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歷史的教訓 · 第二章 藩鎮危機

複雜邊區，應慎選忠誠愛國之士，為之監護，而玄宗老年昏聵，寵溺艷妻，信任黠胡。安祿山之亂遂起於此。投降之將而升受節鉞，固益起割據之野心，殺其主將而即予留後，更昭示威信之掃地。顧唐廷外治方鎮，一若舍此而外，別無良法，故藩鎮之禍愈演而愈烈。 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近年史學界有種種看法，或以為對國內部落和種族實施軍事鎮壓和民族壓迫的政策所釀成，或以為唐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或認為無數農民參加了那個造反①，其中亦已有人提出異議②。余嘗細思之，此一動亂實深關乎中外之大防，應先分清敵我，勿庸輕易作公式的斷論也。 要抉出祿山謀叛的動因，先須明了東北發展及其住民之歷史。周代燕國領地達於朝鮮，漢元帝以後乃漸收縮，然遼水以西營、平、燕諸州，自漢至隋，皆吾有也。 隋文時，粟末靺鞨有厥稽（突地稽）部渠長率數千人內附，處之柳城郡（營州）北，煬帝為置遼西郡，（《通典》一七八）後改燕州③。開皇初又置玄州，處契丹李去閭部落。（《舊書》三九）入唐以後，增設尤多，如： 慎州 武德初置，處涑沫（即粟末）靺鞨烏素固部。 威州 武德二年置，處契丹內稽部。 崇州 武德五年置，處奚部。 鮮州 同上。 昌州 貞觀二年置，領契丹松漠部。 師州 貞觀三年置，領室韋部。 瑞州 貞觀十年置，處突厥烏突汗達幹部。 帶州 貞觀十九年（《新書》作十年）置，處契丹乙失革部。 夷賓州 乾封中置，處靺鞨愁思嶺部。 歸義州 總章中置，以處新羅人，後廢，開元中復置，處契丹李詩部。（此條參《新書》四三下） 黎州 載初二年置，處粟末靺鞨烏素固部。 沃州 載初中置，處契丹松漠部。 信州 萬歲通天元年置，處契丹乙失活部。 歸順州 開元四年置，處契丹松漠府彈汗州部。 凜州 天寶初置，處降胡。（以上均《舊書》三九） 其中又多向南移動，如突地稽部先遷幽州昌平，（《舊書》一九九下）其孫李秀又住范陽，（《雲麾將軍碑》）秀父謹行有家僮數千，以財力雄於邊塞。（同上《舊書》） 綜覽上表，可知東北在百餘年間，已招致許多外族（契丹、奚、靺鞨、室韋、新羅、突厥、胡人等）入居，大有喧賓奪主之勢，此等人原為照顧其有家可歸，特闢地安頓，與開皇末之突厥情形相同，但與久處邊疆非新近遷入之弱小民族有異；既屬託庇，自應服從主人，若其詭謀弄兵，陰期奪國，直是侵略舉動，豈能視為敵對鬥爭？如果把安史之亂如此處理，則武德、貞觀間突厥之對我侵略，亦得以振振有辭矣，烏乎可。 以如是複雜之邊區，分應慎選忠誠愛國之幹才，為之監護，玄宗老年昏憒，溺寵艷妻，信任黠胡，遂啟狄人之貪惏，累民生之塗炭。《舊唐書》三九云：「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蕃諸降胡散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安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為寇，遂擾中原。」（參《寰宇記》七一）其為脅從作亂而非農民起義，事跡甚明。正如桑原藏所指出，從祿山者孫孝哲、李懷仙等為契丹人，阿史那承慶、阿史那從禮為突厥人，安忠志、張孝忠為奚人，達奚珣為鮮卑人，苟讀李泌「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通鑑》二一九）之語，則知賊軍之中堅，大半為外來異族④。再從官軍幹部檢之，高仙芝、王思禮均高麗人，哥舒翰，突騎施人，與郭子儀齊名之李光弼，契丹人，渾惟明、渾釋之、僕固懷恩均鐵勒人，荔非元禮，西羌人，論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龜茲人，對安史之亂，均曾在官軍下建立相當功績⑤。由此觀之，其能簡單地公式地承認為民族壓迫之後果耶？必持此論，則是潰中外之防籬而為敵作倀也。陳珏人曾大致說，農民決不能是這回主要參加造反的人，祿山所憑藉的兵馬，依《新書》本傳，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假子，是最基本的隊伍，後來又併吞了阿布思的部落，故兵雄天下，主要是以畜牧為生的，不會都是漢人⑥。吾人試再看顏真卿輩振臂一呼，河北響應者十五郡，求諸公私史乘，並未見農民樂意參加祿山行列之痕跡，主張農民起義說者亦可以休矣。 說至此，吾人可進行審查祿山之履歷。九姓胡於後漢為粟弋，北魏為粟特（Sogd），言語屬吐火羅語系，與月氏無關，惟五胡之羯，從其以石為姓及多須兩點觀之，可能屬於此一種，羯（古讀kiät）之語原則未詳。俗呼其戰士曰柘羯或赭羯，但非必善戰之軍隊，吾人研究安史之亂，首須要廓除此類誤會及成見⑦。 祿山胡父而突厥母，生於突厥，開元初逃來，為互市牙郎（即今之經紀），給事幽州。廿四年失律，幽州節度張守珪請誅之，大約武惠妃、高力士受其賄，為之緩頰（詳說見拙著《通鑑唐紀比事質疑》），倖免於戮。性狡黠，常厚賂往來，為之延譽，天寶元年，遂擢為平盧節度，初無赫赫之邊功也。越二年，遞升范陽節度，交結內寵，請為楊貴妃養兒。七載賜以鐵券，進封東平郡王。九載兼河北採訪，聽於上谷鑄錢五壚，十載入朝，求為河東節度，又許之，權兼三道，陰作反計。國忠及太子屢奏祿山必反，玄宗不聽，反授以隴右群牧等都使，十年不調。十四載（七五五）十一月，反於范陽，以討國忠為名。先三日，集大將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又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可見其蓄反謀非一日。陳寅恪謂：「安史叛亂之關鍵，實在將領之種族」⑧，未嘗無片面之理由；然封建時代將領稱兵以反抗其統治階級者，常多為同族之人，而當時異族派兵援唐者數卻不少（見下文），則亦未可一概論也。竊謂中亞胡族自古習於販貿，東來者多唯利是圖（可參看第三章「安史亂中之回紇——不與吐蕃合作」，九姓胡之屢屢生事），祿山本出身市儈，復加以玄宗不次超擢，寵任無間，遂欲效法王世充而作統治漢土之計。突厥可汗之擊波斯，成吉思汗之西征，均以中亞胡商為發動原因之一；更觀祿山事起，阿史那從禮說誘六胡州諸胡數萬，擬寇朔方，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合河西兵馬使共殺節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據其五，（《通鑑》二一八—二一九）事前則「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百萬數」，（《祿山事跡》上）又肅、代間曾官安南都護之商胡康謙被告謀叛，（《新書》二二五上）此種潛勢力，吾人不應忽視。祿山既抱野心，其親信部屬熱中利祿，當然樂聽驅策，但以異族之故，漢將隨附者無多，（《新》一三九《李泌傳》）且承開元之盛，農民經濟，尚屬優裕，非群眾所歸，所以亡不旋踵而唐祚得延也。簡言之，國內階級矛盾，未算尖銳，故引不起農民起義，從另一面看，經濟尚屬繁榮，故惹起祿山之野心（參注⑧引傅安華說），其情況恰可互相說明。 於時承平日久，民不知戰，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高仙芝、封常清等師出均敗。十二月，陷東京，前鋒西至陝郡。玄宗使哥舒翰「為副元帥，領河、隴諸蕃部落奴剌、頡跌、朱邪、契苾、渾、林、奚（）、沙陁、蓬子、處密、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⑨，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於潼關。」（《通鑑考異》引《安祿山事跡》）十五年（即至德元）正月，祿山建國曰燕，改元聖武。六月，郭子儀、李光弼出土門路（井陘）攻常山（恆州）祿山窘急圖卻。同月，哥舒翰軍覆沒，潼關不守，玄宗幸蜀，至馬嵬驛，軍士鼓譟，殺國忠，縊貴妃，眾遮留太子亨（即肅宗），太子於是收兵靈武，長安遂陷。至德二年（七五七）正月，祿山被其寵人殺之於東京，子慶緒繼。 慶緒懦弱，政不自主。唐遣僕固懷恩請援於回紇，是年八月，回紇以四千騎至。九月，廣平王俶（後改名豫，即代宗）領蕃、漢之眾收西京，戰屢勝。慶緒奔回鄴郡（相州），乾元元年（七五八）九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合攻之，賊大潰，求救於史思明（時方駐范陽），子儀等九節度圍相州，數月未下。二年（七五九）三月，思明引兵來援，子儀等大敗，解圍而南，思明入鄴，殺慶緒及其四弟；安氏起事，未足四年而滅。 思明亦突厥雜種胡人，與祿山同為牙郎。天寶十一載，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據《舊書》二〇〇上）十五載正月，受祿山命，攻拔顏杲卿所守之常山，郭、李軍自土門來，思明屢敗（據《事跡》中，十五年六月八日，郭、李敗思明於嘉山），光弼進圍之於定州（博陵）。潼關失守，光弼解圍去，思明軍勢復振，河北悉陷。至德二年正月，思明進圍光弼於太原，會祿山死，奉慶緒召歸范陽，寖與慶緒貳，十二月，遂以范陽降。唐授為河北節度使，奈肅宗、光弼圖思明過急，未發而謀泄，明年（乾元元）二月復叛。二年四月，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九月，再陷洛陽。上元二年（七六一）正月，又改元應天。二月大敗光弼等軍，進圍陝州。三月，為其子朝義所弒。寶應元年（七六二）十月，雍王適（即德宗）會諸道節度及回紇兵馬於陝州，數路併入，朝義敗，走幽州。二年（七六三即廣德元）正月，朝義部將李懷仙擒朝義於莫州，梟首送闕下；自思明僭號至朝義之滅，亦未足四年。 唐代處置安史之失策，先誤於光弼之引還。方光弼收常山，子儀取趙郡（趙州），進圍思明於博陵，於時饒陽（深）、河間（瀛）、景城（滄）、平原（德）、樂安（棣）、清河（貝）、博平（博）諸郡，猶能募兵自固，眾達廿萬（《事跡》中稱，廣平等十五郡歸國），復有顏真卿輩聯絡於其間（李萼說真卿力言清河之富），賊後空虛，乘勝而前，不難覆其巢穴；根據既失，賊勢自搖，所謂圍魏救趙之法也。計不出此，引軍遽退，既不能遠解西京之危，復使河北多郡陷於水火⑩。原夫郭、李初意，本主張北取范陽，固守潼關，後來竟不能堅持其說，李泌說肅宗先取范陽，亦不見納，（《新》一三九）此一失也。 用兵最要有統一之指揮，如各自為政，則軍隊愈多，潰敗愈易。九節度之師（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11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河東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因郭、李皆元勛，難相統屬，不置元帥，已現必敗之徵；又復使昧於軍旅、毫無功績之閹人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以牽率之，更非敗不可。且當日九節度之師，號稱六十萬，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並、汾，勢以速戰為利，光弼主張分軍逼魏州，阻思明南下，期早日拔鄴，本是上策；奈被妄人朝恩所阻，使思明得覬官軍之弱點，以少破眾，此二失也。 思明入鄴，殺慶緒而奪其位，賊軍根本未固，（見《通鑑》二二一）使唐朝當日能收拾殘旅，專任大將，乘其未定，再行急擊（據《通鑑》，光弼、思禮全軍以歸），未始不可雪喪師之恥。而乃任其從容整軍，致洛陽再陷，此三失也。 安史雖亂，唐代過去之聲威，猶未盡落，外方入援者除回紇外，尚有于闐（至德元）、安西、北庭、拔汗那、南蠻、大食（至德二）、吐火羅及西域九國（乾元初）。回紇之對唐，與突厥無異，止貪財貨而非貪土地，誠能利用回紇兵力，對幽州策亂地，掃穴犁庭，忍一朝之痛，仍可易百年之安，乃見不及此，此四失也。 討叛須揀忠誠之將，代宗竟毫無抉擇，入宦官程元振、魚朝恩之言而任僕固懷恩，發端已錯。及朝義授首，所余李懷仙、田承嗣、薛嵩、張忠志輩，乘戰勝之威，本可更易，即曰賞功，予以一州足矣；更不然則廢去節度名稱。而乃一誤再誤，聽懷恩言（李抱玉、辛雲京已上言懷恩有貳心），各授大節（如懷仙授幽州節度使，承嗣擢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承嗣輩俱圖自固，修繕兵甲，署置官吏，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庭，河北三鎮非復唐有，此五失也。 總言之，肅、代昏暗，輔弼無謀，安、史雖死，而安、史之亂卻未定，於是形成晚唐藩鎮之禍。 注釋： ①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二○一頁，《歷史教學》一九五五年三期二六頁奚風文，又王拾遺《白居易研究》三頁等，並參注⑧。 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報》陳珏人文。 ③參《舊書》一九九下，《靺鞨傳》。 ④《文哲季刊》五卷二號四四○頁《隋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 ⑤同上四四一頁。 ⑥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報》陳珏人文。 ⑦陳氏《述論稿》（二九—三五頁）對此，最少犯了三種錯誤：（1）以九姓胡為月氏人。按此說首見《隋書》，而《新唐書》承用之，然九姓胡在西漢時實役屬於康居，與南方之月氏各別為國，《隋書》所云，白鳥目為「全無證佐的空中樓閣之談」，（《塞外史地譯叢》二輯四二一—四二二頁）是也。（2）認「赭羯」為種族之名，原義不是「戰士」，按《西域記》一，颯秣建國，「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新書》二二二下《安國傳》，「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通典》一九七亦有太宗招柘羯不至之記載（關於太宗事，他書有異文，此處不具論）。馬迦特（Marquart）《答沙畹問》，謂柘羯、赭羯皆波斯語takar之異譯，義猶奴僕、從屬，在粟特一帶訓作衛士；白鳥又以突厥語Sagas即戰士解之。（《東洋學報》一卷三三二頁）巴爾托勒（Barthold）《中亞史》云：大食作家閒說及君長之衛士，即škir或cˇ kir，義猶奴僕。但從Naršaxi所記捕喝王后之朝廷觀之，顯見此種衛士，徒有其名，彼系以貴族之青年子弟組成，須輪班入值於王廷，與歐洲武士子孫之服事其王侯者無異；（一八○頁）依此言之，柘羯制度與我國貴族子弟之更番宿衛者相同，亦略類於初期府兵及蒙古時代之怯薛，陳氏謂「戰士」之解，由於宋祁誤會，則未知宋固有其根據也。若瓦德爾（Watters）言，颯秣建西北有都會名Calak，其人體軀長大而勇健，疑赭羯即其地之居民，（同前引白鳥二三—二四頁）毗爾（Beal）疑為赤鄂衍那（Chagh ni n）之人民，（《譯西域記》三三頁注一○三）藤田豐八《西域篇》又以比擬塞種，均嫌證佐不足或對音不合。總之，善戰與否（就正義之戰立論），須以愛國思想及經常訓練等為先決條件，陳氏獨謂「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統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與為敵」，則未免陷入唯心論，且更違反祿山亦常敗衄之現實也。（3）以石國或譯「柘支」「赭時」與柘羯、赭羯相混比。按前者是國名，後者是通名，不過譯音上截有些類似（此是譯音常見之現象），其語原並不相同。 ⑧《述論稿》三四頁。按章嶔論安史之亂有遠近四因：（1）設立節鎮；（2）重用蕃將為遠因；（3）攻伐奚、契丹；（4）溺惑嬖寵為近因（《中華通史》下冊）。呂思勉亦承認（1） （2）兩條，並稱祿山之發動叛變，系與國忠不和。（《白話本國史》三冊）傅安華在其《唐代安史之亂的發動與擴大》一文中，以為（1）之說不外承襲《廿二史札記》，（2）之說本自《舊書·林甫傳》，然多設節鎮與重用著將，均是適應某種需要而發生之制度或政策；並無主動某事件發動之力量。此種制度或政策，運用可以有利，亦可以有弊，運用方向之決定，系依賴於其他條件，所以（1）（2）兩事，並不是發動之原因。彼以為凡毗鄰之兩種民族，如果經濟發展相差極遠，則經濟條件較低者為物質享受所引誘，必向經濟較優者施行侵略及掠奪，此為祿山發動叛變之原因，其立說之根據有二：（甲）祿山部屬是一個胡人集團（引姚汝能《安祿山事跡》：「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為己子」，「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將軍孫孝哲、蕃將阿史那承慶、慶緒同謀」，「十四載五月……以蕃將三十九人代漢將」）。（乙）當時中國之經濟條件，確能引起胡人覬覦。又擴大之原因亦有二：一、當日社會下層已釀成普遍不安，大暴動之機，已經成熟。二、兵制廢弛。（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天津《大公報·史地周刊》五五期）概言之，傅說似比章、呂有進，玄宗對祿山，根本在過度信任，蕃將或非蕃將尚是次要問題。唯是歐、美資本主義之侵略，初非經濟條件比我較低。以言中亞經濟，漢以前早鑄用金幣，彼中商人能轉運我國繒帛，赴西方牟大利，又《漢書·西域傳》言：「大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則胡族經濟條件是否較低，尤成疑問。至祿山起後，農民響應者史冊上幾等於零，響應者卻有九姓府六胡州諸胡及武威九姓商胡，（《通鑑》二一八—二一九）所謂大暴動之機，亦乏充足之信證。竊以為由唐廷言之，錯在邊兵失調，過度信任祿山而招惹其野心，由祿山言之，則是為當日中國經濟繁榮所引誘，如此說法，較為渾括。若過分迷信祿山兵力，吾人只須看長安收復，主力靠回紇四千騎，及祿山之窘急圖卻，此疑便可以解。《唐代小說研究》云：「安祿山是胡人，玄宗要藉他統治北方胡族區域，不惜以各種方法表示寵異，以圖結歡。」（舊版一○○頁）即承陳氏之誤解，而且看得玄宗過高。 ⑨部名只得十二，今《學海類編》本《安祿山事跡》中卷作「二十三部落」，亦許是「十二」之倒衍。林應是思結之別部，奚應是奚結（《學海》本正作奚結，惟訛為蹄），蓬子一名未詳。此外《學海》本尚訛契苾為契丹，思結為恩結，並校正於此。 ⑩《舊書》二○○上：「肅宗理兵於朔方，使中官邢廷恩追朔方、河東兵馬，光弼入土門」；《新書》二二二上：「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敘事大致相類。按潼關陷在六月九日辛卯，肅宗則七月九日辛酉始至靈武（朔方），潼關潰時肅宗尚無權追召外兵，如果系肅宗在朔方追召，則其事應在七月。《通鑑》二一八隻書光弼引還於六月末，（參前引《事跡》中）不言追召，當因《舊》《新》兩書敘述不明之故。 11興平節度，至德元年置，領商、金、岐等四州。 藩鎮之禍 投降之將而升授節鉞，固益啟割據之野心，殺其主將而即予留後，更昭示威信之掃地（乾元元年，平盧節度王玄志卒，裨將李懷玉殺其子而推立侯希逸，唐因以希逸為節度。軍士廢立節度由此始）。顧唐廷外治方鎮，一若舍此而外，別無良法者，故其禍愈演而愈烈。茲略表其割據經過如下表（名外有□者，是唐朝自動除授）： 續表 續表 已上謂之河朔三鎮（又有所謂四王，即朱滔、王武俊、田悅及彰義之李希烈）。其中如李懷仙、王武俊為契丹人，李寶臣、史憲誠為奚人，李茂勛、王廷湊為回紇人，皆東北之歸化人也。又如幽州之朱泚、劉怦、張仲武、張允伸，皆幽州人，魏博之韓允忠、樂彥禎、羅弘信皆魏州人，田承嗣平州人，余或無可考見，亦必多久寄其地。計五十七人中，由唐所任者只四人，又五十四人中（除去最末三人已入五代），被其部下逐殺者乃廿二人，李泌嘗論士兵之善，以為顧戀田園，恐累宗族，不敢生亂，又云：「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亡身徇利，禍亂遂生。」（《通鑑》二三二）由前觀之，殆不其然。三鎮之禍，非師不土著之患，正師率土著之為患也。（並參下引《舊書》）各鎮領州之數，時有增減，上文第記其大概，可參《新書·方鎮表》及《唐方鎮年表》。 河朔三鎮及淄青之割據，始自代宗，除淄青外，三鎮雖均中間一度曾由朝廷選任，然不旋踵而復失，成德之王氏，繼世至八十餘年，魏博田氏五十餘年，是其最久者。此外橫海、宣武、彰義，均啟自德宗，宣武為時最暫，余兩鎮皆憲宗所收復。若澤潞則中唐割據之最後者。 若夫鎮使跋扈，初無非挾軍士以自重，久之軍士得勢，鎮使反為其所左右，稍失控制，危亡立至。《舊書》一八一《羅弘信傳》云：「魏之牙中軍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六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為號，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買豪奪，逾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事同兒戲，如史憲誠、何進滔、韓君雄、樂彥禎，皆為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族被害。」有類於春秋時代國君之政，下移大夫，大夫之政，又下移家臣，後浪推前浪，孕生自己崩潰之矛盾。《廿二史札記》二二云：「藩帥既不守臣節，毋怪乎其下從而效之，逐帥、殺帥，視為常事」，下至五代諸帝，亦多由軍士擁立，直至陳橋兵變（九六〇），風始衰歇，計傳習至二百年之久。由此而觀，知參加方鎮運動者無非驕兵蹇將，全為自己打算，希圖奪取富貴，並不代表一定階層；同時國計民生卻大受損害，馴至國力疲弊，燕雲十六州奉獻於外人，遼、金、元、清之入侵，胥於是基始。或者批評，「未免有些言過其實」，則由過於短視，未深察乎當日東北住民組織複雜所由造成之原因；蓋幽、營一帶在天寶以前內附之部族，為時不過三數世，各成聚落，只知有當地之節帥，與中央聯繫極弱，逮燕、雲割地，陷溺愈深，反觀西北，陷吐蕃雖及百年，唯其隴右人民，念念不忘祖國，故張義潮攘臂起義，不崇朝而十一州歸朝，誠能比較其異同，自會豁然而領悟。陳氏《述論稿》云：「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將及所統之民眾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於唐室之滅亡」，（一九頁）按對抗唐室者只方鎮及其部將之首領，唐室固剝削，然有時地方之剝削，或比中央更甚，在廣大群眾視之，同是一丘之貉，初非予以支持，故部將旋起而旋蹶也。 抑藩鎮之禍，多以為不可救藥，觀察亦誤。始終怙惡者惟河北三鎮，綜觀經過，非無轉機，惜人事不臧，如下文所舉耳。 1．宰相無謀 幽州為始亂之區，去京亦最遠。劉氏居燕三世，穆宗時，劉總歸朝，群龍無主，既籍軍中素有異志者朱克融等，遣至闕下，（《舊》一八〇《克融傳》）則宜寵以虛位，移於他方，或更正其罪名，使留者知警。乃宰相崔植、杜元穎等毫無謀略，既不能饜其欲望，反而勒令歸鎮，（同上及一五四《劉總傳》）有同於縱虎還山，幽州再失之咎，崔、杜實屍之。 繼而幽、鎮兩藩之亂，王涯獻議先討鎮冀而後及幽薊，策本可行，然朱克融、王廷湊竟能以萬餘之眾，抗官軍十五萬餘，則統制不一，玩寇邀利，宰相昧機，膠柱鼓瑟，亦崔植等之過也。 （《舊書》一四二） 文宗時，楊志誠之亂，非謀定後動者，牛僧孺乃言，「安、史之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則爪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以見解如此幼稚之人任宰相，國事安得不壞？理全國事，應見其大，豈能效市井商人錙銖之計？抑以八十萬易八州歸朝，價並不貴，如長為唐有，每歲八州所賦，何止此數？未得尺布、斗粟者，崔、杜之無能耳（說見前）。欲養叛藩以御外寇，懦弱無能，何一至於此！回紇自肅、代以後，絕少入寇，彼似了無聞知者，故曰幽州之三失，實牛僧孺之罪，後世猶多助牛以排李（德裕），世論之失其平者久矣！（僧孺毫無遠見，可參拙著《會昌伐叛集編證》） 2．將帥失策 德宗建中三年，田悅之役，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師破之於洹水，悅歸至魏州，初為部下所拒，假使官軍長驅直進，魏州指顧可復，奈燧與抱真不協，（《通鑑》二二七）頓兵弗前，坐失良機，宜乎識者所痛。（《舊》一四一《悅傳》） 3．計臣短視 穆宗時，田弘正由魏博移師成德，請留魏兵駐成德，其糧給出於有司，度支使崔倰固阻其請，魏兵甫歸，王廷湊即叛。倰不知大體，成德遂非唐有矣。（《舊》一四一《倰傳》） 4．宦官誤事 李寶臣遺中使馬承倩百縑，承倩詬詈，擲之道中（大曆十）。李納遣二弟入質，中使宋鳳朝欲邀功，說德宗拒其請（建中三）。穆、敬兩朝則有如討廷湊之役，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內官悉選驍健者自衛，以羸懦應戰，因而兵多奔北；劉悟節度澤潞，監軍劉承偕常對眾辱悟，及悟卒，中尉王守澄及宰相李逢吉又受其子從諫之賂，為奏請留後，皆貽誤大計之彰彰者。 總言之，代、德兩朝京畿之內，累遭創夷，無所振作，猶有其困難之因。元和藉廿年安定之基，財賦稍充，復得毅決如憲宗，佐以杜黃裳、李吉甫、裴垍、李絳、裴度諸謀臣，中央威權，於是一振。凡阻撓淮西軍事，如韋貫之、錢徽、蕭俛、獨孤朗輩，皆行罷黜，故能勒夏綏韓全義致仕，討其留後楊惠，專任高崇文討西川劉辟（皆元和元），斬鎮海（浙西）李錡（二年），逮昭義盧從史（五年），發夏州兵誅振武亂軍（八年），用裴度、李愬擒吳元濟（十二年），殺滄州刺史李宗奭，平李師道，復淄青十二州（十四年），在藩鎮方面，則有易定張茂昭（元年及五年）、山南東於（二年）、魏博田弘正、宣武韓弘（十四年）之入朝，與夫田弘正之申領籍，請官吏（七年），程權之奉還滄、景，王承宗之願獻德、棣（十四年）。故元和之治，為中唐冠。 王夫之《讀通鑑論》以為安史之後，各鎮相繼為亂，「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之根本也」；余則謂開元之世，米鬥不過十許錢，谷賤固可傷農，同時亦易免於飢餓。安史及各鎮之亂，結果所至，適以破壞百姓之長年生息，群眾不獲其利而先獲其害，比諸晚唐時代，農民久居水深火熱之中渴望蘇息者，情況顯有不同。換言之，東南財賦之供給唐室，猶是次要，中唐得以不傾者，其主因實在大多數農民對唐作消極之支持，另一方面對野心軍將不作積極之支持，故亂事無法擴大。 至史家所謂「方鎮」，系指設置節度或觀察使之區域，其數無一定，所領軍號亦常變更（可參《方鎮年表》）①。貞元中為節度三十一，觀察、防禦、經略十一，以守臣稱使府者共五十。（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元和中鎮四十七（李吉甫《上元和郡縣圖志表》）或四十六（《唐語林》三載裴度之言）。開成初，節度二十九，觀察十，防禦四，經略三。（《舊·王彥威傳》）余可類推。又節度名位，不過比觀察稍隆重，實際無大殊異，故如鄂岳一鎮，時而觀察，時而節度，廢置無常。 或者謂唐代初行虛三級制，有節度使後，變為實三級制，其分析亦不盡合。都督本身為刺史，但又可節制領下各州之刺史，與節度無異。節度之壞，在於權太重，如支度、營田、轉運、採訪等，初本別置專使充任，後乃全付之藩臣，尾大不掉，實在於此。 注釋： 1《舊·地理志》列舉節度、觀察等使四十四鎮，《廿二史考異》五八以為「據太（大）和中方鎮言之」，錢氏大約因寶曆元年改鄂岳觀察為節度，至大和五年而復舊，《地誌》稱「武昌軍節度使」，故有此論定也。但考《新書》六四《方鎮表》，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領麟、勝等州，上元元年置鄜坊節度，領鄜、坊、丹、延四州，貞元三年置夏州節度，領夏、綏等州，此後無甚大更革，今《地誌》不見振武三節度，所領州仍分附邠寧、朔方二鎮之下，則非盡合於大和制度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