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第十六章　洪仁玕的崛起（1859—1860年）

太平天國九年三月十三日（1859年4月22日，咸豐九年三月二十），洪仁玕步入天京天王府，覲見他的族兄天王洪秀全。這是十年之內，兄弟二人首次相見，而這一天也為這場革命運動的歷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天王因能為解決天國領導層的危機找到如此合適的人選而倍感欣慰，一個月之內，給洪仁玕加封了各種頭銜，並任命他為政府的最高首腦。而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忽然再次出現之前，洪仁玕的全部精力可以說都在為革命事業做著準備。他的執政在政治、社會、文化和宗教等方面，都對這場革命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專門拿出一節，來介紹他在1859年之前的人生經歷。 洪仁玕的早年經歷 洪仁玕（原名謙益，號吉甫）於1822年2月18日（道光二年正月二十七）出生在廣東花縣官祿㘵村，比他的遠房族兄洪秀全小九歲。兩個人形如親兄弟，而且洪秀全還有可能在私塾里做過洪仁玕的先生。洪秀全生癔病的時候，當時十六歲的洪仁玕便是拜訪洪秀全的人中最虔誠的一個（這解釋了為什麼多年過去，洪仁玕仍然可以憑藉他當時的個人印象，描述族兄的精神狀況）。和他的族兄一樣，洪仁玕也是屢試不中，隨後在鄉里私塾教書，同時自修儒家經典、文學、藥學和歷史。 1843年，二十二歲的洪仁玕與另一名親戚馮雲山一起由洪秀全施洗，皈依了這種新型的基督信仰。洪仁玕熱心地追隨較他更為年長的兩位親戚，開始狂熱地搗毀家中的孔子像以及私塾里的孔子牌位。當然，他也因此受到村人的責罰，還被自己的哥哥在家中毒打。一年後，當洪秀全和馮雲山從村中出走時，家族裡的長者禁止他追隨洪、馮二人（洪仁玕的供狀中說，其原因是他尚有年邁老母）。這位年輕的信徒於是便在鄰近的清遠縣教書，並且在那裡不斷傳播新的信仰，在之後的幾年內成功地發展了五十多名信徒。洪仁玕所在學塾的孔子牌位並沒有被搗毀，據韓山明所說，是因洪仁玕「小心軟弱，竟聽友人之勸，許其學徒拜奉孔子，惟其自己則不拜而已」。但是在學生宗教信仰的皈依問題上，他從施以高壓到耐心勸誘，雖然從一方面而言有其在官祿㘵的經歷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優秀才能在革命運動早期的體現。他與生俱來的適應現實環境以達成目標的能力，與他堂兄的那種堅毅固執不同，這種能力也是他作為太平天國的領袖大為成功的原因。 在意識形態方面，洪仁玕是族兄忠誠的信徒，毫不動搖地專心於革命運動，並且完全贊同族兄的宗教理念。他們在認識上的相同點，得益於二人在1845—1846年間常有的促膝長談，那時洪秀全正從廣西回到家鄉；也受益於1847年春天，兩人一道到廣州去見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此後，洪仁玕在清遠教書，而洪秀全則在廣西準備發動起義，一年之後二人方得再見，那時候洪秀全已返回家鄉，與馮雲山最後商定舉事的細節。1849年夏天，洪仁玕仍然囿於教書的義務和家庭的責任，未能參加起義，但是他為洪秀全和馮雲山資助了盤纏，並向他們承諾，一旦有機會就會儘快追隨他們。 1851年的早些時候，機會來臨了。洪秀全派來護送他自己和馮雲山的親屬到廣西營地的第二位密使江隆昌來到了官祿㘵。洪仁玕這一次做出了回應，帶著大約五十多人一起出發，到了桂平縣。當其他人發現太平軍已然放棄桂平，並因此返回廣東的時候，洪仁玕（化名姓侯）和兩位隨從自行出發追趕太平軍，但是他們沒走多遠，就遇到了清軍設卡阻截。與此同時，在花縣，接到清朝統治者命令的士兵們正忙著刨開洪氏祖墳（破壞風水以擾亂洪氏一族的好運），在村落里肆意敲詐洪氏族人的錢財，而且大肆搶劫，以此來懲罰起義的領導者。留在村內的馮雲山的家人，他的母親、兄弟、幼子和叔父都被抓了起來，但是從廣西折返的洪仁玕卻成功地解救了馮的妻子、兩個兒子和一個侄子，把他們隱藏在清遠的某處秘密所在。洪仁玕又從那裡出發，試圖逃過清軍的巡弋搜索，與馮的長子（名芳）及侄子（名樹）一起去廣西，但是最終也告失敗。到這個時候，包括他的妻子在內的馮雲山的大部分族人都已經被捕，他的叔父也已死在獄中。馮雲山的長子最終也遭到逮捕，可能和其他族人一起被處決。馮氏一族只有馮雲山的次子和侄子僥倖活了下來。 1852年的早些時候，天王的特使江隆昌又一次出現，護送更多的親屬和信徒前往廣西。但是由於他熱心革命，並未完成護送任務，卻在清遠縣糾集兩百餘革命者起事。江僅在廣西參與過幾場戰鬥，此外便毫無戰鬥經驗，且並不知道愚勇冒進和準備不足的嚴重後果。在他的部隊還沒有完全集結投入作戰之前，清軍便將這場起義鎮壓，殺掉了江隆昌和在場的五名隨從，並追殺了四十多名其他的與事者，最終還抓到了七十多名革命者（都被判處流放）。洪仁玕帶著一夥族人趕來時，戰鬥剛剛結束，他們被當地鄉民（可能是鄉勇）抓捕，被雙手反綁關押在一處屋內。當夜，洪仁玕掙脫束縛，並解開了其他六人的綁縛，帶著他們逃進了山中。經過幾日艱苦跋涉，他們來到了在另外一縣居住的年長又善良的族人家中，然後被老人身為基督徒的孫子帶到了一處安全的避難所。 1852年4月，洪仁玕與老人的孫子一起來到香港，在那裡，洪仁玕被引薦給了瑞典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明。他們就洪秀全、馮雲山和其他太平軍領袖的經歷進行了一系列的長談，後來，洪仁玕還給韓山明寫了一份關於他自己和洪秀全生涯的簡述。此後，洪仁玕化妝成算命先生，隱藏在東莞一處客家村落里，受到一個姓張的基督徒的庇護和招待。他在那個客家村落化名教書一年多之後，於1853年11月又返回香港，開始熱心地跟隨韓山明學習基督教教義，並以教外國傳教士漢語來營生。他於1854年受洗，加入了韓山明的教會。當年夏天，這位新入教的教徒前往上海，試圖找到進入天京的方法。他的旅費由韓山明預先支付，而韓山明打算通過賣掉正在刊印的他與洪仁玕的對話錄及洪仁玕手書，來回收這些旅費。很不幸的是，1854年洪仁玕離開後不久，書稿尚未出版之時，韓山明便去世了。 在上海，外國人拒絕洪仁玕搭乘他們的船隻，後來，連占領上海的天地會也拒絕為這個陌生人說情，因為他既沒有身份文件，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他所聲稱的與天王之間的關係。所有從上海進入天京的希望都破滅了。看到自己的計劃受挫，洪仁玕便找機會進入了倫敦傳道會興辦的墨海書院供職，並在其中學習天文學、數學和其他科學知識，引起了倫敦傳道會教士麥都思、艾約瑟(Joseph Edkins)、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楊格非(Griffith John)以及美國公理會教士裨治文等人的濃厚興趣，並且與他們交好。所有這些人都對太平天國抱有同情的心態。 當年冬天，洪仁玕返回香港，這一次卻是以倫敦傳道會會員的身份——先是以教授傳教士中文的老師的身份，後來又成了傳道員和講道者。他的文化成就、個人品格、道德素養和作為基督教工的成就，得到了更多人的一致好評，其中便包括理雅各(James Legge)、湛約翰(John Chalmers)、合信（Benjamin Hobson，醫生，馬禮遜的女婿，天主教來華傳教的早期傳教士）以及其他許多外國友人和同僚。當時的《傳教雜誌》這樣記錄道： 未幾，彼（洪仁玕）即博得該會西教士及華教徒之信仰與尊敬。因其文學優良，得人敬重，其性情溫良易與可愛，而其頭腦與素性則靈敏機警，善於應變，且多才多藝，為在中國人中所罕見者。至於他對於基督教義理之知識，亦隨時增進，漸至所學甚豐，而其對於真理之誠心篤信確無可疑。 《陸路記錄報》也刊載了另外一篇類似的褒揚他的報道： 他（洪仁玕）與中國基督徒每次之接談，均可稱為具有啟迪教化之功能的，大足以提高其清潔與興起其熱誠。對於其他的中國人，他是一個努力的宣教者，具有無畏的精神，不憚指斥（暴露）其謬誤，勸勉其悔改而信福音。對於一般青年，他的感力尤為有益。其實，凡人無論老幼，誠如湛先生觀察所得云：「你每見有人與洪仁（傳教士認為這是他的名字）長談或常談，你可確知必有些好處從中發生。」 從1855年到1858年，洪仁玕一邊從事教工工作，一邊努力提高自己的修養。自然科學、政治管理、實用經濟學、軍事科學，以及各種西方科技的不同方面，都沒有逃過他的注意。而且，這位使用傳統中醫療法的業餘醫生，也沒有漏掉醫學傳教士帶來的現代醫學知識。但是，他在智力層面最為突出的成就，便是將中國傳統經典中的智慧與傳教士為他闡釋的聖經中的真理巧妙地結合起來，這從他今後精妙的詩文、公告及宗教文獻中可見一斑。可以很公平地說，洪仁玕的獨特視野抓住了西方與中國的文化精髓，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最為博學的學者。當然，對於要肩負宗教、政治、文化和軍事等多重責任的太平天國政府首腦一職而言，沒有人比洪仁玕更為合適。 來到天京 1858年下半年，洪仁玕的母親病故，阻礙他去天京投靠天王洪秀全的最後一道枷鎖也隨之消除。徒步穿過粵北與江西，這位孤獨的旅行者對他此行的使命與目的不懷絲毫的疑惑，就像他的供認狀以及他和香港教會的往來書簡中所說的那樣，他的目的除了向他的族兄報知親族的近況，更重要的是要尋找一條向他的國家傳播真正的基督教的道路。他的傳教士夥伴們從一開始就認準了，太平天國的革命者們作為使中國歸信基督的媒介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但是對他們信仰中那些不純正的元素感到困擾，因此在洪仁玕動身北行的時候，中國的基督教團體均對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夠成為太平天國的馬丁·路德。在實際行動方面，倫敦傳道會的湛約翰牧師還熱心地為洪仁玕捐助了一百元的盤纏。 行至江西饒州時，困頓疲憊的洪仁玕入湘軍一營隨行，後來到了秋天，楊輔清的太平軍進攻這營湘軍，並將其擊潰，洪仁玕也只能丟棄行李，繞路逃跑至湖北黃梅縣。在黃梅，洪仁玕為縣令的侄兒治好了慢性頭痛，縣令對他尤為感激，給他許多報償，他便用這些錢買了一大批貨品，準備喬裝成商人，順流從龍坪直下天京。就在這個時候，1858年12月12日，正由漢口趕往上海的英國全權公使額爾金伯爵來到黃梅，洪仁玕抓住機會，登上了他的戰艦，並安排艦員帶書信給他在香港的英國友人湛約翰，匯報此行之經歷。 洪仁玕最終於1859年4月22日進入天京，他這場可以說起始於十多年前的長途跋涉，在經歷了無數困苦與危險之後，終於圓滿落幕。當然，他也得到了與之相應的獎賞。在兄弟相見的歡悅之情中，天王立刻封他的堂弟為「干天福」，兩周之後就跳過「天安」一級，晉升他為「干天義」，並加主將銜。洪秀全顯然仍沉浸在兄弟相會的喜悅之中，再加上又為運動找到了一位這樣合格的領袖的喜悅，此後僅過了三天，終於給他晉封王爵，封洪仁玕為「干王精忠軍師」，從銜級和實權上都與當初的東王楊秀清相仿。根據某份外國報道，洪仁玕繼楊秀清之後，也被稱為「九千歲」。 洪仁玕警覺地意識到，他受封王爵還是內訌之後的首例，便謙虛而真誠地屢次婉拒，恐怕後來者未曾為天國效力就驟封王爵，而引來老將官們的嫉妒與非議。洪秀全則更害怕中央政府的權力真空，反而賜給他更多頭銜：「僚部領袖」（文武官員的首長，同政府首長）、「文衡正總裁」（國家科考總考官）、「吏部正天僚」（掌管官員任命考核）及「綜理外交事務大臣」等；洪秀全還特別命令，「要天下人歸其節制」。這些封賞使洪仁玕毫無疑問地成為太平天國的最高職權擁有者，但是，為了增加他作為革命者的威望，洪秀全還親筆訓諭，將洪仁玕對革命事業的執著和忠誠與已故的馮雲山相比，歷數了洪仁玕為上帝、基督和天王忍辱負重的事跡。 洪仁玕在此後的六年中雖然身居高位，但是他的個人品格、道德素養以及基督信仰都不曾受到污染與侵蝕。他的很多外國友人都多有記錄，包括呤唎，他後來這樣寫道： 我與其密切相交數年之久，可證明其為人不特是一個好基督徒，而且抱有最可敬重的宗旨，具有十分開明的頭腦，而兼是透徹開化的。 他的傳教助手楊格非在蘇州相會之後也這樣說道：「我們對於干王均甚喜悅之。他關於基督教真道的知識是奇博大、奇正確的。他十分懇切盡其所能，以傳播真純的基督教於其人民，而改正其現行的錯謬。」 唯一對他的聲望有所影響的事件，便是外國殖民地流行的一個傳言，說洪仁玕變成了一個重婚者。就連他的一些傳教士朋友也對此信以為真，而當時的英國副領事，在天京長期訪問且與天國高層建立了緊密聯繫的富禮賜(Robert J. Forrest)對此流言著重進行了否定： 我要說侍奉干王的是女性（依照太平天國的習慣，從天王到諸王，每人的府中都是這樣），但我必須否認某種源於別的渠道的捕風捉影，即認為這些女子要麼美貌動人，要麼是在僕役之餘還做些其他的什麼事情。也許我比任何別的英國人都更多地見到干王和太平天國的人士，因此我所說的也便有幾分可信。 國家建設的計劃 在掌權不久之後，洪仁玕便向天王提交了一份長篇奏摺，建議推行更為合理的宗教理念，並且詳盡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政治理念。這份奏摺僅做了很小改動之後，便以《資政新篇》為名頒布，作為太平天國國家建設的總綱，在條件合適的前提下逐步推行。其內容可以總結為三個主要類目，即政治、經濟和社會，下面詳細進行論述。 政治 一、經營國際關係（洪仁玕還遞交了一份考察各國情況的報告）； 二、清除政治朋黨和小集團； 三、政治權力集中化； 四、消除官僚腐敗，如賣官鬻爵、收受賄賂等； 五、建立民主政府（大約和之前的《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劃的相仿，但在組織民兵、清掃街道、在地方保持社會秩序、為傷殘者提供支持及埋葬死者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細節措施）； 六、施行各級政府的獨立會計制度； 七、在民間組織和建立機構和團體，促進慈善和教育活動； 八、建立新聞制度，並設立「暗櫃」（意見箱）來聽取民眾的聲音，向民眾發布各省及各國新聞（由新設立的新聞館官員收集），為積極正面的輿論力量（如懲惡揚善等）提供施展的機會； 九、更為保障個人權利，尤其是犯罪者只懲罰其人，不連坐其家人； 十、在全國建立郵政系統，每二十里設立一處郵局； 十一、準備允許外國商人入國經商，但對進入內地意圖傳播科學知識或基督教的外國人加以限制； 十二、改革牢獄系統，對所有犯人施行人道對待（此處有一旨在弱化牢獄污名的建議，即允許犯人在其他鄉縣從事苦役，以替代服刑；另一建議是死刑的處刑方式均為吊死，而不再使用其他過於殘酷的處刑方式）。 經濟 一、以蒸汽船隻、鐵路和新的高速道路系統為基礎，在全國建立一個現代的運輸網絡，其中每省有一主幹道，再向各鄉縣分出支線； 二、鼓勵科學發明與創造，向發明人提供最高十年的專利期； 三、制定分利法規，鼓勵礦業發展，發現礦藏者得利20%，運營者得利60%，政府獲利20%； 四、設立銀行，發行鈔票； 五、以政府的調查為基礎，疏浚河流； 六、施行房屋建造規範（詳細規定了房屋的大小、樣式、允許建造的地點、施工方的資質，並嚴禁規劃時進行占卜吉凶等迷信活動）； 七、在各省、鄉、縣設立公共財政金庫，負責民政和軍政的支出，對貪污受賄者實施新的懲罰措施； 八、重新梳理海關和稅務徵收系統，所有收入每周入庫，嚴厲打擊並消滅挪用公款的現象； 九、建立對人和財產的保險系統。 社會 一、消除不良的社會習俗和習慣，其中包括酗酒、吸菸（菸草及鴉片）、禁止演戲（通常認為當時最流行的戲劇會導致道德敗壞）、齋禁（佛教修行）以及向死人牌位偶像敬拜等； 二、減少在文學作品中使用誇張和華麗的辭藻，因其妨害真誠坦白地交流思想、感情和知識； 三、將廟宇改造為教堂或醫院，以進一步反制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動； 四、建立政府組織的公共衛生事業，為廣大民眾提供藥品和衛生教育，為窮人建立醫院，由政府雇用的醫生向病患免費提供治療服務（此為公立醫療系統之不可思議的先聲）； 五、保護兒童，尤其是立法禁止買賣兒童作為奴隸，或淹死嬰兒的行為（貧窮家庭如無法找到沒有孩子的家庭收養，或無法安排孩子進入政府設立的孤兒院、兒童福利院等設施，便淹死嬰兒，這是他們的另外一種選擇）。 六、建立關照肢體殘疾者、盲人、聾人、智力障礙者等的社會保障機構（強調教育他們，使他們可以從事藝術或貿易等有用的工作）；為鰥寡孤獨建立保障機制（強調對他們加以關懷，並在死後進行掩埋）； 七、矯正民眾的壞習慣，包括男人留長指甲，女人纏足，大操大辦（喪事、喜事及生日宴），豢養飛禽，鬥蟋蟀、蟈蟈以及對珠寶和化妝品等個人裝飾品的放縱嗜好； 八、鼓勵科學進步，對諸如蒸汽船、鐵路、手錶鐘錶、電力、氣溫計、望遠鏡、航行儀器、機關槍、六分儀、地球儀以及其他科技時代的代表事物公開讚賞，待之如寶。 洪仁玕的構想顯然有兩個來源：其一是他在上海和香港與外國友人的對話（他不會閱讀英文，排除了他直接閱讀英文報紙和書籍的可能）；其二是他對兩個通商港口行政和經濟規程的個人觀察。例如，香港就設有英國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當然，他親身經歷的對他的思想影響最大的例子，便是他在論述中提到的書信館。在現在的口語中，人們還是用這個詞，而不是準確的「郵政局」。而且，干王構想的整體能效要高於其各條的總和，整體上不讓歷代行政法典，與其同時的改革和現代化規劃之中，也無出其右者。與他同一時代的英傑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都未曾對當時的政治思想做出類似的貢獻，也使得洪仁玕為太平天國規劃的藍圖成為直到孫中山的國民革命勝利的歷史進程中獨一無二的社會構想。謝興堯、彭澤益以及蕭一山等現代中國史家均認為，如果這一構想在中國得以實施，中國將提前半個世紀完成現代化，甚至在日本之前成為新興的世界大國。然而，戰爭時期，四野混亂，革命運動被過早撲殺，導致整個構想無法施行。現今，這個藍圖只是默默地向我們提示著那個激勵著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偉大理想。 洪仁玕實際的改革措施 洪仁玕這位新就任的政府首腦深知孰事可為，根據太平天國真實的資料以及其他可靠資料的記載，他確實施行了很多改革，在朝中靈活地運用政治手腕，孜孜不倦地努力，為改善國家而工作，聰明睿智地把自己的理想和現實中可達到的目標結合起來。為了更好地理解洪仁玕對太平天國的重要影響，下文將分別討論洪仁玕改革的七個要點。 信仰實踐 洪仁玕把在中國傳布正宗的基督教教義，視為自己的重要任務，因此便不難想像，他的改革中有很多設計太平天國宗教實踐的內容。在洪仁玕規劃對宗教事務的全新管理方案之前，太平天國僅僅嘗試著對集體敬拜活動施行最為基礎的管理。呤唎寫道： 太平天國的神職系統是屬於長老會的一種形式。天王既是國王，也是所有人的最高祭司；另外四王在教會裡集中居於其下一層，再下還有許多級教務人員，他們都經過特行的極為嚴格的考試，最終才獲得他們的職位。這些考試由其教廷在南京舉辦，由四位大牧師和四位王主持。 通過考試的牧師由天王任命，在政府或軍中任職，其職責與香港基督教會中的同僚相仿，主要是主持宗教服侍、傳道訓誡、教授教義以及主持洗禮和婚禮等。他們在服飾上也模仿外國教士：太平天國的牧師與其他中國的精神領袖不同，「（他們）都穿黑色的衣服，年老及位高者在頭巾上配有珍珠裝飾，以作區別」。另一項可以直接追溯到洪仁玕在香港經歷的太平天國基督教改革措施，便是向對大人一樣，對兒童施洗的制度（儘管浸禮會與其他基督教會不同，不向嬰兒施洗）。 較為平和但也許更富於其個人色彩的，是洪仁玕對教禮的改革，其中一點便是允許信徒飲用聖壇上供放的三杯茶，而從此以後，這三杯茶就被認為是對上帝真正的貢獻。另外，洪仁玕還告訴信徒，不需要在禱告後把寫有禱告詞的紙燒掉，而太平信徒的這一行為實際上是一種異教的儀式。更有意思的是，他還改變了太平新徒中常用的禱告詞。洪仁玕在對此的修改中，展現了他廣博的神學知識及超凡的文學技巧，為民眾創製了一套新的日常用的禱告詞，其文體之典致，精神之純潔，甚至超過後來在中國基督教會中聽到的那些禱告詞。僅這一功績，便可以使洪仁玕在太平天國的歷史上保有一席之地。 但是，對於洪仁玕而言，任何實質性改革的前提都是糾正他的族兄洪秀全那些不純正的信條，而正是這些信條，決定了太平基督信仰的形式和內容。沒有人比洪仁玕更清楚洪秀全的固執與強硬，也沒有人比洪仁玕更能挑戰在年齡、職位和宗教信仰上都高貴優越的洪秀全（須知，洪仁玕和馮雲山是洪秀全最初的兩個信徒）。洪仁玕為此極盡巧智，小心謹慎地把握平衡，在贏得洪秀全在神學方面的共識的同時，不使他採取保守的反動行為，讓一切未來革新的計劃功虧一簣。洪仁玕允許洪秀全保持那些並不直接提出核心教義的非正統信條，但在其他方面則勇敢地據理力爭，改變洪秀全的錯誤信仰。因此，洪仁玕默許天王繼續稱呼耶穌基督為長兄，而自稱上帝次子（受命駐在人間），也默許他妄稱自己與太陽之間的關係。博學多識的洪仁玕知道，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創建者都編造過超自然的說法，而現在這位矢志推翻清朝的天王，以這樣一個說法來贏得政治道義，是可以允許和接受的。 而且，天王在對正統基督教教義的理解中還有更為嚴重的錯誤，而洪仁玕也不斷上書加以勸導，這也體現了他在試圖糾正洪秀全錯誤信仰時令人讚嘆的智慧和耐心。例如，由於翻譯不准（詳見第八章），太平基督信仰中一直沒出現過耶和華的聖名，這便是洪仁玕不斷謀求改變的最常見的內容之一。另一項內容則涉及三位一體。洪秀全一直拒絕承認這一點，因為它與一神論信仰不合，也與中國傳統的關於正確的父子關係的原則衝突。（洪仁玕甚至承認聖父與聖子在世間有血緣關係的可能性，想藉此來勸導洪秀全接受三位具有同一神格的信條。） 洪仁玕進行如此一場艱難的改革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當時的條件並不允許，因此他全部的宗教改革意圖就必須由他自己的宣傳冊中梳理收集。從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套近乎完美的新教正統教義，其精神內涵大體與聖保羅的神學相合。他所說明的教義的完備與清晰程度，從下面一段文字中便可見一斑： 爾雲欲拜上帝，不知拜之之道。但拜之之道，內則以神以誠，外則言真行實，做事遵依天條十誡。有罪時加悔改，求天父上帝赦之，天兄基督救世主贖之，以望得天堂之福，求得免地獄之禍。此便是拜。 洪仁玕的宣傳冊還努力地將中國傳統的道德原則同化入太平基督信仰之中，他在此時的構想遠遠超出洪秀全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初期的那種幻象式的改造（見第八章）。例如，其中詳盡闡述了關於如何淨化人心的理論（由對外界表面行為的關注，轉而關注內在層面通過自律而實現的精神成長），這與孔孟以及宋明理學，甚至王陽明的新學都完美地相合。這一點及他其他的宗教主張，使得洪仁玕成為欲將基督教本土化至關重要的人物之一。在那個時代，雖然他作為改革家的長遠規劃遠比其真實成就更為偉大，但是他對太平基督信仰的影響已然相當顯著，對之大有助益，他也因此贏得了在香港的舊友們的讚許。 調整太平歷 在太平天國第十年的太平歷的序言裡，洪仁玕向馮雲山此前的偉大創製致敬，並且從歷史、宗教、社會和哲學先例等廣泛的角度，闡釋了此前一直印行的太平曆法的原則（見第五章）。以此為始，他站在權威的角度，全面而理性地討論了新曆法的優越性。但是，洪仁玕也意識到了該曆法系統的不足，發現在第九年後，很難將太平曆日期與農曆或西曆日期對應起來。此外，他還認識到並著手糾正這套曆法的另一個不足，即對一年長度的誤算。太平曆法中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而非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因此太平曆法的一年比一太陽年長出四分之三天，即每四十年多出三十天。而太平曆法已經頒行九年，再按年度逐年修訂便不甚可行，因此洪仁玕提出了一個名為「斡旋」的系統，即每四十年為一「斡」年，該年有十二個月，每月二十八天。如此便在這一年中減去了三十天，使太平歷與太陽曆重新契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洪仁玕以其智慧避免了使用不吉利、寓意不好的「減」字，採用了「斡旋」這個名字。 文學改革 太平天國此前已然在文學作品中率先普遍地使用了標點符號（逗號和句號），而洪仁玕此時提出了三項改革措施，這遠遠早於五十年後近代中國學者們提出的文學革命。他的改革措施包括提倡口語化，避免引用晦澀的古代經典，以及返璞歸真，反對因誇張修辭而變得煩冗，有時令常人難以理解的經典文學。 重整太平天國的民族精神 毫無疑問，洪仁玕是太平天國中最為優秀的作家，他的論述、詩歌、文告和奏章，由天國政府分別收集刊印成七本小冊。從他對宗教、歷史、行政管理、軍事科學以及文士的論述，到對政府法規、命令的討論，甚至無具體主題的個人反思，所有這些論述都以民族精神為系。他的雄辯確實令太平天國後期的革命精神為之一振（他對陳玉成的影響見第二十章）。洪仁玕重新喚醒了革命者推翻清朝統治的鬥志，並以孔子在《春秋》中區分華夷之別作為依據，從而成為清初王夫之之後第一個、孫中山之前最後一個引用經典，公開喚醒民眾意識的學者。下面的詩句是洪仁玕在天京陷落、自己臨刑之前所作，最能體現他的精神與意識： 春秋大義別華夷， 時至於今昧不知。 北狄迷伊真本性， 綱常文物倒顛之。 婚姻法規 從現實操作的角度而言，洪仁玕執政最為突出的一個成就，便是制定了一套有關婚配的法規。在這套法規之下，男女由神師證婚，如果沒有神師，則由政府或者軍伍的官員證婚，並舉辦極其類似基督教婚禮的儀式。洪仁玕還修訂了婚禮上的禱告詞，祈求上帝對新人的祝福，另外還刪除了原來禱告詞中迷信和異教儀式的殘餘。呤唎本人與一位葡萄牙女子的婚禮，便是在天京依照太平天國的法規舉辦的，他細緻地描述了太平天國的婚禮儀式：「除了沒有戒指，它的形式與英國教堂中所舉行婚禮的形式，在我們能想見的任何方面，都非常相似。」 至於其他的法規，所有的婚姻均須在政府特別設立的「婚娶官」處註冊，婚娶官則發放一對印有龍（給男方）和鳳（給女方）的證書，稱為「龍鳳合揮」。太平天國不允許離婚，而結婚則依舊按照他們之前對婚姻的約定，男女自行選擇伴侶。只有在重婚一事上，該法規與基督教的實踐有所差別。如前文提到的，洪仁玕本人一直只有一位夫人，而一夫一妻制也是太平天國對一般民眾的要求，但是顯然，洪仁玕對政治現狀的妥協讓步，使得資歷較老的太平軍領袖並未放棄多妻的婚姻行為。 重整考試制度 洪仁玕在《士階條例》中提出徹底改革政府考試管理制度，這不僅僅是將傳統因素和革命因素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整合，新的考試制度與之前八年間太平天國所施行的考試制度有了顯著的差別。其特徵可以簡要地歸納如下。 在洪仁玕進入天京之後，洪秀全給他加封了很多官職，主考官（名稱已由「天試掌考」改為「文衡總裁」）就是其中之一，太平天國的所有考官都由他節制。新的制度則恢復清制，加設省一級的主考「提考」和府郡一級的主考「提學」。另外，此前太平天國一直執行的是每年一次在天京舉行的向全民開放的考試，而新制度與清制相仿，在天京和各省舉辦考試，三年一次，而府郡的考試則每年一次。除了天京天試的五級功名（狀元、榜眼、探花、傳臚和會元）之外，其他文武科考的功名均有所變化： 新制包括五級逐級遞進的考試：（一）每年在鄉鎮舉辦的鄉試；（二）每年在縣裡舉辦的縣試；（三）每年在郡中舉辦的郡試；（四）三年一次的省試；（五）三年一次在天京舉辦的天試。各級考試均分文武，共同按照相同的總體章程舉辦。與這五級考試不同，每三年在天京還有針對想要取得考官資格的官員舉辦的考試。 如果說太平天國新的考試制度在結構形式上與清制相仿，那麼在對考生的關懷和愛護上，太平天國的制度與過往的所有制度都有顯著不同（見第八章）。洪仁玕的新制度為每一位前往天京考試的生員提供路費，並為他們提供在天京的住宿和餐食，甚至還包括筷子和每日用的蠟燭。但不幸的是，這一制度除了提供路費和餐食方面，其他並沒有得以實現。雖然「秀才」改為「秀士」的制度得以提前實施，而且一些鄉下的士子也收到了政府給予的路費，但是徹底實施這一計劃的希望，在洪仁玕計劃的1864年之前很早已經變得非常渺茫。 重新整備中央軍事計劃 1859—1865年洪仁玕在天京的日子裡，他一直致力於更好地協調和調度各個戰場，加強對中央戰區的控制，希望改善太平天國的戰略環境。但是，他作為一位戰略家的傑出能力，就像他作為文士或宗教家的傑出能力一樣，並未給太平天國帶來多少實際的收益。他的許多軍事計劃都和他的政治規劃一樣，因為國際政治暗流和外部環境的惡化而最終失敗。洪仁玕所提出的諸多戰役計劃中，只有第一個得到了諸將必要的配合，並在1860年獲得大勝。本章餘下的幾節，將主要介紹這場至關重要的戰役。 天京解圍計劃 洪仁玕進入天京時，清軍對天京的包圍正到關鍵的時刻。捻首李昭壽和薛之元的叛降，使清軍有效地控制了長江以北的全部地區，迫使李秀成和陳玉成迅速從安徽趕回，以解天京之圍。1859年初夏，清軍完成對天京的包圍，切斷了城內外的聯絡。雖然李秀成和陳玉成在六合和江浦的兩場勝利之後，於當年晚秋短暫地建立起了聯繫，但是陳玉成剛一向西趕往安慶，張國梁便率江南大軍北上，重新占領了江北地區。天京現在被南北兩線敵軍完全包圍，清軍開始沿城挖掘壕溝，切斷它與其他鄉縣之間的道路。這條天京郊外的大壕溝約有一百五十里長，清軍共設一百三十餘座大營，駐防超過四萬人。毫無疑問，欽差大臣和春所布設的對天京的包圍圈，要比其前任向榮的更加緊密、威脅更大。 對此種情形萬分焦慮的李秀成先後三次趕回天京，面會洪仁玕，討論解圍的計策。終於，洪仁玕確定了總體的戰役方案：佯攻浙江湖州與杭州，誘使江南大營分軍救援，再迅速舉全力向分軍之後的天京附近的清軍發動進攻。洪仁玕知道浙江是為和春提供錢糧的大後方，對方必然會派大量的部隊前往援救，這樣他就可以抓住對方分兵作戰的機會，與清軍全面直接地對戰，到時太平軍將以人數上的優勢將其擊潰。 李秀成全力支持這一方案，並且由他負責主持施行。江北的防務交由兩名副將負責後（雖然他們作戰非常勇敢，但是兩個月後，江北地區還是落入了更為強大的清軍之手），李秀成率領大部隊於1860年1月下旬前往蕪湖，為戰役做準備。他首先召集在皖贛二省的主要將領召開軍事會議。在宣讀完天王召諸軍勤王的詔書並介紹完嚴峻的戰略局勢之後，李秀成親自向諸將解釋作戰計劃，並開始分配各路進軍路線及具體的作戰任務。將軍們也全都支持這一方案，在會後各返駐地，分別執行任務。 佯攻浙江 1860年2月10日，李秀成率其精銳開拔趕赴浙江，他取道清軍占領的寧國，占領了距離蕪湖三百餘里的廣德。他留下手下的兩員干將陳坤書和陳炳文率部留守廣德，自己則率領輕騎突入浙江，依照計劃與其堂弟李世賢（剛被晉封為侍王）會師。由於兩部太平軍都喬裝成清軍部隊行軍，因此一直未被發現，他們在經過一系列小規模的戰鬥之後，占領了長興。李世賢隨後由長興向北佯攻湖州，為李秀成在南線的活動提供掩護。 另一方面，李秀成雇了當地的一名匪首為嚮導，引導他和約六千人的部隊，通過鮮為人知的小徑穿過莫干山區（該地區後來成為外國傳教士消夏避暑的勝地）。在連續四天的急行軍後，這一小股精銳太平軍部隊於1860年3月11日到達浙府杭州的城門之下。當他們豎起無數旌旗壯大聲勢，然後向杭州城的兩座城門衝來時，城內官員百姓感到意外和震驚。此後，雙方在杭州郊外一連數日均有小戰。3月19日，杭州城牆被炸開一處缺口，一支一千二百五十人的太平軍先鋒隊湧入並占領了浙府杭州城。浙江巡撫羅遵殿及其屬下官員均死於是役，雖然殘餘的清軍部隊退往了鄰近的鄉縣，杭州將軍滿將瑞昌則率其部退守滿城，堅守奮戰。至於城中百姓，據報約有六萬人傷亡，其中多數為自戮殉難（包括年逾古稀的著名畫家、原兵部侍郎戴熙）。倖存的百姓則自行集結成伍，捕殺破城之前趁亂劫奪他們家財的清軍士兵。 太平軍的計劃進展非常順利。作為對太平軍新攻勢的反應，剛剛受命兼理浙江軍務的欽差大臣和春於3月10日派出一萬三千人的部隊，一部由張玉良指揮從天京出發，餘下由鄭魁士指揮從宜興出發，往援杭州。這次派出了一萬三千人的部隊，再加上之前因各種任務派出的一萬餘人，和春在天京所留下的兵力不足平常的一半。而且當第一份情報匆忙傳來，李秀成之前誤以為來援杭州的是清軍最難對付的張國梁部，此時李秀成一營都感到驚喜非常。急速返回天京的時候到了，3月23日，當張玉良部進入戰區備戰的時候，城內的太平軍興奮地開始忙著在城牆上豎起大旗，假意展示他們的力量和守城的決心。24日拂曉，太平軍則又沿另一條天目山區的隱秘山道返回天京。而張玉良的部隊進入飽經戰火的杭州後，開始忙著搜刮，無心追擊。李秀成則日夜兼程，於4月4日返回廣德，與等在那裡的兩名部下會合。此後幾日，他又召集諸將召開作戰會議，然後一起於4月8日占領建平（今郎溪）。李秀成又在郎溪開會，對即將展開的對圍困天京的清軍的作戰進行最後的部署。 和春潰敗 按照計劃，太平軍將分東、中、西三路進軍。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賢分別指揮東路左、右兩翼，從溧陽（位於建平西北）向北移動。中路由輔王楊輔清及黃文金為左翼，陳坤書和劉官方為右翼，從高淳（位於建平東北）出發。而此時已在長江對岸整備出發的西路，則是英王陳玉成及吳如孝、劉瑲林部，他們此前受精忠軍師洪仁玕之命，防備清軍從安徽進犯江北，以確保沒有清軍南下馳援杭州。這一場戰役，三路太平軍共動員了十二萬至十五萬人（據和春後來的奏摺所說，是多於十萬人），十倍於包圍天京的清軍部隊。而且，這些部隊都是太平天國最為精銳的部隊。太平軍可謂勝券在握。 中路部隊首先出擊。他們途經東壩和溧水，遭遇並且擊潰了正從浙江返回的鄭魁士部。到了1860年4月29日，中路左、右兩翼已經在天京城外部署就位，等待另外兩路大軍的到來。 在東路，右翼的李世賢繞遠路，經溧陽、宜興、常州及金壇吸引清軍注意，為李秀成直撲天京的部隊做掩護。李世賢部於4月23日到達句容，李秀成及其左翼也於同日到達。（與此同時，張玉良部幾乎已經追上他們，於次日到達常州。但是他的部隊被兩江總督何桂清截留，因此雖有和春急件求援，卻始終未能參加天京方面的戰鬥。）兩日之後，李秀成與李世賢分別向天京出發，又在天京東南的淳化合力進攻駐防壕溝的張國梁部。第二天，他們擊潰了張國梁部，占領了淳化，並在那裡駐紮，等待其他部隊就位。 西路軍方面，陳玉成、吳如孝和劉瑲林奉洪仁玕之命，開始展開西路軍總體戰略計劃的第二步，於4月29日由江北的梁山渡過長江。從3月中旬開始，陳玉成就不斷採取佯攻江北滁州、舒城及全椒等地的辦法，迫使李世忠（原來與太平軍同盟的捻首李昭壽）無法分軍增援天京。現在，當陳玉成知道其他諸路部隊均已靠近天京後，他也於4月底解除對全椒的包圍，率領著他的精銳步兵及兩萬騎兵趕往天京。 天京城內，隨著各路太平軍人馬均按照計劃在城外集結，洪仁玕和其他官員的心情都越發激動。決定性的大戰迫在眉睫。5月1日，數支部隊出現在城門之外，總攻的信號終於發出。次日，在接到信號後，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劉官芳和陳玉成每人指揮兩路，共十路部隊同時向清軍發難。 從一開始，太平軍便穩操勝券。欽差大臣和春、張國梁和其他江南大營的將領浴血奮戰兩個日夜，試圖阻止太平軍由四面八方而來的攻勢。第三天和第四天，天降大雨，但是太平軍的攻勢更為兇猛。到了第五天，太平軍消滅了一座大營，清軍損傷慘重，折損一名將軍及許多官員。對清軍的最後一擊是在5月6日，戰鬥的第六天。當日清晨，十路太平軍集中進攻清軍，後者的防線迅速瓦解，天京城東門外的江南大營逐一被摧毀，和春和其他官員往浙江逃命，而張國梁負責殿後。數千清軍士兵殞命此役（據李秀成說有三千至五千人），剩餘的大部也四處逃散。在同時擊毀了停泊在長江北岸的一些清軍水師艦船之後，長期圍攻天京的最後一股清軍也被消滅。 對第二次天京解圍的再分析 為了能夠正確地理解太平天國的這次決定性勝利，就必須回顧向榮和和春先後八年對天京的封鎖包圍所造成的嚴峻局勢。呤唎曾這樣寫道： 當1860年剛開始的時候，太平天國的前途非常黯淡。因向江西、安徽，以及為解南京供給之缺，而必要地向江北不斷地派出援軍，南京的駐防士兵已經減至不足兩萬，而清軍還從在城北十數里處匯入長江的秦淮河開始，至城南十五里長江之上的燕子磯，修築城牆工事，徹底切斷了南京與其戰地部隊的聯絡。大股清軍水師則從南部徹底阻截了河道交通。此時，山間谷內，目之所及，清軍各路旗幟漫山遍野。看來，再過幾周，要麼是清軍就鼓足勇氣扣城而入，要麼這場光榮的、滿懷愛國情結的運動就會因為饑荒而自行滅絕。 如果不是由洪仁玕設計、李秀成執行的這個計劃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太平天國運動就將在1860年以失敗告終。但是，當時的史家們雖然都把太平天國在戰略、指揮、戰鬥精神及人數上超越清軍歸結為他們獲勝的原因，卻也認為他們的勝利也部分得益於江南大營在面對攻勢時出人意料地不堪一擊。清軍的這種脆弱，除了和春中了圍魏救趙之計，分軍減員造成的數量上的劣勢，主要還有士氣和其他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江南大營缺乏資金，每四十五天才向士兵發放一次餉銀，即實際上減薪三分之一，因此造成營內怨聲載道，士兵甚至直接抗命，拒絕戰鬥。其次，軍營之中對和春的參將王俊多有不滿，他依靠寵幸得勢，濫用職權，收受下級官員的賄賂，剋扣餉銀，還依裙帶關係任命要職。他屬下的士兵曾公開要求將他撤換。第三，和春對其副將張國梁的嫉妒。張國梁的指揮技巧遠勝於和春，其部久經戰陣，在戰鬥中的勇猛和紀律都強於和春的部隊。因此，清軍指揮官之間關係緊張，軍事行動的效率因而受到影響。第四，欽差大臣和春是出身舊滿族家庭的紈絝子弟，在人事任命上隨其個人喜好，常常在軍務上出差錯，其能力無法勝任如此高位，因此在其職權內的事務上說話，也就失去了分量。 然而，從清廷的角度而言，和春和他的前任向榮雖然都沒有完成他們在天京戰場的任務，但是他們都為最終剿滅太平軍做出了被動卻實質的貢獻。他們在敵人的後方，天京城的腳下對革命軍進行了騷擾，不僅破壞了其試圖占領蘇州和上海的行動，保障了未來成為鎮壓革命運動基地的富庶的上海及周邊各縣，而且牽制了太平天國的中央部隊，使其沒能在緊急時刻支援北伐和西征的部隊。 如果這可以算是對雙方消耗戰的貢獻的話，那麼他們在天京的騷擾活動，尤其是在和春管理的時期，還在另一個更為積極的方面也對清軍的戰鬥有所幫助。如果沒有他們對太平天國運動的牽制，曾國藩在慘敗於太平軍之後便沒有機會重建湘軍。江南大營潰滅之時，也正是曾國藩重整旗鼓再上征程之日，在天京解圍之後，他還接替何桂清成為兩江總督。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太平天國的這場大勝反而讓另一個更可怕的對手得以施展身手。曾國藩和他的將軍們或許應該為江南大營的潰敗給他們帶來的轉機而拍手相慶。毫無疑問，在最終收復南京之後，被清廷任以高爵的曾國藩評說自己不信書、只信命的時候，心中所想的應該就是這一次他交到的好運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