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 · 第十二章
這也算是因禍得福。如果格斯沒有決定回到埃絲特身邊（他下周就搬回去了），波莉就只能拒絕父親的要求。實際上，如果那封信是周六而不是周日寄到，她就會左右為難。周六格斯還在。她會怎麼做呢？或許她會打電話給母親，求她讓父親留在農場——不要著急離婚。又或者她會建議他們去看心理醫生。這其中的諷刺意味從一開始就揮之不去。多虧了格斯，她才能打電報給父親，讓他過來住，雖然這種想法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聽到消息之後，所有人都想當然地認為，父母的分離對她來說一定是個可怕的打擊，但更加可悲的事實是，對於父親的到來，當時的波莉竟然有一絲感激。到最後她才突然想起母親，並擔心她的狀況如何。
很久之後，波莉才承認，當時發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她很快樂，比和格斯在一起時快樂得多。他們父女倆彼此合拍。寄出信三天後，她的父親來到了紐約，他的到來就像醫生開出的一劑良藥，治癒了她。
剛下火車的安德魯斯先生精神抖擻，這個身材矮小的白髮老人有著妖精一樣的腦袋和明亮的藍色眼眸，他手裡提著一箱從農場帶來的新鮮雞蛋——不敢交給行李工搬運，還捧著一束黃水仙。他宣稱自己很多年沒有這麼好的精神頭了，凱特也很好，不能再好了。他認為這一切都是離婚的功勞——真是一項偉大的制度。每個人都應該離一次婚。凱特的樣子像是年輕了十歲。「但是，離婚不是需要很久嗎，爸爸？」波莉問，「即使媽媽同意，也還有很多法律程序要走。」但安德魯斯先生很樂觀。「凱特已經提交了離婚申請，並且送到了我這裡。送傳票的人來過了。我已經做出了讓步，能做的讓步我都做了。」波莉有點震驚，她的父親到了這個年紀還一直在搞婚外情。但他說這都是因為精神障礙。他很高興自己有先見之明，早早就有了精神問題，並且還有文件來證明。
雖然最初幾天波莉有點情緒低落，但父親的到來還是讓她很開心。他抵達的那天夜晚，她吃驚地聽到自己放聲大笑，那笑聲仿佛是別人發出來的。她告訴自己，現在有人跟她一起住了，那她會敷衍著生活下去，可是沒過多久她就發現自己開始期待著下班回家，並且很想知道他們晚上吃什麼以及她的父親在她離家上班時是怎麼打發時間的。他對於離婚感到無比自豪，逢人便提，好像那是他憑藉一己之力發現的某種新方法。波莉暫時在三樓給他租了一個單間，周末他們會一起去找房子。不過後來安德魯斯先生有了更好的打算。和房東太太交上朋友之後，他說服她把頂樓的房間改造成一套公寓，給他和波莉居住——其中一個房間的租客可以搬到樓下波莉的房間去。他親自設計了新公寓的布局，利用走廊增加了房子的空間，還辟出了一個狹長的小廚房，像是船上的那種。整個春天和夏初，他和波莉都在忙於改造公寓，房東太太沒花多少錢，因為安德魯斯先生提供的服務都是免費的。他自己做了些木工活（他的木工手藝是在療養院的工作坊里學到的），還尋寶似的從垃圾堆里淘出了一個二手水槽和管子的附件。波莉學會了刷漆，水平足夠漆書架和碗櫃。她將舊床單縫製成窗簾，鑲上紅藍色的邊，那是法國國旗的顏色，她還用裝飾釘把房東太太的兩把維多利亞式椅子修好了。
改造完畢的公寓很令人愉快，有舊式大理石壁爐和內置的百葉窗，如果安德魯斯先生和波莉以後搬出去，房東太太很容易就能以更高的租金把它租出去。嘗到了成功的甜頭，安德魯斯先生還想把整座房子都重新改造成公寓，好讓房東太太發財——波莉否決了這個計劃，因為她想到施奈德先生和謝爾巴特耶夫先生會因為付不起公寓的房租而被迫搬走。安德魯斯先生只好計劃在後窗外朝南的空地上給波莉建一座小小的冬季花園或者一個溫室，讓她養植物。他希望把這個陽光房當作聖誕禮物送給波莉，於是在玻璃廠商那裡花了很多工夫。
安德魯斯先生的變化讓認識他的所有人都感到驚喜。肯定不只是因為離了婚，他的妹妹朱莉婭說，也不只是因為波莉的好心腸和蓬勃的朝氣。亨利一定遇到了什麼別的事情。最後是波莉的母親說出了真相，有一次她來紐約，就住在前小姑子位於公園大道的家中。「他們把他得的那個病改了名字，你知道嗎，波莉？不叫憂鬱症了。現在叫躁鬱症。亨利聽說之後，好像自己這些年來一直在上當受騙一樣。他感覺自己只是經過了一段『低迷』期而已，你懂吧。所以他的情緒格外高漲，開始制訂所有這些計劃。第一個瘋狂的想法就是我們應該離婚。起初我是為了哄他高興而遷就他。你知道吧，像當年一樣，他非要讓鄉村牧師按照羅馬天主教的儀式給他洗禮，還要親自給你們這些孩子洗禮，那時我都依著他了。我知道那些洗禮是沒必要的，因為你們出生時已經在聖公會教堂受過洗了。唉，我以為離婚這陣風會吹過去，就像羅馬天主教的那陣風。但他變得越來越執著，還跑到了紐約。所以我終於跟自己說：『為什麼不呢？或許這次亨利終於有了個好的主意。我們都到了這把年紀，如果覺得不喜歡了，沒有任何理由非要待在一起。』而且從那以後，我也跟變了個人似的。」波莉看著她的母親坐在朱莉婭姑媽的餐桌邊給自己倒了杯茶。確實，她容光煥發，像是一個開朗的寡婦，還新燙了頭髮。「抱歉，夫人，」給大家遞餅乾的蘿絲說道，「可是您和亨利先生為什麼不能分居呢，很多夫婦都是那麼做的。」「亨利說，那樣不體面，」安德魯斯夫人回答，「就像是沒結婚就住在一起——沒離婚卻分居同樣不成體統。」「我明白了，」蘿絲說，「我倒是從沒這樣想過。」她朝波莉擠了下眼睛。「我自己可以把農場管理得更好，」安德魯斯夫人點起一根香菸，繼續對波莉說，她並沒有看到波莉滿臉緋紅，「有你的兄弟們幫忙就足夠了。亨利總是礙我的事，而且他從來不管家裡的牲口。他只對盆栽的調味香草和菜園感興趣。現在他走了，我們買了一些黑安格斯牛，我還打算開發一下感恩節的火雞市場——我去拜訪了查爾斯公司，他們下了一筆訂單。如果亨利在，他會堅持養中國山雞或者孔雀。孔雀這種鳥真的太討厭了！很吵鬧，聲音也刺耳。」
「你是說，父親現在正處於一種『躁狂』狀態？」「我覺得是這樣的，親愛的，」安德魯斯夫人安逸地答道，「咱們就希望他能保持下去吧。他沒給你添什麼麻煩吧？」「沒有。」波莉說。不過第二天，她和佩恩·惠特尼診所里心理科的二把手、她認識的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聊了一下。她經常需要為躁鬱症患者做代謝檢測，但她完全不知道父親的「憂鬱症」也屬於躁鬱症的一部分——她以為憂鬱症患者應該是《沉思者》和丟勒版畫中的樣子。在她的經驗中，躁狂症病人通常穿著約束衣，並被束縛住手腳，而母親漠不關心的態度也令她驚訝。
是的，那位年輕醫生說，安德魯斯先生的表現確實顯示出一些典型的躁狂症症狀，但是程度較輕。之後有可能出現抑鬱症的症狀，但是，由於躁狂症的發作並不劇烈，抑鬱症也有可能不會太嚴重。在她父親這個年紀，發病周期通常會延長，或者完全消失。「他多大年紀？」「六十歲左右。」醫生點點頭。「更年期之後，很多躁鬱症患者都會自動痊癒。」波莉告訴他，她的母親認為，她父親知道自己的病更名之後，也隨之改變了症狀。醫生大笑起來。「這不太可能吧？」波莉問道。「精神病人身上什麼都有可能，波莉，」他解釋道，「精神失常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們其實對它一無所知。他們為什麼會發病，又為什麼好轉。更換病名或許真的會有一些影響。我們注意到，當我們不再採用早發性痴呆[1]這種說法之後，我們收治的早發性痴呆患者少了很多。這就讓你有時候禁不住去想，所有精神疾病的源頭都是歇斯底里，患者都在模仿最新教材上的症狀，甚至是那些不識字的患者。你的父親有歇斯底里的毛病嗎？」「我覺得沒有，」波莉說，「不過他經常哭。但哭的時候也很安靜。」「我能見見他嗎？」波莉有些猶豫。不知道為什麼，她心裡突然感到一陣巨大的寬慰。「你可以找一天下午來我家喝杯雪莉酒。或者周日中午來吃飯，如果你不用值班的話。很隨意。我父親很會做飯，而且也喜歡招待客人。」
這是真的。自從和父親同住一套公寓之後，波莉的社交生活也活躍多了。最主要的問題是限制他的開銷。他發現了新開業的A&P自助超市，並且成了那裡的熱情顧客，堅信自己買的每一件東西都有優惠。他一買就買很多，說這樣節省時間，超大號經濟裝對他的吸引力最大。他會充分利用「特別促銷」，並且從不錯過任何一次打折。他還很喜歡第二大道南側的義大利鮮魚和蔬菜市場，經常從那裡買回各種波莉從未見過的奇怪的蔬菜和海產品。每周日他們都招待客人來家裡吃午飯，用的是朱莉婭姑媽覺得過時而淘汰掉的火鍋，客人們有時候會待上一整個下午，玩遊戲或者聽留聲機。現在波莉想找個時間洗洗衣服和頭髮都不容易。
來紐約之後不久，安德魯斯先生開始打桌球。他年輕時網球打得非常好，如今他在第一大道找到一家酒吧，酒吧後面的狹長房間裡擺著一個桌球檯。每天他都和常客們打球，周六下午他還要打淘汰賽，而且非要波莉參加。如此一來，她就認識了一些年輕小伙子，他們中的一些人周日中午會到家裡來吃午餐，或者周五晚上專門來品嘗她爸爸做的馬賽魚湯。客人們通常都會帶來一瓶葡萄酒。施奈德先生來的時候，會帶上他的小提琴。或者他們會來一場西洋棋大賽，由謝爾巴特耶夫先生主持並擔任裁判。「我聽說你家裡有個沙龍，」莉比在電話里不無嫉妒地說，「你為什麼不邀請我去？凱說，諾琳·布萊克告訴她，你和你父親是年度風雲人物。」
不過，安德魯斯先生的人生中最值得紀念的日子應該是他成為托洛茨基派的那一天。他不只是托派的支持者，現在還是一個有組織的托派成員！當然，這都是施奈德先生的功勞。公寓改造完成後，安德魯斯先生有很多閒暇時間，波莉去醫院上班後，施奈德先生就背著她給安德魯斯先生提供了大量關於莫斯科審判的書籍和小冊子。一開始她父親覺得這些書讀起來太費勁了。作為一個亨利·亞當斯式的悲觀主義者，他對於政治從來沒有什麼興趣。不過，這些審判中的神秘因素逐漸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的父親非常熱愛謎題、拼圖、迷宮等這類東西。他的結論是，托洛茨基是清白的。這位留著鬍子的戰爭委員會成員穿著白色制服，坐在裝甲車裡或者在政治局會議期間閱讀法國小說的畫面激發了他的想像力。他要求施奈德先生髮展他加入托洛茨基派。這些托派成員接受了他本來的面目，並沒有像法國的鄉村牧師那樣要求他先接受「洗禮」，然後才能「被接納」。他完全不懂什麼「辯證法」，開會也經常不去，但他用熱情彌補了這些。他戴著紅領帶，穿著一雙老式的護腳，在史達林主義者的聚會現場外圍出售《社會主義呼籲》。他也在朱莉婭姑媽的茶桌上和打桌球的那家酒吧里勸說人們加入托派。
父親的行為讓波莉感到難堪，她感覺他的著裝風格和上流社會的口音會給托派帶來不好的名聲。正如格斯沒有把她轉變為一個史達林主義者，她的父親也不會把她變成一個托派。她感覺，如果施奈德先生和她父親口中所說的那個「老頭子」真的掌了權，他們就不會對他抱有那麼大的熱情了。她並不贊成革命，除非有絕對的必要，而且，退一步說，她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們熱衷於在法國和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掀起革命，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應該被推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權上面，這讓她感到格外奇怪。當然，正如她父親說過的，目前要想掀起反對希特勒的革命基本上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工人的黨派都已經被全數鎮壓了。但儘管如此，因為羅斯福和布魯姆沒有像希特勒那樣喪心病狂而懲罰他們，似乎也不太公平。她父親的答覆是，公平競爭是一個資產階級概念，不適用於針對階級敵人的鬥爭。如果波莉認為父親確實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那麼聽到他說出這樣的話來，她一定會嚇壞的。不過她很確定他並不知道，而且，他關於「奪取權力」的想法讓她發笑，那太不可能發生了。她不知道托派的人會不會為此有一丁點的感動。「你是基層組織的成員嗎，爸爸？」她問他。但他說組織有紀律，所以沒有回答。她突然意識到，成為一個托派不過是又給了他一個可以展現優越感的理由。他現在看不起史達林主義者、進步派和新政派，也看不起中產階級和他一貫嘲諷的「有錢人」。她用斥責的口吻告訴他，之前他持有的一些最嚴重的偏見，如今由於他的新信仰而加深了。比如，由於來自馬薩諸塞州，他對愛爾蘭人有一種可悲的厭惡，所以他聽到馬克思稱愛爾蘭人是被帝國主義收買的工具時就興高采烈。「看看那個被帝國主義收買的工具！」他會這樣輕聲評價某個正在巡邏的可憐警察。
當然他最後還是知道了格斯（他管格斯叫「史達林主義者」），可能是施奈德先生，或者是謝爾巴特耶夫先生或者房東太太告訴他的——波莉一直不知道是誰。住在這棟房子裡的人都相信波莉是因為知道父親要來才跟格斯分手的，但波莉是個誠實的人，她不想讓父親覺得自己是為了家庭的責任而犧牲了愛情。有一天夜晚，她把全部真相都告訴了父親。格斯沒有辦法離婚的事實更加深了安德魯斯先生對他的蔑視。「你還在想著那個史達林主義出版人嗎？」每當波莉沉默不語時，他就會這樣問。
波莉已經不再牽掛他了，但是她感到，接到父親來信的那個夜晚，她的命運就已經註定了。命運讓她的父親搬來，就是在發送一個信號，告訴她只要不再去想男人和婚姻，她就會得到善待。分手第一周的周末時，格斯履行諾言給她打了電話。電話鈴響起時，安德魯斯先生接了起來。「有個男人想跟你通話。」他告訴她，波莉感到虛弱，努力走到樓梯平台去接了電話。「剛才接電話的是誰？」格斯問。「是我父親，」波莉說，「他搬來跟我一起住了。」電話那頭是一陣漫長的沉默。「他知道嗎？」格斯問。「不知道。」「哦，那就好。那我想，我最好還是先別過去了。」波莉什麼都沒說。「我下周再給你打電話。」他說。下周他果然又來電話了，說他要搬回自己的公寓。「你父親還在嗎？」「是的。」「希望有機會能夠見見他。」「好的，」波莉說，「以後吧。」他掛斷電話之後，波莉才想起來應該問問他是不是已經「不堵了」。
他一旦搬走，她就不再指望著某個清晨或傍晚能夠在街上遇到他了。他自己的公寓在城市另一端的格林尼治村。然而，這種指望也讓她疑惑，因為她相當清楚地記得父親叫她去接電話時她全身湧起的一陣恐懼。她是在害怕格斯跟她說想要重歸於好。如果他真那麼說了，她會怎麼做？與此同時，矛盾的是，她仍然覺得他們這段戀情還沒有完全結束：它仍然存在於兩人之間，在黑暗中生長，秘密地，就像是人死之後仍然在生長的頭髮和指甲。她確定自己以後在某時某地仍然會和他相遇。而這種預感本身也沾染了一層恐懼。
她父親成為一個托派成員之後，她一想到兩個人或許會在糾察線的兩端相遇，心裡就有一種挑釁的快感，而且她父親的一方會是正確的一方。她想像著在某個支持西班牙內戰的集會會場外面，父親想要賣給格斯一本《社會主義呼籲》的畫面。格斯會粗魯地搖頭拒絕，而且他會站錯隊，因為他害怕閱讀另一方寫了什麼，可是施奈德先生就不怕每天把《工人日報》的每一個版面都讀一遍。如果從站隊的角度來說，那她也是個托派。
不過兩個人真的見到面時卻不是在政治場合，而是在周六下午的桌球酒吧。幸運的是，那天波莉留在家裡聽大都會歌劇院的廣播。「我見到了那個史達林主義者，」安德魯斯先生提著滿滿一籃子菜回到家裡時說道，「勒羅伊。三局球我贏了他兩局。」波莉很高興，如果格斯打敗了父親，她會很生氣的。「他去那兒幹什麼？」「他是跟一個叫雅各比的小伙子一起來的，那個人也是個史達林主義者。一個圖書裝幀設計師。他說你的朋友打桌球是為了減肥。他們可能想潛入那家酒吧。」「你怎麼知道那個人是他？」波莉問。「我不知道，但他知道我是誰。」他輕輕地笑了笑，「我在那裡很有名。怪脾氣的亨利·安德魯斯，腐敗的紳士，曾經和博羅特拉一起打過網球，現在和他漂亮的女兒波莉住在東十街，托洛茨基派的特工和破壞者。」「哎呀，爸爸！」波莉不耐煩地說，「你覺得他們到那裡去是為了你？」「當然。」「你們談論政治了嗎？」「沒有。我們談論了你。」「你不該——？」安德魯斯先生搖了搖頭。「是他先提的你。他問我是不是有個女兒叫波莉。然後又問了其他一大堆煩人的問題。你好不好？你最近在做什麼？你是不是還做著原來的工作？你是不是還住在原來的地方？我告訴他你媽媽和我離婚了。」「他怎麼說？」「他說這件事對你一定是個打擊。」「你覺得他怎麼樣？」「很普通，」安德魯斯先生說，「普通得可悲。沒什麼意思。但不是個壞人，波莉。不管怎麼說，他能服輸。我認為他還愛著你。當然這樣一來他就更危險了。如果他是因為厭倦了或者並沒有真的迷上你才把你甩了，那我還能理解。但這個可憐的傢伙是個危險的神經質。」
波莉大笑起來。「所以你看出來了，爸爸。我就怎麼都看不出來。他表現得一直很正常。」「都是一回事，」她的父親一邊把菜收好，一邊說，「所有神經質都是小資產階級。反過來也是。瘋狂對他們來說太具有革命性，他們做不到那麼毅然決然。我們這些瘋子是精神病患者里的貴族。你絕對不能跟那個傢伙結婚，寶貝。他自己可能也知道。」
「我可以永遠不結婚。」波莉說。「胡說八道，」安德魯斯先生說，「我要給你找個丈夫。完全是出於自私，我需要一個女婿來給我養老送終。我可不想爬回凱特身邊去。」「你可以跟我住在一起。我可以照顧你。」「不，謝謝你，親愛的。我不想跟一個心懷怨恨的老姑娘為伴。」波莉感到傷心。「如果你為了我而犧牲你的青春，你將來會怨恨我的，」安德魯斯先生說，「或者說你應該會怨恨。但是如果我給你找了個好丈夫，你就會感激我。你們兩個人都會。你會留出一個房間給我住，而且還能因為我少交點稅。」
波莉咬了咬嘴唇。他的父親說出「自私」這個詞的時候，也說出了真相。他確實自私，她的父母都自私。但她並不介意，因為她愛他。她覺得，自私的人比不自私的人相處起來更快樂。如果她父親是一個溫和謙卑的人，她一定會討厭跟他同住。相反，他是個溫和任性的人。他喜歡為她製造一些小驚喜，也喜歡給她施加一些小恩惠，不過他們的生活都是他來安排的，他就像個在玩過家家的小孩。一旦他腦子裡有了一個想法，他就很難不去實現它，而且他相當有能力，可以溫柔地逼她結婚，好讓他能夠安享晚年。實際上他說得也有道理。如果不結婚，她確實不知道該怎麼贍養他。她不能把他送回媽媽身邊去——離婚就是為了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她並沒覺得他是自己的「負擔」，只是她不知道以她的薪水如何能支撐他們兩人按照她父親喜愛的方式生活，也不知道該怎麼掙到比現在多得多的錢。安德魯斯夫人會從農場寄來一些雞蛋和家禽——她父親稱之為「給我的贍養費」。朱莉婭姑媽也接濟他們，她送了他們一些床單和毛毯，還和往常一樣把舊衣服送給波莉，波莉和蘿絲改一改就可以穿了。但是父親來了之後，波莉修改衣服的時間減少了，需要新衣服的場合卻增加了。如果有客人，他就不許她只穿一件襯衫和一條半裙見人。「穿得漂亮些。」他會說。他只在乎她的穿著，卻從來不看看自己的，這種輕率更加讓人難以忍受。
家裡的支出也是一樣的。每周波莉都會給他錢，每周他都會超支，只能再跟波莉要。而且他又會強調花錢不是為了他自己，而是為了招待她和他們的朋友。秋天過去了，基於對父親的了解，波莉開始為聖誕節發起愁來。她規定，他們家所有的聖誕禮物都必須自製，她指的是拭筆具之類的小禮物。她休假回到農場時用海棠、薄荷、百里香和迷迭香做了一些果醬，打算當作禮物送給親朋好友們，而且她準備再做一些香囊。上班時她抽空給父親織了一條圍巾，還買了一件桃紅色的毛線衫給母親，她在上面點綴了幾條彩色天鵝絨絲帶，到了晚上可以當作圍巾——這是她從《時尚》雜誌上學到的。但在她父親看來，要「自製」的是那間溫室，於是他宣布要親手把它搭建好。他起初聲稱溫室可以靠太陽的熱量，但是最近又在跟一個水管工深入探討如何讓溫室的晝夜溫度保持五十攝氏度。當然，他做這些都是以省錢為理由：整個冬天，波莉的房子裡都能擁有鮮切花，而且他們可以養一些風信子和番紅花，復活節期間送給朋友們。從長遠考慮，這一切都是「物超所值」的，他最近越來越喜歡使用這種表達了。
波莉雖然很喜歡花，但是她並不想要一個溫室，就像她媽媽不想養孔雀一樣，她試圖說服安德魯斯先生把他的創造力用來製作一些玻璃架子，像是植物櫃那種能夠搭在窗台上的就可以了。安德魯斯先生說，那種風格在現代設計中早都司空見慣了，最終，波莉覺得只能去找房東太太幫忙。她也不想背著父親行事，但是年輕的瑞吉里醫生告訴她，涉及錢的問題時，她必須這樣做。
吉姆·瑞吉里某個周日到家裡吃了一次午餐之後，他和波莉又一次談起了她的父親，他直接問她，安德魯斯先生最近花錢是不是非常大手大腳。這似乎是躁狂症發作的徵兆之一。他建議她，明智的做法是關閉賒購賬戶，並且提醒商家不要讓她父親賒賬。波莉沒有賒購賬戶，只有梅西百貨的一個儲蓄賬戶，而且，她覺得吉姆·瑞吉里把她父親的病想得過於嚴重了。他不會明白的是，一個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有獨立收入的人確實不知道窮日子該怎麼過。波莉是知道的，因為她是「大蕭條」的後代，但她父親仍然覺得繁榮時期馬上就要來了。所以，他採取的這些「勤儉節約」的手段在他看來就像做遊戲一樣——像是一次冒險，類似於全國大停電期間你會用蠟燭和油燈照明，從井裡打水。她父親一直在期待著金融上的「電力」能夠恢復。這是一種幻想，但是波莉注意到，很多人都有這種幻想，包括她的幾位同學。
波莉還發現，「花錢就是節約」這種幻想也在廣為傳播。所有的廣告都想讓你產生這樣的感覺。很多人年紀大了之後都會像她父親一樣開始沉迷於各種優惠，無論他們手裡有多少錢。朱莉婭姑媽已經到了那個階段，一看到打折就買回一些毫無用處的東西。比如說，每年一月份，她都會在紡織品大減價期間「補充」她的家居用品，哪怕去年一月她買的那些床單、毛巾和枕套都還沒用過。而且朱莉婭姑媽還是個精神上完全正常的人。
除了溫室這種大型開銷，波莉都會由著父親。兩個人的開銷確實比一個人要大，這也不能怪他。她認定他們的問題是需要尋找其他收入來源。上周她去了一趟莫里斯計劃銀行，以她的工資作為抵押借了一些錢，整個過程把她嚇壞了。她感覺自己正在邁出走向毀滅的第一步。利率之高讓她震驚，並且也證實了她的直覺：這筆交易確實是非常不道德的——它是一種勒索，她覺得利息就像是封口費。銀行沒有提出任何問題。實際上，她正是因為想要迴避各種詢問，才去了莫里斯計劃銀行，她是在公交車上看到了他們的廣告。她可以去找朱莉婭姑媽借錢，但是朱莉婭姑媽肯定會「嚴肅地跟她談一談」，並且會要求看看她的賬簿——錢都花到哪裡去了？然後她就會立刻開始責怪她的父親。假設花錢毫無概念確實是他的病徵之一，那麼，波莉覺得他就更不應該被指責——而是應該被保護。她沒有跟他提貸款的事情。
可是她怎麼才能把貸款還上呢？要想還上貸款，他們需要進一步減少支出，但他們最初正是因為入不敷出才會去借錢。聖誕節時朱莉婭姑媽給他們的支票也於事無補。有太多瑣碎的地方都需要用錢：他們計算房租時忘記了，除了公寓的租金，他們還需要支付水電費。
波莉腦子裡一直在琢磨能夠增加收入的途徑。她想過做些針線活，或者在女性貿易市場上出售她做的香草果醬和香囊。她和她父親還可以做一些杏子布丁或者水果蛋糕。但是，有一天吃午餐時她才算清楚，如果一瓶迷迭香果醬的零售價是二十美分，那麼把罐子、白糖、包裝和郵寄等成本都計算在內的話，她得做五百罐果醬才能掙到二十五美元，而這還沒把水果、香草和燃氣的費用算進去。她又算了一下香囊的收益。一個香囊能賣多少錢？五十美分？價格太高了，但是她一晚上只能做六個，而且柑橘、香鳶尾根、丁香和絲帶都需要花錢買，更別提她因為往香囊里塞丁香而酸痛的大拇指。算下來跟做針線活差不多。她第一次明白了規模化生產的魅力所在。她的結論是，一個人如果覺得業餘時間可以做點手工掙錢，那真是異想天開，除非你是個殘疾人或者盲人才有利可圖。她甚至能看到，她和父親都臥床不起或雙目失明，靠慈善機構養活時，卻還在快樂地編織籃子或者繡桌布的場景。他們仍然是對社會有用的人。
幾周以來她一直全神貫注於賺錢的途徑。她參加了《郵報》的有獎競猜。她詢問父親是否可以為她寫一本烹飪書，把他最喜歡的法國菜菜譜都寫進去，莉比可以幫他們推廣。但是她的父親並不喜歡和別人分享自己的菜譜，而且他也不喜歡莉比。她還想過，如果有人願意出資，她和父親能否開一家小餐廳。或者她能不能做出一款黃瓜潤膚霜，然後把配方賣給伊麗莎白·雅頓。她翻閱《瓦薩校友雜誌》上的「校友近況」一欄，希望能夠得到一些啟發，但是大多數校友都說自己正在開心地「擔任志願者」或者領導一個女童軍團體。有幾個校友在業餘時間兼職當老師，有一個當了牛仔，還有一個在替人遛狗。一想到父親或許會接到通知去法庭當陪審員，她就笑了，他肯定會是個非常特別的陪審員。接著她眼前又浮現出他作為一個職業送葬者——可是在美國有這個職業嗎？——或是職業喝彩者的畫面。傍晚時他可以幫人看孩子，因為他特別會講故事：為什麼沒人把這當成一種職業？她可以辭掉工作，然後他和她一起去當廚師和女僕。
波莉知道，這些幻想雖然幽默，卻都是烏托邦式的。但是當她儘量從實際角度出發去思考時，腦海中浮現的畫面卻讓她驚懼。就在此時，這個周六的下午，父親正在跟她談論婚姻的時刻，她所想到的是朱莉婭姑媽的遺囑。他們都聚集在朱莉婭姑媽的書房，所有的親屬都在，遺體還停放在客廳里，律師在向他們宣讀她的遺囑：亨利·安德魯斯是主要繼承人。
「我不會指望朱莉婭。」她的父親平靜地說。波莉嚇了一跳。他也有這種讓人難以置信的能力——波莉曾經在醫院裡的一些精神病患者身上看到過：他們默默地坐在一邊，卻能知道你腦子裡在想什麼。「朱莉婭是個怪人，」她的父親繼續說道，「她更有可能把所有財產都捐給慈善事業，拿出一部分給蘿絲養老，其他的捐給動物保護聯盟，或者救世軍組織，拿去製作聖誕老人的服裝。」他悽慘地笑了笑，「在我看來，朱莉婭已經老糊塗了。」波莉知道父親在想什麼。由於家裡有酗酒史，他的妹妹一直滴酒不沾；她的叔叔們，還有她的兄弟們，除了亨利都深受其害。但是這些年來，她也會在晚餐時招待大家喝點葡萄酒，即使是在禁酒令時期也不例外，而她自己只喝薑汁汽水。她說，法律也管不著正派人家的私藏酒窖。但是禁酒令解除之後，她又顯露出安德魯斯家一貫的乖張行為，從此禁止大家在餐桌上喝酒，只提供薑汁汽水、蘋果酒、葡萄汁和其他被她哥哥稱為令人作嘔的健康飲料，他堅持說她「在用餐期間」竟然給他提供了椰奶這種東西。不過，她最近犯下了更嚴重的「罪行」。她把她丈夫在地窖里存的酒都倒進了餐具室的水槽里。「我本來可以把它們賣掉的，」她說，「我從萊曼酒行找了個人來估了價錢。這些酒能給我帶來一大筆收益。但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樣做。賣掉這些酒就等於在跟死神做買賣，就像報上說的那些軍火商人——都是奸商。」「你也可以把它們都給我啊。」亨利說。「那對你也沒好處，亨利。而且你也沒地方存放。你也知道，上等紅酒如果儲存不當是很容易變質的。」實際上，蘿絲已經留下了安德魯斯先生最喜歡的幾瓶紅酒，並把它們帶到第十街的公寓給他，但這反而激怒了安德魯斯先生。「典型的朱莉婭式做法，」他此時說道，「在毀掉酒窖之前還要找人去評估一下。要是知道她找了好幾個不同的評估師，我都不會驚訝。她要給自己的美德賦予最好的名聲。她的遺囑也會是這樣的。裡面會有一篇冗長的序言來解釋，她最初希望把遺產留給她在世的親屬，但最終還是認為擁有這筆錢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我丈夫的錢給我帶來了很多不幸。我不希望將這些不幸轉加到別人身上。』」
波莉笑了。她希望父親是對的，因為這樣一來，她就能夠忘掉朱莉婭姑媽的遺囑了。惦記著遺囑幾乎等於想讓她姑媽快點死。波莉並沒有那樣想過，但是她擔心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她會這麼去想。而且就算她沒有，盤算著失去親人能夠帶來的好處也是不對的。
「不行，」她的父親說，「我必須給你找個丈夫。把我的希望寄托在孫輩身上，而不是在一個老太太的死亡上。不過，我仍然相信我可以讓她留下一小筆財產給托派事業。」「你瘋了吧，」波莉大笑著說，「你好像一直沒弄明白，朱莉婭姑媽是共和黨。」「我知道，親愛的，」安德魯斯先生說，「但朱莉婭看到報紙上說的那些之後，已經認定我們托派是致力於消滅蘇聯的反革命分子了。沃爾特·杜蘭蒂和他的那些同黨讓她相信了莫斯科審判，你知道。她說，如果他們寫的不是事實，文章怎麼可能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呢？當然，我也跟著添了把柴。我向她保證，托派是與史達林鬥爭的唯一有效力量。羅斯福已經被史達林玩弄於股掌之間。希特勒則別有用心。」「你太壞了，爸爸。」波莉說完親了他一下。「完全沒有，」她的父親說，「這都是事實。我拯救了朱莉婭，沒讓她變成一個法西斯分子。」
這場談話讓波莉很開心，也讓她暫時忘卻了眼前的煩惱。這就是她父親給她帶來的麻煩。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她就想不起那些煩心事。而她想起那些煩心事的時候，又總要害怕自己把該擔憂的事情忘了。夜裡她經常做一些跟缺錢有關的噩夢，醒來時渾身是汗。有一次她夢見聖誕節來臨，整座公寓變成了一個和水晶宮[2]一樣大的溫室，因為她忘了提醒房東太太反對她父親的計劃。還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和父親成為裸體主義者，因為父親說這樣能節約衣服，結果一個愛爾蘭警察把他們逮捕了。不過，有一天在醫院裡，她發現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辦法她從沒想到過，因為它就和那封「失竊的信」[3]一樣，一直近在眼前，她卻熟視無睹。當時她正在為一位職業獻血者採血，然後這個念頭突然冒了出來：「我為什麼不這樣做呢？」那周她賣了一品脫的血給實驗室。她確定這樣做沒問題。職業獻血者一直都在這麼做，實習醫生有時候也會。此外，這一年來因為父親是一位出色的營養師，她的身體格外健康，營養也均衡——她身體裡有充足的鐵和維生素。如果她看起來臉色有些蒼白，那只是因為她天生就皮膚白皙。不過她也暗自提醒自己，將來如果再獻血，最好還是到貝爾維或者另外一個沒有人認識她的實驗室去，免得引起同事們的議論。可是下一次她很急，正趕上聖誕節前一周，她母親從農場給他們寄來一棵聖誕樹，她要利用午餐時間去買拐杖糖和彩紙來製作裝飾品。所以她還是像以往一樣，到她自己的實驗室去獻血，並跟自己保證這是最後一次。
結果就在那天，她碰巧被瑞吉里醫生髮現了，當時他剛好過來查看一個病人的血液樣本。「你在這兒幹什麼？」他想知道，雖然他能清楚地看到，她就座的沙發旁邊還掛著採血的設備，她正在休息，剛獻完血的人都要休息。「來掙聖誕節的零花錢。」波莉緊張地笑著說，鬆了鬆緊緊攥著的拳頭。他瞪大了眼睛，然後轉身離開了房間。他馬上又回來了。他去查看了她的獻血記錄。「這是你第四次獻血了，波莉，」他嚴厲地說，「出什麼問題了？」「聖誕節。」她重複道。但他認為是因為她的父親。「你照我說的做了嗎？」他說，「關閉你的賒購賬戶了嗎？檢查他的賒賬情況了嗎？」「我沒有賒購賬戶，他也不賒賬。」
「僅就你所知而已，」瑞吉里醫生說，「聽我說，波莉，我要把情況跟你說清楚。如果我看到一個躁狂症患者的家屬在實驗室賣血，我會認為那個患者是因為發病而在瘋狂消費。」「不是的，」波莉說，「我們只是過節期間手頭緊。」她站起來。「坐下，」他說，「親愛的姑娘，你的父親病得很嚴重。他應該得到治療。」「去醫院嗎，你是說？不，瑞吉里醫生，」她現在不想叫他「吉姆」了，「他的精神是正常的，我發誓。他的頭腦完全清醒。他只是性格有一點怪。」「這些瘋狂的消費，我告訴你，」他不耐煩地說，「就是發病的症狀。它們表明病人的躁狂曲線正在上升。下一階段一般就會出現暴力行為，以及變得自大狂妄，通常都伴隨著某種使命感。你父親對政治感興趣嗎？」
波莉臉色慘白，她有點頭暈，但她試圖將其歸因於失血過多。「人人都對政治感興趣。」她喃喃地說。「我就不感興趣，」吉姆·瑞吉里說，「但我的意思是，他有什麼特別的角度嗎？比如一些能夠拯救世界的特別方法？或者最近幾個月有什麼新發現？」對波莉來說，這就跟玄學差不多。「他是個托洛茨基派。」她低聲說。「那是什麼？」他問。「天啊，你也太無知了！」波莉大聲說，「托洛茨基，列昂·托洛茨基。俄國革命的締造者之一。紅軍司令。史達林的宿敵。目前在墨西哥流亡。」「我聽說過他，當然，」吉姆·瑞吉里說，「他以前不是在布魯克林當熨衣工嗎？」「沒有！」波莉喊道，「那只是傳聞！」她和這個年輕人之間已經出現了一條巨大的鴻溝，她覺得自己正在隔著鴻溝喊話。公平地講，她想起一年前她也以為托洛茨基在布魯克林熨過褲線。一年前的她像這位醫生一樣無知。但這也更能讓她感覺到，以常規的核心教育為起點的自己已經走了多遠，而吉姆·瑞吉里如今仍然穿著白大褂固執地站在那個起點，在她眼裡這不僅低能還缺乏教養。但他已經知道了她的父親是托派成員，卻不知道托派是什麼。她開始向他解釋，托洛茨基派成員是唯一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而目前他們屬於社會黨。「我希望你聽說過諾曼·托馬斯這個人。」「當然，」醫生回答，「他競選過總統。一九三二年大選我還給他投過票。」「嗯，」波莉欣慰地說，「托派也是他領導的運動的一部分。」她這樣說的時候，意識到自己有點不誠實。她從父親那裡了解到，托派加入社會黨只是「一種戰術」，他們根本不是諾曼·托馬斯那樣的社會主義者。
他在她旁邊的皮沙發上坐下。「儘管如此，」他說出了一句波莉很反感的話，「他們也是一個有使命的小團體，是不是？」「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的，」波莉說，「他們相信不斷革命論。」她不由自主地笑了。醫生點了點頭。「換句話說，你認為他們都是瘋子。」她想儘量誠懇。先不考慮她父親，她認為施奈德先生是瘋子嗎？「在很多觀點上，我認為他們是對的。但是從不斷革命這一點上看，我忍不住認為他們有點脫離現實。不過這只是我的想法。我可能缺少遠見。」他好奇地對著她微笑。「你的眼睛真美。」他說。他俯身向前。她瞬間被嚇了一跳，以為他要吻她。然後，他猛地站了起來。
「波莉，你應該帶你父親去醫院。」「絕不。」他握住她的手。「或許我的情緒激動了一些，因為我愛上了你。」他說。波莉把手抽了回去。她並沒有感覺到應有的驚訝。恐怕她內心深處一直有意讓瑞吉里醫生愛上自己，所以她才會去找他諮詢父親的病情！她也像其他女人一樣注意到了他，並且猜到了他相當喜歡自己。這是她唯一的感覺，除此之外她對他一無所知，但她還是「經常讓自己出現在他眼前」。不過現在，聽到了自己一直想聽到的那句話之後，她又害怕了。她真希望他剛剛說出的是一些別的話，他聽起來像是女性雜誌報道中的英雄人物。想到自己可能是在利用可憐的父親作為誘餌把這個年輕男人勾引到她身邊，她又笑著厭惡起自己來。與此同時，她的內心又有一個狂喜的聲音在歡叫：「他愛我！」可是隨後另一個聲音說，吉姆·瑞吉里到底是誰啊，她對他有什麼了解？她的父親或許會說他普通得可悲——是另一個格斯。他可以把表白愛意和送她父親去精神病院這兩件事一口氣同時說完，這就是證明。她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如果你不這樣做，」他換了一種語調說，「你母親也應該這樣做。」「她辦不到。」波莉用勝券在握的口吻回答他，「你忘記了，他們離婚了。」「那麼就找最近的親屬。」「他的妹妹，」波莉說，「我的姑媽朱莉婭。」他點了點頭。「她是個老糊塗。」波莉繼續用小孩子般勝券在握的口吻說道。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了，某個淘氣的魔鬼在慫恿她撒謊。「你的兄弟們呢？」「他們絕對不會管的，跟我一樣。你還是放棄吧，瑞吉里醫生。」「別鬧下去了，」他說，「這是個危險的遊戲。」「我的父親並不危險，」波莉說，「你就別管他了。」「他現在對你有危險，」他溫柔地說，「你不應該為他獻血。」「我猜你一定以為我有戀父情結。」她冷漠地回答。他搖了搖頭。「我不是弗洛伊德學派的。你對他有保護欲，好像他是你的孩子。這或許是因為你自己還沒有生小孩。」
突然之間，波莉開始哭了起來。他伸出雙臂摟住她，她把濕漉漉的臉頰靠在他漿得挺括的白大褂上。她覺得無比沮喪。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先是格斯，然後是她父親。她和父親在一起是那麼幸福，只要他們能有一點錢，或者父親能有一點點不同，他們就仍然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但確實，他就像個孩子，她已經逐漸明白這一點了，就像她當初逐漸明白格斯永遠不會跟她結婚一樣。但是在這兩件事情上，她應該從一開始就面對現實。她歡迎父親的到來，是因為她需要他，而且她還故意對他的弱點視而不見，她對格斯也是這樣。而且對父親，她或許還有一點想要超過母親的心思：如果母親做不到讓他快樂，那麼她能夠做到。這就意味著她母親堅持不放任她父親做的事情，她得讓步。她母親一定會告訴她，他們根本就不該租下那套公寓，那其實是她父親自大型妄想症發作的開始。她無法控制她的父親，她沒有能力。格斯的事情也一樣。如果她能堅決地要求他，他會跟她結婚的。
「我有過一場糟透了的戀情，」她說，仍然在抽泣，「那個男人把我甩了。我想死，然後我父親就來了。我以為，我的人生終於有了目標。我可以照顧他。可是現在我似乎也無法勝任。這不是他的錯，只怪我掙的錢不夠我們兩個人花。而且我又不能把他送回我母親那裡去，我也不能把他送進精神病院。他不一定是發病了，真的。你自己也說過，他或許可以『自動痊癒』。當然，我可以去求我姑媽幫忙。我想我最好應該去找她。」
「去找你姑媽？」「找她借錢。她並沒有老糊塗，我撒謊了。而且她非常有錢，或者說曾經非常有錢——沒有人知道她手裡還有多少錢。但是你知道有錢人對待金錢的態度有多可笑。」「那樣或許能夠暫時解決你的問題，」他說，聽起來像個心理醫生，「但你必須面對的情況是，你父親的病有可能繼續惡化。你結婚之後他怎麼辦，波莉？」「我不能結婚，」她說，「你知道的。至少，因為家族遺傳病，我不能要小孩。我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要小孩是自私的做法——不道德。」
「把你生下來也是不道德的嗎？」他微笑著說。波莉急忙為父母辯解。「他們當時不知道我父親有憂鬱症。那是後來才發生的。」他仍然微笑著，波莉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會不會寧願自己沒有出生？雖然她現在很不快樂，但也不能那麼說。即使當她想死的時候，她也從未希望過自己沒有在這個世界上活過。每一個活著的人都不會有這種想法。「你的想法也太奇怪了！」他說，「而且你都當上醫藥技師了。這又不是說你家有白痴病史或者先天性梅毒。」「我一直覺得，」波莉說，「從科學角度來看，我應該絕育。」「我的天啊！」他回答，「一派胡言！你從哪兒學的這些歪理邪說？」「大學裡，」波莉說，「我不是說教授們在課堂上講過這些，而是周圍的人都在討論。優生學。應該禁止某些人繁衍後代。當然不是說禁止瓦薩學院的女人們，」她笑了，「而是其他人。我總感覺自己就是其他人中的一個。我的家族裡有很多人都是近親繁殖——跟自己的堂表親結婚這種。安德魯斯家族的血脈已經越來越衰弱了。」「『安德魯斯家族的血脈』，」他說著看了一眼波莉的手臂，靜脈扎針的破口處仍然墊著一塊棉花，「我會向你證明我對安德魯斯家族的血脈有信心。你願意嫁給我嗎？」「可是我們還從來沒有約會過，」波莉似是而非地反駁道，「你不了解我。我們也從沒——」她自己停住了。「上過床。」他接著把話說完了。
「好吧，我們去旅館開房。你給你父親打電話告訴他你今天不回家了。我的車就停在外面。我們先去吃晚餐，然後跳舞。你的舞跳得好嗎？」波莉很怕這是他對所有年輕護士和技師都會說的「套話」，可是，如果他跟她們所有人都說過求婚的話，他是怎麼每次都全身而退的呢？他相當英俊，個子很高，一頭鬈髮，而這本身突然就讓她起了疑心。在現實生活中，只有那些平凡的男人才會一見鍾情，不讓你有機會揣摩他們的真實意圖。他的言談舉止讓她如沐春風，她不知道該如何解讀。她告訴自己，或許是因為他經常跟病人打交道吧。「你總是這樣『快速解決戰鬥』嗎？」她拿出對待父親剛愎自用時的語氣調侃他。「不是，」他說，「對女人不是。信不信由你，我從未對女人表達過愛意。除了家人，給人寫信時的落款我都沒寫過『愛你』。而我已經三十歲了。自然，現在的我似乎被愛情擊中了，我不想浪費時間。」波莉的疑慮有所減輕，但是她仍然輕輕地笑著。「『浪費時間』，」她責怪道，「你覺得你已經愛上我多久了？」他看了一眼手錶。「大概半個小時，」他實事求是地回答，「但我一直都很喜歡你。你剛來醫院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你了。」所以自己的感覺是對的，波莉暗想。她的自信心增加了。不過現在她又產生了另一種驚恐。他與格斯很不同，他很直率，她也喜歡他這一點，但是她又想躲避他的窮追猛打。他太急於明確關係，這就意味著他也要求她同樣明確。可是與此同時，他的急切又讓她感覺這場對話似乎很不真實，像是白日夢。「但是我們毫無共同之處。」她想要這樣反駁，又覺得聽起來太沒禮貌。於是她說：「就算我要結婚，我也不會嫁給一個心理醫生。」說完，她吃驚地發現，這是她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她一直在尋找吉姆·瑞吉里身上不對勁的地方，啊，終於找到了。一個心理醫生身上一定有比格斯更加古板的「辦公桌」氣質。沒錯，她已經看到一些跡象了。「好的，」吉姆·瑞吉里立刻說道，「那我就離開這個行業。這是我在醫學院做的錯誤決定。我以為精神病學也是科學，但其實不是。我新年第一天就離開這裡。」「那你以後要做什麼？」波莉問。她覺得，如果他新年第一天就離開，她會想念他的。她腦子裡有一部分堅決無視他想要娶她的意圖。「全科醫生嗎？那你要完全從頭來過，從實習醫生做起。」「不，做科研。精神疾病的治療這一領域還應該有新的發現，但是不會發生在診室里，而是在實驗室里。屬於腦化學。有一個研究團隊給了我一份工作，讓我加入他們，團隊里的一個人正和我合租一套公寓。你也可以來跟我們一起工作——來當技師。你在這裡沒有前途。」「我知道，」波莉說，「但是你為什麼對精神疾病那麼感興趣呢，吉姆？」「因為它是對人力資源的浪費，」他堅決地說，「我沒有耐心。」「我能看得出來。」她低聲說。「而且，我覺得我還有一些善心。這是與生俱來的。我父親是個牧師，長老會的。」「是嗎？」這個消息讓波莉很高興，她覺得，家裡有一位牧師很不錯。「如果你願意，他可以給我們主持婚禮。或者我們也可以去市政廳。」
他講話越認真，波莉就越想開玩笑。「那我父親怎麼辦？」她輕鬆地說，「你可以把他當成實驗小白鼠，我想，來測試你非凡的發現。他可以當我的嫁妝。」他皺起了眉頭。這麼快就開始反對她了，她傷心地想。「他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幫我們看家。」他簡短地說。「你這樣想嗎？」「不然我為什麼要這樣說，」他回答，「而且我們結婚之後，我就能照顧他了。說實話，波莉，我認為我們的絕大多數病人居家療養其實更好。維多利亞時代讓發瘋的姨媽住在樓上的那種護理方式更有效，更人性。問題出在患者的家人身上。他們想要把發瘋的親戚趕出家門，讓所謂的『有能力的專業人士』來照顧，比如那些具有虐待傾向的護士和護工。老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已經沒有人想和老人住在一起了。」「啊，我太有同感了！」波莉大喊道，「我喜歡老人。把他們像舊汽車一樣拋棄是很可怕的做法。可如果你是這麼想的，一開始為什麼要說應該讓他入院治療？」「是理論與實踐的區別。我不贊成你單獨和他住在一起。」「他並不危險，」波莉再次強調，「如果他具有危險性，就不會被裡格斯精神病治療中心批准回家了。」「胡說，」他說，「一口氣暴躁地殺掉十幾個人的那種殺人狂大多數都是剛剛從醫院出來就作了案。你父親被裡格斯送回家是因為你們沒有錢繼續讓他住在那裡了。如果你們當時還有錢，他現在可能還在裡面。」「你太悲觀了。」波莉說。「精神病學確實讓人悲觀，」他回答，「不過我們假設你父親確實沒有危險性，你對他的了解或許比醫生更全面。他仍然有可能對他自身造成傷害，如果他已經陷入抑鬱階段的話。他一度想過要自殺，是不是？」「我不確定。他提到過，媽媽嚇壞了。」「嗯。」他看著她，他的眼睛也跟格斯的一樣，是淡褐色的，還閃爍著一些神奇的綠色斑點。「或許，」他說，「我讓你送他進醫院的部分原因也是想知道你會做何反應。」「哦！」波莉叫道，「你在考驗我！像童話里一樣。」她頓時興味索然。「或許吧，」他重複道，「這是當上醫生之後形成的習慣。觀察對方的反應。但我已經知道你會怎麼回答了，我知道你會說不。我覺得我其實是想知道，我是不是把你嚇住了。」「是。」波莉說。「不，你沒有。從根本上說並沒有。什麼都不能動搖你對父親的信任。你不是個多疑的人。」「啊，可我真的是！」波莉說著，想起了自己和格斯在一起的時候。「只不過，我對父親非常了解罷了。」
波莉都不記得自己說沒說「我願意」就答應了吉姆的求婚。那天晚上他們一起吃了晚餐，跳了舞，然後他送她回家。在她公寓樓下，兩個人在車裡熱吻了很久，難捨難分。她最後終於上樓去的時候，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愛他。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但她還是為能嫁給他而感到安心，同時又擔心這樣做是否不道德。過去人們常說，感激可以轉化為愛意——有可能是真的嗎？她確實喜歡和他接吻，但那或許只是性吸引。而波莉認為，性並不是檢驗真愛的可靠標準。最讓她不安的是，她和吉姆幾乎沒有什麼共同點——她一直在心中焦慮地重複這個詞語。在醫院之外，他們連一個共同的熟人都沒有。至於另外一些老朋友，也就是文學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比如亞瑟王、蘭斯洛特爵士、米考伯先生、柯林斯先生、渥倫斯基，還有親愛的安德烈公爵，對她來說都親如家人，但是，吉姆好像根本想不起來他們是誰。今晚她提到利德蓋特博士的時候，他承認自己從沒讀過《米德爾馬契》，他只在上學時讀過《織工馬南》，而且很不喜歡。他說自己讀不了小說，也說不上更喜歡赫克托耳還是阿喀琉斯。至少她和吉姆都讀《聖經》而且都是理科生，可這樣就足夠了嗎？他比她更聰明，但他沒有受過瓦薩學院那樣的教育。而且她的圈子很小，安德魯斯家一貫這樣。如果不是為了可以一起開同樣的玩笑，分享同樣的記憶，擁有同樣的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為什麼他們會一直和自己的表親結婚呢？她的兄弟們現在只對務農感興趣，所以吉姆能跟他們聊什麼？是討論飼料和肉牛的價格，還是像其他鄉巴佬交流葷笑話那樣，互相背誦維吉爾《農事詩》里的句子？要不是從小就習慣了他們，波莉肯定會覺得他們無聊透頂。而且，只要聞到香檳酒的味道，所有那些遠房的表親和近親都會從各自的小房子裡趕來參加她的婚禮。這倒不是說她的婚禮上真的會有香檳。朱莉婭姑媽的偉大「犧牲」之一就是把她為波莉的婚禮準備的香檳都倒掉了。一個心理醫生會對安德魯斯家族做何評價呢？波莉的母親仍然在描述當年她作為一個紐約來的新娘與這家人初次見面時的感受。「你的父親和我，」她現在回憶道，「一直互不相容。對亨利來說，我太普通了。」但是看到她穿著工作服，頂著一頭用手指捲成的波浪髮型在農場裡忙碌時，沒人會猜到是這樣。波莉夢想著嫁給格斯的時候，這些擔憂從未困擾過她，她認為或許這也證明了她從來就沒有真正相信自己會跟格斯結婚。而這一次，她在儘量從現實角度考慮。
她進屋時，有著夜貓子習慣的父親還沒睡。她覺得他肯定會注意到她的變化，雖然她已經在車裡整理了頭髮並塗了口紅，而且她也不願意向他坦白自己一夜之間就訂了婚。還好他在想別的事。照他說的，他在等她回來，好告訴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要結婚了。」她暗自驚呼。但並不是，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列克星敦大道的一家慈善性質的舊貨店給女店主當助手。報酬並不多，但他只需要每天下午到店裡坐著，跟顧客聊聊天就行，上午的時間還是他自己的。
「天啊，這太好了，爸爸！」波莉說，「你是怎麼找到這份工作的？」「朱莉婭幫我介紹的，」他說，「朱莉婭是店東之一。這個職位本來是給『落魄的上流女士們』準備的，但是她說服他們讓我去了。我相信她是用一個俱樂部的會員身份幫我換到的。她就強調了一點：『亨利很識貨。』」「太好了，」波莉又說了一遍，「你什麼時候開始上班？」「明天。今天下午女店主已經跟我解釋了我的職責，還盤點了貨物。絕大多數都是些沒用的東西。那裡賣的貨都是別人捐的。」「所以都是些小擺設嗎？」「完全不是。我們有二手皮草、兒童服裝、舊晚禮服，還有女僕和管家的制服。這類東西很多，都是因為最近的不愉快。」這是他對大蕭條的稱呼。波莉皺起了眉頭，她不希望自己的父親去賣舊衣服。「都是名牌貨，」他說，「而且店裡還有漂亮的法國洋娃娃和音樂盒，有大衣櫃、置物架、花箱、古董架、傘架、大理石鑲面的馬桶、音樂會專用的鍍金椅子、金頭手杖、鹿皮手套、大禮帽、扇子、西班牙梳子、披肩頭紗、一把豎琴、馬毛沙發。都是對往日輝煌的有益回顧。」
「但是為什麼朱莉婭姑媽想起來給你找工作了？」「我去找她借錢，這刺激了她給我找工作，按照她委婉的說法，這樣我就『不需要乞求別人了』。要是我一開始就讓她幫我找份工作，她一定會說我年紀太大了。」「這是你精心計劃好的嗎？」「恰恰相反。不過現在既然已經這樣了，我還挺高興自己能養家餬口的。我成了工人階級的一員，而且朱莉婭當然是準備剝削我的。」「怎麼剝削？」「呵呵，『亨利很識貨』。所以萬一有謝拉頓或者赫普爾懷特風格的家具從誰家閣樓上冒出來，我得一眼就能發現。然後我還得悄悄幫她留好。」「你不能那麼做！」波莉堅決地說，「那樣等於在欺騙慈善組織。」「我妹妹就是要這麼幹。她已經跟我透了底：『我們有些年輕的會員對舊家具的價值根本沒有概念。』她說，她從她的另外一家慈善商店裡花了很少的價錢就買到了一塊非常名貴的歐比松花毯。」波莉發出驚叫。「可是她放在哪兒了？」安德魯斯先生笑了。「在她的儲藏室里。她在等著那塊花毯的前主人去世。不然如果那位女士哪天來拜訪時發現腳下踩的毯子，朱莉婭該多尷尬呀。」「可是怎麼會有人把名貴的歐比松花毯捐出去呢？」「因為品味發生了變革，」安德魯斯先生說，「這些女士唯一知道的變革就是這種。她們的女兒勸說她們一定要按照現代風格裝飾房子。或者女兒們會說：『媽媽，你為什麼不在河畔大廈里買套公寓，把這堆破爛處理掉一部分？我先警告你喲，你死了以後，這些東西我跟約翰一點都不要。』」
他講述這些的時候，波莉突然意識到，如果她早知道他今天會得到一份工作，那她或許就不會到醫院去賣血，那樣的話，她這會兒也不會是別人的未婚妻。這種機緣巧合或者說因禍得福的情況又一次出現了，就像她父親告訴她要搬來紐約時一樣。一想到自己幾乎錯失了訂婚的機會，她就感到害怕，仿佛那才是她真正的命運，而現在的結局是她僥倖繞開的結果，就像那些本該登上泰坦尼克號，但是由於某種原因在最後一刻未能成行的人。這種恐懼顯示出，她一定已經陷入愛河。
波莉的朋友們沒有一個對她宣布訂婚表示驚訝的。她們都說早就知道她在「醫院裡」有人。波莉只有嫁給醫院裡的一位年輕醫生才合乎邏輯。「我們一直都這樣期待著呢，親愛的，」莉比說，「我們都在祈求這個願望能夠成真。」好像她的朋友們都在削弱她這份愛情的非凡之處。她們的意思是，那個人就算不是吉姆，也會是產科的醫生甲或者普通外科的醫生乙，而且絕對不可能是醫院外面的人。她最大的發現是，吉姆是個很善良的人，這讓她充滿驚訝——大多數善良的人年紀都比較大。可是當她把這件事講給其他人聽的時候，他們似乎都很迷惑不解，仿佛她在說外語，甚至連她母親都不太明白。「怎麼了，是的啊，波莉，他確實很有魅力，也很聰明，我想。你們兩個人很般配。」「我不是那個意思，媽媽。」「我想你的意思是他有點理想主義，可是你註定要嫁給這樣一個人。世故的男人不會吸引你。」
似乎只有施奈德先生和送冰的人與波莉有同感。送冰的人想要確認波莉的未婚夫是個「善良的人」。施奈德先生還不滿足於此。「我明白你的感受，」他說，「就像蘇格拉底所說的，愛情是對善良的追求。但是善良罕見。因此無論別人怎麼想，愛情其實少有。只有千分之一的人能夠遇到愛情，對那千分之一的人來說，這是一種啟示，所以他們沒辦法和其他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人交流，也就不足為奇了。」
讓波莉的朋友們——除了施奈德先生——吃驚的是，安德魯斯先生會跟小兩口一起住。她的那群朋友接二連三地來勸說她不要這樣——波姬·比徹姆特意坐飛機從普林斯頓來了一趟。和丈夫一起來紐約看戲的多蒂住在廣場酒店，她甚至還跟波莉的母親談了談。就連海倫娜·戴維森也在瓦薩俱樂部的休息室里一邊喝雞尾酒一邊慢騰騰地發出了警告。普瑞斯·克羅克特到醫院的咖啡館來找她吃午餐。她說，作為兒科醫生的斯隆尤其反對她這樣做。「等你們有了孩子，你們必須為孩子考慮。假如你父親——？」「又犯了瘋病，」波莉說，「對他們來說真的有那麼可怕嗎，普瑞斯？我的兄弟們和我小的時候，他就一陣一陣地犯病。」普瑞斯說那是不一樣的。在那個年代，人們並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讓小孩跟精神病患者在一起——波莉和她的兄弟們只是運氣好，如此而已。而且，就算安德魯斯先生狀態正常，波莉的朋友們都覺得她仍然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一個至少這一代人已經學會去避免的錯誤。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婚姻美滿，就不要讓親人和你們同住，這件事你一定要堅持到底。關於這一點，大家都意見一致。如果波莉不顧以往的經驗教訓一意孤行，那麼她的婚姻實際上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失敗。
「你是想說你的那位醫生也接受這樣的安排？」波莉圈子裡的女朋友們都在震驚中大喊。「是的。」波莉說。這個令人驚愕的消息讓她的朋友們產生了嚴重的懷疑。「如果他真的愛你，」凱爭辯道，「我覺得他應該想要單獨跟你在一起吧。哈拉爾德無論如何都不會同意別人跟我們同住。」波莉並沒有回擊她，說最近有傳聞講她和哈拉爾德已經處在分手邊緣。相反，她安靜地提出：「那你說我應該把我父親怎麼辦？」「他為什麼不能跟你姑媽朱莉婭一起住呢？」「他不喜歡她。」波莉說。「但是她有一座很大的公寓，」凱說，「他可以有自己的房間，還會有僕人照顧他。總比跟你們擠在一起強多了。你們舉辦宴會的時候他怎麼辦？如果在你姑媽家，僕人可以把餐盤送到他房間。」波莉曾經天真地認為，結婚以後只要丈夫不出軌，兩個人「從此就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33屆的同學們似乎都覺得，你必須一刻不停地努力讓婚姻「維持」下去。生長在大家庭中的波莉已經學會了相處之道，並且願意為此做出犧牲，但她的同學們不是這個意思。她們認為，一個女人保持其獨立性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她就無法牽制住丈夫。「至少，」莉比說，「你們不會帶著你父親一起去度蜜月吧？」「當然不會。」波莉不耐煩地回答。不過很快波莉的媽媽就焦急地來信詢問，亨利是不是真的要陪他們一起去度蜜月——路易莎·哈茲霍恩在大都會俱樂部聽到了這個傳聞。
唯一一個對大家的擔憂充耳不聞的人就是安德魯斯先生，他從一開始就認為和這對新婚夫婦住在一起是理所當然的事。對他來說，問題出在居住空間上：他要找到一個夠三個人居住並且改造起來花費不高的公寓。他在考慮上東區臨近鐵路的公寓樓，那裡距離吉姆的實驗室不遠。他看了一座舊式租戶樓的頂層公寓，如果開個天窗，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線透入室內。他們準備在春天結婚——計劃是在農場舉辦婚禮。吉姆的父母會從俄亥俄趕來，他的父親會主持婚禮。多蒂希望安德魯斯先生和夫人能夠在婚禮前重修舊好，這樣他們就可以和波莉小兩口同時辦婚禮。「你父親可以給吉姆當伴郎，你母親可以給你當伴娘。反過來也行。太有創意了。」她忽閃著眼睛說，「你不喜歡這個想法嗎，波莉？」
吉姆聽了之後對波莉說，他們最好立刻到市政廳結婚，把這件事了結。波莉同意了。而且為了不傷害大家的感情，他們甚至都沒有讓她的父親來當證婚人。他們請了一位地方法官主持婚禮，而且當晚就買了一張下鋪車票坐火車到基韋斯特去度蜜月了。在車站，他們發電報告知親友已經完婚的消息。波莉的朋友們沒機會給她舉辦告別單身的派對，也沒能到車站送行，都感到非常失望。但她們也明白，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或許她真的負擔不起一個歡快而正式的婚禮。大家都覺得非常對不起波莉，都說如果她們知道她的地址，一定會郵寄鮮花給她。不過，她和吉姆自然正在什麼地方享受或許是他們人生中最後的幾天二人世界。在廣場酒店多蒂的套房裡，幾個姑娘和她們的丈夫為缺席的新人舉杯祝福。「祝她幸福！」他們發自內心地碰杯說道。姑娘們都認定，如果有人應該幸福，那麼應該是她。男人們都對吉姆·瑞吉里表示同情，雖然他們並不認識他，不過隨著多蒂的丈夫布魯克一杯接一杯地為大家倒香檳，他們又在彼此間達成了一致，吉姆一定是一個奇怪的人，才能在那種情況下安之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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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精神分裂症。
[2]首屆世博會在英國舉行時的展館，以鋼鐵為骨架，以玻璃為主要建材。
[3]出自埃德加·愛倫·坡的同名短篇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