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二十二章　相識滿天下

「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上句是虛的，下句才是實的。在報紙、雜誌、收音機、電影、電視非常發達的今天，政治紅人，藝苑名角，體壇健將，差不多人人都認識。可是眾人識和尚，和尚未必識眾人，世間矛盾的事情，往往如此。 自泰戈爾名震世界文壇後，他經常往各國旅行，足跡到處，老是萬人空巷地受歡迎。每次歡迎會，總有相當數目的聞人要找個機會和他握握手，談談天，表示他們對他的崇高的敬意，可是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尤其是老年人的記憶力欠佳，歡迎會結束後，他拖著疲倦的身體回到寓所，上氣接不著下氣。一宿醒來，隔夜的盛大的歡迎會，好像過眼煙雲一樣，早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 老實說，全世界的讀書人應該認識泰戈爾，至少也應該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知心並不算太多。除甘地、羅曼·羅蘭、尼赫魯在文章事業上可以和他媲美，因而成為莫逆之交外，真正的知交，應該數到幾位同志，而這幾位同志和他的關係，可以說是相知在師友之間。 在時間上，人類多「貴古而賤今」；在空間上，人類多「舍近而求遠」。因為這兩種關係，許多知名之士，在故鄉往往不大被人注意，那些從迢迢萬里外慕名而來的信徒，反而畢恭畢敬地服務到底。我並不是說，印度同胞對泰戈爾不夠敬重，我是說，那幾位從外國來的信徒對他的關懷更是無微不至罷了。 本章要敘述泰戈爾的三位外國信徒：（一）畢爾遜、（二）安德烈、（三）溫德尼博士。 畢爾遜（Willie Pearson）和安德烈（C. F. Andrews）都在1914年，即泰戈爾得到諾貝爾獎金的第二年，聯袂抵達聖蒂尼克坦；後來在泰戈爾的鼓勵下，又聯袂前往南非洲、澳洲、斐濟群島。當他們初來的時候，聖蒂尼克坦不過有疏疏落落幾間屋子，周遭是白茫茫一片曠野。那時瘧疾流行，患者死亡相繼，誰也沒法子在這兒永久住下去。但是，平素喜歡散步的畢爾遜，卻優哉游哉到附近去漫遊。 就在那闃無人煙的曠野中，畢爾遜建築了一間非常簡陋的茅屋，這間茅屋的清幽，引起泰戈爾的注意，他時常要到那兒去盤桓。在遼遠的地平上，有一排棕樹。表面上，這兒似乎很淒涼荒蕪；可是它的朝霞和夕照的美麗，卻不是其他地方所能夠找得到。 那時，國際大學的經費十分困難，住屋的設備，更是因陋就簡。教員和學生，都好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 他們的物質生活的水準雖很低，但他們的精神生活的水準卻很高。大家同心協力，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那親愛的程度，遠非那些擁有豪華舒適的設備的學府所能想像。 在聖蒂尼克坦里，泰戈爾自己的臥房是最小的一間。晚上蚊帳掛起來，房裡差不多沒有一片空地。到了白天，蚊帳拆掉；就在石階上的一個小角落，泰戈爾從事他的寫作。一般朋友把這房間叫做大師的「巢子」，因為大師的許多美妙的詩篇都從這「巢子」產生出來。 因為畢爾遜和泰戈爾極接近，所以他能夠充分享受孟加拉的音樂和詩歌的創造中心的樂趣。他願意費了長時間，研究最新的歌譜和曲調。他對於音樂和繪畫都很在行，可惜時間不夠分配，他只好捨棄繪畫而專攻音樂。 畢爾遜最重友誼，他的辦法是廣交全體同事和學生，不會偏愛一兩個。學生們知道這位老師實在值得敬佩，所以把他的英文的名字改為印度文的名字森·普里亞（Priya Sen），意思是說「最可敬愛的人」。他的人格的中心，就是友誼，所以那個綽號「最可敬愛的人」最能表現他的人格。 當畢爾遜和安德烈從南非洲回來的時候，他們時常教導國際大學的學生讀英文，同時，還解釋泰戈爾的詩篇。畢爾遜對這份額外的工作非常有興趣，他的家裡不斷地有許多學生前往請教。 畢爾遜對於國際大學附近的鄉村十分愛好。他鼓勵地方當局給農民建築水井，使他們有清泉可喝。他還親自種植桉樹（eucalyptus），其中有一棵，雖經羊群的一再蹂躪，仍舊屹立不動。為紀念他的遺愛，鄉下人特地把這口井和這棵樹，冠上他的大名，以示不忘。 不幸這位外國的朋友，於1924年9月在義大利的火車的扶梯上摔了下來，當場受了重傷，在醫院療養幾天後，終於不治逝世。這位天真、坦白、自由、勇敢的鬥士的仙逝，對泰戈爾不消說是個大打擊。（參閱《國際大學銀禧紀念號》，安德烈所著的《悼畢爾遜》） 安德烈（C. F. Andrews）也是泰戈爾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在南非洲，曾替印度的勞工仗義執言。當他從南非洲重返印度的時候，馬立克（G. Mallik）曾向他這樣表示： 先生，你替我們的同胞做了那麼多事情，印度應向你致敬意。 安德烈微笑地答道： 青年人，我的意思剛好相反。我之所以能夠達到這地位，應歸功於印度。 他說話時，態度很誠懇而又自然。那時，印度的青年，多數都崇拜西方的文明，現在居然有一個「外國人」對印度有很高的評價，這不能不使他驚奇。 1919年，馬立克專誠到聖蒂尼克坦去訪問泰戈爾，不幸泰戈爾生病，須離家往加爾各答去醫。友情洋溢的安德烈，百般勸慰，使他不至失望。過了幾天，當馬立克要告別的前夜，泰戈爾才回來。於是安德烈便把這位青年介紹給泰戈爾。 安德烈為人很有風趣。他每次離開火車站後，便將袋裡所有的零錢送給途中所見的第一個叫花子。有一次，他要買一份報紙，可是他摸一摸口袋，覺得空空如也，因為零錢他已經送給叫花子了。賣報的報販，看見他那種尷尬的情形，便很恭敬地把那份值一角錢的報紙送給他白看。過了幾個星期，他偷偷地塞了一塊錢到這個報販的袋裡，表示他沒有忘記人家對他的敬意。 又有一次，孟加拉教育局的高級官員——英國人——訪問聖蒂尼克坦，並且在「迎賓館」住了一天。那時天氣熱得要命。到了中午時分，安德烈跑去看這位英國官員。他圍著印度的腰布（dhoti），穿上襯衫，戴著帽子，而那位官員，不管周遭的氣候如何，卻穿著非常漂亮的西服。他看見安德烈穿著「不文明的土人」的服裝，忍不住質問他幾句： 安德烈先生，你不覺得羞恥麼？你這種服裝是否和英國人的尊嚴及禮貌相配合呢？ 安德烈含笑地走開。他說他一會兒就回來吃午餐。天呀，當他回來吃午餐的時候，他索性把襯衫也脫掉，上半身赤裸裸地面對那位神氣十足的英國紳士！ 安德烈在印度旅行的時候，經常坐著三等火車。有一次，他買到二等火車票。當火車抵達某一車站的時候，他發覺有一位老年的印度婦女，唉聲嘆氣地喊著病痛。安德烈看了那種情形，即刻下車，把座位讓給老婦人。起初，老婦人不敢坐，經過他再三請求後，老婦人被他說服，安詳自在地坐在他的座位，而他自己卻坐在三等車。（參閱馬立克著：《回憶安德烈》）。安德烈對泰戈爾推崇備至。他所編輯的《致友人書》及《泰戈爾與羅曼·羅蘭》是研究泰戈爾的人必讀的參考書。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和泰戈爾的關係，宛若教徒跟耶穌的關係那麼親切。 安德烈和畢爾遜追隨泰戈爾的時間比較長久，他們的言論和生平，國際大學的一般師生都十分熟悉。至於溫德尼博士，他和泰戈爾相處的時間很短促，但彼此的友誼仍很深厚。泰戈爾說： 在我的長久的生命及遼遠的旅行中，我沒有見過一位學者像這位很有學問的博士那麼值得人敬重。他的深刻廣大的人道主義，他的非常淵博的學識，他對真理的鞠躬盡瘁，以及他在中歐日漸增長的敵對氣氛中堅持他的理想的勇氣，都是他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他的死，使我損失了一個忠實的同志，使印度損失了它的一個忠實的學者，和最好的朋友，而人類也損失了一個最誠懇的代表。 上述這一段話是1937年溫德尼死後，泰戈爾寫給他的親戚朋友的。溫德尼活到74歲，他可以算是最早一個人把泰戈爾尊稱為詩人和哲學家，但是他們兩位一直等到1921年才正式會面。那年六月，泰戈爾訪問捷克京城布拉格的時候，溫德尼正在德國大學講授印度雅里安的語言學和人種學。那次相會，便奠定二人的堅強的友誼的基礎。 在溫德尼和泰戈爾相交的十幾年間，二人時常通訊。當1921年6月20日，溫德尼教授曾代表布拉格的德國大學，發表下列演講詞。現在譯述如下： 敬愛的老師： 今天我能夠代表布拉格的德國大學來熱烈歡迎你，使我非常高興。德國大學校長和評議會要我向你表示深刻的敬意和忠誠的感激，因為你肯到我們這間老大學來跟德國教授和學生演講。 現在你已經來到布拉格這麼一個美麗的城市，你也應該參觀德國大學，由這間大學，你就可以追溯印度研究的悠久的傳統。這間大學曾產生一個偉大的吠陀經的學者路德維希（Alfred Ludwig），他曾費了畢生的精力，研究印度古代的東西。他曾把印度思想最古的傑作《吠陀》的詩篇譯為德文，同時，他還給它作注釋，這部書將成為吠陀經研究上標準的著作。 你現在從遼遠的國家，從遠東來到這兒。但是你並不是一個陌生客，不是外國人，而是一個朋友兄弟，我們最親愛的人，而你的詩歌的每行，都充滿著「愛」——愛上帝，愛人類。像人類歷史上常見的事情一樣，你現在又代表東方來到西方，作為愛的老師，作為人道主義的宣傳者。…… 在你的一篇演講辭里，你曾說天地及其美麗的東西，是站在詩人和理想家這一邊，不站在極端藐視一切情感的商人那一邊。你在西方巡迴演講的成功，使我們相信將來有一天，不但天地，而且整個世界將站在詩人和理想家這一邊。（參閱《國際大學季刊》第24卷第1期，《溫德尼與泰戈爾》） 《詩經》說得好：「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真正的知心，不但能夠和你共患難，同甘苦，而且能夠充分領略你的心靈深處的一切動態。這種最崇高理想的境界，是可遇而不可求。無怪古人得一知己，終身再也沒有什麼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