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歷史的教訓 · 第一章 廟堂洶湧
廟堂洶湧
一個朝代的衰落往往是從內部開始。從上位者的能力看，武帝撇去私德不論，總觀其在位廿一年實無絲毫政績可紀。對外族侵凌，全乏對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殘酷，無辜民眾，被株連者不下萬千。從輔佐的官員看，科舉進士主思褒貶，實在詩賦，言辭巧麗，於治世無用；牛僧孺、李宗閔結黨蠹國，賄賂公行，一般無行文人，巧舌如簧，播弄是非；更有宦官攬權，橫行天下，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
武則天之為人
近人對則天有恕辭，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論，總觀其在位廿一年（六八四—七〇四）實無絲毫政績可紀。突厥橫行於北地，吐蕃跳梁於西陲，對外族侵凌，全乏對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殘酷，來俊臣、周興、丘神、索元禮、侯思止、萬國俊、吉頊之流，乘時出現。俊臣「招集無賴數百人，令其告事，共為羅織，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處別告」，（《舊書》一八六上）陷人於罪，全憑鍛煉。長壽二年，遣劉光業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六道鞫流人，眾以萬國俊先在嶺南殘殺，得加榮貴，於是各肆凶忍，唯恐或後，（同上）無辜民眾，被株連者不下萬千，非止殘殺李氏宗支已也①。
《廿二史札記》一九首以「務取實才真賢」為其開脫，似無非側重姚崇等三數人，然此只屬偶然性而已。彼所用宰相，絕無表現者占四分之一（參第一章「進士科抬頭之原因及其流弊」），無一長可取者數亦不少（如武三思、宗楚客、姚 、楊再思輩）。薛懷義市井無賴，而三付以討突厥之任（永昌元年五月及九月，又延載元年三月），武攸宜、武懿宗皆裙帶兒，而各使出討契丹（萬歲通天元及二年），張易之、昌宗兄弟更面首之流，而特為置控鶴府，設官屬（聖歷二），此猶可曰務取實才真賢耶？賦民間農器立頌德天樞，構天堂則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所費萬億，懷義用財如糞土，一無所問，鑄九鼎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凡此興建，不知於民生國計，有無絲毫裨益？趙翼猥摭拾三數消極性之動作，為之延譽，其亦不思之甚矣。
後之猜忌，親子孫不免，首潛斃其女以誣王皇后，（《新書》七六）所生四男，弘死於酖，（《新書》八一）賢逼自殺（或雲賢非後出，見《舊書》八六，賢之長子，後亦被誅），顯（即中宗）旋立旋廢，其長子重潤賜死，旦（即睿宗）雖立而無權。然後究屬中、睿、玄三宗所自出，故唐人常不視同偽朝，先天二年睿宗誥稱「運光五聖」，李白《上雲樂》詩稱「中國有七聖」，皆包武后在內，持異議者只孫樵《西齋錄》。（《可之集》五）敦煌本《大雲經疏》稱，後幼時已被緇服，想必緇徒輩一面為其出宮為尼作掩飾，一面又以張吾軍而引人入彀也，未可奉作實錄②。
載初（亦即天授）元年（六九〇），自稱仿姬周之制，以永昌元年（六八九）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舊正月為一月，十月為歲終，故永昌元年連閏計，亦僅得十一個月。是年九月，遂革唐命，改國號曰周。此種新曆法，行至久視元年（七〇〇）末，始令復舊，故久視元年連閏計，乃有十五個月。
同時，後又制新字約二十，天為，地為埊，日為，月為，星為○，君為，年為，正為，臣為，照為曌（後自名曰曌），載為，國為圀（），初為，聖為，授為（，，），證為、，生為，幼為，其中若干頗類道家符咒之字，而且構造怪僻，故傳寫或不盡同。（參《互證》九）此一套新字，當日風行於僻壤遐陬，現在所見，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及巴里坤萬歲通天造像，西南如雲南昆陽及廣西龍州關外之石刻，無不遵用，求其故，則當日淫刑羅織有以致之，若曰「聲靈遠訖」，（葉昌熾《語石》一）未之敢同。
神龍元年（七〇五）正月，則天臥疾，張柬之等擁中宗復位。論者以狄仁傑曾薦柬之，遂稱狄有復唐功。然柬之登朝，年逾七十，此誤偶然性為必然性也③。況郇王素節之謫，柬之實陷之，（《舊書》八六）彼亦因緣時會而已。
注釋：
1屬高祖系者，有韓王元嘉及子譔，霍王元軌及子緒，虢王鳳之子融，舒王元名及子為亶，魯王靈夔及子靄，滕王元嬰之子循琦等六人。屬太宗系者，有蔣王渾之子銑，越王貞及子沖、規、倩，紀王慎及其六子續、（據《舊書》一八六上《來俊臣傳》及永昌元年《通鑑考異》）琮等，曹王明之子俊、傑。屬高宗系而非武后出者，有澤王上金及其七子義珍等。許王素節及其九子瑛等。
2陳寅恪即據此孤證而信則天少時曾為沙彌尼。（《史語所集刊》五本二分一四三頁）按僧徒作偽，擅改故書，曾於拙著《秦代已流行佛教之討論》揭之，僧人既可以《大雲經》傅會女後，安見其不替則天遮醜，此種過信，殊未能聯繫實際。
3參《輔仁學志》一四卷一、二合期二頁拙著。
進士科抬頭之原因及其流弊
太宗用人，雖不定各當其才，要可說絕無界限，此一點就其命相觀之，即顯而易見。今試依《新唐書》六一《宰相表》，從即位日起至臨終日止，計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許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溫彥博（并州人）、張亮（鄭州人）、李世 （滑州人），河東與河南之編氓也。高士廉（北齊之後）、房玄齡（臨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徵（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馬周（博州人）、高季輔（德州人）、張行成及崔仁師（均定州人），又皆來自山東區域者也。他如劉洎（江陵人）、岑文本（南陽人），與西魏舊朝亦未見有密切關係。尤其是馬周以布衣上書，三命召見，（《隋唐嘉話》）卒登相位。計上舉十八人，已占宰相總數十分之七強，寧能謂太宗保持著「關中本位政策」乎①？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將亦然，列傳具在，可以覆檢，此處不必繁敘。
「關中本位政策」或稱為「關隴集團」，以謂則天本家不在此集團之內，故蓄意破壞而代以新興進士。殊未知初唐已優待太原元從，（參《會要》四五）太原不屬西魏範圍，如當時果持此一政策，是從龍之輩已受排斥，其立說脫離現實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庫部郎中，實握財政出納權，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豈武后亦打擊其本家耶？為此論者無非太重視長孫無忌貶死之一事，然無忌之死由於不黨武后，許敬宗非關隴人，卻獲寵任，可比觀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錄用其輔佐立功之人（唐時稱為「元從功臣」），是任何興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閱時稍久，元佐凋零殆盡，不能不別謀選舉之方，亦事勢應爾。自唐興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歷六十餘年，已脫離開國時期，正應用人復上軌道——即循資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惡無定，終其臨朝之日，計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內包三十八姓；除去兩《唐書》未立專傳者約占四分之一②、出身非進士、明經或不明者約占七分之三外③，確知為進士或明經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④。最突出之例厥為韋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躍而作相，破格則誠破格矣，然尚未見有偏向進士科之痕跡⑤。抑武后過事殘戮，每欲見好士林，藉圖挽救，故舉人無論賢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者非實官之謂），致當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諺。中宗復辟，權落韋後，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員外、檢校、試攝、判知種種名稱，最多者比原額數逾十倍，時人稱為三無座處（《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仕途之濫已極。
政治不走上軌道則已，如其走上軌道，則泛濫之破格，實不可以經久。蓋偶然破格，固任何時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資，則為任何時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務上之破格，有時或收效甚宏，常務而破格，勢必引生不良之後果。在封建時代，人人得躐階而進，更無異於獎勵鑽營，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請停罷斜封、待闕、員外等官，開元初葉所以致治，未始不由於此。
用人之正當方法，較古者為選舉；然不能如今時普選之先行發動民眾，結果常權操著姓，對封建統治階級許多不利，故漸歸淘汰。
次是學校；貞觀五年以後，國學生八千餘人，（《唐會要》三五）可謂盛極一時。然而國學、太學所教，都屬貴族子孫，四門雖有收容庶人子之條文，（均《舊唐書》四四）為數有限。且封建時代財政紊亂，取於民者雖多，大半由官吏中飽，俸祿猶或不給，更安有餘力供養莘莘之士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語見《唐摭言》）本封建統治階級集權之目的，行科舉則國庫不須負擔巨額開支，同時又可收中央集權之實利，選舉、學校被科舉所排，正專制政體發展最適合之轉進。
唐代科舉法，最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隨時不同。肇於貞觀⑥，稱制科及第者著於顯慶⑦，猶清代「博學鴻詞」「經濟特科」之類；已中進士，亦應制科，且有一應、再應者⑧。入選之人，每次不過三數名，又非歲歲舉行，對仕途無如何影響。
此外尚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六項；秀才科最高，貞觀後因事廢絕⑨。明法、書、算三項比較專門，正如《通典》一五稱：「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今更進一步推闡開元後進士科得勢之必然性。
據《通典》一四，隋煬帝始設進士科⑩，只試策問，與明經科相同。高宗調露二年，劉思立奏二科並加帖經，進士又加試雜文（即詩賦），中間或暫有更張，但不久即恢復舊制，（參《通典》一五及《會要》七六）此為唐代考試進士之常式。由是，可見進士於詩、賦之外，亦兼「經術」11。至於兩科考試，依《六典》所舉，都經過三關，現作比較表如下：
兩項比觀，明經多帖兩經，似乎較難；然《孝經》《論語》文字無多，不難兼習。明經初試之及格標準，比進士增一條。進士三試策問，比明經增兩道，所差亦有限。最殊異者在二試；明經只口問經之大義，進士乃寫詩、賦各一篇，吾人對此，首應討論者兩科所習，是否可以「舊學」「新學」為分野12？考詩體溯源於三百篇，賦體兩漢極盛，初唐詩格仍上繼齊梁（元好問《論詩》，「風流初不廢齊梁」）。烏得謂之「新學」？永隆二年敕：「如聞明經射策，不讀正經，抄撮義條，才有數卷」；開元廿五年敕：「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均《會要》七五）應明經試者之空疏敷衍，活畫現形。又開元十六年楊瑒奏：「今之舉明經者，主司不詳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試，必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天寶十一載敕：「比來試人，頗非允當，帖經首尾，不出前後，復出者也之乎頗相類似之處下帖，」（同上《會要》）考試主司之無聊作風，有同兒戲，究其極則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南部新書》乙）流弊如此，安得稱曰經術？更安得謂由門族之異而所習各殊？
原夫材質、生活，彼此不齊，事務執行，難易有別，國家取士，理應兼顧各方，不能專懸一最高目標，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職是之故，考試方法本來相同之明經、進士兩科，遂逐漸發生歧異。然而某種方法施用於某科，只屬定製時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進士優勝、明經落後之趨勢，乃得形成。換言之，中唐以後進士科之重用，始屬於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經「試義之時，獨令口問，對答之失，覆視無憑」，（《會要》七五）不負責任之主司，便不難徇情作弊。進士詩、賦限韻，要自出心裁，比口試專憑默記者，難易有差。而且進士及第人之文策，須送中書門下詳覆，防弊之術亦較密。
2．明經試策只須「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見懸格已低。
3．「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進士不過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經不過一百一十人，（《會要》七六）大抵取錄進士之數，平均每年總不過三十13，故當時人稱「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唐摭言》）何況，隋開皇三年以後，海內一命以上之官，都經吏部除授（見《隋史》二節），自須安插若干士人；故權德輿雲「取明經初不限員」，而一般急於求祿資生者咸出其途，趨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寬矣。
4．朝廷典制對於兩科升沉，影響亦非常之大。唐承六朝駢儷，高宗後風始漸革，具見前節，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舊習。詔敕起草者初為中書舍人，玄宗時始漸移其重要部分於翰林學士，機密之件，有時直須宰相執筆。駢文與詩、賦性質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經，安能勝此？「權德輿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漢唐事箋》後集五）固由德輿衡鑑較精，亦進士能適應上級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觀之，進士比明經鑽研較廣，懸格稍高，名額又較少，《通典》所稱開元廿四年以後「進士漸難」，自是實情。再從客觀方面說，人情都貴難而賤易，社會上當然輕視明經；同時，進士所習能適應於上層工作，仕途上應易於進展。從主觀方面說，人而志氣低下，不肯奮鬥，就會相率走向明經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則雖在寒門，亦必力爭上遊，不甘落後。由是寒族遂向進士科與貴族作殊死鬥爭，鬥爭愈烈，斯發展愈盛，兩科孰優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趨勢。
鬥爭之勝負何如耶？其態勢自不難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無暫時戰勝之望，如高元裕奏請「科舉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見杜牧《上宣州高大夫書》）武宗追榜，放顧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勸，（《唐摭言》）昭宗頗為孤寒開路，崔凝覆試，但是子弟，無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同上）是也。然而當封建時代，政治率為反動勢力所把持、籠罩，主司恆被其支配，故大中進士多膏粱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數人，（《北里志》）六年崔瑤知貢舉，牓出率皆權豪子弟，（《語林》三）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為其所制，（同上）職是之故，當時進士名額被舊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鳳閣王（易從）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進士十八人，（《舊書》一七八）范陽盧氏自興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舉二年外，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語林》四）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同上）崔雍兄弟八人、趙櫓兄弟五人、李景讓兄弟三人皆進士，（《金華子》及《語林》四）徐彥若四世進士，（《舊書》一七九）此外張元夫家有進士七個以上，楊虞卿、令狐楚家各七個，楊於陵、楊收、李宗閔家各三個，結果終是寒族失敗。
簡而言之，進士科之初立，與明經本無軒輊，經過數次無意中之改制，始造成進士比明經優勝之趨勢，非政府原來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圖，從舉子來說，應進士或應明經，一方面為社會上意見所範圍，別一方面又因個人志趣、能力或家計之不同以決定其選擇，寒族雖可藉進士科而新興，舊族卻未嘗受進士科之影響而墮落（六朝至唐所謂「門第」，並不以官宦為重要標準），進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說兩科各以一定之社會階級為代表14？如何能劃分進士科為新興階級？
科舉之浮華無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屢屢有人建言。最早則天授三年（六九二）薛謙光疏稱：「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仿效，皆以浮虛為貴。」（《通典》一七）次則寶應二年（七六三）禮部侍郎楊綰奏：「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原誤「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頌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羽，用致虛聲。……並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進士、明經並停」；疏上後，交廷臣會議，李廙、李棲筠、賈至、嚴武等均贊成其說，（《舊書》一一九及《新書》四四）李德裕對武宗稱，其祖棲筠惡進士「祖尚浮華，不根藝實」，（《舊書》一八上）即指此事。同時，趙匡亦著論稱：「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同前《通典》）更後則會昌間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之見解。（同前引杜牧書）上舉諸人，綰及棲筠、元裕均進士，是知進士確為樸實者所詬病。然科舉苟廢，統治者究無良法善其後，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絕也。《新書》稱李德裕「尤惡進士」15，求其實，只惡浮華之進士，非全屏不用，可於下文論德裕無黨一節見之。
科舉術語，唐人文字屢見之，今並略揭其重要者：進士及第有狀報於朝，名居首者謂之「狀頭」（如授官稱「敕頭」，授勳稱「甲頭」），亦曰「狀元」。各州申送舉子赴京應進士試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謂之「解頭」或「解元」。進士通稱曰「秀才」（說見前）。得解者曰「鄉貢進士」，解而得第者曰「前進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即今所稱「五同」之類），主試者曰「座主」。未試前造請權要者曰「關節」。（參《唐國史補》及《唐摭言》）又進士、明經考試，初由吏部之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廿四年因其位輕，易以禮部侍郎，終唐末不改（《會要》五九）。16
注釋：
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稱：「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御之前期，其將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之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進士科）所攘奪替代。」（一八—一九頁）
2即郭待舉、韋弘敏、王德真、李景諶、騫味道、沈君諒、崔詧、王本立、任知古、裴行本、袁智弘、王璿、韋什方（賜姓武，又稱武什方）、孫元亨、李道廣、房融等十六人。
3即劉景先（又名齊賢）、岑長倩、劉褘之、武承嗣、韋方質、蘇良嗣、韋代價、張光輔、范履冰、邢文偉、武攸寧、傅遊藝、史務滋、宗秦客、樂思晦、歐陽通、楊執柔、李游道、崔神基、崔元綜、李元素、韋巨源、豆盧欽望、王孝傑、王方慶、王及善、武三思、姚元崇（字元之，後單名崇）、魏元忠、張錫、李懷遠、顧琮、李迥秀、朱敬則等三十四人。
4進士為魏玄同、韋思謙、婁師德、蘇味道、周允元、宗楚客、李嶠、吉頊、韋嗣立、張柬之、韋承慶等。明經為裴炎、格輔元、狄仁傑、李昭德、姚 、陸元方、楊再思、杜景儉（或作景佺，參《通鑑考異》一一）、韋安石、唐休璟、崔玄暐等。
5同前《述論稿》又稱：「及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於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一九頁）按陳說已辨見本文，若《唐摭言》所云：「進士科……盛於貞觀，縉紳雖位極人臣，不出進士者終不為美」，亦不足據。
6《舊唐書》三，貞觀十一年四月，「詔河北、淮南舉孝悌淳篤兼閒時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辭秀美材堪著述，明識政體可委字人，並志行修立為鄉人所推者，給傳詣洛陽宮。」十五年六月，「詔天下諸州舉學綜古今及孝悌淳篤、文章秀異者，並以來年二月總集泰山。」又十七年五月，「手詔舉孝廉、茂才異能之士。」
7《會要》七六，「顯慶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
8例如張九齡，神龍二年舉材堪經邦科，先天二年又舉道侔伊呂科。
9後來稱進士曰「秀才」，與此之秀才科名同實異。韓國磐以馬周疏請恢復秀才（？）為反對科舉制度（一九五四年《廈大學報》文史版一期《唐朝的科舉制度與朋黨之爭》），殊不知秀才即科舉之一種，韓氏誤。
10韓國磐計房玄齡享年，疑進士科開皇中已出現。（《歷史教學》一九五五年二號二三頁注三四）按《舊書》六六《玄齡傳》：「年十八，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羽騎尉是何等官，我在《隋書·百官志》還未檢出，吾人須注意「本州舉」三字，本州舉而即可授官，與後來考試權在中央之進士科顯有不同，大約進士科經過煬帝一回改制，名則同而實質不同也。
11《述論稿》又稱：「進士科主文詞，高宗、武后以後之新學也，明經科專經術，兩晉、北朝以來之舊學也。究其所學之殊，實由門族之異。故觀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後，朝廷及民間重進士而輕明經之記載，則知代表此二科之不同社會階級在此三百年間升沉轉變之概狀矣。」（八三頁）
12《述論稿》說如此，引見注⑩。
13許棠詩：「退鷁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唐語林》七）系舉大數言之。
14同上頁注11。
15《唐摭言》三：「會昌三年，贊皇公為上相，其年十二月，中書覆奏，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趨赴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是禁稱座主等令，純由武宗發動。《新書》四四雜采說部，串為一氣，稱「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至是，德裕奏，……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益使人誤會凡進士皆為德裕所厭惡矣。
16劉開榮云：「……不但作不到禮部尚書，掌持文壇（由禮部考試進士）……」（《唐代小說研究》舊版七七頁）按考試進士系禮部侍郎專管，與禮部尚書無關。又權德輿出身不由科第，知貢舉三年，（《語林》四）張弘靖亦非進士而知舉。（同上八）韓國磐又云：「唐朝考中了進士以後，不是立刻可以得到官職，還須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這叫做省試」，並引韓愈三次省試為例。（同前引）按愈三次省試是應制科之博學鴻詞，且均未獲雋，其入官由董晉所辟。中進士後無必須應試製科之規定，故貞元九年應者只三十二人。（參《韓柳年譜》）吏部之選，試身言書判而後授職，但不名為「省試」也。
宦官之禍
唐之亡，或雲由方鎮，或雲由宦官，其實兩者兼有之。然藩帥不恭，河北為烈，河北失於處置，懷恩之攜貳實致之，懷恩得副雍王適，則又因程元振、魚朝恩之沮子儀，推原禍始，方鎮之亂，亦宦官所造成者。
貞觀十一年頃屢遣閹宦充外使，妄有言奏，事發，太宗怒。魏徵進曰：「閹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太宗即詔自今已後，充使宜停。（《政要》五。並參《通鑑》一九五貞觀十四年十一月韋元方事及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十九節）
宦官攬權，釀於玄宗（見《隋唐史》中唐史十九節），而完成於肅、代、德。開、天之際，宦官幾若無所不能，直開前古未有之奇局。尤甚者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高仙芝征勃律，與邊令誠同行）。後來愈變愈壞，「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制詔委任」；（《宣公集》一八）例如河東帥嚴綬，貞元、元和間在鎮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之手。又如淮西之役，諸道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勝輒先使獻捷，不利又陵挫百端，苟非裴度奏請完全罷去，恐無成功之望。
肅宗時，李輔國以扈從靈武功，還京後拜殿中監，兼閒、五坊（ 、鶻、鷹、雞、狗為五坊）、宮院、營田、栽接總監、隴右群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凡有刑獄，必詣取決，隨意處分，皆稱制敕。於是譖死建寧王倓（至德二），矯詔移上皇（玄宗）於西內（上元元），殺張後及越、兗二王（寶應元），以閹宦而官司空、中書令，瀆穢朝綱甚矣。究其橫行之由，則專掌禁兵實為之。
寵任宦官，漢、唐之弊政相同；漢以宦官典中書，是政權歸之（漢初禁衛有南、北軍，蓋因方位而得名，與宦官無涉），唐以宦官典禁兵，則兵權歸之，前者易制而後者難圖。代宗身受輔國之逼，不能明正其罪而出以賊殺，既賊殺矣，猶復多方掩飾，追贈太傅，彼輩小人何懼而不作惡耶？程元振雖有翼戴功，然懲前毖後，假不再令專制禁兵，何至吐蕃入犯，諸道坐視，倉惶幸陝，府庫盪空（廣德元）。去一輔國，復養一元振，去一元振，復養一朝恩，宦官之害，遂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故謂唐亡由於自殺，可也。
魚朝恩初以觀軍容使蒞九節度之師，卒致滏水（乾元二）、邙山（上元二）之敗，宜若有所戒矣。及又令朝恩統神策軍（本臨洮西之軍，祿山反後，衛伯玉率之赴陝）駐陝；只因陝州迎駕功①，代宗迴鑾後，遂超擢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朝恩於是率神策軍歸禁中，自充將領，且收管好畤、麟遊、普潤、興平、武功、扶風、天興諸縣，勢力益盛。
唐代十六衛（左右衛及驍騎、武、威、領軍、金吾、監門、千牛等七衛，後七衛亦分左右，故共成十六），本以府兵為基本隊伍，府兵制漸壞，自須別謀補充；如高宗龍朔二年置左右羽林軍，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擴置左右龍武軍（用唐隆功臣子弟充之），肅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因羽林軍減耗寇難未息之故。《新唐書·兵志》稱，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才千人），仍不失為因時制宜之策，可議者，後來都付諸閹豎之手耳。羽林等軍統稱北衙六軍，與原有十六衛對峙，故稱十六衛為南衙；因此又常稱宦官所領之兵為北衙。柳伉嘗劾元振，兼及朝恩，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朝恩既誅（大曆五），內官不復典兵，其權本可以日削。詎涇卒潰變（建中四），德宗恨禁軍本不集，僅得竇文場、霍仙鳴諸宦者從行，遂將左右神策，悉委諸竇、霍，特立護軍中尉兩員，則不悟其過在自己誤用白志貞，初非外邊武臣之全不可恃，猜疑成性，飛蛾投火，宜乎閹禍之卒不可紓矣。
尤無識者，唐廷之縱容宦寺，不徒付以兵，抑又聽其賄。代宗時，內官使四方者求賂弗禁，某次，遣使賜妃族，所得頗少，代宗滋不悅。又建中二年，振武監軍劉惠光貪婪，軍士共殺之。夫內使恣苞苴，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勢必悉索以應；內官既可貪，外官寧復廉潔自葆，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剝削，民被壓迫而生變，此必然之勢也。
中唐以後，志清閹宦者有三人：其一曰王叔文。順宗即位，叔文謀奪神策軍權，用宿將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其事殆與順宗有默契②。順宗在位，僅及七月，然甫繼大祚，即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橫暴，及鹽鐵使之月進，又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追左降官陸贄、鄭餘慶、韓皋、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人情大悅」（此語見《順宗實錄》），只此小小施行，已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見，躁進小人，豈願辦此？豈能辦此？若叔文引用者如柳宗元、劉禹錫、陸質、呂溫、李景儉輩，皆知名於時，非僉壬可比，而論者乃詆以居心不正（宋洪邁），冤枉極矣！《舊唐書》一八四，稱讚俱文珍忠藎，尤為無識；此因唐末留下之記事，多屬小人秉筆，史家不精別擇，便昧是非。余嘗著論云：「憲宗中宦者計，惑於不願立太子之譖，切齒叔文（《十七史商榷》七四《程異復用》條，謂『憲宗仇視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問。』猶未澈見其私慾。劉禹錫《子劉子自傳》謂，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秘。功歸貴臣③，於是叔文貶死云云，即欲為叔文此案辯護；不過禹錫晚年深自引晦，故有匣劍帷燈之隱耳）。文人需次稍久，鬱郁不得志如韓愈輩（清《陳祖範文集》一《記昌黎集後》云：『退之於叔文、執誼，有宿憾，於同官劉、柳有疑猜』，正誅心之論，亦持平之論，吾人不能因彼負文名而從恕也），更詆以新進（按柳、劉同於貞元九年舉進士，歷十二年而授從六上之員外，尚非甚躁進者），從而群吠之，釀成君臣猜忌，舊新軋轢，閹寺乃隱身幕後，含笑而作漁人。然叔文暨八司馬輩非真醜類比周、黨邪害正（語本前引《商榷》條），大有公論在也。」（見《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自序》。八司馬即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凖、程異。又《順宗實錄》雖有改寫，然觀愈作《柳子厚墓志銘》，責宗元「不自貴重」，及不能「自持其身」，可推知《實錄》固不以叔文為然者）④。
以論叔文個人，則尤有可紀者：「劉辟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於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其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順宗實錄》四）此叔文遇大事而能不自私且有裁酌於其間者也。得韋皋之助，或足以抗宦官，然去宦官而長藩鎮，則猶飲鴆止渴、拒虎進狼耳⑤。抑使無韋執誼之固執而終斬劉辟，又何至辟據蜀邀節鉞勞朝廷征伐之師耶。
次為文宗。憲、敬兩宗之弒，唐廷無一人敢抗言其事。大和二年，劉應直言極諫試，策凡五千餘言，其切論黃門太橫，則言：「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奸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耶？」其論貪官污吏，則言：「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又主張「斥游惰之人以篤其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考官憚宦官，不敢取，物論皆為叫屈（《舊書》一九〇下）。大和末文宗謀去宦官，未始不為劉之言所感動。換言之，此一舉措，文宗實主其事，鄭注等不過居輔成地位（昭宗天復《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詔》，有云：「並見陷逆名，本承密旨」，可證），閹寺處此，上無所施其主君搖惑，下無可扇其兩派交爭，洎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流徙遠州，陳弘志杖殺，王守澄賜鴆，王守涓被誅（弘志即弒憲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機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鋌而走險，是釀甘露之變。《十七史商榷》九一《訓注皆奇士》條，辨《新唐書》本傳詭譎貪沓之說，語最公允。當日閹人勢盛，士夫固多為作鷹犬者，《新唐書》僅據舊籍轉錄，正王氏所謂史官曲筆，不可盡恃也。《通鑑》二四五云：「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又二六三評訓、注二人云：「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按處變用權，聖賢所許，因守澄而進，固未能定訓、注終身。舊說謂訓、注反覆，無非為其謀殺守澄，充彼輩之說，則邪正不分，示人以從惡須終，而絕人自新之路，其為悖理，無待蓍龜。文宗既與鄭、李有密謀，（見《通鑑》二四五）則請問頭巾書生，應背守澄以誅奸惡乎？抑應念私恩而忘國事乎？大義尚可滅親，以謀守澄而目鄭注曰反覆，直不啻為宦官泄憤。行譎詐之謀，猶不克翦，而謂憑三數人之公言（充其量不過一劉 ，於國事無大補救），可以翦惡乎？狄仁傑薦張柬之，論者極稱其保唐有功；夫五王（柬之與袁恕己、敬暉、桓彥范、崔玄 ），武后所用，而幽武后者五王，未聞責五王之背武后也。司馬光之論鄭、李，與《新唐書》之論叔文，同一鼻孔出氣，質言之，迂儒不可與言大事而已。然閹宦之怒鄭、李、王（涯）、顧（師邕）諸君子，猶未息也，即《翰林學士壁記》之小小留題，亦芟除務盡⑥，藉口曰「文字昧沒」，美稱曰「粉繪耀明」（皆丁居晦《翰林學士壁記》中語），讀史者稍一失察，便為居晦之曲筆所蒙，閹寺之用心，不既陰且狠乎！閹寺之手段，不既毒且辣乎！文宗得不至滅燭之弒（敬宗），少陽之幽（昭宗）者，徒以外乏奧援（如澤潞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有所顧忌耳。幸奸邪雖熾，正誼終存，寺人之陰狠、毒辣，可以掩當日之目，不能盲後世之心，可以鉗百官之口。不能斷史家之腕，吾人生千百年下，猶得發其覆，揭其私，使鄭、李、王、顧諸君子之名，不至終於「昧沒」。（「閹寺處此」以下一大段，原見前引《壁記注·序》，惟字句先後，略有更動）李潛用記甘露之變，謂之《乙卯記》，李商隱詩只題《乙卯年有感》，都不敢顯斥其非（《漁隱叢話》前二二引蔡寬夫《詩話》。大和九是乙卯年），可見當日宦官橫行，人敢怒而不敢言之狀。
第三人為崔胤，別見下文。
憲宗英武，視肅、代、德三宗稍勝，故元和之治，陵駕中唐，如斥劉光琦之分遣敕使齎赦書（元和三年），允許孟容之械繫神策吏李昱（四年），抵許遂振於罪（五年），賜弓箭副使劉希光及五坊使楊朝汶死（六及十三年），杖死王伯恭（六年），聽裴度言，撤回諸路監軍（十二年），又呂全如擅取樟材治第，送獄自殺，郭旻醉觸夜禁，即予杖殺，未嘗不奮其剛斷，振彼朝綱；然寵任吐突承璀，始終不悟，卒死小人之手，復何閔焉。
自憲宗而後，除敬宗以太子繼位外，無不由宦官擁立：
穆宗 梁守謙、王守澄等。
文宗 梁守謙、王守澄、楊承和等。
武宗 仇士良、魚弘志。
宣宗 諸宦官。
懿宗 王宗實。
僖宗 劉行深、韓文約。
昭宗 楊復恭、劉季述。
宦官之中，又以神策派占多數，握兵權也。穆宗之立，神策軍士每人賞五十千，六軍人三十千，金吾人十五千。敬宗之立，神策軍士猶每人賜絹十匹，錢十千，視藩鎮之擁立留後，曾無以異，夫何怪復恭有定策國老、天子門生之夸語，而文宗至於泣下沾襟也。（《新唐書》二〇七《仇士良傳》）
注釋：
1廣德元年吐蕃退出長安，系傳說子儀將至，永泰元年則敗於回紇、子儀之合兵，梁思成云：吐蕃兩次進犯長安，魚朝恩都以神策軍平定了大局，（《文物參考資料》三三—三四期八七頁）殊非事實。
2《舊唐書·韓愈傳》言，韋處厚撰《順宗實錄》三卷，愈所撰繁簡不當，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均嘗詔史臣添改。又《路隋傳》言，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余不復改云云。案經數朝，顯與宦者有關，今傳之韓撰《順宗實錄》，或有一部分已非真跡。
3白居易《陵園妾》序：「托幽閉，喻被讒遭黜也。」陳寅恪以為寄慨者「其永貞元年竄逐之八司馬」，（《元白詩箋證稿》二五四頁）所見甚的。叔文為之魁，別無大惡，被讒亦可想，韓、白同時而臭味不相投，非特文章致力處之各走一途已也。白贊劉「文章微婉」，（《長慶集》六九）即在此等處著眼。
4《韓昌黎集》三《永貞行》，「小人乘時偷國柄」，目叔文為小人（《新書》一六八承其說），已論失其平；又曰「侯景九錫行可嘆」，則正欲加之罪矣。至於「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無非發自己的牢騷。平心言之，韓此詩直是黨宦口氣，與禹錫不黨宦者臭味迥異，而陳氏《述論稿》竟謂禹錫「所言禁中事亦與退之相同」，（九七頁）蓋猶未窺《子劉子自傳》之真意也。
5范仲淹《論叔文》云：「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之（按此「之」字衍）劉辟，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據紹興卅二年嚴有翼《柳文序》轉引）
6《資暇集》下云：「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注子）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目為之偏提。」可見我謂《翰林院壁記》之改修，系宦官欲削去鄭注、李訓、王涯、顧師邕諸人之名，並非臆測及深文之論。
牛李結黨蠹國
邪正不辨，敵我不分，最是人心之大患，牛僧孺、李宗閔結黨蠹國，賄賂公行，一般無行文人，鼓其如簧之舌，播弄是非，顛倒黑白，遂令千百年後之正人君子，猶被其蒙蔽而不自覺，是不可不大聲疾呼，亟加以廓清、辨正也。
（一）李德裕無黨
元和以後，標舉「牛李」一詞，牛指僧孺，自無待論，「李」則相沿以為指目德裕，或且推及其父吉甫，此應辨明者一。《舊書》一七四《德裕傳》：「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大和）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至是恨（裴）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為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牛李」顯指前文之「二憾」無疑。又《新書》一七四贊云：「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擊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是「牛李」一詞之初意，當時人原用以指斥僧孺、宗閔之結黨營私，五代時史官及宋祁尚能知其真義。無如牛黨之文人，好為讕言，施移花接木之計，把「李」字屬之德裕，形成「牛」「李」對立，藉以減少僧孺之過惡。後世不察小人之用心，遂至今而仍被其蒙蔽。
德裕與僧孺不協，益令人誤信德裕確樹黨與僧孺為敵，此應辨明者二。後世政黨各標舉其政策，故可形成對立。僧孺、宗閔之黨則不然；其目的、手段，只是把持政權，以個人及極少數之利益為第一位而不顧國家、人民，性質屬於黑暗社會，非必有對立之敵黨存在，吾人讀史，不應膠持「兩黨」之成見。而且，德裕兩度執政，初次自大和七年二月至八年十月，二次自開成五年九月至會昌六年四月，末次尤得武宗專信，如果樹黨，正是其時。然而宣宗貶德裕，被波及之官位較著者，僅有工部尚書薛元賞、京兆少尹元龜兄弟及給事中鄭亞、劉濛三數人，元賞在開成初已位躋方鎮，挫抑閹寺，大為《新書》（一九七）、《通鑑》（二四五）所稱道，且與劉濛不久仍被起用。其餘德裕引進者，如白敏中、周墀、崔鉉，更大受宣宗倚任，敏中及墀固世所稱牛黨分子。又柳仲郢為僧孺辟客，德裕不以為嫌。（《舊書》一六五）征諸史實，德裕無黨，事甚瞭然。或又引《舊書》一七一《張仲方傳》，「自駁諡之後，為德裕之黨擯斥，坎坷而歿」，以明德裕有黨；但同傳曾載文宗謂「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是仲方自無能，何與李事，且彼嘗歷官中外，尤不得謂之坎坷也。
再征諸德裕本人之言論，則文宗嘗與之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通鑑》二四四）言外見得德裕不結私黨。然此猶可諉曰德裕自譽也，今又進而求諸唐末中立派之言論，則懿宗時（咸通十年後），范攄《雲溪友議》八云：「或問贊皇之秉鈞衡也，毀譽無如之何，削禍亂之階，辟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勳業素高，瑕疵不顧，是以結怨侯門，取尤群彥（光福、王起侍郎自長慶三年知舉，後廿一載復為僕射，武皇時猶主柄，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得路，皆相慶賀）。後之文場困辱者，若周人之思鄉焉，皆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僖宗時，無名氏《玉泉子》云：「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是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又昭宗時，裴庭裕《東觀奏記》上云：「武宗朝任宰相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讎。」庭裕自承李珏（牛黨）是其親外叔祖，尤見批判無偏，宋孫甫《唐史論斷》成於《通鑑》（元豐七）之前，司馬光曾為作跋（元豐二），其卷下謂「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於不黨」；在「牛李」案中最是平情之論。反之，如牛派為死黨，則《玉泉子》有云：「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率相期以死，權勢熏灼，力不可拔。」（楊汝士是牛黨之一，居靖恭坊）德裕無黨，僧孺一派有死黨，記載甚分明，奈史家弗察，妄稱「牛」「李」各分朋黨，互相傾軋，垂四十年①，以嫉視小人為私黨，排斥奸佞為傾軋，如此顛倒是非，舉世寧復有公論。
不畏強御，拒絕請託，最易招惹毀謗；若不挾私怨如丁柔立（見《通鑑》大中二年正月下），封建時代寧得幾人，牛黨對德裕父子多怨辭，在現存晚唐史料中，滲雜不少，此宜辨明者三。大抵牛黨對於異己，多任意誣善②，而德裕尤為怨府，其深文巧詆，稍一不察，便墮術中。開成五年正月，武宗即位，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賜死，《舊書》一七五采牛黨之說，以為德裕主謀；殊不知其時德裕尚在淮南，司馬光雖持偏牛態度，亦不能不為之辨正。（《通鑑考異》二一）周墀遷江西觀察，明明是德裕薦拔，而杜牧則以為德裕無法吹求墀之過失，故不得已而提升③，可謂極盡翻雲覆雨之能事。或更覺其未足，則又嫁名聞人以惑後世，如所傳白居易《貶崖州三首》④，白已前死兩年，固人人知其作偽者也。
更有以為僧孺、德裕分樹兩黨，各自有其階級分野者，如沈曾植謂「唐時牛李兩黨以科第而分，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⑤，此或一時不經意之言。近年陳寅恪從而推闡之，然其論實經不起分析，此宜辨明者四。原夫沈之立說，或因《玉泉子》稱：「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⑥然此條陳氏已揭出其不可信⑦。今試觀德裕入相武宗而後，除杜悰以門蔭、駙馬進身外，自余陳夷行、李紳、李讓夷、崔鉉、李回、鄭肅六相，均是進士，按進士地位取得優勢，然非謂進士科可以把持整個仕途也。陳氏誤會《舊書》不明確之敘述，因謂崔甫代常袞當國，用人不拘於進士，「前日常、崔之異同，即後來牛、李之爭執」⑧；殊不知進士名額，平均每年絕不能超過三十（參見岑仲勉《隋唐史》中唐史第十八節），根於不樂仕宦、繼續死亡及進士多中年人（同上）各種原因，任何時期可能在仕途之進士數目，試假定為六百，並不低估。此六百人當中又可劃分為三級，每級只約二百人；第一級登第未久，所官不過縣尉、主簿之類。第二級年資中等，內則遺、補、御史，外則藩鎮幕僚。第三級年資最老，位至郎中、刺史，甚而尚、侍、宰相。如果把內外文職作一統計，便曉然進士數目，大大供不應求，甫未上一年就除吏八百（《論事集》五，「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數更倍之），即使全用進士，仍是不敷，何況六百人中最少有三分二已廁身仕途耶。每歲吏部常選，皆懸缺待補之員，抑亦非宰相所能積壓。是知任何人執政，均無全用辭科或完全排斥非辭科之可能，常袞之偏差大約只是對於非辭科出身者不喜援引，論者未從客觀了解實際，漫據書本上模糊之詞，以行推斷，過矣。
陳氏亦覺沈說站不穩，於是提出兩項區別：（甲）山東士族以經術、禮法為門風。（乙）新興階級系文詞浮薄之士，既轉成世家名族，遂不得不崇尚地胄（按「地胄」即「門第」之變文），同時，士族之舊習門風淪替殆盡者，亦屬此類⑨。乍觀似剖析入微，細讀乃牴牾錯出；今先就德裕本人論之，鄭覃女孫所適為九品衛佐之崔皋，陳以為保持舊門⑩，然德裕以淮南使相之公子，竟娶一個「不知其氏族所興」及「不生朱門」之劉氏為妻11，則又何說？豈非德裕已門風廢替與新興階級同流耶12？夫所謂舊族或非舊族，指其人所屬之整個氏族而言，有遠系可考者曰「舊」，無遠系可考者為「新」，區別甚易，不問本人之富貴、貧賤及行業如何也。故崔皋雖九品衛佐，不害其為舊族，李稹只自署「隴西」，（《國史補》上）意亦相同。如陳之說，則應為舊族或新興，直以個人之行業為標準，此豈中古時代「門第」之真義13。抑既曰「李黨重門第」，何以德裕反獎拔孤寒14？「孤寒」者孤立寒門，與「舊族」極端對立之階級也。抑既曰「牛黨重科舉」，而又曰「崇尚地胄」，是牛黨熔「科舉」「門第」於一爐也。高元裕奏請，「科舉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見第一章「進士科抬頭之原因及其流弊」），是舊族未嘗不極力爭取進士也。如斯糅合，兩派之間，何能畫出一道鴻溝？李珏、楊嗣復明明是舊族，陳曰：「即使俱非依託，但舊習、門風，淪替殆盡」，試問淪替殆盡，有何征據？李珏初舉明經，依陳氏論證之法，還繼承著北朝經術，未得為「家學衰落」。嗣復之父於陵，「居朝三十餘年，……始終不失其正」，更萬不能遽斷其「門風廢替」。文宗有言：「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舊書》一七三）彼於當時風習，自必知之較悉；觀開天間，貴門子弟爭詣名姬楚蓮香（《開天遺事記》）及白行簡所撰《李娃傳》，便可互相反映。杜牧本出「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記》）之舊門，而其人特以浪漫著，浮薄之士，何曾必在新興？陳無法轉圜，乃執杜佑之一節，列牧於新興階級15，由是舊族可以撥入新興，新興又忽變成舊族，構成「團團轉」之論證方法16。夫近世論階級烙印，並不容易脫換，今所謂「兩階級」既絕無厘然界限，究屬新興抑屬舊族，可以任意安排，執「既自可牛……亦自可李」之游移態度，或更謂「牛李兩黨既產生於同一時間，而地域又相錯雜，則其互受影響，自不能免，但此為少數之特例，非原則之大概也，故互受影響一事，可以不論」17，不了了之。若夫明經之為學，則文宗所云，「只念經疏，何異鸚鵡能言」，已是定評，猥以「經術」相推，滑稽已極。吾人細從事實推求之，則知牛黨對德裕，只是同一士族階級內結黨營私者與較為持正者之相互間鬥爭，並非「門第」與「科舉」之鬥爭18；因為爭取「科舉」出身，舊族與寒族並無二致，陳氏支離其辭，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19，已無贅辨之必要。今試分列兩表，其說能否成立，讀者當可瞭然矣。
（甲）牛黨
牛僧孺 舊族及進士。
李宗閔 同上。
李 珏 舊族，明經及進士。
楊嗣復 舊族及進士。
魏 謩 同上。
楊虞卿 同上。
楊汝士 同上。
楊漢公 同上。
蕭 澣 同上。
李 漢 同上。
張元夫 同上。
杜 悰 同上。
杜 牧 同上。
白敏中 同上。
蘇景胤 同上。（《因話錄》三）
李 續 出身未詳20。
張 鷺 同上。
張又新 進士，非舊族。
周 墀 同上。
熊 望 同上。
劉棲楚 出身寒鄙，為鎮州小吏。
此外尚有兩人，被陳氏列入牛黨而實際確不然者：
白居易 舊族及進士。長慶元年，白為進士重試官，將宗閔婿蘇巢落下，與主張用兵之裴度親善，顯不能列於牛黨。陳又謂白不孝21，其事早經陳振孫《白文公年譜》辨正。陳復拾羅振玉遺稿之說，認白父季庚舅、甥為婚，罪犯刑事22，更屬厚誣。如果德裕鄙薄白家23，何故拔用敏中24？
蕭 俛 出自後梁，瑀至俛一家五相（瑀、嵩、華、復、俛），俛嫉奸邪，性介獨，家行尤孝，（《舊書》一七二）曾疏救吉甫，無依附牛黨痕跡。如曰俛不主用兵25，則須知當時不主用兵者，非止俛一人。
（乙）陳氏所擬之「李黨」
鄭 覃 舊族，非進士，會昌初，德裕薦為相，不就。
陳夷行 進士，非舊族，開成二年初次入相，非德裕所引。
李 紳 舊族及進士。
李 回 舊族及進士，初因德裕貶官，後復起用。
李讓夷 進士，非舊族，宣宗治德裕黨，並未波及26，且以司空節度淮南。
李商隱 進士，非舊族。
王茂元 武將，非舊族，以上二人，萬不能列入「李黨」27。
劉 柯 進士，非舊族，以白居易薦入京應舉，曾撰《牛羊日曆》，但無「李黨」痕跡28。
牛黨多僉壬，稍持正者即嫉之，故反對牛黨者可能是中立派，不必定是「李黨」，此一點，《述論稿》似乎分別不清。上舉八人，唯李紳、李回與德裕較密耳。其他，德裕柄政時曾見用者，若鄭亞、（四代進士，見《舊書》一七八），崔嘏、（《元龜》六四四）姚勖、（《新書》一二四）崔鉉、白敏中、令狐，皆舊族及進士，李拭為舊族及制科；（《會要》七六）又趙蕃、（《摭言》）劉濛（《新書》一四九）為進士，呂述為制科，（《會要》七六）薛元賞、元龜兄弟出身未詳，則皆非舊族也。舊族進士何以變為新興階級，《述論稿》已不惜筆墨為其解釋，然舊族仍有如許進士歸入德裕領導，何竟默不一言耶。
質言之，從古史中尋求出一種系統，固現在讀史者之渴望，然其結果須由客觀歸納得來。中唐以後，除非就選舉法根本改革，任何人執政都不能離開進士29，無論舊族、寒門，同爭取進士出身，寒門而新興，亦復崇尚門第，因之，沈氏「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之原則，微特不適於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黨魁，亦須列諸例外。是所謂「原則」，已等於有名無實。如斯之「系統論」，直蒙馬虎皮而已。
（二）《通鑑》喪失公正立場——贊同僧孺放棄維州
柳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雖似兩黨之魁，然所爭者官位，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故雖號為黨而皆非政黨也」30；是說也，施諸牛黨合，施於德裕則否。德裕非黨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復維州失地。
維州地區（今汶川西北），辟自劉蜀。隋開皇四年討叛羌，以其地屬會州，後又沒賊。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領內附，因地有姜維城，命名曰維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31。德宗時，韋皐屢出兵攻之，不能克。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謀盡率其眾來降成都，德裕方節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議，時僧孺執政，藉口棄信恐激吐蕃侵京師32，於是詔將維州及諸降眾付吐蕃，吐蕃悉誅之，「擲其嬰孩，承以槍槊」，（《文饒集》一二）慘不忍聞。司馬光為自護其非33，乃拾僧孺余唾，齗齗作義利之辨，其辭曰：
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奸。」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通鑑》二四七）
僧孺之說，王夫之已詳予駁正34。然司馬之說，迄未得史家注意。其言有害於世道人心，不可不深辨也。維州本我失地，我納其自拔來投，於「義」何害，不通者一。自隴右迄安西、北庭，天寶後都被吐蕃侵據，維州自拔來歸，譬之鄰家從前盜我牛羊數十，現在一羊逃回；司馬乃以比鄰牛逸入，直是數典忘祖，不通者二。維州降人三百餘，其父、祖應屬唐籍，今竟執送吐蕃，任彼慘戮，令人髮指；司馬乃謂死無足矜，蔑視同胞，靡分敵我，不通者三。吐蕃四盟，而有平涼之劫（貞元三），尤為唐恥；況維州自拔前一年，彼已先失信圍攻魯州，（《文饒集》一二）以此言「信」，何異宋襄不禽二毛，不通者四。司馬謂關中急而維州緩，乍似有理，但吐蕃陷維州後，「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文饒集》一二及《舊書》一四七）我收維州，作用與謀通南詔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圍魏救趙。不收維州，則劍南節度所押西山八國蕃落，都被隔斷，藩籬盡失，不通者五。大中三年，正牛黨執政時期，去大和五僅十八年，去德裕追論維州事僅六年，吐蕃國勢，當無大更變，而是年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來歸，即詔令劍南、山南對沒蕃州縣，量力收復，隨有西川杜悰報收維州，山南西鄭涯報收扶州，（《通鑑》二四八）相去無幾時，何以彼則「信大」，此則可「徇利而忘義」？彼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遽不然？其為挾持私見，百辭莫辨，不通者六35。大中復收維州，「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舊書》一四七）扶州想亦相同；僧孺所言蕃兵三日至咸陽，無非長他人意氣，滅自己威風，假其可能，則邊防已十分脆弱，尤非放棄維州，便可了事，何未聞僧孺建言修繕守備，如德裕所為？（德裕立五尺五寸之度，汰去蜀兵羸弱四千四百餘人，又以蜀作兵器不堪用，取工別道以治之，此兩事《通鑑》二四四即敘在悉怛謀來歸之前）不通者七。唯僧孺「與德裕不協，遽勒還其城」，（《舊書》一四七）以私害公，故德裕惡之，非私怨也，而《通鑑》偏書曰「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對於公私之判別，模糊已極。
此外回鶻之役，僧孺在兩次會議，所言皆空洞不切實際36，而回鶻、澤潞之平，則德裕為首功，其餘備南詔，廢佛寺，除淫祠，拒織綾，均辦理正確，德裕與牛黨之比較，孫甫所評37，最為公允。柳以「所報者私怨，亦無政策可言」之批評，混加於德裕，總是人云亦云。德裕果挾黨派私怨，何為救楊嗣復、李珏？（見《通鑑考異》二一引《獻替記》）何為請給宗閔一郡38？陳氏以為牛黨反對用兵39，仍屬皮毛之論；杜牧獻策平澤潞，（《通鑑》二四七）杜悰再收維州，白敏中出征党項，都是最好之反證。
《通鑑》於德裕持極端反對態度，除摭拾細故之外40，更表現其對付權奸之口誅筆伐41，一若武宗純任德裕播弄者。唯惡德裕，故對於險譎貪污，舊、新《書》均直敘不諱之牛黨李逢吉，更不惜顛倒黑白，力為辯護42。唯袒牛黨，故進一步愛屋及烏，譽瀕於崩潰之宣宗為「小太宗」（本自《金華子》），稱其「明察沈斷」；（《通鑑》二四九）即號稱《通鑑》忠臣之胡三省，亦覺忍無可忍，於其下注云：「衛嗣君之聰察，不足以延衛，唐宣宗之聰察，不足以延唐。」又於二四八大中元年恢復佛寺下注云：「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反唇相稽，語婉而諷。昔太宗評隋文，譏其「性至察而心不明」，宣宗何得比太宗？宋祁謂宣以察為明而唐衰，（《新書》八）識見遠出司馬之上。
德裕攘外安內，政績彰彰，史家衡量人物，應采其大長，寬其小短。《通鑑》在憲、穆、敬、文、武、宣各紀，夾雜著許多私見，對德裕不特毫無表彰43，而且偏采反對派之意見，吹毛求疵，為非分之苛責；牛黨諸人毫無建樹，朋比濟貪，卻多方替之掩飾，是直喪失史家之公正立場，無當於「鑑戒」之本義。余嘗抉其隱，以為德裕敢作敢為，深得武宗信用，略類安石，司馬光痛惡安石，因而惡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於險譎之逢吉。簡言之，懷挾著滿胸私見，其為信史也幾希矣。
至於德裕被貶，顯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於黨人無君之譖，孫甫、張采田之解釋，最得其實44。此後興吳湘之獄，更是小人無聊之構陷，湘自有應得之罪45，檢閱《舊·紀》一八下，便自明白。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歸葬，咸通二年再敕復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46，宣、懿兩朝亦稍覺自坯長城之失計矣47。《舊書·德裕傳》末云：「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岩廊啟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所讚許並無溢美，然除惡唯恐不盡，如必責德裕「以德報怨」，則是熏蕕雜處，非深於治道者所當出此論也。
（三）吉甫何以受謗
元和前半葉僧孺、宗閔無與吉甫對抗立黨之可能，已於四十一頁注①辨明。唯是，元和三年賢良對策案之真相，迄今猶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對於牛黨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於此處亟作補充，免時人再生誤會。考吉甫相憲宗凡兩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書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為淮南節度。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於位。當三年初策試賢良時，僧孺、皇甫湜及宗閔皆條對甚直，有人泣訴上前；泣訴者何人？舊有兩說：一曰吉甫，如《舊書》一七六《宗閔傳》及一六九《王涯傳》，是也。一曰權幸或貴幸，如《舊書》一四《本紀》、一四八《裴垍傳》及《會要》七六，是也。於是主試及覆閱官楊於陵、韋貫之、裴垍、王涯輩均貶降。此疑案之最要關鍵，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確是攻擊吉甫失政，則此等文章正牛黨後來宣傳之極好資料，黨人尤應大事表揚，何以都不見於晚唐書說？此點最是疑問。若就當年宰相而論，鄭先入中書，資歷老於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擊時宰，則負責者尚有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獨自泣訴？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貞之末，始自散州饒刺入為中書舍人，作相至此，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權貴，何至要脅貶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脅？（貫之及涯均在道再貶）余嘗檢視湜策，則其文有云：「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夫褻狎虧殘之微，褊險之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皇甫持正集》三）純是集矢宦官，於宰相無深責。余乃悟牛、李（宗閔）新進氣盛，牛又由韋執誼而登第（見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承王叔文派之風氣，策文所指斥，應與皇甫同途。湜官不過郎中，比較無所畏忌，故其對策得與劉同傳。牛、李（宗閔）則後來身居宰輔，投鼠忌器，唯恐內官舊事重提，不安於位；又以早年對策，喧騰一時，遂計為接木移花，以轉人視聽，吉甫泣訴之讕說，夫於是應時產生，《憲宗實錄》之被牛黨重視48，此其一因也。《舊書》一四八《吉甫傳》云：「先是，制策試直言極諫科，其中有譏刺時政，忤犯權幸者，因此（裴）均黨揚言，皆執政教指，冀以搖動吉甫；賴諫官李約、獨孤郁、李正辭、蕭俛密疏奏陳，帝意乃解。」則不特非吉甫泣訴，吉甫且犯教唆之嫌，與《舊·宗閔傳》恰恰極端矛盾，余信其近於事實。《通鑑考異》一九乃云：「裴均等雖欲為讒，若雲執政自教指舉人詆時政之失，豈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誣搆鄭、貶斥裴垍等，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鎮淮南。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惡，改定《實錄》，故有此說耳。」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時政者猶雲指斥宦官，與「倖」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舉子詆譏閹寺，安見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鄭餘慶以主書滑渙勾結樞密使劉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罷，光琦即湜所謂「掌王命」者；又吉甫官中書舍人時，揭發渙之罪惡，籍沒家財，至數千萬（《舊·吉甫傳》，又《舊書》一五八《餘慶傳》及《通鑑》二三七），此皆時政大可指斥之處。司馬不詳審當日政局，求書傳所由異同之故而遽行臆斷，一失也。憲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鎮，則從前被貶者似應同奉召回，顧稽之史乘，並不如是，二失也。淮南為當日唐家第一個節鎮，正舊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連任十餘年，以雲「疏薄」，則渴營「疏薄」者大不乏人，何愛于吉甫而以相授，而親臨通化門餞行，三失也。《憲宗實錄》爭執之焦點，在於掩蓋當年之攻擊宦官，司馬乃聽信謊言，以為德裕掩先人之惡，四失也。如謂《舊書·吉甫傳》采自《憲宗實錄》，則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頒，說是路隋舊本，（《舊書》一八下）於時德裕已遠竄南服，豈尚能由彼改定49？況李約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黨無法完全毀滅證據，遂有德裕改定《實錄》之讕言以混耳目，司馬信之，五失也。總而言之，排擊宦官之案，吉甫尚同處於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則有之，斷非落井下石者。竊謂當日憲宗蓄意用兵，餉需是急，王鍔入朝，又被彈劾，吉甫之出，君臣間許有默契，故兩年後即復召為相50，司馬光之批評，完全不就時間、地點及條件著想，所謂唯心之論也51。
吉甫初相，《通鑑》許為「得人」（元和二），則無偏黨可知。及其再相，《通鑑》純取敵視態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風病罷相為兵部尚書，時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請，再改太子賓客，不久便卒，（《舊書》一四八）而《通鑑》以為吉甫惡之，司馬竟未讀《垍傳》也52！此外更多采牛黨之言53，不加抉擇，甚至語雜揶揄54，完全失去史家體裁，然始終未有指出其樹植黨羽，故可斷言吉甫之無黨55。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經過八司馬之貶，甘露門之變，已逐漸喪失對抗宦官之勇氣，責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責宰相，乃宗閔以兒女私情，深恨德裕，更進而波及其先人。另一方面宦官欲奪取立憲宗之功，消滅弒憲宗之跡，會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實錄》，似志在彰正其罪（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見之），為彼輩所不便，故誣德裕歸美私門，暗施反抗，牛黨恨李，又從而附和之。由是雙方夾攻，吉甫父子乃受謗益重，所謂「李黨」，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數人狼狽為奸，說不上階級鬥爭也。
注釋：
1《舊書》一七六《李宗閔傳》：「長慶元年，子婿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長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為翰林學士，錢徽榜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為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推《舊·傳》之意，系由元和三年（八〇八）制策案起，數至大中初元（八四七），恰符四十之數。《新書》一七四《宗閔傳》只過錄《舊書》，故措辭亦含胡。司馬光修《通鑑》，明知元和時代僧孺等無與吉甫對抗立黨之可能，於是變易其文，在長慶元年下書稱：「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一面似已替《舊·傳》彌縫，另一方面卻又自開漏洞。因為自長慶元年（八二一）起，須計至咸通初元（八六〇），才夠四十之數，即使承認德裕得勢時有黨，然自彼外貶後十餘年間，事實上並無人繼而代之（觀德裕在崖州與姚諫議書所云「平生舊知，無復弔問」，可以反映），從何施其傾軋？故《通鑑》改寫，反不如因仍舊貫，表面尚說得去矣。（《述論稿》九四—九五頁以為始自元和，是承《舊書》之誤。）
2全祖望《李習之（翱）論》云：「且習之而懼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復何懼之有？是蓋當時朋黨小人誣善失實之同，而史臣誤采之者，雖以荊公之識，不能盡諒此事，異矣。」
3杜牧《周墀墓誌》云：「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樊川集》七）即讓一步如牧所言，德裕仍比始終抉怨報復者較勝一籌。
4參拙著《白氏長慶集偽文》。（四八三—四八四頁）
5據張爾田《玉溪生年譜會箋》三引。
6此一條語焉不詳，如謂德裕嫉進士中之浮華者，則並不為誤，可參看前第一章第二節。
7《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七三頁。
8《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八九頁引《舊書》一一九《常袞傳》：「尤排擯非辭科登第者。」又同卷《崔甫傳》：「常袞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及甫代袞，……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
9《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七七一八〇頁。
10同上七九頁。
11德裕自撰《劉氏志》云：「鍊師道名致柔，臨淮郡人也，不知其氏族所興。……不生朱門。」志又稱，劉嫁德裕四十一年，以大中三年己巳去世，依此上推，其嫁在元和四年己丑，正吉甫節度淮南之時。陳氏未細讀志文，誤認劉是李妾，（《史語所集刊》五本二分一七三頁）事因同時出土者又有李妾《徐盼志》，徐亦曾入道（同上一六九頁），但女子入道，與妻、妾身分無固定聯繫。（何光遠《鑒誡錄》二，「李德裕相公性好玄門，往往冠褐」）若劉是妻非妾，最少有三個鐵證：（1）《徐志》稱其生子二人，一名多聞，次名多燁；《劉志》則稱「有子三人，有女二人，聰敏早成，零落過半，中子前尚書比部郎渾，……幼子燁、鉅」；前志只記所生，後志兼記徐妾所生，嫡庶之分極明。（2）徐是妾，故志雲，「惟爾有絕代之姿，……庶爾子識爾之墓」，帶狎昵及命令口氣；劉是妻，故志雲，「愧負淑人」，措詞莊重，尤其銘文「念子之德，眾姜莫援」，眾姜指各妾，劉非嫡妻而何？（3）《劉志》後，第四男燁附記云：「己巳歲冬十月十六日，貶所奄承凶訃，……匍匐詣桂管廉察使張鷺請解官奔訃，竟為抑塞。……壬申歲春三月，扶護帷裳，陪先公旌旐發崖州」，完全是庶子致敬嫡母之文；惟劉為嫡母，故燁須解官奔喪，若劉為眾妾，則無需乎此。上三項均中古士族最重要之禮法，陳氏屢屢標榜禮法，反忽略嫡、庶之分，寧非百密一疏耶！鷺為牛黨之一（參《舊書·李德裕傳》），故阻燁奔喪，可見牛黨之報復手段。
12《述論稿》八七頁云：「亦有雖號為山東舊門，而門風廢替，家學衰落，則此破落戶之與新興階級不獨無所分別，且更宜與之同化。」
13《唐語林》四：「崔程謂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杜氏自希望以來，屢代簪纓，卻被崔程如此鄙視，可見唐人所謂「門第」，有時就全族立論。
14《述論稿》七九—八〇頁。
15《述論稿》謂佑以妾為妻，不守閨門禮法。（九二—九四頁）按宋吳綱《五總志》：「杜佑妻梁氏早卒，既久嬖姬李氏，有敕策為夫人。崔膺勸佑讓封梁氏，且為表，其略曰：以妾為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勸苦，而於榮達之後，妾享封榮，上憐之，乃並封梁氏」；則冊封之舉，發自德宗，佑雖嬖李，然仍未正妻號，故權德輿撰《佑墓誌》，不提李氏。陳漏檢此條，所論遂未中肯。《述論稿》又謂佑父希望實以邊將進用，並非士大夫之勝流門族（同上）；按希望曾為恆州刺史，代、鄯二州都督，並不能算是邊將；其祖行敏為荊、益二州長史，父愨為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均見拙著《姓纂四校記》六一一頁），家系如此，寧可謂非勝流士族耶？由此愈見陳氏之抹煞事實，執持成見。
16《述論稿》（九一頁）云：「山東舊族苟欲致身通顯，自宜趨赴進士之科，此山東舊族所以多由進士出身，與新興階級同化，而新興階級復已累代貴仕，轉成喬木世臣之家」（七九頁文略同）；是進士變成門第、門第轉入進士之混亂狀態，遠發展於牛黨產生之前，到牛黨滋長時期，兩派分野，恐彼輩自己亦無從辨別。且如德裕祖棲筠出身進士，何以不列新興？倘曰棲筠能守家風，何以不走明經？（《述論稿》九一頁有「仕進無他塗」之言，誤也）且德裕不聯婚七姓，反取不知氏族之女子為妻（依管見推之，德裕之妻可能出身伎女，蓋如為貧農之子，猶可用「父某躬耕樂道」一類句語填入，今直雲「不知其氏族所興」，當有難言之隱矣）。寧非陳所謂家風淪替耶？
17《述論稿》八六—八七頁。
18《述論稿》屢提「山東士族」及「七姓」字樣，其意像是不屬此者就非舊族。但京兆韋氏之閬公房，曾收入「山東士大夫類例」之內，「山東」字樣，不能呆讀；張沛稱許「隴西李亶」，而袁誼斥為「山東人」（《舊書》一九〇上）亦可證。
19此外陳氏尚提出三點（八七—八九頁）：（一）「牛李兩黨之對立，其根本在兩晉北朝以來山東士族與唐高宗、武則天之後由進士詞科進用之新興階級兩者互不相容，至於李唐皇室在開國初期以屬於關隴集團之故，雖與山東舊族頗無好感，及中葉以後山東舊族與新興階級生死競爭之際，遠支之宗室及政治社會之地位實已無大別於一般士族」；費如許氣力，無非替牛黨有宗閔尋求一個「例外」（非「原則」）。但須知舊族或非舊族的條件，只問其有無遠祖，是否名門，初無「遠支」「近支」之別，李回是太祖系，比宗閔為高祖系者支派更遠，何以李回又編入「李黨」？（二）「凡山東舊族挺身而出，與新興階級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舊有之特長，如前所言門風家學之類，若鄭覃者即其一例」；但對於李珏、楊嗣復，卻不能拈出門風廢替之實例（說見前），然則鄭覃個人之適合，系偶然性，非一般原則也。（三）「凡牛黨或新興階級所自稱之門閥多不可信也」；按彼輩以舊族自居，時人信之，此是當年之現實一，陳氏必要把僧孺、令狐楚排出於西魏以來關隴集團之外，無非歪曲史實以遷就其臆見。
20《新·表》七二上，趙郡東祖房有李續，曹州刺史，時代不符，非此人。或作李續之，按郎官柱及拓本王譚志（咸通五）皆作李續，《舊書》一六五《柳公綽傳》同。
21《述論稿》九一頁。
22見《元白詩箋證稿》二九二—三〇三頁；其據點在居易所撰《外祖母陳白氏墓誌》，志云：「夫人，大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唐利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鍠之弟（陳引訛作「第」）某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庚之姑。」（《叢刊》本《長慶集》二五，潁川縣君即居易之母）此文非加以校正，則於事理不通，是眾所公認。陳以為應「曾」「玄」二字互易，又羅、陳均認「姑」字是居易諱言；殊不知陳校假如不誤，則陳白氏為季庚姊妹，已和盤托出，居易何必尚效鴕鳥埋首沙中，作一字之諱飾，其解釋實異常脫離現實！我廿餘年前手頭校本，則衍去「玄」「某」兩字，改「之孫」為「之女」，乙「弟女」為「女弟」（《李公夫人姚氏志》：「相州臨河縣令、贈太子右庶子府君之季女也，秘書監、贈禮部尚書我府君之女弟也。」見拙著《唐集質疑》七七頁），如是，則陳白氏確為季庚之姑，季庚與潁川縣君不過中表結婚，絕非舅、甥聯婚。如果依羅、陳說，陳白氏是鍠之女，則鍠娶「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俶，河南縣尉」（據《白集》二九《白鍠事狀》），《陳白氏志》應云：「其出河東薛氏，……河南縣尉諱俶之外孫。」今乃雲「其出昌黎韓氏，……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此為陳白氏非鍠女而為溫女，亦即季庚非舅、甥聯婚之鐵證。抑文家替外人作碑誌，不審其雁行，故稿內有用「第某女」字樣；若陳白氏為居易尊屬，排行應自知之，蓋傳本《白集》既倒「女第」為「弟女」，妄人又強插「某」字於其間，痕跡尚可覆按也。惟陳既加季庚以刑事罪名，又重誣大詩人之家風浮薄，故不得不詳為昭雪之。陳振孫《年譜》云：「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夫人，公之祖姑、且外祖母也。」必其所見本墓誌尚未傳訛。
23《述論稿》九一頁。陳氏又云：「以樂天父母之婚配既違反禮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獲譴，遂與矜尚禮法家風之黨魁，其氣類有所不相容許者也。」（《元白詩箋證稿》三〇二頁）按白、李非摯友，自無可疑，但前兩事皆莫須有之獄，居易原俯仰無愧。李婚寒門之劉，若依陳說，正所謂社會不齒者（同上一〇六頁），德裕又憑什麼家風以傲白？況彼並無不容居易之明確事跡耶。
24白非牛黨，已見正文。居易《論制科人狀》請僧孺等三人准往例與官，（《集》四一）無非公事公言，且其時牛未入仕途，絕無黨之痕跡，後此牛致身通顯而《長慶集》極少來往篇章，是可證也。居易會昌六年《立春日人日》詩：「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循、潮、封指僧孺、嗣復、宗閔，語含譏諷，白如系牛黨，必不作如此話頭。若據白詩自注，「循、潮、封三郡遷客皆洛下舊遊」為證，則須知「舊遊」與「相知」異；居易《感舊》詩云：「晦叔墳荒草已陳，夢得墓濕土猶新。微之捐館將一紀，杓直歸丘二十春。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豈無晚歲新相識，相識面親心不親。」（《集》六九）此是真誠話，然四人中無一牛黨。裴度何嘗不是洛中舊遊，而彼則與牛黨對立，是知循、潮、封者正是面親心不親之流也。再從對面觀之，文宗時，「李珏奏曰：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邇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為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語林》二）陳氏於「譏諷時事」句注云：「此指玉川子《月蝕》詩之類」，（《元白詩箋證稿》三二三頁）未免意求迂避。元和體以元、白為主腦，不特元、白二公所自認，亦當時眾論所同認；（同上三二〇—三二三頁）元詩硬澀聱牙，陳氏固曾揭出，（同上一一九頁）譏諷時事之多，又莫如居易，詩學士果置，定占一席，珏言志在沛公，瞭然可見，何因而特指盧仝？然元和體初無損於「元和」，珏顧以「開成體」轉移文宗之意，其沮白之心良苦矣。余嘗揭出牛黨柄國時不能用白，得此正相印證，而陳氏偏為牛黨出脫，且造成白為牛黨之冤獄。大抵險詐之徒易為工，鯁直之士翻受謗，故封建時代之是非常顛倒也。
25《述論稿》一〇〇頁。
26 以讓夷為德裕黨，本於《通鑑考異》二二，其長慶三年李逢吉結王守澄條云：「李讓夷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又四年八關十六子條云：「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謂讓夷監修有曲筆也。然監修官常不操載筆之權，撰人為陳商、鄭亞，（《新書》五八）司馬寧勿之知，司馬欲替逢吉開脫，硬指讓夷為德裕黨，太過牽強。
27說詳拙著《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篇導言》。（《史語所集刊》十五本）
28尚有韋瓘一人，應附帶論及。《新書》一六二《韋瓘傳》：「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惟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為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按韋瓘《浯溪題名》云：「太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過此。余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經數月，又蒙除替，行次靈川，聞改此官。」《容齋隨筆》八評《新·傳》云：「以《題名》證之，乃自中書謫康州，又不終於桂，史之誤如此。瓘所稱十六年前，正當大和七年，是時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罷，然則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也。」余按大和七年二月德裕始入相，同年六月宗閔方罷相，瓘固可因宗閔而去，《新·傳》謂貶在德裕罷相後，許有錯誤。洪邁之意，無非坐實瓘為德裕黨，故有此疑；然德裕柄國五年余，瓘未內召，位不過刺史，擢桂管反在德裕失勢之後，改分司只因馬植報復舊恨（見莫休符《桂林風土記》），瓘與德裕之關係，從可知矣。瓘以元和四年狀頭及第，榜下即除左拾遺（同前《風土記》及《唐才子傳》六），行輩還在德裕先，《讀書後志》二竟謂瓘「李德裕門人，以此《周秦行記》誣牛僧孺」，所謂拾人牙慧而不加深考者。劉開榮既引《全唐文》六九五《浯溪記》之一節，反作出瓘為明州長史「必在會昌四年十一月以前李宗閔還未敗的時候」（《唐代小說研究》舊版五二頁）之無關痛癢的猜測，凡讀書不細看全文者，往往發生此弊。《唐宋傳奇集》將《桂林風土記》之韋瓘與《新書》一六二之韋瓘，分作兩人，（三一三—三一四頁）實一時失察，《新書·韋瓘傳》末明言其官終桂管觀察，固與《桂林風土記》所敘無異。其次，《傳奇集》及《唐代小說研究》均不信《周秦行紀》為牛作（均同前引），自有其片面理由，然另一方面《周秦行紀論》之作者，亦非毫無疑問；一般外集所收，往往滲入偽作，是常見之事，此論收入《李衛公外集》卷四，尤可疑者，論云：「須以大牢少長咸置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按自武德元（六一八）計至大中十一（八五七）才足二百四十年，德裕死已七年矣。人多為牛辨，對德裕事跡卻未細加審察，故難免乎一偏之見也。
29《述論稿》云：「宣宗朝政事事與武宗朝相反，進士科之好惡崇抑乃其一端」；（八五頁）按事多相反，則誠有之，必謂武宗朝抑進士，卻未盡然。武宗用相九人（連崔珙），進士居其六，宣宗用相十八人，進士居十六（白敏中、盧商、崔元式、韋琮、馬植、周墀、崔鉉、魏扶、崔龜從、令狐、魏謩、裴休、崔慎由、蕭鄴、劉瑑、蔣伸。非進士者為鄭朗、夏侯孜），不過九分之六與九分之八之比耳。且武宗在位年數，不及宣宗之半，是亦比較時所應注意者。
30見所著《中國文化史》。（《學衡》）
31此據《元和志》三二。《文饒集》一八則稱河、隴盡沒，唯維州獨存，二十年後，始被侵陷。《通鑑》二二三又記於廣德元年之下，不審何據，此後《通鑑》二二六又於大曆十四年末記李晟等復維州，但無再陷之年，故不取。
32杜牧撰《僧孺墓誌》云：「大和五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向守兵。李太尉德裕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使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搗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如川，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成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樊川集》七）《元和志》三，蔚茹水在百泉縣西，一名葫蘆河，源出原州西南頹沙山下（百泉縣在今平涼縣北十里）。回中宮在今隴縣。
33胡三省《通鑑注》云：「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胡為司馬忠臣，故不直斥而微辭以諷也。
34《讀通鑑論》二六：「其所謂誠信者亦匹夫之諒而已矣。……夫吐蕃自憲宗以後，非復昔時之吐蕃久矣，元和十四年，率十五萬眾圍鹽州，刺史李文悅拒守而不能下，杜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擊之，大敗而退；其明年，復寇涇州，李光顏鼓勵神策一軍往救，懼而速退。長慶元年，特遣論訥羅以來求盟，非慕義也，……其南，則南詔方與為難，而碉門、黎、雅之間，乃其扼要之墟，得之以制其咽吭，則潰敗臣服，不勞而奏功。……夫僧孺，豈果崇信以服遠，審勢以圖寧乎？事成於德裕而欲敗之耳。」
35明胡廣謂司馬直牛曲李，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喜論兵，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云；（《明文衡》五五）則不如胡三省注之深中隱微。維州來歸，非弄兵之例，且何以對大中事又不貫徹其主張耶？
36參看拙著《會昌伐叛集編證》一八六—一八七及一九〇—一九一頁。
37《唐史論斷》下云：「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功效；……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
38《考異》二二云：「《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京師。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按當日宰相不止德裕，如作誑言，寧不畏同官之揭發？何況湖州固杜牧屢求而後得之美缺（見拙著《伐叛集編證·自序》一一二頁），德裕如力擠宗閔，何不與一遠郡？此所謂《實錄》乃宋敏求補本，未必毫無偏差，司馬唯挾持成見，故不能作平情准理之言。
39《述論稿》九七頁。
40開成五年十一月云：「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婺州刺史。」按《新書》一一八《中敏傳》：「士良慚恚，繇是復棄官去，開成末為婺、杭二州刺史。」未涉及德裕，且其事書在開成末之前，是否在武宗即位後，亦屬可疑，《通鑑》不審何據。複次，《唐闕史》上稱，咸通初吏部侍郎鄭薰判：「正議大夫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詞意相類，高力士娶妻，魚朝恩蔭子，此種惡例，不始士良，亦許是誤傳也，至如柳公權只以書名，白居易懸車已屆，《通鑑》猶必認為德裕阻抑（會昌二），都於大局無關。
41如「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會昌元）；「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會昌四）；又「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會昌五），都屬此例。
42如長慶四年八關十六子，《考異》云：「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詢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溷殽，固亦多矣。其疏遠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名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既無別項反證，何必「考異」？且既認險詖者多，何由決其未必納賂？又寶曆元年，李絳請除昭義帥，李逢吉、王守澄不用其謀，《考異》云：「《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為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拋棄舊有書證而欲以空言洗刷，其為存心袒護，肺肝如見。《通鑑》所書賄賂公行事件，計亦不少，除破案外，誰復證之？是皆可以「查無實據」抹去矣，此條不啻打自己的嘴巴。
43敬宗即位年之九月，詔浙西織綾一千匹，德裕拒不奉詔，其事遂罷；（《舊書》一七上）比之牛黨李漢諫沈香亭子，其有益於人民者更多，兩件事發生在同月，而《通鑑》二四三竟采彼遺此，謂非有偏牛之見，直無可解說。
44《唐史論斷》下云：「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舊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又《玉谿生年譜會箋》三云：「案衛公之貶，雖由於黨人，實則宣宗以嘗不見禮於武宗，遷怒及之，恐其不利於己耳。《貶崖州制》曰：李德裕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榮，騁諛佞而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則當時黨人必有以衛公無君之說讒於宣宗者，不然，安得有此言？」
45湘受贓有據，見《舊·本紀》大中二年覆審之狀，狀稱：「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可見湘受贓是實，出入只數量問題，考《唐律疏議》一一，「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匹絞。」今大中覆判竟未舉出湘受財多少以證其罪不至死，顯系有意出脫，構成德裕之罪名。然主判者李紳，最多不過錯在失入，更非德裕直接負責也。涉湘事，《雲溪友議》卷一及卷三各有記載，可參看。
46據《東觀奏記》中及前引德裕《妻劉氏志》。
47《述論稿》又謂，德裕入相，由仇士良派援引；（一二〇頁）然崔鉉入相，宰相、樞密皆不之知（同上頁引），豈武宗用德裕而必藉宦官推薦乎？且會昌三年六月，士良已以被忌惡而退休，四年六月復遭籍沒，假使德裕由士良進，寧能絲毫不受影響乎？武宗任德裕五年余，言聽計從，必平日對其人已有深刻認識，故能如此契合，斷非偶憑宦官推轂，可以獲致；陳氏亦唯求驅使史料以湊成其意想中之「系統論」而已。
48拙著《伐叛集編證》一一〇—一一一頁。《舊書》一八上又言：「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復請改撰《實錄》。」按《會昌一品集》系德裕生時自編，其卷十首載《請為不遷廟狀》，是此事德裕並不自諱，且其事發生在武宗朝，與《憲宗實錄》無關。若謂恐書其不善之事，則彼元和末始登朝，事跡甚少，何不並請改修穆、敬、文三朝《實錄》？合觀兩事，可見牛黨對德裕之深文周內。
49《新書糾謬》一謂德裕秉政日嘗重修《憲宗實錄》，故吉甫美惡皆不實，亦無非吠景之談。《舊書》一五九《路隋傳》載文宗時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陳氏謂「《順宗實錄》中最為宦官所不滿者當是述永貞內禪一節」。（《元白詩箋證稿》二三六頁）吾人可依此推定，《憲宗實錄》中為宦官所注意者亦是永貞內禪及憲宗被弒二事，故反對修改，牛黨固明悉內幕者，即不能聲討宦官，反借箭以傷德裕，則其作惡比宦官為尤甚。千年後讀史者猶昧昧隨聲，吾不惜嘵嘵，非為德裕父子悲，而深慨正義之不得伸也。
50元和十二年，太常定吉甫諡曰敬憲，張仲方非之，憲宗怒，貶為遂州司馬，特賜諡曰忠；（《舊書》一五）此可反映憲宗對吉甫之信任，寧能尚謂仲方為吉甫所排擠耶？《通鑑》二三八記元和五年頃李絳嘗諫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聚財莫要於淮南，吾人不要把吉甫出守看作尋常之遷轉。
51《述論稿》云：「吉甫為人固有可議之處，而牛李詆斥太甚，吉甫亦報復過酷，此所以釀成士大夫黨派競爭數十年不止也。」（一〇二頁）所謂「詆斥太甚」，不知憑何知之？
52《語林》六稱，吉甫再入相，「論征元濟時饋運使皆不得其人，數日，罷光德為太子賓客，主饋運者裴之所除也。」按垍居光德坊，然是時征王承宗，非征吳元濟，垍實因病危而改賓客，已見正文，可見唐末記事多誣辭。
53如元義方為京兆尹事，采自《李相國論事集》，（《述論稿》九九頁）《述論稿》云：「其書專詆李吉甫，固出於牛黨之手。」（八一頁）又考《論事集》二稱，憲宗對李絳言，彼曾與鄭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征入朝，詎泄之於從史，從史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鄭泄漏之事，系據吉甫密奏云云，此即所謂「誣構鄭」之本據，其事《新·鄭傳》曾采之。《通鑑考異》一九云：「按三年九月戊戌，李吉甫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承宗始襲位，四月壬辰，從史起復，若以從史山東就糧有詔歸潞，則於是吉甫、皆已罷相，何得有譖之事？……若其討承宗時，朝廷不違其請，何嘗使之旋師？蓋鄭、李未罷之前，從史嘗毀鄰道，乞加征討，因擅引兵出山東，……但不知事在何年月日，……今因李絳論李錡家財事並言之。《新書》（《傳》）雲，從史與承宗連和，有詔歸潞，誤也。」《通鑑》因以意將吉甫譖 事附於二年十一月，換言之，即深信《論事集》所言之不虛。《新唐書糾謬》二則力證新鄭、李絳兩傳之誤，所提時間性理由雖略同《考異》，但云：「此蓋李絳之門生故吏撰集絳事者，務多書其事以為絳之美，然皆參錯不實」，換言之，即指出《論事集》之不信。按《論事集》由牛黨造以詆吉甫，所言自有「參錯不實」，必欲求其與時間真狀相合，未免強作解人。《考異》又引《貶從史制》辭云：「況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司馬氏即執「旋師」兩字，以為即許其進討承宗，無命其旋師之理，此制出自朝廷之口，與《論事集》之誣詆不同。吾人如無法說明其中曲折，便難辟惑。考《白氏長慶集》三九，《與昭義軍將士詔》，中有一段指陳從史罪狀，其辭云：「近又苟求起復，請討恆州，與賊通謀，為國生患，自領士馬，久屯行營」（元和五年夏作）；據我所了解，久屯行營即是就食山東，確在請討恆州之後。彼之東出，略類中和二年孟方立徙昭義軍於邢，朝命其「旋師」，實促彼還治上黨，非謂不必進討承宗，措辭稍含胡，故啟人誤會。此解苟合，則所謂吉甫譖，益為無根之說，而《新·傳》之記事，實本《白集》，司馬氏偎詆《新·傳》為誤，適見其疏於考察而自逞臆斷也。
54如「吉甫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元和七）此類事誰復記憶及之？
55或引憲宗對李絳稱，「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論事集》五）以為元和前半期早有朋黨存在，余則謂此乃宦官對憲宗之蠱說也。憲宗雖入宦官之譖，深惡八司馬，然宦官猶恐其死灰復然，並防再有皇甫湜一流繼起奮鬥，故造為朋黨之說以淆主君之視聽，目的在隔斷外廷建言之得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