤犁傍空室，呼兒登山取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常肉食。」正勞苦農民與富商大賈之強烈對比。李紳《詠田家》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雲溪友議》一）⑧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唐摭言》）又韋莊《秦婦吟》云：「歲種良田一百，年輸戶稅三千（？十）萬。」⑨不顧農民辛苦而剝削如此嚴重，焉能不演出大崩潰。咸通八年，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十年，陝州民訴旱，觀察崔蕘答以樹猶有葉，訴旱猶不可，他復何言。
當安史亂時，江淮間即有白著之激變；緣元載為租庸使，以江淮雖經兵荒，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征之，擇豪吏為縣以督收，不問負之有無，資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則什取八九，謂之白著。不服則威以嚴刑，民或蓄谷十斛，便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澤以抗。高雲《白著歌》云：「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通鑑》二二二胡注）即指此事。其台州首領袁晁（《新書》六作袁鼂）攻陷浙東諸州，改元寶勝，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又取信、溫、明三州，聚眾近二十萬；廣德元年四月，始為李光弼部將所平。（同上《通鑑》）
其次則有蓬、果二州界之雞山民軍（大中五年），湖南衡州之鄧裴（六年），都嘗與官軍相抗衡，（《通鑑》二四九）末年（十三），乃有以裘甫⑩為首領之浙東起義。
甫初時只有眾百人，攻占象山，明年正月，敗浙東軍，取剡縣，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觀察鄭祇德益兵來，又大敗之，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朝命王式代祇德，授以忠武11、義成、淮南等諸道兵。甫之帥劉暀主張急引兵取越州，循浙江築壘以拒，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掠揚州貨財，還守石頭，別遣萬人循海襲閩，甫不能用。式既至浙，甫別部有降者，餘部力戰，亦連敗，甫走入剡，式軍圍之，甫部勇悍甚，其女軍亦乘城擲礫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欲突圍不克，遂與暀等同被擒，時咸通元年六月也。別帥劉從簡乘官軍少弛，率壯士五百衝出，入大蘭山（在今奉化），逾月亦被破滅。《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甫之入剡也，雖已累敗，向使城守，期歲未可平也。」當日甫不聽暀言，固為失策，然使能依王輅「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如清代之蔡牽，猶足以自存。乃忽略後門，部隊駐寧海東者不虞式之水軍遽至，各走山谷，棄其船隻，愈加深失敗之機。但使固守城池，如《玉泉子》所云，猶有扭轉殘局之一線希望，顧竟輕身外出，束手就擒，斯不能不咎其計略之疏也。
聲勢更大者為徐州戍卒。先是，咸通四年（八六三）南詔陷安南12，在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內分八百戍桂州，約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崔彥曾13又擬再留一年，戍卒聞之，怒。九年（八六八）七月，都虞候許佶等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為都頭，奪庫兵，統五百人14北還，掠湘潭、衡山，八月，朝遣高品15張敬思赦其罪，於是荊南16節度崔鉉嚴兵守要害，勛乃泛舟沿江東下。佶等相與謀曰：朝廷之赦，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各出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有眾至千。十月取宿州，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取之，然後選募為兵，得數千人，彥曾遣三千人來攻，全數覆沒。勛進攻徐州，對城外居民，無所侵擾，由是人爭為助，遂陷城。遣徒四出，於揚、楚、廬、壽、滁、和、兗、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馬，挽運糧糗，招致亡命，有眾廿萬，其人皆舒鋤為兵，號曰霍錐，連克濠、滁、和數城。唐命康承訓為都招討使，沙陀朱邪赤心（後賜姓名李國昌）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眾以隨，時勛部久圍泗州，招討使戴可師來救，勛部以計誘之，官軍幾全沒，承訓退屯宋州17。
勛既累勝，自謂無敵，日事游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失，成而復敗者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為之者乎。於是參與桂州起義一輩，行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勛復表求節鎮，士氣先餒。十年，承訓既增援，連敗勛軍，凡得農民皆釋之，於是驅掠而來者每遇官軍，多自潰散。加以內部疑猜（如勛殺孟敬文，梁丕殺姚周），精銳殘喪（姚周敗於柳子鎮，王弘立死於泗州，劉行及敗於濠州18），反側睽離（下邳土豪鄭鎰19，以下邳降，蘄縣20土豪李袞以其縣降，朱玫以沛縣降，又保據山林之陳全裕亦降於承訓），及內圍據點盡失，勛始欲西攻宋、亳，因實力不足而回兵，死於蘄縣（九月）。同時，張玄稔舉宿州降，並攻下徐州。唯吳迥固守濠州，至十月糧盡，突圍而死。
注釋：
①《佛祖統紀》三九引宋理宗時良渚云：「諸以《二宗經》……不根經文傳習惑眾者以左道論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不根經史者謂……《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向達云：「《開元括地變文》則當是唐代俗講話本之支與流裔。」（《燕京學報》一六期《俗講考》）但對於「開元括地」之意義，未有發明。嘗考開元十二年聽宇文融之計，遣判官多人分往各道，檢責賸田，於是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會要》八五）當封建時代遇此非常機會，吏豪必因緣為奸，橫加欺剝，民怨之騰沸，在意想中，《開元括地變文》諒系對此作不平之鳴，與統治階級相對抗，故易代而猶遭禁絕也。括地之義，與括田無殊，惜未得其片詞以與拙見相佐證。
貞元二十年關中大歉，京兆尹李實奏不旱，由是租稅不免，人窮無告，乃撤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碩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凡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為誹謗，德宗遽令杖殺。（《舊書》一三五）
②語見《郎潛記聞》五。
③同一年內有兩個以上不同之價格，則取其較高者。
④原「斗」字劉復氏俱誤作「升」，此可以其估價相乘知之。
⑤參岑仲勉《隋唐史》唐史篇第四十節。又《舊書》四九云：「自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不知專屬何年，故不列入。
⑥可參看全漢昇《唐代物價的變動》（《史語所集刊》十一本）。若如咸通九年龐勛在徐州起事時，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通鑑》二五一）中和二年黃巢占京師時，米斗三十千，（《舊書》二〇〇下）光啟二年三月荊襄仍歲蝗，米斗三十千，（《會要》四四）同年秦宗言圍荊南二年，城中米斗四十千，（《南楚新聞》）三年揚州大飢，米斗萬錢，（《舊書》三五）同年十月楊行密圍揚州，城中米斗五十千，（同上一八二）則有特殊狀況，其價格不可以常理論。
⑦清吳廷琛《豐年謠》：「米足無如不值錢，半年艱苦更誰言，卻憶凶年乏食猶得蒙哀憐。」（《粟香五筆》五）正穀賤傷農之絕好註腳。
⑧何光遠《鑒誡錄》八同，惟《摭言》誤為聶夷中詩，夷中咸通十二年進士。
⑨字書無「」字。三千萬即三萬貫，數目過巨，「千」當「十」訛，三十萬即三百貫，已萬萬非農民所能負荷矣。
⑩《通鑑考異》二二引《平剡錄》作裘甫，《東觀奏記》下作仇甫。
11《通鑑》二五○下文有「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胡注云：「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按王丹岑《農民革命史話》稱：「……與義成將白宗、建忠將游君楚……」又「是忠武、建忠、義成、淮南、宣歙、浙西六鎮的大兵」（一九二—一九三頁），只看節本之《紀事本末》，連《通鑑注》都不暇看，憑空造出一個「建忠鎮」，可謂疏忽之至。
12《通鑑》二五一敘戍卒事，原作「初南詔陷安南」，胡注云，「見上卷四年」；《革命史話》竟作「起於公元八六○年（李咸通元年）南詔的入寇邕州」（一九五頁），以四年為元年，一誤也，以安南為邕州，二誤也。而且《史話》下文亦稱「他們在桂州戍守了六年」（一九六頁），試問由元年至九年何止六年？
13《革命史話》誤為「徐彥曾」。（一九六—一九七頁）
14《史話》云：「於是就激起八百戍卒的憤怒。」又「八百壯士完成了數千里的長征。」（一九六—一九七頁）按八百隻初戍時數目，經過六年，由於死亡、逃走等原因，當然數目減少，故《通鑑》於北還時並未明著八百。《舊書》一九上稱，「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健許佶、趙可立殺其將王仲甫」，事當近信，茲從之。
15《史話》於「監軍」下注云：「指高品、張敬思，」（一九六頁）似以「高品」為人姓名，殊易誤會。胡注云：「《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如《通鑑》下文「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又《舊·紀》一九上，「今差高品李志承押領宣賜。」皆是宦官銜稱。
16《通鑑》作「山南東道」，《方鎮表》五以為荊南之誤，是也；徐軍北還，荊州應首當其衝。
17《通鑑》二五一敘承訓退屯於先，可師覆軍在後，殊背於事理；《史話》於可師敗後，始言承訓退屯，（二〇〇頁）正與拙見相同。
18《史話》稱唐軍「攻克昭義、鍾離、定遠各縣，進兵圍攻濠州，切斷了濠州與徐州的聯絡。起義軍的南北兩個重心——徐州與濠州變成了彼此隔絕的孤城」。（二〇五—二〇六頁）按昭義是招義之誤，《通鑑》云：「賊入（濠州）固守，（馬）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則徐、濠交通並未切斷，王氏直未讀清《通鑑紀事本末》也。
19《史話》二〇六頁誤鄭鑒；乾符四年詔，「鄭鎰、湯群之輩，已為刺史」，即其人也。
20同上誤作蘄。
大革命爆發——王仙芝起義
龐勛雖敗，各地農民起義，並不就此歇息，其面積且日廣，聲勢亦日大。咸通十一年（八七〇）①，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乾符元年（八七四），商州民逐刺史王樞，五年（八七八），農民陷朗、岳二州，六年，朗州人周岳陷衡州，石門蠻向瓌陷澧州，桂陽人陳彥謙陷郴州②，中和元年（八八一），人鍾季文陷明州，臨海人杜雄陷台州，永嘉人朱褒陷溫州，遂昌人盧約陷處州，史不絕書，而成績最大者端推黃巢（大食文作Banšoa）③與王仙芝之一派。
黃巢自曹州起事，率領義軍，由北而南，復由南而北，轉戰十幾省（就現在言），取洛陽，下長安，所至如入無人之境，經過十年，才失敗自殺，乃中古民軍之最為翹出者，舊、新《書》都為之特立專傳。所惜宣宗後官中無實錄，五代、北宋三次修史（連《通鑑》計），雖極力搜羅故事，仍感覺非常殘缺，不徒各書間互有異同，即在同書之內，亦常常發見矛盾，其詳將分見下文。試就最簡單之人名言之，李孝章又作李孝昌，（《新·傳》）黃鄴又作黃思鄴，（《新·傳》及《通鑑》）王璠又作王播，（《通鑑》）如果盡信，便不難誤一為二。再論到年、月、日問題，更不易作左右袒，《新·傳》之寫作，根本缺乏時間觀念，開篇揭出「乾符二年」之後，中間夾敘幾十件事，便雲「時六年三月也」，換言之，作傳之宋祁，並未經過時序考證，只硬把所有事實，隨便納入此上下兩限之內，假使讀史者不了解其內容，以為敘述次序，取代表事情發生之次序，因而據以批判，便違背當年之現實。更如涉及黃巢本人，忽而說其攻掠蘄、黃，忽而說其進破滑、濮，巢用兵雖然飄忽，要須問其有無分身術之可能。簡言之，黃巢事跡，異常踳駁陵亂，向未經人整理，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刪訛去復，使得稍露真相，未免蔑視革命之史實。唯是人言龐雜，一國三公，取捨之間，苟不揭出主張，仍貽讀者以其誰適從之感，職是之故，本節附註乃多於正文數倍，亦欲法司馬《考異》之美意也。今將王、黃二人事跡，分作四項述之，除數處外，極力避免夾敘夾議之寫法，務求事實裸現，細大不捐，庶讀者各可運用眼光，得出理論。若如王丹岑之近著（《中國農民革命史話》二一〇—二四三頁）往往改竄或杜撰史實，供其構成理論之根據，則固期期以為不可者。
一、王仙芝初期事略
仙芝，濮州人，未起事之先，咸通十四年（八七三）關東自虢至海受旱災，同年八月，關東河南大水。（《通鑑》二五二）又有謠言云：「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卻曹州天下反。」（《舊·傳》）乾符二年（八七五）正月三日④，仙芝在濮州濮陽縣⑤起義，傳檄諸道，言吏貪賦重，賞罰不平，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續寶運錄》及舊、新《傳》）
黃巢，冤句人，少以販私鹽為事，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是年夏⑥，聞仙芝起，與群從八人募眾數千以應，民之困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新·傳》《通鑑》）
取濮、曹二州，進攻鄆州⑦，略沂州，平盧節度宋威擊走之⑧。
乾符三年（八七六），仙芝從沂州轉向河南⑨，逼潁、陳、宋，破許州之陽翟，汝州之郟城，鄭州之陽武。九月，下汝州，執刺史王鐐⑩。十月，南攻唐11、鄧，十一月，破復、郢12二州，十二月，攻隨、安、黃及申、光、舒13各州14，義軍所至，大致即現時河南之南部、湖北之東部及安徽之西部。
同月，仙芝攻蘄州，王鐐為仙芝致書蘄州刺史裴偓（《新·傳》「渥」），偓開城迎降，並上表為之求官，朝只授以左神策軍押衙兼監察御史。報至，仙芝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眾安所歸乎？請給我兵，吾不留此。因擊仙芝傷其首，眾亦喧噪不已。仙芝憚眾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並分所屬為兩部，以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新·傳》及《通鑑》）15
二、王仙芝之末路
尚君長領兵入陳、蔡（《新·傳》及《通鑑》據王坤《驚聽錄》）。乾符四年（八七七）二月，仙芝克鄂州（《新·紀》及《通鑑》據《驚聽錄》）16。八月，再度西掠復、郢。（《通鑑》）十月，又東下蘄、黃17。
十一月，遣尚君長等請降於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復光送君長等赴長安求官爵18，途中為宋威截獲，偽稱在潁州（今阜陽）西南生擒，斬之19。
仙芝聞之，怒，率眾渡漢水，攻江陵20，荊南節度楊知溫不設備，眾自賈塹（在今鍾祥縣）潛渡，乾符五年（八七八）正月朔，攻入江陵外郭城21，山南東道節度李福悉眾來援22，挾沙陀五百騎與俱，次荊門（今同名），沙陀騎破仙芝軍。仙芝聞之，焚江陵郛郭而去，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參《舊·紀》及《通鑑》）23
六日（壬寅），曾元裕破仙芝別部於申州（今信陽）之東24。
二月，仙芝敗於黃梅縣（今同名），死焉25。
三月，仙芝餘部王重隱克洪、饒二州，重隱旋死，其將徐唐莒代領，不久亦失敗26。同時，別將曹師雄掠宣、潤，四月，攻湖州，為鎮海節度裴璩所破27。餘部攻取信、吉、虔等州。
綜觀本項列舉之事實，已可斷言仙芝與巢分道而後，兩人再未曾會在一起，其理由將於下項申言之。論到仙芝失敗，無非咎由自取，其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彼出身鹽販，保存著貪圖富貴的觀念。唐朝初時只授以閒散差使——左神策軍押衙，便欲犧牲群眾，獻身投降，經黃巢責以大義，加之群眾憤怒，才將卑鄙心情暫時按捺下去。然而認識真理不夠，終久必然落伍，彼一經離開黃巢，即屢次派遣使人，請求任命（《通鑑》載鄭畋奏，「王仙芝七狀請降」），立場如此不堅定，其失敗已屬於必然性。
第二，自與黃巢分道，時逾一年，考其活動範圍，西不過江陵，東不過黃梅，跼促於現在鄂省東南部一段小小地帶，多半時間未聞有何進取，大約無非等候官封。立志既低，士氣便餒，其註定失敗，不待蓍龜。
注釋：
1《史話》誤為八七一年（咸通十二）（二〇一頁）。
2《通鑑》二五三誤柳州。
3此名由法人Klaproth證定。
4《舊·傳》作乾符中，其下接敘乾符三年，《新·傳》作「乾符二年」，《舊·紀》作二年五月，《新·紀》作二年六月。《通鑑考異》二三云：「《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檄末稱乾符一年正月三日，則仙芝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元年）歲末。」首應辨明者，《考異》二四引文又作「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古人無以「元年」為「一年」之習慣，則今本《考異》二三之「一年」，顯為傳抄之誤。何況乾符元年十一月五日庚寅冬至，始改元乾符，（《通鑑》二五二）在是年正月時，實際仍稱「咸通十五年正月」，仙芝焉能於十個月以前預知改元。故今以傳檄之日為起義之日。攻取濮州則依舊、新《紀》，放在本年五六月。《史話》以起義為元年十一月。（二一一頁）最近韓國磐《黃巢起義事跡考》（《廈大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五六年五期，以下簡稱韓考）據乾符二年正月七日南郊赦書，有「勿令無路營生，聚為草賊」之語，判定在乾符元年。按「草賊」為通名，非專名。
5《舊·紀》一九下：「濮州賊首王仙芝聚於長垣，其眾三千，剽掠閭井，進陷濮州。」（《新·傳》《通鑑》略同）唯《舊·傳》稱「起於濮陽」；今考《隋書》及《舊書·地誌》，濮之長垣，已於開皇十六年改名匡城，開皇新設之長垣，又於大業初併入韋城，唐代並無長垣縣名稱，故從《舊·傳》。
6《新舊唐書互證》四云：「新、舊《紀》書黃巢之始，皆在四年三月，相隔太遠，恐皆有誤。考《舊書·黃巢傳》。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據查牙山，黃巢、黃揆兄弟依讓（《新·紀》，四年十一月，尚君長降，宋威殺之，《舊·紀》在五年二月），是黃巢之起，更在四年之後。《新·傳》，巢與群從募眾數千人以應仙芝，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晸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新·紀》宋威為招討在三年二月，《舊·紀》在四年三月，《通鑑》在二年十一月），是巢之起，在威為招討之前。此一代大事所關，而草率如此，後之人何所取信哉。」按《通鑑》記巢起於二年六月，其「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一句，容易令人看作仙芝未起事之先，二人已經合夥（此句固不定如此解釋），今放在夏月，總不至言之過早。至《舊·傳》稱巢兄弟與尚讓共保嵖岈山，系指仙芝死後之事，並非巢到此時才與仙芝部相合，《舊·傳》固敘述欠明，趙氏亦失之太泥。
韓考「大起義為何發生於山東」一節，似乎受了地理決定論的影響。中古時所謂「山東」，指太行山以東而言，相當於唐之「河北」，並不是現在「山東省」之等詞。許、滑、青、汴、兗、鄆、徐、泗都屬於河南道之範圍，關東則包括更廣。而且由前文所舉，唐末起義散布各地，時代較前及聲勢較大之裘甫，乃在浙東。竊謂黃巢出身鹽販，早養成一種與政府對抗之堅忍勇氣，其能支持較久，領導的成分要不可忽視也。
7《舊·紀》只稱濮州，《舊·傳》「陷曹、濮及鄆州」，新《紀》《傳》及《通鑑》均只稱濮、曹二州。今本《舊·紀》五月又言，「鄭州節度使李種出兵擊之，為賊所敗」，《太平御覽》引作「乾符二年，王仙芝陷濮州，俘丁壯萬人，鄆州節度使李穜出兵擊之，為所敗」。按鄆州節度別名天平，駐鄆州，濮州在其轄下，今本《舊書》「鄭」是「鄆」訛，「種」應作「穜」（古童、重通寫，故可作鍾，董可作蕫），已無可疑（參看拙著《唐方鎮年表正補》之天平、義成兩條）。唯《通鑑》與《舊·紀》異，其二年六月下稱，「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沈炳震主張從《通鑑》，此事尚難論定。鄆在曹之東北，可信義軍曾進兵其地，惟並未攻占。
8見《新·傳》及《通鑑》，《通鑑》敘在十二月下。
9《通鑑考異》二四：「乾符三年七月，宋威擊王仙芝，破之。《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晸（亦作晟，見《廿二史考異》五五）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二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靜處？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把此事排在三年七月，全出臆測，毫無根據。《舊·紀》，三年「七月，草賊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眾數萬」，當有一部分系七月以前之事（參下注⑩），司馬曉得仙芝不會安靜半年，同時，對於仙芝活動所需之時間，卻加以忽略。仙芝從沂州轉向西南，據《通鑑》本身說，八月已到許州之陽翟，汝州之郟城，前後僅一月，謂已攻略過七八州，比較其前後活動時間，亦不可信。況且《通鑑》二年十一月下，「群盜侵淫，剽掠十餘州，至於淮南」數句，實即前引《舊·紀》三年七月及後引《舊·紀》四年三月兩段之變相文字，今《通鑑》先於二年十一月揭出，顯與《舊·紀》違背，試問有何信證？尤其錯誤者，《通鑑》於二年十二月書「王仙芝寇沂州」，三年七月書「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是仙芝攻圍沂州先後八閱月，此乃任何起義初期實力未充所應避免之錯誤，仙芝斷不至頓兵堅城。如曰一擊即去，中間六個月究作何事？「半年豈能靜處」之反質，正是請君入甕。何況《通鑑》下文即接著稱，「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假使非沂州已擊退仙芝，援兵何至抽回？試為反思，便甚明白。由此推之，《通鑑》三年七月接敘一段：「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還青州，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正與三年正月天平回軍事件相接榫，必原來《補實錄》二年底之一節。司馬光唯知其一，不知其二，又率以己意武斷，割裂分隸，難乎其為信史矣。
《史話》一方面不認識《通鑑》之錯誤，另一方面又搞自己的一套，敘事幾全與舊史（連《通鑑》在內）相背違；（二一二—二一三頁）其書首言：「宋威為行營招討使，指揮平盧、忠武、宣武、義成、天平、淮南六鎮的大軍……同時出兵四面包圍。」把唐軍之布置，渲染得井井有條；按二年十一月（此只據《通鑑》，參下注⑩），雖詔淮南等五鎮亟加討捕，然並無部署包圍之痕跡。《史話》又言：「唐軍從八七五年七月出兵，圍剿了一整年，各路大軍疲於奔命，始終沒接觸到農民軍的主力，直到公元八七六年六月，宋威才會集了各鎮主力，在沂州城下與王仙芝打了一仗。東路的王仙芝雖說受到挫折；但西路的黃巢軍卻更加發展，連破了陽翟、郟城、陽武、汝州。」宋威與仙芝戰，即依《通鑑》說，亦在七月，不在六月。早於二年五六月，仙芝已敗天平李穜，何嘗未有接觸？兗州（即沂海）節度齊克讓之出擊（見《舊·傳》），《史話》亦漏記。至陽翟等四地之攻取，史皆題仙芝名，王氏以屬黃巢，既未說明理由，不知從何處體會出來。
10《新·傳》之「轉寇河南十五州」，純系抄襲前引之《舊·紀》。考《舊·紀》，四年三月下又稱，「青州節度使宋威上表請步騎五千，特為一使……乃授威諸道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馬五百匹。仍諭河南方鎮曰：王仙芝本為鹽賊，自號草軍，南至壽、廬，北經曹、宋，半年燒劫，僅十五州，兩火轉斗，逾上千眾，諸道發遣將士，同共討除，日月漸深，煙塵未息。……今平盧節度使深憤萑蒲，請行誅討……今已授指揮諸道兵馬招討草賊使……仍命指揮都頭，凡攻討進退，取宋威處分。」按《通鑑》二年十二月之記事，除寇沂州一節外，純是《舊·紀》此段之縮編，而比《舊·紀》前差十五個月，故必先將唐朝諭河南方鎮之內容，分析清楚，方能決定威為諸道招討之年月。諭言，「半年燒劫，僅十五州」，如認為二年下半年，則各史料（連《通鑑》）都無此痕跡，此《通鑑》編入二年十二月之必不確切者也。到四年三月，距仙芝起事已逾一年半，且其攻略地點，去平盧甚遠，此《舊·紀》編入四年三月之同不可通者也。唯《新·紀》編入三年三月，可信《舊·紀》系後差一年，由此上推至二年秋間，大致為「半年」，相合者一。壽、廬、曹、宋即此一時期內之活動，相合者二。仙芝離沂州未久，加以威自請奮勇，故授為諸道招討，相合者三。更須聲明者，前注⑨所引《舊·紀》，實即諭文之復出，所差只放在三年七月，並改「逾七千眾」為「其眾數萬」而已。
《新》一八三《鄭綮傳》：「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為斂兵，州獨完。」或是義軍過而不留耶。
依上文觀之，十五州並非全屬河南道區域。《舊·紀》稱，七月「逼潁、許，攻汝州，下之，虜刺史王鐐」，《新·紀》陷汝州在九月，單見於《舊·傳》者有陳州，見《新·傳》《通鑑》者有鄭州；按《通鑑》，四年鄭畋奏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崔安潛之境，安潛是時節度陳許，故《舊·紀》亦只稱「歷陳、許、襄、鄧」。較可疑者，《通鑑》於九月克汝州後，繼稱「陷陽武，攻鄭州」，又稱十月「南攻唐、鄧」，路途似乎迂逆，或者是先攻鄭而後西南入汝，否則攻鄭者為別一支隊。若《舊·傳》以陷汝州排在五年八月之後，其誤更無可疑。
11《舊·傳》訛「襄」。
12郢州今湖北鍾祥；《史話》以為「湖北江陵」，（二一四頁）大誤。
13《史話》以為安徽懷寧（同上），據《韻編今釋》，應是潛山。
14《舊·紀》七月後，「遂南攻唐、鄧、安、黃等州」，《舊·傳》有「歷陳、許、襄、鄧」之語（「襄」應「唐」字之訛）《新·紀》，十一月陷郢、復，十二月陷申、光、廬、壽、通、舒六州，《通鑑》同，胡注云，「通當作蘄」，但《通鑑》下文別著蘄州。復按《新·傳》稱，「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擊廬、壽、光等州」（首句已著光州，末句「光」字當是復出），《新·紀》獨無隋州，行寫「隋」「通」形似，「通」必「隋」之訛，非「蘄」之訛也。其次，諭河南諸鎮已稱「南至壽、廬」，如注⑩所證不誤，則是三年上半年以前事，《新·紀》《新·傳》或強行插入，故闕疑不錄。隋、安、黃三州系依交通順序為先後，申、光偏於東北，或別隊所經。舒州最東，《新·傳》所云分奇兵出圍，頗近事理，故附於末。
將安、隨二州事排在本年，尤須予以相當說明：（1）《舊·紀》置攻安州於三年七月後，《新·傳》置在圍舒前（均引見前文），《舊·紀》又於四年三月下稱，「時賊渠王仙芝、尚君長在安州」，此皆安州陷於三年之證。《通鑑》獨置陷安州於四年八月，未提本據，故知《通鑑》不可信賴。（2）《新·傳》之「殘隨州，執刺史」，系在據安州之前；唯《舊·紀》稱四年「八（今本訛「七」，茲校正）月，賊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新·紀》亦稱四年「八月，黃巢陷隋州，執刺史崔休徵」，然《新·紀》實本自《舊·紀》，只嫌「賊」字無著落，故以意易為「黃巢」，此由四年八月巢不在南方，可反映知之。《通鑑》特著八月「乙卯」，仙芝陷隨，檢《朔閏表》三，是年八月己巳朔，月內無乙卯，由於《舊·紀》有將三年事錯編入四年（如前引諭河南方鎮一事），又由於《通鑑》之紀日不合，所以認《新·傳》為比較可信。再從地理形勢察之，仙芝既破復、郢，為避免鄂州實力，故迂迴東北，經隨、安以入黃、蘄，如其不然，仙芝軍豈能飛越；根此數種原因，認本年曾破隨、安，似屬無可非難之事。
《史話》云：「唐朝的大軍，於九月集中河南，農民軍……在鄧州擊潰了李福的大軍，十月破唐州。」（同上）循覽《舊》《新》兩書及《通鑑》，都無擊潰李福之記載，杜撰史實，殊失史家忠實態度。王氏屢用「大軍」字樣，殊不知李福即遵照朝命，派出者亦不過步騎二千（見下文），未得為「大」，余可類推，不復多辨。
《史話》又云：「十二月，轉攻申州、光州、壽州、廬州，並南攻舒州，沿江西進，包圍了州。」（同上，應作蘄）王氏編王、黃史話，除《通鑑紀事本末》外，直無暇旁參他書，故對於當日實情，十分隔膜。仙芝主力當十二月時，系由隨州（今隨縣）東南，向安（今安陸）、黃（今黃岡）進攻，故同月即到達蘄州（今蘄春），舒州只是分兵（說見前），就地勢言，本是沿江東下，唯王氏不知參據《舊·紀》《新·傳》，遂誤為破郢、復後東出至舒州，再回軍西指而入蘄，非特往返徒勞，有違戰略，抑亦完全抹煞前人之記錄也。
關於此段時期，唐廷如何對付民軍，《史話》有云：「增派……曾元裕為副招討使，統帥昭義、義成兩鎮大軍駐洛陽；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守許昌，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分扼鄧州、汝南……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駐潼關……兵力重點是集結在亳州、汴州、許昌、洛陽東西之線，來包圍汝州、鄭州間的農民軍」（同上）；如此敘述，令人覺得唐朝部署非常嚴密。但試檢王氏所專據之《通鑑》觀之，則並不如此；《通鑑》云：「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又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史話》將曹翔所統部隊易為元裕，且數不滿萬，未是大軍，誤一。陳許（即忠武）節度本治許州，非特命防守，誤二。邠寧、鳳翔只是合選步騎一千五百，派守潼關，非侃、二人往駐，誤三。汴州為宣武所治，於史未見兵力集結之明文，如謂節度治地即兵力所在，則《史話》所舉，又有罣漏，誤四。統觀上之任命，出擊者只得安潛一支，其餘不過分守據點，守點是消極性防禦，包圍是積極性合攻，王氏將「守點」看作「包圍」，此尤瞢然於戰略之運用者也。《舊·紀》曾言，「時關東諸州府兵不能討賊，但守城而已」，《新·傳》略同，王氏不能認識官吏之無能，徒挾私見以驅遣史事，畫犬作虎，固知其不類。
15《通鑑》同月又載鄭畋奏：「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因請以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代威，張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云云；據《通鑑考異》二四，此奏本自《補實錄》，但未言行與不行，《新·紀》遂於三年十二月大書安潛為都統，自勉為副使，其實四年威、元裕為使副猶如故，因斷定《新·紀》錯誤。余按此奏必原見《鄭畋集》（司馬光作《考異》，亦嘗直引《鄭集》），相信集內不署上奏年月，故《補實錄》以己意編入三年十二月，而司馬氏無從斷其是非也。依我個人分析，此奏非上於三年十二月，可得兩個反證：其一，《通鑑》三年十二月又載：「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招討副使都監者即招討副使所部之監軍，常與招討副使同在一起，換言之，則三年十二月元裕方退保鄧州（今鄧縣），並未進至蘄、黃。其二，如果認三年十二月元裕已駐兵蘄、黃，則雙方總不免發生接觸，仙芝安能自由「出入蘄黃」（語見《新·傳》）？複次，四年七月威被黃巢圍於宋州，得張自勉來援，巢始解圍，亳在宋州南，威進駐亳州，似在解圍之後，畋稱自勉為驍雄良將，亦似因其援宋立功，據是以觀察，元裕進駐蘄、黃，總在四年七月前後，故四年十月《通鑑》有元裕破黃巢於蘄、黃之記載，但所破者是仙芝不是黃巢。司馬氏既能斷《新·紀》之誤，顧仍列畋奏於三年十二月，且附加「上頗采其言」之結語，蓋未能將此問題徹底解決也。
16《新·傳》開首即列柳彥璋為仙芝部將之一，故以彥璋陷江州事附見傳內；唯《舊·紀》四年八（今本訛七）月稱「江州賊首柳彥璋」，《新·紀》四月稱「江西賊」，《通鑑》三月稱「賊帥」，六月只稱「柳彥璋」，均未認為仙芝部下，故從闕疑之例。韓考將彥璋與乾符二年事牽合為一起（一二二頁），亦不可從。
17此事亦只見《通鑑》，云：「黃巢寇掠蘄、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按此時巢斷不在長江。唐末紀事，即同屬一書，往往極參錯，如《驚聽錄》忽而謂巢趣閩廣，仙芝指鄆州，忽而謂仙芝陷鄂，巢陷鄆，已經《通鑑考異》指出，如斯之例，當不在少數。
18《史話》云：「王仙芝派副統帥尚君長秘密去洛陽，與楊復光商談投降條件。」（二一六頁）非也。復光是元裕之監軍（說見前注15），當時已進至今湖北境內，不在洛陽，唯復光轉送君長等至長安，故路出潁州西南。《舊·傳》云：「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球、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舊·紀》云：「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溫玉、溫球當為同一人，未詳孰是）是也，此事，《舊·傳》記在三年十月後，應是四年之訛，《新·紀》《通鑑》均作四年十一月。若《舊·紀》記在五年二月，則因仙芝失敗而連類及之。
19《舊·傳》「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通鑑》亦作「生擒以獻」，似斬於長安。但《舊·紀》稱「威乃斬君長、溫玉以徇」，《新·紀》稱「宋威殺之」，《新·傳》稱「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又似斬於軍前。狗脊嶺，據《通鑑》二四七胡注引宋白《續通典》在京城東市，則《舊·傳》為合。
20《舊·傳》陷江陵在四年（今本訛三年）七月，今從《舊·紀》《通鑑》放在歲末，蓋因五年元旦陷江陵外郛而連言之。《舊·傳》又言：「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眾以統之。」然威似未進至鄂南，亦不見於其他紀傳，故從闕疑。《史話》云：「當公元八七七年六月王仙芝圍攻襄陽時……派副統帥尚君長秘密去洛陽」（同上），按仙芝自起事以至失敗，未嘗圍攻襄州（即襄陽），此是大大錯誤。如說是「江陵」之誤筆，則各史都未說是「六月」，是兩重錯誤也。仙芝早已喪失革命立場，按兵不動，故派君長等赴長安謀妥協，及聞君長被殺，才率眾攻荊州，如依《史話》的敘法，則其早失立場之事實，被遮掩過去，不特與舊史不符，亦非所以昭炯戒。推原《史話》所以致誤，實由於《通鑑》四年八月有如下一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逃歸。」姑無論陷隨州是否四年之事，（見前注14）然援襄州雲者，豫備之行動，非謂仙芝已圍襄陽。且如《史話》言仙芝「由襄陽撤圍，南入荊州」（同上），則須知襄陽、江陵同在漢水之西，仙芝何需乎渡漢？既缺乏地理知識，復出以逆億，其能了解事實之真象者僅矣。
21《舊·紀》敘在四年十二月，今依《新·紀》及《通鑑》。
22觀此，尤徵《史話》「自襄陽撤圍，南入荊州」之無稽。
23可參看177頁注18。
24《新·紀》，「壬寅，曾元裕及王仙芝戰於申州，敗之」，又《通鑑》，「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按兩書皆稱丁酉朔，仙芝陷江陵外郛，則其逗留江陵，必有數日，申州隔江陵，直距亦五六百里，既非被敵尾追，無用急行，豈能於六日之前，回達申州之東。《新·傳》曾言，「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余以為此事亦屬一例。仙芝是首領，故所遇者雖為別部，亦必指名仙芝以欺騙朝廷，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新·傳》又以其事排在仙芝死後，諒無別據。《史話》云：「王仙芝在李福、高駢兩路大軍壓迫之下，轉入河南。」（二一七頁）據《通鑑》，正月庚戌（十四日）方以西川高駢為荊南節度，是時仙芝已離開江陵，仙芝之走，只因李福來援，《史話》所敘，殊違當日之實況。
25舊、新《紀》及《通鑑》皆作二月。擊敗仙芝者，《舊·紀》《新·傳》稱宋威，《通鑑》據《補實錄》作元裕，《舊·傳》作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芝首」。荊今本訛亳，據《考異》所引改正），除《舊·傳》絕對不可信外，其為威或元裕，表面雖異，事實則同。依前文，元裕軍在申州，打仗者相信是元裕，然威本正招討，《新·紀》《通鑑》正月下雖著威罷招討，或尚未交卸，自然引為己功。其次，《考異》引《補實錄》云：「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縣，殺戮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南華今東明，謂尾追千五百里以上，始行俘獲，亦奏報不實之一例，《通鑑》稱「追斬仙芝」，則仍有惑於《實錄》也。
《新·傳》於仙芝攻江陵之後，未死之前，夾敘「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卻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一大段，試取《通鑑》比觀，純是仙芝身後之事，今且不論。吾人須記取此一時期，前後不足兩月，仙芝焉能作出如許事業，此為時間性問題。從潭州進向浙西，要橫過湘東及贛、皖，今《新·傳》竟一步超躍，此為空間性問題。有此疑難，其能奉為信史耶。《通鑑》五年三月有「群盜陷朗州、岳州」一條，未指明仙芝黨徒。潭州事，《通鑑》不載，但《新·紀》《通鑑》均稱是年三月瑾為部下所逐，如《新·傳》可信，亦只能安排在三月耳。
26關於重隱事，舊、新《紀》《傳》，說各不同：（1）《舊·紀》先稱本年「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既曰「餘黨」，顯示仙芝已死。其下又稱君長等被殺，「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系追敘仙芝未死時之事，換言之，即陷洪州時仙芝未死。（2）《舊·傳》言「四（今本訛「三」，前文已校正）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將徐唐莒（今本訛君莒，據《考異》引文校正）陷洪州」，以陷洪州為四年事。（3）《新·紀》，五年二月稱，「王仙芝伏誅，其將王重隱陷饒州，刺史顏標死之，江西賊徐唐莒陷洪州」，又「四月，饒州將彭令璋（《通鑑》作幼璋）克饒州，自稱刺史，徐唐莒伏誅」。按洪（今南昌）、饒（今鄱陽）鄰比，依《通鑑》，唐莒是重隱部下，合而觀之，當日蓋連克二州，不過或稱饒，或稱洪，或稱重隱，或稱唐莒，致令讀者迷惑耳，年、月與《舊·紀》同。（4）《新·傳》敘事最為混亂，攻江陵後稱「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顯系抄自《舊·傳》。尚君長等被殺後又稱，「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顯系抄自《舊·紀》。將一件事分作兩件，正所謂多修一回史，越增加一重錯誤者也。唯《通鑑》所記，前後較聯貫，故據為底本而參合《新·紀》書之；其可疑之點，則重隱佔洪州之下，繼言「賊轉掠湖南」，不知是否朗、岳二州之復出，故弗予采入。總言之，關於重隱及曹師雄之行動，史雖不一其詞，究絲毫無背叛仙芝痕跡，《史話》所謂仙芝破江陵時，「大將王重隱與曹師雄就脫離了王仙芝」，（二一七頁）殊覺無徵不信。
其次，韓考引《全唐文》八一九楊鉅《唐御史里行虞鼎墓誌》：「乾符二年（八七五）黃巢寇饒州……城遂陷。」為王仙芝在元年起事之證，並認定二年巢軍已攻下饒州。（一一九及一二二頁）按依前文所考，二年時義軍只活動於曹、濮、鄆、沂數州，實力未伸至長江北岸，更安能渡江而破饒州？志稱鼎「咸通十年（八六九）進士，為校書郎，累遷至監察御史里行……尋陟饒州刺史」。唐末升轉雖較速，但僅及七年，似未能遷至刺史，各史亦無二年破饒事，唯「五」字略漫便訛「二」，如作「五年」，斯與《新·紀》相合。所難決者《新·紀》明言顏標死事，則破城時饒州刺史不得為虞鼎，鼎至五代方死，或是後來的刺史，而志之記事有誤歟？抑《新·紀》所書不確歟？
27《新·傳》開首雖列師雄為仙芝部將之一，然傳內再不見其名，此一節全本《通鑑》（參下166頁注⑨）。
大革命爆發——黃巢獨當一面之巨大發展
巢自蘄州與仙芝分道，北出齊、魯。（《新·傳》）四年三月，入鄆州，殺天平節度薛崇①，又破沂州②。七月，圍宋威於宋州，會張自勉引兵來援，乃解圍去③。十二月，克滑州之匡城④（今長垣西南），進破濮州。（《通鑑》）⑤
五年二月，方攻亳州未下，會仙芝死，其餘黨尚讓等歸之⑥，推巢為首領，號沖天大將軍，改元王霸。（舊、新《傳》）⑦
三月以後，巢開始其南北大轉戰，首攻滑州之衛南（今滑縣東），南略宋州之襄邑（今睢縣西），汴州之雍丘（今杞縣），又西南至鄭州之新鄭（今同名），許州之陽翟（今禹縣），汝州之郯城（今輔城）、襄城（今同名）及葉縣（今同名）⑧。乃率眾十萬，渡淮出淮南，其鋒甚銳⑨。原夫王、黃分道，王向南，黃向北，北方節鎮較密，活動之範圍，較受限制。今巢乘仙芝已死，改轅易轍，拋棄中原必爭之勝，轉入大江以南兵備稍虛之地以培養實力，此所謂戰略上之成功也。
巢攻和州（今和縣），未下，渡江攻宣州（今宣城）⑩，入浙西。
八月，攻杭州。九月，進克越州，執浙東觀察使崔璆，鎮海將軍張潾復取越州。（《新·紀》）11由浙東欲趨福建，以無舟船，乃開山洞七百里12，由陸路趨建州（今建甌）13。十二月，克福州14。
六年（八七九）15，攻下廣州16，執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17，自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續寶運錄》）18露表告將入關，因數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朝臣與中人賂遺交構及銓貢失才諸弊，一面申禁刺史殖財產，凡縣令犯贓者族。（《新·傳》）從此西入桂管19，其眾患疫，勸之北歸，自桂州編大栰數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20，歷永、衡二州21。十月二十七日（癸未），克潭州22；時李系守潭，有眾五萬，並諸團結軍號十萬，巢急攻一日而城陷，系僅以身免，流屍塞江。（《舊·紀》）閏十月，進克澧州。（《新·紀》）尚讓乘勝逼江陵，節度使王鐸聞系敗，棄城走襄陽，其留守劉漢宏縱兵大掠，焚剽殆盡。十一月六日（辛酉），巢入江陵23；欲攻襄陽，前鋒一萬屯團林驛，江西招討使曹全晸與襄陽節度劉巨容屯荊門（在襄陽南二百七十餘里），全晸等匿精甲林薄中，挑戰偽不勝，義軍弗為備，廿二日（丁丑），失利於荊門，全晸等尾追不舍。十二月七日（壬辰），巢棄江陵，率舟師東下，攻鄂州，陷其郛24。
廣明元年（八八〇）巢離鄂後25，連下饒、信、池、歙、衢、婺、睦等州26。淮南節度高駢遣其將張璘渡江27，四月，璘復取饒州，五月，巢與戰於信州，殺之28。六月廿八日（庚戌），克宣州29。以上皆巢在長江以南活動之概略。
七月，自宣州采石磯渡江30，下和、滁二州31，進圍揚州之天長、六合，高駢不敢出戰，又破天平節度曹全晸。九月32，乃悉眾渡淮，自稱率土大將軍33；轉牒諸軍，首稱，「屯軍淮甸，牧馬潁陂」，（《唐末見聞錄》）後又申言，「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眾人」。（《通鑑》據齊克讓奏）34自淮已北，整眾而行，不剽財貨，惟驅丁壯為兵。（《舊·紀》）十月，別隊破申州。（《新·紀》）35十一月，克汝州。（《新·紀》）36十七日（丁卯）37，進平東都，留守劉允章率分司官屬迎謁，只供頓而去，坊市晏然，（《舊·紀》）旋攻陝州。（《舊·傳》）廿二日（壬申），克虢州，（《舊·紀》）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新·傳》）廿六日（丙子），攻潼關，（《舊·紀》）38白旗滿野，不見其際，舉軍大呼，聲振河華。（《通鑑》）十二月二日（辛巳），下潼關，（《舊·紀》）39過華州，使喬鈐留守40。四日，過昭應。（《舊·傳》）41五日（甲申）晡時，前鋒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率在京文武迎巢於灞上42。巢乘金裝肩輿，位次者乘銅輿，其徒皆被發，約以紅繒，執兵衛者繡袍華幘，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入自春明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43為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安家。」軍眾遇窮民於路，爭行施遺，尤憎官吏。十三日（壬辰），巢即皇帝位於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悉陳文物，御丹鳳樓宣赦。赦書有云：「揖讓之儀，廢已久矣，竄遁之跡，良用憮然，朝臣三品以上，並停見任，四品已下，宜復舊位。」以妻曹氏為皇后，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兼左右軍中尉，費傳古樞密使，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儔、黃諤、尚儒為尚書，馬祥右散騎常侍，方特諫議大夫，王璠京兆尹，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為翰林學士，許建、朱實、劉塘為軍庫使，朱溫、張言、彭攢、季逵為諸衛大將軍四面游奕使。又選驍勇形體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為軍使44。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農民革命軍之光輝歷史，至是而達於頂峰，禁令雖或不盡行，然《秦婦吟》有云：「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人民對於義軍之觀念，固已此善於彼矣。
此種缺點猶其小焉者，巢入京後之第一個大失著，即縱令僖宗徜徉入蜀，使反動派得藉以號召，致李朝死灰復然，結果無異於削弱自己之勢力。先是，十二月甲申（五日），僖宗聞警，偕田令孜率神策軍五百，自金光門出45，宦官西門匡范統右軍以殿，是日次成陽。戊子（九日），至駱谷婿水驛。丁酉（十八日），次興元。《補實錄》謂巢曾派數萬眾西追，《通鑑考異》因其不言追及與否，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棄而不取，所見甚當；誠以唐主等五日次咸陽，僅行四十里（參《元和志》一），盩厔在長安西南百三十里，駱谷關又在盩厔西南百二十里，（《元和志》二）由此推之，五日至九日，平均每日只行五六十里，神策軍皆疲敗不能戰，假使入京後立遣萬騎，以急行軍之姿勢趣之（由潼入京，巢軍約日行百里），則唐主等盡可一網成擒，何至遺後來之禍根，大約巢既進京師，便急溫其帝皇之迷夢，略同於秦之陳涉，明之李自成，故不復謀及追躡也，革命勝敗之樞機，端繫於此。《史話》云：「在這種群情瓦解的情勢下，如果農民軍繼續西攻，盡力窮追，唐朝在陝西境內的武裝，當可全被擊潰的。可是從公元八八○年十二月46到公元八八一年三月，農民軍卻在長安按兵不動，忙著列爵分土，忙著稱國號，改正朔，陳文物，易服色，登丹鳳樓，下赦書，向領袖黃巢，上承天廣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的尊號，以為一紙空文的赦書，就可以統一全國了。因此反動唐朝的殘餘勢力，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得到重新的部署。」（二三〇頁）此一段批評，至為恰當。
注釋：
1《舊·紀》，三月「黃巢聚萬人攻鄆州，陷之，逐節度使薛崇」，《新·紀》月分同，唯雲「薛崇死之」，獨《通鑑》作二月，殺崇則與《新·紀》同，《廿二史考異》五五引《新五代史·朱宣傳》，中和中鄆州節度使薛宗卒，謂薛宗即薛崇，因斷定張裼鎮鄆，必在崇前（參下注⑦。按《通鑑考異》引《舊五代史·朱瑄傳》及《補實錄》，均作薛崇）；按舊、新《紀》及《通鑑》均以崇鎮天平止於四年，《通鑑》更於乾符二年著崇鎮天平，（參147頁注⑦）《新書·朱宣傳》亦稱鄆州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有此多條反證，則崇鎮天平，似不應晚在中和三年（《新五代史》稱薛宗卒於「中和二年王敬武遣曹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之時，則最早不得過中和三年），只持《新五代史》一條，恐不足以打消其他之記載，錢氏亦認為「俟後賢論定」也。
2《新·紀》《通鑑》均作三月，《舊·紀》作五月。《舊·傳》敘「陷沂州」於仙芝死後，非也。
《通鑑》據《補實錄》於四月下稱，「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按《通鑑》三年末載楊復光奏，已稱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鄆州，則讓占此山（即嵖岈山，在今河南遂平縣西五十里）不始本年，況本年春夏間，巢方活動於魯西，何為忽然退至汴南山里？《通鑑考異》雖表示懷疑，卻不能掃除障翳，遂致略現矛盾。由是知《舊·紀》所云「七月，黃巢自沂海（帥？）其徒數萬趨潁、蔡，入查牙山，遂與王仙芝合」，同屬錯誤，七月巢方圍宋（見下文），不會移旆查牙。總言之，讓保查牙，應依《舊·傳》在其兄君長被殺之後，而讓以所部（即仙芝餘部，不是仙芝本人）合於巢，又應晚在五年仙芝既死之時，即《舊·傳》之「仙芝餘黨悉附」，如此排比，則皆合於事理矣。
3《新·傳》，「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荊南」，實以前條注所引《舊·紀》及《舊·紀》另一段（「十一月，賊王仙芝率眾渡漢，攻江陵」）為底本，而中間插入圍宋之事。然仙芝此時方屢使通唐，坐待官賞，絕不類有北上圍宋之舉。唯《通鑑》亦稱七月「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按宋、鄆相距不足五百里，巢從鄆圍宋，是極自然之事；不過仙芝尚生，巢名還未大顯，因之地方報告往往冠以仙芝之名，其理由非常簡單，不足為異。反之，《通鑑》是年十月稱「黃巢寇掠蘄黃」之「黃巢」，又許是事後追記之誤，巢此時不可能分身南下也。《史話》云：「黃巢集團北入山東，連破鄆州、沂州……宋威從亳州馳援山東，先後為黃巢所擊潰，宋威退守宋州。六月，黃巢進圍宋州……張自勉馳救，黃巢由宋州撤兵，北渡黃河，攻占了濮州。」（二一六頁）此一段敘事，在全章中尚較為乾淨；唯威駐亳州似在四年七月以後（見前153頁注15），《史話》所揭威由亳援山東屢被巢擊潰，則皆於史無征，仍脫不盡附會之故智，圍宋作「六月」，亦是小誤。
4《新·傳》作考城，當因諱匡之故。
5《新·紀》以陷濮州附五年三月下。
6《舊·傳》：「及仙芝敗，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內破沂一句，163頁注②已指出其誤，攻亳頗疑是巢之別隊（見下注⑧）。《史話》云：「當公元八七八年二月王仙芝集團在黃梅失敗於曾元裕時，黃巢集團正在亳州，包圍了宋威，曾元裕的大軍從黃梅乘勝北援亳州」。（二一八頁）元裕援亳一節，純是無中生有，黃梅與亳相隔千里之外，《史話》往往將瀕於崩潰之唐室，渲染成調度有方，行軍敏捷，而不知如此適足使人看不見中古革命之真象。
7《通鑑》於改元王霸下接稱：「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此段敘事倒錯，半沿《舊·傳》之誤（見前條）。《通鑑》已書陷沂在四年三月，陷濮在同年十二月，此處不應復出，竊謂段首應補「先是」二字。就巢個性觀之，似不會隨便請降，我以為可有兩種解釋：（1）緩兵之計。《舊·傳》曾稱巢渡淮時偽降於高駢，可互證。（2）地方官吏偽造以塞責。關於巢遺裼書，《通鑑》系本自《補實錄》；按《舊·紀》，乾符二年七月，裼鎮鄆，四年三月，巢逐鄆使薛崇，似裼在崇前。但《舊·張裼傳》，乾符三年冬出鎮鄆，四年卒於鎮，出鎮年月，紀、傳不符，又與巢遺裼書不相容（遺書在破沂、濮之後，則應五年初之事），《新·紀》置裼卒於五年，亦自有其理由（《通鑑》更遲在六年三月）。綜合觀之，《廿二史考異》五五裼必在崇前之證（見163頁注①），仍覺未能確立。又《通鑑考異》引《補實錄》，巢自稱黃王，恐不確，見186頁注43。
8從四年年底巢所活動之地區觀之，我相信五年之初，巢仍留在滑、濮（濮州是仙芝起義時之老本營），《通鑑》三月下稱「黃巢自滑州略宋、汴……黃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其「自滑州」三字亦表現滑為此次南下發軔之點，余疑攻亳是巢之別隊者，職是故也。不過《通鑑》先言略宋、汴然後攻衛南，顯系先後倒錯，茲故依南北順序記之。襄邑等七縣均見《新·傳》，唯誤以「郟城」為「郟」。《史話》云：「黃巢在曾元裕未到亳州以前，從亳州撤圍，北攻宋州、汴州，連破陽翟、葉縣，曾元裕的大軍就急入洛陽」；（二一八頁）按攻宋汴兩句本自《通鑑》，但《通鑑》明言「自滑州」出發，今臆改為從亳州北攻，殊覺南轅而北轍。其次，《通鑑》於三月下先書「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繼又書「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可見元裕還在鄂東，故令就近馳援宣、潤，《史話》竟說元裕北援亳州，又西入洛陽，寫成生龍活虎一樣，確為腐化之反動軍隊增色不少，弗知其大錯特錯也。
9《舊·紀》，五年二月下云：「尚君長弟尚讓為黃巢黨，以兄遇害，乃大驅河南、山南之民，其眾十萬，大掠淮南，其鋒甚銳。」其實此乃巢之本軍，讓特部帥之一耳，系諸二月，亦失之過早。抑淮南為南下必經之路，除《舊·紀》外，舊、新《傳》均有敘及，《通鑑》乃隻字不提，可算一個大漏洞。至渡淮時間，從前後事情推之，總在六月以前，《舊·紀》三月下稱：「黃巢之眾，再攻江西，陷虔、吉、饒、信等州」（末句，《舊·盧攜傳》同），《新·傳》《通鑑》皆襲其文，唯《新·傳》不著年月，但《舊·紀》即接稱「自宣州渡江」；按饒、信已在江南，吉、虔更近於五嶺，假使攻此數州者為巢之本部，則先經渡江，何來此時又在宣州徑渡？司馬光知其前後文義不能聯接，於是將此一句改為「黃巢引兵渡江」，且移於「攻陷虔、吉、饒、信等州」句之上，在文字之外表，誠然得到解決，可是對於事情之實質，依然未有解決。因為，《通鑑》於八月稱，「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比《舊·紀》著於三月者相差五個月，《舊·紀》究如何錯誤，未能明白指出，此為第一點。巢知仙芝（二月）失敗後（《考異》引《驚聽錄》，六年巢回至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沒陳，又尚君長生送咸京」，事必不確），方自滑州南下，轉戰宋、汴、鄭、許、汝諸州，再渡淮至江，只此一段曲折行程，已約可三千里，即使日行六十，毫不停留，亦非五十日不辦；然巢須沿途掠取物資以謀供給，又常會遇著人力或自然之多少阻抗，而虔州更在江之南千里以上，依此審度，在五年三月底以前，巢軍非特不能到達虔州，實亦不能到達長江邊緣，此為第二點。然則《舊·紀》此一節究應如何解釋耶？吾人試將前文所記仙芝餘部之活動，比合現之，並核其時間、空間（同是三月，同是饒州，又饒、信毗連），便知攻江西斷非巢本軍所為，仙芝餘部固許遙奉巢為主帥，然其混亂之最要原因，還是根於兩種史料記載之不同。蓋秉筆者如知重隱等原屬仙芝，則特揭其名，不知則統算入黃巢賬上，《舊·紀》雜采間事異辭之兩種史料，弗能審擇，只可於先後兩月間用「再攻」字了之。明乎此，則知《新·傳》所云，「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眾」，實即《通鑑》之仙芝別將曹師雄；《通鑑》六月下稱「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又歲底附稱「是歲曹師雄寇二浙」，皆為復疊之記載，應並作一條。《史話》云：「於三月渡江，轉入江西，與王重隱一軍在洪州會師」；（二一八頁）蓋未嘗聯繫實際，稍作思考。或者援《舊五代史》，「武皇（李克用）殺段文楚……乾符五年，黃巢渡江……以武皇為大同軍節度使」（《新·沙陀傳》略同，惟易克用為國昌），又據《唐末見聞錄》，國昌除大同節度在五年四月（均見《考異》引文），以為黃巢三月渡江，固有別證；殊不知《舊五代史》此處之「黃巢」，與《舊·紀》「黃巢之眾，再攻江西」，事同一例，所謂仙芝餘部之活動算入黃巢賬上者也。
《新·傳》敘事，未經過時間性之檢查，故往往後先倒錯，如先雲，「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駢以五年六月調浙西，則是五年事；後又雲，「轉寇浙東……於是高駢遣將張璘、梁纘攻賊，破之，賊收眾逾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在入閩之前，亦應是五年事。唯其如此踳駁，故周連寬得出「駢第一次敗巢是在江西，張璘等破巢於浙東已是第二次告捷」之結論。（《嶺南學報》一一卷二期二○頁《唐高駢鎮淮事跡考》）為要分清涇渭及判明巢本人行蹤起見，首須知饒（今鄱陽）、信（今上饒）在今江西省東北，吉（今廬陵）、虔（今贛縣）在其南部，斷是仙芝（或重隱）餘部兩支之分擾，絕非巢之本軍；否則虔州已面臨大庾之前門，何為不徑出廣南，反取由浙入閩之迂道？且如堅持《新·傳》之敘述，系順著時序，則巢軍之進行，應為（1）渡江入江西，為駢所敗，（2）轉入浙東，為璘等所敗，（3）復西回江西，破饒、信、吉、虔等州，（4）開山路七百里至建州；巢縱無謀，未必如此疲於奔命以削減自己之實力。且有一更要問題，即（3）（4）兩段路程如何聯接？吉、虔為入粵之路，非入閩之路，應無相關，信州雖可通建州，但依《舊·紀》及《通鑑》，巢系經浙東入閩（見下注11），由此言之，是巢於同一年內兩齣江西，兩轉浙東，然後變計入閩，合觀前文大庾之反詰，揆諸事理，殊無信值。申言之，作《新·傳》者對於時間、空間，俱缺乏認識，又無能除繁去復，故至蕪雜不堪，讀史者所應掃清荊棘，以惠後學也。
《舊書》一七八《鄭畋傳》：「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荊、襄，東渡江、淮」，首句是追敘，二句是仙芝的活動，唯末句才是巢本人本年（五年）的事業，可見晚唐史料，非常陵亂，不容呆讀。
10渡淮後所經地不詳。《舊·紀》稱「自宣州渡江」，語涉含胡，今略易其文；得此，益見《史話》會師洪州及六月放棄江西（二一九頁）之無據。《新·傳》又有「巢攻和州未克」一事，他書都不載，以地理求之，和州在淮水之南，江之西岸，宣州之西北，恰合於渡江的條件，其為五年事無疑。《通鑑》著攻宣於八月，足證三月渡江說之不信，《舊·紀》將實質不同之事，錯誤的連敘而下，非謂皆發生於三月也。巢在整個南北轉戰過程中，據我的看法，只三次渡江（沿江而下則不算作一次），奚風以為「四渡長江」，（《歷史教學》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頁）不知其如何排算也。
11璆，《新·紀》誤琢，據《新·傳》及《新舊唐書互證》四改正。《通鑑》根本上不信有此事，其廣明元年稱，璆罷職在長安，即暗示璆未被執。記載略與之相近者，有《舊書》一七八《鄭畋傳》，傳云：「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荊、襄，東渡江淮，眾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似璆未被執，然《畋傳》敘致多誤（參前注⑨及下注19），難為信證。抑《通鑑》於五年底附稱，「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新五代史》六七《錢鏐世家》則稱，「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鑒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眾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遂急引兵過」，又《舊·紀》於「自宣州渡江」下，繼稱「由浙東欲趨福建，以無舟船，乃開山洞五百里，由陸趨建州，遂陷閩中諸州」，《通鑑》大致亦抄襲《舊·紀》，吾人試問既入浙東、西，所經何地？欲乘船則必抵達沿海，據此推求，本年之連攻杭、越，是極可能的事，故今從《新·紀》。《史話》謂「與曹師雄會師」，又是杜撰事實。
繼檢《吳越備史》一云：「（乾符）五年，寇盜蜂起，有朱直管、曹師雄、王知新等各聚黨數千，剽掠於宣、歙間。秋九月，王（即錢鏐）率本鎮兵討平之」（直管，下文光啟三年又作「杭州山賊朱直」），可見師雄與巢，軍事上並無聯絡。《備史》又云：「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敕本道徵兵討之，時董昌戍石鏡鎮，亦募鄉里之眾以副召，王遂委質於董氏。……六年秋七月，黃巢擁眾二十萬大掠州縣……巢將及石鏡鎮，眾才三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眾，逾越山谷，旗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卻耳。巢前軍二千餘眾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潰。」即前引《新五代史》之本據，惟誤作六年（六年七月巢方在嶺南），《新·紀》既正作五年，但又訛攻杭為陷杭。《臨安志》，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錢鏐改為衣錦山；《新五代史》作石鑒，殆五代時避石敬瑭之嫌名。宋葛澧《帝都賦》「自唐乾符之後……雖黃巢之眾，不能逾臨安而深入」，（《輿地紀勝》二）亦表示義師已到臨安境上。複次，據《備史》，鏐只破巢眾二千餘人之前鋒，陸烜《黃巢事跡考跋》引《備史》，錢鏐以少騎破巢眾廿萬，則並未細讀其文。最近韓考既主張攻下廣州在六年，（一二八頁）同時又說攻杭以乾符六年為當，（一二六頁）對時間性之安排，似未詳加考慮。
12《新·傳》《通鑑》均作七百里，《舊·紀》作五百，《通鑑》胡注云：「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豈黃巢始開之耶？」按《元和志》二六，衢州「南至建州七百里」，同書二九，建州「正北微東至衢州七百里」，衢、建間至今尚為閩、浙交通大道，必非巢始開，特加工而已。
《通鑑》，五年八月後云：「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大半系承襲《舊·紀》，惟不得其確月，故連敘而下；桑原隲藏之《史料異同表》既陷於呆引，且更誤作「七月」。
13《史話》稱巢「以大將畢師鐸留守浙東，自率大軍南入福建」，又「王重隱一軍屯江西……畢師鐸一軍屯浙東……這是公元八七八年農民軍發展的大體情況」（二一九頁）；今據《舊書》一八二《高駢傳》，駢授鎮海節度（同上《史話》誤為寧海），「令其將張璘、梁纘分兵討賊，前後累捷，降其首領數十人，賊南趨嶺表……六年」，又同卷《師鐸傳》：「曹州冤朐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嘯聚為盜，相與陷曹、鄆、荊、襄……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皆師鐸、梁纘之效也。」是師鐸本仙芝餘部，此時已降唐而抵抗民軍，《史話》不了解《通鑑》事實排比之方法（見下注15），竟認為巢之留守，可謂敵我不分。王重隱本年三月占洪州，不久即死，代之者徐唐莒，亦以四月被殺，《史話》還稱重隱屯江西，何來此夢囈也！複次，鎮海節度即浙西，領潤、常、蘇、杭、湖、睦等州，《史話》既誤鎮海為寧海，又以為「領越、衢、婺、溫、台、明等六州」，直浙西與浙東之無能判別矣。
14此據《新·紀》。至《新·傳》所云，「巢入閩，俘民紿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如解作六年三月巢尚留滯福建境內，於義亦通；倘認為三月始入閩，則後來轉戰兩廣，時間殊感不敷分配。
15《通鑑》，六年正月下稱：「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此一節事實所以安排於此，《通鑑考異》曾揭出其理由如下：「郭延誨《妖亂志》曰：初黃巢將蹂踐淮甸，委師鐸為先鋒，攻脅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勃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效，故置於此」。「故置於此」猶雲「姑置於此」，即不知其的確年月而暫作如此安排，乃修史者所常用之變通方法。不過《通鑑》此一安排，殊有可議之處；駢敗巢於浙西及浙東，當然在巢入閩之前（見上注13引《師鐸傳》；《舊·紀》亦云，「初駢在浙西，遣大將張璘、梁纘等大破黃巢於浙東，賊進寇福建」），師鐸降唐更應在其前，故除李罕之外，此一節斷應於五年八月「巢攻宣州不克」下夾敘之，方能首尾聯貫。今敘在六年正月，且繼以「遂趣廣南」，則事實與文義兩不接榫，故周連寬以為「《通鑑》敘事，有時亦不可盡信」（同前引）。王丹岑唯未了解《通鑑》排比之意，遂臆測為師鐸留守浙東，肯定師鐸之降為六年正月，更進一步臆測巢為避免駢主力攻擊而轉入廣南。（均二一九頁）其實當日浙西兵力，鞭長不及馬腹，並未能威脅閩中，駢亦並無南征舉動；巢趣廣州，自為其物資豐富，遠勝閩南耳。若《妖亂志》記師鐸降事之未確，除《考異》所舉外，《舊·高駢傳》尚有一反證，傳云：「廣明元年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大將畢師鐸曰：……」是巢攻天長時，師鐸已為駢之大將，《妖亂志》未可信也。李罕之降唐，應在廣明元年，見下注30。秦彥，《舊書》一八二有傳，傳內附見許勍。彥授和州刺史，勃授滁州刺史，見《桂苑筆耕集》三，又勍改廬州刺史，見同集一四，末牒有云：「前件官自舉六條，已踰四載。」則勍任滁州刺史，已過四年，《新·紀》乃於中和三年書，「十月，全椒賊許勍陷滁州」，其為錯誤無疑。
鄧廣銘《試談唐末的農民起義》云：「起義軍的主力在八七八年夏秋間從贛州經由大庾嶺韶州等地而去攻打廣州。」（一九五二、一○、二七、《進步日報·史學周刊》九○期）此殆從《舊·高駢傳》「南趨嶺表」（見前注13）及《通鑑》之「遂趣廣南」意想得之，然此兩句均屬括敘的性質。《舊·紀》雖有過「北逾大庾嶺」一語（見下注20），但說歸時之路，非說去時之路，且亦不可信，韶州則各書全未提及。抑巢經浙入閩，各史料敘述灼然，無論空間、時間，均與由贛入粵兩不相容也。
16此一問題，可從中外史料兩方面分論之。《舊·紀》，本年「五月賊圍廣州……黃巢陷廣州，大掠嶺南郡邑」，《新·紀》同；《舊·傳》稱：「是歲自春及夏，其眾大疫，死者十三四，眾勸請北歸」，亦表現夏初巢已入粵。唯《通鑑》獨將陷廣州排在九月，其餘雖採錄《舊·傳》之文，但刪去「自春及夏」一句，又五月末尚稱於悰「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可是彼書亦有不自照應之處，因為五月下又著巢表求廣州節度，王鐸請以李係為湖南觀察，將兵「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末一事《新·紀》繫於五月）如果五月巢未入粵，兩方都不至有此準備。何況據《通鑑》，十月廿七巢已經桂州至潭州，把陷廣州放在九月，試聯繫實際，中間的時日殊覺不敷分配。
九一六年（梁貞明二），大食人阿布賽德哈散（Abu Zaid Hassan）著書，記巢取廣州在回曆二六四年，相當於乾符四年八月三日至五年八月二日（此據陳垣《中西回史年曆表》，桑原書五九頁作「乾符四年八月二日至乾符五年八月一日」，系上差一日），與前引我國記事不符，桑原隲藏因援《舊·盧攜傳》及《新五代史》六五《南漢世家》 （「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以六年說為不可信。（《蒲壽庚考》一四—一五頁）按《舊·攜傳》云：「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各事連敘而下，不定全發生於五年之內，陷荊南、江西原屬仙芝及其餘黨，而且此傳前文既書「乾符末」，下面又稱四年、五年、六年，正所謂「踳謬較之《新·傳》尤甚」者，（《廿二史考異》五五）是五年說在我國史料中只有後出之《新五代》一條。抑更須知吾人不能用片面方法解決問題，而要顧及全局，中回兩歷之對照，其二六四年之下限為乾符五年七月，換言之，如信賽德書不誤，則破廣州應在五年七月底以前。由是，即引起別一個更為複雜而無法解決之問題，即是說，吾人應同時將黃巢從滑州南下起迄破廣州止，所有帶著時間性記錄之活動，一一重新安排。但史料上並未獲得基據，可以任吾人如此做法，結果必至堅持孤證，陷入泥塗，將互有聯繫之時間性記錄，任意移動或改造，此則稍經思考而知其必不可行者也。職是之故，破廣州之時間，仍須維持六年夏初之說。《史話》稱：「二月，全軍西征……七月，攻破了廣州」（二一九頁），仍未免以主觀來驅使史料。鄭畋、盧攜之罷相，或以為因南詔處置問題，或以為因黃巢處置問題；關於前一事件，桑原引《新·南蠻傳》，謂應發生於乾符四年初或以前，似難認為二人罷相之原因，故彼主張鄭、盧罷相系爭論處置黃巢之結果。唯是罷相年分，亦有兩說，（一）五年說，見《舊》一七八《盧攜傳》、宋敏求《補實錄》、《新·僖宗紀》、《新·宰相表》、《新》三五《五行志》、《新》一六○《崔沆傳》及《通鑑》。（二）六年說，見《舊·僖宗紀》、《舊》一七七《豆盧瑑傳》、《舊》一七八《鄭畋傳》《元龜》三三三及《新》三六《五行志》。桑原之意，史料中最足信賴者為《新·宰相表》，而此表明記五年五月丁酉鄭、盧並罷，故贊同五年之說；兩人之罷，既是五年，則巢圍廣州自不得不認為五年云云。（《唐宋貿易港研究》五七—五九頁）余往年撰《翰林學士壁記注補》（《史料與史學》下或《史語所集刊》十五本），在豆盧瑑條下曾主張六年之說（原文誤以《舊·盧攜傳》加入六年說之內，茲更正），然未提出確據。今檢閱桑原此文，不妨再申前見。首須辨明者，《新·宰相表》亦錯誤屢出，不應先存最可信賴之成心，《新書》紀、表、志（卷三五）、傳似同出《補實錄》之一源（說見前引拙著），若是，則五年說只有《舊·攜傳》及《補實錄》兩種史料。六年說除桑原所引外，《舊》一六三《崔沆傳》稱，「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亦應加入六年說之內；換言之，六年說所據不同源之史料，似總比五年說為較多，今檢《舊·紀》一九下乾符五年三月後，「以吏部尚書鄭從讜、吏部侍郎崔沆考弘詞選人」，又六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沆、崔澹試弘詞選人」，向例宰相不充試官；又《新·紀》《新·表》稱沆以吏侍轉戶侍（《舊·紀》作吏侍轉兵侍）入相，是六年三月以前沆未入相，亦即是六年三月以前鄭、盧並未罷相。鄭、盧未罷，則桑原之考定，完全失其所依矣。得此硬證，再加以前文強有力之反駁（巢入廣以前及以後之活動，吾人非提出確據，不能將其時間任意挪移；試讓一步言，承認入廣為五年事，則經浙東赴閩不能不移入四年下半年，然此時仙芝未死。且五年三月巢尚在河南，如何隔了兩月便到廣州？桑原竟有此論，正諺所謂「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也！又如入廣在五年，則巢留嶺南應一年以上，史文更無可徵信。或前或後均移動不得，故入廣非在六年不可），黃巢下廣州及鄭、盧罷相之必是乾符六年，可謂已成鐵案。
此外尚有一附帶問題，大食文之Xanfu，非廣州莫屬，說見後文。但Klaproth曾證為「澉浦」，大體即杭州，一時學者如Reinaud、Yule、Richthofen、那珂通世等靡然從之，其證佐之一，即《新·紀》五年八月巢陷杭州，與回曆二六四年可以相當也；（《蒲壽庚考》一四頁）但杭非唐之商港，其他條件，尤不相合，可無繁辨。
韓考主張六年說，固與拙見相同，但彼引《全唐文》八一六韋昌明《越井記》作旁證，卻有疑問。記內所言歲數不合，又昌明充翰林學士，絕無可稽，說詳拙著《補唐代翰林兩記》二四二頁，此一證當存疑也。
17《郎官柱》亦作李迢，唯《北夢瑣言》作李佋。今本《舊·紀》之李岩，系原寫作「李岧」之轉訛（據《考異》引文，又《舊書》一七八《盧攜傳》同）。
18賽德之書又言巢在廣州，殺回教、基督教、穆護教徒及猶太人十二至二十萬，近世解者多據此為當日外僑之數目；（《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三冊一三二及《蒲壽庚考》一五頁）此韙言也。據《新書》四三上，廣州全州人口只廿二萬一千五百，縱多隱瞞，然郡城一隅，未必即達廿萬（近聞桂林來人，說全城人口不足十萬），抑廣州沿河一帶，由於近世淤墊及新填者面積頗廣，居民住地，據我六十年來所見，亦擴充不少。廿年前，廣州曾清查人口一次，包入對河的地區，結果不足百萬。試合人口增加率，市區面積，城市集中程度等等來比較，認為唐時廣州全城人口約廿萬，未為低估，豈外僑之數竟等於全城，不信者一。讓一步說，外僑即只十萬，其勢已喧賓奪主，且異族觸目皆是，最易惹人注意，何以唐末關於嶺南記載，如劉恂《嶺表錄異》、段公路《北戶錄》、房千里《投荒雜錄》等，曾無提及，不信者二。再從經濟方面言之，當日輸入，不過香料、藥材及若干珍奇物品，留住者已十餘萬，試問操何業以營生？廣州在中古時代之經濟發展，是否能支持此蚩蚩之眾？不信者三。或謂此數包含漢族信徒在內，吾人試問唐代外教惑人之深，孰如浮屠？當會昌五年（八四五）檢括天下僧、尼，只得廿六萬五百，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連外國人在內），相隔只卅餘年，而謂廣州一隅，竟有如許教徒（中古來華之外人，多數信奉任一種宗教，此是當然之事實），且增至三四十倍耶，不信者四。閒嘗思之，仙芝破荊州外郛，多所殘害（見前文），其時正是回曆二六四年，粵語「王」「黃」同讀如Wong（照語言學公例，雙唇音w，b常可通轉，故大食文翻黃巢為Banšoa），巢亦曾陷江陵，又唐人常稱荊州為「荊府」，「荊府」與Xanfu音近，因是，展轉傳訛，誤王仙芝為黃巢，荊府為廣府，一般人民為外國教徒，市虎之言，固歷史上所常見。荊為西南重鎮，必有蕃商居留，曾被波及，賽德未嘗身歷中土，只錄傳聞，宜有不盡不實之處。我國舊史家每患偏差，保守者唯知捧著殘編，沾沾自足，不肯向別個角落尋求有關之史料，采人之長，補我之短，其失也固。新進則反是，宜若可喜，然記載不能無舛錯，中外所同，若唯愛其新奇，不以冷靜頭腦審察其信值，貿貿然囫圇接受，則過猶不及也。複次，馬司帛洛（G. Maspero）云：八七九年黃巢入廣以後，大食人遂不直赴中國而停舟羯荼（Kilah，Kalah），以其貨物轉載中舶；中舶當時大致發航廣州，約十日至占城，又沿岸約十日抵Saint-Jacques（疑即大食人之Kadam，賈耽之軍突弄），又約十日抵Tioman島，沿馬來半島行，渡海峽，復沿岸行而達羯荼，全程約三四十日，（《史地譯叢》一六九—一七○頁）按巢為爭取物資，駐廣州之外國商人，勢必不能倖免，此則無須諱言者。唯是，蕃商輸入多數為奢侈品，經過進奉、收市、舶腳種種名稱，彼輩本身亦曾飽受李朝及官吏之嚴重剝削，革命軍及一般人民對之，似不至抱深切仇恨，如鄧廣銘所想像（同前引文）。而且，檢巢軍全部紀錄，除中和元年長安洗城為清除反動分子外，他處未聞大量殺戮，此一特殊例外，頗難置信。據《教工通報》三七期在山東大學講授中，「廣州因黃巢占住過一個時期，經了一次大破壞」之錯誤意見，經過討論批評而後得到糾正，（九頁）詳情未之知，拙見或與之相接近也。
賽德書略言：摧毀廣府後，亂党進向國都，皇帝奔至吐蕃邊境之Bamdou，得Tagazgaz王之助，繼續戰鬥，乃復位。惟京城破壞，府庫已虛。精兵良將皆死，威權墜失。貪狠之冒險家割據各省，無些微奉上之忠心。外國之商人船主，皆遭虐待侮辱。貨物則悉為劫掠。國內工廠皆被摧毀。對外貿易全為停阻。中國之厄運及大亂，波及于海外萬里西拉甫港（Siraf）及瓮蠻省（0man）兩地之人。前此恃營商中國為生，至此破產者所見皆是云云；張星烺以為據阿拉伯各家記載，Taghazghaz系指回紇，顯因安史之亂回紇助唐收復兩京而誤會（同前引《匯編》一三○—一三一及一三四頁）。按Taghazghaz系Toguzoghuz之音變，義即九部或九姓，韃靼亦有九姓（見《隋史》七節），當日沙陀曾附韃靼，其稱謂或由於此。至虐待侮辱，與殺戮迥異，是知彼之記載，含有多少矛盾，難為信史。至Bamdou一名，張氏未釋，以黃巢可譯Banšoa例之，殆「皇都」之對音。
19由閩赴桂林，須經廣州，此是普通所走之路線，《舊·紀》乃云：「四月，黃巢陷桂管，五月，賊圍廣州」，《新·傳》亦襲其文而稱「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舊日史家之缺乏地理知識，於此可見一斑。唯《驚聽錄》云：「復並爇海隅，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敘致最為賅備。
《舊·鄭畋傳》：「六年，陷安南府。」安南殆嶺南之誤，巢實無時間可以南征安南也。《新·紀》不察，遂於陷廣後接稱「陷安南」，反略去桂州不提，中間遂失卻聯繫。
《史話》稱巢「在廣州，經過兩個月的休息整頓」，（二一九頁）系因《通鑑》排陷廣於九月，自桂入湘於十月；但陷廣比舊、新《紀》後差五月，《通鑑》不特未提實證，且亦時間過促，說見前注16，倒不如舊、新《紀》之可信。
20《舊·傳》云：「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巢從何路入廣，都不之知，其誤更甚於《舊·紀》。《舊·紀》，六年十月雲，「時賊北逾大庾嶺」，亦不合。桂州，《舊·紀》訛桂陽，據《新·傳》改正。數千，世界影本《通鑑》訛「數十」，茲從《舊·紀》。
21從湘水北出，先永後衡，《舊·紀》《新·傳》不誤，《通鑑》倒為「歷衡、永州」。巢屯衡州，見前引《驚聽錄》。
22《舊·紀》，克潭州在廣明元年二月，《舊·傳》亦繫於廣明元年，《考異》引《補實錄》云：「閏月，湖南奏黃巢賊眾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其說可信；《新·紀》繫於閏十月者，據報到之月也。
23《新·傳》云：「其十月，巢據荊南。」《通鑑》因亦記在十月之下，此實時間所不許，廿七始克潭，月底僅餘三日耳，能飛渡荊門耶？《舊·紀》稱王鐸聞系敗棄城，漢宏大掠，「半月余，賊眾方至江陵」，亦可作反證，今從《新·紀》。複次，《新·傳》開首列漢宏為仙芝部將之一，然《通鑑考異》引《吳越備史》，對漢宏出身經過，尚存疑問，《史話》徑云：「王仙芝失敗時投降了唐軍」，（二二二頁）未免太坐實。
24自此以後至明年七月渡江北討之前，巢所攻取的地方，各書記載不一，幾於無法董理，今先分述其概略，再以管見綜合批評之：（1）《舊·紀》，廣明元年三月下稱，「攻鄂州，陷其郛……遂轉戰江西，陷江西饒、信、杭、衢、宣、歙、池等十五州」，此無疑是總敘在一起，紀又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2）《新·紀》，六年末稱，是歲「黃巢陷鄂、宣、歙、池四州」，又廣明元年四月。「壬寅，張璘克饒州」，五月，「張璘及黃巢戰於信州，死之，六月，巢陷睦、婺、宣三州」，內饒州只著克，未著陷，宣州乃為兩陷。（3）《新·傳》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張璘度江……巢數卻，乃保饒州，眾多疫……巢得計，破殺張璘，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按《舊·紀》之十五州，包饒、信、杭在內，今《新·傳》既先提饒、信、杭而後文仍稱十五州，顯系隨便抄襲舊文，未加考察；又董昌一節，與前169頁注11所引《新五代史·錢鏐世家》相同。是否乾符六年之事，大有可疑；此兩點最應注意。至巢眾疫，《舊·紀》作信州，此傳作饒州，則因信、饒相鄰，未為衝突。（4）《通鑑》將本自《舊·紀》之「攻鄂州，陷其外郛，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一節，完全記在六年十一月之下，不知何故，獨削去衢州一名（或因其不見於《新·紀》）。按《舊·紀》以攻鄂列於廣明元年三月，雖屬不確，然《通鑑》在此之前同一個月內，方稱「黃巢北趨襄陽」，此時戰略上固無分兵東下之必要或可能（因為襄陽得手，即可北窺關中），縱可能矣，豈便一月之內蹂躪十五州？豈便東及於浙杭？司馬光未嘗顧及時間，是其疏略之處。此後廣明元年正、二、三月都不記巢事，至四月始雲，「張璘度江……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璘攻饒州，克之」，五月，「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兵敗，璘死」，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庚戌（廿八日），黃巢攻宣州，陷之」，論其大致，事同《新·傳》，月同《新·紀》，惟信州遇疫，特采《舊·紀》而已。
概述既畢，試就管見所及，提出三點來討論：（1）杭州。巢軍犯杭州，舊、新《紀》《新·傳》及《通鑑》均只一見，論其時期，約分三說：（甲）乾符五年八月，《新·紀》主之。（乙）乾符六年，《新·傳》《通鑑》主之。（丙）廣明元年三月後，《舊·紀》主之。然《新·傳》缺乏時間性，乾符六年無容納其事之餘地，《通鑑》強附於十一月，絕不合理（說見前），實應依《舊·紀》移入廣明，由是再可縮並為乾符五及廣明元之兩說。考杭、越（今紹興）相去不過一百四十里，既犯杭便可犯越，既犯越亦可犯杭，故《新·紀》以犯杭、越連著於八九兩月。乾符五年巢入浙東，見《舊·紀》《通鑑》，是無可否認之事實，越為浙東首治，且瀕海隅，巢既欲乘海入閩，越州想必其曾到之地，《新五代史》綴攻杭於乾符二年之後，則乾符說似為近是。反之，巢當廣明元年時，目的方欲復尋故道，逾淮北上，何故分弱兵力，遠征越、杭？四五月間與張璘相持，尤多阻礙。質言之，舊史料內確有廣明元年巢克杭、越之一種誤傳（如《舊·鄭畋傳》云：「廣明元午，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稍經分析，便知難以成立，故本篇仍維持《新·紀》之說。（2）宣州。《新·紀》及《通鑑》之六年陷宣，從其文觀之，都系本自《舊·紀》，若廣明元年六月陷宣，則又本自別種史料；但《舊·紀》之文，原亦編入廣明元年，故所謂宣州再陷，實是復出。（3）衢、睦、婺三州。衢州只見《舊·紀》，婺、睦見《新·紀》《新·傳》及《通鑑》，亦許在《舊·紀》十五州之內。按婺今金華，睦今建德，巢軍如果由信州東出，實應先經衢州，何以《新·紀》《新·傳》及《通鑑》均獨刪此一州，殊不可解。反之，如將三州全刪卻，更不易足十五之數。或者系饒、信相持時分兵旁掠，亦未可定，總不似遲在六月耳。
《舊》一八二《高駢傳》於乾符六年冬後稱，「既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浙西州郡」，蓋將五年之事，誤記於六年之末。
25離鄂是去年底抑本年初，難以確定。
26說見前注24。池，今貴池；歙，今歙縣。《史話》列舉有湖州，（二二二頁）不知何據。
27《通鑑》於六年十二月下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按此是巢將離鄂或剛離鄂之時，淮南兵何由接觸？皆因《通鑑》將轉掠十五州編入十一月，故連帶而致誤也。唯廣明元年三月下云：「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論其時間，殊為近之。又《新·傳》云：「張璘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別部常宏以眾數萬降。」按傳首列仙芝大將李重霸而傳內無名，諒即同一人。
28《舊·傳》謂璘被殺於天長，且誤記於南據交廣之前，《舊·高駢傳》略同；惟《舊·紀》則著於此次渡江之前，《新·紀》更標明為信州，茲從之，可參《通鑑考異》二四。
29《新·傳》於取宣州下稱，劉漢宏「殘眾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按《通鑑》五月下稱漢宏之黨，侵掠宋、兗，六月稱漢宏南掠申、光，七月辛未（十九日）請於濠州歸降，唐以為宿州刺史，是漢宏並未與巢合軍，《新·傳》誤。
《吳越備史》一云：「漢宏，兗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尋為大將，領本州兵以御黃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詔忠武軍討之，不利，復命前濠州刺史崔鍇招攜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亦未言宏與巢合。
30渡江，《舊·高駢傳》作「廣明元年夏」，《妖亂志》及《舊·紀》均作七月。《通鑑》胡注云：「採石戍在宣州當塗縣西北，渡江即和州界。」又《舊·紀》稱，「其將李罕之以一軍投淮南」，《新書》一八七《罕之傳》：「隨黃巢渡江，降於高駢，駢表知光州事」（《新五代史》四二《罕之傳》略同），是罕之早已反動；《新·巢傳》乃雲，「李罕之犯申、光，潁、宋、徐、兗等州吏皆亡」，殊誤，《史話》稱巢十月攻占光州，（二二四頁）即因過信《新·傳》。
31《新·紀》先滁後和，於順序不合。
32《舊·紀》，「十月乃悉眾渡淮」，《舊·傳》作「九月渡淮」，今從《舊·傳》。
33此號見《舊·紀》《新·傳》。《通鑑》本年十一月下載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按《續寶運錄》謂仙芝「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是否兩人稱號相同，未詳（《史話》二二三頁倒作「補天」）。《史話》以率土大將軍為巢在廣南時之稱號，（二一九頁）絕對無據。
34《史話》引此節，稱本自「《唐書·黃巢傳》」；今考《新·巢傳》並無其文，蓋據別書轉引，並未檢對原文也。
35《通鑑》承《新·傳》文（引見前注30），於破申州後稱， 「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按巢之攻洛，取道汝州，除潁州外，宋、徐、兗均偏在東北，最低限度亦非巢之主力。《史話》又言九月攻占泗州；（二二四頁）按《驚聽錄》引豆盧瑑奏，只言「淮南九驛，便至泗州」，《通鑑》亦只言盧攜請急發諸道兵扼泗州，並無巢克泗州事，《史話》之無根如此。
36《通鑑》書在十日庚申之前。
37《舊·傳》《新·紀》及《通鑑》均同，惟《舊·紀》作己巳，後差兩天。
38廿二日克虢州，《新·紀》《通鑑》均與《舊·紀》同；考虢州西北至潼關一百三十里，自關至華州一百二十里，又華州西至長安一百八十里（《元和志》六及二），巢當日系取急進戰略，而唐軍方面，只有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託關外（據《通鑑》），無如何梗阻，若依《通鑑》十二月庚辰朔巢前鋒方抵關下，則上去入虢已八日，未免太遲。張承范表稱，「到關之日，巨寇已來」，蓋謂到關之前，巢已攻潼，《通鑑》乃誤會為雙方同日到潼也。
39《新·紀》，《通鑑》皆作壬午（三日），當據宋敏求改編之《補實錄》，然自潼至京三百里，以其後來程途差之，則《舊·紀》較可信。《史話》云：「張承范等十一月丁丑到潼關，十二月壬午失潼關，時間一共是六天。」（二二六頁）按《通鑑》明言，十一月「乙亥，張承范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丁丑，承范等至華州……十二月庚辰朔，承范等至潼關」，由承范庚辰至潼計至壬午失關（依《通鑑》言），前後僅三日，《史話》乃以至華之日為至潼之日，顢頇已極。抑承范表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系由乙亥數至庚辰，編史者未將史文從頭至尾仔細看過，因此又引生「六天」之誤會。
40《舊·傳》作奮鈐，今依《通鑑》。但《通鑑》明年四月下又有華州刺史喬謙，不知是否同一人。
41昭應，宋改臨潼，西至京五十里，見《長安志》一五。
42《舊·紀》《舊·傳》及《通鑑》均作甲申（五日），惟《新·紀》作丙戌（七日）；按韋莊《秦婦吟》：「前年庚子臘月五……已見白旗來匝地。」無論如何，前鋒五日已入長安矣。金吾，《舊·傳》《新·紀》《新·傳》及《通鑑》均同，惟《舊·紀》云：「時右驍衛大將（軍）張直方率武官十餘迎黃巢於陂頭。」右驍衛想是兼職，陂頭必灞上地名。《秦婦吟》又云：「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蓋義軍進行甚速，非一般人意料所及。
43此當是對俗間所用之稱呼，巢以前並未有王號，《補實錄》謂巢自稱黃王，殆涉是而誤會者。
44涉各項任命及其姓名，《舊·紀》《舊·傳》及《新·傳》《通鑑》等各有詳略異同，今參合記之。趙璋，《筆耕集》一一及《新·傳》《通鑑》同，《新·傳》則傳古、全古並見。王璠，舊、新《傳》及《舊·鄭畋傳》同，《通鑑》又璠、播並見。此外朱實、劉塘、張言均見《舊·傳》，《新·傳》則作米實、劉瑭、張全。《史話》誤諫議大夫為御史大夫，誤傳達旨意之樞密使為軍事人員，所舉唐朝降官，最少漏去楊希古（見本書第一章「牛李結黨蠹國」）、沈雲翔（見《舊·紀》）二人，反之，以趙璋為降官，（均二二八頁）於書無據。
皮日休事跡，各書所記不同：《北夢瑣言》謂黃巢時遇害，《唐語林》謂寇死浙中，《該聞錄》謂陷黃巢，被誅，尹師魯則言其後依錢氏，官太常博士雲（《老學庵筆記》）。
45《舊·傳》云：「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開遠門出，趨駱谷。」與《舊·紀》及《通鑑》異，其下文遞言「四日」，「五日」，則「三」非「五」訛，所謂傳聞異辭也。
46就實際言，巢入京之日已是公元八八一年。近人寫作，往往上系公元，下附舊曆月份，揆諸文義，實不可通（我亦曾犯此弊），如令外國人讀之，更易發生誤會。如為避免查對，我仍主張用「廣明元（八八〇—八八一）年十二月」之記法，否則月份亦應檢《中西曆對照表》改正，方兩不相背，余可類推。
大革命衰落——巢入京後以至失敗
巢居京二年又四月，舉措多不可知，概言之，謂從此走入下陂之途，諒無大誤。昔人言，日中則昃，盛極則衰，二者實不可以相況也；日月運行為自然之規律性，不可以外力改造，盛衰為社會變化性，合群眾力量，可使之適應而轉移。物必有腐，能推陳出新，則不至於全腐，巢之失敗，自是人事不濟，無可諱言。
於時，前龐勛部諸葛爽領代北兵馬駐櫟陽，來降，巢授為河陽節度①，又河中留後王重榮初受命而旋叛，巢遣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擊之，大敗，失糧仗四十餘船②。
中和元年（八八一），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攻鄧州。三月三日（辛亥），克之，遂命鎮守，以扼荊、襄。巢先遣將王暉召鳳翔節度鄭畋，畋斬暉，乃使林言、尚讓、王璠率眾五萬攻鳳翔，欺畋文人，不設備，陷於伏，畋軍追擊至岐山之龍尾陂，損失萬計③。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眾無所歸，畋乘勝收集殘餘，與涇原節度程宗楚、秦州節度仇公遇等結盟，（據《舊·畋傳》檄文）移檄反抗。邠寧將王玫據邠州應義師，巢即以為節度④，旋被別將朱玫所殺，復附於唐。於是反動軍隊雲集畿輔，北面則唐弘夫以涇原之師屯渭北，易定（即義武）王處存屯渭橋，東面有河中王重榮屯沙苑（同州），西面有鄜延節度李孝章、夏州節度拓拔思恭屯武功⑤，邠寧朱玫屯興平，鄭畋屯盩厔，義軍已處於三面包圍之危險形勢，諸葛爽亦以河陽叛⑥。
四月，宗楚、弘夫等在興平、咸陽（在興平東）再勝⑦，直逼京師。五日（壬午），巢潛軍東出，伏灞上⑧，宗楚、弘夫、處存等軍入京⑨，士無部伍，分占第宅，競掠貨財、妓妾，巢詗知其無備，十日（丁亥），分門復入，大敗官軍，殺宗楚、弘夫⑩，軍勢復振，處存率殘部還營11。十三日（庚寅），又敗思恭、孝章於三橋12，部眾上巢尊號曰承天廣運啟聖睿文宣武皇帝。巢怒百姓迎官軍，下令洗城，凡丁壯皆殺之。唯時，東南外圍不知長安確息，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岩皆棄城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岩使還商州。
五月，忠武監軍楊復光將忠武等兵八千人敗朱溫，復取鄧州，追溫至藍橋（在藍田關南），昭義節度高潯13又合重榮取華州，於是南路同感威脅。六月十五日（辛卯），王璠圍興平，朱玫退屯奉天14。七月，孝章、思恭進壁東渭橋，遣朱溫拒之15。八月，巢將李詳敗高潯於石橋，復取華州16，即授詳華州刺史，潯退至河中。九月一日（丙午），尚讓、朱溫敗孝章等於東渭橋17，十一月一日（乙巳），孟楷又進襲之於富平，孝章、思恭各引還本道。
中和二年（八八二）二月一日（甲戌），朱溫再取同州18，以溫為刺史19。維時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耕耘荒廢，義師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踴，米斗三十千，屑樹皮充食，或以金玉買人於官軍，每口直數十萬20，山砦避亂者多為諸軍所執賣。《秦婦吟》云：「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長安革命軍之處勢，至是幾同於瓮中之鱉。
同時，唐朝為都統鄭畋去歲被大將李昌言逼走，高駢不肯出兵，改用首相王鐸為都都統21，從新部署其攻圍隊伍；鐸自將山南、劍南軍屯靈感祠，重榮、處存屯渭北，孝章（保大軍）、思恭（定難軍）屯渭橋，朱玫屯興平，復光領忠武軍屯武功22。巢號令所行，不出同、華，義軍內部，開始崩潰，潼關守將成令瓖首率眾四萬人、馬軍七千騎擘隊奔逃，南投高駢23。
五月，圍奉天節度齊克儉於興平24。六月，尚讓攻河中，破重榮於河上，遂拔郃陽（今同名），進攻宜君砦25。七月，攻武功26。
義軍內部裂痕，至朱溫降唐而益著。時唐河中軍糧艘三十，道出夏陽（今韓城），溫劫取之，重榮率眾三萬來援，溫懼，鑿沈其舟。河中軍悉眾來圍，溫數請濟師，知右軍事孟楷抑不報，九月十七日（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27，帥大將胡真、謝瞳28舉同州降重榮，唐授為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29，賜名全忠，李詳素與溫善，巢遣人殺之，使其弟鄴代為刺史30，十一月，詳舊部王遇等逐鄴，以華州降唐，唐授王遇為華州刺史31。
仙芝遇沙陀而慘敗於江陵，巢遇沙陀而慘敗於長安，前後如出一轍，江陵之敗，註定仙芝的末路。「鴉軍至矣32，當避其鋒」，（語見《通鑑》）義師既患內餒，分當先謀自處之道；況同、華失守，左翼洞開，敵人有隨時渡河的可能，如度無力阻止，則應姑避其鋒，此稍諳兵略者之所知也，而巢竟如毫無感覺者。先是，中和元年三月，代北監軍陳景思言於唐，請招沙陀李國昌、克用父予以拒巢，克用至河東，與節度鄭從讜交惡，轉掠諸州，事經年余，畿輔部隊與義師相持，無敢力戰，楊復光等再提前議，說王鐸召克用，一面諭從讜示意。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騎33，經嵐、石路趣河中，十二月，自夏陽渡河。中和三年（八八三）正月，破巢弟黃揆軍，二日（己巳）進屯沙苑。二月十五日（壬子）再進至乾坑34，林言、尚讓、趙璋等率眾十萬，與克用戰於成店，大敗，死者數萬，被追至良天坡35，惟王璠、黃揆乘隙取華州。廿七日（甲子），克用圍華，塹柵以環之36，三月六日（壬申），尚讓引兵往援，敗於零口37，廿七日（癸巳），克用拔華州，揆率眾出走38。四月四日（庚子），沙陀、忠武、河中、義成、義武等軍合趨長安，義師拒戰於渭橋，大敗而還39。先是，義師發兵三萬扼藍田道，陰作退走計，八日（甲辰），巢率部出藍田七盤路，入商山東走40，克用自光泰門先入41，諸軍大肆虜掠。
五月，前鋒孟楷攻蔡州，節度秦宗權降42。楷移兵攻陳州，刺史趙犨逆戰，生斬楷，巢怒，六月，悉眾攻陳州，營於城北五里43，為持久之計，旁略唐、鄧、許、汝、孟、洛、鄭、汴、曹、濮、徐、兗等州。於是感化時溥、宣武朱溫相繼為陳助44，犨又求援於克用，唐廷亦詔克用出兵。（見《舊·紀》）時關東仍歲大飢，木皮革根皆盡，至俘人為食。十一月，宗權圍許州。十二月，溫敗巢軍於亳之鹿邑，遂取亳州（宣武轄）。中和四年（八八四）二月，克用出師援陳許45，為河陽諸葛爽所拒，三月十三日（甲戌），移軍自蒲陝濟河，東下洛陽、汝州，四月廿四日（甲寅），次汝州46。時尚讓屯太康（陳州北），黃鄴屯西華（陳州西），稍積芻粟（《舊·紀》），廿九日（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華，卅日（庚申），讓、鄴皆走，退保郾城47，巢本人亦解圍，退軍故陽里（陳州城北），革命軍圍陳，至是已逾三百日矣。
五月三日（癸亥），巢引兵西北趣汴州48，七日（丁卯），次尉氏49，八日（戊辰），至中牟北王滿渡，半濟汴，沙陀奄至50，殺傷萬餘，義師大潰；尚讓率部萬人歸時溥，別將楊能、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等降朱溫51。巢挾殘眾，逾汴而北，九日（己巳），又被克用追敗於封丘，獲巢之幼子，巢東走，只余千人。十日（庚午），克用仍緊追不捨，過胙城、匡城（均屬滑州），一日夜行二百里，至冤句，以馬乏而還52。巢眾散入兗、鄆界。二十日（庚辰），溥遣李師悅、陳景瑜等追巢53，六月，鄆州節度朱瑄破之於合鄉（地屬滕縣），十五日（甲辰），師悅等又敗之於萊蕪縣北54。十七日（丙午），巢行至泰山狼虎谷55之襄王村，追者已逼，巢囑林言斬之，言不忍，巢遂自刎，言斬巢兄弟鄴、揆等七人首56，並巢妻子將詣時溥，遇太原、博野軍，並殺言。巢自起義至亡，計先後十年57。
巢之姬妾，械至成都，僖宗宣問何故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眾，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即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此一段故事，司馬光引自張《錦里耆舊傳》，其答辭當然經過文飾，然義烈之氣，已活躍紙上。巢一門群從，胥以革命犧牲，更有此從容就義之女子，是值得大書特書者。巢之從子浩，巢死後率眾七千，游擊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九〇一）始為湘陰惡霸所刺殺雲58。
巢自仙芝死後，獨樹一幟，領導革命，從滑、濮南下，而淮南，而兩浙，而閩，而粵，再經桂、湘，入江陵，順流而下，至於贛、皖，閱時僅兩年，走過唐代十道的七道（河東、隴右、劍南除外），前清十八省的十三省（山西、甘肅、四川、雲、貴除外），行一個萬里以上象字形的大圈子，不徒明代以前任何革命首領未嘗作過如此大冒險，即近而太平天國，專就此一點而論，亦未能與之媲美。當革命隊伍進行時候，曾預備循浙海以達福州，曾穿越長七百里之山道，曾建造數千條轉運大栰，技術是如何優長，精神是如何無畏。方其從汝州推進，僅及一月，便踏平兩京，進展是如何迅速。初至潼關，「白旗滿野，不見其際」，「舉軍大呼，聲振河華」，軍容是如何壯整。「自淮已北，整眾而行，不剽貨財」，入東都之日，「坊市晏然」，以被視為「草賊」之隊伍，本極不容易博得如此稱譽，而尚幸有少許公論，流露於歷史行間，我相信巢所領導之革命隊伍，仍有不少可歌可頌之事跡而弗克傳今者。
關於革命軍之政令，獲得材料無多，只如在廣州布告，「禁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到長安時，「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於官」，「尤憎官吏」，要其大旨，無非禁止貪污，維持紀律，鎮壓反革命，都是革命分子應做之事。
史籍上屢次說巢擬降唐，此許是處緊急關頭暫謀緩兵之計，論史者分應原情略跡；《續寶運錄》曾稱巢「並所賜官告並卻付（仇）公度」，（《考異》二四引）方是真情之表現。
總而言之，巢性堅定，有忍耐，富於冒險精神，不肯屈服妥協，終於為革命事業而光榮犧牲，惟具此優良品質，故能領導群眾，達於十年。
然而巢終至失敗，任何事業之失敗，必自有其原因。現在所見記載，都屬外間作品，未嘗有局中人揭露其內幕，論列時少不免犯隔靴搔癢之病，今姑結合片段材料，試作表面批判，以供討究。
第一失著在入長安後，不立作斬草除根之計，此點前文已經指出。朱溫移唐祚之未嘗十分棘手者，就在首清宦官、次摧朝士以剪其羽翼，溫固非革命，然演出手段，卻能抓緊重點。
第二失著在物質引誘，革命變質，結果使到隊伍沾染城市之腐化，減低作戰之士氣，另一方面又招致及加深群眾之反感。原夫純潔隊伍，是極為難辦之事，何況於中古時代統領數十萬大軍，《新·傳》所稱「賊酋擇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破壞紀律，總或不免。浸漬於享樂者日深，斯奮鬥之雄心銳減，尚讓以萬人而倒戈，林言以獻首而冀免，即最為密切之夥伴，亦已不知革命與反革命兩無並存59，此皆入城腐化之惡果也。關中轉粟為李唐二百多年之艱巨問題，夫豈毫無所知，今無論江淮非巢有，潼關以東未打通，甚而長安一隅，亦經常處於三面包圍之劣勢，縱使太倉少有儲積，焉能久支。馴至關輔百姓，餓死溝壑、析骸而食，不特未解倒懸，抑且加深荼炭，招致群眾之反感，勢所必然，《史話》云：「但農民軍沒有抓緊這一個勝利的時機，展開軍事的進攻，還是苟安在長安拖延歲月，集結幾十萬武裝，來困守著一個京城，外面又沒有糧餉的接濟，即使敵人不進攻，曠日持久，也會自行崩潰的」60；其批判良自不誤，然猶未也。黃河流域是唐代節鎮布置最密之區，亦即反動軍隊最為集中之地，彼輩雖未必替李家出死力，卻肯為自己爭地盤，試看黃巢移向江淮，勢如破竹，回到北陸，掣肘便多，其中消息，自可參透。關中有同釜底，當日環境條件，斷非適應於義師指揮作戰之地，既見情景不同，即應跳出重圍，避實就虛，別謀立足，尤其成令瓌、朱溫等內部崩潰，更須移師整肅，以固本根，今乃臨到鴉兒軍將至、伯有相驚之際，始狼狽以去，此無他，對繁華誘惑戀戀不捨，沉醉於帝皇將相之錯誤觀念有以使之也。《舊·傳》稱巢攻陳州時，為營象宮闕之制，正可表示其思想變質；《史話》翻謂其採取機動戰略而後安全退出長安61，吾斯未之信。
圖三 黃巢南北大轉戰經途略圖（用近世地名註明）
第三失著在盲目打擊，結果不僅不能分化敵人，且促使敵人之合以謀我。夫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乃萬劫不磨之格言，長安退出，無論有無計劃，形式上總是表現失敗，為欲挽回頹喪之士氣，必須奪取別一較為安全之據點以休養生息，再振軍心，今據《舊·紀》言，孟楷攻陳，刺史趙犨臨陣斬楷，巢惜其死，遂怒而悉眾攻陳，是負氣之行動也。陳處潁水中游，本四通八達之區，無險可扼，然使稍攻不下而棄去，斯亦可矣，乃環攻逾十個月62，非特不培養士氣，又從而挫抑之，頓兵堅城，犯兵家大忌，且重蹈臥困長安之覆轍，何也？《史話》云：「……收降了淮蔡節度使秦宗權的一枝勁兵。這時如果能長徵到江南富庶之區，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很可以重新儲備革命力量的」63；我以為尚可補充者，高駢坐擁淮南，毛羽自惜，且與浙西周寶不協（參《筆耕集》一一），兩浙復相惡（浙東劉漢宏，參《吳越備史》一），誠能利用其分化，何難觀釁以待時；不此之圖，而乃爭勝於意氣之間，此是何等蠢笨行動。複次，唐末方鎮非遇利害切身，多求自固吾圉，苟明乎此種情勢，則新敗之後，自不應多樹敵以自困；唯巢要苦攻陳州，軍中所需，迫得旁掠他郡，《時溥傳》云：「及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舊書》一八二）是即盲目攻擊而樹敵自困之一例也。
第四失著在無能靈活運用其戰略。閒嘗謂巢前半期之成功，由於流動作戰，後半期之失敗，由於不流動作戰；然非謂必流動而後可以成功也，要看其適應與否。蓋革命軍初起之際，根據薄弱，自須采我之長，攻人之短，及夫聲勢浩大，差能立足，又須略謀變通。當其未入長安之前，所過之郡，不下數十，未聞揀選較形勝之雄鎮，派重兵駐守，作為後方老本營。而革命期中，逗留稍久者長安餘二年，陳州幾一年，然此兩地又非當日適於久據之區也。失敗最足以消磨志氣，唯無老本營，故東出藍田，流離失所，一敗塗地，未始無因。抑義師所畏者沙陀騎軍，騎軍利平原不利山澤，誠能先期向南或西南方避去，即使暫無發展，要可保全實力，如黃浩之游擊湖湘多年。顧竟不能擺脫鄉土觀念，敵從北來而我偏向北沖，何面目見江東父老，智未免出項羽之下矣。
第五失著在不能組成立場較穩之基本幹部。常言孤掌難鳴，革命偌大事業，非可以由個人或少數人包辦，必須挑選及訓練一班緩急可恃之人材，臨到危難之時，方不至樹倒猢猻散。巢奔走革命，將近十年，可能接觸之人，實非少數，然部下初未聞有如何杰出，足以繼承大業，大抵多貪圖富貴，可勝而不可敗（如同州刺史王溥等）。最先有秦彥、畢師鐸、許勍、李罕之等降高駢，其次朱溫降王重榮，而降朱溫者又有李唐賓、葛從周多人，甚至久共患難之尚讓，亦以汴水失敗而倒戈，此後「巢愈猜忿，屢殺大將」，（《新·傳》）悔無及矣。狼虎谷末日，只落得一門殉難，而窮途相逼者還是尚讓部下，質言之，即未有注意到識拔及栽培幹部之失也64。
注釋：
1爽之降巢《舊·紀》在中和元年八月，當誤（見《殿本考證》），今從《新·紀》及《通鑑》。《史話》云：「當時方鎮大使先後向新政府投降的，有忠武軍留後周岌，河中軍留後王重榮，感化軍留後時溥，平盧軍留後王敬武，河陽軍節度使諸葛爽。」（二二九頁）按爽之河陽節度，系巢所授，（《舊書》一八二）非以河陽來降，《新·紀》實創其誤，《玉泉子》稱，「黃巢入洛，（鄧廠）避亂於河陽，節度使羅元杲請為副使，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所謂「巢寇又來」，即爽受巢命而來也。周岌其時已正授節度，非復「留後」（見《通鑑》），時溥至中和元年八月方為留後，王敬武又遲至二年九月（此據《新·紀》及《通鑑》，唯《舊·紀》系敬武留後於元年十月），時溥更無降附革命軍之事跡，《史話》所敘，殊欠分明。
2此據《通鑑》。《舊書》一八二《重榮傳》：「既而賊將朱溫舟師自同州至，黃鄴之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眾，大敗之……朝廷遂授節鉞檢校司空，時中和元年夏也。」按《通鑑》，元年四月，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舊·傳》所記「元年夏」，系指授官時言之。
3龍尾陂或作坡，二字通用。《舊·傳》《新·紀》及《舊·鄭畋傳》系此役於二月，《舊·紀》《通鑑》在三月，蓋其事亘二、三兩月也。領兵者《舊·紀》《新·傳》著林言、尚讓，《舊·畋傳》及《通鑑》無林言而有王璠（唯《通鑑》此處作王播），《舊·傳》只稱尚讓。「斬馘萬計」見《舊·畋傳》，《通鑑》作「斬首二萬餘級」。又《舊·傳》中和二年有「二月，涇原大將唐弘夫大敗賊將林言於興平，俘斬萬計」一段，實元年事之誤編，只看其後接敘王處存一段，應屬於元年（參下頁注⑨），弘夫亦死於元年，便可比較知之，惟地點在興平小異，當是四月進逼京師前之另一戰役，應與《新·紀》所云四月「程宗楚……唐弘夫及黃巢戰於咸陽，敗之」之一段相當。
4《新·紀》二月下稱「邠寧將王玫陷邠州」，似王玫為起義之唐將，巢因而授以節度；《通鑑》四月下謂「黃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恐未確。
5《舊·紀》，七月下作孝章；三月下訛孝恭，廣明元年四月下作孝昌，《新·紀》作孝章； 《新·傳》則孝章、孝昌並見（《新·党項傳》亦作孝昌），《通鑑》作孝昌。又《舊·傳》云：「鄜延拓拔思恭之師屯武功。」《殿本考證》謂「鄜延下當脫『李孝昌夏州』五字」，是也。
6《史話》云：「感化軍節度使時溥、河陽軍節度使諸葛爽都先後叛歸了唐朝。」（二三二又二三六頁）按溥未嘗降巢，見前文注①，且溥八月才自為留後，三、四月時尚是牙將，尤征《史話》之無稽。
7《新·傳》云：「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通鑑考異》辨之云：「《舊·紀》《舊·傳》《新·傳》皆雲弘夫敗在二年二月，《驚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按《舊·紀》二年書弘夫勝，處存敗，《舊·傳》亦只言二年處存敗，《考異》所辨，尚欠分明。關於興平或咸陽之役，已引見前文注③。
8《舊·紀》稱「賊偽遁去」，《新·傳》稱「巢竊出至石井……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是巢為有意空城以誘官軍；《通鑑》最初只言「黃巢帥眾東走」，未免掩蓋當時真相。
9宗楚、弘夫入京，只見《新·紀》《新·傳》及《通鑑》，《新·傳》《通鑑》兼及處存，《新·傳》更增邠軍（朱玫）。《舊·紀》《舊·傳》誤將處存事編入二年（前文注③），《舊·傳》云：「二年，王處存合忠武之師，敗賊將尚讓，乘勝入京師，賊遁去。」按《通鑑》五月始稱忠武周岌叛巢，以兵三千付楊復光，《舊·傳》所稱「忠武之師」，是否先時援京所留下，來歷不明，故從闕疑。《通鑑》敘入城事有云：「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史話》引文漏「恐」字，又誤讀「分其功不報」為句，「鳳翔、鄜夏」連下「軍士」為一小句，遂生出「把王處存、拓拔思恭也打得潰不成軍」之誤解（二三三頁）。按鳳翔指畋，鄜指孝章，夏指思恭，思恭並未參預入京之役，故三日後（庚寅）得與巢軍戰於土橋也。
10此據《新·紀》及《通鑑》；《新·傳》只謂害弘夫，故後來王鐸出總師干時，再見「程宗楚營京右」之記載。
11處存原駐渭橋，還營者還渭橋也；沙苑是重榮屯地，此次並未參與入京，則渭橋、沙苑兩地恐未收復。《史話》云：「收復了渭北、渭橋、興平、沙苑幾個軍事據點。」（二三三頁）殊有言過其實之處，參本頁注12。
12《新》二二一上《党項傳》稱：拓拔思恭「次王橋，為巢所敗」，王橋殆三橋之訛。在京城西，見《通鑑》二三一興元元年注。
13周連寬認高潯是高劭之誤，舉出二疑、三證，因之，又以《舊五代史》二○之高劭為高劬之誤，（同前引文四一—四三頁）其錯蓋由於確定高潯即高劭而起。唐代許多將相，兩《唐書》皆未立傳，尤其唐末無實錄可據，潯之無傳，並不可疑。崔致遠《桂苑筆耕集》一二之《報昭義成璘》，系迎取潯之家口，一五之《為故昭義僕射齋詞二首》，又是祭潯之作，周疑「《筆耕集》毫不提及」，實緣彼先確立「高潯即高劭」之錯誤前提而引生。所提三證，今不必逐一條駁，只舉兩項反證，便知潯、劭各為一人，斷乎其不能併合也。「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為故昭義侄孫僕射及二孫子敬設齋於法雲寺」，（《筆耕》一五）則潯是高駢侄孫，「臣堂侄男劭」，（同上五）則劭是駢之堂侄，二人世系相差一代，潯、劭不能強並者此其一。潯於咸通九年已為安南都護，乾符六年二月由陝虢觀察轉昭義節度，固周氏所承認之事實；劭官則《奏侄男劭華州失守請行軍令狀》云：「比在河中司錄，得受李都指揮，領昭義之甲兵，收華州之城邑……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榮金紫，位忝星郎，始離蒲坂之具寮，遽假蓮峰之通守。」（同上）比在二句言李都節度河中時，劭為蒲州司錄參軍，服榮四句言其以收復華州有功，得賜金紫及檢校郎官之職銜，且由司錄參軍超升為華州別駕（通守是隋末所設，位次於太守），由是言之，巢入京時，潯是檢校僕射（從二品）、昭義節度，劭不過司錄參軍（七品），洊升之後，仍止四品，職位之高下懸殊。且《舊·紀》稱以王徽代潯，貶潯端州刺史，若由別駕改刺史，則不是貶而是升，不能強並者此其二。周氏無非強調同是收復華州，同屬昭義部隊，同為高駢親人，然只見其小同而未見其大異。領昭義兩句猶言劭系收華州案內有功人員，論劭之官，此時已隸於重榮（重榮繼李都為河中節度），論其軍團，則高潯所部，劭在高潯與重榮聯合領導之下，參加取華，初不定與潯為一人。駢文敘事，容有辭不達意，周既未細加分析，又把劭看作是取華之唯一領導人，故鑄此錯。抑潯於本年被殺，依周之解釋，即劭於本年被殺，由是，對光啟尚生之高劭，不得不別覓一高劬以為之代。按《舊五代史》二○《劭傳》云：「高劭字子將，淮南節度使駢之從子也……唐僖宗避敵在蜀，駢鎮淮南……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遙領華州刺史，光啟中，以駢命遏晉公王鐸於鄭。」與《筆耕》之高劭，大致符合（只誤別駕為刺史），而周偏謂其「毫不相類」。若高劬之官，則是「前鄂州都團練副使……始佐理於江陽，旋從知於寒壤」，（《筆耕集》四）與薛史所記弗符，而周偏斷薛史之「劭」為「劬」訛，何也？竊嘗合《奏華州失守狀》及《劭傳》觀之，相信無論河中司錄或華州別駕，都同於近世之掛名保舉，未嘗之官，《失守狀》所云「旋見脫歸」，只是門面轉圜之語，周氏乃以比潯「奔河中」，則又誤虛為實也。
14《舊·紀》繫於八月，《新·紀》《通鑑》同作六月，《新·紀》且著日，故從之。奉天今乾縣。依此，知興平據點，亦至是始被義軍攻克。
15參據《通鑑》及《新·傳》。
16《舊·紀》誤「同州」。
17月日據《新·紀》，《通鑑》本年下漏書九月，故讀來一如八月之事。
18日據《新·紀》。《通鑑》云：「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唯《新·傳》云：「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刺史名與《通鑑》異。
19此據舊、新《傳》及《通鑑》；《舊·紀》及《新五代史》一稱為「同州防禦使」。
20此據舊、新二《傳》，《舊·紀》及《通鑑》作數百萬。
21按鐸為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或記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記在二年，各說不同（參《通鑑考異》二四）。今本《考異》說：「又《舊·紀》《舊·傳》《新·傳》鐸止為都都統，《新·紀》作都統。」按今《新·紀》實作「都都統」（《考異》前文引《新·紀》同），《舊·紀》《舊·傳》及《新·傳》止作「都統」，今本顯傳刻之訛，應正作「又《舊·紀》《舊·傳》《新·傳》鐸止為都統，《新·紀》作都都統」，也須這樣改然後文氣乃通。《考異》又稱：「《實錄》，初除及罷時皆為都統，中間多雲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為都都監，按時諸將為都統者甚多，疑鐸為都都統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廣州越秀山發見《王渙志》，志稱；「初僖皇之幸蜀也，時王公以相印總戎，鎮臨白馬，仍於統制有都都之號。」千年疑竇，得此志可以解決矣，說詳拙著《從（王渙墓誌）解決晚唐史一兩個問題》。
22當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別將統領，《史話》乃云：「當時王鐸聯合的兵力，計有忠武軍周岌、威（感之誤）化軍時溥……」（二三六頁）讀者頗易誤會為岌、溥身親行陣，此則措辭失當也。
23駢 《奏誘降狀》云：「草賊黃巢下擘隊賊將成令瓌徒伴四萬人，馬軍七千騎。右件賊徒元受黃巢指使，占據潼關，尋自擘隊奔逃，所在燒劫，就中蘄、黃管內，最甚傷殘……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領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訖。」（《筆耕集》五）狀下文有與時溥交惡之語，令瓌拔離潼關，當是本歲春間或以前之事。
24《通鑑》云：「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不提克儉。按《新·傳》有「齊克儉營興平，為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當系同一事件；但興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頗易令人誤會。胡注只言「時鳳翔、邠寧軍駐興平」，亦未將《新·傳》詳細比勘。
25《舊·紀》及《通鑑》繫於七月，《新·傳》在六月。高駢《賀表》云：「得進奏院狀報，北路軍前定難軍節度使拓拔思恭、保大軍節度使東方逵等奏，宜君縣南殺戮逆賊黃巢徒伴二萬餘人，生擒三千人並賊將者；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賊徒潰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筆耕集》一，又卷六《賀狀》略同）則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間。但《舊·紀》又云：「雨雪盈尺，甚寒，賊兵凍死者十二三。」（《新·傳》《通鑑》同）六七月時都似不應有此大雪（是年閏七月）。
26《新·傳》云：「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澇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翔兵固壁。」按澇水出鄠縣，東北入咸陽，鳳翔則在武功之更西，疑所攻者只鳳翔軍，非鳳翔轄境，今節取之。
27《舊·紀》系溫降於八月庚子朔，茲從《新·紀》及《通鑑》。殺監軍嚴實見《舊·紀》及《通鑑》，《新·傳》則稱「即斬賊大將馬恭」，大約所殺者不止一人。
28《新五代史》一及《通鑑》作瞳，《舊·紀》作曈。
29《新·紀》《通鑑》作右金吾，《新五代史》作左。《舊·紀》云：「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通鑑》云：「以溫為同華節度使。」按華州是時不在唐軍手中，事同於惠而不費，未必如此惡作劇。《通鑑》既記同華節度，又於十月下再著授官，與《新·紀》同，尤不可信，因同、華二州，唐代向來分治也。《史話》引《通鑑》此一段，竟誤題作「《唐書·黃巢傳》」。（二三七—二三八頁）
30《舊·紀》作黃鄴。《新·傳》在此處作黃思鄴，《通鑑》承用之，故兩書皆前後矛盾。
31鄴並未死，《考異》已辨《補實錄》之誤。《舊·紀》十一月下，「賊將李詳下牙隊斬華州守將歸明，王鐸用其部將王遇為刺史」，「部將」指詳之部下，《新·傳》云：「巢以王遇為刺史，遇降河中。」似是誤會。
32《新五代史》四：「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通鑑》則謂「克用軍皆衣黑，故謂之鴉軍」，解釋不同，似前說較可信。呂振羽稱唐求助於突厥、吐蕃，（同前引書二○○頁）按就族類而言，沙陀可屬於「突厥族」，但非隋、唐時之「突厥」，若吐蕃則時方衰弱，唐並無求助之舉。
33《舊·紀》與《新五代史》同。《通鑑》於十一月下既稱萬七千，十二月下又作四萬，蓋雜采兩項史料而未能剪裁者（《新書》二一八《沙陀傳》作步騎三萬五千）。
34月日據《通鑑》，惟《舊·紀》《舊·傳》《新·傳》及《新五代史》均附正月下。胡註：「乾坑在沙苑西南。」按《元和志》二，沙苑在同州南十二里，乾坑在州西三十里，則乾坑似在沙苑西北。《舊·紀》云：「己巳，沙陀軍進屯沙苑之乾坑。」系誤合兩地為一地。
35此役，《舊·傳》《新·傳》及《通鑑》皆記在二月，《舊·紀》及《新五代史》記在三月。十萬之數，據《舊·傳》《新·傳》，《通鑑》作十五萬，良天名據《舊·紀》，惟《舊·傳》《新·傳》、舊新《王重榮傳》《新·沙陀傳》《新五代史》及《通鑑》均作梁田。《舊·紀》云：「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軍與賊將趙章、尚讓戰於成店，賊軍大敗，追奔至良天坡，橫屍三十里。」成店、良天二地都未確知所在，丁謙《沙陀傳考證》云：「梁田坡在同州西南，《通鑑》載，克用敗賊於沙苑，即系此戰。」按同州西南一句，只意想得之，依《通鑑》，沙苑、梁田坡二役亦先後不同，丁氏誤。又《舊·重榮傳》於朱溫既降之後，重榮、復光謀召克用之前，敘稱：「黃巢自率精兵數萬至梁田坡，時重榮軍華陰南，楊復光在渭北，掎角破賊，出其不意，大敗賊軍，獲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而退。」《新》一八七《重榮傳》同；按未召克用之前，趙璋如已被執，此時不應復在巢軍，是知舊、新《重榮傳》都誤以中和三年之事，倒敘在先。
36《秦婦吟》雲「又道官軍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記在三月之前；按《長安志》一一，「竹谷在（萬年）縣南六十里，《方輿記》曰，竹水，俗謂之赤水」，畢沅「案《水經注》雲，竹水南出竹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於渭，即此水也」，依此求之，收赤水當是圍華前後之事。
37《舊·紀》以良天坡之敗繫於壬申，《新·紀》未提良天坡，只雲，「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於零口，敗之」；據《長安志》一五，零口鎮在臨潼縣東四十五里，約當長安、華州間之半途。《新·傳》及《通鑑》都分良天坡、零口為兩役，可信非同一地點，但未知日期孰是耳。
38《舊·傳》雲「黃揆棄華州，官軍收城」，附二月下，《新·傳》略同。《舊·紀》則云：「二月，沙陀攻華州，刺史黃鄴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新五代史》亦云：「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堤谷。」「鄴」應「揆」之誤。但無論為揆為鄴，此時都未被擒，《舊·紀》不可信。月日今據《通鑑》書之。
39此據《舊·紀》及《通鑑》；《舊·傳》稱「四月八日，克用……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八日即甲辰。《新·紀》亦稱，「甲辰，又敗之於渭橋」，據《長安志》一一，渭橋鎮在萬年縣東四十里，即東渭橋李晟屯兵處。《史話》云：「黃巢集中十五萬大兵，扼守渭橋，雙方展開了激戰之後，農民軍一面擊退了唐軍的進攻，……」（二四一頁）按《新·傳》雲「巢夜奔，眾猶十五萬」，是言巢離長安時猶有此數，非空城而出以扼守渭橋。至渭橋（或渭南）一役，無論《舊·紀》《舊·傳》《新·紀》《新·傳》《新五代史》及《通鑑》，均說巢軍失敗，《史話》翻易言為「擊退唐軍」，直是歪曲史實，使人得不到革命軍何以失敗的教訓。
40《考異》據楊復光露布（見《舊·紀》《舊·傳》），斷巢離長安為四月八日。按《後唐太祖編年錄》《唐年補錄》均稱巢九日乙巳出走，《梁太祖編年錄》稱乙巳出走，翌日官軍入京，《舊·傳》稱十日（丙午）夜出走，詰旦克用入京，《新·紀》取丙午復京師之說，《補實錄》取乙巳收京師之說。此外，張《耆舊傳》稱中和三年正月十日，句延慶《耆舊傳》稱四年正月十日收復長安，年月雖有錯訛，而為十日則相同，《舊·紀》稱，「己卯，黃巢收其殘眾，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復京城」，四月內固無己卯、庚辰（以上均見《考異》），但假己、庚為癸、甲之訛，則《舊·紀》又與復光露布相合。所難決者，高駢《賀收復京闕表》云：「得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牒報，四月十日，當道與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及都監楊復光下諸都馬軍，齊入京城，與賊交戰，約殺卻賊步軍一萬餘人，其馬軍賊便走出城，往東南路去。」（《筆耕》一，同書六《賀狀》略同）固作十日，此為司馬氏未見之別一重要史料，亦許分隊退卻，故記載有參差。七盤山在藍田縣南二十里（《長安志》一六），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史記正義》引《括地誌》）又長安東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元和志》一）
41據《長安志》六，禁苑東面二門，南曰光泰門。《補實錄》謂巢「收餘眾，自光泰門東走」（據《考異》引），蓋誤官軍之入路為義師之出路。
42高駢《致諸葛爽書》云：「訪聆賊巢自逃商嶺，久逼許田，蔡師相連，狂鋒尚熾。」（《筆耕集》八）
43《新·紀》系攻陳於八月，茲從《舊·紀》及《通鑑》。
44《舊·紀》云：「賊攻（陳州）城急，徐州節度使時溥、許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師護援之」，此於辭義尚無妨礙。《通鑑》乃稍改其文，於秦宗權圍許之下，始稱，「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則大犯語病；所因岌節度忠武，陳州是其本管，不得謂之「鄰道」，而且忠武治許州，於時岌本身尚在被圍，何從引救？以是見改編舊史之工作，稍一失檢，便引生新的錯誤。
45《考異》云：「《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案四月已與巢戰，三月十三日發晉陽，似太晚，……今從《舊·紀》。」按舊、新《傳》均以為克用二月由蒲陝濟河，惟《舊·紀》云：「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軍自河中南渡，東下洛陽」，甲戌即十三日，今《通鑑》雲，「二月，……自陝、河中度河而東」，所依者乃舊、新《傳》之說，非《舊·紀》之說，《考異》竟以為從《舊·紀》，未免有點糊塗。若《唐末見聞錄》之誤，不過將度河之日，記為出發之日耳。
46《通鑑》，「夏四月，癸巳（三日），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與《舊·紀》不合，蓋采自《舊·傳》，惟特著癸巳，未審所據，今依《舊·紀》。又宗權再次附唐，應在此時。
47《舊·紀》，「黃巢亦退保郾城」，郾城在西華西南，余初頗疑其不實，後乃悟此乃指巢之外圍部隊，因官軍從北而來，故初時須向西南退卻也。
48《通鑑》作「東北」，非是。又在此之前，《新·紀》雲「五月辛酉（一日），朱全忠及黃巢戰，敗之」，未舉地點。佐野稱中和四年巢在汴州為其部下所殺，（《中國歷史教程》二五一頁）大誤。
49《通鑑》三月下云：「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於全忠。」按《新五代史》二一《唐賓傳》：「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則唐賓降溫在尉氏，瓦子寨未知是否尉氏轄境。又同書二三《虔裕傳》：「琅琊臨沂人也，……少從諸葛爽起兵青、棣間，……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於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按孫儒陷河陽在光啟二年十二月，《新五代史》固有錯誤，但依彼所言，虔裕未嘗直隸黃巢，且籍貫亦異，不審司馬何據。
50《通鑑》云：「丙寅（六日），克用……發許州。」依兩軍交戰地理觀之，其說可信。《舊·傳》以為「賊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鄭州引軍襲擊，大敗之，獲賊將李用、楊景」，《新·傳》又以為「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殘眾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都說來曲折，《新·傳》尤屬難通。彼所謂「度水」「涉汴」及「度河」，實際上均是渡汴（唐時黃河經濬、滑東北出，不過汴州，封丘、胙城旨在黃河之南）。從南方來只需一渡，無緣三渡，克用對巢取緊迫戰略，有後來行事可證，何故西赴鄭州（在汴州西一百四十里）？此蓋宋祁雜采《舊·紀》《舊·傳》及其他史料，無法剪裁聯貫，故有此不合事理之複述。李用、楊景即李周、楊景彪之訛奪，但《舊·紀》稱：「李周、楊景彪以殘眾走封丘」，又與《舊·傳》異。
51各名據《新·傳》； 《舊·紀》無歸厚，《通鑑》無楊能，《舊·傳》有「楊霍」，當即「楊能、霍存」之殘文。
52此據《舊·紀》。《舊·傳》則作「追擊至濟陰而還」；按濟陰為曹州治，西南至汴州二百四十五里，冤句在濟陰西四十七里（《元和志》一一）。《新·傳》言巢奔兗州，乃過曹州以後之事（兗在曹州東三百七十里）。《新·紀》稱，辛未（十一日）「李克用及巢戰於冤句，敗之」，只系想當然之記敘；如克用果追及巢於冤句，即不至遽行西旋矣。
53《筆耕》一及《新·傳》皆作景瑜，《舊·紀》訛景思；惟《舊·傳》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眾掩捕之」。
54《通鑑》云：「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黃巢至瑕丘，敗之。」（瑕丘，兗州治）除月日外，事實本自《舊·紀》。按高駢《賀殺黃巢表》稱，得時溥狀報：「黃巢、尚讓分隊並在東北界，於六月十五日，行營都將李師悅、陳景瑜等於萊蕪縣北，大滅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賊將偽僕射林言梟斬黃巢首級，並將徒伴降部下都將李惟政、田球等訖，其黃巢函首已送行在者」（《筆耕集》一）；萊蕪更在瑕丘東北二百六十里，今從《筆耕》。
55《舊·紀》作七月癸酉（十五日），蓋誤六月為七月；《新·紀》作七月壬午（廿四日），依《舊·紀》乃報到成都之日，今據前條引《筆耕》。《通鑑》胡注云，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
56《新·傳》雲，「及兄存，弟鄴、揆、欽、秉、萬通、思厚」，《舊·傳》七人中只著鄴、揆兩名。
57畢沅《關中金石記》八《元順帝至正甲午修忠惠王廟碑跋》云：「忠惠王者唐刺史崔堯封也；或曰，堯封名偉，中和三年黃巢亂，有太白山人獻計於偉曰，一發牛山，巢滅，掘之，得黃要獸，置劍其上，斬之，巢敗，偉由是得道，至宋封為忠惠王。」此齊東野人之言也。
《平巢事跡考》一書（石印奇晉齋本）舊題宋人撰，顯系綜合《舊·書》《新·書》尤其是《通鑑》而以己意裁成者，別無重要殊異，其中不合之處，已分見各注，今只順次摘要指出，無煩再加討論矣。例如乾符元年仙芝起於長垣，三年七月宋威擊仙芝於沂州，大破之，四年十月仙芝陷安州，五年（二月後，七月前）巢陷虔、吉、饒、信等州，十月遂陷福州（《新·紀》《通鑑》皆作十二月，殆誤脫「二」字），六年正月節度使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李系將兵五萬屯澶州（澶是潭訛），其餘錯字不復一一校。
此書之鈔撮舊史，可舉二三事為證：
（一）「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彬州守險……扈管兵五千壁端州」，此是合鈔《新·高駢傳》及《通鑑》，彬應作郴，扈應作邕。
（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王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殉（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陳蔡，掠河中漕米數千艘」；此一段鈔自《新》一八七《重榮傳》，而《新·傳》執李詳之一節又本自《舊》一八二《重榮傳》（《舊·傳》作李祥），但李詳後來實為黃巢所殺，此時未被執徇，舊、新《重榮傳》當誤。複次，《新·重榮傳》本雲「出兵夏陽」，此乃作「出兵陳蔡」，則差以千里。（《新·巢傳》之「使朱溫攻四關」，以《新·重榮傳》證之，知系「攻西關」之訛）
（三）中和二年十月後稱，「賊帥韓秀昇、屈行從斷峽江路」，此句系鈔自《通鑑》，但韓、屈為長江民軍，與黃巢無涉。
又如陷虔、吉、饒、信，此書放在乾符五年二月後、七月前，不過沿《舊·紀》《通鑑》記之（原作三月），並非謂即二月之事，桑原乃引作「二月」（《唐宋貿易港研究》附表），可謂呆讀史書。
總言之，此書不過鈔撮舊文，對於黃巢事跡之研究，直無絲毫補助，自可束之高閣，是為定評。韓考屢引此書作強證，則未進行比較以確定其信值也。
58此據《新·傳》。韓考引《九國志》一一《鄧進忠傳》，浩為巢弟，並未被殺，與《新·傳》異，（一三三頁）則《新·傳》所記，未必信史。
59林言被殺，已見前文；尚讓後事，不可確知，考《新五代史》二一《敬翔傳》云：「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溥而納讓之妻以為姬，則讓想亦早遭毒手矣。
60二三三頁，所謂勝利時機，系指中和元年四月巢復入京一事。
61二四○頁，按《新·傳》云：「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資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亦略見退走時狼狽情形。
62《史話》雲「從五月圍攻到十二月」，（二四二頁）殊犯語病；據史料，實由六月圍攻到翌年四月底，非遇沙陀軍至，則巢尚未解圍也。
63同上，按蔡州名奉國軍節度，此時無「淮蔡節度」之名，《史話》誤。
64黃巢起義對社會生產力如何影響，自是一般讀史者渴望得到解決的問題，但解決的關鍵，非將革命前期（唐）與後期（五代及宋）的經濟發展，得出真確狀況的比勘，不容易輕下斷論，只憑片斷的記載是不能推論到全面的。我在此一方面的研究，連淺入也說不上，當然無從提出積極的意見，然而對近人某些說法，也多少存著疑問；比如孫祚民說：「這次起義成為從中世紀莊園地主經濟過渡到近古新興地主經濟的重要契機。附著於土地上的、帶有隸屬性的農奴從世族地主莊園中解放出來，……」（《中國農民戰爭問題探索》一九頁）然而唐代耕莊田的是否大部為農奴，似乎還沒有什麼確證，另一方面經濟學者卻認為宋代的莊園繼續發達（並參一九五六年《歷史教學》四期李景林《對北宋土地占有情況的初步探索》）。其次，論到巢的流動作戰，孫氏不同意「在絕對優勢敵人壓力下，為適應具體情況而採用機動戰術」的說法，它的內在原因，「就是農民起義軍群眾中間遊民階層的相當大數量的存在」。（同上四一頁）可是我的看法，凡起義軍都包含相當大量遊民階層的，如果不錯，則孫氏所駁「並沒有迴避流動，而是據地堅持反抗」的現象，就難以說得通了。總之，流動或不流動，環境情勢與領導人物應該起著極大的作用，其中非常複雜，如果想作一個呆板的公式來套上，反而會脫離實際。比方巢初到江南，曾受過如何抵抗，史料不明，浙東形勢亦復如是，南入福州，許有不得已之苦衷，廣州物資豐富，那時當遠勝閩地，到桂之後，部下都勸其北歸，是亦有不以流動為然者，焉能一概而論也。凡此問題，仍有待吾人之深入探討，遽作斷結，尚非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