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十八章 中印的關係
在世界文明古國里，中國、印度、希臘、埃及各有千秋。其中印度和中國，因為彼此的關係特別密切，加以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它們在世界文化上所發生的影響，似乎比較其他文明古國更大。
中國的文人學者，到了相當成就後，就心焉嚮往印度的文化和歷史。同樣的，印度的文人學者，到了相當程度後，就自然而然注意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不有同愛，雲胡以親？」陶淵明這兩句詩，就是說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大道理。
由於中印的關係的悠久，它們在南洋各地便發生極大的影響。在地理上，越南、暹羅、緬甸、馬來亞四大地區通稱為「印度支那半島」。本來，名者實之賓，我們看了「印度支那半島」這個地名，便知南洋有許多國家的文化和歷史，都和印度與中國有密切關係。
詩聖泰戈爾的特別喜歡中國文化，這是有歷史的背景的。因此，當1924年，他四訪新大陸之前，特地前往中國觀光。
和泰戈爾同往中國觀光的隨員，一共有三位學人：藝術家鮑斯（Nandalap Bose）、尼格博士（Dr. Kalidas Nay）、沈氏（Kshitimohan Sen）。沈氏曾記載那次訪問中國的行程，原文是用孟加拉文寫的，於1942年發表；到了去年，國際大學銀禧紀念的時候，又由雷氏（Kshitis Roy）譯為英文，刊載《銀禧專號》（Silver Jubilee Issue）。本章上半段的資料就是根據沈氏的遊記。
泰戈爾一行人，於3月21日出發，途經緬甸、馬來亞、香港，到了4月12日，而達上海。據沈氏說：「我覺得我們好像回到東孟加拉的老家一樣。」（I felt as if we had returned to our home in East Bengal）。巴達馬河和長江，二者之間有極大相似的地方——同樣的帶著泥土的河流，到處有沖積的土壤凸出水面；同樣的人煙稠密的嘈雜的街市，像在印度常見的景象。面對著這麼相同的景物，泰戈爾實在高興得要命，他請沈氏背誦一些歌頌恆河的詩篇。
當他們沿長江逆流而上的時候，沈氏曾遵命引吭高歌，唱完一首又一首。
泰戈爾在十里洋場的上海稍事逗留，便前往水秀山明的杭州。他對於雷峰塔、靈隱寺的旖旎的風光，蘇堤、白堤的含情的花草樹木，羨慕不置，尤其是他一聽到印度高僧慧理及飛來峰的故事，對於中印的關係更有深一層的認識。
慧理是印度的高僧，1700年前到中國來宣揚聖教。他把全副精神和生命貢獻給中國，死後就卜葬於西湖。青山有幸，長埋忠骨；到如今，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們，時常預備香花鮮果到靈隱寺來禮讚。泰戈爾目擊這些虔誠的香客，心裡大為感動。
4月25日，北京中國文人學者舉行盛大的歡迎會。一代文豪梁啓超致辭。開頭他說：「中印好像兄弟之邦一樣。」這句從心靈深處發出的呼聲，已經引起全場觀眾密切的注意。接著，梁啓超說：
據說，近年來我們終於和「文明的」國家發生接觸了。為什麼它們會來光顧我們呢？它們到這兒來開發我們的土地和財富；它們饋贈我們用人類的鮮血染成的炮彈；它們的工廠所製造的貨物和機械，天天使我們的人民失業。但是在過去，我們兄弟之邦並不是如此。我們都獻身於普遍的真理，我們努力充實人類的命運；我們覺得合作的重要。
誰也知道，在印度歷史上有個雄才大略的君王阿育王（Emperor Asoka），在他的領導和鼓勵下，中印兩國的關係已經開始。印度的高僧聯袂前往中國洛陽。同樣的，中國的高僧，如法顯、玄奘，也不怕千山萬水的阻隔，間關前往印度。
中印兩國往來的動機，並非出於自私自利。這兩國文人學者對於學問和真理的追求，對於彼此的文化的交流，都覺得有極濃厚的興趣。由於中國的文人學者細心研究印度的文學、藝術、舞蹈、音樂、戲劇、詩歌、繪畫、雕刻、建築，所以印度在中國文學和藝術上的影響，實在不是普通人所能想像得到。此外，中國的天文學、醫藥學、邏輯學、教育學及社會組織，到處都有印度的作風，有些中國學者，想採用梵文的音韻學，將中國的字母限到三十六個。這事情遠在唐代，就有一位中國的高僧以畢生精力貢獻這項工作。
法顯法師在印度住了多年。在印度期間，他不但專心研究印度的宗教，而且也到處細心訪問人情風俗。這樣一來，他對於印度才有深刻的認識。他所著的《佛國志》，已經成為中印關係的學者必需參考的最古的一部書。
據沈氏的意見，中國人是世界最有禮貌的民族。例如梁啓超，在他的演講詞里，他只頌揚印度文化對於中國有怎樣怎樣的影響。其實，中國文化對於印度的影響也是既巨且深，由於時間的距離，現在已經很難正確地一一開列出來了。絲、紙、瓜、豆等東西，固然是由中國傳到印度，花園庭院布置的方法也是由中國傳到印度。他如印花布、炮硝、茶、煙、人參，都可以追溯到中國。
中印過去的關係既然那麼親切，所以現在我們要重申盟誓，加強友誼。這就是中國之所以邀請泰戈爾的原因。印度的文人學者一向重視中國的美意和誠懇的招待。無論他們跑到什麼地方，他們都在中印友誼的大前提下，受到熱烈的歡迎。
泰戈爾在中國期間，參加了不少歡迎會，其中有一次由燕京大學設茶會招待。燕大女學院主任費賓臣夫人一再請泰戈爾吃點心，泰戈爾很有風趣地說道：「你在誘惑我。」（You are tempting me）說完，在座嘉賓不禁大笑起來。
泰戈爾在中國極受朝野人士的敬重。他曾發表了好幾次演講，其中《文明與進步》（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那篇，傳誦一時。現在摘錄幾段如下：
中國文明不但代表財富、知識、權力的進步，而且代表人生的哲學，生活的藝術。
人類的「道」，就是他在真理上最好的表現。他也許會拒絕「道」，也許願意做動物或機器，因而使自己不受什麼傷害，也許從外界的物質的觀點來看，會得到什麼力量和財富；然而就做人的立場來觀察，這比較死還壞。印度的經典曾說：「違反真理的人也許會發達，得到心愛的東西，征服敵人，但是，歸根究底，卻難免於毀滅。」上述一段話，不但和《中庸》所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相似，而且和《聖經》上所說「一個人得到全世界，但失掉自己，又有什麼用處」的理論相吻合。
自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發生接觸後，社會上起了很大的變動。有人說這是進步，有人說這是退步。對於這情形，泰戈爾有斬釘截鐵的論斷。他說：
百年來，我們給繁榮的西方拉在它的車背走，煙塵使人悶塞，嘈雜的聲音使人耳聾，我們自己的孤立無援使人自卑，速率使人被壓倒。我們承認這種驅車的方法是進步，而進步就是文明。假如我們大膽問了一句，「進步是什麼？進步為誰？」人家以為對於絕對的進步這問題表示懷疑，是特殊地可笑。
隨著機械的進步，「文明」也跟著進步，可是文明一進步後，人性卻滅絕了。尤其是殺人的武器的日新月異，每種新發明，總要許多人給它作犧牲品。製造武器及運用武器的人雖興高采烈，但是無辜的老百姓卻遭殃，這就是文明的悲劇。
泰戈爾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在機器不大發達的地方，一般孩子可以運用最簡單的材料，製造一些粗劣的玩具，大家玩得很開心。
自機器製造的玩具出世後，那些富有的兒童，能夠從百貨公司里買到各種心愛的玩具。他們為擁有值錢的玩具而覺得自豪，對於玩耍的真正的樂趣反而逐漸減少了。
泰戈爾最崇尚東方人的施恩不求報的美德。這種事情連窮鄉僻壤的文盲也做得很像樣，可是十里洋場的百萬富翁，連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開口要錢，閉口要錢；袋裡沒有錢，免開尊口；這已經成為現代文明都市普遍的現象了。泰戈爾說：
然而這事情很簡單；不過那種簡單的生活是幾百年的文化的產物；那種簡單的生活是難模仿的。在幾年內，我也許懂得把車輪一動，一下子能夠鑿穿幾千個針孔，但是對敵人有絕對純潔的禮遇，這需要幾代的訓練。簡單的生活，不注意自己的價值，不需要工資，所以那些醉心權力的人，不會認識精神生活上表現得很簡單的人是文明最高尚的產品。
像羽毛美麗的鳥兒，會被窮凶極惡的鷹隼趕到走投無路，甚至瀕於滅種一樣，歸真返璞，恬淡寡慾的人，因為過著崇高的簡樸生活，他們反而會被那些貪得無厭的運用文明的武器的人扼殺。換句話說，在簡樸的小農村里，到處有人情味；在繁華的大都市裡，人情味可沒有了。
印度像中國一樣，誰都看重清高的生活，誰都鄙視滿身銅臭的守財奴。那些一心一意想賺錢的人，往往為士林所不齒。
從前婆羅門教徒之所以被人尊重，這不但由於他們才高博學，高風亮節，而且由於他們對於財富無動於衷。這充分證明，在骨子裡，印度人是崇尚理想的生活，輕視身外浮物。可惜現代文明進步後，金錢變成萬能，於是拜金主義的人便到處追求利祿了。
泰戈爾篤信老子的《道德經》，所以字裡行間，時常闡明老子的高深的哲理，他對於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以逸待勞等高深的哲理有深入的研究。化古聖先賢的學說，為自己的血液，融會貫通，集其大成，深得中印文化的菁華。
當泰戈爾旅居中國期間，他大受中國青年的愛戴。鄭振鐸、徐志摩、謝冰心等人，受他的影響獨深。在北方，《北京晨報》成為泰戈爾的喉舌；在上海，《小說月報》一再給他宣揚。到了1927年中國大革命後，上海還有一般愛好純文藝的青年，成立「新月社」，出版雜誌和叢書。
新月不但優美，而且它象徵著有無限的希望在前頭。作為中印文化大使的泰戈爾，他在中國所發生的影響，將如新月一樣，步步高升，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