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與鐵 · 三

每天過著這種文學生活，終於發展到想寫書，這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如果被抓去當兵，我就不能期望活著回來，於是我想留下二十年的短暫生涯的紀念這種念頭就日益強烈起來。 聽起來這似乎十分悲壯，不過應該說，當時的學生中間是充滿了輕鬆愉快、虛無主義的氛圍的。十九歲的我自認為不僅純情，而且有文學的野心，這也是時局的造化。現在回過頭來讀《鮮花盛開的森林》初版的序文時，感到討厭的是，雖說書中寫的不全都是自己，但在這幾分之幾的自己中，我發現了自己的小小的機會主義的影子。 處女短篇集《鮮花盛開的森林》，於一九四四年的晚秋由七丈書院出版社出版了。這大概是七丈書院被築摩書房吞併前的最後一次出版吧。出這樣一個無名作家的短篇集，全靠《文藝文化》雜誌同仁諸君的美言，以及直接仰仗了富士正晴的盡力。 富士正晴至今仍然是不斷輸送新人問世的名人。這是他無償的勞動，對這樣一個與他毫無關聯的我，竟突然迅速給我以這種意想不到的機會，後來我與他也沒有任何交往，他的這番厚意在我心中永遠留下了明朗愉快的不可思議的記憶。 後來回想起來，戰爭期間的富士正晴已經看到了某種戰後精神的萌芽，這個小個子青年，不知什麼原因和幾家小出版社很有交情，他帶著我急急忙忙地、事務性地走在戰爭末期東京的馬路上。他與林富士馬不同，不太搞文學論，他說話快，帶大阪口音，常惹人開他的玩笑，後來他在《海盜號》雜誌上揚名，做出了成績。他那無止境地開玩笑的精神很飽滿，開的玩笑也很生動，他是個充滿活力的人，但他不明示其活力的方向。他閃爍著所向無敵的目光，但卻不忘自我韜晦。我感到在富士正晴心中，早已架起一座戰爭期間的日本浪漫派與充滿活力的關西式的戰後精神之間的一座自然的橋樑。 像《鮮花盛開的森林》這樣一本不急又無用的小說集，怎麼竟能在空襲早已開始的東京出版了呢？要出書就得確保紙張分配到手，我記得我在申請書上羅列了許多諸如「為了捍衛吾國的文學傳統」等之類的字句，總之同意配給紙張的許可證批下來了。七丈書院使用了黃色的上好的紙張（很像是棉紙），德川義恭描摹光琳的彩色版印刷的美麗的封面裝幀。也許是破罐破摔的出版，不過它還是把《鮮花盛開的森林》給出版了。那是一個沒有其他書籍的時代，所以一周之內四千冊書便銷售一空，因此我感到隨時死也無憾了。 那個時代，文壇當然不可能有什麼反響，不過在很久以後，當我看到在戰爭末期有相當多的人買那本書並談讀後感時，我才明白在當時的形勢下出版這種書是多麼的異常。 那時我正上大學，是處在隨時都有可能接到入伍通知書的狀態。 這一時期，豈止我一人的生死難卜，就連日本明日的命運如何也難以推測，自己一個人的末日觀，同時代以及整個社會的末日觀，可以說是罕見地完全一致了。我沒有滑過雪，但是急速滑降的不可思議的快感，大概同那種感覺相似吧。 少年期與青年期交界的自我陶醉，就是為了自己什麼都可以利用。連世界的滅亡也可以利用，鏡面越大越好。戰爭前後，我對自己做著種種的夢想，諸如自己是薄命的天才、日本美的傳統的最後一個年輕人、頹廢派中的頹廢派、頹唐期的最後的皇帝、還有美的特攻隊……這種瘋狂般的想法愈發高漲，我終於把自己與室町時代的足利義尚將軍同一化，我開始寫隨時會因接到入伍通知令而被中斷的「最後的」小說《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