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第十三章　中央戰區（1853—1856年）

從1853年夏天至1856年夏天，當兩支遠征軍分別在北線和西線作戰時，在天京附近的中央區域也發生了許多軍事和政治上的變化。如前文（第七章）所述，在南京被太平軍攻占三周之內，欽差大臣向榮的部隊就對南京形成了一個鬆散的包圍圈，而江南大營雖然駐紮了一萬三千餘人的清軍及後續部隊，但在整個1853年，城外卻戰火零星。這一方面是因為清軍軍紀渙散，面對太平軍孱弱怯戰；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向榮不得不隨時向鎮江、揚州（追擊北伐軍）、南昌、皖北、上海、蘇南、廬州和徐州等地派出大量援軍。江南大營的駐軍越少，就意味著收復南京的可能性越發渺茫。儘管如此，如我們之前所說，向榮在南京城下保持存在這一點便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價值，它有效地牽制了太平軍在今後數年內的行動自由。 包圍鎮江 向榮軍事力量的存在造成的第一個顯著影響，便是太平軍從鎮江將羅大綱和吳如孝的部分部隊調回，使得羅、吳二將不得不推遲向東討伐、占領蘇州、最終攻取上海的計劃。鄧紹良對鎮江超長時間的圍攻，也造成了東征軍準備工作的遲滯，使他們最終錯過了和9月按原計劃在上海起義的天地會（小刀會）合流的機會。太平軍此後再也沒有這樣好的機會能夠奪取上海，這座能為抵抗清軍的戰爭提供無限資源的城市。 與此同時，在鎮江，鄧紹良和其他的清軍指揮官們不斷地嘗試攻占這座城池，但即便在上海來的炮艦的幫助下，也未取得任何成果。1853年7月18日，羅大綱和吳如孝從鎮江乘船出發，燒毀了鄧紹良的幾座營寨，打散了他的部隊後繼續行軍。數日之內，太平軍就占領了丹徒。向榮對鄧紹良的拙劣指揮大怒，又害怕太平軍進攻蘇州，立即任命和春為江南提督，代替鄧紹良（這一臨時的軍事任命後來得到了清廷的確認），並令和春率領兩千人的部隊火速趕往鎮江，重新實施包圍。鄧紹良被召回江南大營，直到後來受命往皖南執行任務（前文已述）。巡撫江忠源記錄了鄧紹良在圍攻鎮江期間的惡行所引起的反響，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勇）歸鄧紹良管帶，駐鎮江府城外，淫掠殺戮，至激吾民，控愬於賊，甘心為賊嚮導。」 為策應鎮江防禦，天京方面命令在皖南作戰的太平軍北上至江蘇高淳，但是他們的行動被德安和鄧紹良阻截。但是，清軍對鎮江的包圍仍然毫無戰果。年末入冬，和春調任駐防蘇北之徐州，余萬清接替了和春的職務。此後清軍又發動過幾次進攻，但從整體而言，當羅大綱（勝鄧紹良後晉升丞相）出發支援西征軍（見第十章）時，鎮江戰場仍戰事平穩。吳如孝（現為檢點）成為鎮江守軍的總指揮，雖然因周期性的食物短缺和不斷減少的士兵數量而有所掣肘，但是他在此後的兩年內保衛了城池，當然這也部分地歸功於清軍指揮余萬清在軍事指揮上的無能。 收復南京的密謀 從1853年夏天起，兩個表面上支持太平天國運動，暗中卻計劃將天京獻給向榮的間諜就在城內活動，試圖找出太平軍中心懷不滿的官兵。其中一人叫張炳垣（張繼庚），他秀才出身，受北王韋昌輝聘僱，在北王府中教孩童讀書。另一人叫吳復誠，他設計了很多措施，幫助城內百姓免受太平軍的苛條（見第七章）。張炳垣化名葉芝發，組織了其他幾名秀才，從事向吳復誠和向榮送信等工作。他和吳復誠經過努力，找到了足夠的士兵，進而執行他們的下一步計劃。張炳垣挑撥東王楊秀清的親兵與湖南籍士兵間的矛盾，把許多湘兵拉攏過來。同時，很多不同省籍的聖兵也被拉攏，直到最後，有些廣東和廣西的聖兵也加入了他們。到了1853年晚秋，天京守軍三萬人中已有超過六千人起誓投誠。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向榮一開始對這個計劃滿懷疑慮，並拒絕確定具體的進攻時間。得知這一情況後，張炳垣親自出城，說服向榮相信謀劃者的忠心和能力。而1854年年初，他們對天京發動的連續三次攻擊全都以失敗告終。 3月中旬，太平天國察覺到了張炳垣的身份。在被捕後的審訊中，張炳垣說告密者是個抽大煙的，怕張泄露自己的秘密，就毫無證據地首先發難。那個告密者被立即處斬，但是張炳垣卻並未被釋放。吳復誠收到了被抓起來的張炳垣給他傳來的信息，急切地要求儘快發動進攻，否則整個計劃將前功盡棄。向榮也應允在某座城門外設下伏兵，等待城內線人打開城門，施放信號。攻城的日期選在了3月21日。 但是在計劃攻城的當日，清軍卻內訌互斗，只有投誠的降匪張國梁可以執行任務。張國梁的部隊按時靠近城牆，但是城門卻沒有打開，四下詭譎寂靜，不見信號。忽然之間，響聲雷動，城牆之上，守軍怒吼，緊接著炮火紛至，城門外守衛的太平軍向他們發起了進攻。張國梁意識到計劃再次失敗，便率軍後撤。事實上，太平軍在前一夜已經發覺了他們的計劃，並迅速沿城門在城內建了一道平行的高牆，並在兩邊修建了硬木大門。起事者在最後時刻才發現這道新的障礙，試圖鑿破木門。城上的士兵聽到了響聲，大聲向城門外的守軍示警，後者於是向清軍開火。 太平天國政府關押了所有不忠的士兵，並全城搜查其他的參與者。有超過一千人被捕，許多士兵在他們各自長官的干預下免於被處決，而吳復誠憑著之前從石達開處得來的通行證，把其他主謀和從事者千餘人及時帶到城外。但是，仍然有一百餘人被斬首。 真正的主謀張炳垣自然仍然在押，一年前把廬州獻給太平軍而變節的前知府胡元煒受命負責此案。當被問到其他共謀時，張炳垣冷漠地列出了三十四位將軍和官員，他們都是軍中最為勇猛的戰將和各王府中有能力的官員。直到這三十四人被一起問斬後，東王楊秀清才意識到張炳垣跟他耍了詭計。清廷史官後來都為這個能把收復南京提前十年的計劃的最終失敗感到懊惱，並一致將其歸咎於向榮。 太平天國早期的對外關係 太平天國與外國的外交和商業使團的最早接觸是在1853—1855年，當時英、法、美等國的訪客相繼訪問天京，他們都急於為在太平天國一旦推翻清朝政權後能與它建立友善的關係做鋪墊。以外部列強為依託，推進革命事業的良好環境幾近形成。但是，正如我們之後要提及的關於這些訪問的記述所言，太平天國一次又一次地因其不自覺地表現出來的傲慢態度與對異端教派的虔信，而激怒這些外國的訪客。外交能力的缺失從始至終都是太平天國的軟肋，而不幸的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僅僅是對中國以外世界的無知。 這種無知當然是源於領導階層十分有限的經歷。到這一時期為止，只有三位太平天國的領袖見過外國人或者與他們有所交往。當然，其中之一是洪秀全，他深受廣州教士傳教活動的影響，即便1856年英軍侵占廣州，都沒有讓洪秀全改變他對外國人的兄弟之情，他始終認為他們是主下兄弟。另外兩個人是羅大綱和吳如孝，他們在外國使團訪問時分別是鎮江的駐防指揮將軍和副指揮。羅、吳二人都曾在廣州與外國人做買賣（吳如孝似乎曾經是個買辦），而羅大綱還曾幫助英國官員義律在那裡建了一座基督教堂。二人可能會說些混雜的英語，除此之外，太平天國上下能說外語者別無他人。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也沒有翻譯，因此與外國人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交流，都完全依賴外國使團的隨行翻譯。 對於來訪天京的曾與中國有過締約的國家，太平天國對其地理、歷史和文化傳統的無知也同樣致命。例如，太平天國待所有來訪外國人都如兄弟，一同敬拜上帝，這是他們與外國人在文化上最為接近的地方，但他們卻無法區分新教徒與天主教徒。此外，太平天國領袖對國際條約並不熟悉，這使得他們在與外國使節的交流中犯下諸多錯誤，有些被寬容處理，而有些則成為冷漠甚至是敵意的種子。但是，如果僅把他們對外關係上的失敗歸咎於外交上的失誤，便是對歷史的一種曲解：太平天國的命運受到這個列強存在的世界的影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由其決定；而在這個世界中，清廷正在與和它締約的列強形成一種新的關係。這一點我們將於後文詳述。 英國使團 首先訪問天京的是1848—1854年間香港總督、英國駐華全權公使文咸(George Bonham)爵士的使團。1853年早春，正當太平軍開始向長江下游進軍的時候，文咸收到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的兩封急件，催他速派一小股海軍，以締約三國的名義占領鎮江。阿禮國認為，如果能夠在鎮江封鎖長江水道，不僅上海可以免於戰火，締約諸國還可以在戰後以幫助鎮壓叛亂有功為名，在諸如進入內地活動、與北京建立直接外交聯繫以及鴉片貿易合法化等諸多問題的談判上對清廷占據優勢。 經驗老到且高瞻遠矚的文咸在對政策做出重大調整之前，想要獲得更多的信息。但是與阿禮國一樣，出於對上海局勢的擔憂，他仍然依照阿禮國的建議準備艦隊。他命令「響尾蛇」號戰艦留在上海，「薩拉曼特」號由福建廈門駛往上海，而正駛往新加坡的「赫爾梅斯」號返回，接上文咸後迅速前往上海。他於1853年3月21日到達上海港，這是太平軍占領南京的第二天，而十天後，鎮江也落入太平軍之手。戰爭的傳言瀰漫在整個上海城，文咸認為，為保護英國的利益，需要保持絕對的中立。他悄悄地派人四處打聽太平軍的情報，其中就包括他的翻譯官密迪樂。而當他們意識到在上海能得到的可靠消息很少的時候，文咸決定親自訪問天京。於是4月22日，他命令「赫爾梅斯」號的艦長費熙邦(Edmund G. Fishbourne)拔錨起航，向上游出發。 當「赫爾梅斯」號駛過鎮江時，長江岸邊的太平守軍忽然向其開火。文咸猜測，可能是當下正在流傳的外國干預的謠言引起了這次炮擊，他明智地下令不要反擊，並趁著開火後短暫的平靜期派使者登岸，並攜帶書信，表明「赫爾梅斯」號此行的和平目的。隨後事態歸於平靜。 文咸一行於4月27日抵達天京，他授命密迪樂及另一位隨員與太平天國的領袖們進行接洽，為其正式入城訪問做好安排。在與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的會晤中，兩位使節強調他們的國家在這場內戰中持絕對中立的態度，沒有英國艦船參加從上海發起的對鎮江的反攻，並討論了諸如太平軍如何看待外國人，以及他們進攻上海時對在滬的外國人員和財產的政策等問題。韋昌輝和石達開並未正面回答這些問題，只談他們的宗教信仰。在最終發現英國人與他們崇拜同一個上帝並遵守同樣的十誡之後，才軟化態度，並主動保證對外國人採取和平友好的政策。但是就文咸與天王的會面問題，雙方產生了分歧。二王堅持要求英方接受天王為天下共主，並堅持英國公使只能以高級官員的禮儀拜見天王。密迪樂於是返回了「赫爾梅斯」號，報告說雖然太平天國態度友善，卻對與外國的正常關係一無所知。 次日，這一僵局困境再次被強化。兩名太平天國的官員給他們帶來了東王楊秀清寫給「遠道的弟兄」的書信，信中堅稱天王受上帝之命統御世界，是所有國家的真主，因此所有官員民眾若要覲見，均須嚴格遵守太平天國官方指定的常用禮儀。文咸逐漸失去耐心，將信件返還信使，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又過了一天，天王的妻弟、檢點賴漢英前來，為前日書信的不妥之處致歉，並與密迪樂進行了友好的交談。密迪樂向他闡明，無論中國人選擇或遵從哪一個統治者，英國都願意予以承認，並解釋了為何英國人只能效忠於英國的元首。賴漢英對此表示理解，雙方以這種新的認識為基礎，商定了次日文咸進入天京會見韋昌輝和石達開的安排。 文咸對這一安排仍然不甚滿意，並在最後一刻改變主意拒絕登陸，改為給太平天國的領袖們遞交了一份很長的文件，用準確的語言澄清了他們此行的目的。在這份文件中，文咸回顧了開放五港通商的前因後果，還明確地表明了英國在中國內戰中的中立立場，並提出如果太平軍進攻上海，將如何處理英國人員財產的核心問題。此後，「赫爾梅斯」號拔錨離開天京，向上游駛去，並於次日晚間返回。 5月3日早晨，賴漢英帶來了東王楊秀清的正式回復，而這一回復使雙方的關係徹底破裂。東王首先以慣常的狂熱言辭，長篇累牘地詳述了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並以最傲慢的態度堅持天王的世間主權，然後說英國人既然是遠道而來，且宣誓效忠天國，因此得到天王的恩准，無論襄助聖兵剿滅滿人，或者進行正常貿易，均可自由往來。文咸強壓怒火，回信聲稱，一旦太平軍傷害通商港口中的英國人性命或者侵犯英國財產，他將會採取武力措施予以回應。然後不等太平天國回復，他便起航駛向上海。再次經過鎮江時，「赫爾梅斯」號又一次遭到了太平軍炮艦的襲擊，這一次它立即予以了反擊。此後，密迪樂上岸與羅大綱會晤，雙方迅速地澄清了誤會。 5月20日，已經返回上海的文咸以一種冷靜的態度對此行表示滿意，此行為他們提供了關於太平天國運動的直觀認識，也使他們得以向太平天國表明英國的中立政策。他在官方報告中提到，太平軍似乎對所有「外國兄弟」均持有友好的態度，並說他們執著於想要占領北京（因而減小了上海的風險）。至於基督信仰這個令所有外國人都最為感興趣的話題，文咸認為他們的信仰屬於新的一個教派，一個虛假啟示與迷信謬誤結合的產物，並對他們所宣布的正統基督教教義持懷疑態度。在他的印象中，太平天國的領袖只是假借基督信仰為其政治力量的源泉，以此蠱惑和煽動他們的追隨者。從英國的政策角度看，兩國之間的關係存在著破壞性的因素，包括太平天國對於是否會遵守《南京條約》問題的冷漠答覆、嚴禁吸食鴉片以及天國為萬國共主的主張（對於這一點，文咸受到密迪樂的影響，開始將其忽略，認為這僅僅是古代中國「天下」觀念的簡單體現）。但儘管如此，他的建議仍是恪行絕對中立的政策。他本人對這一政策一貫堅持，在1853年7月初，當他得知英國公民對上海的外國資產的安危越來越感到擔憂，並焦急地準備私建武裝自衛以抵抗天地會的時候，文咸承認，英國人早就應該將資產轉移至香港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以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在這位行事謹慎的英國公使看來，以任何形式參與上海的防衛，實質上都是傾向於清廷一方的行為。 英國政府接受了文鹹的建議，並在此後的七八年間對中國內戰恪守絕對中立——只有廣州是例外。但是，除了出於公理心（呤唎自認為文咸一貫堅持中立政策是出於公理之心），這個決議更多的是出於對中國以及歐洲時局的考慮。內戰剛剛開始，斷定勝負為時尚早。儘管太平軍初期取得的令人震撼的勝利，以及滿人的腐敗墮落，對太平軍基督信仰和道德規範的好感等，都使得在上海的英國人對太平天國運動充滿同情，但謹慎小心的英國人不願意過早地篤定太平軍會勝利。說是投機主義也好，政治技巧也罷，最明智的選擇就是靜觀其變。而對軍事情勢的考慮也同樣重要。當時英國人在中國並沒有足夠的海軍和陸軍來執行干預行動，而隨著巴爾幹地區的動盪迅速演變成克里米亞戰爭，英國也沒有餘力往遠東增兵。因此在局勢變化之前，雙方呈現出一種和平友好卻又互不盡義務的狀態，而太平天國的弱點再次顯現出來，他們沒有抓住機會，與英國人進一步強化友誼。 法國使團 因為在中國的商業利益仍然有限，法國關心的主要問題是中國內戰對教堂和傳教士的影響。當時，上海流言四起，說太平軍在占領南京後大肆迫害天主教徒，法國人（尤其是那裡的教團）對局勢越發地感到不安。法國公使蒲步龍對採取行動猶豫再三，與英國人一樣，他也認為當前唯一現實的姿態就是保持中立。但是他最終決定親自前往天京，找出太平天國運動的實質，並確認傳言中對天主教徒肆意迫害的真相。 法國戰艦「加西妮」號於1853年12月6日抵達天京，隨即便酌定由蒲步龍與燕王秦日綱在次日會面。在決定座席主次的時候，雙方短暫地發生過一些分歧，但很快就得到了解決。這既是因為法國人從英國人的訪問中得到了教訓，無視了太平天國對國際條約的無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秦日綱提出了一個非常機智的建議，雙方在宮殿大堂之外會面，二人可以以非正式的方式交談。 在簡短地談論了締約諸國在中國的勢力（還介紹了各國的國旗），並聲明法國對內戰保持中立的願望之後，蒲步龍開始談及宗教問題。他向秦日綱表達了外國人對太平天國運動在宗教層面的同情和支持，並提出了法國對太平天國迫害天主教徒這一傳言的關切。秦日綱理解他的擔憂，並很快向來訪者確認，太平天國從未騷擾或傷害天主教徒。法國使團得知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在安排留下精通漢語的神父克里夫林(Clavelin)之後，便返回了「加西妮」號。 克里夫林神父又在天京多停留了兩日，熟悉太平天國的宗教信仰，並收集宗教傳單。出乎意料的是，太平天國邀請這位來訪的牧師駐留在天京，這一姿態為天主教在太平天國境內建立教團提供了絕佳的機會。而克里夫林神父最終拒絕了這一邀請，則體現了法國對保護天主教在中國的前途所採取的謹慎政策，而這一事件也成為雙方關係的分水嶺。天主教在華傳教兩百餘年卻仍然式微，對它而言，與中國的統治者保持良好的關係至關重要，而任何可以被解讀為資助其敵人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更何況現在的這場革命可能會產生一個新的統治者，而這個統治者還是公開支持基督教的。而預見內戰的勝者並不能打消法國人更深層次的疑慮，他們越來越懷疑太平天國會成為一個軍事化的新教國家。（法國人的態度最終影響了額爾金伯爵放棄英國承認天國政府的動議，詳見第十九章。） 但是，太平天國極為友好的態度給法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國使團於12月14日離開天京，並認為他們的訪問圓滿成功。 兩個美國使團 1853年4月上旬，在太平天國剛剛占領南京之後，文咸使團來訪之前，美國專員馬沙利(Humphrey Marshall)試圖搭乘「薩斯喀那」號前往南京，但行至鎮江附近，便被迫返回上海維修。他此舉是試圖爭在英國人之前和中國可能的新統治者建立良好的關係，正因如此，幾周之後文鹹的順利出訪使他倍感挫敗。雖然美國人在遠東的政策基本上和英國人相同，但是出於與英國及其前殖民地在商業上的極端對立，他們經常在中國的特權問題上爆發激烈的競爭。因此，馬沙利很快就開始懷疑，文咸已經和太平天國達成秘密協議，而隨時等待利用這種機會。清政府官員公開譴責英國人的這種行為，這更加深了馬沙利的疑慮。馬沙利生性機敏，他迅速從尋求與太平天國建立利益關係轉變為暫時支持清廷。隨後，為了確保能夠繼續保持從清朝政權處攫取的在華特權，並阻止俄國和英國從中國獲得領土，他公開主張美國介入中國內戰，但這與當時在遠東的另一位美國官員，堅定地認為美國應當中立的佩里(Matthew Perry)意見相左。 首位進入太平天國控制區的美國人，是美國南方衛斯理教會的傳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他於6月5日至7日在鎮江訪問三天，並會見了駐防將軍羅大綱。他們互相交換了宗教傳單（此後太平天國出版物《天理要論》中所接納採信的麥都思對上帝的論述，似乎源出於此），戴作士還分發了一些藥物。但是由於語言不通，無法徹底交流，戴作士和他的使團隨後離開，返回了上海，他對此行中親自體會到的革命軍的真誠、熱情和滿懷信心感到滿意。 麥蓮(Robert M. Mclane)於1854年5月接替馬沙利出任駐大清國專員，他與清朝官員會面兩次，保證美國政府堅持中立立場以及就解決稅務虧損的問題向清廷提供幫助，隨後登上「薩斯喀那」號啟程前往天京，並於5月27日抵達。麥蓮此行得到授命，如果適當，可以代表美國正式承認太平天國政府。但是楊秀清沒有從英國使團的訪問中吸取任何教訓，他給美國代表的信件與激怒英國人的那封信在傲慢狂妄上如出一轍，聲稱如果美國承認太平天國為萬國共主，便准許其年年來貢，並擁有向天國派駐使節的特權。麥蓮對此深感不悅，三日後便返回上海，並呈上報告稱，太平天國的態度令人費解，與其建立正常邦交實無可能。麥蓮還說，太平天國如果獲勝，絕不符合外國在華之利益，「但是清軍非常缺乏抵抗他們的能力，而光復重要的戰略失地，在近期之內更是毫無希望」。麥蓮此番訪問經歷，使他在此後堅定地反對太平天國運動，同時更加急切地與清朝政權保持良好的關係。 但是，麥蓮的秘書和翻譯官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則對太平天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裨治文是公理會的傳教士和學者，並且精通中文。他在訪問的兩個月後向《北華捷報》投一長書，並稱「其書信原稿本是依照麥蓮閣下的建議，準備遞交華盛頓政府的報告」。其中提出了十三點認識，包括政府形式（諸王之間互為兄弟的神治主義政府）以及萬國共主的主張（「至於世上各國、各家、各民族究竟是怎樣的，究有多少，權力如何，諸王與其弟兄們無疑地全不知道」）。裨治文似乎對太平天國執行管理上的高效，以及毫不遜色的在執行紀律方面的高效都印象深刻：「一切人等，無有例外，各有派定的崗位與職責，而全體動作，各按軌道。」他和麥蓮一樣，都認為：「他們（太平天國）更遠更前的進展，幾乎是勢所必然的。在上帝之不可思議的旨意之下，大概他們將必克服十八行省，攻破各大城，殺戮滿人，而掃滅清廷治權之一切的痕跡。」麥蓮對其助手的報告無動於衷，決心繼續堅持美國承認清政府的政策。 英國的態度也開始變得強硬起來。麥蓮訪問大約一個月之後，接替文咸爵士的寶靈(John Bowring)爵士派他的兒子盧因·寶靈(Lewin Bowring)和麥華陀（W. H. Medhurst,麥都思之子）作為非正式代表前往天京，考察太平天國運動，並評估在太平天國治下在長江進行貿易的前景。兩位年輕人並未登岸，只是通過其所乘艦船的艦長與東王楊秀清書信交流，他們還接受了一些太平天國出版物，之後便於1854年7月7日返回上海。他們對太平天國冷淡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寶靈爵士，而後者在給克拉倫登伯爵的信件中，對一旦太平天國革命取得勝利，英國利益將得到保障這一點表示了強烈的懷疑。這是五年之內外國政府代表對天京進行的最後一次訪問。 長江北岸的戰鬥 時間將近1854年2月底，天京和鎮江仍然在清軍的包圍之中，江北大營的欽差大臣琦善帶領他的部隊去進攻瓜州。由於太平軍試圖盡一切努力挽救北伐軍（詳見第九章），便棄守了揚州，因而清軍輕而易舉地就收復了該城，但是瓜州的情形則完全不同。那裡的太平軍堅守不出，拒絕與清軍交鋒。在幾次攻城努力失敗之後，清軍撤回揚州，直到3月才又重返戰場，這一次琦善派雷以誠部配合長江上的清軍水師合圍瓜州城。他們對該城形成了鬆散的包圍圈，但是數月之內並無戰事。8月26日，琦善病死在揚州大營之中，江寧將軍托明阿受命繼任其職。但是，托明阿在山西追擊北伐軍時負傷，直到秋天才來到大營，那時瓜州的太平守軍已對周圍的清軍取得作戰的優勢。 為了履行欽差大臣的職責，托明阿帶領八旗騎兵及其他一些部隊對瓜州發起了新一輪的進攻。但是由於對地形不熟，他的部隊進入低地，騎兵陷入泥沼湍流，行軍緩慢。托明阿暫時放棄了瓜州，掉轉鋒芒，在11月底進攻浦口，試圖與長江對面的向榮部建立直接的聯繫。這一計劃進展順利，托明阿於是再次迴轉，決心攻克瓜州，但是他又一次敗給了守軍。隨後一段時間戰場暫時歸於平靜，托明阿則專心完成他新的工程計劃——在瓜州城外挖掘一條壕溝。為此他動員了大量的民間勞力，而當地鄉紳見有機會通過這種方式參戰，從而獲得官方的榮譽，都自覺地提供指導和幫助。這一地區的其他戰場上均無戰火，唯一的例外是九洑州。溫紹源率領的六合縣鄉勇在清軍艦隊的支援下奪取了該地，不過很快太平軍又將其奪回。到1855年年底，圍繞瓜州的壕溝漸趨合攏，守軍試圖全力將清軍驅離，並最終在次年春天對攻方取得了一場勝利。但是，托明阿仍然緊緊地包圍著瓜州城。瓜州糧草供給已然不足，但是太平軍仍然堅守，瓜州戰場再次陷入僵局。 鎮江之戰 瓜州包圍圈的縮緊產生的另一個嚴重影響，就是鎮江的食物供給也隨之被切斷。鎮江所需完全依靠揚州附近區域，這個長江流域稻米產量最高的地區之一來供給。通常沿長江北岸經瓜州而來的供給現在已被切斷，鎮江也就隨之陷入了絕境。與之不同的是，天京還可以依靠安徽、江西和湖北的稻米，儘管這些地區的產量很難滿足天京居民的需求。因此，1855年夏季清軍加強對鎮江的包圍之後，這座城市就開始面臨一場真正的危機。 鎮江距離天京不足一百三十里，是其「東大門」，對於天京的防禦而言是戰略要點，也是太平軍不容有失的前哨陣地。從1853年5月開始，這裡就陷入了清軍的包圍，先是鄧紹良，後來是和春負責圍攻，從1853年12月起又由余萬清指揮，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守軍指揮羅大綱和吳如孝的對手。天京方面急切地試圖擊破包圍圈，解救羅、吳二將，於1853年11月命令在皖南作戰的部隊向東進入浙江。但是鄧紹良中途截擊，在江蘇高淳將援軍擊敗，迫使其折返。1854年早些時候，羅大綱離開鎮江，開始了以失敗告終的馳援北伐軍的征途（詳見第十章）。余萬清趁機在清軍水師的協助下，對這座城市發起了幾次新的進攻，但是始終無法擊敗減員至萬餘人的吳如孝部。8月中旬，一部分太平軍部隊從瓜州進入鎮江，吳如孝則借增兵之勢全軍出動，希望能夠占領蘇州和常州。但數日之後的戰局清楚地顯示，他還需要更多援軍才能達到目的。1854年11月中旬，一股三千人的援軍從天京出發，要與吳如孝會合，再次試圖攻占蘇、常二州。余萬清事先偵知了他們的行動，迅速與向榮派來助戰的部隊做出部署，同時對太平軍前後夾擊。這股太平軍未至鎮江便陷入重圍，全軍覆沒。此役之後，戰事零星，局勢平穩。 1855年5月初，隨著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在同年2月17日（農曆新年）從天地會手中收復上海之後趕來主持圍攻軍務，鎮江的情勢越發緊迫。他帶有八千餘上海凱旋之師（其中一部分由尚榮部隊而來），會合余萬清已在戰區的部隊，清軍總數將近兩萬人，是太平守軍的兩倍有餘。但吉爾杭阿是個文官，他能登上巡撫的高位多是由於其滿族的出身，而非因其軍事才幹。與太平軍幾次交鋒之後，這一點暴露無遺，在那之後，吉爾杭阿便開始堅持「攻堅不如斷糧，野戰不如扼隘」的古兵法策略。他的這一策略不無成效，到12月中旬，在長江北岸的托明阿部及江上清軍水師的協助下，他的部隊切斷了鎮江所有的通訊和運輸線路，使這座城市徹底與西邊的天京和北面的瓜州隔絕，陷入孤立。城內糧食變得極度緊缺，守軍戰力日益下降，儘管條件如此不利，情況如此困難，吳如孝和他勇敢的聖兵們仍然固守堅持，等待救援。 如此情形，天京方面愛莫能助，此時城內已無兵可以調度。一個月前，天京已經制訂了一個宏大的戰略計劃，準備兵分兩路，一舉解鎮江之圍，同時擊破向榮的江南大營。命令隨即送至長江流域從安徽、江西至湖北的所有主要部隊，要求他們迅速返回，參加一場關乎天國命運的決定性戰役。任何忠於天國的太平軍都不會違抗這個命令，雖然這意味著他們在所處戰鬥的關鍵節點離開自己的戰區（詳見前述），但是秦日綱和陳玉成從湖北，石達開從江西迅速返回。 但是軍隊調度需要時間，直到12月底，第一支部隊才趕回天京。向榮的江南大營現在兵力匱乏，對天京無法構成威脅，至多僅能騷擾牽制。這些新返回的人馬立即被整編成一支數千人的部隊，由北王韋昌輝指揮，東進鎮江。這一小股部隊雖然很多時候都要面對數量多於自己的清軍，仍然勇敢無畏地三次試圖衝破清軍的包圍圈，均告失敗之後，便審慎地決定等待天京派來更多的援軍。 1856年1月底，第二股由數萬聖兵組成的援軍（不包括石達開的部隊）出發趕赴鎮江，他們的總指揮是燕王秦日綱，其下還有六名能幹的副將（均為丞相），其中就包括陳玉成、李秀成和周勝坤。從1月29日到3月31日，大軍在江中一小支太平軍水師的伴隨下東進，清軍則時來襲擾。吉爾杭阿派出的部隊在前方阻截，而江南大營派出的鄧紹良、張國梁及其他將軍的部隊從後方發難。太平軍似乎所向披靡，最終他們大部分經由鄧紹良疏於防範的江邊小道，到達了距離鎮江非常近的地方。秦日綱和他的部將們希望能與吳如孝及其守軍協同對清軍大營發動進攻，便開始思考如何通過清軍陣線，與被圍困的守將取得聯繫。就在這時，英雄少年陳玉成自告奮勇地接受了這個危險的任務。入夜之後，他隻身一人駕一艘小船悄無聲息地順流而下。不久之後，這名勇敢的小將在鎮江上岸，奔向了吳如孝的大營。 次日（1856年4月1日，咸豐六年二月二十六）清晨，清軍忽覺已是腹背受敵。就連江南大營派來支援的部隊，也都一頭扎進了李秀成部三千餘人形成的包圍圈。次日，清軍全線潰敗，歡呼雀躍的太平軍懷著突如其來的成功擊破重圍、解救守軍的喜悅之情，連占清軍十六座營地，還踏平了吉爾杭阿的大營。鎮江得救了。 一城之糧 根據外國的報告，在鎮江解圍得救之時，城內已無糧草。而此前不久，守軍還開城放走五百餘平民，其中多數為婦女，令其自謀生路。守軍至多只能再堅守三天而已。在這種極端緊急的情況下，秦日綱率軍連夜渡江，以確保揚州一帶的糧草產地，留下周勝坤部駐守倉頭渡口。清軍吉爾杭阿、余萬清、鄧紹良和張國梁等部趁著太平軍主力離開，展開了聯合反擊，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接連取勝，其中最令太平軍擔憂的是，他們在與周勝坤帶領的一小部駐防聖兵的激烈戰鬥中收復了倉頭，而周本人也在戰鬥中犧牲。秦日綱的部隊失去了安全的撤退路線，而此時也正被鄧紹良手下的一路部隊追擊。這支部隊是向榮和吉爾杭阿為包圍揚州而緊急組建的。 但是，秦日綱和他手下另外五名將軍一起，始終保持著急行軍的速度，經過瓜州，馬不停蹄地於當夜（4月2日）趕到揚州城下。沿途所有清軍巡弋部隊均望風四散，秦日綱於是與早就埋伏在城內招募內應的太平軍間諜一起，悄無聲息地布置到位。而此時雷以誠正在城中大擺壽宴，這也讓太平軍的進攻更如神兵天降。包括欽差大臣托明阿在內的所有清朝官吏都赴宴道賀，正在享用珍饈美味。太平軍的進攻靈活安靜，勢如破竹，參加宴會的將領們在混亂中四處避難，而部隊也因喪失指揮四散而逃。托明阿逃到了小將毛三元的營中避難，而他的部隊是唯一未受衝擊的部隊。毛三元部及德興阿營的一支部隊逃到了三岔河。德興阿負傷，其所部多戰亡逃散，僅剩千餘人。此後兩天，太平聖兵橫掃這一地區，擊毀清軍大營一百二十餘座。與此同時，秦日綱則開始追擊清軍的將軍們。托明阿再次逃亡，這一次他帶著少許精銳騎兵作為護衛，趁夜色出逃，毛三元為他殿後。其他的將軍在此後的幾日之內都不知道他在對岸的藏身之處。最終，4月4日，秦日綱和代理欽差大臣陳金綬和雷以誠相遇，並戰勝了他們。 太平軍於1856年4月5日第二次占領揚州，這一次是和平占領，城內的反對派打開城門迎請他們入城。城內諸多官員殞命，但均為個案，唯一對太平軍有組織的反抗是由揚州知州錫琨組織的。他領一小股鄉勇抵抗，戰敗被俘，後在瓜州監禁期間自殺殉國。 秦日綱占領揚州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收集糧草，以解鎮江之急，因此他令全軍立即進村尋找糧草。數日之內，成千上萬袋的糧食便開始經瓜州轉運鎮江。他順利完成了收集糧草的任務，於是掉頭返回鎮江，只留下一小股部隊駐守。此後，這股部隊被南岸鄧紹良的部隊（加上沿途收編的德興阿殘部游勇）擊敗，又丟了揚州。秦日綱在得知瓜州對岸的倉頭渡口已被清軍收復之後，便率軍轉而向西，希望他的部隊能從浦口渡江返回天京。向榮早就預料到了這一點，令張國梁的投誠匪軍在六合縣溫紹源部的幫助下駐防在那裡，秘密控制了浦口的河灘。秦日綱被迫撤退，在經歷沿江向東漫長的艱苦跋涉之後，終於在5月27日由瓜州上游不遠的一處地方率軍渡江，到達金山。 清軍在揚州失敗之後，清廷褫奪了托明阿的職務，任命德興阿為新的欽差大臣。在鄧紹良率部返回長江南岸之後，清軍已接近萬人。德興阿以這支部隊集中精力圍攻瓜州，但是他的指揮能力尚不如其前任，始終無法打破僵局。 再戰鎮江 對於太平軍而言，他們還有未完成的任務，那便是清理鎮江戰場上殘餘的清軍勢力，以及消滅向榮設在天京城外的江南大營。因此，秦日綱再次在長江南岸登陸之後，便對駐守在鎮江以西的高資的劉存厚部發起了進攻。吉爾杭阿迅速從其在鎮江附近的大營率部往援劉存厚，但兩軍都被困在煙墩山的劉存厚大營中。6月1日，秦日綱以全軍進攻他們在山上的陣地，並搗毀了全部六座營地。吉爾杭阿在高處瞭望時被炮彈擊中，當場斃命，而劉存厚在試圖將他的屍首運回大營時也被殺死。另一名滿將繃闊本已逃離戰場，聞吉爾杭阿死訊後也跳入河中，與上司共赴死難。其餘的清軍包括晚來的余萬清部，撤回了鎮江附近的大營。此役尚有一件趣聞，太平軍槍手中還有四個外國人，包括一名愛爾蘭人和一名美國人，另兩人國籍不詳。這名美國人此後回憶，太平軍在戰鬥中繳獲了至少六百門火炮，卻被狂熱而愚蠢的士兵銷毀，這令秦日綱大為震怒。 是夜，余萬清在其位於九華山的大本營召開緊急軍事會議，卻只有少數將領應召前來，清軍士氣之低落可見一斑。拂曉之前，將近半數的軍隊已經私自逃跑，只剩下少量的士兵和軍官，而這些人在6月3日早晨一見到秦日綱的部隊包圍上來，就各自逃亡。清軍三十多座大營淪為空營。余萬清本人在從後門撤退時被長矛刺傷，但他還是逃到了京硯山的東部大營之中。在那裡，余萬清和僅剩下的三千餘清軍面對太平軍的三面壓迫，勇敢戰鬥，據守陣地。 數日之內，西部大營徹底崩潰。此前，副將周兆熊尚有一壯烈慘絕之舉。他在其營中掩藏大量火藥，然後誘使太平軍追入營區，再點燃火藥，周自斃營中，所引發的爆炸也消滅了很多太平軍。其他的軍官趁著混亂，帶領他們的部隊撤退至東部大營，而此時，那裡有江北的德興阿以及江南大營向榮派來的兩支援軍。6月10日，雖然仍有零星的戰鬥，但太平軍還是解除了對東部大營的包圍，因為秦日綱急切地要返回，參加對天京城外的江南大營的總攻。秦日綱挽救鎮江的作戰任務圓滿完成，在6月13日他率部離開之後，鎮江恢復了原有的平靜。它的周圍是一座座廢棄的清軍營地和堡壘，而吳如孝仍然據守著這座城池。 天京大捷 接到緊急命令返回天京的最後一支部隊是石達開率領的大軍，他們接近1856年3月底時從江西出發，在樟樹鎮取得大勝之後，繼續進入皖南，鄧紹良奉向榮之命，在那裡試圖阻截石達開，但被擊敗。此次交鋒之後，石達開占領了寧國（今宣城）和蕪湖，然後將他三萬餘人的部隊分為三路，經不同路線分別向天京進發。南路主要由廣東天地會的部隊組成，戰鬥力很弱。張國梁和向榮派出的其他將領便對這一路發動進攻，給他們造成了大量死傷（據傳石達開負輕傷），並銷毀了他們的很多軍械。幸運的是，張國梁在旗開得勝之後，卻被召回去幫助當時在鎮江與秦日綱作戰的清軍。此後，石達開的部隊再也沒有遇到其他的阻礙。北路部隊經過太平州，派出一支小部隊渡江，占領了北岸的江浦，以更好地保護在南岸行進的大部隊。中路則徑直向前，占領了天京以南的溧水，並以此完成了對江南大營西部和南部的包圍。1856年6月13日，秦日綱也從鎮江拔營，率他的凱旋之師返回天京。 第二天，秦日綱的部隊到達天京東郊，東王楊秀清以太平軍總統帥（正軍師）的名義發布嚴令，向榮之江南大營一日不除，秦日綱的得勝之師便一日不能進入天京。兩日之後，指揮作戰的將軍們以個人名義請願，希望延後進攻的時間，使部隊得到急需的休整，並更好地完成作戰準備，但是楊秀清相當固執地拒絕改變命令。6月17日，以軍階最高、資歷最深的石達開為總指揮，戰鬥從東、西、南三個方向全面展開。 這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戰鬥。當時清軍江南大營中僅有數千士兵，且多為老弱，也就是說清軍人數遠不及太平軍的十分之一。張國梁此時仍在溧水，其他的將軍也各有任務在外。向榮想要緊急召回他們，卻為時已晚。防守天京的聖兵也參加了戰鬥，就這樣，整整三日的血雨腥風之後，向榮的防禦陣線徹底崩潰。張國梁在戰鬥最高潮時刻趕來，最為激烈勇猛地衝殺。在戰鬥的第四日（6月20日），他的火藥匱絕，便率士兵用大刀、長矛與敵人肉搏，直至自己也身負重傷。從當日下午至晚間，大部分清軍大營都瀰漫在火光之中，向榮的大本營也被占領。無數將軍或被殺，或受重傷，有一些僥倖逃亡，而向榮與隨身的約一千親兵一直戰鬥，直到張國梁等趁著夜色護送他們抵達附近的淳化。江南大營最終被拔除，自定都三年兩個月之後，天京首次從清軍的包圍中解放出來。 次日，向榮及其殘部轉移至丹陽，清軍各路敗退的官兵及附近駐紮的小股部隊開始在此集結。而江南大營的慘敗給向榮這位老將帶來了致命的打擊，他已年屆古稀，長期以來身體每況愈下，此時忽然身染重病，不能起身，也無法處理公務。一開始，他最喜歡也最得力的助手張國梁幫他處理日常事務。後來，清政府任命之前在廣東徐廣縉手下從軍的滿將福興為代理欽差大臣，張國梁則為代理總指揮（江南大營總統），指揮向榮舊部。福興與向榮和張國梁一起在丹陽駐守了很長一段時間。 天京城內，上至天王，下到普通的聖兵，正以最熱烈的方式慶祝這場大勝。上一次這樣的典禮還是在金田起義之後。但是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這場大勝卻正在悄然地激起一場天國深處的政治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