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十六章 訪問新大陸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泰戈爾的訪問美國，為的是想美國人對他的國際大學的理想表同情。在戰前及戰爭期間，他曾走馬看花地到美國跑了兩趟。他所得的印象是，這個年輕的新大陸，比較舊大陸更能夠熱烈響應他的主張，因為後者被戰神蹂躪，個個抱著民族的偏見及領土的狹窄的觀念。
假如你對於天下一家的主張有相當的認識，那麼下文所引述的他的言論就很有意義。
所有人為的藩籬應該拆掉，這個時代已經到了。只有那個根本上和普遍的原則相協調的國家才能夠生存；而那個想在特殊的偏僻的洞裡找到安全的國家將會毀滅。飼養嬰兒的地方應該隔開，他的搖籃應該平安。但是，當嬰兒已經長大成人後，假如繼續採取同樣的隔離的方法，這將使他的心身衰弱下去。……
我們應該預備偉大的場合，讓全世界從事千年萬代的合作。在那種場合里，每個國家可以和別的國家互相取捨；在那種場合里，每個國家可以從歷史發展的階段來研究，這種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來調整知識，將成為未來時代的關鍵。
胸襟豁達的泰戈爾，絕對不是排外主義者。相反的，他要把本國的文化做主體，然後儘量吸收西方各國的文化；利用人家的文化做精神食糧，而不至成為負擔。要達到這目的，我們必須精通西方各國的文化，不要站在邊緣，給人家作書本的雜差。
當泰戈爾訪問美國的時候，他剛好害病，所以他的意志十分消沉。美國人對於國際文化合作這問題的反應，起初並沒有像他所期望的那麼直接爽快。因此，他給安德烈的信札帶著悲觀的情調。
在1920年10月28日，從紐約發出的一封信里，他說：
我們的輪船抵達埠口——因為時間太遲，今晚我們不能上岸。從一個海岸到另一個海岸，激怒的波浪在動盪，呼嘯的風聲在威脅，但是，到頭來，平安抵岸，而那種瓜分世界的孤獨感，似乎非真實，而且被人忘記。在一代又一代的航海家的心目中，漂洋過海的事情並沒有完成。波浪的怒號，鹽海的悲鳴，無分晝夜地追隨他們。但是，避風港已經在望，時間的新大陸，準備以光和生命來歡迎，同時，它還邀請人家到未曾發現的地方。我已經聞到未來的氣息，同時，也見到鳥兒從岸上帶來希望的歌聲。
詩人的視野是廣大無邊。他生在這時代，可是他的思想和見識是超過這時代。他的一舉一動都要為未來的美好的世界著想。
印度像中國一樣，它的詩人多數過著「閒靜少言」的隱居生活。要他們到亂鬨鬨的都市去爭名爭利，他們可缺少那種勁頭。然而現在泰戈爾卻要到全世界最熱鬧的市場去宣傳東方文明，這對他不消說是個大負擔，他說：
我是個詩人，要我忍受那些沒有時間思索的忙人很魯莽地亂擠著我的途徑，這倒是很困難。我不是運動家。我不屬於競技場。好奇的群眾對我的凝視，把我的靈魂燒焦了。然而一種力量卻號召我跑到西方國家的人群中，而它所加於我的使命，我從來沒有訓練過。真理從蘆葦中鍛煉自己的箭杆，又輕便，又脆弱。
泰戈爾一向主張歸真返璞的生活是最愉快的生活。因此，他到了紐約後，那種繁華熱鬧的生活，他實在過不慣。他覺得自己好像住在龐大的堡壘里的地牢。兩相比較，他相信聖蒂尼克坦的無限自由的生活實在值得人留戀。他認為大都市的緊張繁忙的氣氛，整天催促犧牲者，結果，使犧牲者走投無路。在那種心情下，他恨不得提早回去。
我們知道，泰戈爾這次赴美的次要目的，是想替他的國際大學籌款，可是他一想起富人的支票簿裡邊包含著種種血腥的味兒，他的心已經冷了半截。他希望每個出錢的人都帶著一種仁愛的心理。事實上，只有仁愛才能夠對真理表示敬意。不過仁愛的呼聲和金元並沒有多大關係。當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他寧願捨棄金元，跑到故鄉去享受笑聲和歌聲的簡樸的樂趣。
泰戈爾是個注重精神，厭惡形式的人。他想打破一切形式的藩籬，找到內心的真意義。1920年12月20日從紐約發出一封信，信里說：
宗教上的形式主義，等於政治上的國家主義；它孕育著宗派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彼此互不相諒，再加上圖謀迫害的精神。我們印度中古的聖人，通過他們的仁愛的光輝和真理內在的知覺，能夠認識人類的精神上的統一性。在他們的心目中，形式主義的無數障礙物根本不存在。因此，印度教和回教的相互敵對的教條——雖然那麼不調和——不會使他們為難。
泰戈爾認為這時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東方須和西方接觸。凡是有信仰的人，應該負起這使命。雖然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以為東方和西方有基本歧異的地方，但是泰戈爾相信，有信仰、有眼光的人，仍須努力促進東方和西方的攜手合作。
像其他偉大的詩人一樣，泰戈爾是喜歡做夢的。夢想的生活過得太多，他對於繁華熱鬧的大都市的嘈雜的生活越不能夠適應。他明知西方的社會和他不大協調，可是，當他發現西方還有一部分人對他所負的使命有相當認識的時候，他恨不得竭盡智能為他們服務。
1920年他在紐約過耶穌誕，有45位客人從美國各地到他所住的山邊的旅店來聯歡。那時，白雪飄飄，木葉盡脫，客中作客，別有一番風味。他看見周遭的人大吃大玩，在狂歡中毫無永生的氣氛、鎮定的樂趣，不禁使他覺得驚奇。他知道西方人賺錢的本領倒不小，可惜生活的詩意完全被抹殺了。自到紐約後，他更深切地覺得，儉樸的生活和簡單的信仰有無限的價值。但是，西方人只信仰財富，結果，財富天天增加，所得的代價卻等於零。
怎麼樣才能夠說服西方人士，坦白地指出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呢？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去認識自己的不愉快。為著消磨閒暇，他們只好拚命去找無聊的娛樂，免得他們被人家發現為不愉快。自欺欺人，不值識者一笑。
平心而論，從樸素的印度的農村，跑到紙醉金迷的萬花筒的美國最大的都市，大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之慨。在1921年2月5日的一封信里，他說：
西方的文明是一面放大鏡，它把最普通的東西儘量放大。它的建築物、生意、娛樂，都是過分。西方的精神喜愛它的高跟的靴子，而靴子的後跟比靴子本身大得多。
自我來到本洲後，我的數字（升按：這大概是指開銷）膨脹得離譜。它不肯收縮到適當的限度內。但是，我老實告訴你，要負起這麼樣的重擔，光是想一想也夠使人厭倦。
人類真是環境的動物。環境順利，身體健康的時候，他對於世間事物有一種感覺；環境不利，身體多病的時候，他對於世間事物另有一種感覺。他到美國的初期，正值隆冬，加以體弱多病，一切都帶著灰色。不久之後，新春的氣息帶來了新的生命，他的健康逐漸恢復，所以他在美國也住得比較舒服。他曾到南部各州去參觀，他發現各階層人士都有溫暖的人情味。
泰戈爾以垂老之年，到處旅行，為的是要宣揚他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主張。他要人家互相敬愛，不要互相怨恨，這本來是極平易近情的論調，可是許多人還是聽不進去。
當他在紐約期間，有一天，他到了一個美國著名的藝術批評家府上去訪問。
這位批評家極崇拜古代義大利的藝術。泰戈爾好聲好氣地問他是否也懂得印度的藝術。批評家很魯莽地答道，他很可能會痛恨印度的藝術。泰戈爾碰了這麼一個釘子，好像冷水澆背，什麼興頭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他本來很想採取報復的態度，用同樣的語調，把西方的藝術也臭罵一頓；可是他究竟修養到家，話到了嘴頭，急忙收回去。事實上，他時常想法了解西方的藝術；欣賞猶恐不暇，哪裡來的什麼痛恨？
在泰戈爾的心目中，世界上第一流的藝術品，可以算是天下公物，不管這個人生在什麼國家，來自什麼地方。他一方面愛護他的同胞，另一方面又敬重其他國家的詩人和藝術家。他曾說過這麼一個豪語：「人類的一切偉大的光榮都屬於我。」（all the great glories of man are mine），這和孟子所說的「萬物皆備於我」，並沒有兩樣。
他不但不喜歡西方人看不起他的同胞，而且也不希望他的同胞對西方人士有什麼誤解。當印度的獨立運動展開的時候，有些人在提倡國貨，排斥外貨，同時，還大聲疾呼「西方的教育只會傷害我們」，這些不入耳之談，往往會刺痛他的心。
他認為印度過去的毛病，在於不認識自己的文化，所以才把西方的文化當做自己的文化。但是，當我們能夠立定腳跟，擁有自己的知識的資本的時候，那麼本國文化和外國文化的交流，不但是自然的趨勢，而且使雙方俱蒙其利。假如有人說文化交流根本要不得，這簡直是其愚不可及，結果，將造成地方割據的思想，產生知識上的貧困。他說：
西方誤會東方。這事情生根於二者之間所流行的不協調。但是，假如東方也想誤會西方，那麼，這對於事情又有什麼補救的呢？目前這時代，西方非常強盛；所以很可能把人類所負的偉大使命付託給它。我們從東方來的，為的是向它學習它所能教導的任何東西；這樣一來，我們可以促進履行這時代的使命。我們知道東方也有東西可以教導人家，同時，它也有責任，不要讓它的光焰熄滅。將來總有一天，讓西方人士有閒暇的心情來認識，他們能夠在東方找到糧食和休息的所在。
在只有今天，沒有明天；只有今生，不問來生的時代，泰戈爾的教訓好像是石沉大海那樣，一去無蹤。但是，負著時代的使命的大詩人，他是誨人不倦的，在國內如此，在海外也如此。
這次訪問新大陸，前後不過6個月。到了1926年，他又到美國觀光，不幸中途失了護照，弄得他十分尷尬。這是人生過程中的插曲，不然，生活毫無波折，似乎顯出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