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史 · 第四章　金田起義（1850—1851年）

拜上帝會只用了五年，就從毫無組織可言的宗教集會，成長為一股擁有兩萬多名信眾，隨時準備發動起義的有組織且高效率的革命力量。這種顯著的壯大過程，如果我們不對廣西當地的環境因素有所了解，就無法加以妥善的解釋。道光末年，廣西的政治和社會條件為革命力量的成長提供了近乎理想的條件，具有革命意識的先驅者們便在這一地區集結起來。 首先，這一地區平靜的表象迷惑、麻痹了中央和當地的官僚，使他們忽視甚至掩蓋在這和平與富足的表象之下的一切矛盾和問題，因為僅僅是這樣的表象，就足以使他們的皇帝感到滿足。道光帝弱勢無為的統治，使整個政治和社會秩序趨於刻板的穩定。在這樣的環境下，較有機心的官僚便怠於實行創新或改革措施。他們欺瞞上級，粉飾太平，卻把麻煩複雜的事務推諉給下級處理。 廣西巡撫鄭祖琛就敏感地察覺到了這種氣氛，延續了前兩任所執行的無為政策，甚至在宗教和個人獄訟上也執行了這種政策。也許是因為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又出於對自己老邁無能的慰藉，他盡力不與暴力扯上關係，也禁止地方官吏緝殺盜匪，或者上報地方上的動亂來擾動他心靈的平靜。正是他對省務的此種處理，為拜上帝會最初的成長創造了可能性。那些向他報告了與拜上帝會有關的社會動亂的官員，都立刻遭到這位巡撫的訓斥，之後便對類似事件也緘口不言。另外，馮雲山被控圖謀叛亂卻又意外地被無罪開釋的事件，也應認為是得益於當時廣西官府奉行的這種過於寬鬆的政策。 鄭祖琛尸位素餐的另一個可想而知的後果，便是他將許多省務下放給那些無能或腐敗的地方官吏去處理，這導致一般的民眾無論貧富，都成了貪婪的官僚和與他們同流合污的鄉紳敲詐和壓迫的受害者。農民憤怒地發現，他們向有時比下級官僚更加貪得無厭的高官請願，最終也只能徒勞無功，又不能相信級別最為卑微的獄卒，於是便向他們信賴不疑的組織求助，來向官府尋仇，很多時候，這個組織便是拜上帝會。這些新加入者熾烈的熱情，以及因為盧六和王為正的死而產生的反政府情緒，激發和鼓舞了信徒們起義的士氣。 還有一種情況也對拜上帝會的壯大多有裨益：這一時期，廣西全境（據一份上呈皇帝的奏摺，1849年廣西七成的地域）無論水陸，盜匪皆猖獗泛濫。僅能確實查證者，少至一兩千人，多至兩萬有餘的盜匪，就有大大小小不下三十餘伙。其中一部分為當地自結之集團，但是也有許多則由廣東籍的散兵游勇所領導。鴉片戰爭(1840—1842)後，他們未歸鄉里，反而成了山賊水盜。在官兵的不斷打擊下，這些不法之徒帶領著他們的人馬船隻逐漸竄逃至廣西境內，或聚結成伙，或像羅大綱一樣獨自行事。當廣西的團練民兵和正規官兵在對抗賊匪上越發不堪其用的時候，拜上帝會的信徒便武裝起來自衛，並逐漸贏得了當地民眾的信任，雙方結成了同盟。而被擊潰的匪徒同樣也向拜上帝會尋求庇護，並宣誓一起向他們共同憎恨的滿族統治者宣戰。就這樣，這種混亂的情勢使得昔日匪徒和他們的受害者以兄弟之誼，在拜上帝會嚴苛的操行教義之下團結成為一體，隨時準備為革命事業並肩戰鬥。 另外，客家人與當地民眾（主要是壯族）之間因為大大小小的事端而不斷爆發的爭鬥，也為拜上帝會持續不斷地提供了新的信眾。通常的情況是客家人被人數遠多於自己的當地人驅離自己的村莊，而當地的官僚有時並不能秉公處理這些民族矛盾，反而為了索取賄賂，對這種行徑充耳不聞。客家人怨憤不平，走投無路，只能投靠拜上帝會及其中的客家信徒。有的時候，會有數以千計的客家人前來投靠。 廣西的這種政治和社會環境，對洪秀全和馮雲山的事業有著直接的裨益，與此同時，他們也沒有忘記從天降的災禍中獲得好處。1849年，桂平附近的幾個縣瘟疫肆虐，有流言說信奉萬能上帝的人均可獲救。大量迷信的民眾對舊有的神明失去了信心，成群地前來拜上帝會尋求庇護。同年，桂平縣又發生了長時間的旱災。次年，米價暴漲，借用當時的比喻就是「米貴如珠」。很多無良的商人卻囤積居奇，高價販售大米，以攫取利益。唯利是圖、麻木不仁的奸商激起了饑民的公憤，他們訴諸暴力，衝擊各處的糧倉。縣令及其手下不僅沒有幫助饑民，反而與奸商為伍，殘酷地鎮壓了饑民的暴動。很多強壯又無畏的饑民發誓要向官府報復，他們有的落草為寇，也有許多加入了拜上帝會。 起義前夕的騷動 大約是在1850年的早些時候，王為正因為尋釁滋事遭到逮捕，並被押解至縣衙，這在拜上帝會中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騷動。在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穩定的政策指導下，這名囚犯很快就被釋放了，但是王為正隨即向發起訴訟的桂平村民提出賠償要求。拜上帝會的主要反對者王作新當時偶然路遇這場爭執，問明原委後插手此事，他再次逮捕王為正，並把他送進大牢。王作新還打點賄賂獄卒上下，讓王為正在獄中受盡折磨，最終身亡。繼盧六之後，王為正成為拜上帝會的第二位犧牲者，他的死讓信眾們懷著震驚與悲痛之情團結在一起（兩位犧牲者後來都被洪秀全追封為王）。因為王為正在會中頗有前途，而且他的父親和叔父在當地鄉里和拜上帝會的核心領導層中都居重要地位，他的犧牲就顯得意義更為重大。 此間，訴諸拜上帝會武裝干預的鄉里糾紛衝突在數量和程度上都有明顯的增加，這也引發了鄉紳和團練民兵更為嚴苛的反制行動。洪秀全和馮雲山胸有成竹，樂見局勢日漸緊張，並泰然自若地不斷為起義的準備發布著各項命令。洪仁玕此後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與滿族統治者的決裂和衝突變得不可避免。洪秀全敏銳地觀察到所有的一切，他的預言現在已經實現，他業已計劃周詳，並準備與他的事業共存亡，他只是在等待時機，邁出那決定性的一步。 現在已經到了對家人和族人採取預防和保護性措施的時候了。1850年夏天，洪秀全派他的一位王姓表弟和兩位可靠的使者前往廣東，讓他們帶領洪氏全族進入紫荊山區，以確保他們的安全。這一行動的時機也非常巧妙，當時廣東和廣西一樣，也發生了旱災和饑荒。大多數洪氏族人都加入了這場向紫荊山的遷徙，其中就包括洪秀全的繼母、兩位長兄、數位子侄、兩位嫂子、兩位姐妹、他的妻子、三個女兒、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兒子以及內弟賴漢英。賴漢英是一位醫生，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後來為太平天國事業提供了莫大的幫助。但是洪仁玕那時卻留在了廣東。我們不知道這是因為洪仁玕遭到了族中長者的截留，還是因為他覺得需要繼續履行自己的教師職務。至於馮雲山一家，他的母親與妻子因為不明原因並未成行，只是讓他的兩個兒子轉移到了紫荊山區。 綜合中外各家的材料，我們便可對洪秀全在金田起義前夕的形象做一番多方位的勾畫。他「身高一米六二至一米六五，體態健壯，圓臉，中等身材，略顯英氣，言行雍容而有君子之風」；他「身痴肥」；他是個「挺高的男人，鵝蛋臉，膚色白皙，高鼻樑，小圓耳朵，眼大有神，目光如炬，令人不敢直視，聲音清晰，洪亮如鍾……他有黑色的頭髮，蓄著棕黃色的長須，他體力超人，理解力也世所罕見」。他棕黃色的鬍鬚在多家的材料中均有提及，也有文獻認為是紅色的。 金田的徵兵工作有序地進行著，為起義所做的一切準備似乎都已就緒。1850年5月，在被指命為上帝的代言人不久之前，楊秀清聲稱自己生了重病，變得既聾又啞。直到幾個月後，他被任命為太平軍正軍師，他的病情才突然好轉，恢復了聽覺和嗓音。這個奇怪的事件是天國致命內鬥的第二個表征，而這種內鬥最終成為太平天國運動的致命傷。但是，這一事件也在緊要的時刻明確了運動的領導結構，並再一次證明馮雲山對這場運動深刻的情結和無私的奉獻。楊秀清渴望權力，但他也認識到，自己的積極參與對即將發生的革命成功與否固然至關重要，但是在運動的肇始階段公開爭奪應屬於馮雲山的職位，可能導致整個運動中道夭亡。通過裝病以及暗示自己派別的信眾通過消極不配合來表示忠心，楊秀清成功地使金田的徵兵工作陷入停滯，並拖延了總動員的時間，這為他在權力分配的討價還價中贏得了資本。洪秀全和馮雲山意識到了對楊秀清這種向權力蠻橫要價妥協的危險性，但他們同樣意識到，他們必須依賴楊的軍事才能。這一矛盾最終的結果是，馮雲山自願放棄第二權力人物的位置，把它讓給了楊秀清。這一舉動足以證明馮雲山對這場革命運動的無限熱情和無私奉獻。當年11月（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一），恢復了健康的楊秀清趕往金田，全權負責不斷擴大勢力的太平軍的軍務。 為了制衡楊秀清新的權力，同時也為了擴大運動早期就勾畫出來的集體領導的基礎，洪秀全和馮雲山提拔蕭朝貴成為第三權力人物，分配給他大量的軍隊，並指派他負責所有太平軍的實戰行動。這一安排極盡巧妙。馮雲山悄然地從自己的權力和職責中分割出適當的部分，創立了這個新的職位，而蕭朝貴在妻子楊雲嬌死後，依洪秀全安排續弦其妹洪宣嬌（有人認為楊雲嬌即洪宣橋），並依靠自己洪秀全妹夫的身份，理所當然地獲得了這個新職位。於是，此時的楊秀清不得不與一位洪秀全的姻親和心腹分享太平軍的領導權。為了進一步分化楊秀清的權力，洪秀全和馮雲山還加強了同韋昌輝、石達開以及秦日綱的關係，這三人均在紫荊山區之外擁有勢力。另外一個胡以晄，則被懷疑忠於楊秀清。 隨著領導集團的確定以及募兵活動在犀牛嶺的順利進行，總指揮部終於向各處分會的領導發出了運動的總動員令。雖然這一動員令的原本已經亡佚，但估其大略，當是帶有煽動性地歷數滿族統治者的迫害和鎮壓，鼓舞信眾接受神聖的使命，為新王國而戰鬥；然後簡要地指示信眾向金田集結，團營備戰。洪秀全、馮雲山和蕭朝貴隨即在胡以晄的老家平南花洲隱蔽起來，等待起義的爆發。楊秀清則被留下，在韋昌輝等人的幫助下處理日常事務。 地圖1 金田形勢圖 金田村的地理形勢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策源地金田村位於紫荊山南麓，在商業城鎮三江以南約十六公里的地方，通過一條綿延八公里的「風門坳山路」與外界相通。村西北不到三十米的地方就是犀牛嶺，犀牛嶺約有十二米高，隱蔽在它北側的是著名的犀牛潭，那裡是太平兵士儲藏武器的地方。在金田村的北方和西北方，是兩片更為廣闊的山區，其間散落著許多村落，它們之間通過狹窄崎嶇的山道連接，並有山路通往鵬化山區腹地。胡以晄的本村花洲就在鵬化山區，洪秀全、馮雲山和蕭朝貴在起義前夕的日子裡就躲藏在這裡。在金田村東南約四公里的地方，是商業城鎮大宣，再向東約十公里就是繁華的江口鎮。江口鎮處於三江交匯口的東北岸，是廣西水路的最後一站，再向東便進入廣東地界，因此成為當地重要的商業中心。從金田到江口之間綿延著寬闊的平原，村落谷田散布其間，這裡有桂平境內最為肥沃的土地。 當時金田的居民主要是五個家族，約數百人。但是成為天國運動的策源地，除了因為金田位於山區道路樞紐之地的這一原因，還得益於這五個家族中最小的一個——富庶的韋氏家族。他們對革命活動全力支持，甚至把自己的房屋都騰讓出來，給工匠們打造兵器。 團營 在動員令發出後的數周之間，遠近各地的信眾不斷地向金田集結。其中許多人都是舉家而來，他們已將田產變賣，有的甚至將其燒毀，以此作為對新的王國效忠宣誓的一部分，表明他們對舊有的生活義無反顧的決心。 信眾的所有錢財細軟都必須上繳聖庫，否則將被處以死刑。與此同時，太平天國組織具有典型特色的公社制生活，則保證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口糧和衣物。身型健壯的男性信眾被摘選出來，編組分配，發給制服、被褥和武器。武器雖然是從犀牛潭中打撈出來的，但在配發的時候卻被說成是從天而降。為了表示對滿族統治者「剃髮蓄辮」之令的蔑視，信眾被要求留長髮，很快太平兵士的頭髮都變得很長，也在敵人中留下了「髮匪」的諢名。纏繞戴於頭頂，遮住頭髮的紅色頭巾，使他們的形象更加鮮明。太平制服可以通過裡面背心的顏色及上面的標誌，來確定兵士所配屬的部隊，制服上還有其他的不同，可以用於確定兵士的銜級。每一個徵召入伍的新兵，都要參加高強度的戰術和陣法操練，通過這樣的訓練，他們就有望成為勇敢強健的聖兵，隨時準備斬妖除魔。在這一時期，原本用於褻侮異教神明和偶像的「妖」字，其意義已經延展，指代所有與清朝政權有關聯的人，包括滿人、政府官僚、清軍士兵、地主鄉紳和團練兵勇。同樣，所有與清朝政權相關的書籍、印章或類似的東西，都被加上了「妖」的前綴。而真正意義上的建製成軍則是最後的步驟，但是為了避免在革命前夕引發不必要的懷疑，「軍」這個字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使用過。在旗幟和制服上，也都僅僅標識著神秘的「太平」二字。 至於婦女，母親、妻子、姐妹以及兒童和聖兵的家屬都被分配到「女營」。女營依軍事系統建制，但職位皆用女員。配屬女營的人員均免於軍事操練，但須從事諸如裁縫或者製造輕型戰具等輔助性工作。這種男女分治的制度貫徹得非常嚴格，男性親屬每周僅能在嚴格的監視下探訪女眷一次。即便如此，在探訪中雙方都只能立於房間兩側的門口，相隔甚遠，交談時須高聲說話才能使對方聽見。幽會妻子或者未獲准許進入女營者，則會被就地處決。為了疏解男性苦楚，每當得勝之後，指揮官才會正式允許聖兵與家人歡聚。 雖然女營的構想殘酷且有違人道，這種中國軍事史上絕無僅有的建制卻是出於太平領袖們精心的設計，以滿足革命運動的切實需要。在他們眼中，這樣的設計具有五點意義。首先，太平戒律的第七條把通姦列為重罪，而且中國傳統意識中軍隊中不加區分的男女混編會致使德性敗壞，因此太平軍嚴格執行「男女分營」的軍法，是為了保持高尚的道德標準。第二，女眷在女營的保護下，可以使聖兵無須為家務瑣事分散精力，也不必為家屬的安全心有不安，這樣他們就可以義無反顧地為革命獻身。第三，這種建制可以使聖兵遠於聲色誘惑，保持軍隊的戰鬥力。第四，如果聖兵在戰鬥中犧牲，其家屬老小不至於無家可歸，睏乏潦倒。最後，女營中聖兵的妻子兒女成了實際上的人質，可以有效地保證聖兵聽從指揮，勇於戰鬥而且忠誠不渝。 清政府的行動 1850年2月，道光帝駕崩，他的第四子繼位登基，隨即定年號為咸豐，翌年即為咸豐元年。拜上帝會的信徒們繼續不斷地滋生事端，甚至控制了廣西境內零星的一些地區。但是兩廣總督和廣西巡撫在上呈皇帝的聯名奏摺中，卻只稱當地多有盜匪，對拜上帝會的具體活動隻字未提。其實此時，皇帝已從中央和其他許多地區的官員那裡對廣西失控的局勢有所耳聞，也有很多從這個紛亂之地萬里赴京的鄉紳民眾修書直陳實情，皇帝對此倍感關切。他感到事態緊急，便立即與閣臣商議應對危機之策。 到了9月，清政府採取了第一步行動，即以玩忽職守、優柔寡斷為名罷免了廣西提督，調當時在湖南負責軍務的將軍向榮赴任。向榮乃四川人氏，屢經陣仗，累積軍功晉升將軍。前一年在湖南平叛有功，被稱為名將。他受命率領精銳部隊直接進入廣西。同時，原貴州提督張必祿也得到命令，帶領數千貴州官兵進入廣西，策應向榮。 10月，作為第二步行動，清政府裁撤了廣西巡撫鄭祖琛，代之以林則徐，授予他全權，處理廣西的民政軍務。林則徐是福建人，進士出身，因在做欽差大臣時銷毀鴉片、抵抗英軍而頗具聲望，是清政府中最有能力的官員。鴉片戰爭後，他因為沒有妥善地處理與洋人的關係而引發朝廷的不滿，被流放到伊犁。1845年他被召回，又過了幾年才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應對廣西的亂局。 不幸的是，清政府雖然在這三個人的選擇上處理得妥善完美，但出乎意料的是，林則徐和張必祿分別在當年的11月和12月病故於就任途中（張必祿的職位由其副官周鳳岐代理）。這就只剩下向榮和他的部隊在10月抵達廣西，部署就位。他立即展開了對西南部地區盜匪的軍事行動。這個時候拜上帝會還沒有公開起事，因此沒有遭到打擊。 洪秀全返回金田 1850年的冬天發生了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雖然與之前的事件有所不同，但是它們的共同作用最終導致了太平天國起義的正式爆發。第一件事情發生在11月中旬。桂平的捕頭王基被派遣抓捕天地會匪頭陳阿貴（陳此時已接洽投靠太平軍）未果，返程途經紫荊山區，決意向山區燒炭的工人敲詐些錢財。這些炭工恰巧是拜上帝會的信眾，他們隨即發出警報信號，瞬間就集結了一百三十餘人前來對峙，令敲詐者無可奈何，望風而逃。 王基等人到達大宣，遇見了拜上帝會信徒陳玉書。陳玉書家資富有，此時也是攜家人路經此地。王基等便綁架了陳玉書的小妾，勒索贖金。陳玉書立即前往金田的總部求助，信眾們再次集結，最終通過武力將人質救出。 不久之後，太平信眾就與大宣的兵勇再次發生衝突，此時後者已出價六百兩，募集了許多民兵。但是他們並不知道，募集而來的民兵半數都是太平信眾，因此當這部分民兵陣前倒戈，與其他信眾受金田總部的徵召共同進退的時候，剩下的民兵便丟盔棄甲，四散而逃。 有關太平動亂的報告接踵而來，廣西省衙開始加強措施，試圖通過本地的武裝控制和瓦解太平信徒。兵戎相見在所難免。雙方的第一次遭遇戰，是太平兵士在夜間成功地襲擊了由幾名政府官員帶領的一隊從大宣向金田開進的官兵。更大規模的衝突，則在年底的時候發生在平南縣。在那之前一個月，平南本地出身的蒙得恩在帶領一隊信眾前往金田團營的途中擊潰了偶遇的官兵。省衙和剛剛率貴州官兵趕來的總兵周鳳岐，幾乎同時得到了這個消息。12月，周鳳岐令駐守桂平的副將李殿元隨自己向平南縣的商業城鎮思旺進軍，鎮壓動亂。抵達思旺時，李殿元得聞有一股勢力更大的「宗教叛軍」正在花洲集結，便聯合知縣倪濤、巡檢張鏞與當地的兩名士紳合兵前往抓捕。當時官軍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叛軍」的首領是誰，當然也不知道這個首領就躲藏在那片大山之中，但是即便如此，官軍的行動也仍然非常謹慎小心。從思旺到花洲只有一條狹窄崎嶇的小道，就是在這條小道上，不久之前太平信徒們頑強地阻擊了一隊官軍。現在官軍不得不步步為營，不時用火槍和小型手槍從遠處射擊，並且不斷設置拒馬路障，防止被包圍起來的「叛軍」逃竄。 洪秀全此時已經被包圍，並且有被逮捕的危險。他叫幾個當地人從西側鮮有人行的小道潛出，去金田總部傳達緊急求援的消息。楊秀清、韋昌輝和石達開迅速集結了一隊援軍。身為上帝代言人的楊秀清，號召信徒們志願擔負起將他們敬愛的領袖從危機中拯救出來的神聖任務。楊秀清的號召反響熱烈，他迅速集結了大量軍隊，並交由當地頗有威望的英雄人物蒙得恩指揮。楊秀清還非常小心地為金田保留了足夠數量的聖兵，以防備隨時可能來犯的官兵。蒙得恩率軍東出，一舉攻下思旺。此後他快速挺進山區，並最終在山道主路上遇到了官軍。接下來的戰鬥非常慘烈，很多士兵、民兵和低階的官吏在這場戰鬥中陣亡。巡檢張鏞和隨官兵而來的兩名士紳戰死陣前，張鏞成為第一個被太平軍擊殺的清朝官吏。副將李殿元和知縣倪濤則僥倖逃生。旗開得勝的太平軍聖兵隨即歡欣鼓舞地向花洲前進，並沿途清除路障。洪秀全、馮雲山、蕭朝貴以及身為主人的胡以晄聞訊終於放下心來，愉快地迎接救援的隊伍。就這樣，當蒙得恩率隊返回金田後，又有很多花洲附近的山區信徒加入了他的隊伍。 金田之戰 正當金田歡慶洪秀全一行從花洲勝利歸來的時候，有傳言說大股官兵正在逼近，隨時準備發起進攻，領隊的是一位名叫伊克坦布的滿族副將，他隨周鳳岐從貴州出擊，並駐紮在桂平縣大湟江南岸。周鳳岐領省衙命令，驅剿「叛亂教眾」，而「叛軍」在大宣和花洲的兩場勝利都給官軍造成了重大傷亡，這已經引起了他的警覺。他現在已經準備好採取一次大規模的反擊行動。因此，他命令伊克坦布率其營隊與一些地方團練民兵一起渡江向金田進發，以圖一舉包圍這些「宗教叛軍」。 1850年12月31日，僅僅在軍事衝突爆發的一天之前，金田的聖兵們開始緊急部署備戰。就在這時，又有四支本在計劃之外的教眾隊伍抵達金田團營。第一隊約有兩千餘人，由博白而來。第二隊大約千餘人，他們是桂平縣不堪饑荒以及官府壓迫而逃亡的農民，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客家人。第三隊是秦日綱帶領的千餘人，他們多是貴縣的礦工。第四隊也是最大的一隊，是幾千因與當地人起爭執被驅趕而來的客家人。這四隊信眾在途中相遇，合成一股，約有一萬多人，共同向金田進發。他們抵達金田，大大地鼓舞了士氣；他們被看作上帝派遣下來的救兵。 實力增強的金田方面迅速調整了作戰計劃，派遣新來團營的隊伍從兩翼同時向官兵發起進攻，戰鬥在次日預定的時間打響。官軍被迫與兩路太平軍同時展開肉搏戰，很快就開始畏縮撤退，損失慘重。官軍有七個營潰不成軍，四下逃逸，但是太平軍依舊窮追猛打。有一隊官兵被圍困在一座山頭之上，另外還有一隊約三百人規模的官兵在某處河岸被太平軍殺盡。官軍的戰地指揮伊克坦布見勢不妙，全速向後方逃命，結果在某處橋頭墜落馬下，被太平聖兵斬首。當周鳳岐帶領剩下的貴州部隊到達的時候，許多軍官都已經陣亡。就這樣又經過一天一夜的浴血奮戰，金田之圍徹底解除，周鳳岐被迫撤退，此後再也沒有兵犯金田。 但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知道已經無路可退。他們已經和清軍公開對抗，殺死了包括軍官、士兵、團練鄉勇、鄉紳和民吏在內的政府職員，這樣的行為使他們在嚴苛的刑法面前只有死路一條，因此只能義無反顧地投身到起義中去。 太平開國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臘月初十），洪秀全在金田集合信眾，設壇行禮，太平天國起義正式拉開序幕。這天對於太平信眾而言可謂三喜臨門：一是花洲大捷，二是金田大捷，另外當天也是他們眼中的真神洪秀全三十八歲的生日（依舊曆）。這一天也因為洪秀全正式登基，加天王號，而被載入史冊。上帝則被稱為「皇上帝」，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洪秀全才沒有採用中國傳統的「皇帝」稱號。除此之外，「天王」這個稱號可以追溯至周代，因此洪秀全認為它具有深遠的宗教意義。其後，洪秀全的兒子洪天貴被立為王世子，稱「幼主」。這樣的稱謂是要避免使用傳統上指代皇位繼承人的「太子」一詞，因為類似的「皇太子」一詞被太平信徒用來指代耶穌基督。 在第一篇詔書中，天王將這個新的國家命名為「太平天國」，這個新的朝代被稱為「天朝」，1851年即為太平天國元年。「太平」二字出自古代經典《公羊傳》，其中描述了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據亂世，即墮敗無政的時期；昇平世，即無序不安的時期；太平世，即永遠安定繁榮的時期，這最後一個便是中國人有史以來不斷夢想追求的理想社會。另一方面，「天國」二字可以通過梁發翻譯的那些宣傳冊而追溯到聖經。一開始，洪秀全錯誤地理解了這個詞，認為它是專門指代中國，並由此用這個詞來命名這個新的王國。但是隨著後來他更深入地學習福音書，尤其是《馬太福音》，他才逐漸理解了這個詞真正的意義： 所謂天國，就是總攝天上人間。天上有一個天國，人間也有一個天國。無論天上人間，都一樣是天父之國。 因此，「太平天國」這個稱號就結合併代表了中國和基督教的兩種至高理想。 在接下來的儀式中，洪秀全大加分封。他的繼母被封為「春王母」，已故的第一任妻子為「正月宮」，現在的第二任妻子為「又正月宮」。用「月」字是為了和洪秀全新的尊號「日」字相匹配。 至於天國的軍事領導，洪秀全任命楊秀清為中軍主將，蕭朝貴為前軍主將，馮雲山為後軍主將，石達開為左軍主將，韋昌輝為右軍主將。其他將官也都各領其職。最後，作為對太平軍諸多軍法紀律的重申和總結，洪秀全和五位主將聯合向全軍發布了五條簡明扼要的軍紀：其一，嚴格遵守各項天條軍令；其二，嚴格區分男女性別；其三，嚴禁滋擾百姓；其四，遵循公有精神（嚴禁私產和個人收入），兵將和睦；其五，全身心為革命事業服務，特彆強調要作戰勇猛，不畏犧牲。 由於太平軍都只是在金田附近幾十里的區域內團營駐紮，他們的糧食供給日益短缺，無法供給米飯，只能靠稀飯度日。而與此同時，官兵也已經逐漸集結，布防到位。很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太平軍必須轉移。1月13日，太平軍全軍東出，占領三江交匯口北岸的繁華城鎮江口。因為清軍全部駐紮在江口的南岸，因此他們沒有遇到激烈的抵抗。曾經迫害過馮雲山、盧六和王為正的王作新家就在江口，但此時他聽說太平軍逼近，已經逃命去了，留下了大量的財產。太平軍立即把他的當鋪和米店收繳充公。根據一些零星的消息，王作新家族八十餘口，包括他的兒子和三個外甥，以及另外一些鄉紳都被殺害（王作新本人之後死在貴縣的一夥山賊手中）。 收編盜匪 在江口，太平軍不僅得到了糧食和軍械的補給，還不斷地招募新兵，擴充實力。很多亡命盜匪都應徵而來。首先來投靠的是兩個女匪首蘇三和丘二，她們各帶來了大約兩千多人。丘二不久後退出，又做回山賊，自謀其生，1853年春天死於與桂平民兵的戰鬥中。蘇三則滿懷著革命熱情，一直留在太平軍中，在整個天國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她出生在廣東靈山，隨夫嫁到廣西。其夫後來慘死，她就組織一夥土匪為亡夫尋仇。在手刃仇家之後，已是亡命之徒的蘇三成了這伙盜匪的頭目，他們劫富濟貧，頗有聲望，勢力不斷壯大。但是蘇三此時抓住了這個走向新生活的機會，加入了太平天國運動，披堅執銳，與男性同志們並肩作戰，從廣西一路殺到南京。她的精神與戰績，使她成為近代詩歌文學歌頌的對象。 另外還有八伙水賊，在像羅大綱和張釗這樣傳奇般的領袖人物的帶領下，先後來到金田，要投身到這場運動中來。但是當太平軍占領江口，水賊們有機會切實地體會太平軍士高尚的道德和嚴格的紀律的時候，他們開始害怕自己平時並不檢點的操行早晚會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於是除羅大綱外的所有人又都紛走四散了。這些逃散的太平軍往日的盟友，之後紛紛帶著人馬舟楫投靠了官府，認為這樣官方就可以對他們的非法行徑既往不咎，將來也可以網開一面。 這種行為為羅大綱所不齒。羅大綱本是廣東潮州人，是天地會優秀的領袖，自幼便有反清情緒。他曾經在廣東與洋人經商，還幫助過英國將領伯麥(James J. G. Bremer)和義律(Charles Elliot)在廣州建立基督教堂，所以對基督教教義有所了解。1850年，他作為水賊的頭領到江口投奔太平天國，可能是當時水賊活動的一個典型代表：鴉片戰爭時期他們在廣東做過民兵，戰後沒有回家務農而是落草為寇，最後被官兵擊潰，逃往廣西。羅大綱早先在金田就已經正式加入了拜上帝會，現在他來到江口，正式宣布退出天地會，並且全盤接受拜上帝會的教義、道德約束、軍事法規以及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目標。他的幾千兄弟也和他一起皈信。羅大綱被任命為軍帥，他頗具指揮才能，後來曾一度率領先鋒軍劍指武昌。有人說在進入南京後，他娶蘇三為妻，幾年後為革命運動壯烈犧牲。 由於新兵源的不斷加入，此時太平軍的人數包括男女諸營在內，已經有不下三萬之眾。 與天地會的關係 現在有必要介紹一下拜上帝會和天地會的關係。很多歷史學家都過多地強調二者存在的聯繫，甚至以這些聯繫為依據，認為二者在革命運動中存在著戰略夥伴關係。的確，拜上帝會和天地會都對清朝統治者恨之入骨，這使得洪秀全、馮雲山以及其他的太平軍領袖樂於接收天地會轉投而來的新兵。但是，丘二和七股水賊中途退出的事件使得天國領袖們意識到，有必要強調確認這些新兵在軍事上的忠誠度。從那之後，原天地會成員或是流竄的野匪如果想參加太平天國運動，就必須和其他太平軍士一樣，首先宣誓崇敬上帝，保證遵守所有宗教、道德和軍事上的條規。 實際上，拜上帝會與天地會在政治目標、宗教信仰以及道德理想和實踐上都有著本質的不同，這使得它們不可能建立同盟或者夥伴的關係。洪秀全認識到雙方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而對天地會採取了審慎的態度： 雖然我沒有加入過天地會，但我聽說過他們的目標是反清復明。這種目標在他們剛剛建立的康熙朝時或許還很恰當，很有意義；但是現在二百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可以說「反清」，卻不能再提「復明」。無論發生什麼事情，當我們從滿人那裡光復河山之時，都應該建立一個新的朝代。現在我們怎麼可能再次用「復明」的口號激起人民的鬥志呢？有一些惡行與天地會有關，對此我非常厭惡。如果有人要加入天地會，就必須敬拜魔鬼，向它做三十六條宣誓，還要有一把劍架在他的頸項之上，他還要被迫捐出錢財，供天地會使用。天地會現在真正的目標已經變得狹隘，沒有價值。如果我們宣揚真的教義（基督教），依靠全能上帝的幫助，雖然人數少，卻能和他們匹敵。孫臏、吳起、諸葛亮以及歷史上其他的軍事家，他們的戰術與戰法我都不放在眼裡，何況那些天地會的烏合之眾呢？ 太平天國的領袖都儘量地避免和天地會建立雙邊的聯繫，寧可獨自奮戰，也不願意在一神論的宗教信仰或者政治理想方面妥協讓步。雖然在一些危急的情況下，太平軍確實與廣東的天地會勢力以及北方的捻軍和白蓮教的軍隊曾經結成過同盟，共同對抗清軍，但是這些同盟的建立是出於軍事需要，並且從來沒有發展為更深層次的同盟關係。 拜上帝會與天地會又確實有很多顯而易見的相似之處。例如，雙方在新成員加入時都會舉行秘密儀式；雙方所用的文字和話語、措辭和暗號都非常晦澀，外人都很難理解。這些並非巧合，其實是拜上帝會對長期從事地下秘密活動的天地會刻意的借鑑與模仿。在太平天國運動早期，宗教和政治思想通常以晦澀的語言表述，以使外人不能理解其中的含義，並且這種帶有神秘性的表述還可以強化成員的歸屬感。 太平軍士兵和天地會成員在外形上也很難區分。雙方都蓄髮留須，著裝如晚明時期，並戴紅色頭巾。在這一點上，與其說太平軍在模仿天地會，不如說是因為對滿族統治表示抵抗的態度，雙方才採用類似的傳統著裝。還有一個相似的地方是，他們的成員之間都以兄弟相稱。這一點完全是巧合，因為拜上帝會信徒的兄弟稱謂來源於萬民的天父，而天地會的兄弟則是通過在異教神明前的宣誓而得來，並且他們很少稱女性為姐妹。 雖然著裝相似，但是雙方在對一般民眾的行為上卻明顯不同。最近的研究發現，在拜上帝會和天地會都很活躍的地區，一般民眾都明顯地更歡迎前者。天地會經常搶劫民眾錢財，拜上帝會則從不參與搶劫或綁架，並且和民眾進行公平對等的交易。另外，天地會從成員身上抽取錢財，但拜上帝會不會這樣。從民眾的角度而言，拜上帝會比較光明磊落，天地會則陰暗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