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第十九章　由浙江向上海（1861—1862年）

李世賢在江西樂平被左宗棠擊敗後返回浙江，而他的部隊也因吸收了陳榮、周春和譚星的部隊而有所加強，這三將本是廣東天地會的領袖，現在從石達開的遠征軍中出走，投靠正規的太平軍。李世賢現在顯然無法和仍然在湖北按照既定的安慶大戰略進軍的族兄李秀成取得聯繫，於是便決定先攻略浙江。1861年5月3日，他攻占常山，5月4日占江山。自江山起，他將部隊分為三路，並駕向東。北路先占領了壽昌，同時李世賢率作為中路的主力部隊過衢州，並於5月27日攻克湯溪，5月28日留李尚揚守湯溪，自率部隊撲向金華府。（天地會隨即先後占領了蘭溪、武義及其他的附近鄉縣。）與此同時，黃呈忠和范汝增的南線雖然先後攻占數城，但很快就被清軍驅逐。 為了應對太平天國的新攻勢，曾國藩任命左宗棠代表他辦理浙江軍務。7月初，左宗棠趕赴浙江，沿途擊潰了劉官方的部下、正在幫助浙江的天地會試圖再犯皖南的賴文鴻的部隊。此後數月之間，浙江李世賢的部隊有過一些小的軍事行動，其中包括9月中旬，范汝增和黃呈忠圍攻李世賢此前得而復失的嚴州（今建德）。但是，隨著李秀成從江西趕來，浙江的戰事重新變得激烈起來，而接下來的幾個月，對太平天國而言至關重要。 忠王棄皖 安慶被攻克之後，李秀成手上尚有大量在皖南和皖北地區活動的太平軍（他本人指揮的部隊就至少有五十萬人），他有足夠的人力組織一次反擊，也可以阻止或者至少拖延湘軍向東直至天京郊外收復長江流域的步伐，從而爭取寶貴的時間。但不幸的是，李秀成缺乏這樣敏銳的戰略觀察力。他決定放棄安徽，轉而攻略浙江以挽回損失的做法，可能是出於他近乎病態地畏懼和湘軍交戰，正是這支湘軍在安慶成功又慘痛地擊潰了所有太平軍的部隊。現在，又有什麼可以保證他的部隊在與湘軍長期的交戰中能夠取勝呢？他這樣的思路和行動傾向遭到了洪仁玕最強烈的反對，洪給他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這樣勸說並告誡他： 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古稱中州魚米之地。前數年，京內所恃以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雲有蘇、浙，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激之談，諒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長江者，古號為長蛇，湖北為頭，安省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不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既中折，其尾雖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聞也。 但是，固執又任性的李秀成沒有聽取洪仁玕的建議。他對安慶失守抱有深刻的惋惜之情，但從未承認自己存在錯誤。而他的族弟李世賢在臨死之時回憶道：「上年我軍不守安省，而走入浙江，是第一失著。」 兩路出擊 先前，1861年9月8日，李秀成在鮑超進軍之前就忽然解除了對江西撫州的包圍，向東朝浙江省界而去。途中，他繞路至湖口，接收一部自廣西從石達開的遠征軍中出走的部隊，這支部隊由童榮海、黃添理、朱衣點、吉慶元、汪海洋等將軍領導，有二十萬之眾，全部加入了李秀成的部隊。這使得他的大軍擴充到七十五萬人，再加上已經在浙江作戰的李世賢部約十萬人，對於攻略浙江一省而言，其規模已然足夠龐大。 9月22日，在試圖攻占廣信不果之後，李秀成最終經常山進入浙江。李秀成此後先攻衢州（常山以北）後又解圍而去，經湯溪、蘭溪（二城均被李世賢攻克）到達了當時仍在太平軍圍攻之下的嚴州。在那裡，兄弟二人喜又重逢，還商議制定了一個兩路出擊的戰略。按照這一戰略，李世賢集中精力攻取嚴州和南線的其他城市，同時，李秀成由北路最終攻取浙府杭州。李世賢的部隊此前剛剛占領了遂昌和松陽，又於10月20日攻取了嚴州和處州（南線）。北線的李秀成部到10月26日已經先後攻占了新登、臨安、餘杭，正在圍攻杭州。在進攻中，李秀成先後派出三股分別由陸順德、李容發（次養子）、李容椿（侄子）和吉慶元所領的部隊，奪取省府南面諸縣，以切斷杭州對外聯絡，阻絕援軍。10月27日，陸順德攻占蕭山，然後從那裡向北，在諸暨包圍了包括饒廷選和林福祥部在內的清軍部隊，使他們被迫撤回了杭州。到此時為止，李世賢軍中的范汝增部已經由嚴州出發，於10月29日在當地地下武裝何文慶一夥的協助下占領了空城諸暨，控制了杭州以南地區。根據可靠的史料，諸暨縣此後被納入太平天國治下，由當地百姓選出的官員管理地方政府，其行政務實高效，百姓安居樂業，共享繁榮。 在杭州附近，素來仁慈愛民的李秀成準備將他在蘇州的善政也搬到杭州來，於是便向天王請求，赦免城內所有八旗守軍的性命（可與攻占南京後屠殺滿族守軍相對比），並在計劃的10月26日正式攻城之前，用箭支將消息射入城內，允諾不會進行屠殺，而且無論軍民志願加入太平軍與否，均不加滋擾，這為和平占領杭州助益不小。但是，城內官員拒絕放棄城池，於是雙方開戰。而之後幾日，浙江提督饒廷選和布政使林福祥從諸暨歸來，戰事便越發激烈。八旗守軍也積極地參與了城防。由於杭州所有的十座城門均已關閉，而且被緊密地封鎖，城內與周邊諸縣的聯絡盡斷，城中存糧日漸稀少。唯一在戰區附近救援的張玉良部也被擊退。後來，11月1日，陸順德占領了紹興府，從而封鎖了杭州東向，浙江省府的命運由此已經註定。 至於紹興的陷落，比起太平軍的圍攻而言，更多是由於官員、團練、百姓和士兵間爆發的爭鬥不和而引起的士氣瓦解所致。當太平軍靠近之時，紹興城無人防備，而占領城池之後，又有數千團練民兵投降太平軍。雖然由於零星的巷戰和自殺，有一些人死亡，但是陸順德在李秀成的養子和侄子的協助下有效地施政，很快就恢復了社會秩序。 下一個目標便是寧波，而早在李秀成圍攻杭州之時，李世賢就已經指揮著部下的將軍們提前開始行動了。從紹興來的范汝增與從諸暨來的黃呈忠會師，先後攻克新昌與嵊縣，然後又分軍，范汝增在南線，黃呈忠在北線，兩路出擊。11月23日，黃呈忠占領上虞，三天後范汝增占奉化。兩天後，黃進兵慈谿，隨後至鎮海。太平軍將寧波徹底包圍。與此同時，在浙南，李世賢親率部隊從金華出兵，先後攻克了仙居、台州、黃岩和寧海。 占領寧波 寧波位於長江東南岸邊，是《南京條約》五口通商後向外國人開埠的城市之一。1861年4月中旬，太平軍占領其周邊鄉縣，可以被理解為是對外國利益的威脅，實際上外國人也確實是如此認為的。駐在上海的英國海軍少將何伯當時正在日本，他聞訊立刻就把保持中立的偽裝拋在一邊，下令皇家海軍「爭勝」號的艦長刁樂克(Roderick Dew)進駐寧波，命他「設置種種障礙，防止太平軍拿下該城」。刁樂克在6月16日與道台張景渠舉行會議，商定了八個可能的守城計劃，然後在城牆上設置了十二門大炮。根據恭親王1861年8月3日的奏摺，寧波當地官員向英國和法國代表支付了白銀共五十萬兩，以換取外國勢力協防寧波。 太平軍日漸逼近寧波，何伯於10月28日返回上海，並立刻命令皇家海軍「蘇葛」號前往寧波，部署就位。同一天，一個由英、美、法三國領事，一名英國海軍艦長及英國領事館翻譯侯雅芝(A. R. Hewlett)組成的使團，在餘姚與太平軍指揮官黃呈忠進行會晤，再次確認了諸國的中立立場，並得到了太平軍保護外國人定居區內人員和財產安全的保證。黃呈忠立即無條件地允諾，不會對寧波城內外國人的定居區造成任何傷害。12月2日，范汝增也接待了這一使團，同樣做出了類似的保證，還進而同意推遲一周占領該城。黃呈忠和范汝增二將此後又分別向與會的使團代表發出了官方照會，確認會談的內容。整整一周之後的12月9日（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八），黃、范二人的部隊進入寧波城，由於文武官員及軍隊士兵已經全部逃走，他們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占領了寧波。當英國戰艦「蘇葛」號在當天晚些時候到達港口的時候，太平軍已經完全控制了寧波城。 由於太平軍對寧波的占領是和平有序的，因此大部分當地居民都歡迎他們的到來（就連外國軍隊的人員都搶上前去，和這些革命軍交易彈藥和糧食）。而第二天，外國領事要求所有的清軍和太平軍均不能進入外國人的定居區，大約有七千名中國難民湧入了定居區請求庇護。但是據許多外國的觀察家證實，太平軍保持了良好的紀律，沒有發生屠殺、劫掠或者破壞財產的事件。在得知寧波失守後，海軍少將何伯如此評價防守寧波的清軍，藉此來發泄怨氣： 為了防守那個城鎮，除了直接動武交戰，我們向清方提供了他們想要的所有可能的幫助。（通過這件事，）他們的統治者也應該能夠意識到，正因為有這些膽小又無能的滿族人，我們採取的所有手段都變得完全沒有效果。 而在同一篇報告中，還有下面的文字： 迄今為止，叛軍（指太平軍）的表現良好，他們也以實際行動表明了與外國人保持良好關係的強烈願望。 關於太平軍對寧波施加管轄治理，黃呈忠和范汝增在進城之後立刻在該州的五個縣設立了縣級和地方政府，其組成人員部分由當地百姓選出，部分由當地公開同情支持革命事業的鄉紳或名士出任。他們還立即設立戰時稅所，雖然直到占領寧波三個月之後，他們才正式開始徵收進出口稅。由於太平天國並沒有統一的土地分配製度，也沒有統一的人頭稅徵收標準，黃、范二人便和他們在其他地方工作的同儕一樣，依照自己的判斷，選擇施行各項政策的最佳方式。對於寧波而言，這就意味著它需要一套特別的稅務制度，將稅務負擔加在富人頭上，而不是向窮人徵稅。因此，在寧波，雖然土地私有制依然如舊，但是持有可耕種土地少於五畝的人便可以免於交稅。人頭稅也照類似辦法辦理，窮人的稅額要低於富人的稅額。當太平天國在這裡的治理穩定下來之後，地方商業和對外貿易便恢復如常。 寧波對於太平天國而言，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價值。首先，寧波作為海港，為太平軍提供了一個長期的提供軍事供給的港口，尤其是最為需要的彈藥補給，現在他們可以直接從外國商人、走私者以及外國陸海軍人員那裡直接獲得這些補給。第二，戰時稅所的設立可以帶來足夠的收入，至少可以用於抵消高價購買走私的外國軍火的支出。第三，占領寧波使得太平軍建立一支海洋艦隊成為可能，這樣，他們可以到外海作戰，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在南至廣東、北至天津的海岸線上往來巡邏，施行控制。現在的太平軍對清軍乃至外國軍隊都形成了潛在的海上威脅，因此反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活動越發激烈，也就是毫不意外的事了。 攻占杭州 到了1861年秋季，浙江所有地區都已在太平天國的控制之下，唯一主要的例外便是省府杭州。李秀成此時正緊密地包圍著那裡，11月初，張玉良曾帶著援軍殺到城郊，但是被李秀成擊退。到了11月21日，不知道是偶然還是故意為之，張玉良被城牆上的清軍哨兵射殺於自己大營的門口。他的部隊此後被一名已經被褫奪了官職的無能之將接收管帶。張玉良現在群龍無首的部隊很快就喪失了戰鬥意志，除了一次在一名滿將的指揮下試圖衝破太平軍陣線的努力，杭州城外的戰場陷入了僵局。在兩個月的圍困之後，城內的軍民（約六十萬居民以及數千派來增援的守軍）已經缺乏糧食補給，但是李秀成並未發現這一點，他只注意到太平軍的糧食供給也正在減少，而包圍已經難以持續下去，於是他決定從杭州撤退，帶部隊返回蘇州，度過太平天國的第十二個新年（1862年2月10日）。這時，他最喜歡也最為得力的幹將陳炳文恰好來到他的營中，使他改變了原來的計劃。陳從一些杭州城逃出的難民口中得知，城內已有糧食危機，並以此情報為基礎，勸說李秀成發動了新的一輪進攻。 此時杭州城內已然陷入一片混亂，士兵與百姓之間互相搶奪散碎糧食，打成一團，或者到處遊蕩，尋找樹葉和皮革充飢，甚至發生了吃人的現象。巡撫王有齡毫無選擇，只能坐視清軍一股股地投降，首先是駐紮在城外的一部清軍向太平軍投降，接著在12月28日，一些飢餓難耐的士兵攀爬翻越城牆，這帶動了大量的士兵離開杭州城。到了第二天（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的清晨，整個杭州城幾乎已經沒有守城清軍和鄉勇士兵了。當天早晨，一些太平軍士兵攀爬上已經無人防守的城牆，穿過了城市的街道（在一些居民的幫助之下，據沈梓日記記載，他們對士兵和官員產生了對立的情緒），打開了四座城門，放其餘的太平軍入城，終於占領了杭州外城（漢人聚居區）。 李秀成敬佩王有齡愛民如子，以及他堅守城池的剛毅勇敢，因此城門一開，李秀成便獨自一人騎著一匹黑馬，趕往王有齡的衙門。但是，王有齡已經在衙門後花園上吊殉城。李秀成見王有齡的屍首身著全套官服，不禁為這位英勇的巡撫悲傷感懷，便按照滿人傳統將他收斂入棺。至於城內的其他文武官員，有些在入城的混亂中被殺，有些則被抓為俘虜。而仍然堅守的士兵和民眾也有一定的死傷。但是居民總體上沒有受到傷害，正如沈梓的日記所記載： 因忠王有令不許傷百姓一人，故百姓並不加兵。然百姓之自盡者亦多，而所存者，皆鵠免骨立，數日不食者，長毛亦不忍殺之矣。故百姓皆不苦長毛，反以官兵為病。 因在城外仍然和清軍的零散部隊尚有戰鬥，李秀成暫時推遲了對內城（滿城）的進攻，期望能夠等到天王赦免內城滿人的命令。與此同時，在給內城駐防將軍瑞昌的信中，李秀成要求滿人從內城中和平離開，而他保證他們將通過船隻從水路到達鎮江（當時由清軍控制），而且太平軍負責他們的路費，保證內城所有人以及他們的金銀細軟等私人財產的安全無虞。此後不久，天王赦令到來，其赦免內城滿人的內容也被轉達給了瑞昌。但是這位固執的滿將顯然意欲堅守直至最後，因此三日之後，李秀成命令發動總攻。1861年12月31日下午，在經歷了慘烈的戰鬥，犧牲了千餘人之後，內城也終於被攻克。 瑞昌和他的部將以及萬餘名滿族男女自殺而亡。破城之時，內城其他滿人也都深感恐懼，看到李秀成的部隊遵守他嚴格的禁止殺傷的命令，和平地俘虜倖存的滿族士兵，並對滿族居民的去留不加干涉之後，他們的恐懼感才逐漸減輕。駐防的武將文員也被允許帶著他們的私人物品離開杭州，太平軍還負責支付盤纏。李秀成對亡者也表達了同樣的關懷，他購置了萬餘口棺材，用於埋葬敵方陣亡的兵將。至於王有齡的屍首，李秀成贈銀三千兩、船十五艘，遣五百名親兵護送這位巡撫的棺槨返回他的老家。 據估計，在這場戰鬥中，杭州原有的六十萬人口中約有半數被餓死，而現在城內迫切地需要糧食補給。李秀成從嘉興調撥了一萬擔米（一擔約合60.4千克）分發給城內百姓，還打開了周圍兩縣的穀倉，向需要種子的鄉民開放，以供他們進行春耕。與糧食一起，李秀成還從嘉興調來了大量的銀錢，無息借貸給那些需要資金的商人，供他們開設買賣。太平天國對杭州和周邊鄉縣的行政治理與在其他地方相似，但是他們還在這裡依照早年天京的模式設立了女館，李秀成這樣做的目的，可能是為了給陣亡滿族士兵的女眷提供住房和照料。李秀成以及在他離開之後接替他的將軍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在杭州採取親善的恢復工作，直到杭州恢復了往日的狀況。 現在，浙江和江西的大部都已經在太平軍的手中（清軍在杭州陷落幾日後又丟了海寧，這使得浙江省內只有湖州仍然他們的掌握之中），而太平軍也就因此控制了整個帝國最為富庶，人口也最為密集的地區。這一情況使得曾國藩著重強調地宣稱，較之湘軍，太平軍「財力五倍，人數十倍」。曾國藩還說，太平軍通過占據寧波，獲得了得到外國武器和汽船的新通道，這意味著他們可能在技術上占據了新的優勢，從而抵消了湘軍計劃中的順長江而下的戰略優勢。曾國藩只將國內的軍事形勢納入他的計算，因此對他來說最終太平軍取勝也是有可能的，而占領浙江的重大勝利，毫無疑問地把太平天國的氣數又延長了三年半。但是，內戰的局勢將會因為外國勢力的干預而產生變化，而太平軍已然錯失了他們最初贏得外國信任和支持的機會。不幸的是，另一場外交挫敗也即將到來。就在完全占領杭州剛剛一周之後，李秀成將浙江東南的治權交給他的族弟李世賢，並安排了一些將軍防守和管理杭州附近的區域，然後就率領部隊的主力北上松江，準備第二次進攻上海。 對外關係與革命事業 無論從外交層面還是從軍事層面上說，第二次進攻上海都是太平天國的重大決策失誤。從我們現在的角度轉回頭看，也許是因為經驗不足以及與大世界的隔絕，使得李秀成以及其他的太平天國領袖誤判了英國、法國和美國對進攻上海這座外國商業利益核心城市的反應。1853年，英國和法國先後表明了在中國內戰中的中立立場。美國則一直保持著事實上的中立。而太平軍沒有意識到的一點是，中立只是西方國家臨時的權宜政策，決定其真正的總體政策的因素則僅僅是保護並擴展其商業特權。 當時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爵士在一篇文章中，用簡潔明了的方式表達了英方的立場：「我們永恆的利益在於貿易利益，而貿易利益的繁榮則與秩序和安定息息相關。」英國的政策一直是法國和美國的樣板，而英國一直不斷地向清政府施壓，通過1842年的《南京條約》、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從清政府那裡榨取更多的特權。因此，清朝政權的持續存在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有著顯而易見的好處。 但是，無論他們如何希望中國國內恢復和平，駐在上海的外國政府代表們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都不可能直接主動地干預中國的內戰。儘管確實有一些零星的證據表明，他們曾與清廷暗通款曲，答應為其對付太平軍提供軍事協助。事實上，一開始外國人普遍對太平天國的基督信仰和革命熱情持有同情的態度，丁韙良記錄的這樣一件怪事便是一個例證： 有一段時間，額爾金伯爵非常厭惡清政府的行徑，提議和南京的朝廷建立關係。法國公使則表示拒絕合作，部分原因是叛軍們尚沒有對羅馬天主教堂中使用的形象和其他異教廟宇使用的形象加以仔細的區分。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反對新教影響力的崛起，也害怕失去從羅馬天主教團的攝政官那裡得來的權力。 正如前文所說，很多時候，英國人與太平天國之間互換信件，還派遣使團來獲取關於太平天國組織形式及革命運動未來潛能的第一手資料。這些直接的接觸顯然影響了額爾金伯爵和他的繼任者卜魯斯，使他們認為這些起義軍很難推翻清朝政權，獲得勝利。而事實證明，太平天國之所以最終失去了贏得外國支持的機會，正是由於後來英國對於革命運動態度的微妙轉變。 另外一個其重要性被許多歷史學家否認或者低估的因素，便是太平天國從最開始就一直堅持的一個核心原則——禁止吸食鴉片。雖然眾所周知，這一禁令在太平天國治理的地區並未獲得有效的執行。《天津條約》將鴉片貿易合法化是英國的重大勝利，而當時英國人從上海購買絲綢和茶葉的資金，越來越多地依靠從印度走私鴉片而來。我們有理由相信，英國人害怕太平天國將好不容易通過武力以及外交交涉得來的與清廷關於鴉片貿易的協定作廢。鴉片貿易在決定西方當時在華行動立場，疏離太平天國與駐上海各國勢力方面發揮的決定性作用，以及鴉片貿易對太平天國最終覆亡的影響，關於這些問題的全面研究不在本書的研究範疇之內，不過，歡迎讀者參閱筆者對此問題的詳盡研究。我完全可以說，我同意卡希爾(Holger Cahill)的評論：「1858年滿族人接受鴉片貿易，這意味著太平天國末日的到來。」 但是，太平天國絲毫沒有察覺到在中國北方發生的，外國勢力與清廷之間的一系列外交動作。如果他們對大戰略環境中所發生的這些事件能有更好的認識，便不可能認為外國勢力會允許他們第二次進攻上海，而實際上，太平天國的領袖們確實就是這樣認為的。他們仍然沉浸在這種幻想之中，這可以從他們對1861年英國措辭嚴厲的照會所做的狂慢回應中得到證明。1861年3月28日，英國海軍司令何伯爵士向太平天國發出了一份照會，警告英國絕不會允許在距離上海或吳淞兩日行程的距離（約一百里）之內出現任何太平軍的部隊。天王先是氣憤地拒收這份照會，但是經過幾番思量之後，最終決定接受關於太平天國和外國勢力保持和平的共同協議。他在給上海附近的太平軍的命令中提到，「占領吳淞和上海不在本年的作戰計劃之內」，暗示該協議的有效期為一年。 英國放棄中立政策早有很多徵兆，其中之一便是派出刁樂克艦長的部隊協防寧波。在太平軍占領那裡之後，12月27日，何伯向太平天國發出照會，要求對所有在太平天國控制區內被奪取和毀壞的英國財產進行賠償，表明中國籍船隻懸掛英國國旗即為英國船隻，希望太平軍嚴格遵守距離上海不少於一百里的協議，並將雙方的和平協定適用範圍擴展至九江、漢口以及銀島（英國駐鎮江領事官邸）。太平天國認為前兩項要求是完全無理和傲慢的，未予理睬，就第四項要求，他們對為什麼太平軍不能受到與上海協議類似的束縛做出了解釋： 的確，在今年春季，我們達成了類似的協議。但是，如果我們以嚴格的原則標準進行審視的話，那麼普天之下，沒有哪處地方不是上帝所造，而我們所肩負的使命，便是以我們的力量為上帝收復整個中國的領土，而在領土的問題上，我們也實難做出任何的讓步，我們寸土不讓。我們此前之所以達成那樣的協議，是考慮到貴國與我國同出一源之故……但是，我們的聖兵有義務誅殺妖孽，無論他們出現在哪裡，我們的天兵怎麼可以被禁止完成這項使命呢？如果上海和吳淞沒有那些妖魔的勢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賢）自然不會派出部隊占領那裡。如果貴國願意驅逐那些妖兵，那麼我聖朝就將派出官員安撫當地，不僅會保護民眾，而且也同樣會保護貴國的貿易。 太平天國的回函繼續說道，基於同樣的原則，他們排除了將和平協定用於其他城市的可能，也不能向英方真正保證在發動進攻前通知他們： 我國不會拒絕在發動進攻之前向貴國提前告知，但是我國擔心我們之間的通信可能受到妖兵大營的阻礙，而當我國將它們掃除乾淨，屆時將沒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告知的工作。而這種疏漏將會製造很多麻煩。 這一回函於1862年1月1日（咸豐十一年臘月初二、太平天國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送達英方，太平天國和英國之間的外交交流就此終止。三天之前，李秀成已經在杭州開始集結兵力，準備第二次進攻上海。 對忠王計劃的內部討論 除了在青浦、金山、松江、寶山和遠至鎮江及揚州的一些地方發生過零星的遭遇戰，太平軍可以說忠實地履行了1861年為期一年的和平協定所規定的義務（尤其是在靠近上海一百里的區域內）。李秀成認為協定即將到期，考慮到清軍士兵（王韜給太平軍的信中說只有八千人）和外國士兵人數都非常少，重新展開攻略上海計劃的時機到來了。 顯然，在天京有很多頗具影響力的官員都支持李秀成的計劃（對何伯的回函以及對王韜來信的批註均可證明這一點），但是也絕非只有洪仁玕一個人反對這次的行動。陳玉成和他的部將們可能表明了反對的態度，數年之後作為陳玉成親信的賴文光在自述狀中強烈地譴責了李秀成，說他錯誤地進攻上海，招致了外國勢力的對抗，還將太平天國的覆亡也歸咎於此。當然，洪仁玕此前也寫信給李秀成（見前文），向他建議首要的任務是收復安徽，而並非攻略江蘇或浙江。而在給何伯的回函中，洪仁玕的名字也被刻意地隱去（可能也有洪仁玕因安慶失守而被降職的原因）。洪仁玕一改第一次進攻上海時全力支持的態度，也反映出他認識到了局勢的轉變，外國勢力的堅固防守使情況完全不同於前次。李秀成沒有看清這種轉變的真正意義，一是因為他執迷於恢復在上海施行真正的華人統治的革命目標，二是他堅信與外國勢力之間達成的和解和協定。 現在仍然在名義上採取中立的開埠通商國家不太可能主動進攻，但是，如果李秀成能夠理解他們在與清廷的軍事和外交戰中作為勝利者的心情，他便完全可以預測到這些國家會奮力保衛上海。如果說從太平天國的角度而言，保持既有狀態是最明智之舉，那麼能夠說服李秀成，避免第二次進攻上海的最有力論據便是，在占領寧波之後，占領上海的戰略緊迫性已經沒有那麼強了。外國的軍事補給可以在任何一個開埠城市買到，而且走私者們願意將大量的彈藥從香港甚至是新加坡運到寧波來，賣給太平軍。但是李秀成心意已決，而且無論別人的勸說多麼有理，他都絕不會放棄自己的計劃。 第二次上海之戰 李秀成的計劃是避免直接進攻，而是從各個方向包圍上海，直到「內中自變，方可乘機計取」。為此，他調各路太平軍前來上海會師，並且親率自己的部隊分五路從杭州返回。李秀成還期望得到城內支持者（可能又是小刀會）在恰當時候的響應。但是，當太平軍開始包圍上海的時候，外國居民尤其警覺，他們迅速在城內官員的協助下組織起防禦。1862年1月7日，李秀成在城外張貼了一份公告。五天之後，兩名之前被抓獲的英國水手得到釋放，被送回城內，並隨致太平天國公函一封，通知英國主將太平軍將要對上海展開進攻，這也是遵守了之前在進攻前通知外國當局的承諾。英國和法國的主將何伯少將和卜羅德(Auguste Léopold Protet)少將在與英、法領事協商之後復函，其函最後聲明：「倘林、何二人（太平軍將領）及其同黨膽敢進犯該地（上海周邊，包括吳淞），將自蹈險境。」而此時上海城內只有九百名英國士兵和水兵，以及不到一千法軍，於是他們決定：將所有的士兵都部署在外國人居住區及這座中國城市的城牆之上；委任志願者幫助警察，保證城內秩序；將艦隊布置在吳淞；最後將城市其他部分的防禦交給清廷的官員道台吳煦。 接著，在將近1月中旬時，李秀成返回蘇州度過太平歷新年，把戰事指揮權交給慕王譚紹光之後，情況發生了轉變。到這個時候，太平軍已經擊敗或擊潰了駐在戰區的四五萬清軍中的絕大部分，而且正在切斷上海城與外國人定居區以及周邊縣鎮的聯絡，從而製造了城內的糧食危機。英國和法國當局鑒於這種嚴峻的局勢，準備重新審視他們被動防禦的政策，而這時他們恰好又接到了清廷新的請求。為了不惜一切代價保住城市，清廷官員協同鄉紳一起接觸外國代表，請求軍事援助。而允許進行相關交涉的諭飭以及相關指導原則，也於1862年1月26日發到了總理衙門。此前巡撫薛煥上奏稱，江蘇及浙江鄉紳請許「借」英、法軍隊包圍上海，而作為回應，諭飭命恭親王與英、法公使協商該事，同時令薛煥領導鄉紳為軍事合作安排部署。就這樣，外國勢力開始與清廷合作，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 外國人的軍事準備 當外國勢力與清廷達成協定的時候，英國與法國需要比駐紮在城內的部隊更多的人手來防禦上海，但是隨著英國陸軍司令邁克爾(John Michel)帶著他之前占領了天津和北京的部隊由中國北方趕來，所有類似的焦慮都煙消雲散了。而第二天，何伯又帶著華飛烈去會見了卜羅德，卜羅德同意將華飛烈的部隊也加入到外國軍事防禦的序列中來，這確保了守方獲得足夠的力量。 華飛烈在法國治好了傷，於1861年春天再次出現在上海，現在他率領著一支經過重新整編，由外國軍官領導中國僱傭兵，並配有外國裝備的部隊。在和吳煦和楊坊重新確認了他們之間的協定之後，1861年5月19日，華飛烈來找何伯，以尋求英國的支持。但是，他立刻被何伯逮捕，並被扭送到美國領事館，接受違背其國家中立政策而行事的懲罰（何伯對英軍士兵逃散加入他的非正規部隊一事感到憤怒）。但是，當華飛烈向美國領事館表明自己已歸化入中國國籍之後，美國領事館不得不將他釋放。何伯立即又命令將他重新逮捕，但是華飛烈機智地逃離了他的旗艦，返回了松江的大本營。當英國的立場由防禦轉向進攻後，他最終得到了何伯的注意和支持。在接受了諸如禁止招收英軍逃兵等條件的前提下，華飛烈的部隊正式被認可成為外國勢力的盟友，並獲得他們在軍備上的支持（他甚至得到了從香港軍火庫運來的彈藥）。在與卜羅德會面時，華飛烈的部隊有超過一千名中國士兵、一些外籍軍官、一夥菲律賓保鏢以及一艘適合在湖面和河道中作戰的全副武裝的蒸汽船。 當外國勢力正在集結部隊時，太平軍則兩次試圖奪回鎮江。第一次進攻發生在2月上旬，由天王的兩位兄長指揮；第二次是在2月15日，由護王陳坤書帶著常州的部隊發起進攻。從這兩次進攻動用的兵力來看，其目的是將清軍的注意力從李秀成在上海的行動上轉移開。與此同時，譚紹光指揮部隊向上海郊外的寶山、浦東、吳淞、閘北和高橋大規模開進，最終於2月14日在浦東擊敗了上海縣令劉郇膏率領的清軍和民兵部隊。第二天（何伯、卜羅德和華飛烈會晤一天之後），太平軍再次給劉以痛擊，取得了第二場勝利，使得上海從此暴露在太平軍的直接攻擊之下。 五天之後，外軍展開反擊。三百五十名英國水兵、一百六十名法軍步兵、六百名華飛烈的僱傭兵以及一些清軍部隊，在何伯的指揮下向高橋進兵。但是譚紹光駐防的約一萬太平軍大多數是未經訓練且只配備了竹矛的新兵，因此，三天之後的2月24日，譚紹光撤退至蕭塘。2月27日，在蕭塘，譚紹光指揮六千名老兵輕鬆地擊潰了何伯和華飛烈率領的一百人的偵察隊，但是他們立刻分別向上海和松江請求支援。他們的求援招來了兩百四十九名英國水兵、一百名法軍步兵以及三十餘名炮兵，次日又有七百六十名華飛烈的士兵趕到。3月1日清晨，何伯和華飛烈發起猛烈的進攻，一小時後就大勝裝備落後的太平軍。外國軍隊共造成太平軍死亡千餘人，並俘虜了三百多人。但是在高橋，外國軍隊在獲勝後開始大肆屠殺，並破壞財產，惡行包括破壞稻田以及燒毀房屋。清廷滿懷感激地晉升華飛烈為參將，他的部隊從此被稱為「常勝軍」。對於英方的行為，至少傾向於政府的《上海時報》是這樣進行抗議的： 我們認為海軍司令何伯，是本世紀第一位採用不宣而戰這種不合戰場禮節之行為的英國軍官。既然已然承認太平軍是一個交戰實體，根據文明國家的固有做法，他應該給予他們在撤退、投降和盡遭屠戮之間進行選擇的機會，然後再執行最後的選項。他並沒有這樣做——如果榮譽的典章未曾改變，那麼最近兩次對太平天國的進攻便是對它重大的違背。 3月14日，華飛烈在英國戰艦的協助下，於上海西南某鎮再一次擊敗譚紹光，並因此被清廷正式晉升為副將。太平軍方面，3月14日，陳炳文的部隊占領了金山衛，將那裡納入太平軍治下，然後進兵松江。而李秀成此時也從蘇州歸來，並親自指揮所有戰區的太平軍，兵分四路，向上海發動總攻。 李秀成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外國勢力的戰略已經發生了致命的轉變。2月22日，何伯已然向卜魯斯提交了一份剿清上海周邊一百里內所有市鎮之太平軍的作戰計劃，卜魯斯在3月19日由清廷復件認可，並於同日向羅素勳爵遞交關於其行動的報告。（羅素勳爵於6月2日回復認可，使這一任意的行為獲得了英國的正式認可。這份回復直到9月才被送抵中國，但是我們可以把英國與清廷正式結為聯盟，共同鎮壓太平天國的時間認定在3月19日。在這一天，恭親王向卜魯斯發函，對英國及法國在上海方面的協助表示感謝。兩周後的3月31日，外軍獲得正式授權，可以在開埠港口周邊及長江上游地區採取軍事行動。） 四度出擊 依照卜魯斯的命令，英將士迪佛立(Charles W. D. Staveley)率領駐天津的英軍分遣隊——年輕又有志向的少校戈登(Charles Gordon)恰在軍中——來到上海，幫助何伯針對戰區內太平軍據點的軍事行動。他們的第一次進攻在1862年4月3日發動，共有兩千零二十七名外籍及清軍士兵、十三門大炮參加了行動。部隊直接開赴距離上海三十餘里，有大約七千名太平軍士兵駐防的羅家港。在緊鄰當地的王家沙駐防的一支規模較小的太平軍，在第二天遭到炮擊之後，撤退至七寶。但是羅家港的太平軍也裝備有外國火炮，他們堅守不退，以慘痛的代價連續三次擊退了華飛烈和何伯的進攻，直到何伯親臨前線，命令撤軍。雖然何伯一條腿負傷，但是次日早晨，在帶著法國水兵和更多大炮趕來助戰的卜羅德的協助下，他又發起了新的攻勢。到夜幕降臨之時，太平軍的營壘被徹底夷平，守軍敗退。 在4月17日，士迪佛立帶著由兩千四百二十人及十四門大炮組成的部隊從上海出發後，七寶成了他的第二個目標。而他的部隊依靠火力優勢，很快就取得了戰鬥的勝利，駐防的八千太平軍中死亡六百人，被俘三百人，餘下的大部分逃往川沙。戰勝之後，清軍開始屠戮無助的太平軍戰俘，而外籍士兵則在七寶大肆劫掠，爭先恐後地搶奪戰利品。他們搶奪戰利品過於激烈，以至於士迪佛立、何伯及卜羅德在4月22日的戰略會議上不得不特別討論這個問題，此後他們還就這一問題毫無廉恥地發表了這樣的聲明： 在從叛軍手中攻克嘉定及其他城鎮之前，須合理安排收集所有高價財產的工作，以確保公平地分配給各部隊。在行動開始之前，此項工作須報知各部。 由於何伯的傷勢尚未恢復，士迪佛立負責指揮第三次出擊。這一次他總共帶了三千八百八十四人及三十門大炮，於4月27日開赴嘉定。為外軍提供支援的，仍然是清軍李恆嵩五千人的部隊。4月29日，戰鬥正式打響。兩天後，他們將三十門大炮部署在三座城門外，並開始炮擊，留下第四座城北門則不予攻擊，意圖使太平軍下意識地從此門沿路向北逃竄，再由埋伏在那裡的清軍進行伏擊。城中大約有五六千太平軍，僅靠自製武器和彈藥來對付敵人的大炮，實力被碾壓的守方決定撤退。他們留下一百三十名太平軍（大部分是衣著尚好的年輕男子），繼續用當地自製的火炮還擊，其餘的人由北門衝出，正中清軍下懷。在這條出城向北的道路上，有超過兩千名太平軍士兵被清軍屠殺，另有一千人被俘（後亦被殺），約有五百人在守城時殞命城中。外軍並無傷亡，他們沖入嘉定，劫掠了價值二十萬元的戰利品，這一行為也遭到了《德臣西報》的惡評： 試問，在人類的整個戰爭史上，是否還記有另一場和現在這場何伯將軍正在參與的戰鬥相同的，拋卻了，徹底拋卻了所有應有的禮節，盡情搜刮戰利品的戰鬥嗎？……除非中國的事務依照前文所述之指導而行，我們有完全的理由相信，英國的騎士精神在中國將不會為人所知。 5月6日，外軍又一次從上海出擊，這一次的矛頭指向青浦。12日，隨著四十門大炮的轟炸響動劃破了當日清晨的寧靜，兩千六百一十三名英法士兵、一千八百名華飛烈的士兵，以及數千李恆嵩指揮的清軍共同發起了進攻。防守的太平軍約有四千人，除了五百名老兵，其餘均是缺乏戰鬥經驗的新兵，他們英勇奮戰了將近一個小時，直到城牆被轟出破口。在隨後的敗退中，有超過兩千名太平軍被俘（抓至上海後被清軍屠殺），其餘的太平軍逃散，另外在守城時還有千餘人陣亡。在被外軍和清軍洗劫一空之後，青浦成了華飛烈新的大本營。 李鴻章的崛起 就是在這一時期，將來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發揮領導作用的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帶著一支新軍來到了上海。至於曾國藩為什麼想要建立這樣一支新的軍隊，李鴻章又是如何獲得了這樣的任命，了解這些事情的緣由，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清廷對曾國藩以及外國軍隊的依賴。1861年秋季，湘軍剛剛順利地完成了收復安慶的任務，而就在這時，上海的官員和鄉紳的代表來到了曾國藩的大本營，他們帶來了巡撫薛煥和其他官員的信件，言辭悲痛地請求湘軍救助，抵禦李秀成即將展開的進攻。曾國藩看了這封信，還聽取了代表們對在嚴重局勢下清軍脆弱無能這一情況的介紹，最終同意提供幫助。然而，此時他意識到，向上海派遣部隊本來並不在他圍攻天京的戰略計劃之內。而在天京的東側再增加一支軍隊，配合正在向浙江移動並部署就緒的曾國藩本人率領的軍隊，以及曾國荃奉命回湖南組建的新軍，就可以從三面包圍天京。 在這個緊要的關口，能夠襄助曾國藩的就是李鴻章。他此前於1860年秋天在祁門時曾經離開過曾國藩的幕府，但是他在江西賦閒了九個月之後，又重新回來做曾的幕僚。李鴻章此時認識到，成就個人事業功名的絕佳機會終於到來，便自告奮勇地要求指揮這支新軍，並且如願以償。當天冬天，李鴻章在他的老家皖北淮河流域招募組建新軍，曾國藩則在一份奏摺中推薦李鴻章擔任江蘇巡撫，另薦左宗棠為浙江巡撫。至於新軍，曾國藩調撥了四個營的湘軍（其中兩營為曾國藩自己指揮的部隊，另兩營為新近從太平軍倒戈而來的程學啟的部隊），以及四個剛從湖南招募的新兵營給李鴻章，讓他以此為基礎，根據湘軍的組織形式和規約條律，組建起歸他本人指揮的新軍。與此同時，李鴻章也在皖北淮河流域動員了原來便有相識的五個營的兵力，其中大部分為民兵。到了1862年年初，他已經組建了十三個營規模的遠征部隊（確切地說應該叫「湘淮軍」），準備從安慶出發。此後曾國藩的幕僚郭松林、楊鼎勛以及另外兩名鮑超的部下也加入了李鴻章部，另外，他還吸收了在上海招收組建的幾營新兵。4月8日至5月2日，依照上海官員與英國海軍司令何伯的協商安排，六千五百名李鴻章的士兵分三批，由七艘持英國執照的蒸汽船，在英國海軍戰艦的護送下被運往上海。李鴻章本人於4月8日跟隨第一批士兵到達上海，5月13日正式接任江蘇巡撫，而薛煥則改任辦理五口通商事宜。 新一輪攻勢 5月中旬，何伯、卜羅德和華飛烈又率領約四千六百人的部隊及三十餘門火炮，進攻上海以南的奉賢，李鴻章的幾營士兵也在附近部署，等待從北面予以配合。在途中，外軍進攻了僅有千餘名裝備極差的太平軍駐守，但是防禦工事完備的南橋。5月17日，在將近兩個小時的猛烈轟炸之後，部分城牆倒塌而守軍則毫無動靜。但是，當外軍士兵準備從缺口湧入的時候，太平軍士兵突然從隱蔽處衝出，用自製的武器與外軍展開肉搏戰，當場擊殺卜羅德少將，打傷英、法士兵十六名。由於被意外擊退，外軍重新開始報復性炮擊，直到大量太平軍被炸死為止。緊接著，他們「組成了掠奪隊，法軍搶奪了（南橋）一半的財產，英國人奪走了另一半」。 代理海軍司令格爾森(de Kersauson)接替了陣亡的卜羅德，並參加了於5月19日展開的對柘林的作戰。當地駐防的少量太平軍堅守了兩天，英勇奮戰直至最後一人。此後，在因卜羅德陣亡而被激怒的法軍士兵的帶領下，外軍對當地平民展開了屠殺，用最凶暴的手段劫掠財物，然後放火燒毀了整個城市。太平軍對外軍的兇殘暴虐開始感到恐懼，5月21日，奉賢的太平軍選擇逃跑，而就在同一天，李鴻章的部隊在周浦附近也擊敗了另一支太平軍部隊。如果不是士迪佛立接到情報說，李秀成率大軍撲向嘉定，須全軍立刻回防上海，他們對上海外圍太平軍據點的清掃活動恐怕還將持續下去。 再攻上海 自1月中旬開始，李秀成就一直留在天京，而他此時卻接到了前線嘉定及青浦先後失守的戰報。1862年5月12日，他率領一萬人的部隊抵達蘇州（其中包括黃文金部），並開始親自指揮反擊。但是，他的策略並不是直接正面進攻，而是誇示其軍隊的實力，以嚇退外軍。第一步便是散布謠言，說他的大軍已部署就位，準備直接進攻上海。緊接著，他派遣一定規模的部隊佯攻嘉定、南翔以及其他外軍駐防的地方，在各處都多立大旗，裝作人數眾多，虛張聲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5月14日，李秀成從太倉派聽王陳炳文向南進攻青浦，自己親率部隊前往嘉定，途中遭遇李慶琛率領的數千清軍，由嘉定附近而來，準備進攻太倉。5月15日至17日的三日間，太平軍數次擊敗清軍，直到將其擊潰，李慶琛及數百士兵逃亡，其餘清軍戰死。太平軍一直追殺清軍敗兵至吳淞，而在吳淞，英軍戰艦已然部署就位，準備為駐防的清軍提供掩護。太平軍怏怏而歸，但在撤退途中遇到一支英軍供給部隊，劫奪了一些彈藥，失落之情才稍感慰藉。 與此同時，李秀成繼續進軍，到5月18日，他的部隊包圍了嘉定，而此時嘉定僅有戴洛(Taylor)上校及四百名外軍士兵以及一些清軍部隊，防備並不嚴密。圍攻開始四天後，士迪佛立從柘林返回上海，親自指揮嘉定解圍之戰，並於5月24日領一千士兵及十三門火炮開赴戰場。次日，他們與人數眾多的太平軍在南翔相遇，而顧慮到干預中國內戰的限度問題（青浦與松江仍然被圍困），士迪佛立和法軍指揮官格爾森決定保持克制。因此，5月26日，他們分給施丹理(Stanley)五百人及四門火炮，命他前往嘉定救援戴洛。施丹理完成了任務，外軍在嘉定放火，然後與其餘的部隊一起撤退至上海，太平軍則重新占領了該城。 在李秀成率領兩萬五千大軍從嘉定趕來，繼續向上海進軍之前，陳炳文在青浦於8月15日和22日兩次戰勝了李恆嵩的清軍部隊。但是當大軍占領泗涇，逐漸逼近港城上海時，南匯（黃浦江對岸、上海以東的浦東城市）太平軍守將因與李秀成的繼子李容發發生口角，於5月28日帶領部下一萬太平軍舉城投降清軍。（這支部隊中大部分都為安徽人士，而安徽正是李鴻章的老家。）幾日之後，李鴻章的淮軍攻克川沙，完全收復了浦東地區。 5月29日，李秀成在青浦擊退了華飛烈的進攻，此後太平軍便集中精力進攻華飛烈以及英國特遣隊的大本營松江。5月30日，太平軍冒險試圖翻越城牆，行動中，一名法國軍官被殺，李秀成的繼子李容發受傷。次日，黃文金指揮了新一輪的進攻，而6月2日，李秀成本人抵達戰區，並在廣富林擊潰英軍蒙甘茂(Montgomerie)部，繳獲四百支步槍及三十六箱火藥。對青浦的圍攻仍在持續，而6月3日，李秀成又重新占領了奉賢。但是，此時的太平軍受到清軍程學啟和李鴻章部的騷擾，向上海的進軍陷入停滯。 此後，李秀成的一名部將主動請纓，要指揮對上海發起最後的衝擊，戰事也因此發生了新的轉變。當時，譚紹光在圍攻湖州五個月之後，終於占領了浙北最後一座未被攻克的城市。（負責城防已有數年之久的趙景賢被俘，此後在蘇州被處死。在圍攻之時，城內大量百姓或被餓死，或是在太平軍進城之前自殺而亡。）李秀成本已決定派譚紹光回防正在被曾國荃圍攻的天京，但是在同意了他的部將指揮最後一次進攻以後，他便改派譚紹光出擊，幫助陳炳文進攻青浦。雖然在最後一刻，華飛烈和英軍軍官率部從松江緊急馳援，進行最後的努力，但是6月2日，青浦還是被攻克。但是，駐防的包括英國士兵及華飛烈的部隊在內的六百名守軍，在城內放火之後被順利營救出來。（就在這時，常勝軍副都統華爾思德重新進入青浦，想要拿回一些被丟棄的戰利品，但是被譚紹光抓住。華爾思德被關押在浙江乍浦，後來華飛烈用大量的鴉片和彈藥把他交換出來。） 受到占領青浦的鼓勵，李秀成於6月17日解除了對松江的包圍，加入陳炳文和譚紹光的行動，準備第三次進攻上海。他親率五六萬大軍，分十二路逼近上海郊外及外國人定居區。6月19日，在那裡，他們與李鴻章的部隊展開了一場決定性的戰鬥，結果太平軍損失三千餘人，落荒而逃。心境煩躁的李秀成將這次失敗歸咎於天王接連不斷地召他速速回援陷入包圍的天京，因而分散了他的精力。李秀成確實在安排好嘉定、青浦、太倉以及上海周邊其他城市的防務之後，於6月22日返回蘇州。然後，他立即召集所有待命的將領召開了軍事會議，商議如何解除天京的包圍。 譚紹光指揮的第四次進攻 7月7日，李鴻章的湘淮軍收復奉賢，17日，又在華飛烈的協助下收復金山衛。他們的聯軍繼而轉向青浦，並最終在8月10日，以華飛烈部陣亡兩百六十人（約占其兵力的十分之一）以及數目不詳的清軍士兵的代價，最終收復了那裡。譚紹光聞訊立即於8月15日發動反擊，但是又被擊敗，而這一次打敗他的是剛剛率一支小規模的艦隊到來，幫助李鴻章的曾國藩水師指揮官黃翼升。此後，譚紹光返回上海，到達了距離法國租界僅十幾里的地方。此時太平軍在另外兩個方向上也在集結，而上海的駐防清軍僅有約三千人，譚紹光的逼近引起了清軍足夠的警覺。李鴻章火速從其部隊中調兵回援，並請求常勝軍和外國軍隊的協助。英軍海軍及陸軍官員波勒斯(Borlase)及戈登參與了上海的防衛。面對這樣的陣勢，譚紹光取勝的機會很小，在8月27日及29日連續兩次失敗後，他被迫撤退至嘉定。譚紹光之後一直駐紮在那裡，直到10月26日，數量龐大的外軍與清軍聯合向他發起了進攻。這支聯軍共有兩千二百名英軍及法軍士兵，並配有十六門大炮，他們接受士迪佛立將軍、海軍司令固伯（Augustus L. Kuper，何伯的繼任者）及法軍司令伏恭(Faucon)的指揮，另外還有白齊文（華飛烈在浙江戰死後繼任指揮權，見第二十一章）指揮下的一千五百名常勝軍，以及一部分湘淮軍。太平軍堅守兩天，最終於10月24日投降。此後英軍與法軍撤回上海，此後未再主動地參與對太平軍的戰爭。 圖8 上海與蘇福省戰場 中央區軍政 從1861年10月上旬開始，太平軍便為在長江北岸那塊1860年被他們劃作天浦省的地方爭取一塊立足之地而進行戰鬥，但是進展並不順利。先是對王洪春元（洪秀全的侄子）、天王兄長信王洪仁發及勇王洪仁達出師鎮江不果。此後不久，又有一支太平軍的部隊進攻那裡，也沒有取得成功。12月下旬，三王又捲土重來，包圍了鎮江，但是在清軍守將馮子材面前只取得了幾場小勝，最終在1862年2月上旬又被擊退。除了這些失利，使天京情勢更加危急的是江北三城先後向實力更為強大的清軍（李世忠部）投降：六合於1月21日，天長於1月24日，江浦於2月2日投降。而唯一的援軍，即陳坤書受李秀成之命，從其駐防地常州帶來的部隊，也在鎮江附近遭到阻截並被擊潰。 一心想重新占領天浦省的洪仁玕，立即安排數千士兵喬裝成清兵模樣，潛伏滲透到那裡，為太平軍的歸來做內應，而天王已經下令從江蘇和浙江調來部隊，準備反攻。由於李秀成轉於上海之戰無法分軍，而陳玉成在廬州也麻煩不斷（他向陳坤書請求了援助），因此唯一響應的便是陳坤書和三王的部隊，他們於3月27日兵分三路，分別進攻浦口、六合和揚州。而太平軍的反攻被清軍李世忠和多隆阿的部隊擊退，從此之後，江北地區被清軍牢牢地掌控。此役之後，陳坤書返回了他的駐防地常州。 從政治層面而言，1861年也許是波瀾不驚的一年，但是標誌著太平天國進入最後時光的管理亂象已經明顯地顯現出來。其中之一便是突然且毫無意義的濫封王爵的現象，而前些年這還只是加給為數不多的功臣的殊榮（也有因父輩的功勳而承襲為幼王者，如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及胡以晄之子等）。打破太平天國這個傳統的第一例是1862年年初，陳坤書成功賄賂腐敗的天京貴族，最終加封「護王」。他的成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於「政治嫉妒」（陳坤書的目的是通過和李秀成同級，從而不用因自己在蘇福省施行的極其惡劣的暴政而向李秀成負責，另有其他一些嫉妒李秀成的官吏，也希望借這個機會削弱其權威），但是如此便為後來者立下了不好的先例。到1862年年底，太平天國諸王便已超過百人，而且王爵很快被隨意加封，完全喪失了其真正的價值。 濫封王爵的先例一開，便有人要求在下層也設立更多的特別爵位，而天王也同意並設置了一套新的爵位體系，它在王爵之下，又在1856年設計施行的六爵（天義、天安、天福等，見第十四章）之上。這些爵位包括天將、朝將、主將（舊有的太平軍銜現在升級為爵位）、神將以及神使。隨著中央政府隨意增設的高級官署，舊有的層級體系已經變得幾無價值。 如果說這些初期的管理混亂預示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衰落和最終覆亡，另一個徵兆便是羅孝全在熱情推進了太平天國事業十五個月之後，終於在1862年1月20日憤然離開天京。出於某些原因，羅孝全和洪仁玕之間產生了矛盾，而矛盾最終演變為一場口角，當時羅孝全指責洪仁玕將一名僕役打死，而洪仁玕大概是掌摑了羅孝全。羅孝全回到上海之後，在《北華捷報》上發表了兩篇文辭尖刻的稿件，成為反對太平天國的聲浪中強有力的新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