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阿Q正傳」 · 七、從「阿Q正傳」論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恩格斯說：「現實主義是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地表現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阿Q的性格是典型的，其所以然就因為阿Q是處在一個典型的環境之中。至於細節的真實那當然是不成問題的，然而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據周遐壽《魯迅小說里的人物》所說，「偷蘿蔔」這件事在《阿Q正傳》所寫的時間裡不能有，因為那時沒有蘿蔔。作者也意識到這一點，勉強說是「一畦老蘿蔔」。我們認為這些地方仍然合乎細節的真實，在現代現實主義的作品裡只不能寫「花和尚倒拔垂楊柳」那樣的細節。 重要的問題在於典型環境。典型環境的選擇取決於作家的世界觀。 我們已經說過，《阿Q正傳》的環境是辛亥革命時代的一個縣城（即是魯迅的故鄉紹興縣城），所有在這裡發生的事情都足以為當時縣城的代表，只是不能代表農村，——這是當然的，作者本不是把它作為農村的典型。小說一共是九章，我們現在把九章里的故事作一概述。 第一章，就是所謂「序」，魯迅自己已說過，那是為當時報紙副刊的「開心話」欄而寫的，「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阿Q正傳〉的成因》）與全篇不相稱的不必要的滑稽，當然還與作者諷刺他的本階級有關係。就阿Q的傳記說，在第一章里只有趙太爺不認阿Q為本家，打阿Q的嘴巴，是真正的阿Q的傳記。這一段就表現著阿Q的性格，從環境裡表現出來了。這個環境應該是城市的，如果是在農村里就不會發生姓趙不姓趙的問題，在農村里住的總是一姓，阿Q用不著說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地主當權派也決不能向他的窮本家說「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第二章主要是諱癩同賭錢，表現著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只有城裡的生活是這樣以「閒人」多為特點。 第三章是阿Q同王胡扭打，阿Q挨錢洋鬼子的打，以及阿Q在酒店門口擰小尼姑，這裡所寫的環境氣氛和人物性格都是很分明的，是屬於城市的。 第四章「戀愛的悲劇」，阿Q在鄉村里也可以有，在城市裡也可以有，要和其他的環節聯繫起來作決定。 第五章阿Q同小D扭打，閒人們圍著看，依然是城裡的環境。再是阿Q到靜修庵偷蘿蔔，我們認為完全是城裡的阿Q做的事情，而從走出未莊的描寫看來，所謂「村外」明明是城外。 第六章寫阿Q在外面「發財」回來。阿Q如果是農村的人，他當然可以到城裡去作偷兒，如果是城裡的人，他也可以從這個城到那一個城去干，所以不能從這一章的環境去決定阿Q的性格。 第七章「革命」是足以寫出辛亥革命時代的典型環境典型性格，即是紹興這樣的縣城的環境，阿Q這樣的流浪僱工的性格。如果是農民，阿Q這樣的性格就不足以為典型了，首先農民要有警惕性得多。未莊之為「農村」的作用，是小說結構上的方便，這樣城裡舉人老爺的箱子可以寄存到趙家來，因而趙家遭搶，因而阿Q很自然地有「大團圓」的結局了。 第八章「不准革命」主要地還是阿Q的性格的發展，他的環境、他的性格在小說里已經決定了，就是辛亥革命時代一個縣城裡一個流浪僱工的不幸的命運，現在快要達到結局。至於有些細節，如趙秀才不敢進城，怕有剪辮的危險，托假洋鬼子去給他紹介進自由黨，當然是鄉村裡的事，但這是表面的，不能決定趙秀才之為鄉村人，也就是不能決定未莊是鄉村。假定趙秀才是城裡人，他也可以躲在家裡不出來，怕有剪辮的危險，另一面又托人去給他紹介進自由黨。只有趙家遭搶，最是鄉村里合式，我們已經說過，這是為下章「大團圓」的方便，屬於小說結構上的事。 第九章「大團圓」，寫的是監獄、大堂、遊街、示眾的事，當然是城裡的環境，倒不論阿Q是城裡人或者鄉下人。但這一章里的阿Q的事跡都是阿Q的性格的表現，合乎他城市流浪人的情況。好比在大堂上衙役拿了紙筆要他畫花押的時候，如果阿Q是一個農民，他說一句「我……我……不認得字。」那就夠了，不認得字的農民第一次拿筆是大堂上要他畫花押！現在魯迅因為是寫他的阿Q，乃加一句「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的說。」又寫「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阿Q的性格如在紙上，他確是「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是城市中人，不是農民。 所以把《阿Q正傳》九章的故事聯繫起來看，《阿Q正傳》是表現了辛亥革命時代一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阿Q那麼成功地成為一個有名的典型人物不是偶然的。未莊的環境農村其名而縣城其實，也不是偶然的，魯迅本不是本著階級觀點來寫農民，他是寫一個《水滸傳》中牛二式的人物藉以諷刺他心目中認為是現代中國人的壞脾氣罷了，尤其是針對著作者本階級的人物。魯迅是從「國民性」這一觀點出發。把他的「國民性」觀點具體化，就是小說人物阿Q的性格，要寫這樣一個人物，無須乎選擇農村為環境的。如果選擇某一時代某一農村作為典型環境，不包括土地剝削的主要問題進去行嗎？（《阿Q正傳》中地租問題的提出與未莊這個環境無關，不是阿Q本身的事。）典型環境不取之於農村，典型性格當然也就不是農民。如果魯迅真是寫農民，從階級上認識農民是革命的力量，那麼《阿Q正傳》裡面的許多場面魯迅就不寫，如阿Q之於王胡，阿Q之於小D，阿Q之欺侮小尼姑等，因為從階級觀點說，這些都不能構成典型環境，也就不能表現典型環境的典型性格，簡直可以說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魯迅說他的《阿Q正傳》第一章的話。現在這些場面都充分地表現了阿Q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由這個性格發展下去，乃有阿Q的要做革命黨，從而把辛亥革命的本質方面表現出來了，《阿Q正傳》的思想價值我們可以說它是唯一的辛亥革命時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史！而它的藝術價值還是因為它表現了典型環境典型性格，這個性格不是農民，這個環境不是農村。從魯迅的世界觀出發，也就是從「國民性」論出發，他不能選擇農村——作為典型環境，選擇農民——作為典型性格。他是寫出一種人物來作為「國民性」的形象化。 如果有了階級觀點，也就是說有了無產階級的世界觀，那將怎麼寫呢？那就選擇辛亥革命時代一個典型的農村作為環境，表現出農民的典型性格來。好比寫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中，「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裡，——可惜腳太大。」——這種性格就可以不表現，因為就表現農民說，從階級觀點說，不是典型性格。魯迅在這些地方正是他諷刺「國民性」。然而他的人物的性格是統一的，是生動的，是典型性格。所有這些地方都有助於阿Q故事的發展。 我們上面的話想說明的是：典型環境的選擇決定於作家的世界觀，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則都是要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