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三十章 泰戈爾的信札
泰戈爾的信札，篇篇都是標準的散文。信札裡邊，有的包含深刻的哲理，有的蘊藏豐富的經驗，至於文字的精彩，韻味的雋永，差不多每個讀者都有同感。
泰戈爾一向喜歡寫信。他訪問歐美期間所作的《致友人書》（Letters to a Friend），上文曾一再引用；他和尼赫魯的通訊，本書附錄將全文登載。至於他所著的《孟加拉一瞥》（Glimpses of Bengal），主要的是他在24至34歲間的通訊集的節錄。據他自己在英譯本的導言上所說，那時他年輕，還沒有成名，他有的是豐富的精力，有的是多餘的閒暇，所以他很喜歡跟朋友通訊。
等到他成名之後，他就忙得不可開交，寫信的機會減少到最低限度。為著加強自己的回憶，到了59歲（1920）那年，他才出版這部《孟加拉一瞥》。
他是孟加拉人，鄉土的氣息很重，由他的信札里，你不但能夠欣賞孟加拉的不少名山勝水，人情風俗，而且你也可以從他的信札里，反映出他的志願。
詩人對於自己的抱負很高，所以他對於韶華難再的觀念，比較任何人都深刻。從5歲知書識字的時候，他對於詩學就有興趣。因此，當他27歲那年給朋友的書信里，曾發表這麼一種感想。
但是，要達到27歲——這是一件瑣碎的事情嗎？——當一個人過了20年代的子午線而達到30歲？——30歲——這是說，成熟的年齡——在這年齡里，人家希望結了果實，而非新鮮的密葉。但是，唉，果實的期望在那兒？當我搖頭的時候，我還覺得充滿著婉麗瑣碎，連哲學的一絲半厘的蹤跡也沒有。（1887年7月）
他曾作個假設，希望每天能夠寫一首詩，這樣一來，他的生活將過得很愉快；可是他雖然忙著寫過多年的詩篇，不過詩的女神仍不大容易駕馭，並不能說寫就寫。
他曾以雪萊自命。但他很謙遜而又憂慮地說自己恐怕趕不上雪萊。且看他怎麼說：
經過三十年努力的生活後，雪萊僅能供給寫兩本傳記的材料，其中大部分的篇幅還穿插著道登（Dowden）的雜談。我的三十年的生命，恐怕連一本也填不滿罷。（1895年2月16日）
假如大家胡裡胡塗，自己跟著糊裡糊塗，那麼生活也比較好過。最難堪的就是大家糊裡糊塗，自己卻十分清醒。「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皆濁我獨清」，這就是屈原之所以被放逐的理由。
青年時代的泰戈爾，正值印度的士氣最低沉的時代。上流社會的人士，立志做亡國奴，希望在白領階級中占了一席位，便心滿意足。至於中下階級的人物，他們根本沒有人生觀，宇宙觀。他們僅能算是「生存」，談不到什麼「生活」。
一面傷時愛國，一面不甘落後，泰戈爾當然會陷於滿懷心事無處訴的境地。他說：
我們的國家真正是上帝捨棄的國家，我們的確很難維持意志的力量來做事情，我們得不到真正的幫忙。在我們周圍幾里內，我們很難找到一個人來談天，並且能夠從談天裡得到生活力。附近的人似乎沒有一個有思想、情感、工作。沒有一個有干過大事業的經驗，或者實際地認真地生活著。他們個個吃啊、唱啊、辦公啊、抽菸啊、睡覺啊、無聊的閒談啊。當他們涉及感情的時候，他們變成傷感；當他們涉及理智的時候，他們變成幼稚。有人希望得到有血氣、有精力、極能幹的人物；可是這兒僅有許多陰影，快快地掠過，跟世界毫無關係。（1893年2月）
讀過《出師表》的人，誰都能夠欣賞「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這一段話，意境高超，聲調鏗鏘，確是不可多得的文章。不錯，痛苦是暫時的，默默無聞是永久的，難怪至聖如孔子，也要長嘆一聲：「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但是，名者實之賓，實至名歸。與其羨慕虛名，整天到處鑽營，不如腳踏實地，從頭做起，更為得計。
我說，在我們還沒有成功之前，讓我們埋名匿姓罷。當我們只會被人看不起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求人家尊重；當我們在世界上得到我們自己的根據地，當我們在決定政策的時候有個份兒，那麼我們才能夠含笑地跟人家會面。在那種情形還沒有實現以前，讓我們隱居於後台，照料我們自己的事務。（1893年2月）
跳高的人必須先蹲低，跳遠的人必須先退後。凡是有所不為的人，這才可以大有為。韓文公懂得這道理，他名叫「退之」，其實是「進之」。同樣的，泰戈爾也領略這道理，他所追求的是千秋萬歲不朽的事業，所以當他隱居於恆河沿岸的時候，他當然會不求聞達。
普通人最大的毛病，在於眼高手低，一天到晚，希望做大事業，可是擺在眼前的事情，卻不理不睬。須知大事業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得成功，它是由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積小善可以成大善，積小惡可以成大惡。「勿以善小而弗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古人的教訓，都是從學問和經驗，理論與實踐中得來。
泰戈爾雖然自幼以詩人自命，但他是個安分守己的人物。下列一封信，便是個明證
一個人越在河邊或廣闊的鄉村生活，他將越清楚地認識，沒有一件事情比較簡單地自然地履行日常生活上的普通事務更為漂亮，更見偉大。從田野的青草到天空的繁星，每件東西都是這麼幹；在自然上有這麼深刻的和平及超越的美麗，因為它不會勉強地逾越它的範圍。
然而每件東西所幹的事情，並非無關重要，綠草須竭盡力量，把細根的尖端的資料吸收過來，以便成為綠草；它不會虛榮到那地步，希望把自己變成榕樹；這樣一來，大地才能夠得到像可愛的地氈那樣的綠草。同樣的，人類社會能夠得到一點美麗與和平，這應歸功於日常履行小義務，而非得力於大事情及漂亮話。
詩人的觀察力固然很敏銳，描寫的能力又很高明，所以他的信札里時常表現最優美的散文。他在恆河沿岸逗留的時間比較長久，尤其西萊達，那兒的一花、一草、一樹、一村，他無不熟悉，好像他多年相好的朋友一樣。他說：
沒有一個鄉村，沒有一個人物，沒有一棵樹，沒有一葉草——打破白茫茫一片單調的景象的就是裂隙的破裂的聲音，有的地方呈現著潮濕的一層，而底下是黑土。
往東看，上頭是無邊無際的藍色，下邊是無邊無際的白色。天空空，地也空空——下邊的空是堅硬的、荒涼的，上頭的空是拱形的、稀薄的——在別的地方誰也找不到這麼完全荒涼的景象。（1888年）
像這麼入木三分的描寫的手法，只有在本土生根的詩人才可以做得到。他如描寫吉卜賽人、雷雨等篇都很有情趣。
然而我最喜歡的還是泰戈爾給他的女兒們的信札。當1911年至1937年間，他給他的女兒美露（Miru）和貝爾（Bel）寫了不少信。1956至1957年間，《國際大學季刊》特地發表了一部分信札，而他的大部分信札都編成整套書信集，題名《齋薛柏特拉》（Chithpatra）。
1913年2月18日，正值農曆新年前後，泰戈爾曾在哈佛大學演講。他對當地的雪景非常喜歡，所以第二天他寫信給他的女兒的時候，他曾這麼說：
別的不用說，我覺得這兒有一種便利，就是在冬天還有驕陽。這在美國絕對見不到。當我們在那兒過了幾個月的夏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下雨。但是，這兒比較冷，差不多每件東西都罩著白雪，當太陽照在上邊的時候，它真是漂亮。周遭一切景物都很鮮明。
泰戈爾在芝加哥逗留幾天，他得到一位美國太太的熱誠招待，所以他住得相當舒服。這位太太是芝加哥有名的詩人穆蒂（Moody）的妻子，她和泰戈爾一行人很談得來。她捨不得他們離開。後來他們到紐約去參觀，她便招呼他們在紐約的公館小住，她的一切的表現，都帶著濃厚的母愛。
泰戈爾對於美國的工讀學生的生活十分讚美。他說：
這個國家的比較窮苦的學生，從事這麼簡單的工作而不會覺得羞恥或侮辱。他們在旅店裡做侍應生，同時，他們也照樣上學。他們時常替其他同學服務，以便賺錢來開銷。假如在我們的國家做這事情，他們將羞愧得連頭也抬不起來。
1915年2月他又生病。病中他給女兒貝爾寫了一封信，他說：
我很不舒服。我以為我又病倒了，好像上次我赴英國前的情形那樣。因此，我趕緊放棄一切工作和應酬，一直跑到巴特瑪河的懷抱里來隱居。我一抵達此間，我所有的一切可怕的疲倦便煙消雲散了。沒有一個人能夠像巴特瑪河這樣愛護我。假如我能夠靜靜地逗留在這兒，聽著潺潺的河流，不必到各處去旅行，那麼我將獲益不淺。自我這次到這兒以後，我就有這種認識。
人類就是這麼一種喜新厭舊的動物。動極固然思靜，靜極又思動。泰戈爾知道自己的個性，他更知道自己不能夠在一個地方很安定地成家立業，長期安住下來。
在1916年9月，他從日本寄給美露的信里，他曾輕描淡寫日本的風光。
我們現時在火車上，向東京城進軍。兩旁都是小山、稻田、養蠶的桑樹、松樹，充滿著夏天雨水的河流。日本整個國家，似乎是一系列的圖畫，從這邊到那邊，結果，這個國家的人民誠心愛美。男男女女都努力工作，不但努力，而且也整潔。這就是全國之所以發展為那麼美麗繁榮的理由。
當他快到60歲的時候，他還在美國漫遊。在3月7日致美露的一封信里，他極希望回到印度做生日，他說：
我覺得，我的生命的新的一章將開始了，當十年前我五十初度的時候，我已經寫好序言。突然間，並沒有得到什麼預先的警告，我開始週遊西洋各國。今天全世界都和我有關係。今天我不能把自己當做一個『國民』，單獨屬於我的國家，而逃避其他責任。我要把本國和世界其他各國聯合起來；但是我的同胞卻願意在周遭建築一道牆，在印度內部蓋著一層幕，這樣一來，它也許不會看到人家的特長。
從泰戈爾的全部功業文章看來，他是個愛祖國、愛世界、愛人類的先知。假如芸芸眾生都接受他的教訓，那麼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想總有實現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