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二十一章 提挈尼赫魯
1961年5月7日是泰戈爾誕生百年紀念。早在半年前，新德里已經成立一個「泰戈爾誕生百年紀念委員會」，由尼赫魯總理擔任主席。這個委員會準備出版一部紀念集，分上下兩冊。上冊敘述泰戈爾的生平和著作，下冊討論泰戈爾和印度的文化。執筆的人包括總理尼赫魯、副總統拉達屈里斯南、科學院院長凱柏博士、美國名作家賽珍珠、英國名詩人愛里奧、法國名作家安德烈·摩洛等人。
今年元旦那天，尼赫魯總理在孟買主持這個委員會。他強調詩人泰戈爾的偉大的遺產，以及他的生平和著作所給人的教訓。這個教訓就是「異中求同」（unity in diversity）。泰戈爾以身作則地指出印度文化的統一性，但他絕對不想運用狹窄的排外的民族主義。他的眼光是以整個人類為對象。他生前雖然替孟加拉省和印度服務，其實，這種「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精神，正是他替整個人類服務的一套辦法。
尼赫魯公開承認，他是泰戈爾和甘地的精神上的兒子。最近他還說：
因為時常跟甘地在一起，我大受他的影響，但是我應該很謙遜地說明，我的思想和泰戈爾更協調，雖然我的一切活動受著甘地的支配。
在思想上和泰戈爾更協調，在活動上卻受甘地的支配，這兩句話充分說明尼赫魯很有資格做泰戈爾和甘地的繼承人，這是說，做他們二人的精神上的兒子。
因為尼赫魯對泰戈爾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的一舉一動，要符合泰戈爾的意旨。他深知泰戈爾最關懷的不外兩件大事，一件是他的創造生活，一件是國際大學。因此「泰戈爾誕生百年紀念委員會」要履行兩種艱巨的任務：一面要使他的教訓、他的詩篇、戲劇、音樂、文學、藝術普及於全國；一面要籌備一千萬盧比，作為國際大學的基金，使這間宗旨純正的學術機構永遠發展下去。
在尼赫魯編著的《舊信一束》（A Bunch of old Letters）里，他曾把泰戈爾和他來往的信札發表出來。該書收集泰戈爾的信札八封，每封信都充滿著濃厚的人情味。他對於尼赫魯的女兒的關懷，比較一般人對於自己的孫女還親切。他悼念尼赫魯夫人卡瑪拉女士的演講詞，真是文情並茂。他趁尼赫魯意志最消沉的時機，給他以積極的精神上的鼓勵。他說尼赫魯是：
具備百折不撓的決心，誓死不屈的勇氣，但是他比較他的同志高出一籌的地方，卻在他毫不動搖地堅守道德上的完整，知識上的忠實。在政治糾紛的場合里，到處都是種種欺騙的行為，連自己也包括在內，但他卻保持著高度的光風霽月的襟懷。當真理陷於危險的境地，他從來不規避，當虛偽占盡便宜的時候，他從來不和虛偽發生關係，他的絕頂聰明的才智，使他很坦白地拒絕採用不榮譽的政策，雖然那種政策對他是易如反掌。這種光明磊落的真理的理想，是賈瓦哈拉爾在為自由而奮鬥上的最大的貢獻。（參閱附錄：《泰戈爾與尼赫魯的信札》）
的確，生離死別是人生最難堪的事情。凡是有悼亡的經驗的人都領略到那種苦杯實在不大好受。只因泰戈爾愛護尼赫魯及其家屬，所以他才運用他的生花的妙筆，百般勸慰，使他再度鼓起拯救祖國、愛護人類的熱情。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就是21年。1957年，國際大學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尼赫魯被邀去主持。他即席發表一篇演講詞，情辭懇摯。我前後讀過好幾遍，越讀越體會出無窮的韻味。
尼赫魯演講的題目是「從生活中找到信仰」。（A Faith Through Life）他首先表示他有機會吸收這機構的精神，重溫周遭的校舍、校園及一般環境，是個非常快樂的事情。美中不足的是畢業典禮不再在芒果林下舉行，這恐怕就是「進步」所付出的代價罷。
過去他參加好幾次畢業典禮，每次都朗誦吠陀經，高唱國際大學的校歌，低徊想念國際大學的宗旨和理想。因為這些東西具備重要的真理，所以他每次參加典禮的時候，總覺得很新鮮，一點也不會覺得單調。
尼赫魯認為，在這紛紛擾擾的時期，一般人都不知道何去何從。他們應該抓住一點東西來衡量問題，而泰戈爾所定的理想以及國際大學所抱的宗旨，剛好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東西。假如我們堅守這些理想的宗旨，我們至多僅犯著小過，不會有什麼大錯誤。老實說，小過誰也免不了；我們應該當心的，就是不要鑄成大錯。
尼赫魯說，他每次到國際大學都有這種感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對大家有幫忙，但是，他可以很誠懇地指出，國際大學和泰戈爾，對他們有莫大的助力，尤其是在處理每天所發生的問題上。當他個人過著什麼疑問和困難的時候，他一想起國際大學和泰戈爾，心裡便得到鼓勵。雖然這種記憶並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至少這會使他的心理處於比較正常的狀態，以便解決問題。
在尼赫魯的心目中，泰戈爾是個先知。因此，他很誠懇地說道：
我越想大師的智慧，我越覺得驚奇，雖然我不應該驚奇。好久以前，當他所說的許多東西在本國還不大流行的時候，他對病狀——假如我可以把它叫做病狀——的分析，是衰弱的印度，同時，他所找出的治療的方法，對於未來的事情，等於特出的預言。
他臨死三個月前，寫了一篇著名的論文《文明的危機》，馬哈拉諾畢教授曾引用該文的節錄。我記得我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的過程中，曾讀過這文章，我也記得我受了多麼大的影響。後來我很驚奇——現在重聽這論調時，還是這樣——大師在那篇論文裡所寫的東西，應用於今天，還是多麼親密，多么正確，說不定比較他寫作的當時更親密，更正確。因為他是個先知，所以他能夠預見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泰戈爾酷愛和平，痛恨強權政治。可是目前強權政治橫行天下，強者時常整軍經武，摩拳擦掌，準備廝殺；弱者天天在憂愁畏懼中過活。它們恐怕自己站不住，於是開放基地，讓那些強有力的國家來保護。俗語說得好：「疑心生暗鬼。」當懷疑和猜忌的念頭交織於胸中，一有機會，誰也想採取暴力行動了。因此，尼赫魯說：
恐懼、仇恨、暴力是個人或國家最壞的侶伴。然而今天這些心理是支配著許多國家和許多人民的情感。我不知道個人或國家怎樣才能夠抵抗或面對這種威脅。經過最後的分析，一個人對於人類的前途應該具備每種基本的信心，而這事情大師會時常提到。假如對人類沒有基本的信心，我們就很難拯救這個世界，免受無可避免的災禍。
聖經教人：「信心得救。」孔子也教人：「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目前世界問題的癥結，就是誰也不信任誰；杯弓蛇影，自起懷疑，結果，弄到啼笑皆非。
一般人以為我們這時代是最危險的時代。其實，這種憂慮是沒有什麼根據的。歷史上曾經過多少次驚濤駭浪，最後，他們不但沒有滅絕，而且生存得很好。因此，尼赫魯大聲疾呼，「我們應該具備那種信心，應該有個停泊處，免得漂泊無依」。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接受泰戈爾的教訓，對他表示無限的信任。
談到大學，最難得的是優美的環境及光榮的傳統。這些東西不是金錢所能夠買得到的，它們可以說是歷史的巧合罷了。尼赫魯說：
我們能夠創辦一間偉大的大學——所謂偉大，是指偉大的建築物、設備，諸如此類的東西——但是我們很難創造傳統，創造周遭環境的氣氛，創造值得記憶的東西來指導和影響我們的心靈。這兒你們有不可估計的便利，這些便利不能夠從書本里得到的，雖然書本無疑地應該研讀。我希望你們能夠充分利用這種不可估計的遺產，因為我覺得，在各方面，印度需要這東西，多過其他任何東西。
印度有許多大學，產生優秀的人才。雖然有人對他們的行為表示不滿，但尼赫魯卻滿不在乎。他所最關心的就是這些大學生是否達到某種深度，而這事情比較考試及格重要得多。他特別提醒在座同學，論泰戈爾一向重視創造、生產、誠懇、深刻這幾個條件，而這些條件其他大學卻不大注意。泰戈爾要準備廣大的文化背景，以便消除狹窄的思想。這事情說說倒沒有什麼，幹起來相當困難，甚至一個偉大的老師給我們耳提面命也不見得會成功。但是，假如我們時常記住他具備廣大的胸襟，這多少對我們有幫助。國際大學，顧名思義，是指它有國際性、普遍性。
國際大學得到泰戈爾來做創辦人，這是它的光榮；但是，盛極難為繼，大師和偉人不能夠常得，我們僅能從他的嘉言懿行所遺留下來的傳統里，找到應有的教訓和鼓勵。
目前印度面對種種問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不過大家都有無比的決心，堅強的意志，想法解決一切問題。只要大家立定腳跟，先了解個人和國家的關係，再了解國家和國際的關係，不慌不忙地來研究問題，那麼許多問題將迎刃而解。
當尼赫魯還沒有演講之前，國際大學副校長鮑斯教授（Prof. S. N. Bose）在他的歡迎詞里曾提到國際大學今後須注意自然科學。因此，尼赫魯在他的長篇演講的結論里就很坦白地答道：「我們要訓練學生，使他們有健全的身心，以便從事有效的工作。我們應該有善意，我們應該有熱誠，但我們更重要的須有訓練，而手工藝或其他工作不能夠單靠熱誠。」
話又說回來，目前技術已經發展到那麼高度，一般人都把文化置諸腦後了。假如個個人訓練得眼明手快，成為專家，可是人格卻發生問題，這對於社會仍沒有用處。因此，人格是最重要的。
「莫為之前，雖善而不揚；莫為之後，雖美而不彰。」泰戈爾和甘地得到尼赫魯作精神上、文化上、政治上的繼承人，薪盡火傳，這是他兩人的幸運，同時，也是整個印度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