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與鐵 · 一八

當時任朝日新聞社出版局長的嘉治隆一，是我父親的老朋友，由於這個緣故，他總要提攜我、照顧我。「你要不要到外國去看看？」他說。在當時來說，這是求之不得的事。兩三年前，我也曾計劃過去外國旅行，結果失敗了。 在美國召開青年藝術家會議，別人推薦我，我就去面試了。在NHK大廈一間美軍文化教育辦公室里，我見了美國人，接受了許多提問。而且考我的會話能力，如獲通過，就能赴美。 我的英語會話能力等於零，我聽不懂考官說些什麼。 「你的小說屬於什麼流派？」他問了諸如此類問題。我把流派誤聽為學校，我回答說：「不，大學是法律系畢業。」這樣，我通過才奇怪呢。 當時日本還是處在美軍的占領之下，出國旅遊的困難在今天是想像不到的。如果沒有特別的情況是不可能離開日本的。如今文壇某人要去外國，就一定可以去，這與當時的情況相比，真有隔世之感。 如上所述，對抱有一種危機感的我來說，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去外國旅行。總之，我越來越想離開日本，打開自己的眼界，發現新的自己。 嘉治氏非常冷靜，但卻是一位非常親切的叔叔。後來我在寫《鹿鳴館》時，他給我無微不至的關照，總是不斷地訓誡我說： 「小說家要長期保持的秘訣：一是要學習，二還是要學習。眼界開闊，深入研究，是很重要的。哪怕每天學一點也好，不斷讀點古典原著，養成這個習慣吧。」 讀古典和原著談何容易。小說家無論多忙，每天都要抽出一定時間讀點難讀的書，來完成他的作業。這是嘉治氏的忠告。承蒙他的忠告，我從中得到了好處。可是，同行的前輩說來慚愧，卻沒有給我這樣的啟示。 由於他的盡力，我獲得了朝日新聞社特派通訊員的資格。朝日新聞社成了我的資助者。於是我週遊了世界。當時旅遊者的體格檢查是很麻煩的，在聖羅卡醫院，要我單腳跳五十下。美國大使館窗口的美籍日本人耀武揚威，盛氣凌人。雖有種種不愉快的回憶，不過能去外國還是高興的。這一點遭遇算不了什麼苦。 一九五一年我二十六歲，不管怎麼說我已到了能獨自走路的年齡。但是，現在想來，被占領的時代，對年輕人精神上的成長，總加進了某種不透明的制約。 十二月二十四日啟程前幾天，川端康成夫婦特地來寒舍造訪，給我「壯行」，鼓勵我，這是令人難忘的。在細雨霏霏的橫濱碼頭上給我送行的中村光夫的姿影，至今仍歷歷在目。 在文學上標榜孤獨、輕蔑世俗的我，就這樣得到許多人厚意的保護。當我成為大總統威爾遜號船上的乘客時，我的心情多少變得老實了，這也不奇怪吧。 直到出發前，我還徹夜工作。我有生以來頭一次穿晚禮服出席聖誕節的正餐後，足足地睡了一大覺。從翌日起，每天我都生活在愉快的氣氛中，也不覺得暈船。 輪船快到夏威夷時，日光越發強烈，我開始在甲板上做日光浴。以後的十二年間，我所養成的日光浴習慣，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我覺得我恍如從黑暗的洞穴里出來，才發現了太陽似的。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太陽握手。在我的內心裡，對太陽的親近感被抹殺了多麼長的時間啊。 於是，我整天進行日光浴，一邊開始思考自己的改造問題。 思考我身上多餘的是什麼，欠缺的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