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傳 · 第十章　辦國際大學

泰戈爾對於教育問題既然有一貫的主張，所以他早就想創辦一間學校，把自己的主張拿來實行。湊巧1902至1904年間，家裡災難重重；愛妻仙逝於前，二女棄世於後。他曾遠離家園，到喜馬拉雅山小住，其目的在於看護他的最小的兒子。到了1907年，他的大孩子也死了。中年喪偶，本來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何況心肝寶貝的兒女又相繼淪亡？他一閉著眼睛，過去的一切事情，好像電影那樣，一幕一幕地在腦海里翻滾。為著斬斷情根，他不得不致力於偉大的建國事業，希望在積極提倡文化教育的工作的時候，把許多不幸的事情慢慢忘記。 距離加爾各答城一百幾十里，有個小鎮名叫包爾波（Bolpur），火車可以直達。由包爾波下車，沿崎嶇不平的道路走了一英里半，便抵達聖蒂尼克坦，即國際大學的所在地。 在國際大學創辦前三十多年，泰戈爾先生的父親，曾利用這個偏僻清靜的荒村，作靈修靜養的聖地，命名「和平之鄉」。後來，老泰戈爾先生又把這塊地方改為修道院，即梵文所謂「阿須藍」（Ashram），凡是喜歡修身養性的人，不論種族膚色，都可以自由來歸，但以不黨同伐異，不縱物慾，不茹腥暈三件事情作戒條。如今在國際大學校園的香花樹下，還能夠認識老泰戈爾所靜坐的地方，一碑矗立，刻有老先生朝夕吟誦的禱詞： 他是我生命的寄託，我心情的愉樂，我精靈的和平 換句話說，老泰戈爾要把這塊荒村變成人間極樂的地方，而他所謂極樂，不是指酒色財氣、子女玉帛，而是指心平氣和的精靈的盡情享受。 泰戈爾自小受父親的精神教育的薰陶，以為真正的教育，必須予兒童以快樂的生活，充分的自由。理論和實踐並重，教師和學生共同生活。因此，他就在這「阿須藍」的基礎上，於1901年12月，獨自創立一間學校，實施理想的教育。 然而世間的事情，往往「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泰戈爾創辦理想學校的宗旨，當時一般人都不大了解。1904年，全印民族運動爆發，舉國騷動，抵制外國貨，提倡國貨的聲浪，洋洋盈耳。泰戈爾本來是個愛國志士，但他實在不願意把學校陷於政治的旋渦，而授統治者以摧殘的口實。這種正確的主張，他始終是「擇善而固執之」，一點也不放鬆。 我們且看1920年11月4日他致安德烈的一封信，說的又是政治須脫離學校這個大道理： 有一件事情我要對你說明，讓聖蒂尼克坦脫離政治的紛擾。我知道政治問題在印度越來越重要，而政治的侵入學校是很難拒絕的。雖然如此，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使命不是政治。假如我要搞政治，我就不屬於聖蒂尼克坦。 「假如我要搞政治，我就不屬於聖蒂尼克坦。」寥寥兩句話，真是擲地作金石聲。他並不敢說政治不好，他只想維護國際大學的三大信條：「和平、仁愛、友誼。」換句話說，這充分表示泰戈爾為教育而教育的宗旨。他絕對不想把學校當做個人爭取政權，從事政治活動的根據地。 大戰前後，他曾漫遊新舊大陸，後來又訪問中國、日本及馬來亞，足跡所至，他無處不發現「人吃人」的社會應該徹底改變。關於他旅行各地的情形，下文當詳細描寫。這兒僅提一筆，說他經過多次遊歷之後，更加堅持自己的信念：以東方文化來拯救世界的危機，以教育來改造人民的生活。雙管齊下，水到渠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新時代的問題，在於建設新世界。」而1921年12月22日正式開辦的國際大學，就負著這麼崇高的使命。 陳友生譯述的《印度新志》，對於國際大學的環境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寫。他說： 全校建設之布置，仿如一大公園，喬木成林，綠葉交蔭。廣寬之大道，四面貫通；幽曲之小徑，左右環接。此處一宏壯之大廈，彼處一雅潔之茅舍，氣象各殊，相映成趣。間或池水一灣，土丘半角，有山巔水涯之意。嚶嚶鳴鳥，習習清風，自朝至晚不息，令人心曠神怡。若極目遠望，則廣野平鋪，阡陌無際，熱帶棕櫚，隱約如披髮長人鵠立於水平線上，而竹林茅舍，亦點綴於其間，雞鳴犬吠相聞也。 學校無牆垣，亦無門禁，四通八達，無論何人可以出入，無論何物可以經過。每當晨光曦微，或夕陽西下之時，農人婦孺，相率經過校外校內，或攜鋤犁耕種之器，或驅兩輪二牛之車，或負薪米，或驅羊群，行歌相答，洋洋盈耳。 這是多麼理想的讀書的所在！ 自來名山古剎，多數是得道之士研究學問、探討真理最理想的地方。一來，遠離市朝，把一切庸俗不堪的爭名奪利的念頭洗滌得一乾二淨；二來，鄉居生活簡單，飢餐佳果，渴飲甘泉。「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這是多寫意！此外，樹木茂密，花卉繁多，新鮮的空氣，配合濃郁的花香，使人有飄飄欲仙的感覺。三來，鄉村化的學校，教師和學生時常有機會參加體力勞動，不但身體鍛煉得十分結實，而且使他們知道稼穡艱難，因而對於那些披星戴月的農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圖書館為師生活動的中心。藏書在量上固然可觀，在質上可以算是印度第一家。它的梵文古籍、藏文經典，及全印方言的古本，古代名人的手稿，未經刊印的遺著，都是世界文化的精華，儼然成為研究印度文化、回教文化、藏文佛經的中心。 藝術院包括圖畫音樂兩部，創辦於1918年，這是師生聯絡感情，課外活動的所在。泰戈爾對於圖畫和音樂都很內行，所以這間藝術院所搜羅的著名藝術作品，都能代表民族性。 在藝術院的東北，有一間相當精緻的屋子，泰戈爾時常住在那兒，它的綽號是「詩人之家」。學校的重要會議及演講會，多在「詩人之家」舉行，這倒符合他的主張，以學校為家庭，以家庭為學校，讓師生時常有接觸的機會。 由於泰戈爾的偉大的人格及著名詩篇的感召，他能夠聘請到許多國際著名的學者到這個窮鄉僻壤的聖蒂尼克坦來服務。德國的大學者李維（Sylvain Levi）、溫德尼茲（Moritz Winternitz），不辭山川的跋涉，親自到這兒來講學。中國的有名畫家徐悲鴻、張大千，著名聖徒太虛法師也不怕道路的梗阻，親自到這兒來服務。這些大師，個個都是大台柱，他們的桃李滿天下，所以他們把國際大學的大名廣播全世界。 國際大學一面是溝通東方和西方，一面是連貫新文化與舊文化。在舊文化上，它追溯希伯來文、希臘文、梵文、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在新文化上，它發揚英文、德文、法文、荷蘭文、日文。兼收並蓄，細大不捐，這間大學真不愧為世界文化的總匯。 本來觀人於其友。假如主持校政的人是個胸襟闊大的人物，那麼許多志同道合的奇才，也會甘拜下風。我們且看捷克大學梵文專家溫德尼茲教授離開國際大學前，泰戈爾給他的臨別贈言是怎麼說： 你的知識的境界是以人類的統一作精神的背景；這會加強我們愛護國際大學的理想。事實上，你和這個『阿須藍』里的同志的密切接觸，對於我們的機構的建設是有重要的貢獻，因為我們的機構所需要的材料，並不依賴磚石和泥灰，規則和章程，而是依賴它的人類歷史的信念，把歷史當做不斷努力達到存在的精神意義的最高表現……如今離別在須臾，我們向你敬致我們兄弟的敬禮（our brothers' greetings）。 須知兄弟如手足，而世間最難得的莫如兄弟。泰戈爾以創辦人的資格，把個個教授、講師、職員、學生、工友都當做至親的兄弟，難怪大家都把他當做家長，由衷地給他以熱烈的擁護。 最後，我們不會忘記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這間學院是由中國的文教界人士的熱烈支持，尤其是得力於譚雲山教授的努力募捐（譚教授主持學院院務三十多年），終於1937年正式成立。 當中國學院開幕時，泰戈爾很興奮地致開幕詞。他說： 今天，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大紅吉日，是一個長期巴望了的日子。今天我們能夠代表我們的人民，實踐我們歷史上的一個古老的保證：保證在我們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維持文化與友誼的交往。……中國學院在今天開幕以後，將成為那不斷增長的巨大知音的核子和標誌。在這裡，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將和我們在一起，變成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享我們的生活情感，也讓我們分享他們的生活情感。他們將為我們的共同事業付出勞力，幫助重建兩國人民之間曾經中斷了10世紀的頻繁交往的偉大事業。（參閱1958年2月8日南洋商報，《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二十周年》，著者為迷都）。 中國學院也有一間圖書館，關於中國的古籍，尤其是佛經，收藏相當豐富。學院的研究員，來自世界各國。大家埋頭研究，孜孜不倦，誰都以發現真理為人生最大的樂趣。 為著創辦這間國際大學，泰戈爾有時不能不為它的經費憂慮。本來大詩人是人間的驕子，他大可不必多管閒事，但是，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他不得不犧牲一切，貢獻他晚年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從事這間理想的大學的發展。因此，誰願意給國際大學以精神上物質上的幫忙，他對於這種善意都加以重視。 印度政府體念泰戈爾創辦國際大學的苦心，它願意給它以大力的支持。當1952年國際大學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印度總統普拉薩德博士曾發表一篇洋洋萬言的演講詞，他的結論是： 現在政治給這機構以法律上的承認，同時，也負起財政上的援助的責任，但是，這機構的心臟和軀幹，靈魂和良心，絕不受國家的金錢，或法律的條文的支配。這機構的確是大師的精神的表現，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的責任在於維護它原來純潔的形式，而且要不斷努力，按照大師所指示的方針來進行。……你們應該盡心盡力地為這機構服務，因為這機構是人類新文化和良心的象徵與希望。 泰戈爾的軀殼雖化為塵土，但國際大學將永遠存在，繼續為溝通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橋樑，發揚新學與舊學的總匯。