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與鐵 · 一七

一九五〇年，二十五歲的我依然拚命地往返於幸福感的山頂和憂鬱的深谷之間。此後，一九五一年年底我啟程赴外國旅行。我的生活感情處於最激烈的坎坷中，而且我總是遭到孤獨的襲擊。我妒忌世間平凡的青春，我認為自己是「奇怪啊，一個微笑的二十五歲的老人」，我常常受胃痛的折磨，我想加入捕鯨船去南極，我曾拜託報社的人聯繫，可是實現的可能性甚微。 從這個時候起，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作品和現實生活把我的熱情一分為二，其中間地帶——日本的所謂交往——交際，我必須不再為此分心。我之所以能夠明確地實現這種想法，乃是因為後來體育運動成了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在這裡潛藏著有趣的反論。因此，人無論如何需要有中間地帶，而且需要從這裡不斷地吸取生活和作品兩方面的養分。後來我才明白，作為這個中間地帶，理想的東西就是「無目的地運動身體」，也就是運動。 一九五〇年初秋，我到某書店去買書，在書店前的茶館的高台階上吃冰激凌。 書店的入口處立著一塊布告牌，牌前聚集著一群人，我想大概是有什麼新聞捷報吧，仔細一看，原來是中尊寺的木乃伊圖片。 於是看起來，出入書店並駐步圖片前的人們的臉，突然看起來一張張都像是木乃伊。我對這種醜惡十分惱火，知識人的臉是多麼醜陋啊！所謂智慧的人，看起來是多麼醜惡啊！ 我對希臘的嚮往，原本是沒有錯的，多半就在這瞬間，發自受不了的嫌惡。當然這也是自我嫌惡的一種，在我的體內產生了對不調和與誇張的嫌惡，以及對調和無法抑制的欲望，這當然是從自己內心的危機產生出來的東西。 後來我想，大概是我誤解了。我的對知性的東西的嫌惡，其實就是對我內心的妖魔般巨大的感受性的嫌惡。不然，我就不能找到我逐漸變成古典主義者的途徑。 安慰這個時候的我的，就是旅行。我經常去大島，去北海道旅行。我感到風景有一種官能性的魅力。至今我在小說中的風景描寫，可以說是同別的作家在小說中的愛情場面具有同等重要分量的。 從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我的工作情況來看，例如瘋狂般熱衷於寫完《愛的饑渴》，接著又寫《魔神禮拜》等鬼使神差似的失敗作，還寫了大概是文體混亂的《青色時代》，取材和結構都很粗糙的光俱樂部社長的故事小說化。一九五一年又無益地寫了過分令人討厭的《禁色》。這期間，還寫了好幾篇奇特的短篇。 別人看來，也許是豐富的創作。其實是脫離了紮實的步子，亂了陣腳。我不喜歡這樣的工作狀況。一般地說，我並不是「興之所至即成書」這種類型的作家。我總是鬧出大動靜，看起來很高調，但我大體上是銀行家型的小說家。這時候的銀行總是附帶上一個輝煌的櫥窗，大概可以想像這樣的姿影吧。 提起銀行家，我記得托瑪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國作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魔山》。]這樣說過：「小說家必須有銀行家那樣的風采。」從這時候起，它就逐漸成為我理想的文學。那種德國式的黏糊糊、不必要的精心，同我的資質相距甚遠。但當時最能抓住我的，是曼的文學戲劇性的二元性，德國文學特有的悲劇性，以及它那頂級的藝術資質與通俗性的巧妙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