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第十一章　西征軍戰史（中）（1854年）

湖南戰場 北伐軍告急的文報紛至沓來，天京政府不得不修改其戰略構想，而新的計劃是先占領湖南，然後攻略廣西與廣東。他們把1854年2月16日第三次勝利占領漢陽的部隊分為兩支，如前文所述，較大的一支充當這一計劃的先鋒軍，而較小的部隊則留在湖北籌措糧草，並阻截清軍從北面和西面的攻勢。不幸的是，入湘部隊的兩位指揮官黃再興和林紹章都沒有什麼突出的軍事才能，所率部隊戰鬥能力也平庸無奇，這使湖南戰場的最終形勢令人擔憂。但是，這一點直到後來才顯現出來，而在1854年2月太平軍渡江進攻武昌，完成湖南戰略的第一步的時候，這支部隊仍然讓人滿懷期待。 在對鄂府武昌的圍攻剛開始的時候，從天京一路來到漢陽的兩位將軍便決定兵分兩路，黃再興繼續包圍武昌，林紹章帶兵先入湖南。因此，黃再興帶領一小部分人馬留在武昌，與崇綸及後來接替他巡撫職務的青麐對峙；林紹章則帶領為數不少的包括原石貞祥部在內的約兩萬人馬南下。在2月27日輕易地占領岳州之後，林紹章部沿洞庭湖快速向南移動，先後占領湘陰和靖港兩座小城，距離湖南省府長沙不足七十里。 湘撫駱秉章對太平軍的動向萬分戒備，這時他向正在為更有效地鎮壓太平軍而籌備新軍事力量湘軍的曾國藩求援。曾立刻響應，參加了保衛自己家鄉省府的戰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太平軍第一次與湘軍相遇，而終有一天，也正是湘軍給了太平天國運動以致命的一擊。曾國藩對於太平天國史以及晚清民國史都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暫時離開主線，準確而完整地了解曾國藩的生涯和事業，以便掌握太平天國最終失敗的真正原因，以及這段歷史與其後的近代中國歷史之間的關聯。 曾國藩的早年生涯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這位未來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早洪秀全兩年，於1811年11月26日（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出生於湖南湘鄉的一個貧苦家庭。他祖上世代務農，聊有薄田，到了祖父輩上才有餘力供養子輩讀書識字。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在三兄弟中最為年長，他潛心讀書，屢試不第，直到中年才考取生員（後文詳述），平常做私塾先生，養育五子四女。曾國藩是長子，他的四個弟弟分別是曾國潢、曾國華、曾國荃和曾國葆。 曾家的家風和村子裡的其他家庭一樣，勤儉節約，勤勞質樸，曾國藩一生都珍視並堅守這樣的美德。他的祖父與父親性格嚴謹固執，對禮義廉恥的基本美德以及忠君愛國的最高品行也是忠守不渝，從祖父和父親那裡傳承下來的儒家教養對曾國藩也影響深刻。這些都影響和造就了這位少年的世界觀。至於個人的特性，有人曾說曾國藩的清高承於其父，而倔強則承於其母。 與曾國藩的早年生活相比，他將來的對手洪秀全也出身於貧苦家庭，也深習儒家經典，他們的境遇相似。但這種相似卻有迷惑性，這兩個年輕人在兩個重要方面截然不同，也就導致他們必然會在戰場上針鋒相對。首先，對於洪秀全而言，科舉考試中的屢次失敗，成了他對清朝政權深仇大恨的源泉；而曾國藩則在科舉考試中登科為官，走上了通向榮譽與名望的坦途。第二點不同則在於，洪秀全接觸到了基督教。他確信上帝賦予他神聖的使命，讓他推翻滿人的統治，這與曾國藩忠心堅守的忠君愛國、維護禮教的最高理想大相徑庭。將二者進行對比，可以凸顯洪秀全革命的真正本質，以及曾國藩內在的保守主義。 曾國藩在父親的私塾中讀書八年，父親也把自己一直沒有實現的考得功名、入朝為官的希望轉嫁給他。因此，曾國藩從少年時代起，就一直以這些榮譽和名聲為其奮鬥的目標。在這位年輕人的意識中，人生的價值就是在官場上發達，光宗耀祖。他二十至二十一歲的時候在外省求學，二十二歲時第一次參加科舉，放榜時只入選佾生。但是那天對於他的父親曾麟書而言，卻是個大喜的日子。他也參加了那次考試，當時他已經四十三歲，第十七次參加科考，終於考得了秀才（也稱生員）的功名。一年以後，曾國藩也考取秀才，並在1833年冬天結婚，1834年即中舉人。此後幾年間，曾國藩潛心自學，準備進京會試。 在這些年間曾國藩的個人發展中，有一段在書院借讀的時期值得我們注意。那時他接觸到了許多「損友」，有了很多風流韻事，而曾國藩本人一生對此都非常後悔。即便是最寬厚的傳記作者，都無法否認他這段放浪形骸的歲月。但是，入朝為官給他的人生帶來了重大的轉折，從那之後他行為自律，作風正直，過著典型的符合宋代理學理想的生活。 在經歷三年中的兩次失敗後，曾國藩於1838年終於通過會試考取進士，入翰林院，時年二十八歲。隨後他請假回家，於1840年返京供職。接下來的十二年中，這位年輕的士子潛心修習經典、哲學、文學和政治，並培養自身修為，為將來的仕途打下基礎，廣受他新結識的「益友」與顯貴的尊敬與喜愛。曾國藩可謂官運亨通，八年內七次升官，從翰林院的低階職位升到侍郎，並在此後的四年中，在六部中的五部均有任職。1850年道光帝駕崩，咸豐帝繼位後，曾國藩仍然深受朝廷垂愛。 曾國藩的官運一方面得益於他作為儒士的優秀素養，另一方面多少也與他能夠贏取朝中重臣，特別是道光朝最有影響力的軍機大臣穆彰阿的賞識有關。穆彰阿是滿族出身，卻深受漢人教育，十分崇尚宋代理學，也很樂於見到曾國藩這個和他一樣崇尚理學的年輕士子。有人說，曾國藩接受理學不過是為了追求官運而故意謀劃的舉措，這一點是否屬實姑且不論，他的仕途畢竟大大地得益於同樣是理學家的軍機大臣的提攜。有一段軼聞說，穆彰阿曾經向道光帝上密折推薦曾國藩，說他「過目不忘」。道光帝很想見見穆彰阿的這位學生，便要他來覲見，但是在約定之日，曾國藩一直等待召見，皇帝卻沒有出現，曾國藩既失望又費解，就直接去找穆彰阿。他的這位老謀深算的導師猜透了皇帝的心思，行賄收買了宮中的太監，叫他們列出曾國藩等待覲見的那間大殿里所有器物以及牆上的繪畫書法的清單，叫曾國藩連夜熟記。不出所料，第二天道光帝出現了，向曾國藩詢問了那間大殿內的各種物件。曾國藩老老實實地回答出了所有的東西，讓道光帝印象深刻，從此他在朝中深受皇帝的喜愛。 1852年夏天，任禮部侍郎的曾國藩受命兼任江西主考，在履新的路上，他收到了母親去世的消息。他按照官員遇父母喪便保留職級，回家安葬悼念亡人的習慣，立刻返鄉丁憂。當他到達武昌的時候，聽說太平軍正在包圍長沙，因此必須繞道返回家鄉湘鄉縣，最終於10月6日到達。 鞏固心臟 要理解日後廣負盛名的湘軍是如何建立的，首先必須提到的背景就是太平軍從湘入鄂讓清政府倍感警覺，於是就向各地的退休官員及主要鄉紳發布命令，要他們立即組織鄉勇武裝，協助各省駐防清軍。1853年1月21日，湖南巡撫張亮基向曾國藩傳達了這一命令，要求曾國藩協助管理湖南鄉勇，並搜查土匪。曾國藩本想上奏摺，藉以丁憂為由推卻，但湘撫張亮基與其弟曾國荃極力勸阻，又值武昌新陷，太平軍危急本省，曾國藩終於打消念頭，接受命令。曾國藩將給皇帝的奏摺撕毀，離家前往長沙，於1853年1月29日到達，他的目的簡單而純粹，就是要保衛自己的家鄉，恢復當地的和平局勢，保護本省百姓不受滋擾。 首先出台的是「鞏固心臟」的計劃，根據這個計劃，官府將在省府長沙集結大量的鄉勇，之後再在各縣分別組建鄉勇。此時湖南的作戰力量，除正規清軍（綠營）外，還有江忠源指揮的兩千鄉勇（楚勇），羅澤南和另外兩名官吏王鑫和鄒壽璋組辦的三營湘勇，以及省撫張亮基隨後組建的幾小股鄉勇。這些部隊再加上曾國藩親自動員的四千新兵，都被集結在長沙駐防。 因此，長沙城人馬雲集。為了強化法規與秩序並且排除可疑人員和犯罪分子，曾國藩施行了一套軍事法（保甲制度），設置審案局，對違法者進行審判。此時的曾國藩拋卻了他儒家理學的懷仁，一心以殘忍與嚴酷對付不法者。違法的人只要被抓住扭送審案局，通常都會被判死刑，如果被判處了稍輕的刑罰，曾國藩通常也會斷然地親筆將判決改為死刑（據李漁叔說，這樣的案件可能有上萬宗）。這項政策的結果就是白色恐怖，曾有百天之內兩百人被處決的情況。在這種強硬的做法下，盜匪行為也許可以被抑制，社會秩序也許會恢復，但是因為曾國藩這種殘忍的行為就像是剃頭匠強行按照滿人的要求給人剪髮一樣，所以人們口口相傳，暗地裡給曾國藩起了「曾剃頭」的綽號。省中同僚也因為曾國藩的權力並不包括擅核死刑，而開始議論他超越職責，侵奪權力。至於清廷方面，此事並不在他們道德上的顧慮之中，因此嘉獎曾國藩迅速有效地在長沙建立起防禦體系，甚至讚賞他不辭「殘忍嚴酷之名」的精神。 長沙整頓妥善之後，下一步便是周邊各縣的防衛，曾國藩從長沙向各地派出鄉勇，追剿土匪和天地會。1853年上半年，至少有天地會在各縣組織的九次起義慘遭鎮壓。駱秉章復職湘撫後，也同意曾國藩的主張，多練鄉勇來彌補江忠源帶去湖北（隨後轉往江西）的部隊，以及當年夏天受江請求往援南昌的幾營部隊（見第十章）離開後所帶來的損失，因此曾駱之間建立起了全面而且和諧的合作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的新兵在南昌積累了大量的戰鬥經驗。與此同時，留在長沙的鄉勇們也繼續不斷地和土匪作戰。 但是，綠營和鄉勇之間潛在的緊張關係也在不斷地加劇，到了1853年夏天，曾國藩發現自己已經無法指揮全部的部隊，處境尷尬。而將同儕之間潛藏的嫉妒轉化為公開對抗的一系列事件的導火線，便是曾國藩自認經驗不足，委任滿人塔齊布指揮一營新勇，並且訓練所有新營軍事戰法。不知什麼原因，另一位滿族副將清德對塔齊布心生恨意，不斷中傷，最後勸說提督鮑起豹命令塔齊布停止一切與曾國藩的計劃相關的活動。曾國藩上奏朝廷反擊，而當巡撫駱秉章回歸之後，更是明顯地站在曾國藩一邊，結果塔齊布得到晉升，而清德則被解職逮捕。此事使綠營憤恨不平，在鮑起豹的默許之下，他們借一小事公然與鄉勇開戰。在戰鬥中，塔齊布的衙門被人縱火，綠營兵還衝進曾國藩的府邸，殺死了他的一名幕僚，曾國藩本人僥倖逃脫。 這次衝突爆發後，駱秉章因擔心引起全面兵變而拒絕干預，這讓曾國藩感到倍受羞辱。而其他省內同僚也沒給他多少安慰，反而一致責怪他強行推進自己的計劃。而不將此事上報給皇帝，似乎是明智之舉，一是因為那樣會引起更多的爭端，二是因為那樣會讓人更加質疑他的整個計劃。因此，曾國藩隱忍地將自己的治所向南搬到了衡州（今衡陽）。許多年後曾國藩說，長沙的挑釁事件對他事業的成功助益頗大。 創辦湘軍 羅澤南的部隊從江西返回後，曾國藩手中有大約一萬人的兵力，他可以從中抽取一部，作為新軍的核心中堅。在9月29日到達衡州之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組建這支將來被稱為「湘軍」的部隊上。這支部隊在組織結構上與鄉勇顯著不同的地方首先在於，這支新軍其實為「官勇」，餉銀和後勤方面與正規部隊一樣，均由清政府負責。這意味著，這支部隊的組織與軍規也與由鄉縣組織、支持並裝備的鄉勇截然不同。 一開始，曾國藩僅僅想肅清他的家鄉湖南一直滋擾百姓的土匪。直到太平軍挺進長江流域，曾國藩才意識到清朝正規軍在這種危局之下的重要性，並和江忠源一起謀劃援助清廷的各種方法。當江忠源獲許組建一支三千人的輔助部隊參與軍事行動後，曾國藩也從湘鄉縣招募訓練民兵，供江忠源指揮，並宣稱可以隨時為他輸送至少六千人。當這一數字接近一萬的時候，這些人已經足夠獨立成軍。我們可以相信，以當時的形勢以及曾國藩缺乏戰地經驗的缺陷，他當時並不覬覦能夠指揮這支部隊。而曾國藩刻意不使用「湘軍」，而是用「湘勇」來稱呼這支部隊，似乎也可以佐證這一點。也許這是為了避免朝廷對他有所懷疑，然而，近代以來的史學家們則非常恰當地使用了「湘軍」這個名稱。 至於建立水師來運輸並支援陸軍作戰的想法，首先是郭嵩燾向江忠源提議的，他對太平軍在南昌之戰時利用水軍調動部隊的效率印象頗為深刻。江忠源也馬上意識到水師對東南區域取得作戰勝利的重要性，在這一區域，水賊們可以利用大小河道、湖泊甚至是長江，對僅依靠陸路進行轉移作戰的官軍取得優勢。江忠源給曾國藩寫信闡述了建造數百艘艦船，先控制長江，進而攻擊下游城市的總體構想，而曾對此也是熱情支持。曾國藩預計招募並訓練更多的陸軍仍然需要幾個月，而這段時間足以用來組建一支輔助性的水師，便把他的魄力和想像力投入到艱難的湘軍新軍種的創製之中。 建立新軍的首要問題就是尋找合適的指揮官，但這個問題迎刃而解，曾國藩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找到了五位優秀的指揮官。其中兩人是曾國藩的幕僚，一人為高級戰地指揮官，另外兩人都是有名的水師提督，他們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後來成為副將的湖南善化人楊載福，是位軍階低微卻頗有志向的年輕軍官，他受過較好的軍事訓練，而且工作作風嚴謹沉毅，頗受曾國藩的賞識。另一人是湖南衡州人彭玉麟，他以膽色過人、聰穎機智又謹守節行而聞名。二人入營後，立即負責招募水師兵勇。未來的戰術指揮家四川人鮑超，隨後也被招入湘軍，另外還有兩位湖南籍的將領黃翼升和李成謀也被納入營中，將來也都成為水師提督。 比起尋覓指揮官，更為現實的困難是製造軍艦，這給曾國藩和他的指揮官們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因為他們既沒有任何人見過軍艦，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參考的模型，而這一困難最終得到順利解決，確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問題如山，曾國藩虛心求教。他找來廣東所有的水師軍官，以及本地所有經驗豐富的船夫和水手，向他們詳細地詢問造船的方法。就這樣一點一滴地收集信息，他的腦中逐漸形成了一幅合理可靠的水師軍艦建造技術藍圖。他向清廷請援，清廷就讓廣西巡撫勞崇光從其水勇炮艦上調褚汝航和夏鑾來幫助他。水師軍官廣東人成名標也從岳州來援。最後，一些經驗豐富的水勇還把一些作為模型的船隻駛入衡州。到了1853年12月，曾國藩終於有信心在衡州開設一家大型造船所，由成名標負責建造戰艦；不久之後，他又在湘潭設立了另外一家，由褚汝航負責管理。 整個1853年冬天，曾國藩在財務上也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但這一次他還是以智慧和膽量再一次化解了危機。雖然駱秉章許諾傾全力襄助曾國藩，但問題是整個湖南府庫都不足以支持新軍的組建。曾國藩因此被迫尋找別的辦法。此時，桂撫勞崇光正令人向湖北運送兩百門大炮支援前線，卻不知道田家鎮的防禦已然潰敗，一行人途經衡州，便被曾國藩收用，護衛的官兵也被留下來指導造船。還有一筆從廣東往援向榮江南大營的四萬兩白銀，也被曾國藩截留自用。儘管如此，資金仍然匱乏，他便命人到周圍鄉縣賣官創收，他售賣的是六品至九品軍功，捐官者都有相應的執照，上面還蓋有巡撫的印鑑。 湘軍的編制與軍紀 1854年1月2日，羅澤南率部向南追剿土匪，來到衡州，曾國藩請求他幫忙為新籌建的軍隊規劃形制與軍紀。羅澤南是湘鄉人，和曾國藩一樣，是一位深受宋明理學影響的儒士，曾在湘鄉私塾教書，年過四十方才中舉，隨後在鄉組織團練。他把他的學生安排在部隊中擔任指揮官，這樣上下級之間既有師生關係，又有共同的為宋明理學家所強調的儒家倫理觀念，這使他的部隊官兵關係一向團結和諧。曾國藩在湘軍中也積極採用這種組織模式。但這只是曾、羅二人為因應湘軍的特別需求而長期思忖謀劃的開端。當這套複雜的組織結構最終一切就緒的時候，羅澤南因為自己的膽識、嚴謹以及對長官和事業的忠誠，使每個人都印象深刻，他和塔齊布一起成為曾國藩最為信任的幕僚。 湘軍的系統結構可以加以如下簡要概括。湘軍每一營有五百名正勇（士兵）和一百八十名勤務人員（運送軍需等），是湘軍最基本的作戰單元，由營官負責指揮，並對總指揮官（大帥）直接負責。每營有四哨，每哨一百零七名正勇（勤務人員不計在內），由哨官指揮，哨官之下有哨長一名，負責指揮戰鬥，另有五名護勇（保鏢）和一名伙勇（廚師）。每一哨又分為八小隊，每隊十至十二名正勇和一名伙勇，由什長統一指揮。除此之外，每營還另有一親兵哨，此哨七十二人，編成六隊，不設哨官而由營官直轄指揮。這一特別的哨是湘軍獨特的創新，它既是營官的私人親兵衛隊，在戰場上也作為紀檢力量加強軍紀，防阻逃兵。除此之外，同樣對湘軍不同尋常的作戰效率大有助益的，是湘軍創新地把勤務人員也加入編制，這使得戰鬥人員可以專務作戰，同時不法分子會依軍法被判勞役，因而最大程度上減少了與地方百姓的摩擦衝突。 在其他很多方面，湘軍的組織形式都和一般清軍貫徹的傳統模式大不相同。首先就是餉銀更多。湘軍官勇的收入，除日常開支外所剩餘額足以支持家中生活，這種狀況幫助湘軍募集了大量專業而負責的士兵。什長之上的指揮官在一般的收入之外，還有不少額外按月支付的獎勵性津貼，這使他們在從軍幾年退伍返鄉之後，可以富足愜意地生活。 湘軍的第二條顯著特徵是由第一條而來，即有一套選擇性的募兵體系。軍官選拔的初試注重四個主要指標：（一）有能力管理百姓和兵勇；（二）不怕死；（三）不計較個人名利；（四）吃苦耐勞。經初選後，善於發現人才的曾國藩再根據候選軍官性格誠懇樸實與否，做出最終的決定，剔除那些官僚作風或者愛講空話的人。一位理想的軍官除了具有誠懇樸實的作風，還必須是一名儒家士人，因為曾國藩對和他一樣共同尊崇儒家倫理觀念的人最為信賴。因此，湘軍的大部分軍官在理念上都與曾國藩非常接近。為了更好地建立一支能夠鎮壓起義的軍隊，曾國藩還努力在副將之間以及副將與他自己之間建立一種以忠誠為核心的家庭式的團結關係。這種兄弟情誼在戰場上尤其重要，一營部隊要隨時準備去援救受難的他營官兵。在此後長達十年的對抗革命運動的戰爭中，湘軍沒有任何一名軍官背叛曾國藩或者向太平軍投降，這也許是湘軍軍官都具有極高作戰品德的最好證明。 曾國藩也不斷努力地培養低階軍官（由其長官選用）和普通士兵對湘軍高階精英團隊的個人認同與信賴。而高額的薪餉可以吸引更多的應募者，這樣就可以用較高的標準進行選拔，湘勇因此必須體格健壯有力，人品單純善良（多為農家男子，少有城市居民），並且要簽立契約。這份契約就像那種鄉勇也須簽訂的不會逃亡或投降的承諾，契約上有簽約人全家的姓名，而這些人也就成了確保士兵忠勇盡職的人質保障。實際的招募工作由長官直接通過個人招募，這樣可以使官兵通過恩義與忠誠聯繫起來。而最終官兵之間的關係，在很多方面都類似同時期理想的主僕關係。 通過把全軍的組織結構以緊密的個人忠誠為紐帶聯繫起來，曾國藩成功地建立了一支模範戰鬥部隊，但是這種組織結構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這種組織結構內在的缺點在於，當指揮官陣亡或被解職，其所領部隊也必然相應解體，這樣接任的指揮官才能夠重新根據個人的要求直接招募新員，而新的軍官通常會保留原來部隊的老兵，但是老兵與新將之間的個人聯繫還需要通過招募這一行為來重新確立。另一個他們起初並未意識到的更大的問題是，這種非常規的戰鬥部隊不斷發展，成為晚清軍閥私人部隊的原型，正是後者掃清藩籬，為民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但是，前述的任何缺點都並不影響湘軍以快速有效的方式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 曾國藩在湘軍的訓練中所強調的道德倫理，與太平軍的宗教傾向也頗有幾分相似。湘軍軍規規定，禁止官兵吸食鴉片、賭博、通姦強姦、喧譁吵鬧、加入秘密組織、散播謠言或者穿著奇裝異服等。另外，就像儒家家庭中父親教訓孩子一樣，一些「家規」也被擴展到湘軍對新兵的道德宣教中，強調不斷地培養每個人對儒家道德觀念的認同。遵從命令、尊敬長官與軍事技巧一起成為新兵的訓練內容，而且訓練還主張關愛和尊重百姓，儘管湘軍後來的行徑與這些培訓所主張的內容大相徑庭。 此外還有三點值得注意。首先，一般的湘軍士兵僅僅裝備最基本的劍和長矛，而另一半人也僅配備老式小型火器，射速極慢。第二，湘軍醫療僅為最低配置，這最終導致傷員無人護理，流行疾病肆虐行伍，嚴重地削弱了他們的戰鬥力。第三，因為緊守官兵之間緊密聯繫的組織結構，曾國藩並未有規制地把太平軍的降兵吸納到湘軍的隊伍中來，而這些投降而來的太平軍不是就地被解散，就是被全體屠殺。就算破例收納，那些原來的太平軍也或多或少地獨立成隊。從韋俊和童容海所部投降而來的太平軍，或被整個改編成水師，或被分配加入與湘軍組織特性不同的鮑超的部隊。當然，這一政策也隨著時間有所改變，幾年之後，即便是湘軍之中，也出現了原太平軍士兵戰鬥的身影。 水師的組織結構 考慮到農民對戰船毫不熟悉，水師官兵的招募工作就必須在河流和湖泊水域周邊的民眾中展開。當1853年年底衡州和湘潭的船廠完成計劃任務一半的時候，從廣西來的水勇正在訓練大量新招收的水兵，教他們如何操作戰船以及如何開炮。在和褚汝航和夏鑾商議之後，曾國藩為水師制定了一套不同的軍法，儘管這套軍法在諸如募兵制度、餉銀、軍風建設和以營為基礎的建制等主要方面與陸軍大致相同。水軍的營與陸軍的營有所不同。水軍營官在一種名為「快蟹」的較大船隻上，指揮他的小艦隊作戰。水師一營有十哨，每哨有長龍一艘、舢板一條，由一哨長指揮。因此，一營總共有大小艦船二十一艘，官兵四百四十七人。湘軍水師的總指揮為總統，而首任總統為諸如航。這支水軍從無到有的創製是曾國藩的一大功績，他現在可以以湘軍大帥的身份坐在特別裝備的拖罟（旗艦）上，滿懷驕傲地出航了。 曾國藩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大帥，但受時機所迫不得不出任。直到1854年春，曾國藩屢次拒絕清廷要他去皖北及湖北各地增援清軍的要求，理由是他的水師尚未成形。就連總督吳文鎔求他去前線救援也沒有成功，事後，在知道自己的恩師1854年在黃州遭遇慘敗而殉國時，曾國藩異常後悔未能出兵相救。他本希望江忠源出任湘軍大帥，但是吳文鎔敗亡後不久，江忠源在廬州戰死，讓曾國藩終於下定了決心。由於找不到其他合適的人選，曾國藩遲疑再三，終於不情願地出任了湘軍的大帥。 十年戰爭的序幕 太平軍於1854年2月16日從被其占領的漢陽蜂擁渡過長江，並於次日包圍武昌之後，長沙的官員風聲鶴唳。太平軍很快就要侵擾湖南，因此絕對有必要動員包括湘軍在內的一切力量。幸好，曾國藩的最後一艘戰船在2月23日安裝上了大炮並配齊了水手，當時步兵諸營也已準備就緒。2月25日，曾國藩率領著風貌整齊的湘軍從衡州出發，開始執行它的第一個任務——保衛長沙。 這時，包括塔齊布的先鋒營和留守衡州鎮壓土匪的羅澤南和李續賓的兩個營在內，湘軍共有十五個營，共五千餘名步兵。水師方面，則由曾國藩的旗艦、四十艘快蟹、五十艘長龍、一百五十條舢板、許多其他各式徵用改造的戰船，以及一百二十艘雇來運送重型器械和行李的船組成。每艘船都配有火器或者大炮，並裝飾有各色旗幟。水師總計有大小船隻四百七十艘（其中戰船二百四十艘），水勇五千名。此時編排的十個營中，有一營由褚汝航直接指揮，而褚汝航此時也兼任水師總統。 湘軍的大本營主要由營務處和糧台兩個部門分別執掌其職能。糧台下又分八個小部門：（一）文案所，撰寫通信與文案；（二）內銀錢所；（三）外銀錢所；（四）軍械所；（五）火器所；（六）偵探所；（七）發審所；（八）采編所（主要負責對情報信息分類編譯）。在這兩個大部門之外，湘軍還專門設立捐局，主要負責販賣官級，以充軍餉，狀如前述。 從長沙出發後，湘軍就正式加入清朝的武裝力量，參與抵抗太平軍。雖然在名義上，湘軍只是清軍的一支部隊，但是曾國藩的這支新軍從組織、裝備到軍紀等很多方面都與清軍其他部隊大不相同，更不用說其半獨立性質及其擁有的大量水師，湘軍在整個清帝國可謂獨樹一幟。當時，湘軍上下總共有一萬七千人之多。當曾國藩的奏摺送抵京師，清政府對湘軍強大的戰鬥力頓感震怖，馬上就派了兩位高階滿族官員到曾國藩軍中，名為襄助，實為監視。但是，面對湖南和湖北不斷加劇的危急局勢，清政府毫無選擇的餘地，只能放任曾國藩自行其是。 《討粵匪檄》 作為出征太平軍的正式開端，曾國藩發表了一篇名為《討粵匪檄》的檄文，譴責太平軍的罪惡行徑，昭示自己鎮壓革命起義的正當性，並號召全國百姓支持自己的戰鬥。如果仔細分析這篇重要文獻的四個部分，我們就可以發現曾國藩在檄文中混淆視聽、造謠污衊並且誇大其詞蠱惑民眾，使他們（尤其是士紳階層）對革命運動充滿憤恨。 例如，檄文第一部分強調太平軍窮凶極惡，控訴他們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蘇都犯下言辭難以形容的暴行。檄文接著說，太平軍這幫土匪對待俘獲的民眾不如豬狗，而自己貪圖富貴享樂。 第二部分批評太平軍敗壞古代聖賢所傳名教，使自古傳續下來的社會秩序動盪混亂。尤其對士紳階層而言，這是對太平軍最為重要和有效的控訴，我們有必要來閱讀以下這部分原文：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檄文的第三部分從宗教方面指責太平天國搗毀神像，包括孔子和其他先賢的寺廟和牌位在內，「無廟不焚，無像不滅」。這些行徑使鬼神共憤，曾國藩將親自報復這些不可饒恕的搗毀神像的瀆神者。 檄文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後一部分）鄭重地宣布，曾國藩受皇帝欽命，馭水陸兩萬兵勇，要剷除邪惡的叛亂者。檄文還有力地號召各界民眾，盡其所能支援作戰，並許諾太平軍士只要投降，則或做高官，或自由歸鄉。檄文的最後還讚美了皇帝的優秀人格和有道明德，曾國藩還宣誓，他的所有軍事行動都以對皇帝的忠誠和信仰為出發點。 這篇檄文最明顯的目的就是使百姓相信，鎮壓革命就意味著鎮壓暴虐和蠻夷，消除對傳統倫理和文化的致命威脅，打擊異教徒破壞偶像的惡行。曾國藩試圖煽動百姓，尤其是士紳階層的憤怒情緒，為此不惜違背良心地搬弄是非，造謠中傷。如果對檄文第一部分的指控細加審查，我們就會發現，除兩點外全都是在不斷重複毫無證據的謠言。當然，那些指責中也有少量的事實，太平軍確實有將私人船隻征作軍用的情況，婦女也確實被徵集去做建造和製造軍備等重體力勞動（如前文所說的天京女館）。但是，檄文中說「農不能自耕以納賦」，「商不能自賈以取息」，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歸天王所有，曾國藩通過這些暗示太平軍沒收私人的土地。這些內容曾國藩可能是從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中節錄的，但是如果曾國藩能有機會更多地進行了解的話，便會知道這些論述是配合太平天國治下土地的重新平均分配而實行的（見第八章）。 此外，曾國藩指責太平軍是破壞儒家傳統、攪亂社會秩序的罪魁禍首，這項控訴也摻雜著煽動和誤解。所有熟悉太平天國的社會政治目標的人都會意識到，他們非常依賴儒家的倫理系統，他們的整體改革也嚴重依賴周代的古制。洪秀全在砸毀了孔子的靈位，表達自己對科舉制度的憤怒之後，最終又回歸了孔孟之道，他與傳統唯一的顯著不同，便是他接受了基督教的單一神論。諷刺的是，太平天國將外國宗教元素引入這一點，恰恰給了曾國藩煽動作為既得利益者的鄉紳和害怕眾神報復的迷信群眾最為有力的口實。 除了搬弄是非和飽含偏見，曾國藩還狡猾地規避了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曾國藩在檄文中從未提過太平天國推翻清朝統治的主要目標。他對皇帝的溢美敬稱，徹底忽視了其血統，片面地強調治世明君應該得到所有子民的效忠這一點，以符合古代聖賢的倫理教誨。通過將檄文受眾的注意力從異教的理念轉向對儒家秩序的威脅，曾國藩非常成功地將立志推翻清朝統治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刻畫成一場儒家與基督教異端的戰爭。他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於百餘年之後的今天，許多儒家學者仍然以曾國藩的視角看待這場戰爭。 在評價曾國藩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時，我們須知他是宋代理學的代表人物，而宋代理學則強調權威。衛德明(Hellmut Wilhelm)這樣評價《討粵匪檄》的第二部分： 首先，檄文顯示了他（曾國藩）的認識囿於宋代理學的極端集權主義教條，認為君臣上下的關係是文明的主要內容。他熱忱奮發卻一葉障目，他甚至不斷一字一字地重複《論語》中最著名的一段「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來指責太平天國理想的卑劣。 曾國藩是一個極端的集權主義者，他認為禮治是規範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他的最高目標就是保守傳統的文化和社會組織，消滅威脅文化永續傳承的太平天國，即便這意味著要殘忍無情地殺害無數自己的同胞。為了貫徹這個最主要原則，對儒家經典中所教誨的愛國與仁義，都必須視而不見。就這樣，曾國藩的思想從空洞的形式主義，一步步地轉化成變味的偽善與殘暴，從此對人間的疾苦和生命的價值變得麻木不仁。這與滿人宣稱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格言相去甚遠。 曾國藩與很多偉大的人物一樣，也都為「好名」所驅使。在他從1842年三十二歲開始與太平軍戰鬥的約十年，再到1872年六十二歲他去世的前一年為止所記錄的日記中，「好名」一詞出現了十次。這很可能可以體現他在不斷地對自己做道德上的反省，以宋代理學的傳統為最高要求，試圖從其事業中根除自私的動機。但是，清廷屢次降旨訓誡他要約束「好名」之心，無疑最好地證明了他在這場鬥爭中的失敗。 烽火湖南 1854年3月初，當湘軍到達長沙時，林紹章和石貞祥所率的太平軍已經占領湘府長沙北面的岳州、湘陰和靖港，正要攻取西面的寧鄉。面對可能被包圍的威脅，曾國藩和駱秉章立刻兵分三路，進行反擊。首先，在湖北本要援助武昌，卻因總督吳文鎔的求救而失期的胡林翼及其所率六百黔勇受命向南移動，在從長沙而來的塔齊布部隊的協助下進攻岳州。第二，王鑫率領一部三千人在北線攻略（此部出發時尚為湘軍的一部分，但1853年冬，該部獨立出來，被稱為「老湘營」，由省府直接指揮）。第三，儲玫躬為一路，率兵從長沙出發，受命奪取靖港。在前往靖港的路上，儲玫躬聽說寧鄉已於3月11日陷落，他經驗不足卻大膽衝動，決定改道救援寧鄉，最終孤軍深入城中，結果身死軍沒。 但是，太平軍並沒有久駐寧鄉，他們在靖港和其他地方和新湘軍交手屢次落敗，這迫使林紹章和石貞祥決定暫時撤出湖南。湘軍陸勇和水師分兩路追擊往湖北撤退的太平軍，於3月23日收復岳州。一周之後，曾國藩親自來到岳州視察，評估形勢，命令全軍追入湖北。 正當曾國藩的部隊各路出擊的時候，林紹章和石貞祥帶著增援的部隊捲土重來，於4月7日從王鑫和湘軍守軍的手中奪回了岳州。於是，長沙再一次暴露在敵人面前，曾國藩不得不召回除東路軍外所有出擊的部隊。太平軍無情地發起新的攻勢，奪回了靖港，由石貞祥駐守，而林紹章則率一路部隊向南，繞過長沙直取湘潭。這個計策獲得了成功。4月24日，林紹章擊潰了沿途遇到的三支小規模的湘軍隊伍，並控制了湘潭，掌握了長沙南線。 長沙城內，曾國藩和他的副將們緊急召開了作戰會議，一致同意彭玉麟提出的首先全力奪回湘潭的作戰策略。湘潭陷落次日，塔齊布就指揮部隊進行反攻，王鑫部和其他的步兵部隊也隨即加入。為了增強兵力，褚汝航還從長沙率半部水師（五個營兵力）先期抵達，曾國藩也預備率另外一半隨後趕來。但出發當日夜晚，靖港鄉勇遣使前來求援，他們得到錯誤的情報，說靖港只有數百太平軍，毫無戰備，而且地方鄉勇已經搭建了一座浮橋，可供軍隊渡河。使節向曾國藩保證，奪回靖港易如反掌，只要派遣援軍鼓舞士氣，就可馬到成功。 這看起來確實是不容錯過的最佳時機，曾國藩手下的將軍們也無一人反對，既然湘潭很快就可以收復，那麼同時對靖港發起攻擊，便可以一舉掃清北線敵軍。就這樣，曾國藩犯下了他軍事生涯中的第一個重大失誤。他親自率領四十艘戰船和八百多水勇來到靖港，於4月28日發起攻擊，然而他遭遇了兩百餘艘太平軍小船的壓倒性打擊。湘軍和地方鄉勇死傷無數，戰船也損失慘重，如此慘敗讓曾國藩羞愧萬分，後悔莫及，這位悲憤異常的大帥三次跳入水中試圖輕生，三次都被他的幕僚救起。 回到長沙，曾國藩成了各種譏諷、鄙視和嘲笑的眾矢之的。甚至有些官員敦促巡撫駱秉章解散那些無用的湘軍。曾國藩再一次想要結束自己羞恥的一生，他起草了一份長長的遺囑，還叫弟弟去為自己置辦棺材。就在那日夜幕降臨之前，湘潭方面傳來捷報，4月26日和30日一系列的陸路和水陸行動都大獲全勝。來使接著說，林紹章的殘部已經向兩個方向逃竄，一部向北直接逃往靖港，另一部經江西向西逃竄，其餘死傷萬餘人，另有萬餘人逃散，整個千餘艘船隻的艦隊也都已潰敗。曾國藩聞訊當然喜出望外。好事成雙，幾日之後，又有信使來報說，石貞祥已於5月4日率全部部隊從靖港撤回岳州。這意味著不僅湖南安全無虞，廣西、廣東也都已平安無事。 當詳細的戰報到達北京，清廷大喜過望，將所有相關的官員都晉升官級，湘潭戰鬥的首功塔齊布被越級擇拔為湖南提督，接替鮑起豹的職務。曾國藩雖然因為在靖港的失敗，象徵性地丟了禮部侍郎的官，但是他受朝廷喜愛信賴的地位，卻因為湘潭的勝利而更加鞏固。朝廷的反應令巡撫駱秉章和其他的湖南官吏都大為振奮，他們立刻變成了重建湘軍的積極合作者。數月之內，他們就招募了數千新勇，湘軍陸軍戰力得到恢復，他們還建造了比被毀船隻更好、更強的戰船，並建立了第三座船廠，專門用於維修戰艦。湘軍同時還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太平起義時期的桂平縣令李孟群從廣西帶來一千水勇。高階水師軍官陳輝龍也從廣東轉調到曾國藩帳下，並且帶來四百名水兵和一百門大炮。曾國藩還令羅澤南和李續賓率部從衡州來長沙，編入戰鬥序列，籌備未來的行動。 第二次占領武昌 在進攻湖南失敗之後，太平軍的指揮官們擔心強大的湘軍進而會進入湖北，於是決心採取一切手段重新占領武昌，作為太平天國在湖北控制區域的大本營。為了把湘軍拒於武昌之外，他們從岳州派出了兩股部隊：一股經桐城向東，另一股由剛吃了敗仗的林紹章率領，向西移動。作為對太平軍新舉動的回應，湖南方面的清軍向北派出了三支部隊，他們與太平軍之間均有零星摩擦。6月11日，林紹章和半路加入的名將曾天養占領了澧州以及常德府，隨即率軍前往龍陽，並在那裡擊敗了胡林翼率領的三股湘軍部隊。（太平軍受到了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因為胡林翼是個腐敗墮落的官員。）石貞祥在東線也成功地牽制了湘軍部隊，在這種情況下，太平軍命令在鄂北的諸路部隊開始集結，準備對武昌發動總攻。 韋俊仍然包圍著武昌城，雖然並不嚴密，但是足以滿足戰術需求。新獲任命的湖北巡撫滿人青麐僅有千餘清軍可供調遣防禦，這些人甚至站不滿城牆的雉堞，而附近幾乎所有的清軍部隊都在與太平軍的纏鬥之中無法抽身。太平軍加強了對武昌的包圍，切斷了城市的食物供給，並於1854年6月26日（咸豐四年六月初二）第二次占領武昌。許多城內官員被殺，但是青麐和他的幕僚與前任巡撫崇綸一起突圍而出，經湖南逃往荊州。（青麐隨後因私棄守城，越境他省逃亡，罪無可赦，被清廷斬首。）武昌勝利的首功當屬少年將軍陳玉成。他從鄂北受命來援，擔任了武昌作戰的急先鋒，率先登上城牆。作為獎勵，他被擇拔為檢點，他當時年僅十八，仍然富於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